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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本书是我的尤希罗讲座（Uehiro Lectures）的扩展修订版，我曾于2013年12月在牛津担任过该系列讲座的主讲人。我要感谢朱利安·萨伏列斯库（Julian Savulescu）和尤希罗基金会邀请我发表演讲，并感谢我当时的评论人——约翰·布鲁姆（John Broome）、大卫·米勒（David Miller）和珍妮特·拉德克利夫·理查兹（Janet Radcliffe Richards）给出了深刻的评论。

呈现在这里的想法，最早可以追溯到我1996年的林德利讲座（Lindley Lecture），题目为《对不平等的反驳的多样性》。那次讲座的内容后来发展成了一篇以《平等何时重要？》作为题目的论文，并且我把那篇变得越来越长的论文展示给了更多的听众，多到我无法把他们列举出来。我从那些场合中收到了许多评论和建议，它们都让我受益匪浅。尤希罗讲座的邀请提供了一种非常受欢迎的激励，它促使我将那篇未完成的论文扩展成三次演讲，而那些演讲的内容现在又被扩展成十个章节。

在这个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许多人给了我宝贵的帮助。以下诸君为我草稿中的某些章节，在一些情况下甚至是整本书的草稿，提供了有益的评论：查尔斯·贝茨（Charles Beitz）、乔舒亚·科恩（Joshua Cohen）、约瑟夫·费希金（Joseph Fishkin）、塞缪尔·弗里曼（Samuel Freeman）、尼科·克洛德尼（Niko Kolodny）、马丁·奥尼尔（Martin O’ Neill）、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汤米·谢尔比（Tommie Shelby）、丹尼斯·汤普森（Dennis Thompson）、曼纽尔·瓦尔加斯（Manuel Vargas）和保罗·威特曼（Paul Weithman）。此外，我收到的另一些犀利而富有启发的评论，则来自2016年春季学期我的政治哲学研讨会的参与者，尤其是弗朗西斯·卡姆（Frances Kamm）和杰德·卢因森（Jed Lewinsohn）。我衷心感谢他们。拥有如此慷慨大方且让人受益的朋友和同事，真是太美妙了。我也要感谢理查德·德·费利皮（Richard de Filippi）跟我讨论了人们在医疗服务的获取途径和健康状况上的不平等，并感谢诺尔·多明格斯（Noel Dominguez）为我提供了研究上的辅助。

我一如既往地感谢我的妻子露西（Lucy）的支持。此外，在吃早餐和晚餐的时候，我曾反复尝试向她解释为什么我觉得不平等是一个如此难以著述的议题，我还要感谢她对我做出了深思熟虑且富有耐心的回应。

第一章
导论

目前美国以及整个世界都盛行着某种极其严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在道德上可能会遭到强烈的反对。但我们并不清楚究竟为何会如此，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清楚，反对不平等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支持减少或消除不平等的道德理由是什么。本书的目的就在于要更好地理解这些理由。

我们也许会想把资源从富人手中再分配给穷人。支持这种想法的一个理由是，这种方式可以让穷人过得更好，而对富人的福祉造成的代价则相对较小。这可能是支持再分配政策的一个强有力的理由，但从根本上来说，这并不是在反对不平等 ；也就是说，这不是在反对某些人的幸福水平与另一些人的幸福水平之间存在着差异。它仅仅是一个支持提高穷人的幸福水平的理由，也许还是非常强有力的理由。有些人比穷人过得好得多，这一事实之所以和支持再分配的这个理由有关，仅仅是因为，正如美国著名的银行抢劫犯威利·萨顿（Willie Sutton）在被问及为何抢劫银行时说的那样——“钱就在那儿”。

相比之下，某些理由之所以是平等主义的理由，就在于它们反对某些人的拥有物与其他人的拥有物之间存在着差异，而且它们要求缩小这种差异。接下来，我将特别关注这类理由。但这不是因为这类理由比改善穷人命运的理由更重要（它们往往不会更重要），而是因为它们更令人费解。

我们似乎很难证成（justify） ^[1] 对平等的关注。例如，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就提出了一个有名的指责。他认为对平等的关注是对特定分配模式的关注，而且这种模式只能通过干涉个人做出选择、承担风险和签订契约的自由来维持，因为这些自由会扰乱这种模式。 ^[2] 诺齐克问道，为什么我们要以不断干涉个人自由为代价去试图维持一种任意的分配模式呢？

当我们以这种抽象的方式来表明平等和自由之间存在着冲突时，平等似乎立即处于劣势。人们有显而易见的理由来反对干涉自由：任何人都不希望别人夺走他 ^[3] 珍视的那些选项，也不希望别人告诉他该做什么。但反对不平等的理由则没那么清楚。人们有很好的理由希望自己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但是，他们有什么理由要去关注自己的生活与他人的生活之间的差异呢？因此，人们常常指责说，要求更大程度的平等不过体现了“穷人”对“富人”的嫉妒。

平等主义（即关注平等和不平等）的理由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而言，只要某些理由反对一些人的拥有物和其他人的拥有物之间存在着差异，那么它们就是平等主义的理由。这包括那些以这种差异的后果作为依据的理由，即便那些反对后果的理由与平等无关。例如，有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不平等会对穷人的健康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4] 这无疑为减少不平等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性理由。这些理由虽然在广义上是平等主义的理由，但在狭义上却不是如此，因为关注不健康的理由本身并不是平等主义的理由。从狭义上而言，如果某些理由最终所依据的观念是为什么平等本身值得追求或者为什么不平等本身应被反对（objectionable） ^[5] ，那么它们才是平等主义的理由。反对经济不平等的一个可能的理由是，它会让富人对穷人的生活拥有某种不可接受的控制权。如果我们认为这种控制权之所以不可接受，是因为被支配者和支配者之间形成了不平等的关系，那么这种反驳在狭义上和广义上就都属于平等主义的反驳。但如果对被控制的反驳只是基于它会导致某些机会的丧失，那么这种反驳就只是广义上的平等主义反驳。

当诺齐克指责对平等的关注是对维持某种分配模式的关注时，他的这种指责主要对狭义的平等主义理由构成了挑战。但基于嫉妒的反驳则质疑人们到底 是否有任何好的理由来反对不平等，无论这些理由是否属于狭义的平等主义理由。

只要支持减少不平等的理由在广义上属于平等主义的理由，即只要它反对某些人的拥有物和其他人的拥有物之间存在着差异 ，那么它看起来就会支持减少这种差异，即便这种做法没有让任何人过得更好，并且还导致一些人（富人）过得更糟。这种做法所体现出来的显见非理性（irrationality）构成了所谓的“向下拉平反驳”（leveling down objection）的依据。这个反驳被看作是一种拒斥平等主义而赞成优先主义（prioritarianism）的理由，因为按照优先主义的观点，我们应当只关注改善穷人的处境，而不是关注贫富差距。 ^[6]

要评估这些挑战，我们就得清楚地解释，人们有哪些理由来关心平等和不平等。此外，为了理解促进不平等的法律和制度到底错在哪里，以及理解改变这些制度以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如何能够获得证成，我们同样也需要这类解释。即使穷人过得更好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或者贫富差距的缩小会是一件好事，但通过再分配来实现这些目标却仍然可能是错误的。威利·萨顿毕竟是一个强盗，罗宾汉也是如此，尽管后者的动机比前者的动机好。

我认为，存在一些反对不平等的理由可以应对这些挑战，事实上有若干不同的理由会如此。本书的任务便是对这些理由的本质进行考察。我把这一任务描述为考察反对不平等的理由，而不是考察支持平等的理由。因为这种表述方式潜在地包含了更广泛的考量，并不是所有这些考量都在狭义上属于平等主义的理由。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对不平等的一些最强有力的反驳与不平等的后果有关，而且并非所有这些反驳都基于平等的价值。

认识到反对不平等的理由具有多样性是重要的，因为这也有助于理解我们所面临的不平等在种类上的差异。收入在前百分之一的富豪和我们其他人之间的不平等是一回事；过着舒适小康生活的人和赤贫的人之间的不平等则是另一回事。种族不平等和各种形式的性别不平等，仍然是不同的问题；不同国家的人民之间的不平等也是如此。这些不同形式的不平等会面临不同的反对意见，这些反对意见由我将描述的那些道德反驳以不同的方式组合而成。

我将预设一个重要的平等观念，但不会为它提供论证。这个观念也许可以被称为“基本的道德平等”，即每个人都具有道德价值，无论他们在种族、性别和居住地等方面会有哪些差异。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基本的道德平等这个观念，并扩大了它所涵盖的人员范围，这可能是几个世纪以来的道德进步中最重要的一种形式。

基本的道德平等目前被广泛地接受，即使在那些拒斥实质性的平等主义主张的人之中也是如此。例如，诺齐克就接受基本的道德平等。当他写道“个体拥有权利”时，他指的是所有的 个体。 ^[7] 但他否认，从道德层面上看，我们应当使人们在财富、收入或任何其他方面的状况与另一些人的状况保持平等。正是后面这种实质性的平等才是本书关注的对象。我的问题是：一些人在某些方面过得比其他人更差，这种情况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应当在道德上受到反对呢？在本章的剩余部分，我将确定几种反对不平等的理由，其中的许多理由会在后面的章节得到更详细的讨论。

地位： 就应被反对的不平等而言，历史上最重要的例子是种姓制度和其他在地位上带有羞辱性差异的社会安排。在这些制度中，某些群体的成员被视为低人一等（inferior）。那些被认为最值得向往的社会职务和职业都把他们排除在外。他们甚至被贬低去从事某些职业，这些职业被视为有损人格和其他群体成员的尊严。这些安排所涉及的罪恶具有一个比较性的特征：我们所反对的是以一种有损人格的方式把某些人视作低人一等 。因此，这种反驳的核心观念是一种平等主义的观念。

在我提到的那些历史案例中，基于种姓、种族或性别的不平等，都是法律问题或根深蒂固的社会习俗和态度问题。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态度涉及这类广泛的共同信念，即某些种族的成员没有充分的道德地位，甚至他们可能“不是完整的人”，从而否定了我刚才所说的“基本的道德平等”。但这些信念对于我所关注的反驳来说并不重要。我认为，19世纪英国的阶级制度并没有涉及这些观念，即下层阶级的成员不是完整的人或他们的遭遇在道德上无关紧要，而只涉及他们不适合或没资格担任某些社会职务和政治职务。

基于我现在正在讨论的理由，经济不平等也可能会遭到反对。因为收入和财富的极端不平等可能意味着，穷人必须以一种被合理地视为令人羞辱的方式来生活。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指出的，如果在某个社会中，有些人比其他人穷得多，以至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着装方式使得他们出现在公众场合会感到羞耻，那么这种情况便构成了对该社会的严厉反驳。 ^[8] 同样的，这里的罪恶也是比较性的——它不在于某些人的衣衫褴褛或住房简陋，而在于这些人用以度日和展示自己的方式只能远远地低于社会普遍接受的标准，并且这种方式给他们贴上了“低人一等”的标签。正如“普遍接受的标准”这一短语所表明的，只有当人们对一个人必须满足哪些条件才会被社会接受这个问题持有某种普遍流行的态度时，经济不平等才会产生这些影响。因此，我们应当反对的是经济不平等和社会规范的某种结合。我会在第三章中进一步讨论这种不平等。

控制： 不平等之所以会遭到反对，也可能是因为它们让一些人对其他人的生活拥有某种不可接受的控制权。例如，如果一小部分人控制着一个社会中几乎所有的财富，那么这可能会让他们对其他人的工作地点、工作方式、可购买的物品以及广泛的生活面貌都拥有一种不可接受的控制权。更具体而言，如果一些人拥有国家重要公共媒体的所有权，那么这些人可能就会对社会上的其他人如何看待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生活以及如何理解他们的社会拥有某种不正当的控制权。我会在第六章、第七章和第九章来讨论对这两种控制形式的反驳。 ^[9]

机会平等： 当家庭收入和财富严重不平等时，个人在竞争性市场上的成功前景就会受到出生家庭的极大影响。这可能使得在经济上实现机会平等变得困难或不可能。人们普遍承认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尽管他们很少讨论支持机会平等的理由。我将在第四章和第五章来考察这些理由以及它们对不平等的影响。

政治公平： 财富和收入的巨大不平等也可能会破坏政治制度的公平。富人可能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影响政治讨论的过程，也更有能力为自己谋得政治职位以及影响其他的公职人员。这可以看作是控制权问题的一种特殊情况，因为对政治体制的操纵是将经济优势转变为控制权的一种方式。但破坏政治体制的公平在其他方面也具有道德重要性，例如它会对法律和政策的合法性（legitimacy）产生影响。我将在第六章中讨论对不平等的这种反驳，以及讨论它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影响力的不平等问题，或者是一个影响力的机会不平等问题。

我所列举的这四种反驳清楚地表明，对经济不平等的某些反驳并非仅仅体现了嫉妒。它们还表明，这些反驳所要求的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向下拉平。人们有很好的理由来反对令人羞辱的地位差异、不正当的控制形式和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即便消除这些东西并不会提高他们的福祉。公平的政治制度和平等的经济机会可能会导致穷人过得更好，但这不是人们想要建立公平制度的唯一理由。穷人有理由想要拥有平等的机会（即想要得到公平对待），即使这最终不会导致他们过得更好。（这是一个更深入的问题：如果机会平等意味着穷人在经济上变得更糟，那么他们是否还有充分的 理由想要实现机会平等。）

平等的关切： 我刚列举的这些对不平等的反驳都是基于不平等所产生的影响。但与此不同，还有一些对不平等的反驳是基于这种不平等的产生方式。例如，基于平等的关切（equal concern）的反驳就属于这种类型。这种反驳适用于以下这种情况：某个机构或能动者（agent）应当把一些利益给予某一群体的每一个成员，但它只把这些利益给予其中的部分成员，或者给予部分成员比其他成员更多的利益。

举例来说，假设市政当局有义务为所有居民提供铺设的道路和卫生设施。但如果市政当局在没有提供特殊证成的情况下，就向一些人提供比其他人更高水平的服务，那么这种做法就是不正当的。比如说，市政当局在富裕的街区比在贫穷的街区更频繁地重铺道路，或者在市长的朋友或某个宗教团体成员居住的地区更频繁地修整街道，这些做法无疑都是不正当的。但并不是每一次市政府投入更多的资金为一些人提供某项服务而没有对其他人也如此，就都违背了平等关切的要求。例如，如果地质因素使得一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更难维护道路的通行，那么在这些地区的道路维护上投入更多的资金就不是不正当的，因为对这种做法的证成并不要求该地区居民的利益比其他地区居民的类似利益受到更大的重视。 ^[10] 我会在第二章讨论这一要求：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它，以及它在什么意义上算作建立在平等观念的基础之上。

公平的收入分配： 1965年，在美国最大的350家公司中，高管的平均薪酬是其员工的平均薪酬的20倍。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这个比例迅速增长，并在2000年达到了376∶1的高峰。2014年，这个比例仍然是303∶1，“高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或90年代的任何时期”。 ^[11] 此外，“从1978年到2014年，经通货膨胀调整后，高管的薪酬增长了997%，几乎是股市增长的两倍，远远高于同期普通员工年薪的缓慢增长，因为后者只增长了10.5%。” ^[12]

这种不平等看起来显然会引起反对。但它之所以引起反对，不是因为它表明了平等关切的失败。相关的利益并不是某个能动者有义务去提供但却不平等地提供的利益。相反，这些利益是人们通过某种方式参与经济而获得的利益。不过有人可能会反驳道，这些数字表明造成这种不平等的经济制度是不公平的。机会平等的缺失就可能使这种制度变得不公平。我已经提到了机会平等，并且我会在第四章和第五章进行更充分的讨论。然而，目前的反驳有所不同。反对者之所以认为这是不公平的，是基于不平等的报酬被分配给某些经济职务或职位的方式，而不是人们缺少竞争这些职位的机会。由此便提出了这个问题：这种公平会提出什么要求呢？我将在第九章讨论这个问题。

让我对上述的讨论稍做总结。我已经确定了六种理由，即六种反对各种形式的不平等以及寻求消除或减少不平等的理由：

（1）我们之所以应当反对不平等，是因为它造成了令人羞辱的地位差异。

（2）我们之所以应当反对不平等，是因为它导致富人对穷人拥有不可接受的控制权。

（3）我们之所以应当反对不平等，是因为它破坏了经济上的机会平等。

（4）我们之所以应当反对不平等，是因为它破坏了政治制度的公平。

（5）我们之所以应当反对不平等，是因为政府有义务向一些人提供某些福利，但不平等违反了对这些人的利益的平等关切。

（6）我们之所以应当反对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是因为它由不公平的经济制度所产生。

根据运气平等主义（luck egalitarianism）的观点，无论（非自愿的）不平等发生在哪里，不平等都是坏的。 ^[13] 与运气平等主义不同，我所列举的这些对不平等的反驳都预设了不平等的相关人员之间有某种形式的关系或互动。不正当的地位不平等预设了某种关系，这种关系使得屈辱感或自尊受损成为合理的感受。因此，这种反驳就不适用于那些彼此之间没有互动的人。而基于控制的反驳仅仅适用于不平等涉及或导致某种形式的控制权。此外，基于缺乏平等关切的反驳则预设了某个能动者或机构有义务去提供相关的利益。最后，基于干预经济机会和干预政治平等的反驳，以及基于不公平的收入分配的反驳也都预设了相关人员参与或服从某种制度，而公平的要求适用于这种制度。一旦我们将不平等与所有这些关系因素和制度因素分开，那么我们就不清楚不平等是否应当受到反对了。 ^[14]

在反对不平等的这些理由当中，有许多理由只适用于负有某些义务的制度，或只适用于与某些正义的要求相关的制度。这个事实可能会使读者把我的观点等同于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所说的“正义的政治概念”，即正义只适用于民族国家的边界之内。 ^[15] 但我的主张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与这个概念不同。我所描述的反对不平等的理由并非都以共享的制度为前提，并且在涉及制度的情况下，这些制度既不需要与某个国家具有相同的范围，也不需要由某个国家来强制执行。例如，我在第八章中讨论的那种经济制度就不受国界的限制。

除了我所列举的这些理由，我们可能还有其他理由来支持平等或反对不平等。但我将集中讨论我所列出的这些反驳，因为它们对我来说很重要，尤其因为它们建立在某些价值的基础之上，而这些价值带来了一些有趣的规范性问题。并非所有对不平等的反驳都会带来这样的问题。例如，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不平等之所以应当被反对，可能是因为它会损害健康。 ^[16] 有人也可能论证，更大程度的平等之所以值得向往，是因为不平等会导致社会不稳定，或者因为平等会培养更强烈的团结意识和为共同利益努力的意愿，从而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如果这些主张背后的经验假设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有很好的理由把不平等视为一件坏事。然而，我不是在讨论这些理由，因为它们诉诸的价值对我而言并没有任何令人困惑的地方。例如，关于“不健康是不是坏的（bad）”，这个问题就没什么好追问的。所以这些反驳是否适用纯粹是经验性的问题。

当然，有人可能会坚持主张，我们根本就不应当反对当下社会的这种严重的不平等。因为这种不平等来自个人自由的合法运用，并且那些试图减少这种不平等的措施都是对这些自由的不正当干涉。我将在第七章中讨论这种反驳，并考察这种反驳可能会依据的那些自由的观念。对经济不平等的另一种可能的证成是，那些拥有更多财富的人应得（deserve）更多的报酬。我会在第八章考察应得这个观念，并探究它是否可以作为对经济不平等的证成，或者是否可以作为对经济不平等的反驳。

在第九章中，我将审视某种关于不公平的观念，即我刚提及的最后一个反驳所依据的那种观念，并且我会探究这种基于不公平的反驳和我讨论过的其他反驳如何应用到近期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不平等的加剧。第十章是对本书主要论题的总结。

第二章
平等的关切

在第一章中，我将违反平等关切的行为列为一种应被反对的不平等现象。我提及以下这些情况作为例子：市政府为市民提供了诸如铺路、卫生或公共交通等公共服务，但它为一部分市民所提供的服务水平却远远低于它为另一部分市民所提供的服务水平。而后者之所以受到青睐，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观点或宗教观点，也可能因为他们是重要公职人员的朋友。

对不平等的这种反驳预设了某个能动者有义务把一些福利提供给某一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在此究竟预设了什么样的义务，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因此，这种反驳就只适用于这种不平等，即不平等来自该能动者未能成功地向这个义务所针对的全部对象履行这个义务。

例如，考虑以下这些事实。在美国，男性的预期寿命是74.2岁；在中国，男性的预期寿命则是70.4岁；但在马拉维，它只有37.1岁。这让人感到震惊，并且迫切需要人们采取某些行动。也就是说，最后这个关于马拉维人的预期寿命的事实令人感到震惊，并亟须人们采取行动。人们经常认为这是一个不平等问题，有时候还把它称为“国际预期寿命差距”。然而，尽管这些事实非常令人不安，但我不认为在这个例子中，不平等是我们所要反对的对象。

马拉维人的预期寿命如此之低是非常糟糕的。但中国人和美国人的预期寿命要高得多，这一事实具有什么相关性呢？这种差异之所以是相关的，仅仅可能因为它表明人类不必这么早就死去。鉴于目前可资利用的技术，人类能够活得更久，并且在更为有利的条件下确实也活得更久。所以，马拉维男性的低预期寿命现象令人震惊的一个原因是，它是能够避免的。但把这种情况称为“国际预期寿命差距”意味着这三个国家的男性在预期寿命上的巨大差异 本身就具有根本的道德重要性，而它具有这种重要性对我而言则是不明确的。在我看来，重要的只是马拉维人的低预期寿命，而不是它与其他国家的人民在预期寿命上的差距。

相比之下，让我们来考虑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在地区和种族上的差异。在美国预期寿命最长的前10%的县，77%的白人男性活到了70岁，而出生在这些县的黑人男性只有68%的人活到了这个年龄。在预期寿命最短的前10%的县，情况更糟糕。在这些县出生的白人男性，61%的人活到了70岁，而黑人男子只有45%。 ^[1] 根据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013年的报告，美国白人每10万人中有1.2例肺结核病，而黑人每10万人中有10.2例肺结核病。白人婴儿死亡率为5.8‰，黑人则为13.7‰。 ^[2] 这些特征可能部分是由贫困造成的，但它们只要是由以下这个事实导致的，那么它们也提出了平等的问题，特别是平等关切的问题：公共机构在履行提供医疗护理和其他公共卫生条件的义务时，比起黑人和其他地区的人，这些机构向白人和某些地区的人更充分地提供了这些好处。一种更普遍的种族歧视态度在解释这种医疗差别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在我所提及的其他例子中，不平等的对待方式也可以通过特殊的偏袒形式来得到解释一样。但即便我们可以解释这些例子所共有的这种不平等的关切，它在道德上仍然应当遭到反对。

说国际预期寿命差异之所以应当遭到反对，不在于它所包含的不平等（或至少说，比起美国国内预期寿命的种族差异，这种不平等是基于不同的理由而遭到反对的），这并不是在说，这些国际差异不会引起正义的问题。比方说，如果马拉维人的低预期寿命是由贫困引起的，并且这种贫困是殖民国家掠夺自然资源造成的，那么这就是不正义的行为所导致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一种不幸的情况（例如干旱或海啸所造成的结果），即便其他国家有人道主义的理由来帮忙缓解这种不幸。但根本的反驳仍然不是不平等的问题。如果我的钱之所以比你的钱更少，是因为黑客盗窃了我的银行账户，这当然是糟糕的，但糟糕的理由却不是基于它所涉及的不平等。如果导致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形成低预期寿命的这种贫困，不仅是过去殖民活动的产物，而且也由当前不正义的国际贸易体制所造成，那么在解释这些体制为什么不正义时，平等的观念或许能够发挥某种作用。但这并不是关于预期寿命的事实本身所暗示的平等问题。我的观点是，关于美国人在预期寿命上的种族差距，这些事实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平等问题，但国际预期寿命差异的例子似乎并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它提出的是另一种严重的道德问题。

假设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因某种新疾病的出现而缩短了，从而减少了相关的不平等，但预期寿命的国际差异所引起的反对却不会因此而有所减少。然而，这一事实并不表明对国际预期寿命差异的反对不是基于它所涉及的不平等。因为假设美国白人男性的预期寿命出于同样的原因也缩短了，但美国健康状况的种族差距所引起的反对同样也不会因此而有所减少。这种差距之所以引起反对，并不在于不平等这一纯粹的事实，而在于造成不平等的那种因素——对平等关切的违背。

我在第一章中描述并捍卫了一种关于平等和不平等的关系性见解（relational view），上述的讨论也阐明了这种见解的一个总体观点。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的例子中，它们引起反对的地方都不在于预期寿命不平等这一纯粹的事实。从根本上讲，考虑到现有的知识和技术，这两个例子之所以引起反对，是因为有些人的寿命比他们本来能够拥有的寿命要短得多。只有当不平等能够说明造成这些差异的制度或其他因素之所以会引起反对，不平等才是相关的。国际例子和国内例子的区别就在于，在国内的例子中，预期寿命的差异是由重要制度未能满足平等关切的要求造成的，而国际的例子则并非如此。 ^[3] 如果这种应该遭到反对的不平等减少了，那么对当前情况的一种 反对意见也将减轻，即便这会降低白人能够获得的医疗服务水平，并且也没有提高黑人的预期寿命。 ^[4] 这在总体上是否可被证成，则是一个更深入的问题。

本章的目的是更详细地考察平等关切这一要求，特别是理解它所涉及的平等观。如果一个机构对其公民的义务只要求它以某种方式对待这些公民（例如不去侵犯他们诺齐克式的权利），那么即使这项义务平等地归于所有公民，平等的观念也难以解释当这项义务只为一些人而没有为其他人履行时所涉及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机构对待某些人的方式是错误的，因为它侵犯了他们的权利；而且无论它是否侵犯了其他人的权利，它同样都是错误的。这些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也就是说，相同的 权利）。但是平等的观念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侵犯这些权利是错误的。

一些人主张，平等的观念——或者至少我所说的“平等关切”的观念——是空洞的。因为那些看起来违反了这一要求的行为，它们的错误之处总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而被解释为它们侵犯了一些根本的、非比较性的权利。 ^[5] 但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平等在解释不平等关切的错误之处时，确实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考虑基础教育经费不平等的问题。美国每一个州的宪法都会要求该州为所有儿童提供基础教育。例如，新泽西州的宪法写道：“立法机关应规定：维护和支持一个全面有效的免费公立学校体系，用以指导该州所有5岁至18岁的儿童。” ^[6] 新泽西州最高法院认为，这一要求“必须被理解为包含了当代背景下所需要的教育机会，以便为儿童作为公民和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对手做好准备”。 ^[7] 如果州政府没有为某些儿童提供这种程度的教育，那么这会违反一项具体的、非比较性的要求。因为新泽西州多年来一直都是如此，所以这导致了新泽西州的最高法院面临一系列的案件。 ^[8] 但如果州政府向所有儿童都提供了这种程度的教育，尽管有些儿童还有机会接受由父母或私立学校所提供的额外教育，这种情况并不会违反这项 非比较性的要求。然而，如果州政府本身只为一部分儿童提供某种高于最低限度的教育，而没有为所有儿童提供类似的教育，那么这将违反平等关切的要求。 ^[9] 这种比较性反驳的合理性看起来依赖于这个事实，即教育是一种竞争性的好处。如果一个州的一部分学生接受了更高程度的教育，那么这将使其他人“作为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对手”而处于劣势。但我认为针对这种不平等对待的比较性反驳并不依赖于这种竞争因素。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考虑另一个例子，即对防止错误定罪的程序保护。一个法律制度之所以是不正义的，一种可能的原因是它未能充分地提供这种保护。美国的法律制度在这种非比较性的意义上是不正义的，因为贫穷的被告人（尤其是黑人）缺乏足够的保护来避免被错误地定罪。他们往往缺乏充分的法律辩护，而且经常被迫接受他们本不应该接受的辩诉交易（plea bargains）。

任何一套程序保护都是不完美的，并且都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但我假定有某种程度的（不完美的）保护，它使得一个为每个人都提供这种保护的法律体系不会受到这种非比较性的程序不正义的指责。但是，如果这种制度为一些公民提供了比其他公民更高程度的程序保护（例如，如果对某一社会阶层或某一宗教成员的刑事指控必须有更高标准的证据作为支持），那么在缺乏某些特殊证成的情况下，这在比较性的 意义上就是不正义的。即使这种法律制度不会侵犯非比较性的权利，但它也没有提供“法律面前的平等正义”。

这一分析同样适用于我前面提到的例子，即医疗、铺路或教育等公共服务的不平等供应。也许政府具有一种（非比较性的）义务为所有人提供这些服务，以便保障所有人在这些服务上都能达到某种最低水平。但不管政府是否具有这种义务，只要政府在缺乏特殊证成的情况下，向不同的群体提供了不平等的服务水平，那么这便违反了平等关切的（比较性）要求。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对待方式上的差异可由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的背景来加以解释，而这些偏见和歧视本身在道德上就是不正当的。但是，基于那些非比较性的或比较性的理由，不充分的或不平等的供应水平就会是错误的，并且那些理由独立于这种不正当的背景条件。因此，这些情况可能涉及三种类型的错误：一是没有充分提供某些福利的非比较性错误，二是不平等关切的比较性错误，三是种族歧视的错误。

这些不同的错误有时候会难以分解。让我们来考虑一下种族脸谱化（racial profiling）的情况。例如，在警察拦截和搜查汽车的实践活动中，他们需要依据司机的潜在犯罪证据来证成这些拦截和搜查的行为，但是他们针对黑人司机所需要的证据却少于针对白人司机所需要的证据。这显然违反了平等关切的比较性要求。但它同时也可能是一种非比较性的错误。如果政策要求警察需要获得某种程度的证据才能证明拦截白人司机是正当的，而且这种程度的证据为人们提供了某种最低限度的保护，使得人们免受这种拦截的干扰，并且这是每个人都有资格获得的保护。那么，允许警察依据较少的潜在犯罪证据去拦截黑人司机，这种做法就既是一种非比较性的错误，也是一种不平等对待的不正当形式。某种关于种族歧视的一般背景或许可以解释这些比较性的和非比较性的错误，但这些错误是某些更一般形式的错误，并且也独立于种族歧视这一特定的原因。

当政府为某些人投入比其他人更多的资源，以便提供某种特定的福利时，仅凭这一事实并不足以表明政府违反了平等关切的比较性要求。如果地质因素导致一些地区比另一些地区更难维护道路的通行，那么政府在这些地区的道路上投入更多的资金，这种做法并没有反映出政府在这些地区的居民和城里其他地区的居民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关切。同样，如果市政当局在特殊教育的班级比在非残疾学生的班级投入更多的资金，这也没有违反平等的关切，因为这并不表明有特殊需要的儿童的利益比其他儿童的利益受到更大的重视。

就我迄今所考虑的情况而言，例如公共卫生、铺路、教育和对错误定罪的保护等，我都假定了政府有特定的义务来提供这些福利，至少有义务使人们在这些方面达到一定的福利水平。而只要这些供应的成本不是特别高，那么这种假定看起来就是合理的。但即便一些机构没有义务去提供某种特定的好处，只要这些机构负有一般性的义务去为某个群体提供福利，那么平等关切的要求也能够适用于这些机构。有一些福利是政府可以选择是否要提供的，例如公共游泳池、溜冰场和高尔夫球场或许就属于这种福利。然而，一旦政府提供了这种福利，那么它就不能只让一部分公民可以合法地获得这种福利。而且我想说，如果政府提供这些设施的方式会导致只有某些社区的居民才有机会使用这些设施，那么它可能也会遭到反对。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所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平等地使所有公民受益。我们可能需要某些政府设施，例如行政大楼或军事机构。这些设施通过服务于一般的公共目的，从而为所有人都提供了福利。但除此之外，它们还可以为其所在地的居民提供额外的福利，例如增加就业机会。这本身并不违反我所描述的平等关切的要求，因为相关的设施为一些人所带来的这些福利并不是建设它们的理由（这与我提到的诸如娱乐设施等其他情况恰好相反）。对建设这些设施的证成反而依据的是它们给所有人都带来的那些福利。军事设施和其他公共建筑必须建立在某个地方，所以不可避免地会给当地居民带来一些福利。一些公民获得了这些福利，这个事实本身并不违反平等的关切。但是，如果公共设施始终在某一个地区建造，并且缺乏任何其他的证成，那么这看起来就反映了政策更偏袒该地区公民的利益，而非其他公民的类似利益。因此，这项政策便违反了我正在讨论的平等关切的要求。

为什么福利的比较水平会以这种方式引起重视？如果相关的好处是竞争性的，那么我们可以理解平等的相关性，因为提供更高水平的好处会使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占有优势。从这个意义来说，教育是一种竞争性的好处，但诸如铺路和照明之类的公共服务则不是。比起不健康的人而言，更健康的人确实具有一种竞争优势，并且在此基础之上，医疗服务的获取途径便可以作为机会平等的组成部分而获得证成。 ^[10] 但在我看来，这似乎不是对医疗服务的不平等供应的唯一反驳。问题在于，在涉及非竞争性好处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应当反对不平等的供应呢？

事实上，平等对待 （treatment）的要求看起来容易遭到某种版本的向下拉平反驳。正如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所说：“平等主义的原则常常导致浪费。” ^[11] 拉兹说，如果我们无法把某种好处平等地提供给每一个人，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多的好处可用来分配，那么平等主义的原则会要求我们不把它提供给任何一个人。

这一反驳的合理性来自拉兹对平等主义原则的特殊理解方式。拉兹把平等主义原则的典范形式理解为：“如果有些F拥有G，那么所有没拥有G的F就都有获得G的权利。” ^[12] 这个表述在几个重要的方面不同于我所理解的平等关切的要求。首先，拉兹所说的平等主义原则简单地适用于人们所拥有 的好处，而不管这些好处是怎么产生的。相比之下，我所捍卫的平等关切的要求只适用于单个能动者对好处的供应 。其次，正如我所说的，平等关切并不总是要求能动者向个人提供同等数量的好处。只有在以下这种情况，某些福利的不平等供应才会违反平等的关切：如果所有受影响的人的利益都获得恰当的重视，那么这种不平等的供应将无法得到证成。换言之，在以下这些情况，不平等就不一定与平等的关切不相容：我们没有足够多的好处来平等地让每个人受益；或者，为一些人提供与其他人同等水平的福利，这种做法在其他方面是无法实现的或困难重重的，甚至（像我所说的那样）会带来特别高的代价。虽然在一些例子中，拉兹关于“浪费的指责”看起来具有初步的合理性。但在我看来，平等关切的要求所具有的这种灵活性能够很好地处理这些例子。

通过考虑另一种不同的反驳，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说明这种情况。当某种不平等得到“好的理由”的支持时，这种不平等的对待便与平等关切的要求相容。这一事实似乎表明，我所捍卫的平等关切只是一种有限度的 （pro tanto）要求，并且在我描述的那些情况下，这种要求被压倒（overridden）了。就某些好处而言，例如对错误定罪的保护，这看起来特别令人不安。作为回应，我需要多谈一谈在应用平等关切的要求时所涉及的利益权衡问题。

在我讨论的那些情况下，道德所要求的那种关切具有两方面内容：一个是非比较性的，另一个是比较性的。一项政策可能缺乏对某些人的关切，而这种关切的缺失之所以是不正当的，可能基于以下两种理由：第一，与其他价值相比，证成这项政策的方式没有充分地 重视这些人的利益；第二，这些人的利益比其他人的类似利益受到更少的 重视。我们可以用对错误定罪的程序保护为例来说明这两种反驳。一个法律制度可能会因为它没有为被告人提供道德所要求的那种保护而遭到反对。也就是说，比起提供这些保护所需要的成本，它没有充分重视被告人免受错误定罪的利益。不过正如我所说的，即便一个法律制度对所有人都提供了充分的保护，但只要它对一些人提供更高程度的保护，并且这表明它更重视保护这些人的利益，那么它也会遭到反对。

因此，一些考虑因素便可以通过上述这两种途径来为某些对待方式提供“好的理由”，否则这些对待方式就会遭到反对。这些考虑因素有可能提供足够好的理由来支持为一些人提供某种低于最低水平的好处，因为这些理由比那些支持提供最低水平的好处的理由更重要。当然，哪些考虑因素才算是支持这种做法的好理由，这显然会因相关好处的重要性而有所不同。某些考虑因素会比人们从一种适当水平的道路翻新中所获得的利益更重要，但要比人们从避免错误定罪的保护中所获得的利益更重要则无疑会困难得多。这里的要点仅仅是，如果我们具有这种好的理由，那么即便我们没有以通常要求的最低水平来提供某种好处，这也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充分重视人们从拥有这种好处中所获得的利益。

另一个问题是，一些考虑因素如何能够成为好的理由以便支持向一些人提供比其他人更多的好处（当两者都高于最低水平时），以及这需要满足哪些要求。虽然某项政策的实施导致了某种好处的不平等供应，但支持这项政策的理由却可能与这种好处给受其影响的人带来的福利无关。例如，一个地区可能需要更高质量的道路，以便为该地区工业厂房服务的卡车能够使用这些道路。一些居民也可能因为附近的科研机构需要架线而获得了更好的宽带通讯。当应用这些理由去提供更好的服务时，这种做法并不会违反平等关切的要求，因为对这种做法的证成没有涉及某些人的利益比其他人的类似利益受到更大的重视。

这里的要点在于，当某些考虑因素以这种方式来证成对好处的不平等供应时，它们的证成方式并不包含压倒平等关切本身的要求。恰恰相反，这些考虑因素与个人利益之间的权衡方式表明，即使福利的供应不尽相同，这些个人利益也都得到了平等的考虑。

把权衡互相竞争的考虑因素纳入平等关切本身的范围之内，这似乎走得太远了。 ^[13] 例如，假设一项亟须的军事拨款法案包含了这项规定：它要求把它将购入的所有设施都放置在该国的某一个地区。这项规定有利于该地区居民的利益，但它缺乏任何证成，所以这项法案看起来违反了平等关切的要求。但受益地区的立法者坚持执行这一规定，否则他们将阻碍法案的通过。再假设，考虑到全体公民的利益，这项法案的通过（而非不通过）经综合权衡之后会获得证成，那么基于我所提议的推理方式，这项法案的通过似乎最终仍然符合平等关切的要求。这个明显的悖论可以通过这个区分来加以解释，即区分法案本身是否符合平等关切的要求，以及在特定的条件下，该法案的通过 是否符合这一要求。我认为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而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是”。

这个例子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时机来防止误解，因为我给这个要求所起的名称可能在某个方面会误导别人。“平等的关切 ”可能暗示，它要求某些能动者具有某种（关切的）态度。但这是不正确的。一个行动或一项政策是否符合平等关切的要求，取决于支持它的理由：当以正确的方式来考虑所有受影响人员的利益时，它是否可被证成。而在我们刚才所考虑的情况之中，无论我们是将这个要求应用于一项政策，还是应用于在某些情况下制定这项政策的决定，这一点都同样为真。这个要求关注的是支持这一决定的理由，而不是决策者的态度。

确定一项政策是否与平等关切的要求相容，这涉及权衡人们拥有相关好处所带来的利益和其他相互竞争的考虑因素。而这一事实似乎有可能使这一要求沦为一项非比较性的要求，即每个人的利益——如他的诺齐克式权利——应受到应有的（due）重视。但情况并非如此。正如我所解释的，平等关切的要求依然保留了它的比较性特征。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一些人的利益应当受到某些能动者的适当 重视，这不仅要求这些利益应当受到充分的重视，而且还要求这些利益应当受到与（某些）其他人的利益相同的 重视。

这就提出了这项平等关切的要求何时适用的问题。我说过，它适用于有义务为某些人提供福利的能动者。但是什么样的能动者负有这种义务呢，以及他们对谁负有这种义务呢？我对这个问题缺乏一般性的答案。幸运的是，对于我当前的有限目的而言，我不认为这样的答案是必需的。我在这本书的目的是确定对不平等的各种反驳，以及确定这些反驳所依据的平等观（如果有的话）。本章的目的是审视这样一个具体的反驳，即反驳因违反平等关切的要求而引起的不平等。因此，就当前的目的而言，提供理由使人们相信存在着这种义务，这就足够了，而这种义务确实也解释了我们对于不平等持有一类独特的反驳。

在我看来，我所列举的这些例子使得以下这两点看起来非常合理：第一，地方政府和各国政府对其公民负有这种义务；第二，平等关切的要求由这种义务而产生。让我再举一个例子：如果在当下，德国西部的学校比东部的学校拥有更多的经费，那么这至少会引起基于不平等关切的初步反驳。但是，当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是两个独立国家的时候，这种反驳就会变得不合理。

通过概述政府为什么应当遵守这项要求，我们可以对上述这个诉诸案例的论证提供一些支持。如果政府所行使的权力——制定和执行法律以及要求公民纳税的权力——依赖于他们为公民所提供的福利，那么这些福利就必须提供给所有 公民（所有被要求守法和纳税的人）。否则其他人就没有理由接受政府权力的这种证成方式。此外，在证成政府的政策时，为什么有些公民应该接受其他人的利益比他们的利益更重要呢？尤其是他们还被要求应当通过纳税和遵守其他法律来一起支持这些政策。

如果我已经表明了这一点是合理的，即政府对其公民应当遵守平等关切的要求，那么这就足以确立我在本章中的主要观点。不过，我怀疑这种义务并不局限于政府，父母对其子女也负有这种平等关切的义务。但我并不认为这种平等关切的要求能够普遍地适用到个体身上，即便个体有义务去帮助那些比自己更不幸的人。如果我捐出一大笔资金来帮助某个国家的穷人，那么我可能会受到这种优先主义的反驳：我本来应当帮助其他地区的人，因为他们更需要得到帮助。但我认为，我不会因为我只向一些人提供了援助，而没有向其他有同等需求的人也提供援助，从而遭到一种基于不平等关切的指责。

私人机构是否以及什么时候可能负有这种义务，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举例来说，即便某个慈善机构的设立只是为了帮助某些大学，它也不会因为它没有对其他大学的需求给予同等的重视而遭到反对。同样，即使某个基金会的成立只是为了研究和治疗某一种疾病，它也不会因为它没有关注那些患有其他疾病的人而遭到反对。但是，如果它已经征集捐款并在此基础之上寻求免税的地位，同时它又只为某一地区的居民提供帮助，而忽视其他地区那些患有相同疾病的人，那么它可能会遭到反对。然而，这一反驳似乎与适用于政府的平等关切要求有所不同，因为它看起来是基于捐助者的要求，而不是基于对受益人所负有的义务。 ^[14] 一个更好的例子可能是工会，因为正是工会的成员建立并支持着工会。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说：第一，工会必须遵守这一要求，即它的决策和政策应当可被证成地把所有成员的利益都纳入考虑之中，并平等地重视这些利益；第二，这项平等关切的要求是工会对其成员所负有的义务，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成员既是受益人，也是贡献者。

每当平等关切这一义务所适用的对象要求他们的利益得到平等的考虑时，这个不偏不倚的要求通常会伴随着对偏袒 （partiality）的允许。由于某些人并非平等关切的适用对象，所以偏袒会使得这些人的利益比其他人的类似利益得到更多的关注。这便引出了这个问题：这种偏袒是否与我在第一章中所说的“基本的道德平等”这一观念相容？在此，基本的道德平等指的是每个人在道德上都很重要。我相信这些观念事实上是相容的。尽管每个人都具有道德价值，但没有任何一种普遍的道德要求会规定我们作为个体在做出每一个决定时，都要平等地重视每个人的利益。这种规定会带来难以置信的约束，它甚至不可能实现。

声称各国政府对于境外人员的利益也负有这种关切的义务可能会更合理。而另一个更强硬的主张则是，我们作为个体确实负有这种义务，并且对政府的一种证成形式就在于政府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履行这一义务的方式——这种方式不仅比个体的行动更有效，而且不同于我已经提过的那种针对个体的普遍义务，这种方式不会具有侵扰性。

即便对于某些好处的供应，例如提供健康所需的条件和体面生活所需的经济商品，政府负有上述这种平等关切的义务，但对于另外一些好处的供应，政府还会对其公民负有其他特殊的平等关切的义务。这些另外的好处包括需要由当地提供并受当地决策所支配的好处，例如铺路和教育，而且通常还包括政府有责任通过民主程序来提供的那些更进一步的好处。

如果各国政府负有一种更广泛的义务向境外人员提供某些好处，那么这一特定的义务所适用的对象便能够提出平等关切的要求。但各国政府是否负有这种义务，将取决于这种义务的缺失会带来道德上难以承受的后果这一事实是否构成了对这种义务的证成。如果这一事实确实构成了对这种义务的证成，那么这个主张将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另一个相关的主张，即这种义务是防止这些后果的有效途径。而这个相关的主张又将取决于外来者能够有效地提供哪些好处。

这使我回想起我一开始对国际预期寿命差距和国内预期寿命差距所做的对比。我们可以论证，预期寿命的国际差异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不平等对待的问题。或许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并不是任何现有的单一机构没有平等地重视不同人群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和对其他健康条件的需求。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说，我们需要建立某个有义务为所有人提供这些好处的机构。

通过下述这两个步骤的论证，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关于应被反对的不平等的结论。第一步是这个（非比较性的）主张：为了让许多人的利益得到充分的重视，这个负有普遍义务的机构是必需的（并且这是确保这些利益得到满足的有效途径）。第二步则主张，目前存在的这种国际差距违反了平等对待的要求，而这个机构应当遵守这个要求。但是，即便这个论证是正确的，我认为情况依然如此：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对国际预期寿命差距的反对，针对的并不是它所涉及的不平等。

第三章
地位不平等

种姓制度以及带有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的社会都是应被反对的不平等的典型例子。我们可能有若干理由来反对这类社会。在这一章中，我关注的是这种反驳：它建立在这类社会所包含的地位不平等的基础之上。我的目的是更详细地考察这一反驳，并考虑我们如何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能以类似的理由来反对经济不平等。我也将考虑，一个彻底任人唯才的（meritocratic）社会是否会受到这类反驳。

在有种姓和等级差别的社会中，以及在带有种族歧视的社会里，有些人会仅仅因为他们的出生背景就无法获得有价值的就业形式。他们还经常被剥夺基本的政治权利，例如选举权和参政权，而且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说的，他们往往也无法获得某些重要的公共服务——这些公共服务本应提供给所有人。此外，当我所说的“团体性的好处” （associational goods）涉及其他群体的成员时，他们还会被视为没资格得到这些好处。例如，其他群体的人会认为他们不太适合成为同事、潜在的朋友、可能的婚姻伴侣，甚至邻居。

当人们以这些方式遭受歧视时，这意味着他们被剥夺了重要的机会，并且这种做法缺乏任何好的理由作为依据。即便这是由纯粹的任意行为造成的，或者在公共服务的例子中，这是由政府官员对政治盟友的偏袒造成的，它也可能是错误的。但在我所关注的那种歧视的意义上，那些遭受歧视的人之所以被剥夺了这些好处，是基于这种普遍流行的观点：关于他们的某些事实——例如他们的种族、性别或宗教——使得他们比其他人更没资格获得这些好处。按照我对歧视的理解，人们受到这种普遍流行的低人一等的观点的影响，即认为他们对于重要的好处和机会只具有较少的资格以及他们不太适合参与有价值的人际关系，这个事实是歧视的一个鲜明的特征。

歧视的错误之处依赖于这个事实：它依据的那些诸如种族和性别之类的特征并不能证成它所包含的态度和差别对待。也许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歧视者往往会诉诸某些经验概括，它们看起来提供了更好的证成，比如那些受到歧视的群体成员是不可靠的或太懒惰了，或者他们不具备那些将他们排除在外的职务所需要的能力。然而，这些概括通常都是错误的。但是，即使它们是正确的，它们也不能证成歧视所包含的那种对待方式。以不可靠为由拒绝信任某人或拒绝让他承担责任，这需要证据来表明他这个人确实不可靠；而以缺乏相关能力为由拒绝给某人提供职位，则需要证据来表明他确实缺乏能力。关于某个人所属群体的统计事实并非总是具有相关的证成力量。 ^[1]

如果那些受到歧视的群体成员开始把歧视性的对待方式和歧视所表达出来的态度视为具有正当的理由，那么这种歧视就会变得更加严重。这将对他们的“自尊”（self-respect）或“自重”（self-esteem）造成某种打击。这里的“自尊”或“自重”是在罗尔斯所说的这个意义上：“一个人对自己所持有的价值的感受，他的这种坚定的信念——他的善观念（他的人生计划）是值得执行的”和“在自己的力量范围之内，对实现自身目的的能力所具有的信心”。 ^[2]

但对于我正在考虑的这个反驳而言，某种低人一等的感受或丧失自尊的感受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只要一个社会中有足够多的人持有这些高人一等和低人一等的观点，并且导致我所描述的那种排挤和偏袒的实践活动稳固地存在，那么这个反驳就适用。当然，受到歧视的人也可能会认可与他们的地位相对应的那些职务和相关的价值，并在完成这些职务时错误地找到了（罗尔斯意义上的）自尊。这样他们就不会体验到我刚才所描述的那种屈辱，但基于我现在正在关注的这些理由，相关的歧视仍然是不正当的。

无论那些受到歧视的群体成员是将这种体验视为对他们的自尊或自重的打击，还是在完成分配给他们的职务时找到自尊和自重，那些没有以这种方式受到歧视的群体，他们的很多成员则很可能会将他们不具备这一群体特征视为关于他们自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并且也是他们的自尊的一个保障。而这一点也为他们提供了某种理由，使得他们认为他们的生活是值得过的，以及他们的计划是值得追求的。正如卢梭所指出的，双方的态度都可能存在着某种病态：基于不恰当的理由而重视或轻视自己的生命和活动，以及基于这些错误的理由来调节自己对他人的态度和行为。 ^[3]

消除歧视或其他形式的地位不平等并不会导致应被反对的“向下拉平”——它没有让任何人受益并且使得某些人过得更糟。这也许会剥夺一些人的优越感，而且这些优越感可能是他们很重视的对象。但对于这种优越感的丧失，他们并不能（合理地）提出抱怨。所以在道德相关的意义上，这不会让任何人变得更糟，而且还会让那些受到歧视的人受益。 ^[4] 人们有很好的理由来反对以下这两种遭遇：一是在缺乏任何好理由的情况下就被剥夺了我所说的那些好处，二是受到我所描述的那种低人一等的态度的影响。他们的反驳并非仅仅是对其他人所拥有的东西的嫉妒。

因此，我所描述的那种社会实践面临着这三种反驳。第一，在缺乏任何好的理由的情况下，它禁止很多人去获取重要的好处和机会。第二，它剥夺了歧视者和被歧视者一种重要的好处，即人们彼此之间平等相待所具有的好处。第三，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它导致很多人基于错误的理由去重视（或轻视）自己的生活和活动。对于那些属于“高人一等”的群体的人而言，他们可能会把自己的价值观错误地建立在这种优越的地位之上。而那些被视为低人一等的人，一旦接受了这个判断，那么他们就会不恰当地轻视自己和自己的活动。如果那些遭受歧视的人接受了他们的价值观，并且把他们的价值观建立在完成某些职务的基础之上——那些被指定为“唯一适合他们的职务”，那么考虑到他们的实际情况，他们无疑是把这种积极的评价建立在错误的理由之上。

这些反驳在不同的程度上属于平等主义的反驳。第二个反驳是最明显的平等主义反驳，因为它建立在彼此平等相处这种价值之上。第一个反驳是关于正义的问题，因为一些人被不正义地剥夺了重要的机会。但这种反驳可能是平等主义的反驳，也可能不是平等主义的反驳。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指出的，没有提供这些好处可能是一种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从而是一种非比较性的错误；它也可能体现了不平等的关切，从而是一种比较性的错误。第三个反驳所指出的问题是，人们以错误的方式去评价自己和他人。在最根本的层次上，这是一种关于“善”（good）的错误，而不是一种关于“正当”（right）的错误。如果只有当人们犯下这种评价性的错误时，才会出现第一个反驳所关注的那种不正义，那么这就是一种“正当”对“善”（关于“善”的流行观点）的依赖。正如G. A. 科恩兴许会这么说，在这种情况下，正义的实现依赖于社会的风尚（ethos）。 ^[5]

现在我开始转向这个问题，即经济不平等如何会导致应被反对的地位不平等。这正如亚当·斯密所观察的，他说如果经济状况导致一些人出现在公众场合会感到羞耻，那么这便构成了对这种经济状况的反驳。 ^[6] 我们需要更仔细地研究经济不平等如何会产生这种不正当的影响。

我认为导致这种情况的机制是这样的：人们的穿着方式、生活方式和他们拥有或消费的东西——比如他们开什么样的车，或者他们是否有车，以及他们是否有电脑——可能标志着他们适合或不适合担任某些职务，尤其是更适合还是更不适合得到我所提到的那些团体性的好处。由于他们能否获得这些东西取决于他们所拥有的金钱数量，所以经济不平等会对穷人的地位产生这种影响。

慈继伟清楚地描述了这些影响。 ^[7] 他区分了他所说的三种“贫困的风险”，我认为他借助这个短语所指的是，通过这三种方式，贫困对一个人来说就是一件坏事。如果缺钱威胁到一个人用来满足身体生存需求的能力，那么就会出现“生存贫困”。而当社会要求一个人必须以某种方式生活才能获得尊重，但某个人却因为缺钱而无法按照这种方式生活时，这便导致了“地位贫困”。最后，如果社会要求一个人必须以某种方式发挥作用（function），他才能成为一个“正常发挥作用的能动者”，但某个人由于缺钱而无法实现这一点，那么他便处于“能动性贫困”（agency poverty）之中。举例来说，要成为一个“正常发挥作用的能动者”，这包括拥有一份工作，或者做其他社会所要求的事情，以便能够获得一个人有理由想要的那些东西。在我们所处的社会里，避免能动性贫困可能还包括拥有信用卡、住所和电话，或许还有上网。按照罗尔斯对“自尊”一词所下的定义——“对自己的人生计划的价值所具有的安全感以及执行这种计划的能力”，贫困的这三个方面都会对穷人的这种自尊造成威胁。

正如慈继伟所指出的，贫困对一个人来说可能是坏事的这三种理由，既密切相关又互相分离。一个自愿选择忍受生存贫困的苦行僧，可能不会在能动性或地位上有所损失。苦行僧可能还会受到钦佩，并且被视为具有不同寻常的能力。慈继伟说，在某些时代，生存贫困并不意味着地位的缺失，而是标志着一个人在社会建设中是特别坚定的参与者，反而富裕可能带来猜疑和羞辱。相比之下，在今天的一些国家，拥有汽车是一个重要的地位象征，而一个人若像农民一样地生活则意味着他得不到尊重。 ^[8] 同样地，即使一个人充分地感受到自己作为能动者在发挥作用，例如拥有工作、以消费者的身份去参与经济活动、为人父母等，他也可能正在经历着地位贫困。

让我们在美国的背景中来说明这一点：在最近的一篇网络社论中，一名非裔美国女性回应了对穷人的批评，起因是穷人被指责在苹果手机等奢侈品上“浪费金钱”。 ^[9] 这位女士描述了在她的邻居被福利金办公室拒之门外之后，她的母亲如何以显眼的“名牌”服装打扮以及“名牌”手提包去福利金办公室帮邻居的孙女恢复了福利金的申领。她写道，这不仅仅是一个打扮得像样的问题（即干净而没有异味，不穿破烂的衣服），而是得看起来像某个人 ——像一个需要受到尊重的人。我认为作者在此的观点是，对于穷人（尤其是黑人）而言，拥有某种奢侈品是他们避免慈继伟所说的地位贫困和 能动性贫困的重要方式，也就是说，是他们能够在社会上发挥良好作用的重要方式。

虽然慈继伟所说的地位贫困和能动性贫困对一个人来说都是坏事，但它们之所以是坏事，却基于不同的理由。能动性贫困与这个事实有关，即缺钱会使一个人无法去做那些对特定的社会生活而言至关重要的事情。这些后果依赖于相关社会的组织方式。并且在这种社会中，人们有多种理由希望能够去做那些至关重要的事情，正是这些理由使得能动性贫困对于人们来说是一件坏事。贫困能够使得人们无法去做这些事情，这一点并不需要依赖于社会中的其他人所持有的歧视态度。但另一方面，地位贫困则依赖于这种态度。被其他人看作低人一等，并且被视为不适合参与到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之中，这本身就是一件坏事。然而，正如我刚才的例子所表明的，以这种方式被视为低人一等，也可能会妨碍人们去做某些事情，从而使得他们无法在社会上有效地发挥作用。贫穷可能通过 将一个人标记为“地位低下的人”而干扰了他的能动性。但贫穷也可能以其他方式来干扰能动性，而地位低下则可能基于其他理由而应当受到反对。

我认为，这些观点把握到了亚当·斯密在我引述的那种段话中所思考的内容。斯密所说的那种由贫穷引起的感受包含了坚信别人认为自己（甚至可能自己认为自己）没资格，或者不如别人有资格去担任那些有价值的职务以及获得各种各样的团体性好处。它可能还包含了无法在社会中作为“正常的能动者”而有效地发挥作用，甚至造成一种人生失败的感觉。

我在前面讨论歧视和种姓制度时说过，这些制度所造成的伤害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理由去消除这些特权地位。如果经济不平等也造成了类似的伤害，那么这便给我们提供了某种有限度的 （pro tanto）理由去优先支持一个没有这种不平等的境况，即便这会降低一些人或者所有人的经济福利水平。然而，正如慈继伟所指出的，只有当某些态度普遍流行时，经济不平等才会带来地位贫困的伤害。因此，如果可能的话，这些伤害也为改变这些态度提供了直接的理由。即使经济利益的分配保持不变，假设人们渴望财富和收入（至少超过某一个数字）的原因之一是想要获得优越感，那么这种态度的改变无疑会使富人失去某些东西。但是，他们却无法提出任何主张来反对这种损失。

这是人们所熟悉的“嫉妒指责”的一种镜像（mirror image）。嫉妒指责是一种对要求减少不平等的反驳，它主张这些要求仅仅表达了某些无法被证成的欲望，即渴望其他人不会比你拥有更多的东西。与此相反，我刚才所描述的则是一种对抗拒 减少不平等的反驳，它主张这种抗拒仅仅表达了某些无法被证成的欲望，即渴望自己比别人拥有更多的东西。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正当与善观念之间的相互关联。社会态度在经济不平等和地位伤害之间起到了调解的作用，不过正如我先前所说的，这些态度包含了一些广泛流行的评价错误。人们认为收入和消费形式的差异具有某种重要性，但这些差异实际上并不具有这种重要性。如果可能的话，要避免我所提及的地位伤害，其中一种方法就在于纠正这些错误。

虽然我怀疑我们不可能总是能够纠正这些错误，但让我们暂时想象一下在某个社会中，至少有一些错误得到了纠正。在托马斯·内格尔那篇讨论平权运动（affirmative action）的文章里，他在末尾处写道：“当种族和性别的不正义已经减少了，我们仍将面临聪明人和笨蛋之间的严重不正义。因为他们都做出了类似的努力，但却得到如此不同的回报。” ^[10] 内格尔提到了经济奖励上的差异，但他所说的情况同样也适用于尊重上的差异，而后者正是我想要关注的对象。

所以让我们想象一下：在某个社会中，除了才能之外，我们不会基于种族、性别或其他天生的偶然特征来对别人进行区别对待。我假定，社会上会有一些每个人都认为值得向往的职务和职位。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带来了经济上的回报（我们可以假定这些回报非常微薄，甚至根本就没有）。相反，这些职位之所以被认为值得向往，是因为它们提供了某些机会，而这些机会使得人们能够以一种有价值的方式来运用娴熟的才能。也许还因为这些职位构成了一种认可（recognition），它意味着那些有资格担任这些职位的人在各个重要的方面都比其他人更成功地发展和运用某些能力，而这些能力是每个人都有理由去重视并希望能够拥有的。我假定，人们纯粹依据优点来为这些职位选拔担任者，这里不存在歧视和偏袒，并且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职位的担任者都应得 这些职位，而且大家也都相信这一点是真的。至少在制度性的“应得”意义上，即某些得到证成的制度把这些职位和报酬分配给了这些担任者，这一点是真的。而只要这些职位构成了对某些优秀特征的恰当认可，那么我们还可以说，这些担任者在一种更深层次的、非制度性的意义上也应得这些职位：因为他们具有某些特征，而这些特征本身就使得这种认可形式成为一种恰当的形式。 ^[11]

我的问题是：在这个社会中，它所认可的这种差异是否涉及我一直在讨论的那种地位伤害？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一个彻底任人唯才的社会看起来就具有种姓社会的一些缺陷。 ^[12] 当然，比起这个社会，种姓社会更缺乏某些流动性。毕竟在这个社会里，任何阶层的儿童，只要他拥有才能，那么他都有可能“晋升”到更值得向往的职位。我已经假定，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都认为，拥有能胜任这些职位的才能是一件好事，而缺乏这些才能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比方说，所有父母都有理由希望他们的孩子拥有这些才能。但是，为什么这些态度不等同于一种应被反对的地位等级呢？

按照我的假定，这些态度不包含任何事实错误。然而，即使它们不包含错误，或者说尤其是 它们不包含错误，那些缺乏这些才能的人不会感到自己没地位吗？并且这种地位的缺失还被证明是正当的。如何能够避免这一点呢？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我们能否同时做到以下两点：一方面，我们认可某些才能非常值得培养，它们是我们所有人都有理由在我们自己身上和我们的孩子身上去努力培养的才能，并且如果社会职务和职位允许人们为了我们所有人的利益而运用这些才能，那么这些职务和职位就能够很好地获得证成；但与此同时，在这个社会中不会有人感到自己没地位和缺乏自尊——这种地位和自尊的缺失既得到了证成，又应当遭到反对。卢梭通过拒绝第一个前提来回应这个两难困境。他认为，人们之所以重视某些特殊的成就，只是把它们当作感受自己高人一等的一种方式。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放弃这些成就的话，那么这不会导致任何损失。（他认为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

然而，与卢梭不同，我认为这种评价态度能够获得证成。某些形式的成就是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的。人们为达到这些成就而喜悦，以及为达不到它们而遗憾，这些都是恰当的感受。因此，我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如何避免我所描述的那些应被反对的后果呢，或者我们是否必须简单地把它们接受为生活的事实？

我之前说过，在我设想的社会中，所有父母都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发展出某些能力，这些能力使他们有资格胜任一些特殊的位置，比如说考上最好的大学。而如果他们的孩子缺乏这些能力，家长就会感到失望。然而，至关重要的不仅仅是 某些能力和成就在社会中得到重视，而且还包括它们以何种方式 得到重视——这种重视对人们的生活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具有何种意义。 ^[13] 我已经假定，在我设想的社会中，人们重视那些让人有资格在高等教育中表现优异的能力。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去发展这种能力，而且如果他们的孩子没这样做，他们就会感到失望。事实上，正如我们将在讨论机会平等时所看到的，如果儿童要获得他们有理由想要的那种机会，那么这一点就很重要：他们的成长环境要让他们认识到，发展这些能力是他们有理由为之努力奋斗的事情。

然而，人们认为某些能力值得拥有，这是一回事；但如果一个人本身没有这些能力，或者如果他的孩子没资格考上最好的大学，那他的生活就被击垮了，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它是一种评价错误。即使人们有理由希望他们的孩子拥有胜任理想职位的才能，他们也有很好的理由相信还有其他事情值得去做，即还有其他值得度过并且让人感到满足的生活。不理解这一点便犯了另一种类型的评价错误。由于某些环境能够引导人们认识到有价值的生活具有多样性，因此对于每个人在理想上都应当拥有的那种机会而言，这些环境便构成了这种机会的另一个组成部分。 ^[14] 当我们认为一个完全任人唯才的社会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一种应被反对的等级制时，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想象的是一个大多数人都犯这种错误的社会，并且他们过度地关注某些特定形式的优点。

我们也可能把这个社会想象成这样：拥有这种优点的人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而没有这种优点的人则感到低人一等，并且被别人“瞧不起”。这是另一种评价错误。一个人重视某些能力和成就，并为拥有这些能力和成就而感到高兴，这不一定意味着他相信这使得他高人一等，或者比其他人更重要。然而，虽然这种区分在理论上可能很清楚，但在实践中我们却很难将这些态度分开，并且这种实践的困难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一方面，人们希望社会各阶层的儿童都认识到在校表现优异和有资格接受高等教育两者所具有的价值。但另一方面，这些儿童又不应该觉得自己比那些在这方面表现优异的人更低劣，也不应该认为这些表现优异的人会瞧不起他们（不管这些人的实际态度如何）。内格尔所说的“聪明人和笨蛋”暗含了这种类型的优越性和低劣性，当然这未必是他的意图所在。基于很多可理解的原因，这些高人一等和低人一等的态度在我们的社会广泛流行，由此导致的自卑感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从而产生有害的政治后果。

要把对这些能力和成就的价值的认可与优越感和自卑感分离开来，这会因这些能力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而变得更加困难。如果某些人重视的事物与我们相一致，并且他们拥有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去追求那些事物，那么我们更喜欢与这些人交往，这并非不合情理。就此而言，我们可以把罗尔斯关于“非比较性的群体”（noncomparing groups）的观点看作是认识到这一困难并试图减轻其影响的一种方式。

在罗尔斯的理论中，一个社会通过设立优势职位来奖励某些能力，这既需要通过“差别原则”的许可，也需要确保人们具有公平的机会平等来竞选这些职位。但罗尔斯说，即便社会奖励了这些能力，这些奖励上的差异也不一定会导致自尊的丧失。他认为情况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人们倾向于形成多个“非比较性的群体”，而在这些群体之中，人们主要与兴趣和能力相似的人交往。罗尔斯说，为了保护人们免于丧失自尊（即对他们的人生计划的价值失去信心以及对执行这些计划的能力失去信心），“每个人至少应当属于某个拥有共同兴趣的共同体，并且在这个共同体之中，他发现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同伴的肯定”。 ^[15] 他还写道：“在一个良序的社会中，由于每一个社团都具有稳定的内部生活，社团的多样性往往会降低人们对人类生活前景的差别的关注度，或者说至少降低那些令人不快的关注度。因为我们倾向于把我们的境况和这些人进行对比：他们在我们的群体之中，或者我们认为他们所担任的那个职位与我们的志向相关。” ^[16]

这看起来像是一种逃避——一种掩盖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如果被掩盖的差异本身是不正义的差异，那么这就是一种逃避。但与此相反，罗尔斯的观点是，如果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被提醒去注意各种不平等，那么即使这些不平等是正义的，它们也会带来遗憾和不愉快的对比。罗尔斯说，如果人们形成了这类非比较性的群体，那么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当然，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哪一种不平等，这个问题也会影响当前的讨论。罗尔斯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谈到收入和财富的差异，但他主要关注的——也是我在这里关注的——是个人的失败感：一些人最终发现，在某些值得为之奋斗的事情上，他们的表现达不到他们有理由想要实现的那种出色程度。作为解决后一个问题的一种方式，而不是试图解决由经济差异所引起的不快，非比较性的群体的屏蔽作用看起来就没那么有争议。

无论人们对此如何做出判断，非比较性的群体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现象，我将通过提出与它们相关的一些推测来结束这一章的内容。具体而言，我将推测非比较性的群体会以两种方式与我们的社会最近在经济不平等方面的急剧增长相关。无论我们有什么理由来反对这种不平等的加剧，我认为以下这种想法并不属于其中的一种理由：收入在前百分之一的富豪所拥有的那些极端财富和收入导致其他社会成员感到地位受损以及失去自尊。首先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肯定不会因为我不能按照富豪们已经习惯的那种作风去生活而感到苦恼。也许这只是因为生活已经为我的自尊提供了很多其他的支持。因此，对于那些比我穷得多的人而言，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我对此表示怀疑。我想推测，在我们的社会中，造成地位伤害的那种经济不平等主要发生在以下这些人之间：一边是像我这样的人——受过教育的成功专业人士；另一边则是那些收入较少的人，尤其是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些真正的穷人，并且他们还缺乏教育。我们属于不同的非比较性的群体，这一事实可能会减少地位伤害的影响，但我对这些影响会被完全消除持怀疑的态度。

不过，这一点看起来却很合理：我之所以没有为自己的生活和超级富豪的生活之间存在着差异而感到苦恼，部分原因是我和他们属于不同的非比较性的群体。他们的生活方式并没有使我陷入地位贫困或能动性贫困，因为他们的生活没有为我设定任何期望的标准。但是，那种生活的确为他们 设定了一个标准，而这可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我并不渴望拥有那么多的钱，也不渴望拥有这些钱能够买到的那些东西，比如私人飞机。但显而易见，富豪们的确渴望拥有这些东西。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富豪们的比较对象是那些拥有并渴望拥有这些东西的其他人。虽然在群体的外部，不同的群体属于非比较性的群体，但这些群体本身就是一个产生内部比较的场所。

这至少可能与美国最近在不平等方面的部分增长有关，即公司高管薪酬的大幅增长。对美国高管薪酬水平的批评已经导致确定公司高管薪酬的实践发生了两次改变。 ^[17] 一是有关高管薪酬的事实变得公开透明很多。二是薪酬委员会越来越多地聘请外部顾问来提供建议，以便决定高管每年的薪酬。这些顾问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提供“比较数据”，也就是说，他们会汇报某些公司的高管薪酬，而相关公司会把自己与这些公司进行对比。

人们本来希望这两项改变——提高透明度和聘用外部顾问——能够防止出现董事会成员偏袒他们的朋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高管薪酬的增长。但现实中似乎出现了相反的情况，而且看起来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这是因为这些措施实际上对薪酬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这些措施的一个影响是，公司会把自己与其他同等出色的公司或比自己更出色的公司进行比较，并觉得他们提供给高管的薪酬至少要“跟得上”这些公司所提供的待遇。在我看来，另一个可能的影响是，这些措施巩固了高管们的这种感受，即他们应得 这些级别的奖励；因为他们把有关其他高管的薪酬的公开事实当作一个基准，而这表明了如果人们（成功地）完成他们的那种工作，那么他们应当 得到相同的回报。 ^[18]

我将在第八章中论证，这些关于人们从事某些工作应得多少经济报酬的观念，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惯例的问题，并且缺乏任何道德依据。然而，在这些社会习俗存在的情况下，人们觉得他们应得像他们这样的人通常会得到的那些东西，这并不让人感到惊讶。 ^[19] 这可能有助于解释那些要求和期待得到这些高水平报酬的人的行为，以及那些给予他们奖金和加薪的人的行为。但是，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些应得观念在本质上只是一种惯例，那么无论人们如何坚定地持有这些观念，它们显然在道德上都没有任何分量。

这可能看起来与我之前所说的内容不一致，因为我之前非常严肃地看待地位贫困和能动性贫困，并认为它们在道德上构成了对贫困的重要反驳，尽管我承认这取决于有关社会的普遍态度。但这里不存在任何不一致。因为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社会惯例都不会导致人们应得这种惯例认为恰当的那些东西。这种基于惯例的应得观念，正是我在涉及富人的期望的例子中所拒斥的对象。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某些人未能符合惯例所建立的标准，那么他们需要为此承担代价。富人无法按照他们周围的人所期望的那种作风去生活，这确实会让他们承受一定的代价。但比起这种代价，穷人因忍受地位贫困和能动性贫困所付出的代价却要严重得多。

总结：在这一章中，我试图描述带有歧视的社会在我们看来有哪些应当遭到反对的地方。我论证道，这种社会的罪恶涉及它不正当地剥夺了一些重要的好处，包括我所说的“团体性的好处”。

我接着解释了经济不平等如何可能造成地位伤害，并且这种伤害就像带有歧视的社会所包含的那种地位伤害一样。这些伤害不仅取决于经济不平等，而且还取决于人们对某些好处的重要性所持有的普遍态度——涉及评价错误的那些态度。然后我考虑了在以下这种社会中，是否还会有类似的伤害：这种社会不包含上述的评价错误，也不存在歧视，并且实际上还是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我把罗尔斯关于非比较性群体的观念看作是避免这种伤害的一种方式。

非比较性的群体这个观念背后的趋势是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不管社会有哪些等级，人们主要与具有相似地位的人交往。这种现象在正义和不正义的社会都可能以相同的方式发生。而罗尔斯关注的是一个正义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分配满足了罗尔斯的正义标准，那么在这个社会中，相关的等级制就主要涉及以非经济价值作为衡量标准的不同成功程度。罗尔斯把形成多个非比较性群体的趋势当作一个因素，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社会对自尊的伤害。我已经表明，在不正义并且经济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中，形成非比较性群体的趋势可能会促进不正当的应得和资格观念的发展。

此外，这并不是这种趋势对不平等社会产生负面影响的唯一途径。如果富人主要与其他经济水平相同的人交往，那么他们对穷人的生活和需求就更缺乏了解，对他们的困境也会更缺乏同情。 ^[20] 这会使他们更有可能形成某种道德主义的观点（我会在第五章来讨论这种观点），从而更不愿意支持那些会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实质机会的政策，并且这也可能导致他们在总体上更不愿意满足我在第二章中所讨论的那种平等关切的要求。这意味着按照我将在第六章中讨论的那些方式，他们更不可能在公职人员、公民和选民这些角色上发挥适当的作用。

第四章
程序公平

人们通常都把机会平等理解为，个人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机会不应当取决于其家庭经济状况，并且普遍都赞成机会平等在道德上很重要。但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却很少提及它为什么很重要。在本章和下一章中，我将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究。我的目的是确定机会平等这一理念所涉及的复杂道德观念，并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为这个议题提供一个道德剖析。我将特别关注支持机会平等的各种考量本身在多大程度上属于平等主义的考量，以及这些考量所涉及的平等观。

因为机会平等与不平等的报酬是相容的，甚至以不平等的报酬作为前提，而且它似乎没有提及我们应当如何限制或证成这些不平等的报酬。所以，在许多平等主义者的眼中，机会平等的名声并不佳。有人可能会说，机会平等实际上根本不是一种平等主义的学说；或者有人会说，机会平等是一种神话，它的传播只是为了使不可接受的不平等看起来变得可接受了。人们经常以这种方式来滥用机会平等这一观念，因此我们需要警惕这种滥用。但恰当理解的话，机会平等并不是一种对不平等的证成，而是一项独立的要求：虽然某些不平等以其他方式得到了证成，但它们必须满足这项要求才会是正义的。如果这项要求得到认真对待，那么它会具有强烈的平等主义影响。所以，机会平等可能并不应得我所提到的坏名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而要评估这个争论，我们就需要确定有哪些论证在支持机会平等，并进一步澄清应当如何理解这一要求。

我将把机会平等看作是对反对不平等的三层回应的一部分。假设有某个人对他在经济上或其他方面不如他人这一事实提出了反对。我认为要对这个抱怨做出令人满意的回应，就必须涉及以下三个主张：

1.制度证成： 建立一个会产生这种不平等的制度是有正当理由的。

2.程序公平： 虽然这个过程所产生的结果是，其他人获得了这个优势，而抱怨者则没获得这个优势，但这在程序上是公平的。

3.实质机会： 尽管抱怨者在这个过程中缺乏必要的资格或其他手段去做得更好，但这一事实没有涉及任何错误的行为。

这些主张构成了我所说的“对不平等的三层证成 ”（three-level justification）。我认为，理解机会平等的关键之处就在于理解这些主张的性质和依据，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关于制度证成的主张会有多种不同的形式。例如，有人可能会主张，因为不平等是由人们行使财产权和合同权所产生的，所以仅凭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成不平等。或者有人可能会认为，由于产生不平等的制度给予了人们应得的东西，所以这就构成了对这些制度的证成。但我之所以提及这些形式的制度证成，只是为了论述的完整以及形成对比。出于某些理由，我并不认可它们中的任何一种形式，我会在第七章和第八章来讨论这些理由。接下来我将重点关注的是这一类制度证成：它们主张，产生不平等的制度可由建立此类制度所带来的效果而得到证成。

此类制度证成的一种常见形式会主张，一些机构为某些职位的个体（如公司高管）提供高薪，这种做法之所以得到证成，是因为这些报酬会吸引有才能的个体，从而有助于提高机构的生产率。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是此类制度证成的另一种形式。差别原则主张，只有当产生不平等的制度特征会使那些过得最差的人受益，并且一旦消除这些特征会使一些人过得更差时，这些制度特征才是正义的。这个证成形式不同于仅仅诉诸提高生产率的证成形式，因为前者具有一个明确的分配要素：不平等只有在以下情况才会获得证成，即比起那些在更平等的分配下过得最差的人而言，不平等会使拥有较少益处的人过得更好。这两种证成形式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主张，设立带有特殊优势的职位是否可被证成，取决于由拥有适当能力的个体来担任这些职位所带来的好处。

我所关注的程序公平是由特定的制度证成推论而来的，并且程序公平的相关标准依赖于这个证成的性质。如果由行使个人财产权所产生的不平等得到了证成，那么唯一的程序要求便是，特定的不平等确实是以这种方式产生的，例如不涉及欺诈或盗窃。而如果证成一个制度的理由是该制度给予了人们应得的东西，那么就只有当产生不平等的制度确实是在回应适当类型的应得时，特定的不平等收益才会获得证成。最后，在我感兴趣的那类情形中，如果产生不平等的制度机制之所以得到证成，是因为此类不平等会带来有益的结果，那么程序公平就会要求，对这些不平等职位的分配必须确保它们确实会带来这些好处。

因此，如果具有特殊优势的职位之所以获得证成，是因为由拥有某些能力的个体来担任这些职位会带来有益的结果，那么程序公平就会要求，为这些职位挑选担任者所依据的理由必须是他们拥有这些能力。如果这些职位不是以这种方式来填补空缺，那么这些职位的运作方式就不符合对它们的证成。我把这种观点称为“关于程序公平的制度性理论”（the institutional account of procedural fairness）。

当填补优势职位的空缺需要通过某种程序来进行，并且这种程序涉及个人或机构委员会的决定时，例如决定雇用哪些人或允许哪些人进入教育机构，这个理论便能够最直接地加以应用。在这种情况下，程序公平便要求做出这些决定的理由必须和对这些职位的证成有“合理的关联”，即必须和这些职位如何促进其所属机构的目标有“合理的关联”。

鉴于就业是重要的经济利益来源，以及教育是获得许多理想工作的重要途径，上述的情况会涵盖一系列重要的情形，我们自然而然会关注这些情形。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并不是只有这些产生不平等的机制才会引起机会平等的问题。比方说，有些人可以通过创办有限责任公司，或者通过获得专利以及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而变得比其他人更富有。假设对这些机制的证成是基于其所属制度会带来经济利益，但有些人却通过某种排挤使得另一些人无法利用这些法律形式，并且这种排挤依据的理由也与这些法律形式的经济职能无关，那么我们就能恰当地抱怨这里存在着程序不公平。（正如我们会在第五章中所看到的，如果一些人缺乏利用这些机会的手段，那么抱怨也会是恰当的。）

正如我所描述的，程序公平建立在对某些不平等的证成之上。因此，程序公平似乎不是一个平等主义的概念——尽管把它包含在内的“三层证成”在这个意义上是平等主义的主张，即它预设了相关的不平等需要获得证成。但在历史上，程序公平的观念却一直是反对重要的不平等形式的依据。

举例而言，许多错误歧视的情形之所以是错误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它们涉及我所描述的那种程序不公平。但这不是针对常见歧视的唯一反驳，而且不是所有形式的错误歧视都基于这个理由才是错误的。在那些践行种族歧视的地方，有价值的职位会把不受待见的群体成员系统地排挤在外，也许他们还被剥夺了其他团体性的好处，因为他们被看成低人一等，以至于不适合获得这些好处或职位。正如我在第三章中指出的，我们应当反对这种做法，这不仅是因为它违背了程序公平，而且还因为以这种方式去羞辱他人是错误的。相比之下，在评估申请人时，搞裙带关系、任人唯亲和懒惰懈怠在程序上都是不公平的，即便这些做法没有涉及应被反对的羞辱。

“歧视”这个术语可以应用到许多不同的事物上。如果某个政党的成员被排除在法官和其他优势职位之外，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他们正在遭到“歧视”。对这种做法的反对可以只是在反对某种程序不公平。其他通常被称为歧视的情形则可能没有牵涉程序不公平或羞辱。例如，公共设施无法让残疾人使用，这在广义上就构成了对残疾人的歧视。即使这种做法并没有反映出一种针对残疾人的羞辱态度，它也应当受到反对，因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我在第二章中讨论的那类平等关切的要求，即它没有以适当的方式考虑到所有人的利益。

所有这些情形的共同点是，它们都错误地剥夺了某些益处或机会。就道德剖析而言，我的目标是找出各种不同的因素，并用它们来解释为什么这种剥夺是错误的。我已经提到了三种这样的因素：程序不公平、羞辱和缺乏平等的关切。所有这些错误的行为都可以被恰当地称为广义上的歧视。我在这里的目的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它们是不同的错误行为：这些行为不但可以彼此独立地发生，而且它们之所以是错误的，也是基于不同的理由。

如果机会平等的要求所适用的那些不平等之所以得到证成，是因为由拥有相关才能的个体来担任这些职位会带来某些好处，那么“机会平等”并不要求每个人都能获得这些职位，而不管他是否拥有才能。拒绝那些没有才能的人并不是不公平的，也不是一种歧视。但是，如果我们不是通过这些效果来证成相关的不平等，或者认为证成不平等的理由在于应得，那么择优录用（merit-based selection）就会缺乏依据，因为优点变成了一个不相关的观念。例如，假设指派某人去担任指挥他人的职务，这种做法会解决一些重要的协调问题。但是这个行政职务却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技能，那么我所描述的那种程序公平就不适用了。而如果这个职务被认为是值得向往的，那么公平或许就要求我们通过抽签来分配这个职务，以避免应被反对的偏袒。但是，这种公平观与我正在描述的那种公平观却截然不同。

因为这一点在接下来会很重要，所以我必须在此强调一下：与我正在讨论的那种程序公平相关的优点或才能观念，是一种依赖于制度的观念。换言之，哪些能力算作才能（即作为选拔的有效依据），这既依赖于对相关制度的证成，也依赖于那些选拔人才的制度职位的性质以及对那些职位的证成。

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把才能看作个人的属性，并认为才能的价值独立于利用或犒劳这些才能的社会制度。例如，拥有某种音乐才华对于个人来说可能就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因此，建立某些允许发展和锻炼这种才华的社会制度就会是一件好事。至于哪些能力可以算作音乐才华，在不同的社会里当然会有所不同，这取决于那个社会的音乐传统。但我们至少可以说，某些形式的音乐才华具有独特的价值。所以，如果一个社会传统承认这种价值并允许发展这种有价值的音乐才华，那么这就会是一件好事。

但与程序公平相关的才能却不需要如此，而且通常也不会如此。 ^[1] 那些才能之所以成为优势职位选拔人才的适当依据，就在于它们具备这些特征（无论这些特征是什么）：如果某个人拥有这些特征，那么它们将使得他在相关职位上所发挥的作用会促进这些职位的目标，而正是这些目标为设立这些职位提供了制度证成。 ^[2] 在少数情况下，这种证成可能与某些能力所具有的独立价值相关。比方说，证成建立一个音乐学校的依据可能是，发展某种音乐才华是有价值的。但这不是普遍的情况。计算机的编程技能可能本身就有价值，也可能本身没价值。而它之所以成为某个职位选拔人才的相关依据是基于这个事实（假定事实确实如此），即让拥有该技能的个人担任那个职位会促进某些其他的目标，例如建立一个使公民能够获得医疗保险的网站。

什么能力才在相关的意义上算作才能，这不仅依赖于制度的目标，而且也依赖于该制度和相关具体职位的组织方式。如果一个职位需要举起重物，那么体力就是一种重要的能力。但如果这个工作是由起重车来完成的，那么体力就不算是重要的能力。同理，如果一个人要想在某项工作或大学课程中取得成功，这要求他必须懂法语，那么法语知识就是一种相关的能力。但如果一切事情都是通过英语来完成的，那么法语知识就不是相关的能力。当我说与程序公平相关的才能或能力观念是“依赖于制度”的，我指的正是它们既依赖于那些为制度提供证成的目标，也依赖于该制度为促进那些目标所采取的组织方式。

由此可见，如果某个制度的组织方式要求担任某一职务的个人具备某种特定的能力，但假设它以一种不要求这种能力的组织方式去运作，也能同等地实现它的目标，那么平等就要求它做出这种改变，因为优先考虑具备这种能力的候选人并不具有正当的理由。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来说，假设某个机构的组织方式使得某些工作要求体力，而大多数女性缺乏这种体力，但如果使用机械辅助设备会使得那些工作无须耗费体力，并且该机构能够同等地实现它的目标，那么以女性缺乏体力为由而把她们排挤在这些工作之外，就会是任意的并且缺乏正当的理由。跳过这个例子，值得注意的是，与制度证成（这属于我正在讨论的三阶段证成的第一阶段）相关的价值并不局限于所谓的产出效率，这些价值还包括制度为个人所提供的从事生产工作的机会。因此，要确定一个以特定方式组织起来的制度是否得到证成，这可能会涉及这些不同价值之间的权衡，并且可能会为了更好的工作机会而牺牲产出价值。 ^[3]

关于程序公平的制度性理论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依赖于制度的意义上，根据能力来选拔人才不会面临以下这个反驳：当以才能作为依据来分配奖励时，这“从道德的观点来看是任意的”，因为被奖励的才能不在个人的控制范围之内，因此个人并不能宣称对这些才能“具有功劳”。

“从道德的观点来看具有任意性”这个观念被广泛地误解，也经常被滥用。但按照我对它的理解，当我们说某个特征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是任意的，这只是说这个特征本身 并不是对特殊奖励的证成。如果某个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是“道德上任意的”，那么这并不意味着在某些条件下，依随（track）这一特征对益处进行分配就是不正义的或在道德上应当被反对，因为我们可能有其他很好的理由来支持这种分配。

“从道德的观点来看是任意的”，这句话的当前用法来自罗尔斯。罗尔斯把报酬仅仅由市场结果来决定的体系称为“自然的自由体系”（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并对这种体系提出了反驳。他的理由是，这种体系允许人们的生活前景被那些“从道德的观点来看具有任意性”的因素所决定。 ^[4] 人们经常把这种反驳理解为：这意味着在罗尔斯看来，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应当反对由这种“任意的”因素所决定的分配。但这是一个误解。正如G.A.科恩和其他人所指出的，差别原则本身会允许某些有利于有才能者的不平等。因此，如果罗尔斯认为，我们应当反对报酬的差异依随着道德上任意的特征，那么他就会是不一致的。 ^[5] 然而，若按照我所提议的方式来理解道德任意性，则罗尔斯的立场就不会不一致。 ^[6] 根据差别原则，对拥有特殊才能的个人给予特殊的奖励，这种做法之所以得到证成，是因为设立这种职位对所有人都有利；换言之，这种做法之所以得到证成，是因为一个奖励这些才能的制度会带来有利的结果。 ^[7] 这里并没有把才能本身或才能的稀缺性看成仅凭自身就提供了这种证成。

现在让我来考虑一下，对择优录用的这种制度证成会有哪些可能的反驳。首先，这种证成似乎过度依赖于相关制度所碰巧形成的目标或目的。难道一个制度不会具有一些不恰当地偏袒（或不偏袒）某个群体的目标吗？例如，在20世纪40年代，某所州立的法学院可能会辩称，由于它的目标是培养对国家经济做出贡献的律师，但招收黑人学生却不利于实现这个目标，因为没有律师事务所会雇用黑人。 ^[8] 但这不会对我所提出的观点构成反驳。因为在我的“三层证成”中，第一层次的问题是规范性的问题，即建立包含相关不平等的制度实际上 是否以及如何具有正当的理由，而不是这个制度如何被看成 具有正当的理由。

程序公平需要依赖于对包含某些不平等的制度的证成，但这种依赖也可能使得选拔标准具有某些灵活性。这不仅与形式的机会平等相容，而且也有利于超越对优点的狭隘理解。比方说，如果社会对某些专业的医生或服务于农村社区的医生具有特殊的需求，那么当某个医学院在决定录取哪个候选人时，除了考虑候选人的预期科学技能和临床技能等因素之外，它还具有正当的理由把那些特殊需求也纳入考虑之中。我在上文提及了某种对法学院政策的证成，但与那种证成不同，这里的证成不会遭受到这种反驳：它构成了一种带来排挤和社会劣等性（inferiority）的实践活动，并且以这种实践活动作为前提。

一些针对女性和少数族群的候选人的平权运动政策，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获得证成。因此，这些政策和我所理解以及捍卫的形式机会平等是相容的。按照我对歧视的定义，当人们普遍相信某些群体的成员低人一等时，歧视就会发生。这会导致把这些群体的成员排除在权威职位和专家职位之外，因为他们被认为不适合担任这些职位或被认为缺乏能力。由于人们关于哪些人能够胜任某类职位的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他们的经验中，哪些人通常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所以，反抗歧视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将以前被排挤在外的群体成员安置在权威职位之上。由此人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些职位上也能表现得和其他人一样出色。

因此，教育机构作为进入这些职业的重要途径，它们有一个合法的目标去推进这种程序。也就是说，把优先权给予被排挤的群体中那些有能力表现出色的成员，这种做法并没有涉及程序不公平，只要这对该机构的其他目标所造成的损失都被证明是正当的。而这一点是否为真，将取决于这些目标的增量（incremental）损失的严重性。当我们为培养脑外科医生选拔人才时，除了技能和可靠性之外，其他因素应当纳入考虑的程度是有限的。但并非每一个机构目标都具有这么高的边际（marginal）价值。不同于前面提到的法学院政策，我所描述的这种政策并没有涉及羞辱：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因所谓的低人一等而被系统地排除在理想职位之外。

支持平权运动的这一理由依赖于这个经验主张，即这种优先政策会产生消除歧视性态度的预期效果（而不是仅仅引发怨恨，或者导致政策的预期受益人被其他人看成是不合格的，因为他们被给予了这种优先权）。这一理由还证明了平权运动的政策只有作为一种过渡措施才是正当的。因为一段时间之后，要么这种政策已经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因此它将不再被需要；要么它已经被表明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因此它不能以这种方式来获得证成。

这个例子阐明了两个要点。第一，如前所述，虽然免于歧视的要求和择优录用的要求会互相重叠，但它们有不同的道德依据。第二，这两者都没有要求政策必须处于“（肤）色盲”的状态，或者必须避免使用其他“可疑的分类”。只有当基于种族的决策涉及排挤和低人一等的态度时，免于歧视的要求才会排除掉这些决策。而只有在对种族和其他“可疑分类”的使用与相关制度的合法目标无关时，择优录用的要求才会排除掉这些使用。

另一种针对程序公平的制度性理论的可能反驳是，它似乎不能解释违背择优录用的行为是在错误地对待那个没被选中的人。在种族歧视的情况下，被歧视者之所以受到错误的对待，我们能够确定的一个依据是：他基于种族的原因而被判定为低人一等。因此，反对种族歧视的论证建立在这个主张的基础之上，即人们不应当遭受这种错误的对待方式。相比之下，如果有人在阅读申请文件时任人唯亲或懒惰懈怠，那么对这些行为的错误之处进行制度性的解释似乎就不能把握到这层含义，即这些实践活动错误地对待了那些被排挤的人。它使得这些违背择优录用的行为看起来只是错误地对待了制度或负责选拔的工作人员的雇主。与此相关的抱怨就只是这个负责选拔的工作人员没有恰当地做好他的工作。

对这个显见反驳的回复依赖于这一事实，即支持择优录用的工具性理由只是更全面的“三层证成”的一部分。这个证成是为了回应某个人的抱怨 ——他抱怨他所拥有的物品比其他人更少。而这个回应是否恰当，则取决于对那三个主张的恰当捍卫，特别是对第一个主张的恰当捍卫，即设立带有特殊益处的职位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证成。支持择优录用的这一理由所具有的制度性特征反映了这个事实：只有当职位的执行方式与对它的证成相一致时，结果的不平等才会得到证成。虽然我们有责任向 受此结果影响的人提供一个全面的证成，但择优录用作为一个自上而下的步骤，它只是这个全面证成的一部分。（稍后我会对这个反驳做出进一步的回应。）

对制度性理论的第三个关切是，它的涵盖范围可能太狭窄了。例如，假设某类相关职位有空缺，但同等合格的候选人数量却比空缺的职位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从这些同等合格的候选人中挑选出我们的亲戚或以前的学生，制度性理论似乎也不能对此提出反驳。但是，如果在许多同样有资格获得某一职位的候选人当中，所有被选中的人都是当权者的朋友，那么这看起来应当受到反对。

诚然，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可以抱怨这种填补职位空缺的方式不会促进那些为职位提供证成的目标。但我们同样也不能对那些被拒绝的人说，任命他们无法同等地实现这些目标。所以，这里没有任何制度上的正当理由会支持选择其中的某一个候选人，而不是其他的候选人。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候选人都不能要求获得该职位。因此，我们之所以应当反对我所设想的那种选拔方式（涉及偏袒决策者的朋友或政治上的支持者），就不是因为它的结果（被选中的那个候选人），而是因为造成这种结果的方式。在我看来，这意味着反对这项政策的理由是，它违背了我在第二章中所讨论的平等关切的要求。这种偏袒之所以看起来应当受到反对，恰恰就在于一些人出于对某个人的利益的更大关切而把职位提供给他。由于平等关切的要求不适用于私人事务，所以如果相关的决定是一件私人事务，那么我们就没理由反对“偏袒”。这种“偏袒”可能是非常恰当的。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做出选择的方式，并且这种方式在设立职位时不会涉及某些候选人的利益比其他人的类似利益受到更大的重视。这就是为什么抽签看起来能够满足这个要求。 ^[9]

第四个担忧也与这种想法有关，即关于程序公平的制度性理论过于接近一种以效率作为依据的论证。避免种族歧视并不涉及放弃一个人有资格获得的东西。但是，择优录用是有成本的：它不仅要求负责招聘或录用的工作人员要放弃对亲友的偏袒，而且谨慎地阅读申请材料也需要付出劳动成本。所以，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一个人必须得多谨慎呢？他在选拔的过程中必须投入多少时间和精力呢？制度性的理由也许会提供这样一个回复：必须投入时间和精力，直到一个更谨慎的过程所需要的边际成本会大于额外的谨慎所带来的边际效益。在此，额外的谨慎通过促进那些证成设立相关职位的目标而带来了效益。

这个回复看起来并不充分。要对申请人做到公平看起来会提出更多的要求。例如，使用诸如种族、性别或候选人所在的地区等替代性指标去作为选拔候选人的手段，即使这种做法是高效的，它看起来仍然是不公平的。这一点给了我以下这些启发：在对程序公平的解释之中，制度性理论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为只有它才能解释相关的选拔标准。但这种理论忽略了这个事实：人们除了有理由希望获得某些制度职位所具有的经济优势和非经济优势，他们还有理由希望作为这些职位的候选人而受到认真对待，并且希望他人的考虑依据的是他们的优点（即由制度决定的优点）。使用替代性指标，甚至没有谨慎地阅读申请材料，这些做法可能都没有给予人们应有的考虑（除了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其他理由而应当受到反对以外）。

那么我们到底要求什么样的应有考虑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在特定的情况下，答案可能既取决于制度践行更谨慎的活动所需要的成本，也取决于个体申请人所在乎的事物是什么。我的观点是，仅凭前一种考虑无法充分地解决这个问题。应有考虑的要求既独立于制度效率的要求，也超越了这一要求。就像第二章所讨论的平等关切一样，这个要求看起来既有比较性的因素，也有非比较性的因素。所有人都应当被给予一定程度的谨慎考虑，即使我们很难确切地表明这个程度到哪为止。然而，当超过这种程度的时候，如果某些群体的成员比其他人得到了更谨慎的考虑，那么这种做法也应当受到反对（它违背了平等的关切）。

在本章的开头，我承诺提供一个对机会平等的“道德剖析”——确定它所涉及的各种道德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让我对此稍做总结。我已经表明，这些观念包括：首先，制度所产生的不平等职位如何能够得到证成。我在前文探讨了这种可能性，即程序公平的要求可被理解为此类证成的推论。其次，我审视了这种公平观所涉及的对优点的看法——优点是一种依赖于制度的观念，并考察了择优录用的要求和免于歧视的观念如何互相重叠又有所区别。最后，我还表明，这种观念需要由应有考虑的要求来进行补充。把这些观念合在一起，看起来就解释了程序公平的要求。

但这些讨论都没有涉及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实质机会的要求以及如何证成这一要求。我将在下一章来讨论这些问题。

第五章
实质机会

程序公平关注的是个体竞选优势职位的过程。如果个体要通过这个竞选过程而成为优秀的候选人，那么他就需要拥有教育和某些其他的条件；这些教育和其他条件正是我所说的“实质机会”（Substantive Opportunity）的关注对象。而如果没有人能够有效地抱怨他们之所以没能力去竞争优势职位，是因为他们无法充分获取这类条件，那么实质机会的要求就得到了满足。我要关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项要求以及如何捍卫它？

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说法是：在美国，即便是一个贫困儿童，只要他努力工作，那么他将来也可能会成为富人。这种说法似乎表明，一种包含了至少某种程度的实质机会的机会平等观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或者说至少得到了口头上的认可，甚至许多右翼人士也如此。 ^[1] 然而，相比之下，人们却很少提及对这个实质性要求的证成。

这种证成将不得不超出我在上一章中所讨论的对程序公平的证成。只要有足够多的候选人具备担任优势职位所需要的技能，从而有助于实现为优势职位提供证成的那些目标，那么对这些职位的证成就不会提供任何理由去帮助更多的孩子培养胜任这些职位的能力。即便一个机构的需求确实提供了理由去投资培养更多合格的申请人，但这种理由也只是基于对“人力资本”的需求，而不是基于正义的要求。 ^[2]

作为正义的一项要求，某种版本的实质机会是罗尔斯所说的“公平的机会平等”（Fai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的一部分。他对此的表述是：“那些拥有同等水平的才能和能力并具有相同的意愿来使用它们的人，无论他们在社会制度中的初始地位如何，都应当拥有同样的成功前景。” ^[3] 罗尔斯在没有提供太多明确论证的情况下，就引入了“公平的机会平等”这个观念，而他更喜欢把这个观念解释为不平等必须“向所有人开放”。

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基于类似的理由而支持这样一种要求，即每个人在实质上都能够获得机会；尽管这并非机会的平等 ，因为他认为机会平等是无法实现的。布坎南说，当“城镇上只有一场游戏”时，每个人就必须拥有“公平的游戏机会”。 ^[4] 布坎南相信，家庭环境的差异是每个人都能获得这种公平机会的主要障碍。为了抵消这种不公平，他认为良好的全民公共教育和限制代际财富的转移应当是“宪法的要求”，即便这会造成对个人自由和经济效率的一些牺牲。

布坎南心目中的开放性（openness）看起来显然不仅仅适用于人们通过某些程序所竞选的职位（这些程序包括大学录取和就业中的择优录用等），而且也适用于人们通过创业而取得成功等此类事情。限制继承权可以防止富裕家庭的孩子在实现后一种成功时获得不公平的优势。但是给每个人一个公平的游戏机会似乎也要求贫困儿童至少能够获取某些初始的资金和信贷。正如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和安妮·艾斯托特（Anne Alstott）以不同形式所提议的，我们可以通过给所有人提供某种最低限度的遗产来实现这个要求。 ^[5]

布坎南为什么会在实质机会上采取这种强硬的立场，从而与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等其他自由市场的支持者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认为答案是，不同于哈耶克和弗里德曼， ^[6] 布坎南是一个契约论者（contractarian）。 ^[7] 就像罗尔斯一样，布坎南也相信，对于每一个被要求去接受和参与制度的人而言，这些制度必须可被证成。 ^[8] 他认为，只要社会上的理想职位没有对所有成员“开放”——不管他们出生在哪个家庭，那么这种证成性（justifiability）的要求就没有得到满足。而如果人们缺乏一个公平的“游戏”机会，那么我们就不能要求他们接受并遵守这种“游戏”规则。

我将从以下这两个问题来展开我的论述：支持这项开放性要求的理由是什么，以及它适用于哪些职位范围？罗尔斯认为，要使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成为正义的，这项要求是一个必须得到满足的条件。关于他的正义第二原则，罗尔斯的最初陈述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被这样安排，以便（a）我们能合理地期望它们对每个人都有利，（b）它们所依附的职务和职位向所有人开放。”后来他又增加了“在公平的机会平等的条件下”作为进一步的说明，罗尔斯更喜欢用它来解释开放性。这表明，要使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 成为正义的，开放性的要求是一个必须得到满足的条件。由此可见，这一要求所适用的职位只是那些带有不平等报酬或特权的职位。让我把这种支持开放性要求的理由称为“正义不平等的理由”。

一个更广泛并且要求更高的想法是：如果一些人因遭受歧视或因没有出生在足够富裕的家庭，就被禁止去从事他们有资格胜任并有很好的理由想要从事的那些职业——不管这些职业是否带有特殊报酬或特权，那么这便构成了对该社会的严厉反驳。例如，这些职业包括了艺术家或音乐家等。作为一项实质机会的要求，这个更广泛的要求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除非有胜任资格的人出生在富裕的家庭，否则他们就缺乏重要的机会去胜任那些要求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这无疑构成了对该社会的反驳。 ^[9] 让我把这种支持开放性要求的理由称为“自我实现的理由”。我之所以提到这两种理由，是因为每一种理由都具有独立的吸引力，尽管较窄的“正义不平等”的理由可能更容易捍卫。 ^[10] 虽然这两种理由之间的差别在某些方面是相关的，但我将直接关注这个较窄的要求。 ^[11]

根据罗尔斯的主张，开放性提出了这一要求：“那些拥有同等水平的才能和能力并具有相同的意愿来使用它们的人”应当拥有“同样的成功前景”。为了澄清这一点，我们需要更多地谈一谈如何理解才能，以及如何理解“努力”或“意愿”这项动机要求。有了这些澄清，我们就可以转到这个问题：开放性如何与平等和不平等相关？

正如我在之前所提到的，与程序公平相关的能力概念是一种依赖于制度的概念。如果某个人拥有某种能力，并且这种能力是选拔优势职位的相关依据，那么这便意味着他拥有该职位所要求的那些特征，而这些特征所产生的效果能够证成该职位的设立。同样，在为学术项目挑选预备人才时，相关的能力就仅仅由这些特征所组成：考虑到这些项目的目标和组织方式，这些特征是人们想要在这些项目上拥有出色表现必须具备的特征。

一旦这些职位和教育项目的目标与组织方式确定下来了，那么在这种意义上的能力也就明确了。在某个特定的时间里，某个特定的个体要么具备这些特征，要么不具备，而且一些人会比另一些人在更大程度上具备这些特征。但是，如果工作或教育项目有所改变，那么这种意义上的能力也会发生变化，并且这种变化意味着实质机会的要求也会有所改变。假设通往重要优势职位的教育项目预设了某些语言、计算机技能或科学训练作为前提，那么罗尔斯的开放性概念就会要求所有人必须都能够获得这些东西。一旦只有富裕家庭的孩子才能获得这些技能，那么贫穷家庭的孩子就被阻挡在这些职位的考虑之外。但是，如果获得这些语言或计算机技能是大学相关课程的一部分，而不是被预设的前提条件，那么支持向所有人提供这种训练的这一理由就不适用了。

这一切看起来都很清楚。但尚不清楚的是，这种依赖于制度的能力概念是否足以理解实质性的机会平等要求，尤其是当这项要求采取了罗尔斯的“公平的机会平等”这种形式——它要求“那些拥有同等水平的才能和能力并具有相同的意愿来使用它们的人，无论他们在社会制度中的初始地位如何，都应当拥有同样的成功前景”。 ^[12] 以这个公式来表述机会平等，看起来是在用能力的概念来为所有人都必须能够获取的教育和其他条件设定标准。而如果一种能力的概念要发挥这种作用，那么它本身就不能依赖于某种特定的教育形式和其他发展条件。

例如，假设一些人觉得抽象推理很容易。因此，他们在数学和计算机编程等科目上表现特别出色，从而有资格获得那些需要这些技能的优势职位。这似乎与“公平的机会平等”是相容的，因为那些没资格获得这些职位的人与那些有资格的人在这些科目上并不具有“同等水平的能力”。但这一结论预设了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假设我们发现有一些早期干预的方法，无论是特殊的课程、药物还是某种其他的治疗，这些方法都可以让其他孩子在抽象推理上发展出同等水平的能力。那么我们还能说我最初描述的教育程序符合“公平的机会平等”的要求，因为成功的孩子比没成功的孩子在抽象推理上的“能力水平更高”吗？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举例来说，假设富裕家庭为他们的孩子提供了某些特殊的课程或其他的干预形式，从而克服了这些孩子最初在抽象推理上的缺陷。但是，如果贫穷家庭的孩子没有得到这些好处，那么罗尔斯的公式所表述的那种机会平等看起来就没有实现。

由此带来的结论是：只要能力是一种依赖于制度的观念，那么任何关于两个人处于“同等能力水平”的判断，就都预设了某些特定的教育形式以及其他运用这些能力的条件。因此，把平等的成功前景给予那些拥有同等才能的人，这个观点便不能用来详细说明机会平等所要求的教育形式和其他条件。这个问题也许可以通过使用一种不依赖于制度的能力概念来避免。但在我看来，没有这样一种概念与对经济制度的证成相关。 ^[13]

理解罗尔斯的观点的另一种方式是简单地把它解释为，罗尔斯要求儿童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不依赖于他们的家庭的财富和收入。这种看待问题的方式，是在用富人所能提供的教育来为如何确定“同等能力水平”这一观念设定教育标准。它认为，假设我们给予两个儿童充足的动力（稍后我会讨论这个因素），并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教育以及其他现有的发展条件，如果他们表现得一样好，那么他们就处在“同等的能力水平”。

这设立了一个很高的标准，稍后我会考察在一个经济严重不平等的社会中要满足这一标准所涉及的难题。但是，为所有儿童提供足够好的发展条件之所以是困难的，不仅仅是因为贫困，还因为家庭态度和价值观的差异。 ^[14] 我们可以通过考虑“意愿”（willingness）的问题来把握这一点，这是我先前搁置的问题。

罗尔斯对“公平的机会平等”的阐述在这一点上存在着歧义。他首先说：“那些拥有同等水平的才能和能力并具有相同的意愿来使用它们 的人，无论他们在社会制度中的初始地位如何，都应当拥有同样的成功前景。”但他接着阐述了一个更强的条件：如果许多人的心理成长模式由于不幸的家庭环境而导致他们“未能做出努力”，从而没资格去获得那些他们有能力可以获得的优势，那么“公平的机会平等”就没有实现。 ^[15] 这后一种更强的主张看起来显然是正确的。仅仅缺乏“意愿”或者未能做出努力，这并不能解决问题。

这里有陷入某种道德主义（moralism）的危险，这是机会平等观念所面临的重大误区之一。 ^[16] “同等的意愿”（equal willingness）这一短语可能表明，只要我们能够（真实地）对一个沮丧地提出要求的人说，“如果你更努力地尝试过，你就可以获得这个好处，所以你没能获得这个好处是你自己的过错”，那么这就满足了实质机会的要求。这是道德主义的想法，因为它认为，不平等是由穷人的道德过错造成的，所以依据这一理由就可以证成不平等。这里也可能会错误地出现某种应得的观念，它以这种形式呈现出来：努力的人基于他们的努力而恰当地得到了奖励，没有努力的人则由于他们的懒惰而应得痛苦。

虽然这类道德主义和诉诸应得的主张可能具有不少吸引力，但它们都是错误的。 ^[17] 为了弄清楚它们为什么是错误的，我们需要更仔细地考察以下这种情况会以哪些方式而具有道德重要性，即一个结果是由某个人的选择造成的，或者说它是某个人通过恰当的选择本来能够避免的结果。一种可能的方式涉及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是对某个能动者或者对他的行为方式进行道德评价。如果一个人“心甘情愿”地做了某件事，那么考虑到他对这一行为及其后果的信念，这便表明他认为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例如，如果我跟你说我会去机场接你，但因为我想在电视上观看我最喜欢的电影明星，所以我没去接你。这个事实便表明，比起你的便利和我给你的保证，我更重视这种观看电影明星的快乐。因此，我已经做出了这种选择，这一事实便与你对我的评价和对我们的关系的评价相关。

但正如我将在第八章中论证的，受助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差异并不能证成社会福利的不平等分配。所以，一个人的自愿选择会对不平等的结果是否得到证成产生影响，不可能是因为这种选择揭示了这个人的道德品质。因此，我们需要一种不同的解释。

在我看来，一种更好的解释如下所述。 ^[18] 人们通常具有好的理由希望那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会受到他们在适当条件下所做出的选择的影响。这其中的一个理由是，人们在良好的条件下——比如当他们充分了解备选方案并能够清晰地思考它们时——所做出的选择很可能反映出他们的价值观和偏好，因此他们在这些条件下所选择的结果更有可能是他们喜欢和赞成的结果。第二个理由是，比起由其他方式所决定的结果，由人们的选择所带来的结果会具有不同的意义。举例来说，礼物的一个重要的意义便来源于这个事实（当它确实是事实的时候），即礼物体现了赠送者对接受者的感情；这一点同样也适用于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所做出的选择，例如职业选择。

基于这些理由，我们想要对自己生活中的重要方面做出选择，不过这些理由都依赖于做出这些选择时的条件。当一个人不知道替代方案的性质，或者当条件使他不太可能考虑某些有价值的替代方案或不太可能认真对待它们时，选择的价值就会受到破坏。所以人们有强有力的理由想要的一件事就是，让那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取决于他们在足够好的条件下做出选择时所采取的反应。对于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方面，比如他们将从事什么职业，这一点尤其如此。

如果一个人是因为他在足够好的条件下未能恰当地做出选择，才使得他没有资格获得某种好处，那么他可能“不会抱怨”他缺乏这种好处。这个人之所以不会抱怨那些提供这种好处的制度，仅仅是因为那些制度已经做了足够多的事情来提供这种好处。但是，只有当这个人在做出选择时所处的条件足够好，这一点才是正确的。

我认为我们应该以这种方式来理解罗尔斯提及“意愿”时其背后的想法。当罗尔斯写道：“那些拥有同等水平的才能和能力并具有相同的意愿来使用它们 的人，无论他们在社会制度中的初始地位如何，都应当拥有同样的成功前景。”这表明在某些情况下，一些人不“愿意”发展自己的才能，这一事实便意味着他们不会抱怨自己没有成功地获得理想的职位。但是，只有当（以及因为）他们在选择不去发展他们的才能时所处的条件足够好，情况才会如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所拥有的物品比他们原本想拥有的物品更少，这一事实之所以可被（部分地）证成，并不是基于某种关于他们的道德品质的主张——他们没有付出那种使其应得奖励的努力。 ^[19] 恰恰相反，这是基于一种关于其他人 （包括基本的社会制度）已经为这些人做了哪些事情的主张：因为 为了让这些人在做出选择时处于良好的条件之下，其他人已经做了足够多的事情，所以 这些人不能对此提出抱怨。 ^[20]

按照这种解释，重要的是一个人在足够好的条件下拥有 选择权，而不是他有意识地做出了 选择。如果某个人处在某些（足够好的）条件之下，并且这些条件使得他原本可以通过恰当的选择而得到某个结果，那么这可能就足够了——即便由于他没有注意到他事实上拥有这种选择权，从而导致他在没有做出选择的情况下就错过了这个选项。 ^[21]

这种观点并没有否认人们——尤其是那些在恶劣条件下成长的人——是道德能动者，即他们能够对其选择承担责任。 ^[22] 这里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以下这两个理由。首先，这种观点认为人们并没有资格要求获得好的结果：我们必须提供的条件是有限的，而在此之后，需要由人们（他们的责任）来做出自己的决定。其次，即使我们为那些在贫穷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下成长的人所做的事情还不够多，他们也仍然是负有责任的能动者，即他们也可能会因为不够努力而受到道德批评。正如我已经论证过的，下述这两个问题是不一样的：第一，他们的选择所反映出的态度是否会受到道德批评；第二，如果社会制度为他们安置的环境使得他们很可能会形成这些态度，那么这些制度本身是否会受到道德批评，即它们是否会因为不符合实质机会的要求而被批评为不正义的。正是未能区分这两个问题才导致了我正在反对的那种道德主义。

要为儿童提供足够好的条件，以确保他们能够在这些条件下选择如何发展他们的才能，这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这种困难不仅仅是由贫穷和贫穷的后果造成的。在一些情况下，起作用的因素并不是经济因素，或者说不纯粹是经济因素，而是文化因素，可这种困难依然存在。人们可能会对哪些事情发展出“努力的意愿”，这既取决于他们认为哪些事情对他们来说具有真实的可能性，也取决于哪些事情是他们所看重的。而对于在不同社群长大的人而言，这些问题会具有不同的答案。例如，不同于旧秩序的阿米什（Old Order Amish）和罗姆（Roma），在其他社群长大的儿童通常发展出“努力的意愿”是为了实现某些其他的目标，而不是为了取得社会给予最高奖励的那些成就。情况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他们成长的社群所盛行的态度导致他们不认为这些成就是有价值的，或者不认为这些追求对他们来说具有真实的可能性。举一个不那么极端而大家又非常熟悉的例子：如果一些年轻女性因为她们的家庭相信并鼓励她们相信某些职业不适合女性，从而导致这些年轻女性没有为她们本来能够取得资格的职位而奋斗，那么实质机会的要求就没有得到满足。

与儿童特定的家庭价值观一样，由于儿童生活在一个更大的社会之中，这个社会所盛行的态度也会与此相关。我们或许会对以下这种负面的考量耳熟能详：对社会上的种族主义态度和性别歧视态度的一种反驳是（这不是唯一的反驳），它们让被歧视的群体认为自己不适合从事各种有价值的职业，从而破坏了机会平等。但是，社会态度能够以一种更正面的方式来起到重要的作用。在不违背父母权利的情况下，要让每个孩子的家庭环境都为孩子们提供“良好的条件”，以便他们能够在这些条件下形成关于追求什么样的生活和职业的想法，对此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少之又少。但社会可以提供一个更大的环境，使得在此环境之下，孩子们能够考虑各种各样的替代方案，并且这些替代方案对于任何一个孩子来说都是可能的选项。 ^[23] 这也许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最好的事情。

如果我所描述的程序公平和实质机会都实现了——职位在我们所讨论的意义上“向所有人开放”，那么一个人是否会获得某个带有特殊优势的职位，就将取决于这个人的能力（在依赖于制度的意义上）以及他是否选择以必要的方式为这一职位而努力奋斗。然而，我们不应该由此推断出：按照我的观点（或者说，我相信按照罗尔斯的观点），才能（或能力）和发展自身能力的意愿都是个人的特征，并且奖励它们是正义的或恰当的。 ^[24] 虽然这两个因素都会对分配正义产生影响，但它们之所以具有这种规范性的效果，却是基于非常不同的理由。

“才能”的重要性源于对某些优势职位的证成，即一开始设立这些优势职位是有正当理由的；并且它被作为程序公平的依据，也是由这种证成推论而来。而动机作为一种在特定职业中努力工作的倾向，是保持生产力所需要的品质之一；这个特征就像其他形式的才能一样，也是一种得到制度证成的选拔依据。除此之外，正如我已经论证过的，“愿意”去发展自己的才能，这种意愿并不是某种本身值得奖励的个人积极特征。倒不如说，“意愿”的相关性就在于，意愿的缺乏 ——未能利用发展自身才能的机会——能够破坏一个人针对他缺少某些好处而提出的反驳。 ^[25] 但只有在以下这种情况下，意愿的缺乏才具有这种破坏的效果：通过将这个人安置在足够好的条件之下，从而使得他能够通过恰当的选择而获得更多的回报，对此我们已经为他做了足够多的事情。 ^[26]

到此为止，我已经完成了对开放性这个观念的澄清。在以下这两种情况下，某个职业就没有在我们所要求的意义上对一个人开放：第一，他没有在足够好的条件下来决定是否从事这个职业；第二，他本该拥有这一职业所要求的能力（这里是在我讨论过的那种依赖于制度的意义上来理解“拥有能力”的），但他却没有机会获得发展这些能力所需要的教育。现在我开始讨论开放性与平等的关系。

作为开放性的一项要求，实质机会要求实现某种平等吗，还是它只要求某些条件的满足需要达到一种充足的程度？后者看起来是正确的，因为开放性所要求的只是人们能够获得足够 好的教育来发展自己的才能，以及在足够 好的条件下来选择发展自己的某些才能。罗尔斯要求，那些拥有相同的能力以及具有相同的意愿来发展能力的人，无论他们出生在何种社会阶层，都应该具有“相同的机会”来获取优势职位。罗尔斯的这项要求可能被解释为，人们需要拥有足够好的条件来发展自己的才能，但对这些条件的获取却不应该依赖于他们的社会阶层。 ^[27]

然而，对于发展个人的才能而言，什么样的条件才“足够好”呢？回想一下，我们正在处理的是依赖于制度的能力，它依赖于某些特定的教育形式以及其他发展能力的条件。这意味着，只要下述这种情况为真，它就表明一个来自贫困家庭的小孩具有能力在某个大学项目或某些职业中取得成功：如果他接受过当前最好的学校教育，那么他就会发展出一个人要取得这些成功所需要具备的那些特征。而从发展这些特征的角度来看，当前最好的学校教育意味着这些教育与富人可以为其子女提供的教育一样好。所以在学校教育方面，“足够好”意味着“一样好”。

因此，经济不平等可能会以两种方式来干扰开放性。即便每个人都在足够好的条件下来决定其职业追求并且都能够获得最好的教育，但一个人的家庭经济状况仍然可能会影响他的成功机会。因为富裕的家庭可以通过贿赂、人脉关系或其他操纵制度的方式来影响人们竞选优势职位的过程。这就意味着程序公平受到了侵犯。我在后面会讨论这种可能性。

家庭经济状况可能产生影响的另一种方式是，它会影响开放性的条件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开放性对两种条件提出了要求。首先，儿童若想要在学校和以后的生活中取得成功，他们就需要具备某些认知能力（如语言技能）和动机倾向（如纪律和志向），所以开放性要求为所有儿童提供幼儿发展这些能力和倾向所需要的条件。虽然这一要求很难得到满足，但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阻碍满足这一要求的主要因素是贫困和家庭价值观的多样性，而不是不平等本身。

然而，在中小学教育方面，如果富人孩子的学校比穷人孩子的学校要好得多，从而使富人孩子能够在高等教育的竞争以及随后的职业竞争中占据主导性的优势地位，那么不平等就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意味着，以下这种情况会违反开放性的要求：如果穷人的孩子接受了富人的孩子所拥有的那类教育，那么他们在竞选优势职位时将会是具有同等竞争力的候选人；但由于他们实际上没有接受过这种教育，所以他们无法成为那种候选人。换言之，这些孩子本来能够拥有依赖于制度的能力。

我们可以通过改善公共教育来满足开放性的这项要求。但考虑到成本以及合格的学校和师资的短缺，我们也很难满足这一点。此外，这里还存在一种教育军备竞赛的风险。在这种竞赛中，富裕的父母会不断地提高开放性所要求的教育水平，因为他们会给自己的孩子提供更多的预修课程和其他形式的教育经验，以便让他们的孩子在竞选高等教育时成为更有竞争力的候选人。

因此，为了确保理想的职位在一种重要的意义上向贫困家庭的儿童开放，国家看起来必须不断地为所有儿童提高教育水平和早期发展条件的水平，以便达到最富裕的家庭为其子女所提供的那种水平，或者国家必须限制富裕的父母能够提供的教育优势。这无疑构成了一个两难困境，因为前者看起来极其困难，而后者似乎不可接受。 ^[28]

但值得考虑的是，比起人们所普遍意识到的，这一困难是否更多地在于程序公平难以实现。正如我已经论证过的，为优势职位选拔人才的适当标准，既依赖于这些职位的证成目标，也依赖于这些职位的担任者为了促进这些目标所做的事情。出于讨论的目的，让我们假设这些职位已经得到了证成，并且候选人是由于具备在这些职位上表现优异的（依赖于制度的）能力才被选中的。同样，假设某些教育的目的是为这些职位培养人才，并且为这些教育项目选拔候选人的适当标准依赖于这些项目的组织方式，即依赖于它们预设了哪些技能（而不是它们提供机会去获得哪些技能）。

鉴于这种项目的目标和组织方式，如果该项目的选拔过程部分依赖于某些与促进这些目标无关的技能，那么这便违反了程序公平。而如果只有富人才有机会获得上述这些技能，那么这种违反行为将格外不正当。但是，即便不存在与经济地位的这种联系，这在程序上也是不公平的。

如果某些技能与教育项目相关（例如使用某一计算机编程语言的能力），那么以下这两种做法可能会具有可行性：第一，预先假定这种技能是合格的申请者应当已经具备的技能；第二，将这种技能的培训作为教育项目本身的一部分。现在假设这种技能确实相关，并且这种技能的培训也可以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再假设，当我们对比已经接受过这种培训的候选人和没有接受过培训的候选人时，能够辨别出哪些人可能在该项目上表现得更出色。也就是说，这是在假设，除了这种特定的计算机编程技能，我们还能够根据他们依赖于制度的能力来对他们进行评价。如果这一点为真，那么以下这种做法就会违背程序公平：虽然一些申请人还没有获得这种技能，但我们能够预测到他们在这个项目上会表现跟那些具备这种技能的人一样出色，并且他们还会获得这种技能；可即便如此，那些已经获得这种技能的申请人还是更受到青睐。尤其是（但不仅仅是）当富裕家庭的申请人更有能力获得这种技能时，这无疑违背了程序公平。

现在假设某个教育项目之前一直在常规课程中提供这种技能培训，但它决定要削减成本了，并通过要求申请人在入学之前应该掌握这种技能来“外包”该项目的这部分内容。而这将使得来自贫困家庭的申请人更难通过竞争来获取入学资格。因此，至少在这种培训可以由“内部”提供而不会引起太大的效率损失的情况下，上述的做法便可能会遭到基于公平的反驳。如果这一点是正确的，那么相反的方向看起来也同样为真：如果一个机构能够在不牺牲太多效率的情况下而提供某种技能的培训，但它却预设了这种技能（作为资格条件），从而使贫穷的申请人处于劣势，那么它可能就会遭受到反驳。当然，为了避免不公平地使某些潜在的申请人处于劣势，这种教育项目必须承担多少此类的代价，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与我们之前考虑过的另一个问题属于相同的类型，即为了给予申请人应有的考虑，一个机构在审核申请文件时应当保持多大程度的谨慎。

考虑一下美国大学的录取过程这一特定的情况。为了让他们的孩子在大学录取时成为更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富裕的家庭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给这些孩子提供诸如此类的东西：预修课程、出国学习语言，以及科学和其他学科的暑期课程。按照我已经提出的论证，只要申请人在大学里也能够获得这些充实项目所提供的技能，那么一种将这些技能视为积极因素的录取过程在程序上就是不公平的。 ^[29] 以申请人在一系列固定的基础课程中的表现作为依据来对他们进行评估，这种做法可以消除或至少减少此类的程序不公平。如果我们采取了这种措施，那么上述两难困境的某个方面就可以避免：我们既不必为所有学生提供这种预科培训，也不必阻止富裕的父母提供这种培训。事实上，我们可以鼓励父母这样做，因为拥有这些额外的技能会让他们的孩子受益，但不会使录取过程对他们有利。但是，如果程序公平没有实现，那么无论为自己的孩子提供这些好处是多么不可抗拒的一件事，这都是一种钻体制漏洞的方法。 ^[30]

我刚才提出的这类录用政策可能会带来的一个影响是，它会大大地增加那些必须被视为具有同等资格的申请人的数量。正如我之前所提议的，程序公平可能会要求在这些候选人之中使用抽签来做决定。 ^[31] 这将导致富裕的父母更难在精英机构中为其子女安排位置，从而降低了那种高估此类特定成功的倾向（我在第三章中讨论过这一点），以及降低那种认为此类成功应当以巨大的经济优势作为回报的倾向。

为所有人提供高质量的基础教育，以及当教育会导向优势职位时，在教育选拔的过程中实现程序公平，这些措施都是迈向机会平等的重大步骤。但这些还无法实现这个目标，它们依然留下了两种困难：第一种困难来自很多儿童在幼儿时期的贫穷环境，第二种困难则来自家庭价值观和偏好的差异。然而，这些措施会降低富裕家庭通过支付额外的教育费用而为其子女所提供的竞争优势。剩下的这些问题更多是由贫穷和文化造成的，而不是不平等的产物。

总结一下对机会平等的这个道德剖析：我认为机会平等这个观念是对不平等的“三层证成”的一部分：

1.制度证成： 建立一个会产生这种不平等的制度是有正当理由的。

2.程序公平： 虽然这个过程所产生的结果是，其他人获得了这个优势，而抱怨者没有获得这个优势，但这在程序上是公平的。

3.实质机会： 尽管抱怨者在这个过程中缺乏必要的资格或其他手段去做得更好，但这一事实没有涉及任何错误的行为。

我在第四章中论证过，程序公平的要求（即根据优点或才能进行选拔）是对不平等的证成的一个推论，这种证成建立在不平等所带来的福利的基础之上。相关的才能观念是一种依赖于制度的观念。才能指的是这样一些品质：考虑到 那些职位的组织方式，它们的担任者必须具备这些品质才会使这些职位带来某些福利，而正是这些福利构成了对这些职位的证成。许多程序不公平的情况也是某种意义上的错误歧视的例子。但是，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所涉及的羞辱和排挤包含了一种特有的错误，这种错误独立于程序不公平。最后，我论证过，我所提出的“关于程序公平的制度性理论”需要由给予所有人应有的考虑这个更进一步的观念来作为补充。

在这一章中，我把实质机会的道德依据定位在这个观念之上，即社会制度必须对它们所适用的全部对象而言是可被证成的。这种证成性至少要求那些带有特殊优势的职位，或许还包括在该社会中人们有理由去重视的其他职业，都必须对所有人开放。在这里，开放性意味着，除了我所描述的那种依赖于制度的能力，这些职业不会基于其他理由而把人们排除在外。

我还论证过，只有当个人在足够好的条件下做出选择时，个人的选择才具有相关的道德重要性。而当责任作为道德评价的先决条件时，一个人要在这种意义上对其选择负责，这里所需要满足的条件就不同于上述那些足够好的条件。未能区分这两种责任形式导致一些人错误地对机会平等采取了一种道德主义的理解方式。

为人们提供足够好的条件，使他们能够对职业追求做出有意义以及具有道德重要性的选择，这一点之所以难以实现是由贫穷和家庭价值观的多样性造成的，而不是由不平等所引起的。然而，在当前的情况下，不平等的确威胁到了这一目标，即结果应当取决于个人的才能（在依赖于制度的意义上）而不是他们的社会环境，因为富人总是能够为其子女提供比其他人更多的东西。这种不公平的竞争似乎只有通过这两种途径才可能被遏制：第一，消除不平等；第二，限制富人能够为其子女提供的东西。我已经表明，如果程序公平确实实现了，并且优势职位的选拔标准不包含对富人有利的不必要因素，那么这一困难便可以得到缓解，即便没有被消除。而这会对那种为了给所有人提供公平的成功机会所需要的公共教育设置一个上限。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经济不平等确实是一种对实质机会的严重威胁，因为富人不仅可以为其子女提供更多的东西，而且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也阻碍了为所有人提供足够好的公共教育。 ^[32]

我一开始就注意到，机会平等有一些不好的名声，因为一些人认为它对不平等提供了不正当的支持。人们对机会平等的思考容易陷入很多误区，接下来我将针对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识别出的一些误区进行评论，并以此作为结尾。首先，重要的是要记住，即便机会平等实现了，它也不是一种对结果不平等的证成，而只是正义的一个必要条件：虽然某些不平等以其他方式得到了证成，但它们必须满足这个必要条件才会在事实上是正义的。

其次，当机会平等事实上还没有实现的时候，不要以为它已经实现了，这一点也很重要。我希望前面的讨论已经表明，机会平等是一个非常苛刻的要求。即便是程序公平也非常难以实现，并且它的实现程度并没有人们通常所设想的那么充分。但机会平等不仅仅要求程序公平，它还要求为所有人提供实质机会。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当避免我所描述的那种道德主义。为自己努力工作而感到高兴和自豪，甚至对自己和其他努力工作的人产生道德上的认可，以及不认可另一些不努力工作的人，这都不是道德主义。这些感受是相当合理的感受。如果某些社会制度承诺奖励努力工作，而某个人为了追求这种奖励已经努力地工作了，那么他自然会感到自己有资格得到这些奖励。此外，只要这些制度本身已经独立地获得了证成，那么这种感受就会非常合理。但如果认为这些制度已经得到了证成，并且仅仅因为 穷人不够努力而受到了道德批评，就认为穷人对这些制度的抱怨是得不到证成的，那么这就会是一种道德主义。这种观点既是错误的，也是道德主义的，因为它把焦点放在穷人被假定的（或者即便是真实的）道德错误之上，而忽略了这个关键的问题：这些人是否处在足够好的条件之下来发展他们的才能以及做出相关的决定。

由于这种道德主义的吸引力在心理上具有强大的影响，所以它在政治上意义重大。人们非常渴望相信他们在道德上有资格得到他们已经挣来的那些东西，并且想尽可能多地保留那些东西。不过以下这种观点对这两种利益都构成了威胁：虽然一些人通过某种制度程序挣来了他们的收入，但因为其他人缺乏足够好的条件来参与竞争，所以这种制度程序是不正义的，因此那些已经挣得收入的人应该缴纳更高的税收来纠正这种不正义。道德主义提供了一种逃避这一结论的方式，它允许人们继续相信他们的收入是合法的，并且不必相信他们被要求做出任何牺牲。指出这种思路所涉及的哲学错误可能不会损害其广泛的吸引力，但这仍然是值得做的一件事情。

第六章
政治公平

在许多人看来，经济不平等显然正在对我们的民主社会产生有害的影响。马丁·吉伦斯（Martin Gilens）等人的最新研究似乎支持了这一观点。吉伦斯的研究表明，在富裕公民和贫穷公民有着相互冲突的偏好的那些问题上，政治结果与富人（那些收入在前十分之一的人）的偏好密切相关，而与穷人（那些收入在后十分之一的人）的偏好完全无关。 ^[1] 他说中等收入人群的偏好对政治结果的影响几乎和底层人群一样小，并且这些影响力上的差异与经济地位相关，而不是与教育水平相关。

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也报告了类似的发现。通过研究参议员在20世纪90年代的三次国会中针对最低工资、公民权利和预算问题的投票，他发现，比起中等收入选民的观点，这些投票与高收入选民的观点更密切相关，而与低收入选民的观点根本无关。 ^[2] 他认为，尽管穷人比富人更少去投票或更少去联系议员，但这种倾向无法解释上述的发现。在这些分析中，富人不仅仅指的是那些收入在前百分之一的富豪。吉伦斯关注的是收入在前百分之十的人，而巴特尔斯则将2006年收入超过六万美元的人视为高收入人群。

我在这一章中关注的是这个规范问题：如果情况确实如吉伦斯和巴特尔斯所描述的那样，那么这为什么应当受到反对呢？具体而言，政治制度的公正性（fairness）提出了哪些要求，经济不平等又会如何干涉它呢？

一个自然而然的回答是：吉伦斯和巴特尔斯的研究表明，富人对政治结果的影响要比穷人大得多。罗尔斯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把某种政治和经济制度称之为“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并认为这种制度是不正义的，因为它不能阻止“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控制经济，以及间接地控制政治生活”。 ^[3] 尽管罗尔斯确实指出，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可能导致一个“灰心沮丧的下层阶级”发展壮大，并且这个阶级会“感到被忽视，以及不能参与公共政治文化”，但他的主要反对意见并不是说，福利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公民不能像其他社会的公民那样投票或参与政治。 ^[4] 倒不如说，罗尔斯反对的是，这种制度允许某种程度的不平等，从而损害了这些活动对贫困公民而言所具有的“价值”（worth）。他说：“无论公民的社会或经济地位如何，政治自由对所有公民而言所具有的价值必须大致平等，或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必须充分地平等，即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担任公职以及影响政治决策的结果。” ^[5]

如果比起穷人而言，政治的结果更有可能符合富人的意见或利益，那么这也许表明这种政治制度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缺陷。但我认为，只有其中某些缺陷能被恰当地理解成影响力的问题，并且它们在某些方面会有所不同，而我们需要对这些方面进行区分。我接下来的目标是确定这些不同的缺陷，并考虑它们是如何由经济不平等造成的。

罗尔斯指出，“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这个观念与他的“经济机会的公正平等”观念非常相似，有时候他还会以一种使这个相似之处更加明确的方式来表述前一种观念。例如，他说以下这种情况，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便实现了：“无论公民处在哪个经济和社会阶层，那些具有相似天赋和动机的公民都拥有大致平等的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以及获得权威的职位。” ^[6] 但与“公平的机会平等”的这个相似之处在某些方面并非是完全对应的，接下来我将对此进行探究。不过这个相似之处却可以作为考察政治公平的有益起点，因为我们可以借鉴第四章和第五章对经济机会平等的分析。

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我区分了机会平等的程序方面和实质方面。程序方面由这些制度组成：它们界定了某些优势职位以及这些职位所具有的权力和奖励。如果这些职位获得了证成，并且它们在实际上的运作方式符合对它们的证成，那么程序公平就实现了。而这些制度所界定的优势职位之所以获得证成，是因为当拥有适当资格的个人来担任这些职位时，设立这些职位会带来好的结果。此外，如果选拔机制实际上是根据这些资格来挑选候选人的，那么这些选拔机制也就得到了证成。然而，即便这种产生不平等的制度恰当地进行运作，但也只有当它们所创造的职位对所有人都开放时，它们才可获得证成。这一点对某些背景条件提出了要求，例如它要求人们能够获得那些发展相关资格所需要的教育。我之前把这一点称为“实质机会的要求”。

因此，经济不平等可能会以两种方式来干扰经济机会平等。首先，如果富人能够设立某些得不到证成的优势职位——因为这些职位只对他们有利，或者如果富人能够以某些不正当的方式来影响那些得到证成的职位的选拔过程——因为这些方式会偏袒他们或他们的子女，那么经济不平等就会干扰到程序公平。其次，如果穷人无法进入学校或无法获得与富裕的候选人竞争优势职位所需的其他条件，那么不平等则会干扰到实质机会。

政治公平的实现同样也要求恰当运作的制度和适当的背景条件。但这两个要求之间的关系以及支持它们的理由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与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有所不同。正如在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一样，政治公平所关注的制度也创造了带有特殊权力的优势职位，并且界定了个人竞选这些职位的机制。但这些制度同时也是做出权威性的政治决策的机制，它们制定了一些要求公民去接受以及遵守的法律和政策。这两个方面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这些制度所界定的优势职位包含了做出这些决策的权力，即批准法律法规、做出司法决策和制定行政法规的权力。

正如我已经表明的，经济机会平等所关注的优势职位之所以得到证成，是因为由拥有适当资格的个体来担任这些职位会带来好的结果。对于政治制度所界定的某些职位来说，例如法官或美联储董事会成员的职位，情况可能也是如此。不幸的是，这就是为什么这些职位应该通过任命而不是通过选举来填补空缺，正如在美国，很多法官的职位都是如此。

但立法者、市长或总统等其他职位的情况则截然不同。由合格的个体来行使这些职位所具有的权力会带来好的效果，仅凭这一点并不足以证成这些权力。行使这些权力的人是由民主选举所产生的，这一事实同样也至关重要。因此，让这些人行使这些权力是我们实现自我管理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是我们针对该做什么事情——例如该修建什么样的道路，提供什么样的学校和其他福利，以及如何支付这些费用——采取集体决策的一种方式。 ^[7]

对这些权力的证成依赖于许多不同的事情。首先，它依赖于选拔候选人的程序结构以及行使权力以做出权威性决策的程序结构。为了让某人当选公职人员具有合法性，选举就必须具备恰当的形式。例如，如果某些公民被排除在选举之外，或者他们的选票被党派不公正地划分选区（partisan gerrymandering）所稀释了，或某些公职的候选人被排除在考虑之外，那么合法性就会受到损害。但是，即便是公平选举所授予的权力也要受到限制。因此，制度要获得证成就必须以恰当的方式对这些权力进行限制，例如必须保护公民的权利。

不过，即使政治制度的组织方式在程序上是公平的，它们所授予的权力仍然依赖于是否存在着适当的实质性背景条件。即便某些公民拥有选举权和其他参政的权利，可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去使用那些要成为公职的候选人或进入公共论坛所必需的手段，从而做不了这些事情，那么选举所具有的使权力合法化的力量就会受到损害。

稍后我会继续讨论政治制度的证成性所需要满足的这些条件，以及不平等可能以哪些方式破坏它们。不过我目前关注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证成结构和在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的证成结构之间的差异。在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尽管优势职位涉及某些自我实现的机会且这些机会有利于优势职位的担任者，但对这些职位的证成主要依据的是它们所产生的结果，而不是它们给担任者所提供的机会。相比之下，政治制度则是一些得到证成的集体自治机制。

由此产生的一个后果是，在制度的证成性和使公民能够参与其中的背景条件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同的关系。在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程序公平的标准具有“自上而下”的理由或制度性的理由：因为个人必须具备某些品质才能够在优势职位上发挥作用，从而符合对这些职位的证成，所以优势职位必须依据这些品质来挑选候选人。但这种理由并不需要扩展到实质机会的要求。如果来自富裕家庭的合格候选人足以担任这些职位，那么我们就缺乏任何制度性的理由来确保其他人有机会成为合格的候选人。支持实质机会的理由则是一个独立的、“自下而上”的问题，它建立在这个主张的基础之上：人们不应当被排除在体制之外。但就政治制度而言，情况则截然不同。如果缺乏适当的背景条件意味着许多公民无法有效地行使他们的政治权利，那么政治制度就不是民主自治的适当机制。因此，政治制度的公正性不止提出了某些结构上的要求，而且对这些结构要求的证成还会扩展到对提供背景条件的证成——这些背景条件是人们要参与这些制度所必不可少的。

政治公平和经济机会平等之间的另外两个差异也值得注意。第一，广泛的立法权力会允许政治制度改变其合法性所依赖的条件。它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做到这一点：一是改变自身的程序，正如在立法重划选区（legislative redistricting）的情况下便是如此；二是维持或放弃维持那些必要的背景条件，例如这些背景条件包括人们能够接受教育以及获取政治参与的手段。第二，人们重视投票权以及重视以其他方式参与政治的理由之一是，这些权利既是使必要的背景条件更有可能得到满足的手段，也是使政治制度的运作方式更有可能获得证成的手段。

在阐述了经济机会平等和政治公平之间的这些差异之后，让我回到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政治公平的要求这个问题上来。我引述罗尔斯的那段话似乎表明，政治自由对于人们而言所具有的价值应被理解为，人们在利用这些自由来实现他们的目标这件事上具有多大的成功可能性。我想追问这是否是对政治公平的最佳解释。为了清楚地解决这个问题，区分罗尔斯所提到的两种不同的成功情况是很重要的，即“获取权威职位”和“影响政府的政策”。

罗尔斯所关注的优势职位大概既包括了法官这样的职位，这些职位对个人的选拔建立在实质标准的基础之上；也包括了那些选举职位，它们的相关标准在于一些人通过恰当的程序而当选。尽管有些候选人可能比其他候选人更有资格担任公职，但民主选举的一部分理念就在于由选民来决定选择哪一个候选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们有时候可能做得很糟糕。但是政治体制的公正性并不会仅仅因为下述这一事实而受到质疑，即有些人不太可能获得选举职位，因为大多数人（无论明智与否）更喜欢其他的候选人。

由此可见，公平对选举职位所提出的要求并不能以成功的可能性来加以界定，也就是说，不能以实际上获得职位的可能性来加以界定。选举的成功在于说服别人为某个人投票。因此，这种成功严重地依赖于别人的实际反应。假设我们因为提出劣质的论证而无法说服我们的公民同胞来支持我们，或者即便我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思想封闭或不理性，从而没有接受我们所提出的实际上无懈可击的论证，但这些情况都不会违背政治上的程序公平。虽然以“成功的可能性”作为公平的标准会造成这种问题，但这并不是一个专门针对平等的问题。出于同样的原因，政治公平似乎并不要求所有潜在的候选人都具备“充足的 成功可能性”。这些观点同样适用于罗尔斯所提到的另一种情况，即“影响政府的政策”，至少当人们是通过选举的程序来产生这种影响时，情况便是如此。

由于乔舒亚·科恩（Joshua Cohen）注意到了这一事实，所以他主张，政治公平所要求的并不是人们对于影响政策具有同等的成功可能性，而是人们拥有平等的机会 来产生政治影响。 ^[8] 在有些人看来，这意味着一个人获得公职或影响政策的成功可能性不应取决于他的经济和社会阶层。但如何解释这种可能性却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如果富人之所以在这些事情上更有可能取得成功，是因为大多数选民都特别崇拜有钱人并且相信他们的判断，那么这并不表明这些政治制度是不公平的，无论这可能表明这些选民具有什么样的智慧。然而，如果富人之所以更有可能获得公职或影响政府的政策，是因为更多的财富使得他们更有能力竞选公职以及以其他方式参与政治（例如支持其他政治运动），那么这将表明这些政治制度是不公平的。

由此我得出的结论是，科恩关于政治影响力的机会平等的观点应被理解为，人们应当能够平等地获取（equal access to）某些手段 ，即那些人们通过选举程序来获得公职以及更广泛地影响政策所需要的手段。 ^[9] 例如，在一个公开的会议上，我们可以通过保障每个人有权利使用相同时间的麦克风，来确保人们实现参与权的公平价值，尽管这并没有保证任何人具有任何特殊的成功可能性。

然而，这种解决办法依赖于上述特定情况所独有的某些特征：第一，在会议上发言是人们用来影响别人的意见的主要手段；第二，允许每个人在相同的时间内发言是切实可行的。但在一个庞大的社会中，政治影响力的情况并不具备这些特征。我们没有任何切实可行以及合理的方式能够让每个公民在相同的时间内得到所有其他人的关注，甚至只是得到重要公职人员的关注。此外，人们可以通过许多不同形式的个人行动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在此仅列举其中的一小部分——演讲、出版、撰写博客文章、给政治公职人员写信等。要确保每个人都能参与“相同数量”的此类活动，这种做法并不具有可行性。

另一种说法主张，公平所要求的是贫穷的公民和富裕的公民都应该能够获得充足的 手段来影响选举的进程。我们可以把“充足的手段”定义为这种能力：能够使自己的竞选情况引起广大民众的注意并被他们纳入考虑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看起来是由选举具有使权力合法化的力量这种观念推论而来的。如果选民不知道B是候选人，或者他们无法知道B所具有的优点，那么选举中的投票实际上并不表明他们更支持A而不是B。

然而，这种充足的概念太弱了。即使几乎所有的选民都知道某个人的参选资格，并且知道他在重要问题上的立场，以及知道他声称拥有的优点，但其他候选人也可能仅仅因为他们的信息被更频繁地重播并且主导着主要公共媒体关于选择候选人的报道，从而获得了胜利。人们愿意在政治竞选上投入大量的资金——他们想必了解自己正在做什么，而且赢得美国大选的候选人几乎总是那个在竞选上投入更多资金的人，这些事实都证明了那些进一步的报道（而不仅仅是被别人知道）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10]

所以，按照我对“充足”所采取的那种最低限度的定义，即使所有公民都能够获得充足的 手段来宣传自己的观点和参选资格，那些能够投入更多资金的富裕公民依然有更多的成功机会来影响选举的结果。 ^[11] 虽然我们很难定义何谓“拥有平等的手段来影响他人”，但如果某些人有能力投入更多的资金，并且这种能力会导致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手段来影响政治的结果，那么这看起来显然会引起反对。事实上，要理解罗尔斯关于“同等的成功可能性”的评论，这看起来是一种最好的方式：它不是一种在字面意义上关于可能性（概率）的主张，而是一种关于获得产生政治影响的手段的主张；也就是说，虽然富人有能力在政治竞选上投入更多的资金，但这种能力不应给予他们某种决定性的优势来影响选举的结果以及影响更广泛的政治结果。

这种反对意见并不是在说：选举的结果应该由针对“问题”进行理性说服的方式来解决，并且一旦有些人能够投入更多的资金来重播他们的信息，或者采取非理性的说服形式，那么这个过程就受到了扭曲。基于这个理由，如果某些政治制度的特征会破坏审议环境的质量，那么它们就应当受到反对。但是，当前的观点却与此不同：无论选举的结果取决于理性的论证，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或完全由非理性说服的争辩所构成，只要某些人有能力在宣传上投入更多的资金，并且这会导致他们在选举上拥有决定性的优势，那么这种情况就应当受到反对。 ^[12]

为什么我们应当反对富人拥有这种优势呢？我们可能会说，这种情况之所以应当受到反对，是因为它意味着贫穷的公民被剥夺了影响选举结果和政治决策的机会，并且导致富裕的公民对选举结果以及随之而来的政策拥有不公平的影响力。但仅凭这一点，这种回答看起来并不令人满意。如果一些人持有不受欢迎的观点并且属于根深蒂固的（entrenched）少数派，那么他们同样也无法影响选举的结果，但这一点似乎并不会以相同的方式引起反对。这里有两个重要的不同之处。

首先，根深蒂固的少数派群体之所以缺乏影响力，仅仅是由选民的意见造成的，因此这在多数票决定的制度中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仅仅由于许多选民崇拜和信任富人，就可能会让富人拥有优势。）无法平等地获取那些可用来影响他人的手段会导致人们拥有不同的机会来产生影响，并且要消除由这种原因所引起的机会差异可能会很困难，但这种做法与多数票决定的制度并非不相容，它甚至可能会强化这种制度。其次，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分歧具有特别广泛的影响。在一个问题上属于少数派的人可能在另一个同等重要的问题上属于多数派。（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那么根深蒂固的少数派就更令人不安了。）但在富人和穷人产生分歧的那些问题上，例如提供重要的适当公共教育所需的税收水平，处在失败的那一方会影响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那些当选的公职人员本身就很富裕，那么政治决策在总体上将被他们特有的经验和利益所塑造。即使撇开其他人的影响，他们也很可能不太了解穷人的需求，并且会对这些需求做出更少的回应，从而更有可能导致平等关切的失败以及没有履行非比较性的义务。

吉伦斯和巴特尔斯所描述的现象确实表明了影响力的机会不平等。 ^[13] 但在评估经济不平等如何影响政治体制的公平时，我们不应只关注公职人员对不同公民的偏好的回应。对于不平等如何影响政治制度的运作，这里还存在着其他的反驳。

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有一些标准会限制民主选举的代表有资格去做哪些事情。例如，侵犯公民权利的法律是不合法的，即便某个体制的选举程序是公平的，并且这些法律在该体制中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投票支持此类法律的立法者将违反那些界定他们的义务的规范（norms），而一个政治体制必须把这些规范包含在内才能够获得证成。如果某种影响力会导致立法者违反这些规范，那么它就应当受到反对。但这种反对不是基于影响力的不平等，而是基于这种影响力所造成的政策。这个观点是一个普遍的观点，只要立法行为具有实质性的标准，那么这个观点就能适用。以下这三类情况看起来就具有这样的标准。

第一，政府有义务为其公民提供某些福利，并且这些福利的供应至少要达到某种最低水平。这些福利包括治安保护、对避免错误定罪的保护，以及基础教育、饮用水、铺设的道路和适当的卫生设施等公共服务。如果立法者或其他公职人员未能为部分市民提供这些福利，那么他们就会因此而受到批评。但这里的指责并不是说公职人员没有受到某些公众的意见或偏好的影响，而是说他们没有对由这些公民的利益提供的理由做出应有的回应。

第二，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说的，在超出这些最低限度的要求的情况下，如果公职人员没有提供任何好的理由就为某些公民提供比其他公民更高水平的福利，那么这也应当引起反对。但这种做法之所以引起反对，并不是因为它体现了影响力的不平等，而是因为它涉及某些公民的利益 比其他公民的利益受到更大的重视，从而违背了平等关切的要求。

第三，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涉及军事政策的决定或建设公共建筑的合同，立法者和其他公职人员有义务以公共利益的考虑作为决策的导向，而不以特定公民的利益作为导向。如果某些决策没有这么做，并且分配资金的目的是让特定个人或特定地区受益，那么这些决策就会受到批评，因为它们没有对相关的理由做出回应。

在所有这三类情况下，按照我之前对“程序”所采取的那种强健意义上的定义，这些反驳都属于程序性的反驳。它们所提出的指责是，政治制度必须以某种方式运作才可得到辩护，但这些政治制度都没有以这种方式来运作，因为公职人员的决策并没有对相关的理由做出回应。因此，这些情况类似于在程序方面违反经济机会平等的那些情况，例如负责招聘或大学录取的工作人员未能挑选出最合格的申请者。（相比之下，由于富人有更大的机会来影响选举，从而使得不平等会干扰政治公平，这种情况类似于我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所说的对实质机会的违背。）

在违反我正在讨论的这类程序标准的情况下，影响力 的观念只是用来解释为什么这些违反行为会发生，而没有用来解释为什么它们应当受到反对。这些违反行为可能是由竞选的捐助者向立法者施加压力造成的，而且捐助者会要求立法者采取对他们有利的政策，正如在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违反程序公平的行为可能是由富裕的父母为其子女寻求特殊照顾造成的。但不管这种失败是由这类影响造成的，还是由集体忠诚、单纯的懒惰或疏忽造成的，对此的根本反驳都是相同的，即一些人未能对相关的理由做出回应。而当失败是由其中的某一种影响造成时，这种影响之所以应当遭到反对，仅仅是因为它导致决策者没有按照相关的依据来做出决策，而不是因为这种影响比其他人能够产生的影响更大。

在吉伦斯和巴特尔斯所讨论的那些情况中，许多情况看起来都涉及对这类标准的违背。吉伦斯考虑的政策问题包括“提高最低工资，向海地派遣美军，要求雇主提供医疗保险，允许同性恋者参军，等等”。 ^[14] 巴特尔斯的数据则关注的是参议院关于以下这些问题的唱名表决（roll-call votes）：提高最低工资，民权法案是否应涵盖就业歧视，将国防开支的资金转移到援助穷人的项目上，等等。 ^[15] 在这些情况下，立法的决策似乎应当符合某些包含平等关切在内的具体标准。

然而，我正在考虑的这类实质性的标准并不适用于某些政策问题。我们可能会说，在这些情况下，政治的决策就应当反映公民的偏好，因此应当受到公民偏好的影响，并且如果一些公民的偏好比其他公民的偏好受到更大的重视，那么这种做法就是不正当的。例如，由于公民对于哪些计划会促进共同利益这个问题必然存在着分歧，所以当基于促进共同利益的理由来决定哪些计划会得到证成时，立法者就应当对他们所代表的那些公民的观点做出回应。而基于我一直在讨论的理由，如果立法者支持某些有利于特定个体的政策，而不是那些促进共同利益的政策，那么这种做法就应当遭到反对。

同样，我在第二章中提出，政府可以在不同的水平上提供某些公共福利（例如铺设道路）而不会引起反对。不过，一旦确定这种水平的政策被选定了，如果政府为富人的社区或市长朋友的社区更频繁地铺设道路，那么这种做法便违反了平等关切的要求。但是，也许某个城镇上的穷人更愿意使用较少维修的道路以便降低税收，而拥有更多可支配收入的富人则更愿意拥有更好的道路。如果由于城镇议会的成员本身就很富有，或者因为富人对他们的竞选活动提供了更多的捐助，由此导致议会的成员忽视了穷人的偏好而投票支持增加铺路的预算，那么这种做法便违反了对公民的偏好作出回应的要求；即便就这种特殊福利的供应而言，这种做法并不会违反平等关切的要求（因为每个人的道路都被维护在相同的水平上）。

哪种决策属于这种类型，这是一个代表伦理（ethics of representation）的问题，即代表什么时候应该充当“受托人”（trustees）而行使他们自己的最佳判断，以及什么时候应该充当表达选民意见的“委托人”（delegates）。就当前的目的而言，我可以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我当前的观点仅仅是，在那些立法者应该充当“委托人”的情况下，如果他们总是无视某些公民的偏好，那么这种做法就应当引起反对，正如我刚才提及的其他情况一样。因为在这些情况下，这些公职人员都没有回应那些他们应该回应的理由。例如，在当前的情况下，公职人员就没有对由选民的观点或偏好所提供的理由做出回应。这种批评主要依据的是立法者对相关理由的回应，而不是选民影响他们的能力。

然而，公民应当能够利用投票的权力来保护自己，以免自己的利益受到不公平的忽视。 ^[16] 众所周知，纽约市市长约翰·林赛（John Lindsay）之所以失去共和党的连任市长提名，主要是因为在1969年冬季的暴风雪过后，皇后区的居民对于政府没有充分地清除积雪而感到愤怒。林赛最后作为无党派人士勉强获得了连任，但这个教训无疑对他的继任者和其他地方的市长的想法都产生了影响。

如果某个公民群体比其他群体拥有更少的机会来影响政治的结果，那么这将使他们面临着风险，因为他们更难采取上述方式来保护自己。但皇后区的居民所行使的影响力是否合法或者是否过度，这个问题取决于他们利用选举的权力所要求的是公平的待遇还是特殊的待遇，而不是取决于他们的影响力与其他行政区的居民所拥有的影响力的比较（如果其他行政区的居民选择行使这种影响力的话）。人们可能希望，如果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去产生政治影响，那么他们对于影响结果所具有的各种各样的能力就会达到平衡的状况，从而产生公平的结果。但这不一定是真的。所有公民都有平等的机会来影响政治的结果，这一事实并不能够保证每个人所经受的对待方式都不会违反平等关切的要求或违反某些特定的义务，例如确保每个人能够接受适当教育的义务。

我在第二章中讨论了学校经费的例子，这个例子能够用来说明这一点。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新泽西州的立法机构和堪萨斯州近期的立法机构都拒绝投票支持为贫困学区提供经费，从而使得这些学区达不到宪法规定的教育水平。这些情况都涉及我刚才所讨论的那类程序性错误，即未能履行提供适当教育的义务（这项义务是非比较性的），以及未能遵守平等关切的规范。显而易见，这些情况也表明穷人无法利用政治权利来保护自己免受这种不正义的对待方式，而且他们长期以来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17] 穷人的这种无能为力可能是由选举制度的不公平造成的，例如政党不公正地划分选区，也可能是由新泽西州的州长行使单项否决权的权力过大造成的。 ^[18] 但在普遍反对加税的情况下，即使贫穷地区的居民并不比其他群体拥有更少的机会去影响他人，他们依然很有可能无法保护自己免受这类不公平的对待方式。为了提供这种保护，我们还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一种显而易见的可能措施是把这种保护列入依靠司法审查的宪法要求之中，但新泽西州的情况表明这种策略的效果是有限的。

这种情况也表明不平等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干扰政治制度的恰当运作，即使它不会干扰选举程序的公正性。如果穷人对于某些重要的服务需要额外的公共供应，但大多数人却足够富裕而没有这个需求，那么我们就很难确保那种为所有人提供这些服务的政策会得到足够多的政治支持。因此，虽然缺乏平等的机会去影响他人会使得一个群体面临着遭受不公平对待的风险，但是支持拥有能力来保护自己免受这种对待的理由与支持拥有平等的机会去影响他人的理由却有着不同的依据。

我之前论证过，政治制度的恰当运作依赖于公职人员遵守某些行为标准，例如平等关切的要求，并且这些标准超越了对选民的偏好的回应。某种政治影响力之所以应当引起反对，是因为它经常诱导公职人员违背这些标准，而不仅仅是因为这种影响力比其他人有机会行使的影响力更大。当前关于学校经费的观点也表明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选民。我们有一些适用于公民的政府机关的标准（同样也包括平等的关切），除非公民按照这些标准来行使他们的职权，否则政治制度将无法恰当地进行运作。公民光有平等的选票，甚至拥有平等的机会去产生政治影响，这依然是远远不够的。

现在我想更仔细地考察经济不平等如何影响到不同的公民对影响政治结果所拥有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不仅需要考虑公民对影响政治结果所拥有的杠杆手段，例如通过开展政治竞选或捐助其他候选人的竞选，而且需要考虑公民若想充分利用他们所掌握的杠杆手段，哪些条件是必不可少的。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罗尔斯所说的各种政治自由的“价值”。

就投票权而言，要表明某些背景条件是使该项权利具有充分价值所需要满足的条件，这是相当容易的一件事。首先，我们需要为公民提供教育，以便使他们能够理解政治问题并清楚地思考这些问题。我们甚至能够比在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要求人们应当拥有足够好 的教育，而不是必须拥有平等的教育。所以，对此最直接的威胁不是来自不平等本身，而是来自贫困和免费公共教育的供应不足。不平等之所以是一种威胁，主要是因为，正如我在讨论新泽西州的学校经费时所提到的，比较富裕的社会成员不太愿意为全民的良好公共教育买单。

其次，投票权的价值取决于投票者能否获得必要的信息，以便就如何投票做出明智的决定。既然拥有选票的一个核心目标是让投票者能够对政府的政策和政府官员的表现做出判断，那么关于政府实际做了哪些事情以及不同政策可能会产生什么后果，这一类信息对于投票权的价值来说就格外重要。在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里，人们不可能自己收集这类信息。所以，为了让公民能够获取这些信息，我们就需要某些机构（包括大学和智库等机构）来收集这些信息，并且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自由的出版机构和其他公共媒体来传播这些信息。

因此，如果政府拥有广泛的法律权力来控制言论和出版的内容，那么选举权的价值就会受到威胁。 但即便法律权力没有限制信息的流动，如果唯一的报纸和广播公司，或者更普遍地说，广泛传播信息的唯一有效机构，都归政府所有或由政府控制，那么这项权利的价值也会受到威胁。政府持有所有权的媒体确实也有可能会以公开和公正的方式进行运作。多年来，英国广播公司（BBC）在这方面的表现似乎与任何私营媒体公司一样出色。不过这依赖于一个政府自我约束的传统以及一个强大的新闻专业精神的文化，但考虑到政府官员在保留权力和保护自己免受批评这些方面上所具有的利益，这种传统和文化都是靠不住的。因此，政府对通信手段拥有所有权是一个冒险的赌注。

由单独的私营个体或个体的联合企业来控制一个国家的通信手段也构成类似的威胁。同样，私营企业主也有可能会以公开和公正的方式来经营这些机构，从而很好地满足公民的信息需求。但这不太可能是真的。私营企业主可能不会有稳定的动机来保护政府免受批评以及避免难堪。但单独或多个私营企业主在经济和政治事务上仍然具有一套独特的利益，他们完全有理由来保护这些利益。由于威胁的依据在于一些能动者控制了主要的通信机构，并且他们代表着一套独特的利益，所以即便这些机构由多个共享特定经济利益的企业主控制，这种威胁依然存在。只要这些企业主还在争夺市场份额，他们就有动机把自己与其他人区分开来。但作为社会中最富裕阶层的成员，他们也具有重要的共同利益。因此，这是经济不平等损害政治自由的价值的一种重要方式，而在当前的情况下，损害的是选举权的价值。然而，问题并不在于不平等的分配本身，而仅仅在于不平等的财富可以转化为一种特殊的权力。不过正如我们所了解的，这种转化是难以避免的。

为了决定如何投票，公民不仅需要获得信息，而且还需要了解其他潜在选民的意见和意图。了解别人的想法对于做出自己的决定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此外，为了制订计划，我们也需要协调自己和他人的行动。皇后区的居民对积雪没有得到充分的清除而感到不满，并且由于他们都是邻居，所以他们能够组成一个有效的团体。但在一个庞大的社会里，有共同利益的公民需要一些其他的沟通方式。他们既需要了解别人的想法和意图，也需要拥有协调他们的活动的途径，以及拥有就如何投票达成统一立场的途径。政党和其他利益集团的组织为实现这一点提供了重要的途径。因此，这些组织的存在以及那些使公民更容易形成这些组织的法律和其他条件都会增加选举权的价值，而那些使这一点变得更加困难的法律和政策则损害了这种价值。

现在我开始讨论针对政治问题的发言权和竞选选举职位的权利，而发言权对于竞选权来说无疑是一种重要的手段。这些权利的价值取决于公民是否有能力以一种有效的方式让自己的想法或参选资格引起广大受众的注意。我已经讨论过不平等可能会以这些方式来干扰这种能力：一是富人控制了主要的言论手段；二是穷人没有足够的钱去获取这些手段；三是富人的获取途径要比穷人多得多，以至于穷人的信息被“淹没”了，从而得不到有效的倾听。

有很多策略可以用来缓解不平等的这些影响，包括限制媒体公司的所有权规模以增加竞争，提供公共媒体以降低获取言论手段的成本，为政治竞选提供公共资金，以及限制富裕候选人可以投入的资金数量。我无法在此探究关于这个议题的大量实证文献，但我观察到，鉴于高度的经济不平等，缓解这些问题已被证明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 ^[19]

人们在言论手段的获取途径上的不平等不仅会威胁到发言权和竞选权的价值，而且也以类似的方式威胁到选举权的价值。如果只有富人才能有效地获取主要的公共言论手段，那么这意味着穷人在政治和社会文化生活中都无法获得那些他们有理由想要的职务。但这一点也会给其他人带来不正当的影响。因为它会使得公共话语所传达的观点的范围缩小了，而这将导致每个人都处在一种更差的境况中来决定应该支持哪些政策，从而损害了投票权对每个人而言所具有的价值。因此，如果只是简单地分析政治结果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富人和穷人的偏好，并且把这些偏好视为既定的偏好，那么作为一种理解不平等可能对政治公平产生哪些影响的方式，这种分析就过于狭隘了。

这也说明了各种政治自由的“价值”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对于一个人来说，选举权的价值依赖于他能够获取相关的信息和其他人的意见，而这又依赖于新闻自由和其他人的言论自由。更确切地说，这不仅依赖于媒体和其他人拥有这些权利，并且他们拥有行使这些权利的手段，它还依赖于他们实际上确实行使了这些权利 。最后一点是任何制度都无法保障的，但制度能够使它更有可能或更不可能发生。因此，如果一些政策会促进或干扰组建政党以及组建其他促进政治参与的社团，那么这些政策在这方面就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由于政治自由是相互依赖的，所以以下这种做法便具有误导性：仅仅将焦点放在这些自由对于那些拥有它们的人而言所具有的价值，并且把这种价值理解为他们能够利用这些自由来对政治结果产生影响。正如柏拉图在很久以前所指出的，除非一个人处在良好的境况下来决定应当影响其他人去做什么，否则影响他人的能力就是毫无价值的。 ^[20]

我们不仅要考虑权利持有者的利益，而且还要考虑那些因行使这些权利而受到影响的人的利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并且这种重要性不仅适用于政治权利和自由的价值，而且也适用于对权利内容的恰当理解。例如，言论自由的权利便限制了政府管制和控制言论的权力。这些限制具有正当的理由，因为它们是保护重要利益所必需的手段。因此，要决定某项被提议的管制是否会侵犯言论自由，我们就需要确定它是否涉及某种会对这些利益造成威胁的权力。相关的利益不仅包括潜在发言人从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中所获得的利益，而且也包括潜在听众（尤其是选民）从听取其他人的意见中所获得的利益。 ^[21] 例如，在公开会议上限制发言时间，这种做法之所以有正当的理由，不仅是为了让其他人拥有充分的发言机会，而且也是为了让与会的每个人能听到广泛的意见。

总结：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我论证过不平等可能会以两种方式来干扰经济机会平等。当人们通过竞选来获得优势职位和那些通往优势职位的教育机会时，不平等便可能会干扰这个竞选过程的公正性。例如，当富裕的家长对大学招生人员或者对公职人员的招聘过程施加影响，从而使其子女比其他更合格的申请人更受到青睐时，上述这种情况便会发生。而如果贫困家庭的孩子无法进入学校，从而无法与富裕家庭的孩子竞争好的工作岗位或大学录取资格，那么经济不平等就会干扰实质机会。

在这一章中，我论证道，不平等可能会以两种类似的方式来干扰政治公平。它可能会干扰政治制度的恰当运作，正如当富裕的公民对立法者或其他公职人员施加影响，从而使他们做出有利于富人利益的决策时，情况便是如此。经济不平等也可能会干扰到政治公平所要求的背景条件，例如贫穷的公民可能没有足够的钱去获取有效的言论手段，因此不太可能在竞选公共职位时成为成功的候选人。政治公平的这两类失败都与影响力有关：在第一种情况下，它指的是富人对当选的公职人员所拥有的那种影响力；而在第二种情况下，人们缺乏平等的机会来影响选举的结果以及影响更广泛的政治决策。

这个描述总体上是正确的。但我已经论证过：在第一种情况下，当立法者和其他公职人员因受到影响而做出有利于富人利益的决策时，我们对这种行为的根本反驳是，这些决策违反了公职人员的相关行为标准。正如在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那些违反程序公平的行为一样，影响力之所以相关，是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这些违反行为会发生，而不是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它们应当遭到反对。但富裕的公民之所以能够行使此类影响力，是因为政治公平所需求的背景条件没有得到满足。

这里的根本问题在于人们对主要言论手段的获取。经济不平等导致富人拥有并控制着主要的言论手段，或者导致对这些手段的获取变得非常昂贵。因此，富人拥有更多的机会来影响公众对政治问题的讨论。这不仅对其他希望影响政治结果的人构成了问题，而且它也是所有公民的问题，因为为了决定如何投票以及支持谁，所有公民都需要接触更广泛的意见。此外，由于展开一个成功的政治竞选如此昂贵，所以富人自己更有可能会当选，并且富人还会对其他候选人和公职人员产生影响，因为他们需要依赖富人的捐款。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有各种各样的策略可以用来阻止经济不平等产生这些后果。但经验表明，一旦高度的经济不平等被建立起来了，要阻止它产生这些后果就会非常棘手。

第七章
平等、自由与强制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针对追求平等的反驳，即促进平等会干涉个人的自由，并且这种干涉让人无法接受。例如，罗伯特·诺齐克便以威尔特·张伯伦（Wilt Chamberlain）为例生动地提出了这种反驳；此外，哈耶克等人也都提出了这一点。 ^[1] 但一个用来支持更大程度的平等的论证也可以诉诸自由的价值。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说的，反对经济不平等的一个理由是，它导致一些人对其他人的生活拥有某种不可接受的控制权。因此，在关于平等的争论中，双方都可以诉诸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自由。我在本章的目标是，通过考察那些有争议的自由观念和我们在乎自由的各种理由来澄清这些争论。

干涉一个人的自由会导致他无法去做他可能想做的事情。所以，几乎从定义上来说，对自由的干涉看起来就是他拥有初步的（prima facie）理由去反对的事情。这一点可能是下述这种想法背后的依据：如果一个行动干涉了某个人的自由，那么我们必须为此提供特殊的证成，但没有干涉个人自由的行动则不要求提供这种证成。 ^[2] 例如，如果关于某项政策，我们只知道它干涉了某个人的自由，那么我们就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来反对那项政策。因此，为了使这项政策获得证成，它的支持者就必须表明这个显而易见的理由实际上并不适用，或者它被其他的考虑因素压倒了。

然而，这里并没有显示出自由的任何独特之处。因为同样正确的是：如果关于某项政策，我们只知道遵循这项政策会导致一些人变得非常贫穷，并且他们会比在其他可选的政策下要穷得多，那么我们显然也有理由来反对这项政策——这个理由也需要被表明是不适用的或者会被压倒。但即使这种对证成的需要并不是对自由的干涉所独有的，它似乎也表明，自由与平等之间形成了某种鲜明的对比。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说的，人们往往不清楚我们有哪些理由来关注平等本身（即关注一些人的拥有物和另一些人的拥有物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关注为穷人提供更多的东西。平等似乎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模式（正如诺齐克对它的描述），或者只是人们出于嫉妒而关注的事情。

这本书的一个核心主题是：尽管不平等表面上看来并非总是应当受到反对，但在很多情况下，反对不平等都有很好的理由，而我们需要探究这些不同的理由是什么。同样地，就自由而言，存在着不同的方式会导致一个人无法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并且对这一事实的反对也存在着不同的理由。因此，要理解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可能冲突，我们就需要理解在各种情况下发挥作用的不同理由。

我之所以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情，可能是因为我缺乏必要的资源，而这些资源是某些人或机构所能够提供的，他们甚至可能积极地阻止我拥有这些资源。此外，我之所以找不到工作，也许是因为我缺乏必要的教育，并且我可能是因为负担不起学费才无法接受这种教育。同样地，我之所以无法到达我想去的地方，则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汽车，也没有钱去购买或租用一辆汽车。

哈耶克会说，我在这类情况下并不缺乏自由（liberty），而只是缺乏做我想做的事情的权力（power）。他认为，将自由等同于这类权力会忽视自由的核心内容，因为这会导致我的自由总是随着我的财富的增减而增减。哈耶克说，只有当别人通过身体的强迫（或强制）来阻止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时，我的自由 才会受到干涉。他说，这一点会发生在以下这种情况之中：“某个人的环境或处境受到了另一个人的控制，为了避免更糟糕的恶果，他被迫服务于另一个人的目的，从而不能按照他的连贯计划来采取行动。” ^[3]

自由与权力的这种区分对于哈耶克捍卫他自己所支持的立场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保障基本收入会让很多穷人增加他们的权力，从而使得他们能够做他们有理由想做的事情。虽然这项政策需要通过税收来获得支持，并且这种税收干涉了自由，但如果增加穷人的权力可算作增加他们的自由，那么这种自由的增加就需要与对自由的干涉相权衡，而且前者可能比后者更重要。可哈耶克会拒绝这种观点。在他看来，虽然税收会干涉自由，但保障收入却不会增加自由，因为后者只是给予人们更多的权力去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哈耶克正确地指出，许多强制的情况会具有某种独特的不正当之处，而且并非每次某个人由于缺乏手段而无法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这种不正当的特征都会直接呈现出来。例如，在刚才提到的那些例子中，我之所以无法接受教育或无法到达我想去的地方，并不是因为某个人以处罚来威胁我，以便让我服从他的这个“计划”——让我别做这些特定的事情。

但在这些情况下，我之所以无法得到我想要的东西，确实是由强制导致的。缺钱之所以导致我无法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是因为如果我要得到我想要的东西，那么我必须拥有或使用别人的财产。而只有当我拿钱和别人交换时，他才会允许我拥有或使用他的财产。我不能简单地把某辆车开走，因为周围所有的汽车都属于某些人的财产。法律禁止我在未经物主许可的情况下使用这些汽车，否则我将受到惩罚。因此，我之所以无法在缺钱的情况下得到我想要的东西，这是由财产权导致的，并且这种财产权受到强制的支持，而且这一点在这些情况下都为真：按照哈耶克的说法，在我获得我想要的东西的权力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增加的那些情况下。

罗伯特·黑尔（Robert Hale）很久之前就强调过这种“背景强制”（background coercion）的重要性。 ^[4] 但黑尔接着提出了一个不太可信的主张。他说，如果协议的一方之所以同意某些条款，只是由于另一方的坚持使得他不得不同意，那么第一方的同意就是被强迫的。在我所举的例子中，如果我拿出原本用来购买食物的钱，去租用一辆我参加工作面试需要用到的汽车，那么黑尔会说，我是被迫支付这笔钱的。他很快补充道，这并不意味着租赁公司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事情是不被允许的，也不意味着我和他们签订的合同由于不是自愿的，所以是无效的。黑尔说，某件事情是否涉及这种意义上的强迫与它是否是错误的，这是两个独立的问题。但这样一来，每一种互惠互利的等价 （quidpro quo）交换就都是强制性的交换，而这种说法看起来是对习惯用语的滥用，它甚至可能破坏了强制这一观念所具有的大部分力量。 ^[5]

然而，哈耶克关于自由和权力的区分所引人注目之处，并不在于他区分了强制和其他导致某个人无法做他想做的事情的方式，而在于他区分了两种理由来反对某些因素阻碍某个人去做他想做的事情，不管这些因素属不属于强制。一方面，我们有理由反对某些因素导致我们珍视的某个选项变得不可获取，或者我们只能以更高的代价或风险来获得它。这个理由的强度仅仅取决于我们有多强的理由想要获得那个选项。但另一方面，我们还有一种独立的理由来反对被另一个人控制，并且不得不以哈耶克所描述的那种方式来服从他的意愿。 ^[6] 支持这个反驳的理由具有多样性，并且这些理由不仅取决于那些更难获取的选项所具有的价值，也取决于其他的因素——在此我将提及其中的三种因素。

第一，反对服从另一个人的意愿的理由取决于控制者与被控制者之间的关系。比起受到陌生人或长期对手的控制，受到家人或爱人的控制所引起的反对程度可能会更小（也许在某些情况下，它会引起更强烈的反对）。

第二，反对被另一个人控制的理由取决于这个人有多大的自主决定权来决定你的行动。正如哈耶克所注意到的，当强制是由法律来规定时，它引起的反对程度会更小。 ^[7]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法律导致干涉变得更加可预测，从而允许人们在制订计划时能够把干涉纳入考虑之中。但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一种个人的因素：如果某个人能够命令另一个人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那么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就会比下述这种不同的关系遭到更强烈的反对，即某个人只能以法律规定的方式和理由来命令另一个人，并且这些法律既不是由他选择的，也不是他能够改变的。在第一种情况下，某个人以一种格外不正当的方式依赖于另一个人的意愿。

第三，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控制会引起多大程度的反对也取决于我们的生活在哪些方面受到了控制。如果我们如何度过自己的私人生活（例如要和谁结婚）受制于某个人的命令，那么这要比某个人对我们的行为施加其他限制更糟糕（例如限制我们在盖房子时与我们的地产边界线保持多近的距离）。支持这一点的一个理由是，如果个人的选择是由别人决定的或者强烈地受到别人的影响（无论别人是通过威胁还是通过提供诸如金钱或工作等物品来施加这种影响），那么许多个人选择（例如配偶的选择）的意义就会被改变，而且通常都会遭到破坏。重要的是，某些选择应当只取决于我们自身所持有的理由，并且仅仅取决于某类特定的理由（例如经济收益以外的理由）。

因此，哈耶克所做的区分要比以下这个区分更加深入，即区分强制和以其他方式来限制一个人获得他想要的东西的能力。这一点可以由下述这个事实展现出来：为了理解强制有哪些应被反对的地方以及为了决定强制何时可以得到证成，我们需要考虑我正在区分的这两类反驳。

在大多数情况下，强制会同时遭到这两类反驳。它通常包含着某种威胁——“除非你做A，否则我就会做B”；在此，B是受到威胁的那个人有很好的理由想要避免的东西。因此，这个人就有了我所提及的第一种理由来反对威胁，因为这种威胁导致他无法选择在不遭受惩罚的情况下不去做A，从而使得他的选择处境变得更差。此外，这种威胁之所以应被反对，也可能是因为服从这种威胁意味着一个人要处在另一个人的控制之下。提供东西给别人通常不会被视为是强制性的，因为这种做法会改善一个人的选择处境，所以不会遭到第一类反驳。

但提供东西给别人可能会以第二种方式而遭到反对。假设你的一个有钱的叔叔跟你说，如果你放弃立刻结婚的计划，他就会给你买一辆车。现在，你仍然可以选择不拿他的车然后立刻去结婚，并且你还有一个新的附加选项，即选择拿他的车然后迟一点再结婚。所以，看起来你的一系列选项并没有因为你叔叔的提议而变得更糟，甚至可能还有所改善。（尽管立刻结婚这件事对你的生活意义而言可能会有所改变，因为它现在涉及放弃得到一辆你可能需要的汽车的机会。）然而，这种情况之所以看起来像是一种强制，是因为你的叔叔试图控制你关于是否立刻结婚的决定。但这种决定是你有格外强有力的理由想要由你自己来做出的决定，亦即想要独立于其他人的控制或影响。

强制性的威胁（或实际上是“强制性的”提议）是否可被允许，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至少包括：（1）那个被阻止、变得更难获取或变得更缺乏吸引力的选项具有多大的价值，以及一个人对于参与这个选项所具有的资格；（2）如果一个人不服从这个已被提出的要求，会有多大的损失；（3）威胁者在剥夺你的这个选项时所具有的资格（姑且不论强制）；以及（4）服从这个要求涉及以这种特定的方式受到另一个人的控制。

让我们先考虑一下这个典型的例子：某个抢劫犯拿着枪对着你说：“要钱还是要命！”首先，在这种情况下，你既有理由想要保住你自己的钱，也有理由想要活下去。此外，还有这么一个事实（它独立于任何与强制有关的问题），那就是你有资格保留你的钱，而且强盗没有权利杀你。在我看来，这一点就足以使得抢劫犯的这种行为不被允许（impermissible）。但除此之外，你还会有别的理由来反对受到抢劫犯的控制，因为不得不屈服于这种要求会让人感到羞辱。这类理由在其他情况下甚至会更加重要。

例如，考虑以下这种情况：某个雇主在经济上有很好的理由来减少他的劳动力，于是他对他的一个员工说，除非她愿意和他发生性关系，否则他会解雇她。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员工并没有资格要求继续工作，而且雇主有权利可以解雇她（这里姑且不论强制是否可被允许，因为它是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雇主的这种行为之所以不被允许，是因为我们不允许他以一种格外不正当的方式来利用这种解雇员工的权利去迫使员工服从他的计划；而这种方式之所以格外不正当，是因为它所涉及的那种选择具有个人重要性。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基于经济效率的理由（也许还有其他理由），雇主必须拥有权利来决定雇用哪个员工以及解雇哪个员工，但我们不允许他们以上述这种方式来使用这种权力（就此而言，我们也不允许他们使用这种权力向员工或潜在员工索取礼物或其他好处）。

现在考虑一下刑法所涉及的强制。刑法会引起证成的问题，因为它所施加的惩罚涉及极其严重的损失，例如监禁、失去财产，甚至可能是失去生命；而人们通常有资格要求避免遭受这些损失。尽管如此，许多刑法看起来明确地获得了证成，因为这些法律为每个人提供了保护，也因为那些被制裁的特定行为是人们没有任何好的理由去参与的行为，例如谋杀和持械抢劫。受制于这样的法律涉及被其他人控制，这个事实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当人们针对法律——例如针对环境法、分区法规、职业健康和安全条例，以及更新近的税法——提出反对意见时，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反对意见主要是基于那些被阻止的机会所具有的价值，而不是基于遵守这些法律涉及被其他能动者控制。当法律管制更私人的行为时，例如那些禁止吸毒的法律或要求摩托车手戴头盔的法律，后一类反对意见会变得最明显。在此，除了机会的损失之外，我们对由别人来告诉我们“该如何生活”这件事也会有合理的不满。即便我们不重视相关的机会（比如说，我们永远都不会想到要不戴头盔去骑摩托车），我们可能也有理由感到不满。

从广义上来说，只要一个行动或政策对某个行动的过程添加了一个别人不想要的结果，并以此来阻止别人采取这个行动，那么它就是强制性的。而任何广义上的强制性的行动或政策可能都会遭到我正在讨论的这两类初步的反驳。因此，要决定这种强制性的行动或政策是否可被允许，我们既需要考虑人们想要避免服从这种要求的这两类理由，也需要考虑允许提出这种要求的那些理由。我现在的观点是，我们有多种多样的理由来反对广义上的强制性要求，这既包括那些想要获得某些机会的理由（即想要获得哈耶克所说的权力），也包括那些反对被另一个人控制的理由。

有了这些关于自由和强制的想法作为背景，现在让我开始谈一谈关于自由和促进平等之间的冲突问题。促进平等的一种方式是实施再分配的税收，这种税收从一些人那里取走资源，以便为其他人提供福利。而另一种促进平等或避免不平等的方式则是实施所谓的预分配 （predistribution），即实施某些法律和政策来决定人们的税前收入。 ^[8] 例如，经济制度的某些方面会造成税前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而罗尔斯的差别原则被认为主要适用于这些方面。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迪士尼公司和默克公司所持有的专利权和版权的时间没有像现在这么久，那么这些公司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富有。可以说，知识产权的范围越窄，不平等的程度就会越小。基于我即将讨论的理由，预分配会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但由于再分配的税收备受关注，所以我将首先对它进行考察。

税收似乎是一个干涉自由的典型例子。如果一个人不把一部分收入上缴为税款就会被罚款或受到监禁，那么他就更难以用必须缴纳的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此外，税收往往涉及一个人被迫为其他人的目的服务，而不是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例如为自己不赞成的战争买单，或者为自己认为不应得某些福利的人提供福利，以及为自己认为是浪费金钱的体育馆或博物馆等项目买单。当法律要求某个人去偿还他欠下的租金或其他债务时，这一要求并不会以上述这种方式遭到反对，只要这些债务是他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自愿承担的，而不是由别人的意愿强加在他身上。

也许有人会回应，只要这些税款是由一个合法的政治和法律秩序所征收的，并且这一秩序已经批准了这些税款用于支付的那些费用，那么我们就仍然欠下这些税款。因此，在纳税中必须上缴的那些钱，就像欠下租金的那些钱一样，并不是一个人有资格保留并随意支配的钱。但可能有人会说，这种回应乞题（question-begging）了，因为它假定了税法的合法性，而这是我们正在争论的观点。然而，声称一个人有资格获得他的税前收入同样也预设了某个特定的政治和法律框架具有合法性，人们正是在这个框架下来赚取他们的税前收入。而税法正是这个框架的一部分，它与这个框架的其他法律（包括界定财产权的法律）具有相同的法律依据。因此，以下这种主张便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税收剥夺了某个人的东西，并且这些东西根据这个法律框架 应当归他所有，所以税收是非法的。 ^[9]

由此可见，要理解对再分配的税收的反驳，最佳的方式并不是把它理解为：因为再分配的税收剥夺了人们的一部分税前收入，而这些收入是人们已经挣来的收入，并且根据他们置身其中的那些特定的法律制度，他们有资格获得这些收入，所以再分配的税收是不正当的。恰恰相反，对再分配的税收的反驳应当被理解为：如果某个法律和政治制度允许再分配的税收，那么这个制度因此就是不正义的。（并且人们在此制度之内所赚取的税前收入也因此在道德上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污染）。 ^[10]

然而，任何合理的观点都会允许某些 形式的税收。例如，假设在一些人看来，为执法和国防所缴纳的税款是合法的，而且只有这些税款才是合法的。那么按照这种观点，尽管法律要求人们支付这些税款（否则他们就会受到罚款或监禁等法律处罚），但这些法律不会被看作是对个人自由的不正当干涉。这些法律会是强制性的，并且通过减少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它们也以某种方式减少了人们可用来追求目标的手段；不过这些税收使得某些保护成为可能，所以它们也以其他方式增加了人们可用来追求目标的手段。

人们在这个制度下用来纳税的钱，就像他们用来支付房租的钱一样，必须是他们 自己的钱；也就是说，别人从他们的银行账户中拿走这些钱是错误的。但这种税收“拿走”了人们在这个意义上所拥有的钱，这并不构成对这种税收的初步反驳（即一个需要被克服的反驳），因为人们没有资格保留这笔钱。然而，这不是因为他们保留这笔钱的权利被其他考虑因素压倒 了。我们保留支付房租的那笔钱的权利也没有被房东的要求所压倒。恰恰相反，我们并不拥有这种权利，因为我们已经签订了租约，或者在税收的例子中，因为我们是（有效的）税法的适用对象。

对这个案例进行归纳总结，我得出的结论是：执行税法本身并不是问题。如果一个人欠下了某个东西，那么要求他偿还这个东西并不是一种对他的自由或财产权的不正当干涉。问题在于我们可以合法地认为人们欠下哪些税款。这个关于一般的税收合法性的问题是我之前所说的预分配问题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关于整体框架的合法性问题，而人们在此框架之内获得财产并交换财产以及赚取收入。举例来说，问题可能是：如果某个制度只允许一个人保留他从某些交易中所获得的一部分东西，那么这个制度是否可被证成？或者说，一个可被证成的制度是否必须允许这种交易的一方能够保留另一方所提供的全部东西？ ^[11]

要确定某个制度框架所包含的税法是否具有合法性，我们既需要考虑为制定这些法律所提供的证成，也需要考虑针对它们的反驳以及它们被认为可能受到的限制。

以下是税法可能采取的三种证成形式。第一，对税法的证成可能基于下述这个理由：政治制度是一种做出集体决策以便执行计划的合法方式，这些税法则是一种为实施这些计划而筹集所需资金的公平方式。虽然我认为税法能够以这种方式来获得证成，但我不会在这里探究这类证成形式，因为它不仅需要捍卫一种政治合法性的一般理论，而且它也不太可能诉诸平等的考量。

税收的第二种证成形式则认为，为了让法律和政治制度本身（包括它所包含的财产法）能够获得证成，我们必须提供某些福利，而征税则是一种为这些福利买单的公平方式。例如，这些福利可能包括教育和其他为了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经济所必需的条件，以及那些为了让他们在政治进程中发挥有效的作用所必需的条件。第三种证成形式则主张，征税只是为了减少不平等，因为不平等本身就是不正义的，或者因为不平等会带来有害的后果，例如导致政治制度的腐败。

我在前面的章节中（特别是第五章和第六章）讨论过第二种类型的论证。出于讨论的目的，我在这里把它们罗列出来，并且接下来还会提及某个更深入的论证。但本章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另一方的论证。而另一方所提出的一个论证是，因为税收与人们所拥有的独立于任何社会制度的财产权是不相容的，所以它是不正当的。这并不是目前最普遍的观点。 ^[12] 但值得考虑的是，为什么它会具有吸引力。

这个观点具有吸引力的一个理由可能是，人们认为那些界定财产权的社会制度有可能会遭到道德批评。换言之，不是任何界定这些权利的方式都是合法的。这种批评看起来必须以人们拥有某些独立于此类制度的权利作为依据，而财产权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备选答案。另一个更具体的支持理由则是，人们可以想象出一些明显错误的行为，它们完全独立于任何社会制度，并且它们看起来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它们涉及侵犯财产权。

假设某个家庭清理了一些土地，之后种上了庄稼以维持冬天的生存，而且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错误地对待任何人——用洛克的话来说，他们给其他人留下了“足够多和同样好的东西”。如果一群武装人员随后走过来取走这些庄稼，那么这显然是错误的。用契约论的术语来说，任何允许这种行为的原则都是一种可以被合理地拒绝的原则。

拒绝这样一个原则的理由是，如果人们处在那个家庭的位置之上，那么他们必须能够养活自己，并且能够对将来使用某些物品拥有足够的信心，以便使得投入时间和精力来制造这些物品对于他们而言会是一种理性的行为。这些理由足以拒绝一个允许取走这些庄稼的原则，因为这里并不存在着同等强有力的理由来支持应当允许取走这些庄稼。由于那个家庭的行为已经给其他人留下了“足够多和同样好的东西”，所以其他人有机会采取与那个家庭相同的方式来养活自己。

我们既有理由想要控制那些用来维持生存的必需品，也有理由想要稳定而持续地控制这些财产——这是我们要制订和实施自己的计划所必不可少的。这些理由都是拒绝上述那个原则的理由，并且它们都是我们最基本的个人财产利益，也是使得个人财产权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 ^[13] 所以，人们自然而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所设想的那个行为是错误的，因为它侵犯了那个家庭的财产权。但这是一种误解。侵犯财产权的错误在若干方面上都不同于干涉某些利益的“自然的”错误（“natural” wrongfulness），即便正是那些利益使得财产变得重要。

我所描述的那种明显的自然的错误确实是存在的，因为在有些情况下，作恶者显然已经干涉受害人，并且是在他们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这样做的。但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并不清楚哪些行为构成了干涉。如果我在你的土地下面挖隧道来开采矿床，但你却不知道那里有矿床，那么我有没有干涉你呢？或者说，如果我在我们的财产分界线附近挖一口井来开采石油，但大部分石油都位于你的土地之下，那么我有没有干涉你呢？财产的社会制度所做的一件事就是，界定人们对土地的控制权和对其他服务于我所列出的基本财产利益的物品的控制权。如果既定的制度以一种可辩护的方式界定了这些控制权，那么侵犯它们所界定的权利就是错误的，无论某种特定的侵犯实际上是否涉及对受害人的生活和活动的干涉——在干涉被理解为独立于这种制度的意义上。而且不管能动者在那种特定的情况下是否拥有某些提供了“足够多和同样好的东西”的替代方案，这种侵犯都可能是错误的。

由制度界定的财产权还包括转让权，即授予他人对某个物品的排他（exclusive）使用权，而这种权利并不取决于第三方对该物品的使用是否会在一种独立于这种制度的意义上干涉受让方对该物品的使用。此外，受让方所获得的排他使用权也不取决于那些被禁止使用该物品的人是否能够拥有“足够多和同样好的东西”。转让本身就授予了一种禁止他人使用的权利。这允许以下这种情况的发生：人们想要获得那个被转让的物品的主要理由，仅仅是为了拥有权力来禁止其他人使用它，以便要求其他人为使用它而支付更高的价格。例如，人们可以把该物品保留到之后的某个时期，在此时期，需求的增加或供应的不足导致该物品的价格上涨。为了以后的交换而保留某个物品，这是对这个物品的一种使用方式，但这种使用方式本身就依赖于一种禁止别人使用它的权力（而不仅仅是受到这种权力的保护）。

这并不是说，这类权利无法得到证成；而只是说，我们不能通过我一直在讨论的那类免于干涉（non-interference）的论证来证成这类权利。尽管人们需要保护这些最基本的个人财产利益，但除了基于这个需求以外，制度所制定的财产权还可以基于其他工具性理由来获得证成。这种证成必须考虑在特定情况下建立这种制度所带来的全部后果，包括它的分配效果。知识产权就是这类权利的一个极端例子，它们是通过习俗或立法来制定的，并且可以用来转让和交换。

如果人们用“财产权”来指代这样一些权利——它们以上述方式超越了免于干涉的要求，并且这些权利的持有者还有权力将它们转让给其他人，那么所有财产权都会以这两种方式依赖于社会制度：第一，它们是由社会制度来界定的；第二，对它们的证成依赖于对这些制度的证成。因此，不存在自然的财产权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无论制度以哪种方式来塑造和修改财产权，都不会遭到道德批评。 ^[14] 制度能够界定财产权的方式是有限的，因为这些权利必须以某种方式去促进和保护重要利益，或者更广泛地说，必须与重要利益相容，否则它们将无法获得证成。这些重要利益包括但不限于我所说的我们最基本的个人财产利益，而正如我已经论证过的，这种利益能够成为那些独立于任何制度的错误行为的依据。

当一种特定的产权制度采取了我所描述的那种充分扩展的形式时，这种制度是否可被证成，以及侵犯它所界定的权利是否因此是错误的，就取决于这种制度所创造的占有制度和交易制度（system of holdings and exchange）的效果。如果这种制度所提供的好处足够重要，从而使得人们无法合理地反对这种制度禁止他们去使用他们有理由想要的物品和其他机会，那么这种制度就能够获得证成。 ^[15] 自由的考量（包括但不限于人们有理由来反对别人告诉自己该做什么）和经济效率的考量都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发挥着某种作用。只要我们有理由来反对不平等（基于不平等的后果或其他理由），那么这些理由也应当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某种作用。权利体系的证成性取决于所有这些理由如何达到平衡。

一些例子可用来说明这个证成的过程。首先考虑个人财产的占有权和交易权的情况。我们有强有力的理由想要能够使用我们的生活空间以及使用那些执行我们的生活计划所需的物品，并且有强有力的理由想要禁止其他人使用这些东西。因为我们需要指望我们在以后也能够使用那些执行我们的计划所需的物品，所以我们有理由禁止其他人使用它们。而如果界定或重新界定财产权的方式与这些最基本的理由不相容，那么它们就会在道德上遭到强烈的反对。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我可能拥有的任何计划而言，如果一个法律制度没有为我提供对执行该计划所需的物品的控制权，那么它就会遭到反对。因为其他人也有理由去执行他们的 计划，而给予我这种控制权可能会与他们所拥有的理由不相容。 ^[16]

这意味着，一种可辩护的产权制度在界定那些权利时需要对每个人 所拥有的这类理由做出回应。通常有不同的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且在回应其中的某些理由时，有些方式可能没有涉及财产权。例如，我们有理由想要控制自己的生活空间，而这些理由也许可以由某种租赁制度来做出回应，即便这种租赁制度不像财产权那样把出售的权力也包含在内。然而，无论是由法律制度还是由习俗在起到保护这些利益的作用，只要某种改变会导致它们无法继续保护这些利益，那么这种改变就会遭受到强烈的反对。即便这种改变在某些方面会促进经济平等，它也可能会遭到强烈的反对。 ^[17]

现在，让我们从另一个极端来考虑法律创造知识产权的证成过程。专利法和版权法禁止人们去做某些事情，例如禁止制造和销售某些药物，或者禁止复制某些文本和图像。因此，通过使人们受制于某些以惩罚作为威胁的命令（用哈耶克的话来说，这降低了他们的自由），这些法律会导致人们更难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用哈耶克的话来说，这降低了他们的权力）。此外，由于一些人想要服用这些药物或欣赏这些图像，但这些法律却导致这些东西变得更加昂贵，因此它们也降低了这些人的权力。

另一方面，这些禁止他人使用某些物品的权利会为专利和版权的持有者提供收入，从而有助于他们获取他们想要的东西。扩大这些权利的范围，例如延长专利和版权的有效期，或者使它们适用于更广泛的地理区域，将使这些权利的持有者变得更加富有，从而更容易获取他们想要的物品。因此，这种做法可能会鼓励其他人来发明这些东西。

但这种做法也会导致不平等的加剧。所以，如果 我们有理由来避免或减少这种不平等（也许是基于不平等的影响），那么这些理由就会支持缩小这些权利的范围。据我所知，缩小知识产权的范围并不会遭到基于减少自由的反驳，因为争论的双方都有各种各样的自由考量作为依据。范围更窄的权利会降低权利持有者获取他们想要的东西的能力，但却会增加其他人相对应的能力。此外，在这两种安排下，国家对人们的支配程度看起来是一样的。

总之，即便撇开平等的问题不谈，对自由的考量也会要求 缩小这些权利的范围。至少它们不会反对这么做。支持延长专利和版权的有效期的主要理由是，我们需要用它们来激励人们生产有用的产品。因此，如果这里存在着某种冲突的话，那么这种冲突是：这种方式（即增加一些人获取他们想要的东西的“权力”）所能够提供的效益和那些有利于平等的考量之间的冲突。

我认为，对证成过程的这种描述通常能够应用到这个问题之中，即对财产权的界定应当受到哪些道德限制。而在特定的情况下，这个证成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至少看起来清楚的是，平等的考量会起到某种 作用，而且它们并不因为有时候会与自由的考量相冲突就被排除掉。自由与平等之间发生最直接的冲突是在这些情况下：不平等是由特定的交易产生的，并且人们在这些交易中行使了他们显然必须拥有的那些权利。也就是说，在这些情况下，只有通过限制这些交易或者对由这些交易所得的收入进行征税，我们才能促进平等。

诺齐克关于威尔特·张伯伦的例子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威尔特从他的粉丝那里获得了额外的美元，因为他们喜欢观看威尔特的比赛，而这导致了经济不平等的严重加剧。即便我们有理由来阻止这种不平等，但我们却不能通过禁止威尔特和他的粉丝的行为来阻止它。如果一个人想要把钱花在篮球比赛的门票上，但是他却不能这么做，那么钱还有什么用呢？此外，是否要为一定数额的金钱去参加比赛，这必须取决于威尔特的意愿。所以看起来要避免这种不平等的加剧，唯一的办法就是对威尔特的收入进行征税。那么，由哪些因素来决定这种做法是否可被允许呢？这个问题是以下这个更普遍的问题的特殊情况，即人们是否能够要求保留通过各种交易所获得的全部金额。接下来我会先考虑由交换财产来获取利润的情况，然后再回到为服务付费的情况。

让我们以通过出售房屋来获取利润作为例子，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证成财产权的个人理由会显得特别强有力。毕竟人们有强有力的理由想要控制他们的生活空间，并且想要随心所欲地使用它，以及随心所欲地禁止别人使用它。这就是我之前所说的人们关心财产的最基本的理由之一。此外，人们也有强有力的理由想要能够选择居住地，以及随心所欲地改变居住地。基于这些理由，一个可辩护的权利体系必须规定人们能够禁止别人使用他们的个人空间，并且不得要求他们居住在某些地方或禁止他们随心所欲地搬迁。

但现实的情况仍然是，并非每个人都能够住在他们最喜欢的地方。因此，一个允许房屋在市场上转让的房产制度便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显而易见的方法。这种制度使得人们能够稳定地控制自己的生活空间，因为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不搬迁，除非别人给他们提供的价格使得搬迁对他们来说是可取的［即提供某些至少符合他们的“保留价格”（reserve price）的东西］。将稀缺的住房分配给那些愿意支付更多费用的人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导致资源的分配能够回应人们对住房的不同品位，以及能够回应住房（与其他商品相比）对于人们而言所具有的不同价值。（至少当金钱的边际效用对不同的人而言大致相同时，它会具有这种效果。而当财富和收入极其不平等时，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因此，人们有强有力的理由来支持可交换的住房产权，并且这些理由部分依赖于那些支持人们关心财产的最基本的个人理由，以及部分依赖于刚刚提到的那种效率的考量。对于后者，我们可以补充说，这种制度有助于确保适当数量的住房，因为如果住房的数量稀缺，那么房价的上涨会吸引更多的住房建设投资。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考量所支持的住房产权是否会阻止对转售房屋所得的利润进行征税。在我看来，它们并没有阻止这一点，尽管它们对这种税收施加了限制。首先，买方和卖方必须事先知道他们将会付出什么和得到什么。（合理的期望应当受到保护。）其次，卖方至少要得到他们的保留价格，而且买方不能被强迫支付更多的费用，以至于超过房产对于他们而言所具有的价值。再次，市场的效率属性依赖于这种情况，即如果某些潜在买家愿意支付更多的费用，那么卖家把房产卖给这些买家就会获得更多的收入，即便是税后的收入。因此，税收不能取走卖家超过其保留价格的所有收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允许卖家保留买家所支付的全部金额。

买家愿意支付多少费用，这当然取决于买家拥有多少钱，但同时也取决于他是否能够获得其他同样理想的房子。所以，我刚刚得出的结论是，支持住房产权的那些理由并不会支持这个结论——卖家有资格得到其财产的全部稀缺性溢价（scarcity premium）。用诺齐克的话来说，任何这样的税收都会干涉某些“成年人之间自愿同意的资本主义行为”，因为它们会阻止卖家在交易中能够精确地保留买方所支付的费用。然而，虽然买卖双方能够精确地进行这种交易会给卖家带来某些利益，但这些利益比起我已经提到的其他产权利益而言看起来却相当薄弱。

这也许让人感到不太满意。如果我们对现实中的房地产交易进行征税，可收益却直接进入总统的个人银行账户，那么即便这项税收遵守了上述的限制，它也会是不可接受的。此外，即便这项税收在交易之前已广为人知，而且我认为即便相关的法律是由民主选举的立法机构所制定的，它也会遭到反对。而要解释为什么这项税收会遭到反对，我们能否不诉诸这种观念，即卖家的财产权使得他们有资格得到其他人为获取卖家的财产所愿意支付的全部金额？（或者说，我们能否不诉诸这种看起来更不可信的观念，即买家有资格不去支付超过卖家实际所得的费用？）

这类税收之所以会遭到反对，首先是因为卖家有理由想要保留更多买家自愿支付给他们的金额，所以如果卖家没得到这种金额，那么我们必须给出某些理由来支持这一点。其次，没有任何好的理由会支持为了让总统以这种方式从每笔交易中获益，卖家应当得到更少的金额或者买家应当支付更多的费用。因此，如果对交易的利润进行征税是正义的，那么这一定是因为，除了这些税收事先已广为人知以及它们是由公平的程序所制定的，我们还拥有好的理由来支持这些税收。

我正在考虑的这两类理由都来自产权制度和交易制度的合法性所要求的条件，并且它们也是支持促进重要公共物品的理由。但我将集中讨论前一种理由，既因为它们所支持的税收最有可能是再分配的税收，也因为这是平等的考量最有可能发挥作用的地方。而为了使我刚才所描述的产权制度能够回应每个人在住房上的基本个人理由，住房市场就绝不能导致最贫穷的社会成员根本无力负担起住房的费用。因此，为了让整个产权制度能够获得证成，我们可能需要提供一些公共住房，或者更普遍地保障最低的基本收入。

通过投资住房来获取利润，这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不平等。如果这种不平等会产生我在其他章节讨论过的那些消极后果，那么对由出售财产所得的收入进行征税可能就是控制这些消极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的最佳方式。只要我们在我所描述的范围内这么做，那么这种做法就会具有以下这些优点：它们既不会干涉人们在想要选择和控制自己的住房这方面所拥有的重要理由，也不会干涉为那些最愿意支付住房费用的人分配住房的效率。我在这里的目标并不是要描述或评估所有这些理由。倒不如说，这里的要点是，支持住房产权的这些理由原则上都不反对我们对交易的利润进行征税。

现在我开始讨论对人们的工作收入进行征税的问题。在此，我们可以从“自由选择职业”的重要性来开始我们的讨论。每个人都有强有力的理由想要能够选择如何使用他的生产力。这提供了强有力的理由来拒绝那些允许人们被迫从事某一特定工作的法律或政策，并且每个人应当能够按照他的选择而自由地辞职。但是，“被迫”和“自由”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通过立法来要求人们从事某些工作，这会是不可接受的（也许像征兵这样的紧急情况是例外）。不过人们也有理由想要处在良好的条件下来选择职业。也就是说，他们有很好的理由——我在第五章中讨论了这些理由——想要了解他们可能会从事的各种工作，并且想要能够获得资格去从事那些适合他们的工作。

另一方面，就像住房一样，人们不可能总是准确地拥有他们想要的工作。而就业市场会允许人们在某种工资的背景下来选择工作，并且这种工资背景反映了人们的选择给其他人所带来的成本。没有人必须为某种低于他的保留工资的薪水而工作（考虑到其他的替代方案），雇主也不必支付更多的工资，以至于超过工人对于雇主而言所具有的价值。在这样的制度中，有特殊技能的工人会被有效地分配到工作岗位上（也就是说，这种分配方式能够回应对这些技能的需求）。此外，这种制度还具有灵活性：随着需求和技术的改变，劳动力将根据市场的需要而被转移到不同的用途之上。

虽然人们有理由想要能够选择自己的职业，而且劳动力市场也具有效率优势，但这些考量并不反对我们在一定范围内对部分收入进行征税。除了我已经提及的那些要求，“自由选择职业”还要求人们应当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工作更长的时间或者从事第二份工作，以便赚取更多的收入。 ^[18] 而如果为了阻止这种情况，于是通过税收的形式来取走人们所能够赚取的、超过一定数量的全部额外收入，那么这种做法将无法得到证成，因为人们有理由想要能够根据他们在工作、休闲和其他消费形式之间的不同偏好来采取行动。

然而，有人可能会论证：如果一个实体有权力对其他人自愿为某个人的劳动所支付的部分费用进行征税，那么该实体就会是这个人的劳动的部分所有者；并且这种做法将类似于奴隶制，因为它与自我所有权（self-ownership）的观念是不相容的。在此，自我所有权的观念指的是，人们是他们的精力和才能的唯一所有者，并且对如何使用这些精力和才能拥有唯一的自主决定权。 ^[19] 要评估这一论证，我们就需要追问：自我所有权的观念为什么具有吸引力，以及其吸引力背后的理由是否会支持人们有资格获得其他人自愿为其服务所支付的全部费用。在这里，我只是把相同的方法应用到自我所有权而已——我在这本书中一直把这种方法应用到平等的观念，而在这一章中则把它应用到自由和强制的观念；也就是说，我试图确定这些观念基于哪些理由而具有重要性，并追问这些理由何时适用。

说我们是我们身体的某些部分的所有者，比如说我们是我们的眼睛和肾脏的所有者，这种说法是非常合理的。如果有人未经我们的同意就从我们身上取走这些东西，那么这会是一种错误的行为。但是，我们也有权力把这些东西送给别人，或者按照我们的意愿把它们卖掉。这里的问题是，我们在什么意义上是我们的劳动的所有者，以及这一点对于税收的证成性而言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我已经提到的这些考量充分地把握到了人们对其劳动拥有自我所有权这一观念所具有的合理之处：人们有理由想要能够选择他们的职业，以及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辞职，等等。这些理由解释了为什么诸如奴隶制等否定自由选择职业的制度是不合法的。但这些考量并不意味着工人有资格得到其工作的“全部价值”，即雇主自愿支付的最高工资——这取决于对工人的服务的需求和他们所提供的技能的稀缺性。对人们的部分收入进行征税并没有被这些理由排除在外。所以，如果我们有好的理由来支持这种税收，那么进行这种征税就会是合法的。 ^[20]

正如我已经表明的，在这些理由之中，最核心的理由是：为了使财产和市场交易制度成为合法的制度——人们正是通过这些制度来赚取他们的收入，我们需要提供这种合法性所要求的条件。我已经提到了这样一些理由，包括那些由高度不平等的消极后果所提供的理由。基于这些理由对某个人征税并不能被恰当地描述成是在强迫这个人使用他的合法资源去帮助其他人。恰恰相反，这些税收反映了在一个合法的财产和市场交易制度下，这个人针对他能够拥有哪些资源所提出的要求会受到这些税收的限制。

在支持税收的那些理由中，有两个特定的理由会与我们当前关于自我所有权的讨论有关。市场经济的效率会要求雇主必须要有权力来向工人指派工作，并且有权力根据技术和市场条件的变化来雇用或解雇工人。这些权力会让个体更难决定如何使用自己的才能和精力，也就是说会削弱个体在这方面上的能力。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所有工人都产生了影响，但对于那些拥有最低水平的市场技能的工人而言尤其严重，因为他们必须在其他人的控制下去从事那些往往非常令人不愉快的工作，以便获取谋生之道。

所以，工人有理由来反对这些权力，并且他们所拥有的理由是那些位于自我所有权观念背后的基本理由。即便这些理由不足以构成完全拒绝这些权力的充分理由，但考虑到支持这些理由的那些论证，它们无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来要求我们在界定这些权力时，必须限制这些权力对人们控制自己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点可以通过提供良好的公共教育来实现，亦即确保人们能够发展更广泛的技能，从而能够采取更广泛的就业形式。它也可以通过这些策略来实现：一是采取某些措施以便提高工人的议价能力，例如制定法律来提高工会的权力；二是向所有人提供最低的基本收入，从而确保即便是最不合格的工人也能处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之上，由此能够按照他们的意愿去拒绝某些特定的工作形式。 ^[21] 这些策略的优点在于，它们让工人自己来决定是想要提高工资，还是想要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

对收入进行征税以便能够提供这些福利，这种做法会阻止人们获得其他人自愿为他们的工作所支付的全部金额。但是，当我们纯粹从支持自我所有权观念的那些理由——尤其是想要不受他人控制的理由——来看待这个问题时，人们所放弃的东西就远远不如获得这些福利的人所得到的收益那么重要，而正是税收使得这些收益成为可能。

将自我所有权理解为一种禁止受到侵犯的“边界约束”（sideconstraint）会阻碍这种比较。但是，为了决定是否应当接受这样一种约束，我们需要审视这种约束背后的理由，正如我一直在做的那样。而当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人们并没有充分的理由来接受这种普遍形式的约束。

第八章
应得

对不平等的证成有时候会基于这个主张，即那些拥有更多利益的人应得（deserve）这些利益。例如，最近格里高利·曼昆为首席执行官（CEO）的高额薪酬提供了辩护，他的理由便是：首席执行官基于他们的生产力而应得这些报酬。 ^[1] 但另一方面，应得的观念也可能会被用来为相反的结论辩护。例如，有人可能会主张，即便高管的高额薪酬提供了某些提高生产力的激励，可这些报酬仍然是不正义的，因为没有人基于从事这些工作而应得那么多的报酬。尽管这两个论证关于正义的薪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它们都共享了这个假定：经济报酬的水平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基于应得而恰当地获得了证成。

我将在本章中论证，我们应当拒绝这个假定。“应得”这个词语被用来提出许多不同种类的主张。如果我们对这些不同的主张进行区分并仔细地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当一个人确实应得（或不应得）某种经济报酬时，这一点之所以如此，是基于某些更广泛的正义观念，而不是它本身依赖于某种应得的观念。在这些情况下，应得的观念无论是作为对更多的经济报酬的证成，还是作为对这些报酬的限制，都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为了提供有说服力的论证来支持这个否定性的结论，首先我需要考察不同种类的应得主张。然后，我可以运用这种理解方式来解释为什么应得看起来会与分配正义的问题相关，以及为什么这种明显的相关性是错误的。

人们有时候会在一种非常广泛的意义上来使用“应得”：在这种意义上，说一个人应得某种对待方式，这仅仅是说他应当以这种方式来被对待，或者说以这种方式来对待他是正义的。我们应当以人们在这种广泛的意义上所应得的方式来对待他们，这一点（在微不足道的意义上）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以这种方式来理解应得，那么关于人们应得什么的主张就会对下述这个问题保持完全开放的态度：为什么以正在被讨论的那种方式来对待人们是正义的。尽管我们说那种方式是人们应得的，但对上述问题的解释却可能是基于效用主义（utilitarianism）、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某种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的观点，或者任何关于正义的要求的其他观点。在这种广泛的意义上，关于应得的主张就仅仅指的是，这种主张关注的是某种意义上的正义观念所提出来的要求。而为了提供某种独特的依据来支持或反对不平等，关于应得的主张就需要拥有某些更加具体的道德内容。

在另一种意义上，说一个人应得某种对待方式则指的是，这种对待方式是由某些制度规定的。例如，如果某个班级的既定评分政策要求任何平均考试成绩高于95%的学生获得A等级，那么平均成绩高于97%的学生就可以说应得一个A等级的成绩。这种主张正是乔尔·范伯格（Joel Feinberg）和约翰·罗尔斯所说的制度资格（institutional entitlement）主张。 ^[2]

但不是任何制度都能够在道德上产生有效的制度资格主张。例如，某所学校的校规可能会规定，在某个学期中取得最低平均成绩的学生必须在一个学期之内担任平均成绩最高的学生的私人仆人。然而，那些取得最高平均成绩的学生却没有资格获得这项服务，因为一种要求某些学生成为别人的仆人的制度是无法得到证成的。因此，尽管制度资格的主张可能是正确的，但它们的正确性却依赖于对相关制度的证成，并且这种证成不需要依赖于一种独立的应得观念。不过，也许还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应得，并且制度可以依据它们给予人们在这种独立的意义上所应得的东西来获得证成。接下来我将考虑是否存在着这样一种意义。我目前的观点只是，这种非制度性的（non-institutional）应得必须与制度资格的观念有所不同。

另一个与制度资格密切相关并且在道德上很有分量的观念是：没有实现合法期望（legitimate expectations）是错误的。例如，如果某个学生努力将平均考试成绩考到高于95%以期获得A等级，但尽管他的平均成绩高于96%，却依然没有获得A等级，那么他就有一种合理的抱怨。通过诉诸该学生由于期望得到这种奖励而已经做出了牺牲，这种抱怨所具有的力量看起来就超越了制度资格的观念。（因此，制度资格是一个比合法期望更广泛的概念，因为制度资格的主张并不取决于一个人是否已经以某种方式依赖这种制度。）但是，如果某个要求所具有的力量是建立在合法期望的观念之上，那么这个要求的力量依然还是依赖于相关制度的证成性。例如，如果某个学生之所以努力学习以便考到班上最高的平均分数，是因为他期望在下学期中能够让排名最低的学生来做他的私人仆人，那么即便他没有获得这项服务，他也不具有我正在描述的那种有效的抱怨。他可能会有一个合理的理由来反对在这种奖励的前景上受到了欺骗，但是却没有资格要求获得这种奖励，因为规定这种奖励的规则是无法得到证成的。

为了作为评估制度的独特依据，关于应得的主张需要与关于制度资格或合法期望的主张有所不同。它们必须是非制度性的 ，也就是说，它们必须不依赖于某些以其他方式获得证成的制度。

如果基于应得的证成要具有独特性，那么它们也需要区别于基于效果的证成——这种证成的依据在于以某种方式来对待某个人会带来好的效果。通过剥夺某个孩子的奖励来训导他——“因为这是他应得的”，这不同于基于以下这种理由来采取相同的行动：因为人们认为这将改善这个孩子的品格或者让他（或他的兄弟姐妹）以后有可能会表现得更好。（因此，在我提及的那篇文章中，曼昆区分了两种对高管薪酬的证成：基于应得的证成和效用主义的证成，后者依据的是这些报酬所提供的动机会带来好的效果。）基于应得的主张同样也在这个方面上不同于基于需求的主张。例如，有人也许会说，某个人应得帮助，因为他正在挨饿；或者说，他应得医疗服务，因为他生病了。但这些证成实际上诉诸的是，给人们提供这些形式的对待方式会带来好处。相比之下，高管基于他们所做的工作而应得更高的薪酬，这种主张并不依赖于他们会比其他人从那些额外的收入中获得更多的好处。

因此，我们正在寻找的那种应得的主张是关于人们应当如何受到对待的主张，并且这些主张是非制度性的（即它们不依赖于某些制度规定了这种形式的对待方式），而且它们不是基于以这种方式来对待某些人会给他们或其他人带来预期的好处。这些主张是我所说的“纯粹的应得主张 ”，它们声称，仅仅 依据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或做过什么事，就足以使得某种形式的对待方式成为恰当的方式；在这里，作为限制条件的“仅仅”，它排除了我刚刚提及的那两类证成：一是诉诸制度的证成，二是证成的依据在于以正在被讨论的那种方式来对待人们会带来好的效果。这种缩小关注范围的做法并不是特设性的（ad hoc），而只是反映了如果诉诸应得的主张要提供一种独特的论证形式来支持或反对不平等的对待方式，那么这些主张需要具备什么特征。

我认为，这种纯粹的应得主张有时候是有效的。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在表达赞扬、钦佩、感激、责备或谴责等方面的应得主张。例如，如果某个人之所以采取某种方式来行动，仅仅是因为他想要让我受益，并且他自己为此还付出了某些代价，那么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使得我的感激态度成为一种恰当的态度。我对这种感激之情的表达可能会让那个帮助我的人感到高兴，也可能会鼓励他或其他人以后采取这种方式来行动。但并不是这些效果使得我的感激之情成为恰当的态度。仅仅凭借这个人所做的事情，以及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所反映出的态度，就足以要求某种感激之情。同样地，如果一个人已经做出了重大的发现或者已经取得了某些其他形式的优异成就，那么这就会使得认可和钦佩成为恰当的态度，以及使得对这些态度的表达成为恰当的行为。此外，如果一个人对他人的福祉完全漠不关心，或者有意要伤害他人并因此造成了伤害，那么这一事实就能够使得谴责性的态度以及中止友好的感受成为恰当的。 ^[3]

这些判断的恰当性依赖于关于那个人的某些事实与相关的反应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举例来说，如果某个人费尽心思地帮助我，那么这个事实便以这种方式与我对他的感激之情相联系，并且也与我在适当的情况下更愿意帮助他相联系。而如果某个人屡次背叛我的信任，那么这个事实与我的怨恨之情以及我以后更不愿意信任他也有联系。

如果我采取这些消极的反应态度，那么这会让这些态度所针对的人付出某种代价。因为他们有理由在乎我如何看待他们，而且我在态度上的改变，比如我更不愿意信任他们，也会剥夺掉他们有理由想要的机会。但是，只要这些针对某个人的修正态度是恰当的，那么他就不能合理地反对这些代价。没有人能够无条件地要求获得我们的好感，我们也只应当把信任给予那些本身值得信任的人。因此，尽管一个背叛别人的人会遭受这些损失，但他对此并不能提出任何道德上的抱怨。

虽然这些态度的改变是针对一个人的某些特征所做出的回应，但并不是只有当这些特征处在那个人的控制之下时，这些态度的改变才是恰当的。 ^[4] 它们仅仅 依据那个人是什么样的或做过什么事而成为恰当的。我不能被要求去信任某个已经背叛过我的人，不管他本来是否能够选择不去成为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

关于自愿和控制的事实会与这个问题相关，即某个特定的行为反映了什么样的态度（如果确实反映了某种态度的话）。当我的朋友由于遭受折磨而透露了我私底下告诉他的一些事情时，这一事实比起下述事实而言无疑反映出了他不同的忠诚度，即假设他在闲聊中仅仅为了好玩就相当自愿地透露了我的秘密。此外，假设当他的大脑以某种方式受到刺激时，他也会透露我的秘密，但这个事实却可能完全无法反映出他对我的忠诚度或其他的态度。然而，正是这些针对我的态度使得我正在讨论的那些回应成为恰当的或不恰当的回应。而为了具有这种意义，这些态度本身并不需要受到那个人的控制，并且他的这些人格特征也不需要是他应得的。应得的依据不需要本身也是应得的。

虽然正是一个人的人格特征使得某些针对他的态度内容成为恰当的，但人格特征和态度内容之间的这些联系是规范性事实的问题，而不是社会惯例的问题。不过，当我们要确定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什么行动会被视为表达了特定的回应时，社会惯例便会发挥作用。用英语说“Thank you”（谢谢）是表达感激的一种方式，这便是一个社会惯例的问题。此外，社会惯例会决定给某个帮助你的人送钱是在表达感激还是侮辱。但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区分规范性事实和社会惯例在使得某些特定的回应成为恰当回应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

假设某个人所做的事情使得表达某种态度（例如感激、钦佩、反对或谴责等）成为恰当的行为，并且假设按照我们的社会惯例，对这个人采取某种行动被公认为是表达这种态度的一种方式，那么人们也许就会认为——那些共享这一惯例的人确实很可能将 认为，这个人所做的事情使得对他采取这种行动成为了一种恰当的行为。就我正在讨论的那种应得的意义而言，这种对待方式看起来就是应得 的。

对于那些共享相关惯例的人来说，关于应得的这个结论是由一个重要的描述性事实推论而来的，并且我们需要把这个事实纳入考虑之中才能理解在特定的社会中事物是如何运作的。例如，正如我在第三章中所说的，如果某个行业的大企业高管通常都会获得七位数的奖金，那么人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他们应得的。但同样重要的是要看到，作为一个规范性的问题，上述的这种思路包含了一种错误的推论。因为我正在讨论的这种联系是一种内在的规范性联系，并且它的范围只涵盖某种反应所表达的内容 ；也就是说，这种联系会让那个内容变得并非不恰当。虽然存在着这样一种联系，但从这个事实并不能推论出：只要某种惯例认为某个行动表达了相关的内容，那么这个行动便因此获得了证成。举一个戏剧性的例子来说，谴责从邻居那里偷东西的行为可能会是恰当的。而在某个特定的社会中，人们可能会认为，砍掉一个人的手便表达了相关的谴责，从而是应得的；换句话说，任何更轻微的惩罚都无法回应那种罪行的严重性。然而，这却是错误的。尽管这种惯例认为，砍掉一个人的手表达了某种程度的谴责，并且这种谴责对于盗窃来说是恰当的，但从这个事实并不能推论出，砍掉已经被定罪的小偷的手是得到证成的。 ^[5]

应得的作用是有限的，这个主张在“正面”回应的情况下甚至更有说服力，例如在赞扬和钦佩的情况下便是如此。某个人已经做出了重要的科学发现，这个事实会使得赞扬和钦佩成为恰当的反应。但从这种关于恰当性的主张却无法推论出，某种特定的金钱奖励（甚至某种类型的金钱奖励）是不是它所要求的那种回应。

因此，在我看来，应得在对刑事处罚的证成中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只要刑事处罚涉及某种谴责，那么处罚就只有针对那些应得这种谴责的行动来说才是恰当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处罚必须是应得的。然而，尽管一种正义的制度可以对某些罪行施加诸如监禁等严厉的对待方式，但无论是在证成还是在限制这些严厉的对待方式时，应得的观念都没有发挥作用。对某些罪行施加严厉的对待方式并以此作为对罪犯的惩罚，这种做法只能通过这项政策的社会效益来获得证成；并且这种严厉的对待方式受到某种成本的限制，即为了促进这些效益，把这种成本施加在某个个体身上是公平的。此外，这种严厉的对待方式同样也受到这种要求的限制：它只能施加给那些拥有公平的机会来避免惩罚的人。而后一种要求就不是一种基于应得的要求。它并不是说，只有当人们所做的坏事是来自他们已经做出的选择时，他们才应得惩罚（在某种非制度性的应得意义上）；而是说，拥有机会来避免某种负担是一种条件，并且这种条件在对任何社会政策的证成中都发挥着作用。如果一项政策为了提供某些普遍的社会福利而给一些人带来了负担，那么在可能的情况下，人们必须拥有充足的机会去通过恰当的选择来避免承受这些负担。 ^[6]

当然，这种观点是有争议的。即便刑事处罚并不仅仅由于它们表达了恰当的谴责才成为恰当的处罚，但我们也许能够以其他方式来依据应得而证成（和限制）刑事处罚。也就是说，也许有其他方式使得仅仅凭借某个人是什么样的或做过什么事就足以证成处罚。虽然我不认为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我还没有提出论证来反对这类应得主张。在当前的讨论中，我的目的只是提醒大家注意某类有效的纯粹应得主张（即关于某些态度的恰当性或不恰当性的主张），并指出这些主张能够证成的事物的范围。

这些结论同样适用于分配正义的情况。某个人在生产性的经济过程中发挥了某种特殊的作用，这个事实可能是我们对他产生钦佩之情或感激之情的理由。但这本身并不能使得某种特定水平的金钱奖励成为恰当的奖励。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如果按照某种习俗，那些发挥这种作用的人通常都会得到某种奖励，那么在一些人看来 ，这种奖励就是恰当的。但这些基于惯例的反应并不具有证成的力量（justifying force）。因此，我一直在讨论的这种特殊的应得主张——表达性的应得主张——在证成分配的份额时并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然而，正如我刚才在刑事处罚的情况中所提到的，即使这种表达性的应得论证不能证成某些特殊的经济报酬，这里仍然遗留着一个问题：是否存在着某些有效的、更具体的纯粹应得主张，并且它们关注的是人们应当获得哪些经济报酬。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需要考察这些主张可能是什么，并根据到目前为止我所引入的区分来评估那些可能会支持它们的理由。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种支持不平等份额的应得论证，这种论证主张，如果一些人比其他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那么他们应得更多的报酬。例如，安东尼·阿特金森写道：“公平涉及努力与回报之间存在着一种可察觉的联系：如果人们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承担更多责任或从事第二份工作来增加收入，那么他们至少应得这些收入的合理份额。” ^[7]

为什么这一点看起来是正确的呢？对此的一个回答是，因为努力工作的意愿彰显了一种值得奖励的道德美德（moral merit）。而由于一个行动所体现的道德美德依赖于能动者在执行该行动时的动机，所以这一理由似乎要求我们应当把更高的工资提供给那些出于利他主义的理由而努力工作的人，而不是那些为获得经济收益而努力工作的人。因此，这并不必然会产生曼昆所设想的那类影响。

道德美德对动机的依赖所带来的一个难题是，我们很难去辨别人们的动机。罗尔斯援引了这一点来说明为什么一种要求奖励与美德相符合的原则是“不可行的”，而哈耶克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8] 此外，从我们之前的讨论中也可以看出这里存在着另一个问题，即道德美德的观念并没有为确定金钱奖励提供任何明确的标准。虽然道德美德可能应得赞扬和钦佩，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某种特定数额的额外报酬提出了要求——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根本没有就对任何数额的额外报酬提出要求。

此外，我们可以说，也许基于某些同样的理由，奖励道德德性（moral virtue）不应当成为经济制度的职能。 ^[9] 在这里，经济制度的“职能”这个观念可能会有点含糊不清。但除了刚刚提及的那些理由，这里还存在着另一个理由来反对把按照道德美德进行分配看作是一种恰当的分配正义标准：因为一种分配正义的标准必须提供某种理由来支持一些人拥有更多的分配物，而且其他人应当接受这个理由并把它作为一个支持他们拥有更少分配物的理由；然而，道德美德看起来却没有提供这样一种证成的理由。虽然道德美德很可能本身就足以使得那些拥有美德的人应当获得更多的赞扬和钦佩，但这看起来并没有提供理由来支持那些更缺乏美德的人应当得到更少的收入。 ^[10]

这样一种理由似乎可以由以下这种观念来提供——虽然它与应得的主张相类似，但实际上却截然不同。这种观念指的是：如果穷人之前也做出了努力，那么他们就能够拥有其他人所享有的较高收入，所以他们并不能针对他们的较低收入提出反对，因为正是他们自己的过错才导致他们未能赚取更多的收入。尽管这种证成听起来似乎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更多的努力应得更多的报酬，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或者说它至少不必如此。在这种证成中发挥作用的观念并不是应得，而是一种截然不同的观念——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充足的选择机会 ”（adequate opportunity to choose）。即便某项政策会为更努力工作的人支付更多的报酬，但这项政策也可能基于其他非应得的理由而获得证成。例如，证成的理由可能是，这项政策所创造的激励提高了整体的生产力，或者它让那些过得最差的人生活得更好，从而符合了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只要正义的背景制度已被建立起来，那些没有通过努力工作来回应这些激励的穷人可能就无法抱怨他们所拥有的东西比其他人更少。也就是说，只要他们是在某些并非不正义的条件下选择不去做出这种额外的努力，那么他们可能就无法提出抱怨。

这是罗尔斯在一段颇有争议的段落中提出的观点，我在第五章中讨论机会平等时也讨论了这一点，但我在这里将再次对它进行讨论，因为这个观点不但与当前的讨论密切相关，而且也很重要。罗尔斯在那个段落中写道：“即便某个人愿意做出努力和尝试，并因此在日常意义上是应得的，但这种意愿本身依赖于幸福的家庭和社会环境。” ^[11] 人们很自然地把这段话解读为包含这两个主张：（1）如果 某个人能够声称对这种做出努力的意愿具有功劳，那么这种意愿就是一种积极的应得依据并且它能够证成更多的报酬；但是，（2）如果这种做出努力的意愿是由某些诸如“幸福的家庭和社会环境”等“在他之外的因素”造成的，那么他就不能声称对这种意愿具有功劳。

但这种解读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把主张（1）作为一种对罗尔斯的解读是很难得到捍卫的，因为罗尔斯在其他地方反对过将道德应得作为一种分配份额的依据。 ^[12] 其次，主张（2）依赖于某种我已经表明是错误的观念，即应得的依据本身必须是应得的。

正如我在第五章中论证过的那样，我们可以采纳另一种更好的解读。如果某种利益已经以合理的条款提供给某些人，并且这些人是在足够好的条件下决定不要接受这些条款的，那么他们就不能抱怨没有拥有这种利益。正义原则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是具体地阐明，哪些要求应当得到满足才能使得社会制度所提供的条件变得“足够好”，也就是说，使得人们在这些条件下做出的选择具有道德约束力。按照这种解读，罗尔斯在那个段落中提出的观点并不是在说，如果做出努力的意愿本身是由（有利的）“外部”原因造成的，那么这种意愿就不应得奖励；而是说，某个人缺乏 意愿去做出必要的努力以便获取某种利益，这一事实并不会导致这个人缺乏这种利益就是正义的，除非他是在符合正义要求的条件下不去做出这种努力。如果一些人生活在“幸福的”环境之中，并且他们做出了必要的努力以便获取某些利益，而另一些人则生活在不仅更不幸福而且不正义的环境之中，并且他们没有做出那种努力，那么这种努力的差异并不会导致由此形成的不平等就是正义的。这一点说明了基于应得来证成不平等会不同于基于我所说的“充足的选择机会”来证成不平等，因为后者预设了一种关于正义的条件的标准。

为什么付出更多努力的人应得更多的报酬，对此的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因为努力涉及牺牲，而牺牲应当得到补偿。但除了要求付出更多的努力，某些工作也可能以其他方式涉及更多的牺牲。例如，有些工作会比其他工作更不愉快或更危险，或者会对工人的健康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支持给予更多报酬的这一理由并不会只让那些从事费力的白领工作的人受益，他们甚至不是主要的受益者。

然而，在我们当前的讨论之中，这种解释存在着两个问题（它们并不必然构成对这种解释的反驳 ）。第一，按照这种解释，对补偿的要求并非基于某种应得的观念，而是像前面讨论过的需求主张一样，它们建立在某种收益（或损失）的观念之上。第二，对牺牲进行补偿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正义标准（不管它是否基于应得），而是一种局部的原则，并且它预设了某些其他更基本的标准。例如，它可能预设了这种观念：如果人们受到了伤害，那么他们应当获得补偿。但在当前的语境下，我会假定相关的标准是某些关于分配正义的观念。

如此一来，对补偿的要求背后所体现的是这样一种观念：为了应用分配正义的相关标准，我们在评估人们的福祉水平时，需要考虑诸如付出特别的努力等牺牲所带来的福祉损失。现在让我们假设，这种正义的标准要求人们的福祉水平必须符合某种模式（它可能是平等，也可能是某种非平等主义的模式）。根据我们正在讨论的标准，如果某个结果只有当它不考虑努力（或某些其他种类的牺牲）的成本时才会符合这种模式，那么这个结果实际上并不是正义的。为了实现正义，做出这些牺牲的人应当从其他方面获得更多的 益处（例如更高的收入），以便对这些牺牲进行补偿，从而使他们达到正义所要求的福祉水平。因此，如果相关的正义标准要求人们必须达到平等的福祉水平，那么为了实现正义所要求的那种总体的平等，不平等的收入也许就会是必须的。

对努力的重要性的另一种解释是，努力代表了人们在合法期待获得某种报酬的过程中所做出的牺牲，而合法的期待不应当遭到落空。这里的要点不在于牺牲要求获得补偿，而在于正义的制度必须实现它们用来激励人们采取行动的那些期待。然而，正如我之前所指出的，合法期望的主张预设了某种制度合法性的标准。因此，以这种方式来理解努力会导致它无法成为一种评估制度的独立依据。

正如曼昆所指出的，应得的另一个观念是：“人们应当得到与其贡献相一致的报酬。” ^[13] 当不同参与者的“贡献”可以被清楚地区分时，这种观念看起来最具有说服力。例如，假设两个人一起合作生产某个产品，其中的一个人负责生产内部构件，另一个人则为它添加一个设计独特的外包装。如果内部构件所产生的功能与市场上的其他产品基本相同，但是独特的设计却让他们的产品比竞争对手更畅销，并且为他们挣来了很多钱，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说，负责这种设计的人对产品的成功做出了更大的贡献，因此他应当获得更大的利润份额。

但在更复杂的合作生产形式中，不同参与者的贡献并不容易区分。 ^[14] 曼昆似乎把某个特定参与者的贡献——他的报酬应当和它“相一致”的那种贡献——等同于该参与者的“边际产品”（marginal product）。在此，边际产品指的是，增加或减少一个单位的该参与者的工作所引起的生产价值的差异。但正如许多人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种纯粹的虚拟观念未必会与下述这种贡献观念相一致，即从适用于我的第一个例子的那种意义上来说，某个特定参与者“已经做出的（那种）贡献”。 ^[15]

假设某个生产过程涉及许多工人，并且这些工人在工作的时候偶尔会看不到别人正在做什么。如果有某个人站在一个能看到所有工人，而且也能被所有工人看到的地方，然后向这些工人发出信号，以便告诉他们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内最需要去做什么，从而帮助工人协调他们的工作，那么这些工人可能会工作得更有效率（即在给定总劳动力数量的情况下完成更多的工作）。而这位协调员的边际产品将等同于他在一个时间单位内的“指导”所增加的生产价值。也就是说，他的边际产品指的是，在一个时间单位内，工人在他的指导下所生产的商品与没在他的指导下所生产的商品之间的价值差异。也许这个人在这种指导职务上的边际产品比普通工人的边际产品更大。然而，虽然这种指导使得某些额外数量的商品被生产出来，但这些商品并不是由提供这种指导的人“生产”的。恰恰相反，它们是由其他工人在他的帮助之下生产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工人的边际生产力所确定的是，寻求利润最大化的公司在理性的范围内会为这个工人的服务所支付的最高边际报酬。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果工人没有获得这个报酬，他就受到了欺骗，或者“被剥夺了他的劳动成果”。 ^[16]

在这个例子中，我假定提供指导的那个人所从事的工作并不要求任何特殊的技能。他只是站在一个不同于其他工人的地方，因此能够看到在特定的时间内工人需要从事哪些工作来保持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如果一个人是因为拥有某个特殊的技能才起到了类似的作用，比方说他能够快速地辨别如何最好地推进工作，那么情况看起来会有所不同。拥有这种技能可能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对于一家公司或者一个社会而言，投资某些培训以便让人们能够发展出这种能力，并且挑选出那些已经具备这种能力的人来担任这种“指导”的职务，这些都是值得去做的事情。而这种指导的职务可能会比生产过程中的其他工作更令人向往，因为它对体力的要求更低，并且提供了“职位的权力和特权”以便担任者能够行使这种已经展现出来的能力。因此，创造这一职位并提供担任这一职位所需的培训，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不平等。而进一步的问题是，除了这种不平等之外，担任这一职务的人是否应当比其他人获得更多的报酬；尤其是，是否因为他的边际产品比其他工人的边际产品更高，所以他应当得到更多的报酬。在我看来，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即便某个特殊的技能是必需的技能，但这一点并没有改变以下这个事实：“指导者”的“边际产品”仍然只是一个纯粹的虚拟概念，就像我之前所举的例子一样。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这种观念之中，即人们可以基于他们所拥有的特殊能力而应得更多的经济报酬。为什么这一点是正确的呢？这些能力又是什么样的能力呢？在艺术、科学和工程上的某些能力，也许还包括组织和管理上的能力，可能是值得我们赞扬和钦佩的优异特征。但正如我已经论证过的，从这一点并不能推论出：这些能力对某种特定的经济报酬提出了要求——它们甚至根本没有对任何经济报酬提出要求。

另一方面，某些职位所具有的特殊权力、特殊机会，甚至是特殊的经济报酬，可能是基于它们所带来的好处而获得证成的，例如因为它们提高了经济效率，或者因为它们满足了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或其他分配正义的标准。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将有一个“自上而下”的论证来支持这一点（我在第四章中讨论过这种论证）：我们应当根据人们的能力来为这些职位选拔人才。此外，如果那些拥有相关能力的人被这些职位所选中，那么他们因此也可以说是应得的。“能力”在与此相关的意义上并非指的是一些人所拥有的某种有价值的内在特征，而是以一种依赖于制度的方式被定义成这些特质：无论这些特质可能是什么，它们会让某个人有可能在相关职位上表现良好。基于应得而要求获得报酬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一种制度资格的要求，而不是一种应得的要求。

在这一章中，我讨论了应得的观念是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依据来证成不平等的报酬或对它们施加某种限制。而为了发挥这种作用，应得的观念需要与“人们应当拥有什么（无论出于何种理由）”这一极其广泛的观念有所不同。此外，基于应得的证成若要具有独特性，也需要与以下这两类证成有所不同：第一类证成依赖于某些制度所做出的规定，并且这些制度以其他方式获得了证成；第二类证成则基于以某些方式来对待人们会带来好的结果。虽然某些纯粹的应得主张是有效的，尤其是那些关于人们应得赞扬、感激、责备或谴责的主张，但我已经论证过：无论是有差异的经济报酬还是特定形式的刑事处罚，都不能以这种方式来获得证成。

随后我考察了针对额外报酬所提出的各种具体的应得证成，包括基于道德美德、努力、能力和贡献的证成。在每一种情况下，我的策略都是先考察为什么这些特征看起来是特殊报酬的依据，然后提出论证来表明：经过更仔细的审视，这些特征都没有为特殊的经济收益提供一种有效的应得证成。我的观点并不是说，所有以应得的术语进行表述的平等主张都是假的或错误的。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这些主张很多都是相当正确的。我质疑的是，这些主张是否建立在应得这一独特的道德观念之上。

例如，考虑一下我刚刚引用的安东尼·阿特金森的那句话：“如果人们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承担更多责任或从事第二份工作来增加收入，那么他们至少应得这些收入的合理份额。”对这句话的最佳解释并不是把它当作一种非制度性的应得主张。一个可辩护的经济体系必须为所有人提供机会去赚取更多的钱，如果他们想要这么做的话。虽然这种机会对穷人来说特别重要，但它对所有人而言都很重要，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如此。剥夺人们这种增加税前收入的机会是不公平的，而以税收的形式来取走人们通过这种方式所获得的全部收益，则体现了双重的不公平（它还违背了合法的期望）。阿特金森关于人们通过工作 更长的时间或更努力地工作来寻求变得更富有的例子特别强有力地说明了后一点，而这可能意味着他对提高有效税率的反驳只适用于劳动收入所得税。但是，只要某些制度允许人们通过投资来获取收入，并且这些制度已经独立地获得了证成，那么我们便能够以人们放弃消费去投资赚钱作为例子来说明同样的观点（即关于合法期望的观点）。

第九章
收入不平等

近几十年来，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不平等已经大大加剧。2014年，美国收入总额（来自薪酬、利息红利和销售利润）的21.2%流向了收入处于前1%的人，而收入总额的4.9%则流向了前0.01%的人。这是不平等的一种显著的加剧。此外，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1979年至2014年之间，前1%的人的税前收入增长了174.5%，而后20%的人的税前收入仅仅增长了39.7%。（在这些情况下，收入包含了诸如福利金之类的政府转移支付。）税后收入的增长差异甚至更加尖锐：前1%的人的税后收入增长了200.2%，而后20%的人的税后收入只增长了48.2%。（收入处于后21%和后80%之间的人的增长率只有40%。）在这一时期的最后（即2014年），前0.1%的人的平均年收入（纳税和转移支付之前）为6 087 113美元，总体上是前10%的人的平均收入的20倍。 ^[1]

这种不平等的加剧反映出许多不同的现象，包括：第一，大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皮凯蒂称之为“超级管理者” ^[2] ）的薪酬在增加；第二，金融领域的盈利能力在上升和增长；第三，国民收入份额越来越多地采取了资本回报（returns to capital）的形式。

关于第一个现象，我在第一章中提到了这些事实：1965年，在美国最大的350家公司之中，高管的平均薪酬是其员工的平均薪酬的20倍。这个比例“在2000年达到了376∶1的高峰”。2014年，这个比例是303∶1，“高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或90年代的任何时期”。 ^[3] 此外，“从1978年到2014年，经通货膨胀调整后，（高管的）薪酬增长了997%，几乎是股市增长的两倍，远远高于同期普通员工的年薪的缓慢增长，因为后者只增长了10.5%”。 ^[4] 这种程度的不平等看起来显然会令人感到不安。问题在于：为什么它应当令人感到不安，以及这是否可以用我在前面几章讨论过的那些反驳来加以解释。

首先考虑一下那些基于不平等的后果而对不平等所提出的反驳。在我看来，上述的不平等之所以应当受到反对，并不在于它会造成那些应被反对的地位伤害。正如我在第三章中所指出的，当下美国的穷人确实遭到了这些伤害，即遭到慈继伟所说的“地位贫困”和“能动性贫困”。但是，这看起来并不是由超级富豪的高收入造成的，也不是由他们和穷人的收入差距导致的。富人确实过得和我们其他人（尤其是极其贫困的人）非常不一样，但他们的生活方式所设定的标准并不会使得我们有理由感到，我们自己的生活相对这个标准而言是有缺陷的。穷人遭受地位贫困和能动性贫困所参照的标准是由“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设定的，而不是由超级富豪的生活方式设定的。因此，这种不平等的问题并不在于它会产生某些应被反对的地位差异。

极端的收入不平等会威胁到人们获得优势职位的机会平等。这在1970年就已经是一个问题，当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很严重了。正如我在第五章中论证过的，要应对这一问题，除了确保高等教育和更广泛的优势职位在选拔人才时要实现程序公平之外，我们还需要为所有儿童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教育和良好的幼儿发展条件。

这些目标都很难实现，而不平等的加剧会对政治体系产生影响（接下来我会谈到这一点），从而可能导致这些目标更难以实现，譬如它可能导致公立学校更难获得适当的资助。然而，如果这些目标都得以 实现，那么尽管那些处于收入分配最顶端的人在近期增加了收入并造成了不平等的加剧，但是我们并不清楚这种不平等的加剧是否会威胁到机会平等。正如我在第五章中论证过的，教育费用的支出是有限的，而这可能会给富人的孩子带来重要的优势，即便他们置身其中的那个体系在其他方面是公平的。但是，近期的不平等加剧可能会威胁到广义上的机会平等——这种机会平等关注的是人们在市场上通过创业来展开竞争的机会，因为这种不平等的加剧创造了一类极其富有的家庭，他们能够获得其他人完全缺乏的资本。

现在我转到政治平等的问题。那些处于收入分配最顶端的人之所以在近期增加了收入，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政治决策造成的，这些政治决策包括：法律和政策削弱了工会的力量，金融行业的监管减少了，以及税法的改变降低了针对高收入的边际税率，也降低了遗产税。这些变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它们反映了富人对政治拥有过多的影响力。就此而言，近期的不平等加剧主要来源于人们先前早已 在影响力上形成了不平等，并且这种不平等对政治结果产生了影响。

然而，这种不平等的加剧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糕。富人和其他人对于影响政治结果所能够投入的资金会有越来越大的差距，而这会导致那些当选的公职人员的观点更有可能反映富人的利益，这是因为要么这些公职人员本身就很富裕，要么他们是由于得到富裕捐助者的支持才被选中的。作为某种形式的政治不公平，这种情况本身就应当遭到反对；但它之所以应当遭到反对，还因为它导致了政治结果更难以满足正义的其他要求，例如平等关切和实质机会的要求。到目前为止，在我已经讨论过的那些针对不平等加剧的反驳中，我认为这是最强有力的一种反驳。

另一种强有力的反驳是，这种程度的不平等会导致富人对穷人的生活拥有某些不正当的控制权。除了刚刚讨论过的政治影响力，这种反驳还包含了对经济体系的控制。而这种反驳对于皮凯蒂强调的第三种不平等而言——资本集中在少数极其富裕的家庭手中——尤其是正确的。

这些基于不平等的后果而对不平等所提出的反驳并不能解释许多人的这种感受：近期的不平等加剧除了它可能产生的影响之外，它本身也应当遭到反对。为了评估这种反驳，我们需要考察这种观念，即收入不平等可以仅仅基于不公平而遭到反对；此外，我们也需要考察应当如何理解这种公平观念。

如果某个商务企业的合伙人在金钱和时间上都进行了相同的投资，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说，一个公平的利润分配机制应当给予每个合伙人同等的份额。有人可能会说，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也与此相类似：它也是一个互利的合作企业，而社会成员作为这个企业的参与者，也应当得到与其贡献成比例的回报。然而，即便在这个假想的公司情形中，我们有理由支持同等的份额，但这个理由并不适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而之所以如此，至少存在着以下这两个原因。

首先，我假定公司的成员在金钱和时间上都做出了相同的投资，并且我们还可以补充道，他们在才能上也做出了相同的投资。对此人们可以反驳说，这些假设并不适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因为社会合作的参与者对资源和能力的贡献极其不同。其次，更根本的是，把社会和公司进行类比是不恰当的，因为社会合作并不是个人加入某个企业并在这个企业中贡献出他们事先被界定好的资源和才能。个人拥有哪些资源、什么才能算是经济上有价值的才能，以及个人认为自己有理由去发展哪些能力，这些问题都是由社会制度来决定的——社会制度既包括那些确定财产权和诸如有限责任公司等经济组织形式的法律，也包括那些在这个框架内产生的特定制度。这些都是罗尔斯所说的“社会基本结构”的一部分。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是，这种结构需要成为什么样子才会是公平的。因此，对相关的公平观念的详细说明就不能依据某些依赖于此类特定结构的所有权观念。

然而，社会成员作为合作计划的参与者，这个主张在回答上述那个问题时能够发挥某种作用。在确定社会合作规范时，我们需要考虑社会成员的利益，尤其是他们从占有更大份额的社会合作成果中所获得的利益，并给予这些利益平等的地位。但是，这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假定他们必须拥有平等的份额，而只是假定在回答“确定这些份额的过程应当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以一种公平的方式来考虑他们的利益。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差别原则的论证便表达了这种观念的某种形式。他论证道，如果一个社会的合作成员在不知道自己的社会位置的情况下会选择某些分配原则，那么这些分配原则就将是公平的。 ^[5] 罗尔斯认为，正义原则是在“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中被挑选出来的，而他在关于“原初状态”的论述中，更具体地阐述了上述这种观念。 ^[6]

按照罗尔斯的定义，原初状态中的相关人员指的是处在特定社会地位上的公民或公民代表。在选择正义原则时，这些人的动机只是尽可能地让他们自己或他们所代表的人受益。但是“无知之幕”（the Veil of Ignorance）使得他们无法知道他们所代表的那些人具有哪些特殊的才能或处于何种社会地位。这种动机假设体现了在选择正义原则时，这些人从更大的份额中所获得的利益被纳入考虑之中；而无知之幕则体现了在确定那些原则时，这些利益具有平等的地位。

罗尔斯论证道，在这些条件下，如果某项原则会导致原初状态中的相关人员所获得的利益比在平等的分配下更少，那么他们将没有理由接受这项原则。因此，要求处于任何社会地位的人都获得平等的报酬，这个原则就将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第一解决方案。但是，这些相关人员却有理由偏离这个“平等的基准”（benchmark of equality），因为如果不平等并不会导致他们过得更糟（假定诸如基本自由之类的其他因素不会受到影响），那么没有人能够反对这些不平等。因此，罗尔斯得出了这个结论：原初状态中的相关人员将选择他的差别原则作为分配正义的标准。这一原则主张，某个基本结构S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是正义的：这个基本结构S所涉及的不平等有利于社会地位最差的那些人；也就是说，任何减少这些不平等的替代方案都不能使得社会地位最差的那些人在这些替代方案之下过得比在S之下更好。 ^[7]

假定我们能够以一种增加或至少不会减少工人收入的方式来减少CEO在我们当下体系中的收入（这个假定看起来是非常可信的），那么差别原则将能够解释为什么我所描述的不平等是不正义的。然而，这种解释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困惑：很多人即便没有接受任何与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或他对差别原则的论证一样苛刻的要求，但仍然认为我所描述的那种不平等程度应当遭到反对。对此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些人并不确定公平提出了哪些精确的要求，但他们认为，不管 对公平的正确解释是什么，这些特定的结果都不能被称为“公平的”。 ^[8] 这便引起了以下这两个问题：第一，我们能否以其他方式来解释这种不平等所引起反对的不公平之处；第二，这种解释与罗尔斯给出的解释有什么关系。

按照我对不平等所持有的关系性观点，正如按照罗尔斯的观点来说也是如此，我们所反对的并不是关于不平等的纯粹事实，而是那些产生不平等的制度。 ^[9] 一个复杂的经济体所产生的收入分配必须采取某种特定的模式才会是正义的，这种观点在我看来是不可信的。我认为，即便是在单独某家公司的情况下，一般而言，管理人员、工人和股东的收入之间应当保持什么比例也不存在着某种特定的答案。恰恰相反，当产生不平等的制度机制不能以正确的方式来获得证成时，不平等才应当受到反对，并且也是不公平的。 ^[10]

因此，我将从这种观念来展开我的讨论：如果某个制度在收入和财富上造成了巨大的差距，并且没有任何充分的理由可以支持这种差距，那么这个制度就是不公平的。这些不平等可以被称为“任意的”，意思是它们缺乏恰当的证成。从这个起点出发，接下来我们可以具体地说明哪些理由是支持收入不平等的好理由，以及哪些理由不是这种好理由，并以此来为“公平制度”的概念添加内容或至少对它进行限制。（这意味着，如果存在着这样的理由，那么追求更大程度的平等 就无法得到证成。）我将首先考虑那些造成税前收入不平等的制度可能会以哪些方式来获得证成，之后再回到税收的问题。

基本结构的某些构成要素会产生税前收入——我在第七章中把这些要素称为“‘预分配’体系”，而对这些要素的证成必须考虑到所有依赖这个体系维生的人 ^[11] 想要获取更大份额的资源的理由，也必须把个人自由的考量纳入考虑之中。这些考虑因素既包括人们有理由想要获取更大范围的可利用选项，也包括他们有理由反对受到别人的控制。这可能还包括哪些其他的理由呢？

在第四章中，针对那些具备不平等优势的职位，我为它们提供了一种三层证成；而在讨论三层证成的第一个层次时，“为了论述的完整”，我允许这种证成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基于某些独立于制度的财产权观念或应得观念。我在后续的章节中提出论证把这些备选方案都排除掉了。例如，我在第八章中论证过，任何独立于制度的应得概念都无法发挥这种证成作用。而在第七章中，我已经论证过，任何非制度性的财产权都不能作为证成或批评经济制度的依据。然而，可以作为这种依据的理由则包括某些个人利益——这些利益导致人们认为存在着非制度性的财产权，例如人们有理由想要确保他们的各种个人财产的稳定性，以及包括某些由制度界定的权利——这些权利基于这些利益而获得了证成。

诺齐克关于威尔特·张伯伦的例子阐明了这一点。威尔特和他的粉丝之间的交易可能会导致不平等加剧。但正如诺齐克所说的，我们有强有力的理由不去干涉这种税前收入的不平等，只要这种不平等仅仅来自威尔特行使他的权利以决定是否要按照某个给定的价钱去打篮球，以及他的粉丝行使他们的权利来花钱买票去看他。（正如我在第七章中所论证过的，对威尔特的收入进行征税是否具有合法性则是另一个问题。）

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像反对企业高管和金融家的收入那样去反对体育和娱乐明星的高收入。这并不是因为如曼昆所建议的那样， ^[12] 这些体育和娱乐明星的税前收入被认为是应得的（在此，应得被理解为优先于制度并且能够用来证成这些制度所分配的报酬）。倒不如说，这些税前收入之所以没有遭到反对，是因为就像诺齐克所设想的威尔特·张伯伦的收入一样，这些税前收入也被认为仅仅来自某个服务的供应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自愿交易（而不是由于法律创造了知识产权和有线电视的垄断），并且干涉这种交易是错误的。

不平等是由人们行使经济生产力所必需的那些权利和权力造成的，这一事实也可能用来证成不平等。一个基本结构并非仅仅分配某些独立存在的利益。 ^[13] 它还会创造和鼓励某些互动形式，而物质利益正是通过这些互动形式而被生产出来，因此它也是一个生产利益的体系。如果某些特征对生产利益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并且不平等是由这些特征造成的，那么这一事实原则上可以用来证成不平等。 ^[14] 但由谁来享受这些利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某个权利体系会促进经济发展，例如促进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不管那些增加的利益如何分配，这个事实都会被认为是在支持这个权利体系。例如，如果那些增加的利益都归总统所有（并且这是能够避免的），那么某个生产性的权利体系会促进发展，这一事实就不会被认为是在支持这个权利体系。因此，仅仅说那些从不平等受益的人能够 以一种会让每个人都过得更好的方式去补偿那些失败者，这是不够的。 ^[15] 基本结构产生不平等的那些特征至少必须能够使得经济体系的运作方式会让每个人实际上 都过得更好。

这两种可能性可以组合成基本结构产生重大不平等的那些特征的必要 条件：要么消除这些不平等会侵犯到重要的个人自由 ^[16] ，要么这些不平等是经济体系要以一种让所有人受益的方式去运作所必需的。而缺乏这两种理由支持的不平等会以某些方式让担任某些经济职位的人受益，并且这些方式是其他人没有理由去接受的。从前面提及的那个意义上来说，这些利益可以说是“任意的”：为什么要让这些人而不是另一些人受益，这里并不存在着任何充分的理由。

这个析取条件是对罗尔斯的这个观点的一种相对较弱的解释，即产生不平等的体系必须“对每个人都有利”。 ^[17] 罗尔斯更喜欢把这个观点解释成“差别原则”，它是一种更强的解释。差别原则不仅要求产生不平等的体系必须让所有人都受益，而且还要求必须让那些拥有较少利益的人尽可能多地受益。如果我们能够以某种方式来减少某个体系所产生的不平等，从而让那些拥有较少利益的人受益，那么这些不平等就是“过度的”。 ^[18] 然而，即便我所说的这种较弱的要求也是相当强有力的。它足以解释为什么很多人没有接受某个像罗尔斯所提议的那么强的原则，但他们依然会认为我在本章开头所描述的那些不平等应当遭到反对。在他们看来，这些不平等是不公平的，因为它们是由我们的经济体系的某些特征造成的，并且这些特征只让富人受益。

他们的这种看法是否正确，这依赖于那些关于经济如何运作以及它如果做出某些改变将会如何运作的经验事实。这是我所提出的公平概念的一个普遍后果。不同于其他替代概念——它们把公平或正义等同于某种针对结果的特定模式，我提出的这个概念使得关于公平的结论依赖于这些复杂的经验问题：经济制度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如果它们的安排方式有所不同，那么它们将会如何运作。（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也具有这个相同的特征。）基于这个原因，比起前几章中那些更彻底的规范性考察，接下来我关于当前的不平等形式是否公平的讨论将更具有推测性。我的目标是根据我提供的观点来确定当前收入不平等的证成性所依赖的经验主张。

本章开头所描述的那种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涉及这些不同的现象：工人和管理人员的工资差距越来越大，金融领域的规模和盈利能力在增长，资本回报率在增加，以及由继承而来的财富也在增长。接下来我将以第一种现象作为例子来集中进行讨论。这种收入的差距是由这两种因素造成的：一是那些决定以及压低工人工资的因素，二是那些决定高管的薪酬并允许增加这些薪酬的因素。首先，让我们考虑那些影响最高收入的因素。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大公司的高管薪酬已经大幅地增加了。从那时起，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包括技术的改变、全球市场的增长以及最大公司的规模扩大。有人可能会说，公司规模的扩大提高了这些公司高管的边际生产力，从而证明了增加他们的薪酬是正当的。但基于以下这两个理由，这并不是一种有效的证成：首先，正如皮凯蒂所观察到的，我们很难去界定那些担任这种职位的高管的个人边际生产力。 ^[19] 其次，更根本的是，即便我们能够在纯粹虚拟的意义上来衡量高管的边际生产力（即衡量由他们出色的工作表现和糟糕的工作表现造成的差异），但这种纯粹虚拟意义上的边际生产力本身并不能证明更多的报酬是正当的。正如我在第八章中论证过的，虽然去掉某个人的工作会带来差异，但这种差异并没有确定某种由这个人（相对这个过程所涉及的其他人而言）生产出来的产品。

我已经说过，经济体系产生严重不平等的那些特征可以通过这个事实来获得证成：为了使该体系以一种让所有人受益的方式去生产利益，这些特征是必需的。而公司需要有权力来选择它们的高管并决定支付多少薪酬给他们，而且有人可能会主张：当下的高管薪酬水平是人们合法行使这些权力的结果，因为人们需要用这些更多的报酬作为激励来吸引有才能的人去担任高管的职位，并激励他们在这些职位上拥有出色的表现。然而，正如比文斯和米歇尔所指出的，证据表明：如果薪酬的标准有所不同，并且高管普遍得到远远更低水平的薪酬，这些职位仍然会吸引那些有才能的人。 ^[20] 此外，正如他们也指出的那样，一家大公司CEO薪酬的上涨和下降所反映的是该公司所在的那个一般领域的公司股价，而不是该公司在那个领域内的相对成功。因此，奖励所针对的是并不是管理决策的质量，而是这种运气，即幸运地处在一个公司总体表现良好的经济领域。

技术的改变、全球市场的增长和公司规模的扩大已经对所有工业化的社会产生了影响。但是，高管薪酬的增长在某些社会要比其他社会大得多：一般来说，英语国家的增长更大，而美国的增长则是最大的。 ^[21] 正如皮凯蒂所建议的，这使得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近期高管薪酬的增长受到了这两种因素的强烈影响：一是被这些国家所接受的、适用于这些职位的薪酬标准；二是这些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所产生的改变。这一点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因为高管的薪酬越来越多地由薪酬委员会来决定，并且这些委员会通常会雇用外部顾问，而这些顾问则依据高管在“具有可比性”的公司所获得的回报来推荐和证成薪酬方案。 ^[22]

以这种方式产生的不平等是不正当的，这一结论并没有依赖于这个假设，即高管薪酬是由某种假公济私的腐败造成的。我所说的内容与下述这种情况完全是相容的：薪酬委员会与那些由它们来决定其收入的高管确实是互相独立的，并且这些委员会是根据它们认为在客观上有正当理由的标准来进行运作的。倒不如说，这里的要点是，导致他们增加薪酬的那个机制缺乏恰当的证成。而如果一个决定高管薪酬的机制具有这种严重的“疏忽”，那么它对于公司的良好运作来说就不是必要的，并且改变这种机制以减少不平等，也不会不正当地减少个人的自由。

并不是只有美国最大公司的高管薪酬才会遭到这种反驳。许多其他收入（包括大学教授的收入）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惯例的标准来决定的，而不是制度的良好运转所必需的。CEO薪酬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所涉及的收入的规模。这表明，对不平等的这种特定反驳（亦即“任意性”的指责）所具有的强度与它所涉及的不平等程度是成正比的。

高水平的高管薪酬缺乏证成的一个后果是，这会破坏那些反对向这种收入征税的意见，例如一些反对意见认为这些税收会干扰经济效率。但这里留下了这样一个问题：存在着哪些理由会支持 以高税率对这些收入进行征税。第一个强有力的理由是，经济体系作为一个整体要获得证成需要满足某些条件——例如平等关切和实质机会所要求的条件（稍后我会继续讨论它们），而要为这些条件所需的公共物品买单，税收则是必不可少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最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已经降低了，这是更广泛的减税政策的一部分，而减税政策破坏了政府满足这些要求的能力。仅仅针对那些处于最高收入阶层的人征收更高的税款，并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些税收将是任何可被证成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对最高收入者征收高边际税率的第二种可能的证成是，为了减少不平等的负面后果，例如减少它对政治制度的公正性所造成的影响，这些高边际税率是必需的。在此我将不继续讨论这种证成，因为我已经讨论过那些基于不平等的影响而对不平等所提出的反驳。

第三种可能的证成则是，仅仅为了阻止那些本身不公平的不平等，我们也需要对高收入进行征税。虽然这种证成有时候可能是有效的，但值得指出的是，那些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税收，即便它们这么做是基于平等主义的理由，也不需要以这种更有争议的方式来获得证成。这种证成在这种情况下所主张的是，只有当一部分税前收入通过税收进行再分配时，基本机构产生税前收入不平等的那些特征才是可被证成的。这种证成的合理性依赖于对以下这个问题给出某种解释，即为什么这些税前收入一开始会被证明是正当的并且不能受到限制。

我们刚刚讨论的高管薪酬的情况可以用来作为一个例子。公司需要有权力来决定雇用谁担任高管以及决定这些高管的薪酬。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来监管这种权力以阻止高管薪酬的不正当增长，那么遏制由此产生的不平等（假设我们有其他理由来这么做）的唯一方法就是对这些收入征收重税。而如果正如一些人所表明的， ^[23]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边际税率下降是高管薪酬增长的原因之一——因为这给予了高管更大的激励去寻求更高的薪酬和奖金，那么提高这些税率就将是遏制这种增长的一种方式——因为这会减少这些激励。

现在我开始讨论那些影响工人收入和更广泛的穷人收入的因素。在我提议的框架之内，这里的问题是：为了让经济生产力有利于所有人（包括工人和穷人），那些通过压低工人和最贫穷十分之一人口的收入来导致不平等加剧的因素是不是必不可少的。鉴于当代美国的经济体系，工人在公司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要么取决于公司和工人个体之间的讨价还价，而工人普遍没有议价能力；要么则取决于公司和工会之间的集体讨价还价，且工会能够以罢工作为威胁来支持自己。这意味着，结果的不平等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会的有效性，而在我们正在讨论的那段时期，工人的工资之所以没有比实际情况增长得更多，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法律和政策削弱了这种议价能力。 ^[24] 工会力量的下降只是近几十年来穷人普遍过得不好的原因之一，因为许多穷人都失业了。但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25]

作为回应，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工会拥有更大的权力会干扰经济效率，例如它会导致工人有能力阻止某些提高生产效率的改革。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可能为限制工会的权力提供了一种证成，即便这会降低工人的收入。但是，德国等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为了建立一个运转良好的现代经济体，事实上没必要以一种将工人的收入份额降低到这种程度的方式来削弱工会。然而，即便那些降低工人的议价能力并因此降低他们的收入的因素是提高生产率所必需的，但按照我提倡的观点，这一点只有当这种生产率有利于所有人（包括那些收入减少的人）时，才可以用来证成结果的不平等。而我已经引用的那些数据则表明：最近几十年来，生产率的收益实际上并没有被最低收入群体所共享。那些在美国收入分配中处于后50%的男性，他们在2015年的实际税前收入并没有高于1962年。 ^[26]

一些人可能会争论说，考虑到国际竞争，提高工人的工资实际上并不会让他们过得更好。恰恰相反，这会增加生产成本，从而提高相关商品的价格，结果会导致那些雇用他们的公司不再具有竞争力，而工人也将因此失去工作。然而，即便这为降低工人的工资提供了一种证成，它也没有证明降低工人的收入 是正当的。如果低工资会让公司保持盈利，那么这些利润可以由工人来共享。这一点可以通过让工人持有公司的股份来实现，或者通过让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持有股份的所有权来实现，而该基金将使用这些利润来为收入补助或我已经提到的其他措施买单，或者将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包括医疗保健、公共交通和免费高等教育，从而使得工人的生活水平更不需要依赖于他们的收入。 ^[27]

我们最好把这个问题看成不仅涉及收入的不公平分配，而且更广泛地涉及经济生产力成本的不公平分配。为了建立一个高效的经济体，公司需要有能力随着条件的改变去雇用和解雇工人。但是，这里并不存在着好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这种灵活性的成本应当只由工人来承担。只要这个问题是财务上的问题（即工资降低以及由失业造成的收入损失），那么它就可以通过失业补助体系或有保障的基本收入来解决。但我们正在讨论的成本不仅仅是财务上的成本。当一家工厂倒闭了或转换成另一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时，被解雇的可能性会剥夺人们对其生活的控制权。为那些被解雇的工人提供有效的再培训项目将在某种程度上缓解这一问题。但是，只有当完成这些项目的工人能够获得工作时，这些才是有用的。因此，一种充分的应对方案还必须包括那些刺激需求并提供就业机会的措施，例如货币和财政政策。

总结这一讨论：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让某些工人来承担经济生产力的成本会造成某种不平等，而要阻止或至少缓解这种不平等，我们起码需要采取以下这三种措施：一是某种形式的财政缓冲，例如失业补助或有保障的基本收入；二是下岗工人能够在其中获得新技能的有效项目；三是某些更广泛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会为那些获得相关技能的工人提供新的就业形式。为了支付这些福利所需的费用，某些税收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些税收能够以我提到的第一种方式来获得证成：经济体系作为一个整体要获得证成需要满足某些条件，这些税收可以用来支付这些条件所需的费用。那些压低工人收入的现行政策是不公平的，这一指责依赖于这个主张，即我们能够以某种方式来实施这些措施，并且这会让工人比在现行体系下过得更好。

我之前区分过三种针对不平等的反驳，而支持这些反驳的理由在这里都汇合在一起了。我一直在讨论的反驳是这样一种反驳：对生产效率的成本的某些分配是得不到证成的，因此是不公平的。工人能够通过某些项目去获得新技能，这一点不只受到这种公平要求的支持，我在第五章中讨论过的那些支持实质机会的理由同样也会支持这一点。人们有理由想要能够选择职业并且发展这些职业所需要的技能，这些理由并不会在一个人接受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之后就消失了，而是会贯穿他的一生（不管他是否失去那份工作）。 ^[28] 另外，如果政府在现代社会中的职责之一是管理经济以确保生产力的提高以及为公民提供就业机会，那么下述这种做法就会违背我在第二章中讨论过的那种平等关切的要求：某些工人所在的经济领域或国家地区因技术和市场的变化而处于失败之中，但比起这些工人而言，政府更充分地向其他人履行了这一职责。当然，找到某些方法以便更公平地分配经济生产力的成本，这是非常困难的。 ^[29] 然而，除非存在着有效的政治意愿来支持这项任务，否则人们甚至不太可能去尝试它；但反过来，当工会的政治力量薄弱，并且经济不平等会对政治影响力产生我在第六章中讨论过的那些影响时，人们则不太可能会形成有效的政治意愿来支持这项任务。

我一直在讨论高管与工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但这只是近期不平等加剧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金融从业人员的收入增长。我将使用我刚才描述的那个规范性框架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答案将依赖于有关金融机构筹集和分配资本的必要性，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管，以及特定金融工具的证成性等经验问题，而我无法在此对它们进行探究。 ^[30]

然而，我确实想谈一谈我提出的框架如何应用到继承财富的情况，这是我提到的不平等的最后一个来源。在这里，我们自然而然会从这样一种观点来展开讨论：如果一个人在其一生中积累的那些资产都是以合法的方式获得的，那么这个人就有资格将这些资产传递给他的子女，就像他可以采取任何其他方式去自由地花钱一样。然而，以这种简单的形式来陈述这个主张，这过于仓促了，因为它简单地假定了一个人对于资产的资格包含了通过遗产来转移资产的权力。但是，能够让自己的孩子过得更好，这是人们去工作和存钱的主要理由之一。因此，人们拥有某些基于自由的重要理由来支持应当允许他们以这种方式去转移一些资产。与此相反，为了限制不平等的不良影响，人们也有理由去抑制不平等。这些理由之所以变得越来越强（也可以说，允许代际转移的理由变得越来越弱），并不是基于被转移的总资产的规模，而是基于转移到任何单一个体身上的金额。

因此，为了实现减少不平等和限制对资本的集中控制这两个目标，一种更好的方法是对遗产的继承人进行征税，而不是不管遗产如何分配就直接对遗产本身进行征税。这里似乎没有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不应当像对其他来源的收入一样去对由馈赠和遗产所得的收入进行征税。 ^[31] 像其他任何税收一样，这些税收也需要被证明是正当的，但支持这些税收的理由跟我在其他情况下所讨论的理由是相同的，这些理由既包括增加财政收入的必要性（尤其是为了满足实质机会和平等关切的要求），也包括支持限制不平等以抑制其不良影响的那些理由。

如果我们关注的是对资本的集中控制，那么正如皮凯蒂所建议的，通过对财富本身进行征税，而不是仅仅对财富的代际转移进行征税，可以更好地实现这个目标。 ^[32] 而只要我们关注的是对经济的控制，那么这种税收就可以集中在资本 身上；在这里，资本指的是那些涉及控制经济的财富形式，而不是诸如主要住宅的所有权之类的一般财富。 ^[33]

在这一章的开头，我提醒大家注意这些令人不安的事实，即美国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收入比率以及大公司中工人和高管之间的收入比率。这些比率以及它们的增长方式是令人不安的。我已经论证过，问题并不在于这些比率本身，而且要解释为什么它们令人不安，也不需要依赖于任何关于这些比率应当是什么的特定看法。倒不如说，问题在于造成这些不同收入水平的因素是缺乏证成的，并且我已经试图阐明这一点怎么会这样。

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以同样的方式来确定正义的问题。差别原则并没有详细阐述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个人之间的期望比率必须是什么，而是详细说明了产生这些期望不平等的制度必须以何种方式来获得证成。由罗尔斯的原则可以推论出，我所描述的收入不平等是不正义的。但为了得出这个结论，我们没必要接受某个像罗尔斯的原则一样强的原则。相同的结论也可以从我所说的这个较弱的必要条件推论出来：不平等为了能够获得证成，它们必须是由人们行使重要的个人自由不可避免地造成的，或者是由经济体系的某些特征导致的，并且这些特征是经济体系以一种让所有人都受益的方式去运作所必需的。

然而，支持这个较弱主张的理由会自然而然地导向某种非常类似罗尔斯的更强原则的东西，即要求可被证成的不平等不仅必须让那些拥有较少收入的人受益，而且必须尽可能多地让他们受益。 ^[34] 即便基本结构的某个特征会产生不平等并因此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让所有人都受益，也就是说，它的影响会是一种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但由此产生的收入分配却仍然可能是非常不公平的。根据我提议的观点，它的不公平之处就在于，我们能够以其他方式来获得相同的生产优势，并且同时更平等地分配利益。因此，如果这些产生不平等的特征缺乏其他的证成，那么它们就将是“任意的”。所以，消除所有在我描述的那种意义上的任意不平等就将得出某种非常类似罗尔斯的差别原则的东西。但是，为了谴责现有的不平等程度，我们没必要一直追随这个论证直到得出这一结论为止。

如果某个社会不会遭到我所描述的那些反驳，那么它的收入不平等会有多大呢？这里的答案取决于这些经验事实，即我们有没有可能以其他替代方式来组织经济。我自己的猜测是，这种不平等不会非常大：它一定远远小于美国20世纪中叶的那种不平等，更不用说自那时以来我们所看到的情况了。

第十章
结论

这本书所阐述的平等观既是关系性的，也是多元论的（pluralistic）。我坚持认为，我们有许多不同的理由来反对不平等，并且这些理由依赖于不平等如何影响个体之间的关系，或者个体之间的关系如何产生不平等。在前面的章节中，我详细地考察了其中的一些反驳：对违反平等关切的反驳（第二章）、对地位不平等的反驳（第三章）、对干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公正性的反驳（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以及对造成巨大结果差距的经济制度的反驳（第九章）。在最后一章中，我将论述由这些分析所得出的某些一般性的结论。

一、不平等形式的多元性

这种多元论观点的一个优点是，它承认各种不平等形式之间的差异。除了超级富豪和我们其他人之间的不平等之外，现实中还有过着舒适小康生活的人和赤贫的人之间的不平等，以及种族不平等和各种形式的性别不平等。这些不平等都是我们应当反对的，但我们之所以反对它们却是基于不同的理由，而不是仅仅因为它们都违反了这个单一的要求——个人的前景应当是平等的。

我在第九章中讨论过某种经济生产力的效益和成本的不公平分配，而这种分配会造成超级富豪和社会其他人之间的不平等。此外，它还会导致人们无法平等地获取产生政治影响的重要手段。

种族不平等则涉及应被反对的地位不平等、经济机会的缺乏、教育和其他重要公共服务的不平等供应，以及由法律制度施加的不平等对待。它还涉及一些人被剥夺了那些获取产生政治影响的有效手段的途径，包括他们在许多情况下会被剥夺投票权。性别不平等同样也涉及应被反对的地位不平等以及缺乏平等的经济机会，这既因为在就业招聘和接受教育方面存在着歧视，也因为家庭生活负担的不平等分配。它还涉及那种导致女性无法获得具有政治影响力的职位的歧视，并且这种歧视一直都在维持着性别不平等。

赤贫的人由于无法接受教育而缺乏经济机会，并且他们也无法充分获得诸如医疗保健等其他重要的公共服务。这些问题之所以持续存在，部分原因是穷人的利益在政治体系中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此外，穷人对其生活的重要部分也缺乏控制权。他们在工作生活中会受到其他人的控制，而且他们几乎无法选择职业，并且还遭受着慈继伟所说的“能动性贫困”和“地位贫困”。

虽然我所讨论的大多数应被反对的不平等的例子都涉及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所提出的平等观点只适用于这种情况，而不适用于全球不平等。我的探究是为了确定对不平等的不同反驳的道德依据。我们从以下这些例子可以看出：这些反驳在依据上的不同蕴含着它们的适用范围也会有所不同。

正如我在第一章和第三章中所指出的，基于平等关切的反驳预设了某个能动者或机构有义务提供某些好处。这些机构通常都是国家机构，甚至是更地方性的机构，但相同的平等关切要求也适用于现有的国际机构。就机会平等而言，我在第四章中描述的那种制度性的理由会支持某项程序公平的要求，但这项要求并没有受到国界的限制。拒绝来自其他国家的更合格的候选人，就跟拒绝具有类似资格的当地候选人一样，都是对程序公平的侵犯。但另一方面，实质机会的要求包含了应当为个人发展才能提供教育和其他条件的义务。我已经假定，这种义务由地方机构来承担，但我们可以论证道，它能够适用于更广泛的范围。基于不平等对政治制度的公正性的影响而对不平等提出反驳，这种反驳关注的是不平等对某些特定政治制度的影响。但这种反驳可以应用到全世界的范围之内。那些依赖某个国家的法律而生存的大公司，它们可能会干扰其他国家的政治进程的公正性。同样地，如果对不平等的反驳是基于它会让某些人对其他人的生活拥有某种控制权，那么这种反驳就能适用于任何存在着这种控制权的地方。最后，我在第九章中讨论的那种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之所以应当受到反对，是因为产生这种不平等的制度无法得到证成，这包含了全球不平等以及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

二、对不平等的重叠反驳与过得最差的人所具有的平等主义优先权

这些对不平等的不同反驳会互相重叠。如果基本结构的某些特征会产生无法得到证成的结果不平等，那么除了最富裕的人之外，其他所有人都有理由来反对这些特征。同样地，所有无法平等地获取政治影响力的人都有理由来反对会产生这种影响的经济不平等。

而如果一些人没有被提供充足的重要公共福利（例如教育），那么他们会有很好的理由来反对这一点。这种反驳首先是一种针对不充足（insufficiency）的反驳，而不是一种针对不平等的反驳；但只要这种不充足是由人们无法获取政治影响力造成的，或者它反映了政府违反平等的关切，那么这种反驳就变成了一种平等主义的反驳。不只是赤贫的人，那些收入位于中间五分之一的人也会持有这些反驳。但穷人的反驳会更加强有力，因为他们享受的服务水平甚至会更低。除了这些反驳之外，穷人也有理由来反对他们的不平等地位，而那些遭受各种歧视的人也会持有这种理由，并且他们的理由甚至更加强有力。

这些反对不平等的重叠理由会产生这种累积效应（cumulative effect），即那些过得最差的人应当得到某种形式的优先权。如果某些不平等的形式会影响到穷人，尤其是影响到那些既贫穷又受到歧视的人，那么我们便有最强有力的理由来反对这些不平等的形式，并且尽可能地消除它们。但这并没有使得我所提出的观点变成了一种优先主义的观点并且与平等主义的观点相对立 。这是因为支持这种优先权的大部分理由——尤其是对地位不平等、违反平等关切和政治与经济制度缺乏公正性的反驳——本身都有平等主义的特征。它们至少在广义上属于平等主义的理由，因为它们反对在一些人与其他人之间存在着差异；而就刚才提及的那些理由而言，例如地位不平等和违反平等关切，这些理由在狭义上也属于平等主义的理由，因为它们建立在特定的平等形式的价值之上。

三、给予机会平等恰当的位置

不要夸大机会平等的实现程度，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的经济制度（包括我们的教育体系），不仅继续体现着种族歧视和其他类型的歧视，而且还继续体现着其他形式的程序不公平。此外，我们还没有为所有人提供实质机会的条件。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即便机会平等得到了充分的实现，也不会导致由此产生的不平等就是正义的。机会平等预设 了某些对不平等职位的其他证成，而它并不能提供这样一种证成。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当忽视这个事实：程序公平和实质机会都很重要，即便它们无法得到充分的实现，它们也非常值得追求。所以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恰当地理解这些价值，尤其是理解能力、优点、努力和选择这些观念，因为人们经常使用这些观念来表述这些价值。

四、避免道德主义和错误的应得观念

恰当地理解能力、努力和选择的道德意义使我们能够避免道德主义和错误的应得观念。我在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八章中已经尝试提供这样一种理解。与正义问题相关的那种能力既依赖于制度职务的结构，也依赖于某个特定社会的现有发展条件。因此，如果我们独立于任何制度来定义个人属性，那么能力并不是一种正义的制度所应当奖励的个人属性。而选择和努力之所以与证成不平等相关，是因为下述这个事实能够破坏人们针对他们缺乏某些优势所提出的反驳：如果他们之前选择付出必要的努力，那么他们本来可以拥有这些优势。但是，一个人有机会去选择一个不同的结果，这一事实只有在以下这种情况才能够具有这种使不平等合法化的效果，即这个人在拥有那个选择的机会时，他处在足够好的条件之下。

五、平等与价值

在前面的章节中出现的另一个主题是：一个社会是否展现出理想的平等形式，或者是否展现出应被反对的不平等形式，这将依赖于那个社会普遍流行的价值观念。在第三章关于地位的讨论中，这种依赖以好几种方式体现出来。许多歧视形式都涉及人们对于某些诸如肤色等个人特征的重要性存在着基本的评价错误。而贫穷是否涉及缺乏地位也依赖于某个社会普遍流行的评价态度。此外，一种完全任人唯才的制度会是一种应被反对的等级制，这种观点依赖于这个（可信的）假设，即这个社会的成员会过度重视这种制度所奖励的那些成就。

这对我们关于机会平等的思考造成了一种两难困境。实质机会要求人们的成长环境要让他们看到，那些使他们有资格获得优势职位的能力是有价值的，并且是值得奋斗的。但是，如果一个社会鼓励人们过度重视这些特定形式的成就和成功，那么它可能会遭到反对。在这两者之间实现恰当的平衡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六、经济不平等与可被证成的制度

我同意罗尔斯（以及诺齐克和哈耶克）的这个观点，即不存在任何有效的一般原则可以用来详细指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所应当采取的模式。收入和财富的某种分配是否正义，这取决于产生这种分配的制度的性质；如果产生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的制度能够以一种恰当的方式获得证成，那么这些不平等就是公平的。对这些制度的证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依赖于这些经验事实：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中，各种经济和政治安排会产生什么后果。而像这样一本书的任务则是，试图在这种证成中确定与此相关的规范性要素。

关于这一点，我既有否定性的主张，也有肯定性的主张。我的否定性主张是（在第七章和第八章中），经济制度无法通过诉诸某些独立的财产权概念或应得概念来获得证成。而我在第九章中提出的肯定性主张则是，这种证成因此必须诉诸人们基于这些制度对他们的生活的影响而接受这些制度的理由。除非避免收入不平等会侵犯重要的个人自由，或者会干扰生产过程并导致那些拥有较少收入的人过得更糟糕，否则产生收入不平等的制度就是无法获得证成的。这种证成性的标准比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更弱，因为差别原则主张，只有当产生不平等的制度会让那些过得差的人尽可能地过得好，此时不平等才是正义的。但是，这个较弱的原则却足以解释为什么盛行于当今社会的不平等程度应当受到反对。此外，得出这一较弱原则的那个论证思路也会为罗尔斯的较强版本提供支持。

七、让（所有人的）自由占有一席之地

正如我刚才指出的，人们接受或反对制度的理由包含了他们在个人自由这方面上的利益。这些理由包括：人们既有理由想要机会变得可被利用，也有理由想要在对这些选项做出选择时处于良好的条件之下，并且还有理由反对受到他人的控制。对制度的证成需要把每个人拥有的这类理由都纳入考虑之中，包括权利在被强制执行时所针对的那些人以及权利的持有者。

八、为什么不平等至关重要？

人们拥有许多不同的理由来反对各种形式的不平等，这些理由分别基于不平等的影响、它所涉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那些产生它的制度。这些理由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并非都来源于某种单一的平等主义分配原则。将它们统一起来的是它们在以下这个过程中所共同扮演的角色：对于那些被要求接受某些社会制度的人而言，这些制度必须通过这个过程而获得证成。因此，我的观点在两个层面上属于平等主义的观点。在抽象的层面上，它之所以是平等主义的观点，是因为它主张，对于那些被要求接受某些制度的人而言，这些制度必须以一种认真对待他们所有的利益并给予这些利益同等重视的方式来获得证成。而在更具体的层面上，它之所以是平等主义的观点，是因为它承认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反对受到某些特定方式的不平等对待。这些正是各种形式的不平等至关重要的理由。

参考文献

译后记

本书的主要框架来自托马斯·斯坎伦1996年的林德利讲座，题目为《对不平等的反驳的多样性》。那篇讲稿在2003年的时候又被斯坎伦收入《宽容之难》这本论文集中。自林德利讲座之后，斯坎伦不断为这个主题添加新的内容，并且以《平等何时重要？》为题多处发表演讲。这些内容经扩充和打磨后，最终形成了当下这本书。所以，实际上早在本书出版之前，斯坎伦关于平等的论述就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在《作为公平的正义》和《政治哲学史讲义》这两本书中，约翰·罗尔斯在讨论反对不平等的理由时，就基本沿用了斯坎伦所提出来的框架。此外，关系平等主义（又称“社会平等主义”）在最近十几年来的兴起也和斯坎伦的理论有很大的关系，在不少学者看来，斯坎伦正是关系平等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在本书中，斯坎伦把自己的平等观概括为“多元论的”和“关系性的”，前者意指我们有多种不同的理由来反对不平等，后者则指的是我们对不平等的关注应当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斯坎伦重点讨论了六种反对不平等的理由，它们分别是：（1）不平等造成了令人羞辱的地位差异；（2）不平等导致富人对穷人拥有不可接受的控制权；（3）不平等破坏了经济上的机会平等；（4）不平等破坏了政治制度的公平；（5）政府有义务向一些人提供福利，但不平等违反了对这些人的利益的平等关切；（6）当下产生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经济制度是不公平的。正是基于这些反对不平等的理由，斯坎伦在本书中针对不少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且给出了富有洞见的建议。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许多师友为我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帮助，在此我想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首先，如果不是张容南老师帮我联系出版方并主动提出担任审校人，我恐怕没有机会接手这本书的翻译工作。此外，张老师不仅对我的译稿提出了非常多有益的修改意见，而且还针对很多翻译细节和我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这无疑使这本译作的质量得到了极大提升。我十分感谢张老师对此的付出，以及对我的指导和支持。

在我充分吸收了张容南老师的建议后，我的同窗好友兰超又主动帮我把这本译作的前五章进行了一次校对，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改善意见。我感谢兰超的无私付出以及对我的译文的肯定。最后，针对本书部分术语和句子的翻译，我还向葛四友、郭昊航、林秀妮、马晨和田洁等师友请教过，我感谢他们不厌其烦地和我进行讨论，而且给我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指导。我尤其想对葛四友老师表达特别的谢意，感谢他对我的翻译工作给予了不少支持和鼓励。

尽管对于我的第一本译著，我已经竭尽全力地改善它的译文质量，但限于时间和能力，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不吝批评赐教。我的联系邮箱是：lupengjie@ruc.edu.cn。

陆鹏杰
2019年5月，人大图书馆

目录

“从享用过度的人手里夺下一点来分给穷人，让每一个人都得到他所应得的一份吧。”

——莎士比亚，《李尔王》

“杀死富人，就不会再有穷人。”

——《论财富》

“上帝多么经常地发现，治疗对我们来说，比危险本身更糟糕！”

——塞涅卡，《美狄亚》

献给我的母亲

序言 不平等的挑战

“一种危险且不断增长的不平等”

需要多少亿万富翁才能凑足世界人口财富净值的一半？在2015年，地球上最富有的62个人所拥有的私人财富净值，就与人类较为贫穷的那一半，即超过35亿人拥有的一样多了。如果他们决定一起去野外旅游，一辆大客车就可以把他们全部装下。而在前一年，需要85个亿万富翁才能达到这一门槛，也许一辆更宽敞的双层巴士才能容纳他们。在不久前的2010年，这类人要不少于388个，他们的资产才能相当于全球较为贫穷的那一半人拥有的资产，这就需要一个小型车队，或者一架普通的波音777或者空客A340飞机。 ^[1]

然而，不平等并非仅仅是由一些亿万富翁造成的。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家庭现在拥有略微超过一半的全球私人财富净值。如果把他们一些藏匿在海外账户的资产包含在内，将会使得这一分布进一步偏斜。如此悬殊的差距也并不是简单地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平均收入的巨大差异造成的。各个社会中存在相似的不平衡。最富有的20个美国人现在拥有的财富与这个国家底层的那一半家庭合起来的一样多，而收入最高的1%群体占了国民总收入的1/5。不平等程度在世界大部分地方都在上升。最近的几十年当中，在欧洲和北美、前苏联地区、中国、印度，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收入和财富分布都变得更加不均衡了。同时，拥有财富的人在此基础上会获得更多财富：在美国，收入最高的1%群体中最能赚钱的1%（收入最高的0.01%）将他们的收入占比从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提高了几乎6倍，该组中收入最高的10%群体（收入最高的0.1%）提高了4倍，剩下的大约75%的人的平均收益增长则远远低于这些更高层次的群体。 ^[2]

这所谓的“1%”可能是顺口而出的一个简单代称，也是我在本书中反复使用的，但是它可能也起到了把财富在更少数人手中集中的程度模糊化的作用。在19世纪50年代，纳撒尼亚尔·帕克·威利斯创造出“上面的一万人”这一词汇来形容纽约的上流社会。我们现在可能需要使用该词汇的一个变体——“上面第一万人”对那些为扩大贫富差距做出“最大贡献”的人进行公正的评价。即使在这种上流社会的群体之中，那些在最顶层的人还是会超越其他人。当前，美国最大的私人财富大约是美国平均家庭年收入的100万倍，这个倍数要比其在1982年的时候高20倍。即使如此，美国面对中国也会相形见绌，虽然后者的名义GDP（国内生产总值）还是相当小，但有更大数量的财富以美元计算的亿万富翁。 ^[3]

所有这些都招致了越来越多的焦虑。在2013年，时任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已经把不断上升的不平等当作一种“明确的挑战”：

这是一种危险且不断增长的不平等，而且向上流动性的缺乏已经危害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基本信念——如果你努力工作，你就有机会获得成功。我相信这是我们需要在这个时代面对的明确挑战，即确保我们的经济发展服务于每一个勤劳的美国人。

2011年，投资商、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曾愤懑地说，他和他“超级有钱的朋友”没有支付足够的税收。这些观点得到了广泛传播。2013年，一本关于资本主义不平等的、长达700页的学术著作，在出版之后的18个月内卖出150万本，并且跃居《纽约时报》非虚构类精装畅销书榜榜首。在民主党为2016年总统选举进行的党内初选当中，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对于“富豪阶层”的无情谴责吸引了大量人群，草根支持者给予数以百万计的小额捐助。中国也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做出了努力。谷歌打消了我们全部的疑虑，它就位于我所居住的旧金山湾区，是这里最大的不平等制造者之一，借助它我们能够追踪公众对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增长的关注程度（图I.1）。 ^[4]

所以，有钱人是不是简单地变得越来越有钱了？并不完全如此。相对于亿万富翁阶层，或者更为宽泛地说是“1%”阶层所有备受争议的贪婪而言，美国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只是到最近才赶上了1929年的水平，现在资产集中的严重程度要比那个年代的更为轻微。在“一战”前夕的英国，最富有的1/10家庭令人震惊地拥有所有私人财富的92%，几乎把所有人都排挤出去了；今时今日他们的收入占比仅略微超过全体的一半。较高的不平等程度有一个非常长的谱系。2000年以前，古罗马最大的私人财富几乎等于帝国平均年人均收入的150万倍，大致相当于比尔·盖茨的财富和今天普通美国人财富之间比例的水平。就我们所知，罗马收入不平等的总体程度也与美国的没有太大的差异。然而，到大约公元600年前后的教皇大格里高利的时代，大庄园已经消失，给罗马贵族留下的财富少到他们要依赖教皇的施舍来维持生存。在这种情况下，不平等现象减少了，因为尽管许多人变穷了，但富人损失更大。在其他情况下，工人的生活质量有所好转，资本回报率却下降了：在黑死病之后的西欧，实际工资增长了一两倍，工人一边吃肉一边喝啤酒，地主则竭力保持体面，这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5]

收入和财富的分布是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发展的？为什么有时候它会有如此大的变化？就近年来不平等所受到的巨大关注而言，我们对这一点的了解要比预料的少得多。高额技术性奖金资助的机构经常处理的一个问题巨大且日益严重、紧迫：为什么收入在上一代发展的过程中往往越来越集中？关于20世纪早些时候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不平等现象大量减少的驱动因素的记录还很少，而在更久远的历史时期，物质资源的分配远没有这么多。可以肯定的是，人们为当今世界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担忧，这为长期的不平等研究提供了动力，正如当代气候变化鼓励人们分析相关历史数据一样。但我们仍然缺乏对大局的正确理解，即一个覆盖了大部分可观测历史的全球性调查。一种跨文化、比较性和长期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机制至关重要。

四骑士

物质上的不平等要求获得超出我们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的资源。上万年前，剩余就已经存在了，不平等现象也随之产生。追溯到上一个冰期，狩猎–采集者发觉埋葬一些人所花费的时间更多，使用的方式更铺张。但正是食品的生产，即农业和畜牧业，在一个完全崭新的层面上创造出了财富。不平等的不断增长和持续性成为全新世的一个主要特征。动植物的驯化使得积累和保存生产资源成为可能。演进后的社会规范界定了这些资产的权利范围，其中包括将这些资产传给后代的能力。在这些条件下，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受到各种各样的实践的影响：健康、婚姻策略和繁殖成功、消费和投资的选择、丰收以及蝗灾和牛瘟决定了上一代传给下一代的财富多寡。随着时间的推移，运气和努力的后果会带来长期的不平等结果。

原则上，可以通过设计制度来实现物质资源和劳动成果分配的再平衡，这些干预机制使得新出现的不平等状况得以缓和，就像一些前现代社会已经做到的一样。然而，在实践中，社会的进化通常会出现相反的效应。食物来源的驯化同样影响了人类。作为一种高度竞争的组织形式，国家的形成建立了森严的权力等级和强制力量，扭曲了收入和财富的获取。这使得政治不平等加剧，经济不平等扩大。在农耕时期，大多数国家都是以许多人的利益为代价而使少数人富裕：腐败、勒索、抢劫往往使得从对公共服务进行支付和捐赠中获得的收益相形见绌。因此，许多前现代社会中的不平等已经达到了它们所能达到的极限水平，在较低的人均产出和最小的经济增长的条件下，少数精英阶层已经探索了剩余占有的极限。当更多的良性制度促进了更强有力的经济发展的时候，特别是在新兴的西方世界，它们继续维持着高度的不平等。城市化、商业化、金融部门创新、贸易的日益全球化，以及最终的工业化，为资本持有人带来丰厚回报。由于赤裸裸的权力活动租金的下降，精英阶层财富的传统来源被扼杀了，更为安全的产权和国家承诺加强了对世袭私人财富的保护。尽管经济结构、社会规范和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依然很高，或者是那些人找到了新的增长方式。

几千年来，文明社会并没有让自己适应和平的平等化进程。对于广泛的社会范围和不同的发展水平，稳定都会助长经济不平等。对于法老统治下的埃及，或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又或是罗马帝国和现代的美国，都是如此。暴力性冲击对破坏既定秩序，压缩收入和财富的分布，缩小贫富差距都是至关重要的。在整个有记载的历史进程中，最有力的矫正作用总是由最有力的冲击引起的。4种不同类型的暴力冲击缓和了不平等：大规模动员战争、变革性的革命、国家衰败和致命传染病。我将这些称为矫正力量的四骑士。就像他们在《圣经》中的同行一样，他们“从地上夺走了和平”，并且“通过剑、饥饿、死亡和大地上的野兽展开杀戮”。有时他们单独行动，有时相互配合，他们产生的影响对同时代的人来说似乎无异于天启。数亿人在他们的身后死去。等到尘埃落定的时候，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缩小了，有时甚至急剧缩小了。 ^[6]

只有特定类型的暴力不断迫使不平等程度下降。大多数战争对资源分配没有任何系统性的影响，虽然古代冲突形式充斥着征服和掠夺，很可能使得获胜的精英阶层一方变得富有，使得失败的一方变得穷困，但不那么清晰的结局并没有带来可预见的后果。为了使战争能够矫正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它需要贯穿整个社会，在通常只有民族国家才可行的规模水平上动员人民和资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两次世界大战成为历史上最大的矫正力量。工业性的战争造成的物质破坏、没收性征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通货膨胀、对全球货物和资本流动的破坏，和其他一系列因素结合在一起，消灭了精英的财富，并且重新分配了资源。它们同时也作为平等化政策变动的一个独特而强大的催化剂，提供了特许经营扩展、工会化和福利国家扩张的强大动力。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导致了所谓的“大压缩”，即整个发达国家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大规模衰减。这一影响主要集中在1914—1945年，一般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其自然过程才能完成。早期的大规模动员战争缺乏类似的广泛影响。拿破仑时代和美国内战时期的战争产生了具有混合分布特征的结果，我们在时间上回溯得越远，相关的证据就越少。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代表的古希腊城邦文化，可以为我们提供最早的例子，说明军事动员和平等制度的激烈程度如何有助于抑制物质不平等，尽管结果不一。

世界大战催生了第二种主要的矫正力量，即变革性的革命。内部冲突通常不会减少不平等：农民运动和城市起义在近代历史上很常见，但通常是失败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内战往往使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而不是减少不平等。如果想要重构物质资源的获取途径，需要格外激烈的暴力性的社会重组。与具有矫正作用的大规模动员战争类似，这也主要发生在20世纪。采取没收、重新分配等手段，然后常常实施了集体化政策的党派，戏剧性地矫正了不平等。这些革命中最具变革性的是伴随着非同寻常的暴力，最终以大量的伤亡人数和人类痛苦为代价的两次世界大战。像法国大革命这样流血较少的社会改革运动，则在相对较小规模上起到了矫正作用。

暴力可能会彻底摧毁国家。国家灭亡或者系统崩溃在过去曾经是一个特别“可靠的”矫正方式。对大部分历史时期而言，富人要么处于或接近政治权力阶层的顶端，要么与那些有权势的人联系在一起。此外，各国为维持超过生存水平之外的经济活动提供了一种保护措施，不论以现代标准来看它显得如何勉强。当国家解体的时候，所有这些地位、关联和保护都会受到压力或者完全丧失。虽然当国家解体的时候每个人都会遭遇损失，但富人只会失去更多的东西：精英收入和财富的下降或崩溃压缩了资源的总体分布。只要有国家存在，这些状况就会发生。最早已知的例子可以回溯到4000年前古王国末期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卡德人的帝国。即使在今天，在索马里发生的一切表明，这种一度强大的平等化力量还没有完全消失。

从逻辑上讲，国家的衰败使暴力矫正原理发挥到了极致：它不是通过改革和重塑现存的政治制度实现再分配和再平衡，而是以一种更为全面的方式把此前的一切一笔勾销了。前三名骑士代表了不同的阶段，这并不是说他们可能会按照先后次序出现（最大的革命是由最大的战争引发的，国家崩溃通常不需要同样的强大压力），因而只需要足够的强度。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依靠暴力来重建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使得他们与政治和社会秩序相一致。

人类引发的暴力长久以来就有竞争对手。在过去，瘟疫、天花和麻疹肆虐整个大陆，甚至比最大的军队或最狂热的革命者所希望做到的还要强有力。在农业社会中，细菌传染会使人口大量损失，损失的人口有时达到总人口的1/3或者更多，这会使劳动力稀缺，并使其价格高于固定资产和其他通常保持不变的非人力资本的价格。结果，随着实际工资的上涨和租金的下降，工人获益，而房东和雇主受损了。制度安排可以调节这些转变的规模：精英通常试图通过许可和武力来维持现有的安排，但往往不能使具有平均作用的市场力量受到控制。

流行病完成了这个具有暴力性矫正功能的四骑士组合的最后一环。但是，还有其他更和平的机制来减少不平等吗？如果我们想到的是大规模水平上的矫正，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审视整个人类历史，我们能在各种记录中观察到的、每一次主要的物质不平等程度的压缩都是由这四个矫正力量中的一个或者多个因素驱动的。此外，大规模的战争和革命不仅仅对那些直接参与这些事件的社会起作用，世界大战和暴露于挑战者之下也影响了那些所谓旁观者的经济状况、社会期望和决策。这些涟漪效应进一步扩大了根植于暴力冲突的矫正力量的影响。这就使得1945年之后世界很多区域的发展与之前的冲击带来的持续性影响分开了。虽然拉丁美洲在21世纪初的收入差距的下降可能使其成为最有希望的、非暴力性平等化过程的候选人，但这种趋势在范围上仍然相对较小，而且其可持续性是不确定的。

其他因素的影响效果是混杂的。从古代到现在，土地改革与暴力或暴力威胁有关联的时候，不平等程度更有可能降低——没有暴力的情况下可能性很小。宏观经济危机对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只有短暂的影响。民主本身并不能减轻不平等。虽然教育和技术变革的相互作用无疑会影响收入的离散程度，但历史上的教育和技能的回报，被证明对暴力冲击非常敏感。最后，没有令人信服的经验证据支持这样的观点，即现代经济发展降低了不平等程度。没有任何一种良性的压缩手段，能够取得一些甚至与上文所谓的四骑士所产生的效果稍微接近的结果。

然而，冲击会减弱。在国家崩溃之后，其他国家迟早会取而代之。瘟疫消退后，人口收缩会逆转，人口的重新增长逐渐恢复了劳动力和资本的平衡，达到了以前的水平。世界大战持续的时间还是相对较短的，其效应也都会消弭在时间流逝当中：最高税率和工会密度下降了，全球化程度上升，“冷战”结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已经退却。所有这些使得近期发生的不平等程度的复苏变得更容易被理解。传统的暴力矫正力量目前都处于休眠当中，并且不太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回归。依然没有出现类似的有效的平等化替代机制。

即使在最先进的发达经济体中，再分配和教育也不能完全吸收税收和转让之前不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压力了。发展中国家能够比较容易摘到低悬的平等化的果实，但财政约束依然强大。似乎没有一种简单的方式来投票、调控或教导我们如何更大程度地实现平等化。从全球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也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惊奇。就我们所知，在没有遭遇重大暴力冲击以及更广泛影响的环境中，人们几乎不会看到不平等状况收缩的景象。未来会变得不同吗？

本书不涉及的内容

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差异并不是具有社会或历史意义的唯一不平等类型：源于性别和性取向的不平等也是如此，在种族和民族方面，在年龄、能力和信仰等方面，教育、健康、政治发言权和机遇的不平等也是如此。因此，这本书的英文书名并不准确。然而，像“暴力性冲击和从石器时代到现在及以后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全球历史”这样的英文副书名，不仅会使出版商失去耐心，而且也会被读者排斥。毕竟，权力不平等在决定物质资源的获取方面始终发挥着核心作用，但一个更详细的标题将会立刻显得更加准确，同时过于狭隘。

关于经济不平等，我并没有试图去论及各个方面。我所聚焦的是社会内部的物质资源分配，这是一个重要且得到很多讨论的主题。我考虑特定社会中的情况，没有明确指向那些刚才提到的许多其他不平等的来源，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很难长期追踪和比较这些因素对收入和财富分配产生的影响。我主要想回答为什么不平等程度会下降的问题，以及识别矫正的各种机制。宽泛地说，在我们人类接受食物生产及其导致的一般性必然结果，定居生活和形成国家，并且承认某种形式的世袭财产的权利之后，关于物质不平等的向上压力已经成为一个既定事实——人类社会存在的一个基本特征。对这些压力在几个世纪和几千年的演变过程中的细微之处进行思考，特别是对我们可能粗暴地标识为胁迫和市场力量之间的复杂协同作用，将需要对更长的时间跨度进行单独研究。 ^[7]

最后，我讨论了暴力冲击（以及替代机制）和它们对物质不平等的影响，但没有一般性地探究两者之间的反向关系，即是否（以及假设如此，那么是如何）由不平等促成了这些剧烈的冲击。我不愿意这样做有好几个原因。由于高度的不平等水平是历史社会的一个共同特征，因此不容易解释关于那种外部环境下的具体冲击。在有着可比较的物质不平等程度的现代社会当中，内部稳定性变化很大。一些经历过暴力性关系破裂的社会并非特别不平等。某些冲击主要或完全是外生的，最显著的是通过改变资本和劳动平衡矫正了不平等的传染病大流行。甚至人类造成的事件，如世界大战，也深刻地影响着那些没有被直接卷入这些冲突之中的社会。关于收入不平等在加速内战爆发中的作用的研究凸显了这种关系的复杂性。所有这些都不应该用来表明，国内资源不平等不可能促成战争和革命的爆发或国家崩溃。这仅仅意味着目前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能确定总体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与暴力冲击的发生之间有系统性的因果联系。正如最近的研究工作所表明的那样，对具有一种分布维度的更具体特征的分析，例如分析精英群体之间的竞争，可能在解释暴力冲突和国家崩溃之间的关系上更有前景。

出于本研究的目的，我将暴力冲击视为对物质不平等产生影响的一种离散性现象。设计这种方法的目的是评估作为矫正力量的这种具有长期冲击性的影响力，而不论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来证实或否认这些事件与先前的不平等之间存在有意义的联系。如果我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因果关系的单一箭头方向上，即从冲击到不平等，会鼓励人们从事反向关系的进一步研究，那就更好了。可能永远不会产生一个合理的解释，将随着时间变化而产生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可观察到的变动内化。即便如此，不平等和暴力冲击之间可能存在的反馈循环肯定值得深入探讨。我的研究只不过是这个更大研究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 ^[8]

这是如何完成的

衡量不平等有很多种方法。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一般只使用两个最基本的指标：基尼系数和总收入或财富的百分数份额。基尼系数衡量了收入或物质资产的分配偏离完全平等状态的程度。如果某一特定群体的每个成员都收到或持有相同数量的资源，则基尼系数为0；如果一个成员控制了所有这些，而任何其他成员什么也没有，则接近1。因此，分配越不均衡，基尼系数就越高。它可以表示为分数或百分数，我更喜欢前者，以便更好地将其与收入或者财富比例分辨开来，后者一般是以百分数的形式给出的。这些份额告诉我们的是，对一部分给定的人口来说，总收入或总财富中的某个部分是由某个特定的群体得到或占有的，该群体自身是依据它在总体分配中所处的位置来定义的。例如，被广泛引用的“1%”代表的是这些单元（通常是指家庭），它们比给定群体中99%的单元都享有更高收入或者能够处置更大资产。基尼系数和收入份额是两种互补的测量工具，强调的是给定分配的不同性质：前者计算不平等的总体程度，后者则对分配的模型提供了急需的深刻理解。

这两个指标都可以用来衡量收入分配的不同版本的分布情况。在税收和公共转移支付之前的收入被称为“市场”收入，转移支付后的收入被称为“总”收入，除去所有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后的收入净额被定义为“可支配”收入。在下文中，我只涉及市场收入和可支配收入。每当我使用“收入不平等”这个术语的时候，如果没有进一步说明，我指的就是前者。对于大多数有记载的历史，市场收入不平等是唯一可以被了解或估计的类型。此外，在现代西方建立广泛的财政再分配制度之前，市场、总收入和可支配收入的分布差异一般都很小，这在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中是一样的。在这本书中，收入份额总是以市场收入的分配为基础。关于收入份额的当代和历史数据，特别是分配比例最顶层群体的那些数据，通常源于财政手段干预前的收入的税收记录。在个别地方，我也谈到了不同比例或者收入分配特定的百分数之间的比率，这是不同收入水平的相对权重的替代性测度。虽然存在更复杂的不平等指数，但其通常不适用于那些需要交叉使用高度多样化数据集合的长期研究。 ^[9]

物质不平等的测量进而提出了两类问题：概念性的和证据性的。这里有两个重要的概念问题值得注意。首先，可获得的大多数指标衡量和显示的是，因人口中的不同部分占有的资源份额不同而来的“相对”不平等。相反，“绝对”不平等聚焦的是这部分人口所产生的资源在“数量”上的差异。这两种方法往往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考虑这样一个人口样本，其中在顶层10%的家庭平均收入是在10%底层家庭平均水平的10倍，也就是说是10万美元相对于1万美元的相对水平。随后，国民收入增加一倍，而收入分配不变。基尼系数和收入份额与以前一样。从这个角度看，收入上升没有增加这个过程中的不平等。但与此同时，顶层和底层10%群体的收入差距增加了一倍——从9万美元增加到18万美元，使得富人比低收入家庭获得了更大的收益。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财富的分配。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可信的情况表明，经济增长不会导致绝对不平等的加剧。因此，相对不平等度量标准的前景可能要更为保守，因为它们将注意力从持续增长的收入和贫富差距转移到有利于物质资源分布的更小和多向变化上。在这本书中，我遵循惯例，优先使用基尼系数和最高收入份额等这些相对不平等的标准测度，但在适当的时候会注意它们的局限性。 ^[10]

另一个问题来自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对于满足生存需求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敏感性。至少在理论上，单个人完全有可能拥有某个特定人群中的所有财富。然而，没人在完全被剥夺收入的情况下能够继续生存。这就意味着，关于收入的最高可行基尼系数值注定要低于其名义上的上限，即1。更具体地说，它们不能超过满足最低生活需求的资源总量。这种限制在大多数人类历史中出现的比较典型的低收入经济体中尤为强有力，今天世界各地仍存在这种情况。例如，在一个GDP两倍于能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社会里，即使单个人在任何其他人赖以生存的需要之外成功垄断了所有收入，基尼系数也不会超过0.5。在更高的产出水平下，由于改变最低生活标准的定义，以及在很大程度上贫困人口无法维持发达经济体，其最大不平等程度进一步得到控制。名义基尼系数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以计算所谓的榨取率，即在给定的环境中理论上最大可能的不平等水平已经实现的程度。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于任何长期的不平等程度的比较显得尤为突出，但最近才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我在本书结束部分的附录中更详细地讨论了它。 ^[11]

这就引出了第二类问题：与证据质量有关的问题。基尼系数和最高收入份额是大体上一致的不平等测度：它们通常（虽然不是一成不变地）随着时间变化而朝同一个方向移动。两者都对底层数据源的缺点很敏感。现代的基尼系数通常来自家庭调查，从中可以外推出国民收入分配。这种模式并不特别适合捕捉最大的收入群体。即使在西方国家，名义基尼系数也需要进行向上调整，以充分考虑到高收入人群在其中的实际贡献。此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种调查往往缺乏必要的质量以支持可靠的国家层面的估计。在这种情况下，更宽的置信区间不仅会阻碍国家之间的比较，而且也会使得跟踪调查随着时间的变化更加困难。衡量财富整体分配的努力甚至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中，相当多的精英资产被认为藏匿在海外，甚至在像美国这样的数据丰富的环境中也是如此。收入份额通常是从税收记录中计算出来的，其质量和特征在不同国家和时期差别很大，而且容易受到逃税动机的扭曲。低收入国家的低参与率和政治驱动的应税收入定义带来了更多的复杂性。尽管存在这些困难，但在“世界财富和收入数据库”中，越来越多的关于最高收入份额的信息得到汇编和在线出版，使我们对收入不平等的理解有了更坚实的基础，并将注意力从例如基尼系数这样有些不透明的单值测度转移到更为明确的资源集中度指数上了。 ^[12]

一旦我们试图将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研究扩大到更久远的时间，以上分析的所有这些问题都相形见绌了。定期的收入所得税的征收很少早于20世纪。在没有家庭调查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依靠代理数据来计算基尼系数。在1800年之前，整个社会的收入不平等只能借助社会表进行估计，后者是当代观察家拟定的，或者是由后来的学者牵强推断出来的不同人口所获得的近似收入。更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欧洲部分地区的越来越多的数据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中叶，从而揭示了单个城市或地区的情况。在法国和意大利城市中关于财产税的幸存档案记录、荷兰对房屋租金收入的税收和葡萄牙的所得税，使我们得以重建资产，有时甚至得知收入的基本分布。近代早期法国农业用地分散程度的记载和英国继承性不动产的价值也是如此。事实上，基尼系数可以成功应用到在时间上更为遥远的证据上：罗马统治下的埃及晚期的土地所有权模式；古代和中世纪早期的希腊、英国、意大利，以及北非和墨西哥阿兹特克人房子的大小变化；巴比伦社会当中的继承份额和嫁妆的分布；甚至是恰塔霍裕克这建立在几乎一万年之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原始城市聚落之一的石制工具的散布，都是这样进行分析的。考古学使我们能够把物质不平等研究的边界推回上一个冰期的旧石器时代。 ^[13]

我们还可以获得一系列不直接记录分配状况的替代性数据，但我们已经知道这些数据对收入不平等水平的变化是敏感的。土地租金与工资的比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当中，劳动力价格相对于最重要的资本类型价值的变动，能够反映归属于不同阶级的相对收益的变动：上升的指标表明，地主的繁荣是以劳动者的牺牲为代价的，造成了不平等的加剧。一个相关的衡量标准，即人均GDP与工资的比率也是如此。GDP中的非劳动收入份额越大，这一指数就越高，收入就可能越不平等。可以肯定的是，这两种方法都有严重的弱点。对于特定的本地场所，租金和工资的报告是可信赖的，但并不一定对更大的群体或者整个国家具有代表性，同时对任何前现代社会的GDP进行猜测，不可避免地会有相当大的误差。然而，这些代理指标通常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轮廓，使我们能看出随着时间推移的不平等趋势性变动。实际收入是一个能够更广泛获取，但缺少一些启发意义的代理指标。在欧亚大陆西部，以谷物等价物表示的实际工资现在已经追溯到4000年前，成为识别异常升高的工人实际收入的实例，这是一种可能与不平等程度降低相关的现象。尽管如此，那种不能通过参照资本价值或GDP数据做出必要调整的实际工资信息，对反映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来说，依然是一个粗糙的、不甚可靠的指标。 ^[14]

近年来，我们已经见证了前现代社会税收记载研究，以及对于实际工资、租金与工资比率，甚至是GDP水平的重构的可观进展。毫不夸张地说，要是在20年，甚至是10年以前，这本书的许多内容不可能被写出来。对历史上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开展的研究的规模、范围和进度，使我们对这一领域的未来充满希望。不可否认的是，漫长的人类历史不允许我们对物质资源分配进行哪怕最基本的定量分析。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识别随着时间演化的信号。精英阶层所展现的财富是最有希望的不平等标志——而且往往实际上是唯一的。当精英阶层在住房、饮食或者是墓葬等方面奢华消费的考古证据让位给更为适度的遗物或者社会分层的迹象完全消失时，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出某种程度的平等化。在传统社会中，富人和权力精英阶层的成员往往是仅有的控制了足够的收入或资产，从而可以承受重大损失的人，这些损失在有形的记录中是可见的。人类身高和其他生理特征的变化也同样与资源的分布有关，尽管其他因素，如病原体负荷，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越是远离以更直接的方式记录不平等的数据，我们的理解就注定会变得更具推测性。然而，除非我们准备进行扩展，否则描述这种全球历史简直就是不可能的。这本书就试图这样做。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文档资料上的一个巨大的梯度，即从有关美国近期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背后驱动因素的详细统计数字到文明的曙光中隐约存在着资源失衡的迹象，在这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数据集。所有这一切以一种合理连贯的分析叙述方式结合起来，给我们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不小的范围内，这是这个导言标题中所援引的不平等的真正挑战。我选择用我自己看来处理这一问题的最好的方式来组合这本书的每一个部分。紧接着的这部分内容从我们的灵长类祖先开始，一直到20世纪初的不平等的演变，因此章节顺序按年代顺序进行排列（第1~3章）。

这一情况，在我们转向四骑士——暴力矫正的4种主要驱动力量之后，就会发生变化。在描写这一四重奏组合的前两个成员，即战争和革命的部分时，我的观察分析开始于20世纪，随即返回历史当中。这其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以大规模动员战争和改造性的革命为手段的矫正，主要是现代性社会的特征。20世纪10—40年代的“大压缩”不仅产生了目前为止关于这一过程的最好证据，而且以范例的形式代表并确实构成了它（第4~5章）。第二步，我寻找这些暴力性破坏的来路，从美国内战一直追溯到古代中国、罗马和希腊的历史，以及从法国革命到近代时期的无数次起义（第6~8章）。我在第6章最后部分讨论内战的时候依循了同样的轨迹，从当代发展中国家的这类冲突的结果一直回溯到罗马共和国结束的时候。这种方法使我在探讨它们是否能被应用到更遥远的过去之前，在现代数据基础上建立根基牢固的暴力矫正模型。

在第五部分对瘟疫的分析当中，我从得到的有记录的例子——中世纪后期的黑死病（第10章）逐渐转向更少为人所知的例子，从而使用了相同策略的一个修改后的版本，这些例子的其中一个（1492年后的美洲）正好更接近近期，其他则位于更古老的时代（第11章）。其原理是相同的：在我寻找其他地方类似事件之前，在现有可获得的最好证据的基础上，建立流行病大规模死亡带来的暴力性矫正的关键机制。第四部分关于国家灭亡和制度崩溃，我对这一组织原则进行了逻辑总结。在分析大体上局限于前现代历史的现象之时，年代学几乎不重要，从任何特定的时间序列中得不到什么结果。特定案例的日期比证据的性质和现代学术规范更不重要，后两者随着空间和时间的差异会有相当大的变动。因此，在我转向讨论其他我不太详细讨论的例子之前，我先举了几个得到很好验证的例子（第9章）。第六部分，关于暴力性矫正的替代方案，大部分是按主题排列的，因为我在转向反事实结果（第14章）之前评估了不同的因素（第12~13章）。最后一部分与第一部分一起形成了我的专题性分析，又回到按年代顺序进行排列的格式，从最近的不平等复苏（第15章）转到相邻或者更遥远未来的矫正作用的前景（第16章），这就完成了我整个的演化性概览。

作为一项汇集了东条英机时期的日本和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或者是古典时期的低地玛雅人和当今的索马里的研究，这可能令我的历史学家同行困惑不解，但我希望对有着社会科学背景的读者来说，这种困扰会少一些。正如我之前所说，探索全球不平等的历史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如果我们想找出在有记录的历史中的矫正性力量，我们需要找到方法来弥合学科内外不同专业领域之间的鸿沟，并克服数据质量和数量上的巨大差异。长期性的分析视角需要非正统的解决方案。

这有关系吗

所有这些都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很难在不同的文化中研究不平等的动态，从长远来看，我们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尝试呢？对这个疑问的任何解答都需要解决两个单独但相关的问题——经济不平等今天重要吗？为什么它的历史值得探索？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家哈里·法兰克福最出名的是他早期《论瞎扯》（On Bullshit ）的研究，他通过在序言开始部分对引用的奥巴马的评价进行反驳而开启了他的《论不平等》（On Inequality ）：“我们面对的最根本挑战不是美国人的收入普遍‘不平等’。实际上是我们太多的人民‘贫穷’。”毫无疑问，贫穷是一个变动的目标：在美国被视为穷人的人在中非看来却并不如此。有时贫穷甚至被定义为不平等的一个函数（在英国，官方贫困线被设定为收入中值的一个比例），尽管绝对标准更为常见，例如世界银行所使用的以2005年价格表示的1.25美元的门槛值，或者是参考美国的“一篮子消费品”的成本。没有人会否认，不管如何定义贫穷，它都不是受人欢迎的，这其中的挑战在于证明“这样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对我们的生活有负面影响，而不是证明可能与之相关的贫穷或巨大财富。 ^[15]

最精明的方法集中于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学家已经一再指出，很难对这种关系进行评估，而且问题的理论复杂性并不总是与现有研究的经验规范相匹配的。即便如此，一些研究认为，不平等程度的增加确实与低增长率有关。例如，较低的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不仅导致经济增长更快，而且导致增长期更长。不平等似乎对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特别有害。甚至有些人支持这一备受争议的命题，即美国家庭中较高的不平等水平促进了信贷泡沫，从而促发了2008年的大萧条，因为低收入家庭利用现成的信贷（部分是由上层人士的财富积累产生的）借款以跟上更富裕群体的消费模式。相比之下，在更严格的贷款条件下，财富不平等被认为阻碍了低收入群体获得信贷的渠道。 ^[16]

在发达国家中，更高的不平等与代与代之间较少的经济流动性有关。因为父母的收入和财富是衡量教育程度和收入的有力指标，不平等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我延续，而且前者越高，就越会不平等。基于收入的居住区域隔离的不平等效应也是一个相关的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美国的大都市地区，高收入和低收入地区的人口增长以及中产阶层的萎缩，导致两极分化加剧。特别是富裕的社区变得更加孤立，这一发展有可能导致资源集中，其中包括当地资助的公共服务，这反过来又影响儿童的人生机遇，阻碍了代与代之间的流动。 ^[17]

在发展中国家，至少某些种类的收入不平等增加了内部冲突和内战的可能性。高收入社会面临着不那么极端的后果。在美国，不平等被认为是通过使富人更容易施加影响而在政治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怀疑，是否是巨大的财富而非不平等本身造成了这一现象。一些研究发现，高水平的不平等与自我报告的较低幸福程度有关。只有健康似乎不受这样的资源分配的影响，与收入水平相反：尽管健康差异导致收入不平等，但反过来仍然没有得到证实。 ^[18]

所有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它们关注的是物质不平等的实际后果，以及为什么它可能被认为是一个问题的重要原因。对资源分配不合理的另一套反对意见是建立在规范伦理和社会公正概念之上的，这种视角远远超出了我的研究范围，但在一场常常被经济问题支配的辩论中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然而，即使在纯粹的工具理性的有限基础上，毫无疑问，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较高的不平等水平与收入和财富水平的拉大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是有害的。但是，什么构成了“高”的水平，我们如何知道“增长”的不平衡是当代社会的一个新特点，还是仅仅使我们更接近于历史上常见的条件？还有，用弗朗索瓦·布吉尼翁的术语，那些正在经历扩大的不平等的国家应该渴望回到不平等的一个“正常”水平吗？如果就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现在不平等现象比几十年前还要高，但比一个世纪前低，这对我们理解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决定因素有什么帮助呢？ ^[19]

在大多数有记载的历史当中，不平等或者在增长，或者保持相当的稳定状态，显著减少的情况是很少见的。然而，旨在遏制或扭转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趋势的政策建议者往往对这一历史背景知之甚少或者缺乏正确评估。那样是应该的吗？也许我们的时代已经从根本上变得如此不同，完全不再受限于其农业和非民主的基础，以至那段历史没有什么可以教给我们的了。事实上，毫无疑问，许多事情已经改变了：富裕国家的低收入群体总体上比过去大多数人富裕，最不发达国家中处境最不利的居民也要比他们的祖先活得更长。不平等的接受者的生活体验在许多方面与过去的非常不同了。

但在这里，我们关心的不是经济发展或更宽泛的人类发展，而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是如何分配的，是什么原因使得它们以这样的方式被分配，以及将要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变这些结果。我写这本书是为了证明，那些用来塑造不平等的力量实际上并没有变得面目全非。如果我们试图重新平衡目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以实现更大的平等，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对在过去完成这一目标需要采取的方法视而不见。我们需要问，如果没有大的暴力活动，巨大的不平等现象是否已经得到缓解，与这个大矫正力量相比，有多大的良性效果，未来是否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即便我们可能不喜欢这些答案。

第一部分 不平等简史

第1章 不平等的起源

原始社会的矫正

不平等总是伴随着我们吗？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与我们最接近的非人类亲戚，即非洲的这些类人猿——大猩猩、黑猩猩和倭黑猩猩都是有着严密等级划分的生物。成年雄性大猩猩被划分为极少数拥有许多配偶的统治者和很多完全没有配偶的其他黑猩猩。银背大猩猩不仅支配着它们种群中的雌性，而且还支配着很多成年后依然留下来的雄性。黑猩猩，尤其是雄性，在争斗地位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恃强凌弱和富有攻击性的炫耀与来自较低社会等级的各种服从行为相匹配。在一个有50个或者100个成员的群体中，社会地位成为生活中核心且令人备感压力的现实问题，这是因为每一个成员都占据了这一等级制度中的一个特定位置，但它们又总是在寻求进一步改善的路径。同时，这也是无法避免的，这是因为通过离开原有群体以摆脱专横的优势阶层的雄性，要面对的是被其他群体中的雄性杀戮的风险，因此它们将倾向于维持原状，加入竞争，或者臣服。与被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等级制度的社会界限相呼应，这种强大的约束使不平等状况加剧。

它们的近亲，倭黑猩猩向世界展示的可能是一幅温和的图景，但是同样以拥有阿尔法雄性和阿尔法雌性，即雄性领袖和雌性领袖为特征。与黑猩猩相比，尽管倭黑猩猩较少使用暴力和欺凌，但它们仍维持着明确的等级划分。尽管隐蔽排卵和雄性对雌性系统性控制的缺乏，减少了针对交配机会的暴力性冲突，等级制度还是在雄性间争夺食物的竞争中表现出来了。在这些物种当中，不平等表现在获取食物上的不均衡（与之相类似的，是人类社会中的收入差距）以及最为重要的在繁殖上的成功。支配性的等级制度成为标准的模式，社群首领拥有标准的模式，即它由体型最大、体格最强壮和最有进取心的雄性组成，它们占有最多的消费资料和雌性。 ^[1]

这些共同特征，不太可能只是在它们共同的祖先分化之后才开始形成的，这是一个大约1100万年前随着大猩猩的出现而发轫的过程，这一过程持续了300万年，随后，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共同祖先，与后来进化为南方古猿并最终成为人类的这一支相分离。即便如此，关于不平等的显著社会表现可能在灵长类动物中并不总是一致的。等级制度是群体生活的一种方式，离我们更远一点的、更早分化出去的灵长类“亲戚”，现在则更不合群，它们或者自己独立生活，或者生活在非常小或临时的群体中。这对长臂猿和红毛猩猩来说也是如此，前者的祖先是大约2200万年前从类人猿的祖先中分化出来的，后者最早是大约1700万年前从类人猿中形成的，现在红毛猩猩仅在亚洲生存。反过来，等级体系的社会性对于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这一科所属的非洲属来说是非常典型的。这就意味着大猩猩、黑猩猩、倭黑猩猩和人类最近的共同祖先，已经表现出不同类型的这种特征，而更远一些的先祖并不一定如此。 ^[2]

对古人类和新人类中的不平等而言，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情况进行类推的指导意义不大。我们拥有的最好替代性证据，就是关于二型性的骨骼数据，即某一性别的成年成员（在这里是指雄性）在多大程度上比另一性别的成年成员更高、更重和更强壮。就像在海狮中一样，大猩猩中有或没有配偶的雄性个体之间，以及雄性和雌性个体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不均衡，这与较高程度的雄性偏向的二型性是相关联的。从化石记录中判断，新人类之前的古人类（可以追溯到超过4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和傍人）二型性比新人类更为突出。如果这种近年来承受越来越大压力的正统观点能够得到支撑，那么一些出现在400万—300万年前的最早物种，即南方古猿阿法种和湖畔种，就应该由一个具有超过50%体重指数优势的雄性来领导，而后期的一些物种占据了它们和新人类之间的位置。随着200多万年前有着更大脑容量的直立人的出现，二型性已经下降到我们今天依然能够观察到的一种相对适中的数量程度上。在一定范围内，这种二型性的不平等程度与普遍存在的、斗争性的男性间对女性的竞争联系在一起，或者由女性的性选择所决定，那么减小的性别差异可能就是男性之间繁殖能力差异变得更小的信号。依此来看，进化减弱了男性之间以及不同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即便如此，对男性来说，繁殖不平等率高于女性这一现象一直与一定水平的、以繁殖为目的的一夫多妻制相伴存在。 ^[3]

其他一些可能开始于200万年前的发展也被认为带来了更多的不平等。大脑和生理机能的变化促进了合作繁殖及抚养，这一变化抵御了优势群体的侵犯，同时也缓和了更大群体中的等级差异。暴力的使用方式的创新也可能有助于这一进程。任何有助于低等级群体抵抗优势群体的东西都限制了后者，因此也降低了整体的不平等性。地位较低的雄性建立的联盟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种方式，使用投掷兵器是另一种方式。在封闭的场所战斗，无论是徒手还是使用牙齿，又或是用棍棒和石头，都对更强壮和更富侵略性的雄性有利。在武器能够在更长的距离上使用之后，它就开始扮演一种具有平衡性的角色了。

大约200万年前，肩部的结构变化首次使得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投掷石头或者其他物体变得可行了，这是一种早期物种和今天的非人类灵长类动物都不具备的技能。这种调整不仅提高了打猎能力，同时也使得低等级群体对社群首领的挑战变得更为容易了。制造矛是第二步，然后又有了淬火之后的尖端和后来的石制的枪头，以增强其功能。火的可控使用也许可以回溯到80万年以前，热处理技术也至少有16万年之久了。石头制成的飞镖和箭头被证明出现在7万年前的南非地区，这只是抛掷性武器漫长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不管在现代研究者看来它们多么原始，这些工具使得技能要优于体型、力量和侵略性，同时鼓励了首先进攻和伏击，以及较弱个体之间的合作。认知技能的演化也是更准确的投掷、武器设计的改善和建立更可靠联盟所必需的至关重要的补充。完备的语言能力能够促进更为完备的联盟和更为强化的道德观念的建立，这种语言能力可以回溯到最少1万年前或者最多3万年前。这些社会变化产生的具体年份大多仍然并不明确：它们可能已经依次出现在过去200万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或者可能更为集中地出现在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之中，后者就是我们这一种属的智人，他们出现在至少20万年以前的非洲大陆上。 ^[4]

在当前环境中最为重要的是这种累积性的结果，即地位较低的个体以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不可实行的各种方式与雄性领袖对抗的、得到改善的能力。当优势群体被置于由装备了抛掷型武器的成员所构成的群体中，且这些成员能够通过结成同盟来平衡优势群体的影响力时，公开地通过暴力和恐吓来进行统治就不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了。如果这种推测是正确的——因为它也只能这样，那么暴力，或者更具体地说，新的组织策略和威胁性的暴力行为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矫正手段，将会发挥重要的，也可能是更为关键的作用。到那个时候，人类在生物和社会上的进化已经带来了一种平等性的均衡。尽管种群仍然不够大，生产能力也依然没有足够的差异化，但同样的，种群之间的冲突和地域性也没有发展到足以使多数人向少数人的屈服看起来是最好的选择。虽然动物性的统治方式和等级制度的形式已经逐渐弱化，不过它们依然还没有被建立在驯化、财产和战争基础上的新不平等形式取代。这种类型的世界大体上已经消逝了。在较低水平的资源不平等和较强的平等主义风气的界定下，当今世界上仅存的一些以采集为生的人群给我们一种存在局限性的感觉，即在旧石器时代的中期和晚期，不平等的发展变化可能是什么样的。 ^[5]

强大的后勤和基础设施方面的约束有助于在狩猎–采集者中遏制不平等。不以拥有牲畜群为特征的游牧生活方式严重限制了物质财富的积累，同时小规模、流动的和不稳定的觅食群体的组成方式，并不利于形成超越以年龄和性别为基础的基本能力的不对称关系。此外，出于刻意排除进行统治的各种尝试，我们可以推断出这种原始的平均主义。这种态度能够作为人类形成等级制度的天然倾向的一种关键性制约。人类学家已经记录了非常多的实施平等主义价值观的方式，并按照严重程度进行了层次划分。乞讨、行骗和盗窃有助于获得更为平等的资源分配。对独裁主义行为及其扩张的制裁方式包括谣言、批评、奚落、违抗、放逐，甚至包含谋杀在内的身体暴力。因此，领导力往往十分微妙，它分散在众多群体成员当中，且存在时间短。最开明的人对他人的影响最大。这种独特的道德经济被称为反向优势等级制：它在成年男性（他们通常支配着妇女和儿童）中发挥着作用，它也代表了权威的持续和先发制人。 ^[6]

在位于坦桑尼亚的哈扎部落，这种由几百名狩猎–采集者形成的群体中，团体成员独自搜寻食物，在分配所获得的食物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家庭成员有较强的偏爱。同时，在自己的家庭之外进行食物的分享也是可以预期的行为，特别是当资源很容易被其他人发现的时候，这种分享也是普遍的。哈扎部落可能会试图藏匿蜂蜜，因为这比较容易做到，但是一旦被发现了，他们将被迫进行分享。乞讨行为是能够被容忍的，而且比较普遍。因此，即使个体明显偏向于为自己和他们的直系亲属保留更多食物，社会规范也会介入：分享是普遍的，因为缺乏统治者。较大的易腐败物品，例如大的猎物甚至可能会被分配给营地以外的成员。存储并不受重视，甚至到了可获得的资源会被立即消费掉，不会被分给那些恰好没有在场的成员的程度。结果是，哈扎部落的成员只有极少的私人财产：对女人而言是宝石、衣服、用于挖掘的棍子，以及有时是一个锅，对于男人则是弓箭、衣服和宝石，抑或是一些工具。很多商品都不是特别耐用的，所有者对它们没有形成很强的附属关系。这些基本物品之外的财产是不存在的，同时领地也没有受到保护。权威的缺乏和分散使得群体性决策很难达成，更不要说实施。从所有这些方面来看，哈扎部落是现存的更广义的觅食群体的很好代表。 ^[7]

维持生存的觅食模式和一种平等主义的道义经济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对其他发展模式的一种可怕的阻碍，原因很简单，即需要一定程度的收入和消费的不平等来激励创新和生产剩余产品，以促进经济增长。没有增长就几乎没有可供侵占和传递的剩余。道义经济妨碍了增长，增长的缺乏反过来也阻碍了剩余产品的生产和集中。消费并没有均等化，不同个体之间不仅存在身体禀赋条件上的差别，而且在支持网络和物质资源的获得上也存在差异。如我将在下一节指出的，采集者的不平等并不是不存在的，只是与依靠其他生存方式的社会中的不平等程度相比，其程度是非常低的。 ^[8]

我们也需要容许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当代的狩猎–采集者可能与我们农业社会之前的祖先在很多重要方面存在差异。幸存的觅食者群体完全被边缘化了，并且被限制在农民和牧民无法达到或者基本没有兴趣的那些区域，这些区域的环境很适合上述没有物质资源积累和领地扩张需求的生活方式。在动植物被驯化来提供食物之前，觅食者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更加广泛，而且可以获得更为丰富的自然资源。此外，在一些情况中，当代的觅食者群体可能会对一个由更多等级的农民和放牧者占据统治地位的世界做出回应，并在对照外部规范的过程中自我定义。现存的觅食者同样受时间影响，并不是所谓的“活化石”，需要将他们的行为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 ^[9]

基于这一原因，史前人类并不需要总是像当代的狩猎–采集者的实践所显示的那样平等化。在11700年以前（全新世开始之前时期）的墓葬中，可观察到的物质不平等虽然罕见但已经存在。最著名的因地位差异带来不平等的例子来自桑吉尔，这是位于莫斯科北面120英里 ^[01] 的一个更新世的遗址，其残骸存续的日期是从大约34000年前—30000年前，这一时段与上一次冰河时期中较为温和的时段相对应。它包含的是一群猎人和觅食者的遗骸，他们杀戮和消耗大型的哺乳类动物，例如野牛、马匹、驯鹿、羚羊，甚至除了狼、狐狸、灰熊和穴居狮子之外，还有猛犸。其中三个人类的墓葬显得特别突出。其中一个墓葬的特征是，一个成年男子与大约3000颗猛犸象牙制成的小珠子、大约20个吊坠和25个猛犸象牙做成的戒指埋葬在一起，这些小珠子当时可能与他的皮衣缝在了一起。另一个墓穴是一个大约10岁大的女孩和一个大约12岁大的男孩的长眠之地。这两个儿童的衣服都装饰着更多数量的象牙珠子，总数大约是10000个，他们的随葬物品还包括很多的贵重物品，例如由猛犸象牙制成的长矛和各种艺术品。

一些人一定在这些留存下来的物品上花费了巨大的努力：据现代学者估计，不管在哪里，那时的人都需要花费15~45分钟来雕刻一个珠子，这就意味着需要一个人在每周工作40个小时的情况下，用1.6~4.7年来完成这些任务。最少需要抓住75只北极狐才能获取那两个儿童墓葬中的一条腰带和头饰上附着的300个牙齿装饰物，考虑到完整无缺地获得这些牙齿的难度，实际需要的狐狸的数量可能会更多。尽管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会给予这一群体的成员足够多的空余时间来完成所有这些工作，但依然存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们最初会希望从事这项工作。这三个人看起来没有与他们日常使用的衣服和物品埋在一起。属于儿童的那些珠子要比那个成年男子的小，这意味着这些珠子是为他们特别制作的，要么是在他们生前，要么更可能仅仅是为了他们的葬礼而制作的。基于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原因，这些人被视为特殊的。但显然，这两个孩子并没有成长到能够通过自身努力获得这种特殊待遇的年纪，更可能的情况是他们由于家庭原因获得了这样的地位。成年男性和男童身上可能存在的致命伤，以及导致女孩一生残疾的股骨短缩，只不过增加了其中的神秘感罢了。 ^[10]

尽管到目前为止，在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成果中，还没有比桑吉尔墓葬更为壮观的墓葬出现，不过也有一些比较豪华的墓葬在更远的西方被发现。大约在同一时间，在摩拉维亚的下维斯拖维采，三具遗体佩戴着复杂的头饰被置放在赭石染过的地上。较晚一些的例子就更多了，利古里亚海岸的阿里纳坎迪德洞穴中建有一个很深的洞墓，墓室中那28000年或者29000年前的由红赭石染过的台子上，安放着一具配饰奢华的未成年男性遗体。他的头部周围有大量穿孔的贝壳和鹿的犬齿，它们最初可能附着在有机物制成的头饰上。除此之外，还有猛犸象牙制成的坠饰、麋鹿角做成的4个权杖，以及用外来的燧石制成的非常长的刀片也被放在了他的右手位置。大约16000年前被埋葬在圣日耳曼河旁边的年轻女性戴有贝壳和牙齿制成的装饰品，后者是大约70枚穿孔的红鹿犬齿，它们应该来自200英里以外。在大约10000年以前，仍处于采集阶段的全新世初期，一个三岁的孩子和1500颗贝珠一起埋葬在多尔多涅的拉玛德莱娜的岩棚中。 ^[11]

这些发现很容易被解释为不平等出现的最早预兆。先进且标准化的手工生产、在高度重复性工作任务上的时间投资，以及使用来自遥远地方的原材料等，这些证据让我们看到了这种比当代狩猎–采集者更为先进的经济活动。它也暗示了社会差异通常并不与觅食活动的存在有紧密联系：这些儿童和成年人的奢华墓葬显示出一种先天赋予的，甚至是继承的地位。尽管很难从这些材料中推断出等级关系的存在，不过这至少是一种看起来合理的选项。但是，这里没有长期的不平等的迹象。复杂性和地位差异的上升从本质上看起来还是暂时的。平等主义不一定是一个稳定的范畴：社会行为可能因变化的环境，或者甚至是复发的周期性压力而不同。同时，获取如贝类这样的海洋食物资源的能力作为社会进化的摇篮，不仅鼓励了领土意识和高效领导能力的形成，更是最早的对沿海生活的适应。尽管这种对环境的适应能够追溯到10万年以前，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一时期还没有新兴阶层和消费差异存在或出现的相关证据。我们所知道的是，旧石器时代中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依然是零星和短暂的。 ^[12]

不平等的大分化

直到上一次冰期结束，气候条件进入一个难得的稳定期之后，不平等才开始出现。作为第一次超过了10万年的间冰期的较温暖时段，全新世创造出了一种更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环境。这些改善使得人类能够获得更多能量且人口数量得以增长，也为越来越不公平的权力和物质资源分配打下了基础。这就导致了我所定义的“不平等的大分化”，即向新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的转变，这一转变侵蚀了觅食者的平等主义信念，并用一个持久的等级制度和不同等级间的收入财富差距取代了这一信念。要使这些转变能够实现，就必须要有能够抵抗侵占的生产资料，并且它们的所有者要能够以可预测的方式获得剩余。通过耕种和放牧的方式进行的食物生产能够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并且成为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的主要动力。

然而，植物和动物的驯化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在一定的条件下，采集者也能够以一种相似的方式利用那些未被驯化的自然资源。在可以捕鱼或者仅仅在特定的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地方，也可能产生属地性、等级划分和不平等。这种现象，即人们所知的对海洋或者河流的适应，在人种学的档案材料中有详细的记载。从大约公元500年开始，从阿拉斯加到加利福尼亚的北美西海岸沿线，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对鱼类资源的压力，促进了以采集为生的人群对于高度区域化的有鲑鱼资源的河流实施控制。这有时伴随着从人们住着大致相同的住宅的社会（无阶级社会）向分层社会的转变，这种分层社会以一所大房子里住着主人一家、随从以及奴隶为特征。 ^[13]

一些细致的案例研究已经注意到了资源稀缺性和不平等的出现之间的紧密联系。大约公元400—900年，在英属哥伦比亚的基特利溪旁边的遗址上，曾有一个临近费瑟河的社区，构成这个社区的几百名成员靠当地的鲑鱼维生。从这一考古遗址判断，鲑鱼的消费量大约在公元800年开始下降，哺乳动物的肉取代了其地位。在这个时候，遗迹中出现了不平等的标志。在那些最大房子的遗址坑里发现的鱼骨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成熟的帝王鲑和红鲑鱼，两者都是富含脂肪和卡路里的珍贵奖赏食物。相对的，在两个最小房子的遗址中，发现的却是更为幼小和营养较少的鱼类骨头。和许多同样处于这种分层水平的社会一样，通过仪式性的再分配，不平等同时得到了赞颂和缓解：大到足够给一大批人群准备食物的烧烤坑意味着富裕和有权势的人为整个社区的人组织了宴会。1000年之后，首领之间通过展现慷慨来进行竞争的冬节仪式成为整个太平洋东北部地区的共同特征。相似的变化也发生在同一区域的布里奇河遗址上，大约在公元800年，随着大型建筑的所有者开始积累贵重物品，并不再在户外准备公共食物，穷人开始依附于这些富有的家庭，不平等从此开始制度化。 ^[14]

在其他情况下，技术进步使得社会和经济变得不平等。几千年来，生活在加利福尼亚沿海，即现在圣芭芭拉和文图拉地区的丘马什人，一直使用着简单的船只、采集橡子，过着平均主义觅食者的生活。大约公元500—700年，丘马什人引入可供远洋航行的厚木板制成的独木舟，这种能够装载十几人并深入海洋60英里探险的独木舟使得丘马什人能够捕获更大的鱼类，并且使他们成为大洋沿岸贝壳贸易的中间人。他们把从海峡群岛获得的燧石销售给内陆部落，交换橡子、坚果和稻科植物。这就产生了一种等级制的秩序，拥有多个妻子的首领控制了独木舟，享有领土的准入权，在战争中领导他的族人，并且主持仪式性活动。作为回报，他们从追随者那里获得食物和贝壳。在这样的环境中，采集制社会的社会阶层复杂度能够达到相对较高的水平。随着对于集中的本地资源依赖性的增强，人口的流动性开始下降，同时职业的专业化、严格界定的资产所有权、边界防御，以及通常涉及奴役俘虏的相邻群体之间的激烈竞争引发了等级制度和不平等。 ^[15]

在觅食者当中，这种类型的适应可能仅仅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才能实现，并且通常不会扩散到这个环境之外。只有食物资源得到驯化才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改变经济活动和各种社会关系，在稳定的食物来源缺失的情况下，赤裸裸的不平等可能仅仅存在于被全世界更为平等的觅食者包围的、海洋和河流沿岸的小块地区。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各种各样的可食用植物开始在不同的大陆上被驯化，首先是在距今大约11500年前的亚洲西南部，然后是在10000年前的中国和南美、9000年前的墨西哥、7000多年前的新几内亚，以及大约5000年前的南亚、非洲和北美。而动物的驯化真正发生的时间，时而超前，时而跟随着这些创新活动。从采集到耕种的转变可能是一种并不总是遵循着线性轨迹的冗长过程。 ^[16]

这对于黎凡特的纳图夫文化和其在新石器时代的继任者，即这一转型的最先见证者而言，是尤为正确的。从大约14500年以前开始，更为温暖和潮湿的气候使得区域性采集者群体的规模增大，并且使他们能够在更为稳定的定居点开展活动，他们捕获了大量的猎物且收集了数量充足的野生谷物，这让他们至少需要一个地方来储存这些食物。这种物证非常有限，但展现了一些权威专家所称的“早期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征兆。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可能是供公共使用的较为大型的建筑，其中还有一些可能花费了大力气制造出来的特殊的玄武岩研钵。根据计算，在大约14500—12800年之前的纳图夫文化早期出土的遗体中，有8%佩戴着来自几百英里外的贝壳以及一些用骨头或牙齿制成的装饰物。在其中一个遗址中，三位男性有由贝壳制成的头饰陪葬，其中一个头饰边缘有4排贝壳装饰。只有一些墓地拥有石头工具和小的雕像。大型的烧烤坑和炉床的出现可能表明，这种类型的具有再分配功能的宴会在美洲西北部出现得更晚。 ^[17]

然而，无论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程度在这些良性条件下得到了怎样的发展，它们都在距今大约12800—11700年前的、被称为“新仙女木事件”的寒冷期逐渐消失。由于当地资源的减少和资源情况的不可预测，幸存下来的觅食者恢复了流动性更强的生活方式。气候在距今大约11700年前恢复稳定，这与最早种植诸如单粒小麦、双粒小麦、小麦和大麦等野生作物的证据相吻合。在大约11500—10500年前，定居点得到了扩张，同时食物最终得以在个体家庭储存，后者表明了所有权概念的改变。一些例如黑曜石之类的外来材料的首次出现，可能反映了一种表现和巩固地位的欲望。10500—8300年前这段时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具体信息。在距今大约9000年前，位于土耳其东南部的由不同区域组成的名为卡越努的村庄，其建筑和出土物在大小和质量上存在差异。较大型的和修建得更好的建筑物装饰着罕见的和外来的工艺品，同时位于距离广场和寺庙更近的地方。然而，只有一小部分的墓葬里面有黑曜石、珠子或者一些工具，卡越努村里面的4个最富有的室内墓葬中，3个坐落于紧邻广场的房子里面。所有这些都可被视为精英地位的标志。 ^[18]

毫无疑问，在接下来的1000年中，我们观察到的大多数不平等状况可能是由农业造成的。但是，也存在一些其他路径。我在前文已经提到了，在食物资源野生或未驯化的情况下，对水生动植物的适应能产生相当大程度的政治和经济差异。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引入经过驯化的马匹，将其作为运输工具，那么即便没有食物生产，也能产生不平等效应。18世纪和19世纪，在美国西南边界的科曼奇部落中，形成了一种尚武的文化，这些人依靠欧洲的马匹进行战争和长途突袭。他们主要的食物来源是美洲水牛和其他野兽，他们将通过贸易及抢劫获得的玉米作为采集获得的野生植物的补充。这些安排支撑了较高的不平等水平：俘获的男孩被用来照看富人的马匹，拥有的马匹的数量将科曼奇家庭相当明确地分为“富人”、“穷人”和“非常穷”三种类型。多数情况下，觅食、种植和农业社会不总是系统地与不同水平的不平等联系在一起的：一些觅食群体可能比一些农业社群要更为不平等。一项关于北美258个印第安人社群的调查显示，物质不平等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剩余的规模，而不是野生动植物驯化本身。2/3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任何剩余的社群都没有显现出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产生了中等或大量剩余的社群中有4/5存在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这种相关性要比不同的生存模式和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关系强得多。 ^[19]

一项针对处于世界不同地方和不同发展水平的21个小规模社群，即对狩猎–采集者、园艺种植者、牧民和农民的合作研究，识别出了两个不平等的关键决定因素：土地及牲畜的所有权和将财富从一代人传递到下一代的能力。研究者观察了三种不同类型的财富：身体型（主要是身体力量和生殖能力）、关系型（例如劳动中的伙伴关系）和物质型（家庭物品、土地和牲畜）。在这些样本中，身体型的禀赋是采集者和园艺种植者当中最为重要的财富类型，物质财富是最不重要的一种，对牧民和农民而言则是相反的。不同财富类型的相对权重是调节总体不平等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身体型的禀赋对身体约束是相对严格的，特别是对身材大小而言，对力量、狩猎能力和繁殖成效而言则稍微少一些。关系型禀赋，尽管更为灵活，但在农民和牧民当中分布得更不均衡，这两个群体中，以土地和牲畜为代表的不平等程度测度，要比狩猎–采集者和园艺种植者之间以器皿和船只为代表的测度水平更高。不同类型财富的各种不平等约束和特定类型财富的相对重要性的结合，解释了我们所观察到的生存模式的一些差异。平均的复合财富基尼系数对狩猎–采集者和园艺种植者而言低到了0.25~0.27，但是对牧民和农民而言要高得多，分别是0.42和0.48。仅就物质财富而言，主要的差别似乎在觅食者（0.36）和所有其他人群之间（0.51~0.57）。 ^[20]

财富的可传递性是另一个关键的变量。代际财富传递的程度对农民和牧民而言，要比其他人高出两倍，同时他们拥有的物质财富要比狩猎–采集者和种植者的资产更适合传递。父母处于综合财富阶层顶端，他们的孩子最终也将位于相同的位置，与之相对照的是那些父母处于综合财富阶层底端的孩子在未来所处的位置。由此可见，这些系统性的差异对于人生际遇的不平等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以这种方式定义，跨代的流动性通常是平缓的：即使在采集者和园艺种植者中间，处在前1/10家庭的后代复制这种地位的可能性要比处于最后1/10想要向上爬升的这些家庭的高出至少3倍。然而，对农民而言，这一概率更大（约11倍）。对于牧民就更加高了（约20倍）。这些差异可以被归结为两个因素：一个是技术，技术决定了不同财富类型的相对重要性和特征；另一个因素为控制财富转移模式的制度，例如农耕和游牧民族倾向于向亲属垂直转移。 ^[21]

根据这一分析，不平等及其在时间上的持续性是三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同类别资产的相对重要性、可传递性以及实际传递的比例。因此，那些物质财富作用不大、财产不便于传递以及继承受限的群体，注定要比那些物质财富是主要的财富类别且有高度可传递性，同时被允许留给下一代的群体所感受到的总体不平等程度要低。长期来看，可传递性是关键，这是因为如果财富在两代之间进行传递，那么产生不平等的因素，诸如与健康有关的随机冲击、平等性、资本回报率和劳动回报率，将会得到保持且会随着时间推移而累积，不会使分配性的结果回归到均值水平。 ^[22]

与前文提到的对于美洲印第安人部落的观察结果一致，从这21个小规模的社群样本得到的实证发现同样表明，动植物的驯化并不是显著不平等化的充分条件。对可保护的自然资源的依赖看起来是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因为这些通常能够遗赠给下一代。在类似翻耕、修建梯田和灌溉上的投资同样也是如此。这种生产性资产及它们的改进的可继承性从两个方面引发了不平等：一方面，两者都能够随着时间推移而增长；另一方面，它们减少了代际间的差异和流动性。一项对超过1000个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社会的更广泛的调查，证实了传递的核心作用。根据这个全球数据库，大约1/3的采集者社会对于动产有继承的规则，但是只有1/12的社会认可不动产的继承。相形之下，几乎所有开展了集约形式农业的社会都具备涵盖这两种财产继承的相关规则。复杂的觅食者和种植者社会则取乎其中。继承是以财产权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的。我们只能推测它们产生的环境条件：塞缪尔·鲍尔斯认为，耕种有利于形成那些对采集者而言没有用或者不可行的财产权利，因为像谷物、建筑和牲畜这样的资源很容易就能被限定清楚并保护，这些前提条件是采集者所依赖的那些分散的自然资源不具备的。水生物的适应以及驯马文化这些例外情况也完全符合这一解释。 ^[23]

历史上，不平等现象有时会出现得很缓慢。恰塔霍裕克是安那托利亚西南部一个可以回溯到公元前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城市定居点，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的几千个居民兼顾种植和放牧。土地很充裕，它没有类似政府的结构或者社会分层的明显标志。居民居住在他们储藏粮食、水果和坚果的家庭住房里面。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石制的工艺品。在对从公元前7400—前6000年的20座建筑和9个庭院的2429件物品的全面考察中，人们发现了特定类型的器物在分布上存在差异。完整的磨盘和手推石磨在各个家庭中的分布是不均衡的，不过这些家庭一般都有多种烹煮器具和石制的工具。完好的手推磨主要发现于装饰更好的建筑中，但我们还不能由此推断这到底是代表了这些家庭具有更高的地位，还是它们仅仅承担了与食品加工相关的合作工序。大多数磨盘和手推磨都存在在它们完全损耗之前很久就被故意毁坏的现象，可能对前面的第一个推测形成反驳。这一习惯甚至可能反映的是一种广泛的对有价值资产的代际传递的禁止，尽管这可能不是一个普遍的禁令，这是因为，在美索不达米亚社会的后期，手推磨在可传承的财富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可能是因为矫正措施的积极实施限制了家庭之间的财富不平衡。 ^[24]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平等逐渐成为常态。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证据表明，在这一区域第一批国家建立的很久以前，这里就出现了明显的分层化的标志。例如，在现代巴格达北面的底格里斯河岸边，埃斯–索万遗址中的村落，有一座带有壕沟的土墙，以及很多投石器使用的、由黏土制成的投掷物，这些表明了大约7000年前的暴力冲突，以及有助于中央集权领导和等级制度创立的条件。在这一遗址上，一些豪华的墓葬是为儿童准备的，这就反映了一种基于家庭财富而不是个人成就的地位差异。大体上与前者处于同一时期的，靠近摩苏尔的阿尔帕契亚遗址，更像是一个精英阶层家庭的住所，里面有着大量的房间，以及精美的陶器、雪花石膏制成的容器，各种类型的黑曜石装饰品和手工工具。在这个定居点，首领通过给未干燥的黏土团刻上简单的印记来加封货物的方式控制贸易——后来的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中复杂封印的早期先驱。据说在耶里姆山丘，一具火化的年轻人遗体不仅和一些黑曜石珠子埋在一起，而且还有一个封印工具，这标志着他可能是一位官员的后代或者是其指定的继承人。 ^[25]

在公元前6000年—前4000年，所有结构性不平等的基本要素都已经准备就绪了：对稀缺资源竞争的各种防御性结构和对有效领导力的需求，可能与多种政府功能有关的世俗性公共建筑，强调仪式性权力重要性的神殿和庙宇，以奢华的儿童墓葬为典型例证的世袭地位标志，以及不同定居点中精英阶层家庭之间工艺品交换的证据。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发展分化了人口，尊贵的地位、对经济交易的控制以及个人财富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在其他环境中，政治领导地位开始与高水平的物质不平等联系在一起。今保加利亚黑海岸边的瓦尔纳的一个墓地，从公元前5000年开始，有超过200个被占据的墓穴。其中一个墓葬比较突出，一个中年男子与不少于990个、总重超过了3磅 ^[02] 的黄金物品安放在一起：他身上覆盖着可能是附着在他原来所穿的衣服上的黄金饰品，胳膊上戴着很重的金环，手中持一个斧型的权杖，甚至他的下体也套上了黄金。该男子墓葬中出土的黄金物品的数量占该遗址总出土黄金物品数量的1/3，重量占了1/4。随葬品的总体分布非常不均衡：超过一半的墓葬里有随葬品，但只有不到1/10的墓葬中随葬品种类丰富，只有少数几个墓葬拥有包括黄金在内的大量随葬品。根据时期的不同，每个墓葬中的随葬品数量的基尼系数为0.61~0.77，但是如果我们用价值来调整这一分布，该数值就会更高。尽管我们只能对这一社会的组织结构进行猜测，但其等级结构的特征几乎不用置疑。这个被黄金覆盖的男子和他的很少的同类极有可能都是地位崇高的首领。 ^[26]

这些发现指出了一个不平等的补充来源：来自可保护资源的剩余和个人或家庭对这些资源的所有权（包括将它们转移给后代或其他亲属的权利）。这两者结合起来，为不断增长的社会经济上的分层奠定了基础。各种新形式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促进并且放大了由此导致的收入和财富上的不平等。如同向食物驯化转变一样，政治等级制度的演化也是一个缓慢和渐进的过程，并且高度取决于生态环境、技术进步和人口的增长。在长期，总体的变化方向是从只有几十人、小规模家庭组织、以简单觅食者经济为特征的本地群体，向通常具有数百位成员的本地群体和集体，向控制几千或者几万人的更大的酋邦或原始国家的转变。这并不总是一个线性的进步过程，同时，不是所有的环境条件都能支撑更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结果，基于农业的复杂的国家级别的社会最终与联盟、部落、游牧酋邦、种植者，以及从古代一些狩猎–采集者群体遗存下来的人一起在这个地球上共存了。这种多样性对于我们理解促使不平等出现的背后的力量至关重要，这也使得我们可以比较不同生存模式的不同特征，以及它们对于前面已经概述过的财富的积累、传递和集中的重要性。 ^[27]

在世界范围内，有记载的社会政治组织的变化形式的范围同样较大，这使得将权力、地位的不平等和财富的不平等关联起来成为可能。在全球视角下，农业与社会和政治的分层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一个超过1000个社群的样本中，超过3/4的简单采集制的社群没有表现出社会分层的迹象，与之相对的是从事集约型农业生产的社群只有不到1/3的人有此现象。政治等级制度甚至更为强烈地依赖于定居式的农业：实际上，精英阶层和阶级结构在简单的采集社会中是看不到的，但这二者被证实存在于大多数农业社会中。然而同样的，是经济剩余的规模而不是这样的生存模式本身起到了关键性变量的作用。在前文提到的针对258个美洲印第安人群体的调查当中，86%的没有明显剩余产生的群体缺乏政治不平等的迹象，那些产生了中等或者大规模剩余的群体中，有同样比例的群体已经发展出至少某种程度的政治等级制度。在186个来自世界各地的、有着更为详细记录的社会，即我们所称的标准跨文化样本当中，4/5的狩猎–采集者社群没有首领，3/4的农业社会组成了酋邦或者国家。 ^[28]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农业社会都遵循着同样的轨迹。一项新的全球调查显示，谷物的培育在更为复杂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与那些能够持续供给但是会很快腐烂的多年生植物不同，粮食作物只能在特定的收获时节一起收割，并且适合长期储存。这两个特点都使其更容易被精英阶层占有，且精英阶层控制剩余的食物资源。国家最早出现在那些首先发展出农业的地区：一旦植物，特别是谷物和动物开始被驯化，人类早晚也会被等级制度驯化，不平等程度也会上升到此前难以想象的高度。 ^[29]

最初的“1%”

不平等收入和财富的获取先于国家形成并推动了国家的发展。然而，政府机构一旦建立起来，不仅会加重既存的不平等状态，还会创造出新的不平等。前现代国家为商业活动提供保护措施，并且为那些与政治权力关系密切的人开辟新的私利获取渠道，从而为资源在少数人手中积累和集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从长远来看，政治和物质的不平等在被称为“互动效应”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中不断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变量的每一个增量都很可能引起其他变量产生相应增量。现代学者提出了许多定义，试图捕捉国家地位的本质特征。借用他们的几个要素，国家可以说是代表了一个政治组织，它声称自己拥有领土及其人口和资源，它拥有一套组织机构和人员，这些机构和人员通过颁发有约束力的命令和规则来履行政府职能，并通过威胁和实施包括暴力在内的合法的强制性措施来支持他们的行为。对于最早的国家的出现，并不缺乏理论上的解释。在某些方面，公认的驱动力量都被认为是经济发展及其对社会和人口的影响：占据优势地位的一方通过控制贸易流获得的收益，对授权领导人管理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更加复杂的生产及交换关系的需求，源自生产资料获取方式的阶级冲突，以及能够强化等级制度和中央集权的稀缺资源的军事冲突带来的压力。 ^[30]

从不平等研究的视角来看，严格地说，这些因素中，最为重要的可能并不是特别关键：从某种程度上讲，国家的形成给社会带来陡峭且稳定的等级制度以及大量剩余与权力和地位不平等，物质财富却是必然增长的。即便如此，现在有一个不断增长的共识认为，组织化的暴力是这一过程的核心。罗伯特·卡内罗影响广泛的限制理论认为，在领土有限的条件下，人口增长和战争的相互作用解释了更为自治和平等的家庭，在依赖稀缺的已驯化的食物资源且无法摆脱有压力的外部环境时，人们臣服于独裁的领导者且忍受不平等以便更有效地与其他群体进行竞争。最近关于国家形成的理论和仿真模型同样强调了群体之间冲突的极端重要性。暴力的关键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解释大多数前现代国家的具体特征，其中最明显的是专制的统治，以及对发动战争的强烈关注。 ^[31]

并不是所有的早期国家都是一样的，中央集权的政体与更多的“异质”或者企业形式的政治组织共同存在。即使是这样，中央集权专制国家一般要比不同结构的对手更胜一筹。只要环境条件允许，它们就会在全世界独立出现，无论是在旧世界、美洲大陆，还是跨越了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冲积平原到安第斯的高原的一系列不同环境，均是如此。无视巨大的背景差异，它们中最著名的国家都发展为异常相似的实体。它们中都出现了在不同领域中的等级制度的扩张，从政治领域到家庭和宗教信仰系统——这是一个自我催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等级制度结构会对所有社会因素做出反应，使它们更好地融入支撑权力结构的整体系统”。阶层分化的加剧，对道德价值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这是由于对不平等的优点的信仰和接受等级制度是自然和宇宙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观点取代了古代平等主义思想的残余。 ^[32]

在数量的意义上，农业国家表现得极为成功。尽管这些数字更多只是一种比较克制的推测，我们依然可以猜想，3500年以前，当国家级别的政治组织也许仅仅覆盖不超过1%的地球陆地表面的时候（不包括南极洲），它们已经控制了大约一半数量的人类。在公元纪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估计，这些国家——大多数是庞大的帝国，如罗马和中国的汉朝占据了大约1/10的地球土地面积，但拥有那时所有人口的2/3~3/4。它们可能是不稳定的，这些数字传达了特定类型国家的竞争优势：庞大的帝国结构由强有力的榨取型精英阶层连接在一起。同样的，这不是唯一的结果：独立的城邦也可能在这些帝国之间的缝隙中繁荣发展，但是很少能够像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那样成功地抵抗住它们庞大的邻国。它们往往被吸收进更大的实体；偶尔，它们也会建立自己的帝国，例如罗马、威尼斯和墨西哥的特诺奇蒂特兰、特斯科科和特拉科班。此外，这些帝国也会衰落，让位给更碎片化的政治生态。中世纪的欧洲是这种转变的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 ^[33]

然而，更为常见的是，随着新的征服者政权重新巩固较早的权力网络，帝国产生了另一个新的帝国。从长远来看，这就造成了一种从不断变得更有规律的中国的“王朝周期”到东南亚、印度、中东和黎凡特、墨西哥中部和安第斯山脉区域的较长期波动的周期性颠覆与复原的模式。欧亚草原地区在位于其南方的农耕社会产生的财富的刺激下，也催生了很多从事掠夺性袭击和征服的帝国政权。国家也随着时间推移而成长。在公元前6世纪之前，地球上最大的帝国的面积是几十万平方英里 ^[03] 。在接下来的1700年间，其最强有力的继承者在常规上都会以一整个数量级的程度超过这一数值，到13世纪，蒙古帝国范围从中欧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同时，领土只是其中一种度量标准：如果我们用人口密度来解释长期性增长，我们会看到帝国统治的有效扩张甚至是更为剧烈的。在比今天甚至更大的程度上，我们人类曾经集中在欧亚大陆的温带、中美洲的部分地区和南美洲的西北部地区。这些就是帝国繁荣发展的地区：几千年来，大多数人类都生活在这些庞然大物的阴影中，其中一些走到了远高于平民百姓的地位之上。这就是创造了我所定义的“最初的1%”的历史环境，是由竞争性但经常紧密纠缠在一起的精英群体所构成的，这些群体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来捕捉由国家建立和帝国整合所调动起来的政治租金和商业收益。 ^[34]

前现代国家的形成将少数统治阶级从大量的初级生产者中分离出来。尽管常常在内部还有分层，精英阶层超越并集体控制了形成国家基本建设单位的独立本地社区。欧内斯特·盖尔纳的著名图形以无比清晰的方式反映了这些结构（见图1.1）。 ^[35]

统治阶级的一些成员，例如登上国家公务员位置或者获得相关荣誉的本地名流，本就起源于或者甚至会一直扎根于这些社区，而其他人，例如外国征服者，可能会与之足够分离以在实质上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以现代标准来看，中央集权统治是很有限的：国家通常只是略微强于帕特里夏·克龙所称的一般民众的“保护性外壳”，试图排除对这一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权的国内外挑战。但是，统治者和他们的代理人也以类似现代社会的的黑手党组织所用的方式提供保护，利用他们使用有组织暴力的卓越能力获得利润。因为公民社会的组织太弱，无法限制精英阶层的行为，后者常常使用大量的专制权力，包括行使对生杀以及财产分配的权力。同时，许多国家都缺乏一些基础性的权力，即社会渗透和广泛实施政策的能力。这些社会大体上都是自治的，由一个相对较小而且常常遥远的、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进行松散的控制。

政府在本质上是半私有的，同时依赖选举，以及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权力的不同掌控者的合作来控制从属群体，为统治者调动资源。后者倾向于使用奖励和暴力威胁混合的方式来保持竞争性的精英阶层之间的平衡，因为政府常常专注于管理富有和有权力的人群之间的冲突。统治者、他们的代理人，以及大地主这些通常相互交叉的群体，陷入对剩余控制权的争夺当中，这些剩余可能通过政府税收和私人租金而被抽走。然而，雇用资深的精英阶层成员作为政府官员限制了统治者的自主能力，求助于地位较低的下级代理人则会创造出新的精英群体，他们热衷于为了加入现有的精英群体圈子而转移政府收入，将来自职位的收益私有化。统治者竭力获得权力，同时给予政府服务一种附带和可撤销的特权，然而他们的代理人追求的是他们自己及其后代的私人利益。长期下来，后者常常被证明是更成功的。腐败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掠夺都是普遍的。当统治阶级的成员为了地位和好处竞争的时候，个体之间的流动比例可能是比较高的，然而这样的精英统治只要政权结构成功得以保持就会倾向于维持稳定。上层社会群体通过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而与普通民众分隔开，这种世界观常常在本质上是尚武的，而且将统治者定义为劣等的农业生产者的剥削者。炫耀性消费成为彰显和强化权力关系的重要手段。 ^[36]

这些基本条件深刻地塑造了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精简之后，历史上仅存在两种理想类型的财富获取方式：制造和索取。生产剩余的出现、动植物驯化和可继承的财产权为个人财富的创造和保持开辟了道路。长期来看，制度的适应性有助于这一过程的进行，技术进步和经济活动不断扩大的规模及范围提高了个人或者家庭财富积累的上限，因此至少增加了收入和生产性资产分布的可能范围。原则上，随机冲击的累积效应已经足够使得一些家庭比另一些更为富裕：土地、牲畜、建筑，以及在贷款和贸易商投入资源上的回报差异会使得这一切变得确定。在他们的财富变化之后，其他人会取代他们的位置。

能够说明次一级精英圈子中不平等状况日益加剧的最早的可量化证据，可能来自几千年前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将古巴比伦时期（在公元前2000年的上半叶）男性子孙继承比例的样本与新巴比伦时代（公元前7世纪末—前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有记载的女孩嫁妆进行比较，可以得出明显的差别。转换成以小麦计算的工资之后，后者大约是前者数量的两倍。这两个数据好像都指向的是同一阶层——城市居民，他们可能在城市人口中处于收入分层的顶部。这就表明了更大的整体性的富裕，特别是考虑到我们本来期望儿子要比女儿更受偏爱的时候更是如此。此外，这些嫁妆的实际价值的分布更不均衡。由于新巴比伦时期是一个有着不寻常的动态经济发展的时期，这一对比也许由增长和商业化的不平等效应来解释最好。 ^[37]

然而，不管是在这个案例中还是更为普遍的，这可能仅仅是事情的某一方面。鉴别我们已经描绘出来的前现代国家形成过程的明显特征，及其会如何以独特的方式影响经济活动是比较容易的。政治一体化不仅有助于扩大市场和至少降低一些交易和信息成本：作为前现代政治一般特征的普遍性权力不对称，几乎一定使经济活动参与者获得的是不平等的竞争环境。脆弱的产权保护、不适当的规则执行、随意伸张正义、腐败的政府官员，以及极端重要的人际关系与强制性权力，以上都是一些可能扭曲有利于在地位金字塔上层的人和那些与他们有利联系起来的人的因素。这对统治阶级成员和他们的伙伴可获得的，甚至是更大程度的各种形式的“获取”来说也是成立的。参与治理从正式的补偿、统治者和其他上级的恩惠、索取贿赂、侵吞公款和勒索钱财等方面开拓了获得收入的渠道，而且它也常常提供税收和其他义务的庇护所。高级军事职务可能会使某人获得战利品的一部分。更有甚者，为国家直接提供服务甚至不是一个必要的前提。亲属关系、通婚，以及其他与高官的联盟也会产生相当的利益。此外，考虑到通常相当有限的政府基础能力，个人财富和本地影响力使得保护个人财产以及朋友和委托人的财产（用以交换其他利益）免受国家或者社区的索取更为容易了。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通过将额外负担转移到弱势群体以满足税收配额的要求。

在这些条件下，政治权力可能几乎无法对物质财富的分配施加重要的影响。在更小和较少等级划分的政治组织中，例如部落或者上层社会，领导者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能力和与整个社会分享其成果的意愿。农业国家和帝国的统治阶级通常享受更大的自主权。尽管偶尔会有大量公开的赏赐，但再分配的流向往往趋于逆转，即以多数人为代价使得少数人更富有了。精英阶层从初级生产者那里榨取的剩余的集体能力决定了能被占用的总资源的比例，国家统治者和各种精英群体之间的权力平衡决定了这些收益是如何在国库、政府官员的私人账户、地主的不动产和拥有商业财富的精英之间进行分配的。 ^[38]

将资源导向掌权者的前现代国家的特征也可以作为收入和财富集中的有力制约。不尊重私有财产权的掠夺行为和权威的任意使用有助于创造出财富，同样，在一瞬间摧毁财富也很容易。就像政府官员一样，接近权力和统治者使得那些有关系的人获得了大量的财富，但竞争对手耍阴谋，同时统治者意图限制其伙伴，侵吞他们以不正当手段获得的收益，这些举动都可能夺去他们的性命，至少可以很轻易地抢走他们的财富。除了家庭人口的异常变化有助于解释私有财产的存在和传递以外，暴力性的再分配限制了资源集中到精英圈子中的程度。

实际上，在历史上，不同社会的结果有很大的差异。中世纪埃及的马穆鲁克占据了这一分布光谱的其中一极。外来的和非世袭征服者精英阶层集体性地拥有了对土地的控制权，视统治阶级成员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进行土地分配，这一位置也会时常被调整。这就使得资源的获取更为易变和不可预测，因为暴力性的派系争端带来了较高的转换率。在这一分布光谱的另一极，例如中国的春秋时期或欧洲中世纪时的封建社会，弱势的统治者使得贵族能更有把握地保住他们自己的资产。这对处于灭亡危机之前的罗马共和国来说也是如此，当贵族一起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统治政权的时候，都恰当地热衷于支持私有产权。大多数的前现代社会及相当多的当代发展中国家，都位于这两个理想类型的中间，将偶尔对于私人产权关系的暴力性政治干涉与对个人财富一定程度的尊重结合起来了。我将在下文中对这一关系进行更详细的研究。 ^[39]

从政治权力的获取中取得租金并不只局限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对西方国家很多超级企业家富豪的一项最新研究，展现了这些富豪是如何从政治关联、利用监管的法律漏洞和利用市场不完全性中获利的。在这一方面，发达的民主制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类型的国家之间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在一些例子当中，估测出精英的财富有多少来自经济活动之外的收入来源是很有可能的：如果我们能够分辨出，公元前2世纪和前1世纪的罗马贵族太过富有，他们不可能仅仅通过农业和商业就逐步变得这么富有，那么对于更为晚近的社会，更为具体的统计分析应该也是可行的。我随后分析的旧君主制度下的法国，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案例。在最一般化的意义上，几乎不用怀疑，之前个人化的政治关联和偏爱要比它们今天在发达国家的背景下，对精英阶层的财富做出了更大的贡献。拉丁美洲和非洲精英阶层的寻租方式，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更为接近在全球史意义上传统的和确实“正常”的财富占有和集中策略。俄国的“寡头”也是如此，他们与一些前现代社会的精英群体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即他们财富的创造和维持都依赖于个人化的政治权力关系。即使考虑到具有很大不同的背景，俄罗斯的信用卡大亨奥列格·京科夫对其同类人的描述——“资产的暂时管理人不是真正的所有者”，也在同等程度上适用于从古罗马到中国，一直到近代欧洲早期的君主的不稳定地位。 ^[40]

皮凯蒂寻求用经济增长率和资本回报之间的较大差距（“r >g ”），来解释非常高的财富不平等水平成为18和19世纪欧洲典型特征的原因。在以可乘可加冲击为特征的动态模型中，对资本回报率的冲击与投资策略或运气相关，人口参数产生于死亡率和奇偶校验，有关消费和储蓄的偏好，加入外部收入的生产率的冲击，这些条件更倾向于放大初始财富差异并带来更高程度的财富集中。不像20世纪上半叶，那时以战时破坏、通货膨胀、税收和征用等形式对资本存量及其回报率所产生的负面冲击极大地减少了财富，从财富获得的净收入更是如此，这一大矫正时期之前的更稳定的条件对于财富的持有者比较有利。结果，来自资本的收入占了总收入的更大比重。

这种情况是前现代社会更具普遍性的代表吗？鉴于经济增长率和名义资本回报之间的差距（由利息率或者由来自不动产或禀赋的固定收益表示）总是非常大，假设在总体上资本所有者享有一种长期的优势似乎是合理的。同时，我们预计，资本受到冲击的程度会有相当大的不同，这取决于资产剧烈再分配的可能性。在稳定的时代，独裁统治的恣意妄为可能产生强有力的冲击（特别是对精英阶层的财富更是如此，这些财富可能常常发生膨胀），就如同它能摧毁那些财富一样。只要这种干预仅仅是再分配已经被社会的顶层声称占有的资产，对财富分配的总体效应很可能是中性的。相对的，由战争、征服或者国家灭亡产生的冲击带来的是不太可预测的结果：尽管军事成功可能通过使其统治阶级更为富有提升了胜利一方的不平等程度，但整体上矫正效应通常会从政权结构的崩溃中产生。我在本章和后续几章为这些发展过程提供了历史证据。

长期来说，财富不平等的水平一定是由这些更不稳定的暴力性冲突发生的频率塑造的。到目前为止，早期的收入分配和财富积累机制与我们在18世纪，特别是19世纪的欧洲所观察到的存在差异，它们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可能在于精英阶层从劳动力以外的资源获得收入的相对重要性。个人财富越是依赖于政治租金的获取，更多来自劳动力的收入（如果我们至少可以明确腐败、挪用公款、敲诈勒索、军事掠夺、争夺恩惠，以及夺取对手劳动力形式的资产）比起更为有序与和平的社会中的企业家或食利的资本投资者所起到的作用，将变得更加重要。如同我在之后这一部分中所谈到的，这种本质上的收入可能是主要的，有时甚或是精英地位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这在早期的古代国家特别正确，它们的上层阶级更依赖于政府支持的对于商品和劳务的租金收益，而不是私人资产回报。这些授权符合传统的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之间的差别，同时再一次强调了政治权力关系在创造“最初的1%”当中的极端重要性。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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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平均主义的土地所有制模式曾经在很多后来开始建立大帝国的区域普遍存在。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苏美尔人，即一个从文字资料得知的、可以回溯到5000年前的最早期文明中，大量的农地曾经是由那些把它作为公有土地进行耕作的，延伸的父系平民家庭控制的。这种类型的所有制在中国商周时期也比较普遍，在那时，私有土地买卖是不被允许的。在阿兹特克时期的墨西哥谷地，大多数土地是由“卡波廷”所拥有和耕种的，这是一种社团组织，它拥有的土地包括家庭领地和公地。前者有时候会周期性地进行重新组合以考虑家庭规模的变化。印加帝国时期秘鲁高原中的“阿鲁昆纳”同样也是如此，同族婚配的群体将不同海拔的地块分配给单个的成员家庭，同时定期地对其进行调整以保证分配公平。这一类的安排对于土地的集中和商业开发施加了强有力的限制。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在资本拥有者获得土地，以及政治领导人对现有的资产强加进贡规定之后，不平等程度上升了。当苏美尔人的文献资料在公元前3000年不断扩充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拥有大量土地并且用它们自己的劳动力进行耕种的寺庙，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贵族已经积累了相当大量的资产。只要其他群组成员同意这样，世袭领地的私有化也是可能的。债务可以作为将剩余收入转化为更多土地的有力工具：高达1/3的年利率迫使那些借款人把他们的资产让渡给贷款人，如果他们承诺以自己为担保，那么甚至可能被迫陷入被奴役的境地。这一过程不仅带来了大的不动产，也带来了耕种它们的没有土地的劳动力。债权人也许可以从管理他们自己的经济资产中得到一些用来借给他人的可支配资源，同时政治租金能在为他们提供追求这一策略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反过来，私有化减少了委托人和支持者的传统社会义务：附着于私有财产上的社会责任越少，对于投资者的吸引力就越大。那时已经发展出多种社会地位以迎合资本所有者对劳动力的需求，例如佃农和债务奴隶，奴隶这种更为原始的从属类型也被添加到这一组合当中。我们能在4000年后观察到类似的过程，但是在一个可比较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在阿兹特克人当中，农村债务、无地农奴和奴隶支撑了不断上升的不平等趋势。 ^[42]

国家统治者的实践提供了一种侵占的模型，常常也是侵占的手段。苏美尔国王试图让自己和追随者获得土地，慢慢地潜入寺庙不动产的经营过程中，以获得对资产的控制。庙宇的管理人员把机构资产的管理与他们自己资产的管理混在了一起。渎职、贪污和武力都是早已形成的将资产据为己有的手段。公元前24世纪拉格什城的苏美尔楔形文字记录表明，当地的国王和王后接管了寺庙的土地以及附属的工人；贵族通过取消高利贷的赎回权获得土地；官员滥用船只和渔场这类的政府资产，对例如葬礼和剪羊毛这样的基本服务收取高价，扣发工人的工资，同时普遍地通过腐败来充实自己的口袋；富人从穷人的鱼塘偷鱼。先不谈这类指责有一些好处，这给人的总体印象是，这是一种特别的鼓励侵占和为个人利益而使用权利来致富的统治方式。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不断在精英圈子中进行的收购和私有财产的集中引起了统治者的关注，他们需要保护初级生产者免受掠夺性放贷人和支配性的地主的压迫，因为这些生产者被寄予了支付税收和为国家提供劳动服务的期望。从公元前31世纪中叶—前21世纪中叶，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定期地发布取消债务的命令，试图减缓私有资本的发展。我们都知道，这注定是一场会失败的战争。 ^[43]

我们能在“赦免之歌”中找到关于这些紧张关系的生动例子。这是一个在公元前15世纪被翻译成赫梯语的胡里安神话。它描写了胡里安人的天气之神泰舒卜，他伪装成一个债务人出现在叙利亚西北部的埃卜拉市政厅中，形容枯槁且看起来亟待帮助。梅吉国王与该城中的强权贵族在释放债务奴隶问题上发生了冲突，这是一项被认为需要神的命令的措施，但成功地被扎扎拉这位能左右精英阶层会议意见的天才演说家反驳了。在他的影响下，议员愿意在泰舒卜欠债的时候提供金银作为礼物，在他干涸的时候提供油，在他冷的时候提供柴火，但就是拒绝按照梅吉的希望释放债务奴隶：

但是我们将不会释放（奴隶）。梅吉，你的灵魂深处将不会有喜悦。

他们提出了保持对借债人的这种束缚的必要原因：

假如我们释放他们，那么谁会给我们提供食物呢？一方面，他们是我们的斟酒人，另一方面，他们为我们准备食物。他们是我们的厨师，并且为我们清洗餐具。

梅吉面对他们的难以管束只能哭诉，并且放弃了他自己所有的对奴隶的权力。恰好在这一留存下来的文本中断之前，文中写道，泰舒卜承诺如果其他债务得到免除，将会给予他们神圣的奖励，并且威胁道，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将会遭受严厉的惩罚。 ^[44]

这样的一些描述反映了面对精英的特权和侵占行为时，皇室权力的局限性。古代西亚城市中的国王，也不得不在与本地庙宇和其他有影响力的支持者的竞争中小心翼翼地增加他们自己的财产。在一定程度上，很多这种政治组织的平衡和相对适中的规模成为不平等干预的一种制约。然而，大规模的征服显著地改变了这种情况。对竞争对手和其领土的暴力性占领，为更为公开的掠夺以及不受传统本地约束条件限制的财富积累打开了大门。现有国家组织聚合成一个更大的结构并创造出新的等级层次，从更宽广资源的基础上给身居高位的那些人获得剩余的路径。几乎不能通过提高顶层群体的收入和财富份额来强化总体不平等的经济发展。

通过大范围的征服形成国家的不平等效应，在公元前24世纪—前22世纪的阿卡德王国的例子中是清晰可见的。如果我们不仅仅从规模上，也从多种族的异质性、非对称的中心–外围关系，以及由来已久的荣誉和等级的传统意义上定义帝国，这可以被视为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帝国，它对从叙利亚北部到伊朗西部的多元化社会行使着权力。这种前无古人的扩张不仅鼓动阿卡德的统治者要获得神圣的地位（现存的文本指出，里木什作为帝国的创立者萨尔贡的儿子和继承人，“认为自己属于众神的一员”，他的侄子纳拉姆辛宣称“他的城市的人要求他成为他们的阿加德城之神，并且他们在此为他修建了庙宇”），而且大规模地获取和再分配资产。当地城邦的国王被阿卡德任命的总督取代了，同时大量的土地最终都到了新的统治者和他们资深的代理人手中。由于大量最有生产力的农田都由寺庙掌握，统治者或者没收这些土地，或者指派他们的亲属和官员作为教士以掌握对这些资源的控制权。新的帝国统治阶级积累了大量的地产。他们将被征用的土地分给了过去支持他们的官员，并用其奖励他们自己的随从和下属，其中一些被称为“天选之人”。后来的传统表现出对“在草原上分配农田的抄写员”的反感。政府拨款的受益人通过购买私人土地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资产。

一些阿卡德人的记载有助于我们详细了解精英阶层财富的增长。神王纳拉姆辛的管家耶蒂–梅尔在帝国的不同区域拥有差不多2500英亩 ^[04] 的土地。梅萨，公元前23世纪末的一位显要人物，控制了超过3000英亩土地：他被授予了其中的1/3，以维持自己的生存，他购买了剩下的土地的使用权。他的土地被分给了更低级的管理者、手艺人和随从，其中只有少数人获得了超过90英亩的较大份额，大多数人不得不获得非常小的地块。对物质资源的需求因此在国家层面上急剧增加。再加上掌权者很少顾及既有的所有权模式的重新分配资产的能力，生产性资源在帝国的融合创造出一种“赢者通吃”的环境，为一小部分的精英带来了不成比例的利益。一位著名的专家断言，“阿卡德的统治精英享受的资源要远远超过他们之前的苏美尔贵族所认知的水平”。 ^[45]

帝国的架构有潜力以一种与经济活动的回报不相关的方式来影响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并将物质不平等变为权力关系重组的副产品。大规模的政治统一能够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对高端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以及使企业家投资已经建立起来的交易网络，来扩大资本所有者和其他人之间的差距，改善商业活动的整体环境。它促进了城市的发展，特别是在都市的中心，从而也加剧了物质不平等。它使大众需求和期望免受与中央政府捆绑在一起的富有的精英阶层的影响，给予他们追求个人收益上的更完全的自由。除了其他因素之外的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收入和财富的集中。

但是，帝国的统治也以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塑造了不平等。国家主导的对政治精英成员和行政人员的物质资源分配，将政治不平等转变成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它直接且迅速地在经济领域再造了权力不对等。前现代国家中权力代表制的本质要求统治者与他们的代理人和支持者，以及原有的精英一起分享收益。在这样的环境下，对生产性资产而言，指定剩余的拥有权可能比正式的产权更为重要。这在那些劳动力提供的服务代表着国家和精英收益主要组成部分的社会特别正确。在印加帝国，劳役安排在历史上有着非常广泛的记录，但强制性劳役在埃及、西亚、中国和中美洲这几个地方也很普遍。授予土地几乎是一个赏赐核心伙伴的普遍方式，夏威夷的酋长、阿卡德和库斯科的神王、埃及的法老和周朝的天子、中世纪的国王和新世界的查尔斯五世都分配过土地。他们试图让这些受俸的不动产在初始受益人的家族中被继承，并且最终它们变成私有财产几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即使当其成功实现的时候，这些转变仅仅是延续和固化了起源于政治领域的物质不平等。

在土地和劳动力的授予之外，参与国家财政的征收是以权力为基础的精英获得财富的另一个重要的路径。这一过程得到了如此好的证明，以至一本很厚的书才能对其进行分析。这里只给出一个人们不太熟知的例子，在奥约帝国，即现代社会早期、西非的一个较大的约鲁巴国家，各地的小王和臣属的酋长在参加首都举行的年度盛会之前都聚集在当地的朝贡中心。作为贡品的贝壳、牲畜、肉类、面粉和建筑材料，通过一些官员被献给国王，这些官员被指定担当特定进贡者群体的代表，并且有资格获得这些贡品的一部分作为对他们承担麻烦任务的补偿。不用说，正式的报酬常常只是这些财政官员从他们提供的服务中获得的个人收入的一个适中比例。 ^[46]

到3000多年前的中巴比伦时期，几个世纪以来一连串的帝国王朝教会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一个重要的道理——“国王就是财富走向其身边的人”。他们可能不知道，但如果了解了也不会感到惊讶，这一点其实几千年来在全世界都是如此。暴力性掠夺和政治偏好极大地补充和扩大了源于生产剩余和继承性资产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这些经济和政治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最初的1%”。我无法使得布鲁斯·特里杰对于阿兹特克贵族的精辟描述更进一步，他写道：

（他们）穿着棉质衣服、凉鞋，戴着羽毛制品和玉石装饰品，居住在双层的石屋中，吃着人们进贡的鲜肉，公开喝着巧克力和发酵饮品（适度地），娶小妾，随意进入皇宫，能在宫廷餐厅进餐，在公共仪式上表演特殊的舞蹈。而且，他们不用纳税。 ^[47]

一言以蔽之，这是前现代社会不平等的公开面目。出于他们同类相残的癖好，这一特定的精英阶层得以将那种对他们来说甚为常见的，靠榨取他人血汗来维系的消费，提升到一个难以言表的程度。对人类历史的多数情况而言，非常富有的人确实“不同于你我”——甚或是我们更为普通的祖先。物质的不平等甚至可能塑造了人们的身体。在18世纪和19世纪，当医疗知识的进步最终使得富人有可能“购买”更长的寿命和更好的身体之时，英国的上流社会人群众所周知地俯瞰着发育迟缓的群众。如果这些看起来不太（很不）完美的数据是可以信赖的，这种差异可以在时间上拉回到更久之前。埃及的法老和青铜器时代希腊的迈锡尼的精英似乎显得比普通民众高一些。一些严重等级分化社会中的骨骼数据表明，其身高上的差别要比那些分层化不太强烈的社会的大一些。最后，最重要的是从一种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来看，随着精英拥有更多女眷并繁育了大量后代，物质不平等通常都会在比较极端的程度上转化成生殖上的不平等。 ^[48]

诚然，前现代社会中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程度并不是由其人脉深远的精英群体的贪婪所单独决定的。来自古代巴比伦的次精英圈子中遗产和嫁妆差异的证据使得我们可以对经济增长和商业化影响下的不断上升的差异有一个模糊的认识。在下一章和第9章中，我提供了在欧洲和北非的不同地区，罗马帝国统治之前、中间和之后不同时期有关房子规模的考古证据，这些反映了城市平民在消费不平等上的明显差异。即便如此，尽管毫无疑问可以举出更多材料（特别是在葬礼的记录中，对前现代社会的大多数时间而言，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很难收集关于普通人群中的收入和财富分布的有意义的信息。 ^[49]

但是，我并不是主要为了实用主义而聚焦富有的人群。就像我们将会在第3章和附录中看到的，在很多例子当中，社会调查或者人口普查记录使得我们至少能在非常粗略的线索上追踪，从古代到现代殖民时期特定社会当中物质资源的分配情况。这些大概的估计能够画出来的洛伦茨曲线，大多都像曲棍球杆，而不是月牙形的，这表明极少数人与大多数人在基本生存条件方面的巨大差距。除了少数例外（例如古希腊和北美殖民地的定居者，这些我会在第3章和第6章讨论的群体），在国家水平的政权中组织起来的农业社会一般都缺乏强有力的中产阶级，他们的资源可能可以与精英群体的财富相抗衡。仅仅是这一原因，不平等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富裕阶层掌握的资源比例调节的。 ^[50]

最后，引入大量非常贫困的个体也会提高整体的不平等水平。在许多前现代社会，奴役和放逐外来人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有力手段。在肥沃的新月地区，新亚述帝国在从事大规模的强迫性重新安置方面臭名昭著，其中大多数是从被征服的边缘地区安置到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帝国核心区域的。大规模的转移开始于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统治时期，当时帝国的扩张和统一正处于上升势头之中。关于这一古代记录的一项调查得到了涉及1210928名被放逐者的43个事件，以及超过100个的我们不知道或者仅仅知道部分数据的放逐事件。即使这些被公布出来的数据的可靠性值得怀疑，而且尽管关于把所有人群赶出家园的论断需要小心对待——“他的土地上的人们，男的女的，小的大的，都没有例外，我带领他们前进，我把他们视作战利品”——这种做法的累积效应是巨大的。

大约在接下来的这个世纪，被放逐者的不断流入使得亚述国王得以建造、转移和供养几个都城。歌颂皇室功勋的石头浮雕传递出这样一种印象：被放逐者仅能携带少得不能再少的个人物品，例如一个包或者麻袋。他们被剥夺了以前的资产，一般只能期望勉强维持生存。当帝国达到其权力的顶峰的时候，他们的状况甚至恶化了。长期以来，在相关记录中，没有证据表明这些重新定居的对象被正式地与土著居民区别开来：他们“与亚述人在一起”。从大约公元前705—前627年，大胜仗和不断持续的扩张培育出一种高涨的优越感，这种语句在亚述征服者的最后阶段消失了。被放逐者被降级到劳力的地位且被用在大型的公共建筑工程中。

强制性移民不仅扩大了穷人的队伍，而且提高了上层阶级的财富和收入。法庭和寺庙的多种文本都提到了战俘的分配。当最后一位伟大的征服者——亚述巴尼拔国王从埃兰（现在伊朗西南部的库泽斯坦）拖来大量的被放逐者的时候，他宣称这些是“我奉献给我的神灵的精品……这些士兵……我增加了我的皇家军队……剩下的在都城中、在伟大的神的驻所、在我的官员、在我的贵族和我整个阵营中间像绵羊一样进行分割”。分配后的这些俘虏被放到授予官员的农田和果园中进行劳作，其他人被安排到皇家土地上。由于是在很大规模上实施的，这些安排提高了劳动者在整个有着低收入和没有财产的人口中的比例，同时也提升了那些接近上层的人的收入，这是一种注定会恶化整体不平等的组合。 ^[51]

奴隶制产生了相似的结果。对外来人口的奴役是少数几种能够在小规模的，有着较低或适中复杂性的采集者社会创造出显著不平等水平的机制之一，这不仅存在于太平洋西北部的靠海维生的觅食者社会中，还广泛地存在于部落群体中。然而又一次的，驯化和国家的形成促使对奴隶的使用达到新的高度。在罗马共和国的统治下，几百万奴隶进入意大利半岛，他们中很多人被富有阶层买来，在后者的宅第、作坊和农庄中辛苦工作。2000年之后的19世纪，在现在的尼日利亚，与“黑奴制度”在美国南方提高了其物质不平等恰好同时发生的是，索科托哈里发国“圣战主义者”也将大量的战俘分配给其政治和军事精英阶层的成员。 ^[52]

第2章 不平等的帝国

不平等有很多来源。生产性资产的本质和它们被传递给子孙后代的方式，超过仅能维持生存水平的剩余的规模和商业活动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都以一种复杂和不断改变的方式相互作用以决定物质资源的分配。调节这一相互作用的机构对于政治和军事权力的使用，以及对最终根植于动员和使用暴力的压力及冲击高度敏感。以稳定且陡峭的层级结构，以及至少从前工业革命的社会标准看，在例如获取能源、城市化、信息处理和军事能力这些社会发展的关键指标上得分很高，规模非常大的，同时也维持了很多代的农业帝国，在相对较好的免遭显著的暴力冲突的环境中，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关于不平等动态的观察。从最后这一方面来看，它们代表了与相对和平的19世纪，即一段史无前例的经济和文化转型期的西方世界最接近的情况。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古代帝国和正在进行工业化的社会，在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意义上，有着非常相似的结果。这些相隔1500年或者更久，以及除了秩序、稳定和受保护的发展这些共同经历外几乎没有共同点的不同文明，都在物质资源的分配上保持了巨大的差异。穿过时间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重大的暴力性冲突的缺位一直是高度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前提。 ^[1]

我提供两个案例研究来表明这些前提：中国汉朝和罗马帝国，它们每一个在其权力顶峰的时候，都掌握了大约1/4的全球总人口。古罗马被贴上的标签是“一个完全通过获得土地创造出财富的产权帝国”，中国汉朝时的财富是凭官位而不是私人投资获得的。这种对比看起来有点夸张：在这两种环境中，政治权力与经济活动如影相随地纠缠在一起，都是收入和财富的关键来源，也就成为物质不平等的有力决定因素。 ^[2]

汉朝

紧随短暂的秦王朝（它最先统一了更早时期的“战国诸雄”）之后建立起来的汉王朝，是一个统治期超过400年的相对稳定的世界性大帝国，它保留了有关收入和财富集中动态变化情况的丰富证据。统治者和精英阶层之间的冲突来自谁来控制土地，土地上的剩余以及农村劳动力、创造和毁灭大量财富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农业耕种的商业化是一个原因：根据汉朝的第5位皇帝，即汉文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80—前157年）的一项记载，被迫以很高的利息率借款的小片土地所有者把他们的土地（有时甚至是他们自己的孩子）输给了商人和高利贷者，后者在佃农、雇佣劳动力或者奴隶的帮助下种植他们建立的大型庄园。 ^[3]

国家的统治者，为了维系一种作为其财政和军事征募系统基础的小规模的农业主生产模式，力图限制这些压力。在公元前140—公元2年的11个例子当中，政府的土地被分配给农民。地方精英阶层的成员被迫迁移到首都地区，这不仅是一种确保他们政治忠诚的方式，也是为了限制他们在地方层面的权力。在这一做法被暂停之后，富人和地位高的人通过购买或强占土地，以及压迫穷人的方式来积累资产就变得更加容易了。在公元前7年，经过很多代精英的侵蚀之后，宫廷中的最高顾问最终建议实施法律限制以对付土地所有权的集中。然而，这些本可以对精英所持有的土地和奴隶设定一个总体的上限，以及期望没收过多资产的措施很轻易地就被有权势的利益集团阻挠了。不久之后，篡权者王莽设想了更有力的干预手段。后来，从土地国有化到奴隶贸易终结的各种宏伟的计划为他招来了各种敌对势力。当时规定，家庭应该放弃给定上限以外的所有土地，分给亲属和邻居。恢复那种公认的周期性再分配的古老传统（所谓的“井田制”），定期调整土地所有权被当成确保公平的关键之举，而售卖土地、房屋和奴隶的行为被禁止，否则将被判处死刑。毫不奇怪，这些规制手段（它们被真正尝试过，而不仅仅是由东汉的宣传所创造和美化出来的）被证明是不可执行的，而且很快被放弃了。当汉朝在地主支持下成功地东山再起时，这个新王朝很快就垮掉了。 ^[4]

汉朝的文献资料把通过市场活动的方式获取的财富，有偏向性地归结到商人那里，这是一个被政治上人脉深厚的文人群体蔑视的阶级，这些文人提供了我们现在的分析所依靠的这些文本。历史学家司马迁把富有的商人形容为一种“指挥穷人提供服务”的阶级，同时大量属于他们的财富也可以与最资深的帝国官僚所拥有的相媲美。帝国掌权者因此将私有的商业财富作为一个目标。商人要承受比其他行业的成员更高的税收。在公元前130年之后的几年中，汉武帝统治之下的财政干预变得更为激进了，他发动了耗资巨大的军事动员计划以应对来自北面的匈奴。汉武帝建立了对盐和铁的国家垄断。通过这种做法，他不仅获得了原来被私营者拿走的利润，而且也保护了作为应征入伍者和纳税人的小土地所有者，使得他们免遭投资于不动产的商业资本所有者的替代。他也提高了对商业资产的年度税收。很多大富翁被认为已经被消灭了。为了与这本书的中心主题保持一致，这些平等化措施与大规模的战争动员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在后者平息之后就消失得一干二净了。 ^[5]

对抗商业资本的集中及其不平等社会后果的措施最终依然没有成功，这不仅是因为政策制定的不连续性，最为重要的是，商人很明确地把他们获得的收益投资于土地，从而躲避国家的索取。根据司马迁的《史记》，他们的策略是：

以末致财，用本守之。

禁令也不能阻止他们：就像商人不能被有效地禁止购买土地，所以他们也能成功地规避加入官场队伍的禁令，一些富有的企业家或者他们的亲属甚至上升到有爵位的贵族地位。 ^[6]

除了经济活动之外，官府任职以及更普遍的与政治权力的中心紧密接近是获得大量财富的另一条主要的路径。高级官员从国君的礼物和封地中获利。采邑的主人被允许保留一部分分配给当地家庭的人头税。大量的财富从皇帝的恩宠和腐败中获得：好几位帝国的宰相和其他高级官员都被认为已经积累了不逊于所有有记载的最大富翁的财产。在东汉后期，高级职位能够赚取大量钱财的本质已经开始反映在购买它们的价格水平上了。法律特权以不断增加的“慷慨”保护着腐败官员。在一定等级以上的官员，没有皇帝的事先批准将不会被逮捕，同样的保护措施也延伸到量刑和惩罚上。 ^[7]

除了把他们的新增财富投资于那些合法的渠道之外，人脉深广的人也发现很容易欺压和剥削普通民众。官员滥用他们的权力来占有公共土地或者从其他人手中进行抢夺。这种来源传递出一种默认的期望：不管是政府授予还是通过影响力和强迫来获得，政治权力都应该转化为土地形式的耐用的物质财富。长久以来，这些过程创造出一个由有爵位的贵族、官员和受宠者结成同盟和联姻的精英阶层。有钱人或者自己任职，或者与那些有官位的人联系在一起，政府官员以及那些与行使这些职责联系在一起的人反过来积累了更多的个人财富。 ^[8]

这些动态发展既可能有利于，也可能限制家族财富持有的延续性。一方面，达官贵人的子孙更可能追随他们的脚步。他们和其他年幼的亲戚可以自动获得进入官场的资格，从用来填补官位的举荐系统中不成比例地获益。我们听说有些官员当中，一些人的六七个兄弟和子孙（在一个例子中，有不少于13个）也担任了帝国的行政官员。另一方面，掠夺成性和反复无常的政治权力的行使，即公职人员成为门阀，也逐渐破坏了他们的成果。一位地位很高的官员灌夫，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并且在他的老家拥有如此之多的土地，对这种显赫地位的普遍厌恶让本地出现了一首童谣：

颍水清，灌氏宁；颖水浊，灌氏族。

这首歌谣捕捉到了政治性财富岌岌可危的命运：多半是这样，爬得越高的家族摔得越狠。这种风险延伸到这一地位金字塔的最顶端——外戚家族。 ^[9]

更为系统性的清洗异己情形也发生在不同的精英层级中。汉朝的创立者把165位追随者封为贵族，并且给予他们采邑的头衔和收入，这是一个由不同家族逐渐垄断了高级政府职位和大量土地的集团。在汉武帝统治的时期，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被彻底褫夺了头衔和属地，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他的曾孙汉宣帝统治的时候，可以这样说：最有名的功勋卓越的将领的后代都以雇工，或者其他仆从的身份进行工作。

汉朝早期的顶层精英因此没有持续存在超过一个世纪，随后就与战国时期的统治者家族的残留一起被清除了。新的宠臣取代了他们的位置。一个世纪之后，篡位者王莽也热衷于打倒和驱逐他们的后裔，而他自己的支持者相应地也被东汉王朝的追随者取代了。结果是，在公元1世纪的末期，只有少数西汉的贵族家庭依然是存在的。 ^[10]

统治阶级中充斥着暴力死亡和私人财产的征收。无数的达官显贵被处以死刑或者被迫自杀身亡。《史记》和《汉书》中记载着关于“酷吏”的特殊章节，这些人按照他们皇帝的要求迫害统治精英阶层的成员。很多被盯上的目标都失去了生命，有时是整个家族都被根除了。统治阶级不同阶层之间的内部斗争同样也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员变动和资产转移。在精英圈子中，这种持续的“搅动”将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变成了一种零和博弈：一些人获益，另一些人必须失去。暴力性的财富建设和再分配的动态变化对精英财富的集中施加了限制：一旦特定的家庭和群体与其他人的距离拉得太远，对手就会把他们推翻。 ^[11]

然而，尽管这样阻止了极少数超级富裕的，而且可能在长期保持他们的地位和财富的家族的出现，看起来精英阶层在整体上是以大众为代价不断获得财富和权力的。攻击性的政权干预随时间推移而减弱，同时，处于上升期的东汉王朝为不断增加的不平等打下了基础。20个汉朝诸侯王，即统治者近亲的采邑中拥有的家庭数量，从公元2年的135万户上升到公元140年的190万户，分别相当于帝国人口统计中登记的所有户数的11%和20%。尽管随着整个家族被屠杀或者被流放，暴力性的派系冲突不断夺走生命和家庭财富，富有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从新的秩序中获得了收益。由于在帮助汉室重新掌权中发挥了作用，大地主家庭使得越来越多的土地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且通过债务使得这些土地上的农民对其臣服。这一时期的一些资料指出，这些精英在人口统计中作假以隐瞒应税财产。登记的家户数量从公元2年的超过1200万户下降到公元140年的不足1000万户，当时是帝国南部不断扩张的殖民时期，因此，地主将自耕农转变为无地的佃户，并且抵制国家执法人员干预，至少部分反映了不断恶化的违规行为。 ^[12]

在东汉王朝的统治下，一个更稳定的帝国精英阶层看起来已经形成了，使得一个人从社会底层上升到高等级被认为是非比寻常的事情。这种统治阶级门槛的封闭与越来越多的案例一致，即家族在培养高级官员方面的突出地位持续了六七代之久，这使得一些家庭长期拥有过度的代表权。尽管有持续的内部斗争和再循环，我们还是观察到一种更为持续的权力和财富集中的潜在趋势。这一过程伴随着更有凝聚力的精英阶层的形成，新的精英阶层对公务任职的依赖减弱。财富的私有化最终达到了能够负担更多的保护以对抗掠夺性干预的水平，即使日益缩小的国家权力使得政府的职位不那么重要。同时，地主和佃农之间的两极分化看起来加剧了，后者进入各种从属性的安排当中，不再仅仅只是契约性义务了。在帝国解体之后，佃农演变成强大的地方领主（地主）的家仆。依赖性的租佃制度导致了支撑私人军队的庇护主义。在公元3世纪，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挑战权贵了。 ^[13]

汉朝维持了一个由政府官员、地主和商业投资者组成的精英阶级，这些群体的成员有着明显的重叠，并且在他们中间，他们与其他群体的成员之间存在着资源的竞争。从长远来看，首要的趋势是随着国家对于自给的生产者的控制弱化，以及租金被挤出了税收，土地所有权的集中程度不断上升。那些有名望的家庭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更有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门阀变得更加强大。统治者对待精英的方式从秦朝的中央集权的军事性领导转变为汉朝时的调和性政策，这种政策取向只是零星地被激进的统治者的干预行为打断。汉朝的复辟使得权力的重心进一步地转向富有的精英。这种不平等的演化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一段延长的，允许以小片土地所有者，最终甚至是以国家统治者为代价的财富集中的和平时期，以及正在进行的对精英阶级成员所获得收益的掠夺性再循环。前者增强了不平等，而后者削弱了它。然而，到东汉后期和公元3世纪，财富集中已经大获成功。

汉朝的经验仅仅是对中国不平等历史的定义性特征的首次重复。区隔开主要朝代的暴力动乱注定会减少一些既存的经济差异。新政权实施的土地再分配应该会有助于这一矫正过程，但是通常会让步于再次发生的土地所有权集中，就如同在隋朝（581年）、唐朝（618年）、宋朝（960年）和明朝（1368年）发生的那样。在每一个新的王朝，作为新的支持者的精英人士都被置于结合政治影响和个人财富的位置上。在唐朝末年，贵族阶级被打倒，即我在第9章描述的一种发展，具有深刻的根源。少数有名望的家族能够在两三个世纪的时间中维持权力，享受着高级职位的特权，而且集聚了巨大的财富。贵族、官僚和功名持有者通常被免除了税收和劳役，这就进一步地加速了他们手里的资源集中。他们再次以国家所有的土地为代价实现了私有土地的扩张，地主也再一次使得在他们控制下的农民家庭从税收登记中消失了。

在这一阶级遭遇戏剧性的毁灭之后，一个全新的精英阶层在宋朝的统治下产生了。统治者的馈赠创造出大型庄园，后来为农民提供政府贷款的各种努力也很快止步不前了。在南宋王朝的统治下，土地集中和官官相护更加严重；迟来的为地产规模制定上限的尝试遭到精英阶层的敌视。蒙古入侵者慷慨地奖励首领土地所有权，同时为他们的普通士兵实施了养老金制度。在蒙古地主和官员被明朝军队驱逐之后，新的王朝建立者朱元璋发放了大量的地产给他的追随者，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贵族阶级；后来，他和他的继任者试图减少这些人财产的一些尝试都失败了。相反地，由于帝王赏赐、购买、强行侵占和嘉奖（农民将土地割让给富人以逃避国家的税收），精英阶层的资产增加了。一个对16世纪起源的精辟总结就是：扬子江以南，穷人和富人相互依靠，弱者都转让了他们的土地。

人口普查的弄虚作假隐藏了精英持有资产的真实情况。再一次地，政府资产成为获得财富的路径之一，《大明律释义》直言不讳地说，令人感到担忧的是，许多有功之臣将会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大规模地获得土地和豪宅，以及占有人口。

我们所看到的是某种程度上的，能够追溯到1500年以前东汉的几种过程的一次重演：

在明朝末期，上层阶级以世袭臣服的方式掌握了数量庞大的农奴。在县一级，已经几乎没有自由的平民了。此外，如果主人的权力不断变弱，他们将会不受约束并离开。有时他们甚至会反叛，夺走他们主人的田地，夺取他们主人的财产，以及将他们的忠诚转移到一些刚刚获得地位的其他人身上。原来的豪门可能会为此进行上诉，但是当权者可能会仅仅以谁是强者为基础来处理这一案子。 ^[14]

最后，清朝将大量的明朝土地没收并重新分配给宗室和其他人，也被多种多样的税收腐败阴谋困扰着。官员通过伪造欠款来隐瞒贪污；夸大自然灾害的规模来要求免税；为他们自己的土地虚报贫瘠的状况；从富人那里借钱预付税收；偷钱，然后把债务当作平民的应付欠款；重新划分土地但还是以过去的比率征税，从中赚取差额；扣留或伪造收据。贵族阶层和退休的官员常常根本不纳税，一些现役的官吏把这一负担转嫁给平民以换取分一杯羹的机会。最后，土地被登记在多达几百个假名字之下，这就导致由于太麻烦而无法追查一些小额的应付欠款。高级官员的腐败是财富积累的一个标准机制，等级越高就越多。根据一项估计，官员的平均总收入达到了他们薪水、奖励、津贴的官方合法收入的12倍，但是对总督而言，这将会远超过100倍，对和珅这位18世纪下半叶清廷的首辅来说，则高达40万倍。处决和没收财产是实现公平的永恒对策。 ^[15]

罗马帝国

但是，让我们再次回到古代世界的“最初的1%”。罗马帝国不平等的演化在很多方面都与中国的相似，从文本到考古遗址，这些证据上的深度和丰富程度，使得我们可以更详尽地追踪收入和财富的集中，并且把它与帝国的兴起和统一更密切地联系起来。一旦罗马将其权力投射到意大利半岛之外，并且越来越多地进入地中海东部这些希腊王国的财富之中，量化的信息从公元前2世纪起就有了。随着帝国的扩张（见表2.1），贵族财富的规模也极大地增加了。 ^[16]

这些数字表明，在超过5代人的时间里，私人财富的上限已经上升了40倍。在最保守的假设水平上，公元前2世纪—前1世纪，治理国家的元老院阶级控制的总财富上升了一个量级。通货膨胀一直是比较温和的，没有迹象表明普通市民中的平均人均产出或者个人财富能够以超过上层阶级财富所经历的比例增长。罗马帝国的权力群体因而变得非常富裕，无论是在绝对数量还是在相对意义上：元老的财富增长率大大超过了罗马统治下的从地中海盆地到其内陆在人口数量上的同期增长。同时，精英的富裕也进一步扩展到罗马社会当中。在公元前1世纪，至少10000个，以及也许有这个数字的两倍多的大多在意大利本土的公民，在财富上明显达到了40万塞斯特斯这一骑士阶层成员的统计门槛，骑士阶层是元老院阶级之后的第二高的等级。考虑到仅仅是几代以前，达到几百万的个人财富的情况是非常特殊的，这就表明罗马帝国统治阶级的下游也享受了可观的收益。普通公民中的这些趋势依然比较模糊，但是也可能已经受到了两种不平等力量的影响：强烈的城市化，这通常趋向于恶化不平等；以及在意大利一处就有100多万人沦为奴隶，这些人被合法地剥夺了所有私人财产，同时大多数人只能拿到维持生计的收入，因而我们能够预计这会扩大整体社会的经济差异。 ^[17]

所有这些额外的资源是从哪里来的？植根于市场关系的经济发展在罗马共和国的后期阶段确实上升了。在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手工业中使用奴隶，以及关于出口红酒和橄榄油的丰富考古证据，都表明罗马的资本所有者的成功。然而这只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对可能的供给和需求规模的简单估计表明，土地所有权和相关的商业活动无法产生足够多的收入，使得罗马贵族像我们已知道的那样富裕。实际上，我们的资料强调的是强迫劳动作为最高等级群体收入和财富的一种来源的最重要意义。大量财富从意大利以外地区的政府行政管理中获得，罗马式治理非常有利于进行剥削。省级政府机构是暴利的，同时寻租行为只是受到了法律和用来起诉敲诈勒索的法院的较弱约束，当权者中的联盟构建和租金分享提供了对抗起诉的保险机制。此外，在罗马的年利率普遍达到6%的时期，富有的罗马人对各个省会城市施加了高达48%的利率，这些城市急需金钱来满足其总督的需求。骑士阶级的成员从广泛的农业税的实施中获得了收益，在特定省份收取一定量的税收的权力被拍卖给了财团，然后他们会尽其所能把它变为利润。战争也是精英收入的一个同样重要的来源。罗马指挥官对战利品拥有完全的权力，并且决定了如何将战利品在来自精英阶层的军官和副手、国库和他们自己中间进行分割。基于战区和战争的数量，据估计，公元前200年—前30年，3000多位生存在这一时期的元老中，至少1/3有机会通过这种方式增加自己的财富。 ^[18]

在公元前1世纪80年代，罗马共和国的系统进入持续半个世纪的不稳定状态，暴力性的内部冲突通过强迫性地对现有精英财富的再分配创造出新财富。那时，超过1600名罗马统治阶级的成员——元老和骑士被放逐，这是一种政治驱动的定罪形式，使得他们失去了财产甚至生命。胜利者阵营的支持者通过在拍卖中抢购贬值的充公资产而获利。在公元前1世纪40年代—公元前1世纪30年代更为持久的内战期间，暴力性再分配加速了。在公元前42年，另一轮权力剥夺消灭了超过2000个精英家庭。从混乱局面中脱颖而出的新人的地位得以上升，罗马的上层社会经历了共和国建立以来的第一次大逆转。主宰了这个舞台几个世纪的家族最终随着被其他人取代其位置而垮台。伴随着罗马共和国的崩溃，它开始表现出一些君主政体的典型特征，正如我们刚才在汉朝的例子中相当详尽地观察到的，包括精英阶层从血腥的内部权力斗争中受益或者受损，以及政治原因所导致的精英财富的非连续性。 ^[19]

共和国的衰落带来了保留着共和制机构这些外在装饰的永久性军事独裁制度的建立。大量的财富现在从周围流向了统治者（皇帝）和宫廷。公元1世纪的时候，一些资料显示：有6个人的财富介于3亿~4亿塞斯特斯，这要比共和国时期所知的任何例子中的数量都要多。财富由这些宠臣逐步积累起来，但大多数最终都被财政吸收了。精英财富的再循环可以采取很多形式。贵族的盟友和受宠者经常期望把统治者包含在他们的遗嘱之中。第一个皇帝奥古斯都自称，他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从他朋友的遗产中获得了14亿塞斯特斯。在他的继任者的统治下，罗马的年鉴记录了似乎永无休止的由实际发生或想象中的背叛行为和阴谋带来的处决案例，以及对精英财产的充公事例。罗马社会上层中有记载的或者隐含的充公规模，大约是一些皇帝统治期间精英财富总额的几个百分点的水平。这说明了富人间暴力再分配的残酷。归根结底，赏赐和收回仅仅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统治者是根据政治计算来创造或者撤回精英的财富。 ^[20]

在独裁统治之下，更多传统的政治性致富手段的类别持续存在着。各省的总督现在从其提供的良好服务中可以获得每年100万塞斯特斯的报酬，但他们依然暗地里榨取大量的财富：一位总督进入叙利亚领域时还只是一个“贫民”，但两年后离开的时候已经是“富豪”了。一个世纪以来，西班牙南部的总督在他的信件里面不明智地吹嘘说，他已经从他的居民中敲诈了400万塞斯特斯，甚至把他们其中一些人转卖为奴隶。在这一食物链的更底端，一位监督着高卢的帝国国库的皇帝奴隶掌管着16个低等级奴隶，其中2个奴隶负责照看他明显过多的银器。 ^[21]

帝国的统一和连通性促进了个人财富的扩张和集中。在尼禄的统治之下，直到他夺走他们的财产之前，有6个人被认为掌握了非洲范围（以现代的突尼斯为中心）的“一半”财富。尽管明显比较夸张，但这种说法并不一定与事实相去甚远，因为在这个地区，大片地产可以被形容为与城市领土大小相匹敌。最富有的外省人加入中央帝国的统治阶级当中，迫切希望得到地位和随之而来的特权，充分利用它们提供的机遇来进一步获得财富。对罗马文献的总体研究发现，富豪的不同称谓几乎完全被应用于具有执政官地位的元老，他们享有最有利和最好的获得更多财富的途径。正式的地位排序是根据财务能力进行的，同时统治阶级的三种等级的成员资格——元老、骑士和十人长是与错开的统计门槛捆绑在一起的。 ^[22]

个人财富和政治权力的紧密结合在地方层面也得到了忠实的“复制”。成熟的罗马帝国包括大约2000个大体上自治的城市或者以不同形式组织起来的社区，这些社区处于流动的总督、精英官员的少数骨干、帝国自由民和奴隶的松散监管（以及伺机敲诈）下，这些人最为关心的是财政收入。每一个城市通常都是由一个代表本地富有精英阶层的委员会管理的。这些机构，其正式成员是由这些十人长构成的，他们主管的不仅有本地税收和支出，还有为国家评估他们社区的财富，同时他们还有责任筹集资金交给收税员和包税人。如果关于这一时期的慷慨的市政支出的考古和碑文证据是比较可靠的，那么这些精英知道如何从遥远的帝国中心手中保护自己的资产，并且将大量的剩余留存在本地，或者放自己的口袋里，或者用于维持公共设施。 ^[23]

本地财富的逐渐集中在所有罗马城市中最广为人知的那一个遗址上得到了很好的反映，那个遗址即被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的灰烬掩埋的庞贝。除了大量铭文提到的官员和进行生产的所有者之外，毁灭发生时的大多数住宅留存下来了，有时我们甚至可以识别特定建筑中的居民。庞贝的精英阶层包括享有进入本地政府机构特权的富有公民的内部核心成员。在城市结构当中，也是可以看见分层的。这座城市里面有大约50座带有宽敞的天井、柱廊庭院和多个餐厅的豪宅，还有至少100个低档一点的住宅，这些住宅的档次门槛降到一位市议会成员的已知最小的住宅的水平。这与从文本资料中所知的“存在大约100个精英家庭”的信息十分匹配，也许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只有部分人属于管理委员会。一般而言，在一个30000~40000人的社区中（包括这个城市属地），100~150个精英家庭和华丽的城市住宅就将代表了本地社会前1%或者2%的群体。这些家庭将城市范围内的农业庄园与城市的制造业和贸易结合在一起。这些精英的宅邸常常也包含商店和其他商业用房。

城市的不动产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的这种趋势是特别显著的。考古调查已经揭示出，所有这些大房子和很多属于第二等级的建筑都是通过吸纳几家之前比较小的住宅产生的。随着时间推移，相对比较平均的住房分配（因此可能也包括财富）与公元前80年罗马退伍老兵的强制安置相关，逐渐地让位于日益拉大的不平等，且大多以被排挤出城市结构的中等家庭为代价。作为一种大规模动员的军事文化，自上而下的再分配被稳定的独裁统治取代，两极分化也就随之而来了。较高的死亡率和可分割的遗产无法使资产分散，使社会结构金字塔扁平化，资产仅能用来在精英圈子中进行财富的再循环。 ^[24]

罗马帝国住房的考古数据更普遍地表明了罗马统治下社会分层的强化。如同我在第9章中会更详细讨论的，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的英国和北非的住房大小分配比这之前更不平等。同时，依赖于我们选择的数据集，同样的结果对意大利自身而言也是成立的。这并不奇怪，尽管帝国为那些位于或者靠近权力天平的人带来了不成比例的好处，它同样也有利于更大的精英圈子中的财富的积累和集中。在君主制度统治的前250年间，从历史的标准看，破坏性的战争和其他冲突是极为罕见的。帝国的和平环境为资本投资提供了保护性的外壳。除了那些处于非常高位置的人，有钱人对于持有和传递他们的财产还是相对放心的。 ^[25]

最后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强化的分层社会，其中最富有的1%或者2%的人吸收了生计最低限度之外的大量可用剩余。至少粗略量化罗马帝国的不平等程度是可能的。在它公元2世纪中期的发展巅峰，这个大约有7000万人的帝国生产出来的年度GDP接近于5000万吨小麦等价物，或者接近200亿塞斯特斯。相对应的人均GDP为800美元（以1990年的国际美元表示），这看起来与其他前现代经济相比也是合理的。根据我自己的重构，大约600个元老的家庭，20000位或者更多的骑士，130000个十人长，以及另外65000~130000个没有等级的富有家庭合起来，总计25万个家庭拥有的总收入应该在30亿~50亿塞斯特斯之间。在这个情景中，大约1.5%的家庭拥有1/6~1/3的总产出。这些数字可能大大低估了他们的实际份额，因为这是从估计的财富的推定回报中获得的收入数据；政治租金将会使得精英的收入上升到更高的水平。

尽管地位低于精英圈子的人群的收入分布甚至更难以评价，一种保守的假设范围指向的是，对整个帝国而言，整体收入的基尼系数是在0.4~0.45之间。这个数字要比它看起来的高得多。因为除去税收和投资之后的人均GDP仅仅是最低生活费用水平的两倍，估计出来的罗马帝国收入不平等水平并不是远低于这一经济发展水平上实际可能达到的最大值，这是一个很多其他前现代社会共享的特征。按照可以从初级生产者那里提取的GDP比例来衡量，罗马帝国的不平等是极端严重的。除了富有的精英阶层之外，最多只有1/10的人口能够享受大大高于最低生活标准的收入。 ^[26]

上层阶级的收入如此之多，以至要拿出一部分进行再投资，从而再一次加剧了财富的集中。权力的不对称可能迫使一些外省人把他们的部分土地卖掉以支付税收，这是一种我们甚至还不能开始量化，但是会有助于解释出现在后来一些世纪中的贵族土地所有制的跨区域网络的做法，这就带来了罗马的不平等程度将是否或者何时会触碰到天花板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准备把多大的权重放在公元420年以来的一个显然有些夸张的描述上面。埃及的历史学家奥林匹奥多罗把这些神奇的财富归功于罗马贵族的主要家族，据说“许多”贵族每年从他们的土地中获得4000磅黄金，其中的1/3是以实物偿付的，而那些在第二等级的人每年可以获得1000或者1500磅黄金。转换为早期君主统治时期的货币，上层的5333磅黄金的收入等同于公元1世纪时的大约3.5亿塞斯特斯，毫不逊色于当时所报道的最大的财富。看起来对最顶层的群体来说，财富的“高原”最早随着公元纪年开始前后君主制的创立而出现，虽然有一些波动，但一直持续着，直到西方世界的罗马帝国权力最终在公元5世纪彻底衰落。 ^[27]

同时，一些迹象表明，随着传统的城市精英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不平等可能在本地和区域层面进一步强化了。本地的富有精英阶层被分化为少数人，这些人受益于上层团体成员，而大部分人没有受益。这一过程的一些最好证据来自罗马统治下的埃及的晚期。现存的纸草文件说明了已经确立的、持续到公元4世纪的城市统治阶级是如何随着一些它的成员被拉走而逐渐削弱的，这些成员是因反对从地方财政义务中带来豁免的政府官员职位和提高个人致富的机会而被拖走的。在公元6世纪，这种向上的流动性似乎已经在埃及形成了一个新的、控制了大量可耕种土地和区域的关键位置的地方性贵族。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埃皮翁思家族，这是一个起源于十人长地位的家族，但它的一些成员控制了部分最高级的政府职位，并且最终控制了超过15000英亩具有很高生产力的土地，其中有很多都集中在埃及的一个单独区域当中。这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在公元323年的意大利，有一个人可能已经在一个单一城镇中控制了超过23000英亩的土地。超级富豪像触手一样发散的土地持有已经扩展到帝国的很多地区，因此社群和地区水平上的土地所有权日益集中。 ^[28]

另一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过程，促进了不平等程度的提高。在后来的罗马帝国的不同地区，我们知道农民寻求有权力的地主（以及官员）的保护，后者承担了代表农民与外部世界交往的责任，最著名的是帝国的税务人员。在实践中，这干扰了财政收入的收集，并且强化了地主对于农业剩余的控制。这不仅反过来弱化了中央政府，而且把财政负担转嫁到了不那么强大的团体上，对中产群体伤害很大。再一次，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进一步两极分化几乎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像中国汉朝末年一样，私有军队和初期的军事割据并不会相距很远。随着时间推移，社会分层和物质不平等好像已经在整体上变得更加极端化了。早先这里可能还存在的中间地带已经被在强大的政治精英中进行的收入和财富的集中挤压了。罗马城和帝国的西半部被日耳曼首领夺取之后，在地中海东部地区，不平等可能甚至在持续地上升，一直达到公元1000年前后对拜占庭帝国估算出来的不同寻常的水平。伴随着它的特有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交错，以及它所培育出来的两极分化的后果，它持续的时间越长，帝国在被证明为不平等的永不休止的引擎上贡献的也就越多。 ^[29]

帝国的模式

在它们的制度和文化差异之下，中国和罗马帝国共享着同一种造成了较高不平等水平的剩余占有和集中的逻辑。帝国统治导致资源流动，从而能够以一个在较小的环境中所不能想象的规模使得站在权力杠杆上的那些人变得富有。因此，不平等程度至少在部分意义上是所形成的帝国的绝对规模的一个函数。建立在几千年前首次发展出来的资本投资和剥削的机制之上，这些帝国把利益提得更高了。政府机构那里将会有更大的利润，降低贸易和长期投资的交易成本使得那些有多余的钱的人获益了。最后，只有通过征服、国家灭亡或者大规模的系统崩溃——所有这些本质上就是暴力性的动乱，帝国的收入不平等和贫富分化才能被终止或者逆转。前现代社会的历史记录中缺乏防止根深蒂固的帝国不平等的和平方式，也很难看清楚任何能够从这些特定的政治生态中生发出来的策略。然而，即使帝国崩溃，也往往只是一次重置，为另一波的放大和两极分化开辟了道路。

因为不平等能够被限制在完整的帝国政体之中，它是依靠精英群体内部资产的暴力性再循环实现的。我已经提到了埃及马穆鲁克的例子，其中这一原则可能以其最纯粹的历史记录的形式得以体现。在苏丹，埃米尔和他们的奴隶士兵分享着征服的收益：他们形成了一个在种族上分化和空间上分割的统治阶级，致力于从臣服的土著那里抽取租金，如果收益数量不能满足期望，这些土著可能就会受到摧残。在这一阶级内部持续不断的权力争夺决定了个人收入，同时暴力性的冲突常常改变这些分配。本地的产权所有者因面对敲诈勒索的威胁而寻求庇护，这就使得他们将其资产的责任让渡给来自马穆鲁克阶层的强人，并且支付一定的费用以换取免被征税的资格。这是一种得到精英支持的做法，后者从中得到了自己的份额。统治者的回应则是不断诉诸对精英财富的彻底没收。 ^[30]

成熟的奥斯曼帝国完善了更为复杂的强迫性再分配策略。4个世纪以来，苏丹在没有司法程序的情况下，处决了几千名政府官员和承包商，并且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在14世纪和15世纪发生的征服战争的初期，贵族阶级已经作为武士家族与奥斯曼皇室形成联盟，后来又纳入其他地方的武士精英阶层。苏丹维护着自己的权威，15世纪以来不断增强的专制主义统治限制了贵族的权力。从奴隶中选择的出生低微的人才取代贵族家庭的后代成为官员。纵使这些家族继续竞争职位和权力，最终所有的政府官员，不管他们的社会背景如何，对统治者而言，都被视为丧失了个人权利。政府职位变得不再有继承性了，同时官员的资产也被认为是受俸的，实际上变成了提供服务的附属物而不是私有财产。当他们死去的时候，他们在职期间获得的收益将会从他们的财产中扣除且被国库接收。实际上，他们所有的财产可能由于一个简单的原因被夺走，即任职和财富被视为不可区分。死亡时没收财产是清算和征收那些引起苏丹关注的现任官员的补充手段。精英阶层的成员试图尽其所能抵抗这种侵蚀，到17世纪，一些家庭已经成功地保持他们的财富达好几代人之久。在18世纪，随着政府职位和职责越来越多地被让出去，本地精英变得更加强大了，这就导致政府行政的广泛私有化，并且使得官员可以巩固他们的财富和地位。中央政府不再能够像从前一样，用同样的方式夺取资产，产权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早期的战争压力下，再次征用财产，这引起了抵抗和逃离。1839年，当苏丹确保他们生命和财产的时候，奥斯曼的精英阶层最终以对其有利的方式终结了这场竞赛。至于包括罗马帝国和汉朝时的中国在内的其他帝国，中央政府控制统治阶级财富的能力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削弱了。 ^[31]

在其他例子中，统治者要么太软弱，要么太遥远，从而无法干预精英圈子中的财富集中。西班牙对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地区既存的帝国的占领就是一个特别有启发性的例子。在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中，土地被授予贵族和骑士，然后他们有了对其居民的管辖权。西班牙征服者接着把这一做法推广到他们在新世界的领地，这里已经存在相似的做法了：正如我们在上文看到的，阿兹特克人已经建立起将土地授给精英阶层、农奴和奴隶在内的强制性和攫取性制度。在墨西哥，西班牙征服者和后来的贵族很快夺取了大片的土地。直到被占据之后，这些土地才常常被追认为皇室的授予。埃尔南·科尔特斯在瓦哈卡的土地于1535年被要求限定继承权，这片土地在其家族手中延续了300年，最终包括15个别墅、157个印第安人村庄、89个大农场、119个大牧场、5个大庄园和15万居民。尽管有试图限制这种授予（被称为赐封）期限的皇家命令，它们却实际上都变成了永久性和可继承的财产，并且一个小规模的、超级富裕的地主阶级得以维持。大授地制操纵土著人变成债务奴隶以控制他们的劳动，反对关于强迫劳动的禁令。长久以来，这使得他们得以从最初杂乱无章的扩张行为和多样化的大授地制中开拓出更多长期的庄园，相关的农场由苦力进行耕种，他们在自留地和领地之间分配其时间。在地主的专制控制下，实际上形成了微型独立王国。后来的变化局限于上层社会，最为著名的是墨西哥在1821年的独立，导致了西班牙地主被驱逐并被那些大体上保留了现有制度的本地精英取代。土地所有制在19世纪期间甚至变得更加集中了，导致了第8章描述的革命。 ^[32]

秘鲁也发生了大致一样的事情，印加帝国同样把土地和收益授予精英家庭和高级官员。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和他的军官最先被授予监护征赋权，同时他声称自己拥有分配土地和控制这些土地上的农民的权力。大片土地以这种强制的方式被赏赐了，同时土著居民被赶到矿山之中，这都违反了皇家禁令。当皮萨罗拒绝对土地的授予施加上限并由此促使他进行了一次不成功的叛乱的时候，才产生了一些再分配。即便如此，土地和财富的集中甚至变得比墨西哥的更为极端了，大约500个领主占有大量肥沃土地。波多西的一些蕴藏丰富的银矿也被授予那些受宠的人，并且由附属的印第安人开采。本地部落首领通过让他们自己的村民提供工作服务与村民进行合作，作为交换，村民被任命为管理者，有时甚至得到他们自己的庄园。在典型的帝国模式中，外来和本地精英之间的合谋带来了经济两极化以及对普通大众的剥削。随着时间的流逝，就像在墨西哥发生的一样，非法的占用变得合法化了，从西班牙统治下独立的玻利瓦尔之后发生的土地再分配失败了，到19世纪，甚至土著人的公地也被吸纳进更大的庄园中。 ^[33]

权力精英能够保持住他们从政治职位或者政治联系中获得的财富。仅举一例，在近代法国，那些与王位最为接近的人成功地把他们的影响力变成在他们死后甚至是免职之后也能保留的巨大个人财富。叙利公爵马克西米连·德·贝蒂讷曾经担任国王亨利四世的高级部长及他的财政主管长达11年，一直到国王死时的1611年，其被免职之后依然生活了30年，留下了超过500万里弗，相当于那个时候巴黎27000个非熟练劳动力的年收入。红衣主教黎塞留从1624—1642年都担任着类似的职务，积累的财富有其4倍之多。然而，他亲自挑选的继承人，即任职于1642—1661年的红衣主教马萨林，使得这两人都相形见绌了，他挺过了1648—1653年的投石党起义期间的两年流放，依然还是留下了3700万里弗，相当于非熟练劳动力16.4万年工资的财产。权力较小的大臣也像强盗一样行事：黎塞留的盟友克劳德·德·比利翁，在他担任财政大臣的8年中获得了780万里弗；尼古拉斯·富凯在同样长的时间内担任同一职务，在他于1661年被逮捕的时候，其财产的估值达到1540万里弗，尽管他的负债和资产一样多。将这些数字与最大的贵族财富进行比较是合适的：这一时期，作为居于统治地位的波旁王朝的一支，孔蒂王子的财富价值800万~1200万里弗。即使是最为激进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在控制后来的大臣时也仅是相对成功的：让–巴蒂斯特·科尔贝特掌管法国国库长达18年才获得了相对比较微薄的500万里弗财富，而卢福瓦侯爵弗朗索瓦·米歇尔·泰利耶作为陆军国务大臣，工作了25年才积攒了800万里弗。看起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大臣的收入从每年100万~200万里弗减少为接近几十万里弗。 ^[34]

我能够很轻易地添上一些来自全世界的更多例子，不过基本论点是清楚的。在前现代社会，非常大的财富通常要更多归结为政治权力而不是经济实力。它们主要在持久性上存在差异，这主要是由国家统治者的能力和实施专制干预的意愿来调节的。在社会最上层当中，强烈的资源集中和很高的不平等程度是确定的，尽管财富的流动性不断变化，对这些财阀圈子外部的人而言却几乎不相关。在首章中我们已经做了概略性描述，几乎所有前现代国家的结构特性都强烈支持一个特定的收入和财富集中的强迫–富裕模式，这种模式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最大化不平等程度。结果，这些实体经常表现出来的是最大可能的不平等。如同我在本书结尾的附录中所做的更详细的说明，对从罗马帝国时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28个前工业化社会的粗略估计，得到一个77%的平均榨取率，这一比率是在给定的人均GDP水平上，理论上可行的最大收入不平等数量的实现比例。例外情况是很少见的：唯一合理的有据可查的例子是公元前5世纪—前4世纪在古代雅典的情况，直接民主和大规模军事动员（在第6章中进行了描写）的文化有助于限制经济不平等。如果基于有限的古代证据所做的现代估计可以信赖，那么公元1世纪30年代中的雅典人均GDP对前现代经济而言是相对较高的（可能是最低的生存水平的4~5倍，类似于15世纪的荷兰和16世纪的英格兰），市场性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大约0.38的水平。根据前现代的标准，其中隐含的大约为49%的榨取率是格外温和的。 ^[35]

然而，雅典的这种异常现象并不能持续。在罗马帝国的巅峰时期，雅典最富有的人是赫罗德斯，他称自己是公元前5世纪的著名政治家和真正的宙斯的后裔。与他的血缘最近的家族是一个雅典贵族，其已经获得罗马公民资格，上升到很高的公共职位，并且获得了大量财富，财富数量也许并不比罗马那些最富有的个体少很多。他的名字表明他与罗马那个最终产生了好几位皇帝的显贵的克劳狄家族存在关联。赫罗德斯的家庭甚至与罗马的上层阶级有着共同的典型经历，他祖父喜帕恰斯的财富（曾经被粗略估计是1亿塞斯特斯）被杜密善皇帝没收但在后来（有点神秘地）被返还了。赫罗德斯向许多希腊城市做了捐赠，并且赞助了公共建筑，最著名的是雅典的室外剧场。如果他真的拥有1亿塞斯特斯（等同于古典时期以来，我们所知道的最大私人财富的24倍），从他口袋中拿出的年度资本收入就足以覆盖公元前1世纪30年代时的雅典总政府支出（包括战争、政府、节日、福利、公共建设以及所有）的1/3，但他可能拥有甚至更多的财富。由于他是皇帝安东尼·庇护养子兼继承人的导师，赫罗德斯与皇帝的关系变得密切，在公元前143年，赫罗德斯成为已知的第一个出任罗马帝国政府执政官的希腊人。帝国的恩慧和不平等占据上风。

第3章 大起大落

双子峰

长期以来，经济不平等是如何变化的？目前为止，我已经分析了这一过程的早期阶段。权力不平等和等级制度与非洲类人猿一起在几百万年前就出现了，并且在过去的200万年左右的时间里随着人类的进化逐渐减弱了。全新世期间，人类驯化活动推动了权力和财富不平等的一次上扬，并随着我们描述过的大规模的掠夺成性的国家形成而达到顶峰。现在是时候对这个地球的特定部分进行放大，以看清楚其中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演化是否更加普遍地遵循一种能够被特定的不平等和矫正力量解释的模式。我的目标是证实这本书的关键论点：不平等程度的上升是由技术及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形成之间的交互作用驱动的，有效的矫正需要暴力性冲击，这种冲击至少能暂时限制和扭转由资本投资、商业化以及掠夺性的精英阶层和他们的伙伴行使的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的力量所导致的不平等后果。

我会把大家一路带到20世纪早期的调查中，我完全是出于实用的目的聚焦欧洲的，从整体和长期来看，欧洲社会产生了最丰富的（或者至少是最彻底研究过的）一直延续到现代的关于物质不平等演化的证据。这一证据使得粗略重现几千年来上升或稳定的不平等和平等化冲击之间的反复变动有了可能性（图3.1）。

公元前7000年起，欧洲出现了农业，并且农业在接下来的3000年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宽泛地说，哪怕我们不能期望可以细致地追踪这一过程，这一根本性的经济转型注定要伴随着逐渐升高的不平等。设想一个直截了当的线性轨迹是不够明智的，例如瓦尔纳那些考古证据表明，短期的变动也可能是相对可观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是退后一步，而是退后三步或者更多，把我们的考察尺度从几百年扩展到几千年，我们也许可以安稳地设想一种人口密度增加、规制强化和剩余增长的总体向上的趋势。

基于这种俯瞰的角度，我们能够确定，在公元纪年之后几个世纪的罗马帝国成熟期中，物质不平等达到第一个长期最高点。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此前没有达到过与之相当的人口、城市化、私有财富和强制能力的水平。希腊是唯一的例外：由于它与古代西亚文明核心区域地理上的邻近性，其在国家层面上的发展要比欧洲其他地区在时间上往前回溯更远。高水平的不平等在迈锡尼铜器时代晚期就已经达到，并且也许在公元前13世纪达到顶峰。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随着宫殿变成村庄，国家的崩溃大大降低了这些差异，这就是我在第9章中讨论的暴力解决措施。尽管古代与古典时期的希腊城邦文化（大约公元前800—前300年）取得了高得多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要比罗马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高），根植于大规模军事动员的制度限制了不平等。然而，就像欧洲的其他地方，罗马时期也同样是一个区域不平等大大上升的时代。 ^[1]

暂且不谈巴尔干地区的南部，这里依然是在拜占庭的控制之下（有时是不稳定的），所有受到罗马统治的欧洲其他地区经历了一次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严重压缩，这一过程开始于公元5世纪的下半叶，即罗马政权分裂的时候。就像我在第9章中表明的，这种经济平等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衰败的结果，这是一个大规模的暴力性冲击，并且被从6—8世纪在西欧发生的，提高了劳动相对于土地价值的第一次鼠疫大流行进一步强化了。我们需要考虑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当大变化：矫正效应可能在后罗马帝国时期的英国最为彻底，早期的机构和基础设施大体上都被一扫而空，不平等可能在更封闭的地区表现得更有弹性，例如在西哥特人统治下的伊比利亚半岛。即使是这样，广泛的精英利益交换网络、城市化、财政结构和跨区域财富持有的瓦解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过程。 ^[2]

试图对这次大压缩进行量化似乎是不明智的：为罗马帝国估计基尼系数很困难，为6—8世纪的罗马帝国估计基尼系数可能是更困难的。注意到以下两个下行压力的同时发生就足够了：降低了不平等范围的人均剩余的缩小，以及国家和精英的榨取能力的逐渐变小。即使是拜占庭统治下的希腊也受到了可以缓解暴力性动乱的严重影响。有一段时间，作为那个时代欧洲城市化的最东端的君士坦丁堡，可能是帝国的不平等的最后残存的堡垒，但即使这个受到很好保护的中心也经历了一段严重衰退的时期。 ^[3]

欧洲经济和国家组织开始在不同时期复苏。加洛林王朝在8世纪的扩张可以被视为一段不平等复活的时期，也许穆斯林对西班牙的征服也如此。在英国，在埃赛克斯伯爵的领导和强大且富有的贵族形成的条件下，后罗马时代的低谷让位给国家的形成。拜占庭这样一个权贵主导的社会，在9世纪和10世纪重新掌握了对巴尔干地区的控制。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普遍变得衰弱的贵族重新开始聚集力量。考虑到相当大的地理差异，9世纪以来，封建主义的日益突出使得精英阶层在更大程度上控制了农业劳动力及其剩余，这是一个与民间和宗教领袖之间正在进行的土地集中同时发生的过程。大约1000—1300年以来，欧洲随之经历了一个持续的经济和人口增长的阶段。更多人口、更多更大的城市、更多商业和更优良的精英阶层，所有这些都提高了经济不平等程度。

在整个这一时期，英国的不平等程度也上升了。虽然1086年的《土地赋税调查书》表明，大多数农民家庭拥有足够的土地，从他们自己的地块就可以获得超过维持生存水平的收入，但1279—1280年的《百户区卷档》发现，他们后代中的大多数只能寄希望于通过为其他人提供收割工作获得工资收入，补充他们的农业生产，使得自己收支相抵。模拟模型显示，单凭人口增长不足以产生这一结果：不平等的上升是由人口数量上升的交互效应驱动的；这种土地转移政策的放松鼓励了小土地所有者在遇到危机的时候，把土地卖给状况好一些的人，以购买食品、种子、牲畜，或者偿还债务；可分割遗产带来的效应是打破了财产的持有规则，并且促进了更多的压力环境下的出售。一些农民变得完全没有任何土地，这更进一步提高了资产不平等。此外，即便这些人的地产规模在缩小，英国的地租在11—14世纪早期之间却大大增加了。在同一时期的法国，即9—14世纪早期之间，典型的地块大小从大约10公顷下降到常常少于3公顷。 ^[4]

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程度也受到了上层社会收入和财富集中的驱动。1200年的英格兰，有160位富豪（男爵）的平均收入达到200镑，但是到1300年，这一群体已经扩大到200人，平均收入为680镑，扣除物价因素也有原来的两倍。作为一个不平等程度强化的典型时期，最大的财富增长得最多：在1200年，最富有的男爵，切斯特的罗杰德莱西用掉了800镑（也许是所有同级别群体平均年收入的4倍），然而到1300年，康沃尔伯爵埃德蒙得到3800镑，扣除物价因素后几乎有其三倍之多，等价于这时期所有同级别群体人均收入的5.5倍。英国精英阶层的中间等级增长得更为显著，束带骑士的数量在大体相等的收入门槛上，从1200年的大约1000人上升到1300年的3000人。军队报酬的不平等能够通过骑士阶层相对于步兵的收入比率来追踪，这一数字从1165年的8∶1上升到1215年的12∶1，再到1300年的12∶1~24∶1。并非巧合的是，在14世纪的早期，法国葡萄酒的进口也达到顶峰。同一时间，精英的收入在实际水平上也上升了，那些普通人的收入则下降了。人口增长和商业化的交互效应很可能在欧洲的其他地方也产生了相似的结果。 ^[5]

在1347年暴发黑死病的前夜，欧洲整体上要比罗马帝国时期以来更为发达和更不平等。我们只能猜测这两个顶峰的对比。我怀疑甚至到14世纪早期，整体的不平等可能已经下降到比大约1000年之前的水平低一些。在中世纪欧洲，没有能和罗马帝国后期贵族相媲美的人物了，他们在整个地中海西部及其腹地拥有资产，并从庞大的帝国财政中汲取资源。只有拜占庭帝国可能遭遇过比成熟的罗马帝国更高的榨取率，但是它主要位于严格意义上的欧洲之外。一项对1290年左右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收入基尼系数的孤立估计，其不平等程度用人均产出的可比水平表示，要比2世纪的罗马帝国的水平稍微低一些。最终，罗马帝国和中世纪中叶之前对不平等的更有意义的对比可能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在这里，重要的是中世纪中叶收入和财富的整体不平等，这是一个我们没有理由质疑的趋势。14世纪第一个10年巴黎和伦敦高水平财富集中（基尼系数达到0.79或者可能更高）的税收记录仅仅记载了那段时间的长期性商业革命靠近终点的情况。 ^[6]

当瘟疫在1347年袭击欧洲和中东的时候，所有这些都改变了。几代人以来，一波又一波的瘟疫蔓延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类。到1400年，超过1/4的欧洲人口被认为已经死去——也许在意大利是1/3，在英格兰是接近一半。劳动力变得稀缺了：到15世纪中叶，在这个区域，非熟练的城市工人的实际工资大体提高了一倍，但是熟练的手工艺人提高得少一些。即使地租下降和精英阶层财富缩减，英国的农业工资的实际值也翻番了。从英格兰到埃及的平民享受到更好的食物，并且身体长得更高了。如同我在第10章所指出的，意大利城市的税收记录展现出财富不平等的戏剧性下降，本地或者区域的基尼系数下降了超过10个点，上层社会的财富比重下降了1/3或者更多。几百年的不平等化过程被人类经历过的最为严重的一个冲击化解了。 ^[7]

攀登新的高峰

瘟疫在15世纪末消退之后，欧洲的人口开始复苏。经济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不平等也是如此。欧洲财政–军事国家的形成、海外殖民帝国的创立，以及史无前例的全球贸易扩张促进了制度变迁和新的交易网络产生。尽管商业性和朝贡性的交易一直都是并存着的，但随着附庸国的商业化转变以及对商业收益的依赖性越来越高，前一种交易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一个更为统一的世界系统的增长得到新世界中金银的开采和跨大陆贸易调动的财富支持，并且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当欧洲变成世界性交易网络中心的时候，发展带给商业精英更多的力量，并且把农村大多数人拉进了对他们的土地依附带来压力的市场活动之中。获得进贡的精英阶层演变成商业和企业化的地主，同时商人与政府之间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通过圈地、税收、债务和持有土地的商业化，农民被逐渐从土地中剥离了。根植于对政治权力的掠夺性应用的传统致富方式与这些以市场为基础的现代化过程一起持续存在：更强大的国家提供了通向富裕的有吸引力的路径。所有这些都对财富不平等施加了上行压力。 ^[8]

中世纪后期，现代欧洲在物质不平等的历史研究中占有特别的位置。财富分配（然而还不是收入）的量化证据首次变得可用了，使得我们能够充分地追踪长时间的变化，并且在不同区域之间比较发展的成果。这些数据主要来自可征税财产的本地记录，并且得到了有关地主和工人收入信息的补充。接下来，我将同时使用财富分配和收入的信息。一般来说，系统分析这一时期的两个指标是不可能的：研究前现代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学者在选择的时候，可能要比现代经济学家选择的更折中。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前工业化社会，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趋势基本不太可能向不同方向移动。 ^[9]

尽管这些数据集并不意味着关于不平等的真实全国统计数据，但它们把我们对于财富集中的结构和演化的理解置于一个比以前更坚实的基础上。由于它们的内在凝聚力和时间上的一致性，一些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的数据可能对这些变化的总体轮廓来说是更为可靠的向导（相对于从不同来源的，即使是19世纪的资料来重构全国趋势的现代尝试而言）。几个西欧和南欧社会得到的证据表明，资源在大城市中要比在较小的城镇或者乡村中分布得更不均衡，不平等程度在黑死病结束之后通常都上升了，这种上升发生在多种经济条件的作用之下。

更细致的劳动分工，技能和收入的差异化，精英家庭和商业资本的空间集中，以及更贫穷的移民的流入总是推高了城市的不平等程度。根据1427年的佛罗伦萨王国人口统计，财富不平等与城市化的规模是正相关的。都城佛罗伦萨有着一个达到0.79的财富分布的基尼系数——如果把没有记载的无财产穷人包括在内，也许接近0.85。较小城市的基尼系数相对较低（0.71~0.75），农业平原的还要低一些（0.63），最贫穷的地区（丘陵和山区）的最低（0.52~0.53）。最高等级人群的收入相应发生类似的变化，从佛罗伦萨最高5%收入人群所占的67%的比重，下降到山区同类人的36%的比重。另一个意大利税收登记数据中出现了大体相同的情况。15—18世纪，托斯卡纳地区的阿雷佐、普拉托和圣吉米尼亚诺这些城市报告的财富集中程度一直比相邻的农村地区高一些。在皮德蒙特也能观察到同样的模式，虽然程度轻一些。 ^[10]

在中世纪后期和现代西欧早期的主要城市中，基尼系数至少达到0.75的较高财富不平等程度是一个标准特征。奥格斯堡是当时德国领先的经济中心之一，提供了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从与瘟疫相关的矫正作用下复苏之后，城市财富基尼系数从1498年的0.66上升到1604年超常规的0.89。很难想象出一个更为两极分化的社区：很少比例的居民拥有了几乎所有的资产，另外1/3~2/3的人根本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将会在第11章详细讨论这一案例。在荷兰，大城市同样有着类似的高水平财富集中（基尼系数在0.8~0.9之间），小城镇则落在后面（0.5~0.65）。阿姆斯特丹的城市收入不平等程度也是非常高的，其相应的基尼系数在1742年达到0.69。1524—1525年的英国税收记录反映出的城市财富基尼系数通常都高于0.6，也可能高达0.82~0.85，要比农村的0.54~0.62高出不少。在个人财产的遗嘱清单里，资产的分布同样与住房的规模相关。1500—1800年之间，在这些区域的某些地方，城市化比率保持了稳定，最为显著的是在意大利以及伊比利亚半岛，但是在英格兰和荷兰，城市化比率有了显著的增长，由此提高了整体不平等水平。 ^[11]

从15世纪时由黑死病带来的矫正效应的低点开始，在我们有数据的几乎欧洲所有地区，不平等程度都上升了。荷兰在这方面提供了最详细的信息。作为一个早熟的，几乎确定有着当时全世界最高人均GDP的发达经济体，它证明了商业和城市发展的不均衡效应。在17世纪晚期，城市人口比例达到40%，同时只有1/3的人口从事农业。大城市为出口市场进行制造和加工。脆弱的贵族阶级已经被享有免受专制掠夺的自由商业精英超越。由于资本集中在城市，以及许多地主居住在城市，城市变得高度不平等了。在1742年的阿姆斯特丹，几乎所有收入的2/3来自资本投资和创业活动。作为对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的转移和压低了实际工资的国外劳动力流入的反应，荷兰的资本收入的比例从1500年的44%上升到1650年的59%。 ^[12]

荷兰公民中的一小部分人，即使在城市贫民队伍不断扩张的情况下，依然获得了新创造财富的不成比例的很大份额，经济发展和城市增长带来的是长期上升的不平等程度。在莱顿市已报告财富的最长可得时间序列中，顶层1%群体占有的财富比例从1498年的21%上升到1623年的33%、1675年的42%和1722年的59%。在同一时期，资产总额没有达到最低税收门槛标准的家庭比例从76%上升到92%。相关度最高的信息来自记录了荷兰不同区域房屋年度租金值的税收登记表，这是总资产不平等水平的一个更为间接和不完美的代理变量，考虑到富人如果变得更富有，他们在住房上花费的收入比例会逐渐变小，这就可能会带来对不平等水平的低估。荷兰大部分地方的加权值显示出一种持续的上升，从1514年的0.5到1561年的0.56，18世纪40年代的0.61或者0.63，以及1801年的0.63。在1561—1732年间，租金的基尼系数在所有地方都上升了，在城市中从0.52上升到0.59，在乡村中从0.35升到0.38。对15个荷兰城镇资料的最新标准化调查显示出一个从16世纪—19世纪后期总体上升的趋势。 ^[13]

经济进步仅仅为这一现象提供了部分解释。有时即使在经济增长停滞的时候，财富集中还保持上升。只有在北方低地国家中，不平等的上升趋势与经济增长是一致的，而在南方低地国家中，这两个变量之间根本没有系统性关系。经济发展的不同路径并没有影响不平等上升的共同趋势。不同的税收体系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尽管南方对累退的消费税的强烈重视本应该产生不平等的后果，然而荷兰共和国对北方的税收实际上是累进的，关注的重点是奢侈品和不动产。可是，不平等还是在整个区域逐渐扩大。

这并不奇怪：在更有活力的北方，不断拉大的工资差距成为全球贸易和城市化的不平等力量的一部分，它至少部分根植于社会政治的权力关系。在1580—1789年间的阿姆斯特丹，高级行政官员、教士、校长以及兼任医生的理发师的工资上升得更快——以5~10的倍数，相对于木匠获得的工资而言，后者仅仅翻了一番。对于一些职业，例如外科医生，这可能反映了赋予他们的技能更大的重要性，尽管这一时期工人的技能溢价并没有普遍上升。此外，对政府官员和例如校长这样相关的“知识性工人”慷慨加薪，很可能最初是由一种人的欲望驱动的，这种人紧跟这些人，在同一个资产阶级阶层，并且从增长的资本收入中获益。因此，商业资本的收入对特定的社会特权群体而言，可能对工资有一种明显的冲击效应。精英阶层的寻租行为对于收入分配有一种极化效应。 ^[14]

在佛罗伦萨境内，财产登记记载表明，财富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从15世纪中叶0.5的低点增长到1700年左右的0.74。在阿雷佐市，它从1390年的0.48上升到1792年的0.83，在普拉托从0.58（1546年）增长到0.83（1763年）。这一集中趋势最主要是由最高层人群的财富比重增长驱动的：在15世纪晚期或16世纪早期—18世纪早期之间，佛罗伦萨境内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的已知资产的比重从6.8%上升到17.5%，在阿雷佐是从8.9%变成26.4%，普拉托则是从8.1%上升为23.3%。从皮德蒙特地区的各种登记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趋势，在一些城市，财富的基尼系数的增加可以达到27个点，一些农村社区也达到相似的规模。在那不勒斯王国的阿普利亚区，最富有的5%群体的财富比例从1600年前后的48%增长到1750年的61%。在皮埃蒙特和佛罗伦萨，财富最少达到本地中位数值10倍的家庭比例从15世纪后期的3%~5%上升到10%~14%（三个世纪后）：随着更多家庭脱离中位数水平，两极分化加剧了。 ^[15]

荷兰的情况与其有所不同，这种变化大多发生在17世纪经济停滞甚至更长期的缺乏城市化进展的环境当中。主要源于三方面因素：从黑死病的消耗中恢复的人口；对农业生产者的逐步征用和无产阶级化；军事财政国家的形成。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劳动力的供给增加压低了其相对于土地和其他资本的价值。精英阶层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土地，我们在荷兰和法国也见证了这一过程。此外，具有自治社区的传统，以及公民与共和主义强大观念的城邦被纳入征收更重税收的更大和更多强制的国家。在皮德蒙特和南部低地国家，公共债务把资源从工人引导到了富有的债权人那里。 ^[16]

这些案例研究强调了不平等机制的长期持续性。至少可以回溯到古巴比伦时期，集约型的经济增长、商业化和城市化已经提高了不平等水平。罗马帝国时期和中世纪的鼎盛时期同样也是如此。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富裕的资本所有者对土地的占有，通过财政攫取维持的精英阶层的富裕，以及其他政府活动有着更长的历史，可以回溯到苏美尔人时期。现代社会早期的收入和财富集中仅仅在方式和规模上有所差异：与更传统的寻租策略一起，精英阶层现在可能从购买公债中获益，而不是直接窃取或者勒索资源，全球贸易网络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投资机遇，城市化水平空前。然而在本质上，不平等的主要方式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在由暴力性冲击导致的一次短暂中断之后，再一次强有力地证明了自己。

这些行之有效、公认的不平等因子的有效补充，对解释大范围的经济和制度条件下得到的相似结果大有裨益（图3.2）。在荷兰共和国，由于全球贸易、经济增长和城市化，不平等程度得以提高，然而财政压力看起来是皮德蒙特和托斯卡纳的农村无产阶级化的最关键因素，它们在南方低地国家都发挥着作用。在英格兰，即这一时期北方低地国家之外的最有活力的经济体，商业化和城市扩张提高了财富差距：诺丁汉的财富基尼系数从1473年的0.64上升到1524年的0.78，同时在一个个人财产遗嘱清单的调查中，基尼系数从16世纪上半叶的0.48~0.52（在接下来的80年里）上升到0.53~0.66。在这些记录的9个样本中，最富有的5%群体的财富，在这一时期开始的时候占所有资产的13%~25%，后来则占到24%~35%。 ^[17]

西班牙的经济环境有着显著的差异，它经历了乡村化——从畜牧业到农业的转型，以及低工资。在经济停滞甚至紧缩的背景下，名义人均GDP与名义工资之比从15世纪20年代—18世纪末一直在稳定上升，反映出伴随着实际工资下降的一种持续进行的不平等的劳动力贬值，这也是我们在很多欧洲国家观察到的现象。另一种不平等指标，即地租与工资之比，在这一时期有更大的波动，同样，1800年的要比400年前的高得多（图3.3）。这些发现与在马德里省得到的观察十分相符，从税收记录中重建的财富不平等在1500—1840年间上升了，不过是以一种非连续的方式进行的。 ^[18]

在16世纪初的法国乡村，人口复苏和不断增长的庄园的双重压力，使得介于更大的土地所有者和由于农场太小而不能养活自己的小佃农之间的中等大小的本地社群空心化了，迫使后者变成了雇佣劳动力。目前，葡萄牙是唯一一个已知的例外。根据税务记录，大约在1565—1700年间，在一个经济发展和城市化陷入停滞，以及被海外帝国的殖民弱化的环境中，整体的收入不平等下降了。这一时期的技能溢价大体上维持稳定，而地租与工资之间的比率在18世纪70年代获得部分恢复之前，在整个17世纪都在下降。更进一步的观察发现，收入不平等的温和下降大多发生在小城镇和农村社区，城市的不平等在长期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19]

如果没有暴力压制，不平等水平可能因为本地经济和制度条件决定的各种因素而上升，但它（几乎）一直上升。无论好坏，为这一时期设计出国家收入基尼系数的现代尝试，大体上与更为本地化的经验数据集合所反映的趋势是一致的。荷兰的整体收入不平等，在1808年的拿破仑战争期间回落到0.57之前，已经从1561年的0.56上升到1732年的0.61。考虑到基本原理计算的不稳定基础，这些数字应被视为相当高的和稳定的不平等水平的一种象征。英格兰和威尔士相应的基尼系数从1688年的0.45（比0.37的公认中世纪峰值高出不少）上升到1739年的0.46和1801年的0.52。在1788年的法国，基尼系数同样高达大约0.56。所有这些数值都要比罗马和拜占庭帝国的数值要高，人均产出也是如此：大体上是荷兰最低生活标准的4~6倍，英格兰和威尔士的5~7倍，法国的4倍，大约相当于罗马、拜占庭和中世纪英格兰基本最低生活标准的2倍。然而，如同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这样的经济发展并不是通向更高不平等的唯一路径：在维持最低生活收入的2.5倍的水平上，1752年的旧卡斯蒂利亚并没有值得夸耀的、比古罗马多得多的人均剩余，但有着很高的收入不平等水平（0.53），这反映了强烈的社会和政治不平等化力量的影响。 ^[20]

在所有能够大体估计出这些数值的例子中，有效榨取率（给定人均GDP水平上最大可行不平等的实现比例）在16—19世纪初期或者保持水平，或者上升。黑死病减弱之后的3个世纪，在西欧和南欧那些有着更好资料的地方，收入不平等已经在名义上（以总基尼系数表示）第一次达到超越之前的罗马帝国时期的水平。用对人均GDP比较敏感的有效生存需求进行调整之后，它们大体上与那些生活在古典时代和中世纪中叶的人群接近。毫无例外，1800年的城市工人实际工资要比在15世纪后期的水平低一些，同时，尽管经过高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差异化生活成本指标调整的“真实”不平等水平要比名义上的测度波动性更大，总体趋势同样是向上的。 ^[21]

欧洲之外

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如何？来自奥斯曼帝国、在安纳托利亚的4个城市的遗嘱清单记录了全部的资产，包括所有不动产和个人财产，例如现金、贷款和借款，揭示了1500—1840年间财富不平等的演进。在欧洲，平均财富和不平等水平与城市的规模是呈正相关的。在三个有全面数据的城市中，资产集中的基尼系数在1820年和1840年要比这些序列开始的时候更高，从16世纪早期—18世纪早期一直在变动。这同样基本适用于最高收入者的财富份额。农村遗嘱清单的总基尼系数从16世纪第一个10年的0.54上升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0.66，这是一个可能与农业的商业化，以及以不断下降的政府对土地的控制和不断扩张的私有化为特征的，与不断变化的产权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增长。财富不平等中所能观察到的增长也与奥斯曼帝国其他地方实际工资不断下降的证据是一致的。因此，爱琴海东部地区的不平等趋势与西欧和南欧的情况是非常相近的。 ^[22]

在继续讨论从“漫长的19世纪”一直到“一战”的这段时间之前，我们有必要问一下，在全球其他地区，与图1.1类似的对几千年不平等轮廓的重构是否可行。目前，答案基本上是否定的。我们可以猜测，但不能为此提供恰当的证明，即中国收入和财富集中的波动与所谓的它的“王朝更迭”形成映射。就像我在之前的章节中试图展现的，人们有理由相信在汉朝的长期统治之下，不平等程度上升了，而且它可能在公元2世纪和3世纪早期的东汉后期达到顶点，就像罗马的不平等程度可能在公元4世纪和5世纪早期的完整统一帝国的最后阶段达到巅峰一样。从4世纪早期—6世纪后期，延长的“分裂期”很可能见证了一定程度的压缩，特别是在这一区域北部，大量短暂的外国征服者政权和后来经历了大规模动员战争、雄心勃勃的土地分配、计划复兴的王朝之间的第一次激烈争夺。 ^[23]

如同第9章所描述的，在6—9世纪的唐朝统治之下，一直到其精英阶层解体的最后阶段、基本上被消灭之前，收入和财富注定都获得了增长且变得更为集中了。宋朝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商业化和城市化可能产生了与现代欧洲早期一些地方所观察到的类似的不平等结果，在后来的南宋时期，大地主是强大的。随着经济衰落、瘟疫、入侵和掠夺性统治都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元朝时期的趋势更难确定。在明朝统治下，不平等程度再次上升了，尽管用国际标准来看是有益的，其总水平在清朝末期之前并不是特别高。除了18世纪的莫卧儿帝国和200年后在英国控制下的高度不平等进一步证实了大规模掠夺性帝国或者殖民统治的不平等效应之外，这里关于南亚可以说的就更少了。 ^[24]

对于过去600年的大部分时间，新世界的不平等趋势只能以一种高度写意的方式进行简述。15世纪时，随着进贡的流动距离越来越远，以及强大的精英积累了越来越多的世袭资产，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形成很可能将经济差距扩大到新的水平。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期间，抗衡性的力量发挥着作用：少数征服者精英完成的西班牙扩张和掠夺性殖民统治可能维持，甚或提高了现有的财富集中水平。我在第11章描述的新的“旧世界”传染病的到来导致的灾难性人口损耗，使得劳动力变得稀缺，甚至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推高了实际工资。即便如此，在这些传染病消退之后，人口得以恢复，土地和劳动力比率下降，城市化水平提高，殖民统治得到了全面巩固；到18世纪，拉丁美洲的不平等水平也许和从前一样高了。19世纪初的革命和独立可能产生了平等化效应，直到该世纪下半叶的商品繁荣把不平等推向了更高的水平，这是一个一直延续到20世纪后期，只有间歇停顿的收入集中过程（图3.4）。 ^[25]

漫长的19世纪

这把我们带到19世纪现代经济增长的开始阶段。从当地数据集到国家收入和财富分配估计的一致性转换带来了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仅仅是这个原因，工业化是否令英国不平等的问题恶化就已经被证明是非常难以应对的了。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事情就是，1700年—20世纪早期，私人财富集中得到了稳定的强化，在此期间，实际人均GDP变成了之前的三倍多。因此，最富有的1%群体拥有的财富比例从1700年的39%上升到20世纪早期的69%。到1873年，土地所有权的集中系数已经上升到0.94，实际上这一类型的不平等不可能进一步增长了。关于收入分配的情况并不是那么清晰。来自纳税申报表和各种社会信息表格，以及地租与工资比率的证据相当明确地指出，收入不平等在18世纪中叶—19世纪初出现了增长。此外，尽管从房产税数据和报告的工资得到的住房不平等的信息已经表明，在19世纪的上半叶，收入在继续变得更为不平等，但是关于这一特殊资料能够承受多少压力依然是存在争议的。 ^[26]

关于不平等的各种指标在19世纪上半叶或者前2/3的时间里上升，随后直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都在下降的较早观念更为准确，从而产生了一个平缓的倒U形曲线，这就与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提出的观点是一致的——在转型社会中，经济现代化首先提升然后降低不平等水平。工资分散度在1815—1851年间上升，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顶峰，接着一直下降到1911年的观察结果，可能是不同行业的基础数据的假象，显示出相互矛盾的趋势。类似地，从房产税数据中构建的住房不平等程度的测度指出，对有人居住的房子，基尼系数在1830年和1871年分别是0.61和0.67，对于私人住宅，则从1874年的0.63下降到1911年的0.55，我们不能轻易地仅凭表面就信以为真。收入份额的清单也没有太大用处。修订后的社会统计表格显示出一种长期的、相当稳定的程度，英格兰和威尔士在1801及1803年的国民收入基尼系数是0.52，1867年是0.48，整个英国在1913年是0.48。精确性是很重要的：尽管我们不能确定在19世纪，英格兰或者英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是否大体保持不变。 ^[27]

意大利的结果也同样不能确定。近来关于意大利收入不平等的研究提供了许多不同的指标，都指出了1871年至“一战”（及以后）之间不平等程度的基本稳定性，这与较早的关于家庭总预算的调查结果形成对比，后者显示1881年和战争期间不平等水平逐渐下降，这是一个由工业化导致的不平等效应被向西半球的大规模移民抵消的时期。国民收入数据对法国来说是不可得的。在巴黎，以顶层1%群体的资产在其个人财富总量中的占比来衡量的财富集中度，从1807—1867年间的50%~55%上升到1913年的72%，这个比例在顶层0.1%群体中上升得更为猛烈，从15%~23%上升到43%。在整个国家，精英的财富比例更为稳定地从1807年的43%（顶层1%群体）和16%（顶层0.1%群体）分别增长到1913年的55%和26%。西班牙的收入不平等也在19世纪60年代到“一战”期间一直上升。 ^[28]

这一时期的德国的数据也不存在。在普鲁士，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从1874年的13%或者15%上升到1891年的17%或18%。在1891—1913年之间的净趋势是平稳的，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在这些年当中大体上保持不变，它们以一种顺周期的形式变动，与经济增长一起上升。最详细的普鲁士收入基尼系数调查追踪到了从1822年一直上升到1906年的顶峰的一条路径，然后一直到1912年出现一个小幅下降，再到1914年出现部分恢复。由于“一战”的爆发在那个时点截断了不平等的“和平”演化，我们无法分辨这一简短的下降仅仅是暂时的中断，还是已经变成了一个长期的转折点。在荷兰，19世纪是经历几个世纪的不平等程度上升之后的一段巩固期。不平等还没有完全走完其发展历程：在1808—1875年间，在10个省中，可租赁房屋价值分布的基尼系数8个有所上升，高收入群体中的不平等增长从1742年延续到1880年，再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的早期。然而，在同一时间，实际工资回升，技能溢价下降。国民收入分布的基尼系数似乎在1800年和1914年是相似的，这就意味着不平等大体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保持稳定了。 ^[29]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提供了这一时期相对丰富但有时令人费解的信息。1870年在丹麦的一次评估估计顶层1%收入群体中的已婚夫妇和单身成人的收入份额为19.4%。这些报告在1903年被重新恢复的时候，这一份额达到16.2%，到1908年达到16.5%，伴随着也能在其他中立国家中观察到的由“一战”中的牟取暴利诱发的短暂的暴力潮。尽管1870—1903年间隐含的不平等程度降低并不是剧烈的，但我们必须怀疑早期资料的可靠性。 ^[30]

类似的保留意见适用于有关1789年发生的一次性税收的记录，这一记录被用来表明收入基尼系数达到0.6~0.7，这一数值意味着不平等程度接近，甚至等于理论上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这些担忧使人们很难想象，18世纪末—20世纪初收入不平等在持续衰减。相比之下，关于18世纪末大地主的统治性地位的报道，为那些指出从1789—1908年，在丹麦社会中最富有的10%群体中存在显著的财富分散的计算提供了可信度。 ^[31]

挪威和瑞典的发展同样提出了关于记录质量的问题。在挪威，顶层1%收入群体的财富比重，从计算得到的1789年的较高水平处下降，在1868—1930年之间稳定维持在36%~38%。1875—1906年，顶层1%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在18%~21%的一个较小范围内变动得非常少，但是到1910—1913年，突然下落到大约11%。这很难解释，1908年和1909年的衰退是否足以说明这一分化还不清楚。如果这种下落是真实的，而不仅仅是证据的假象，它就表明存在某种冲击驱动的矫正事件。瑞典的趋势与挪威的类似，顶层1%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从1903年的27%下降到1907—1912年的20%~21%。然而，1870—1914年，工资不平等程度上升了，同时与丹麦和挪威不同，财富集中程度在1800—1910年间略微增加了。 ^[32]

在后来变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那些地区，不平等可能持续增长了250年的时间，仅有一些很短暂的停顿（图3.5）。殖民地时期的趋势没有得到很好的记录：即使是这样，可能奴隶制的扩张还是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提高了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伴随着战争毁灭了资本、军事服务，伤亡、逃跑的奴隶减少了劳动力供给，海外贸易受到破坏，以及城市精英不成比例地受到这些混乱局面的沉重打击，独立战争及其直接后果（给不平等）带来了暂时性的压制效果。富裕的效忠者逝去了，其他人最后一贫如洗，同时，城乡工资，白领与非技能城市工人之间的差距缩小了。1800—1860年，劳动力的快速增长，有利于工业和城市的技术进步以及金融机构的改善，使贫富差距扩大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到1860年底，全国收入基尼系数从1774年的0.44和1850年的0.49上升到0.51，同时这“1%”，从1774年的8.5%和1850年的9.2%增加到获得10%的总收入，蓄奴州通常记载了更高的不平等水平。最富有的美国人手中财产集中的急剧增长和工人之间收入差距的大规模上升都有助于这一发展：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的财富比例从1774年的14%变成了1860年的32%，是原来的两倍多，收入的基尼系数从0.39暴涨到0.47。 ^[33]

我在第6章中会更为详细地描述，内战使得南方的财富趋于平衡，但进一步加剧了北方的不平等，这两种相互抵消的区域性趋势使得国家层面的测度大体不变。不平等随后延续到20世纪初：顶层1%收入群体的收入比例从1870年的大约10%变成了1913年的大约18%，几乎翻了一番，同时技能溢价也上升了。城市化、工业化和低技能工人的大规模移民是这一趋势产生的原因。最高收入群体财富比例的一整套指标同样表明了从1640年到1890年，甚至再到1930年的持续性上升。以一种测度为例，1810—1910年间，顶层的1%美国家庭持有的所有资产的比例几乎增长了一倍，从25%上升到46%。财富集中在最顶层是最明显的：在1790年，美国所公开的最大的财富已经等于平均年度工人工资的25000倍，在1912年，约翰·洛克菲勒身价为这一等价工资的260万倍，相当于增加了两个数量级。 ^[34]

我前面已经提到了直到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拉丁美洲经济中存在着不平等的长期性增长。当商品出口使区域精英富裕时，收入集中程度飙升了：对南锥体各国——阿根廷、巴西、智利和乌拉圭的一项估计认为，总体的收入基尼系数从1870年的0.575增长到1920年的0.653，另一项分析得出更强烈的上升趋势，即使经过了人口加权，还是从1870年的0.296变成了1929年的0.475。尽管这些数据很不确定，这一趋势的总体方向似乎是足够清晰的。日本是一个更为奇特的例子。德川时代的技能溢价好像下降了，当日本与世隔绝的情形在19世纪50年代结束时，不平等水平是相当低的。商业精英以前不能通过国际贸易来确保其收益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此外，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非农部门在闭关锁国期间的扩张，税收是基于产出的固定假设来设定的事实阻止了拥有大片土地的“300位世袭贵族”获取不断扩大的农业剩余，这就导致他们在总收益中的份额下降。日本对全球经济的开放以及随后的工业化推动不平等达到更高的水平。 ^[35]

总而言之，对一个以当前标准来看产生了常常是有限质量和一致性的只有相对较少数据量的时期来说，直到两次世界大战前的这个世纪的国家发展趋势就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清晰。对于一段一直延续到1914年的时期，时间范围取决于各国的可得证据，可以从几十年到一个多世纪，不平等程度主要是上升或者维持不变的。尽管财富的集中实际上大量增加到此前没有的高度，但是在英格兰，收入不平等程度在19世纪早期已经如此之高以至不能再高。虽然在另一个发展较早的不平等国家荷兰（也许还有意大利）较为稳定，然而财富或者收入的差异在法国、西班牙、德国的大部分地区、美国，以及已经得到充分描述的这些拉丁美洲国家和日本都上升了。基于对记录的保守解读，除了19世纪富裕人群中一定程度的财富集中和一些突然发生在“一战”爆发前几年的没有得到较好解释的最高收入群体收入比例下降之外，北欧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似乎保持着相当稳定的不平等水平。18世纪末、19世纪初至“一战”期间，在我们掌握数据的8个国家中，6个国家的顶层1%收入群体的财富比例上升了：英国、法国、荷兰、瑞典、芬兰和美国。

同时，对不平等收缩情况的较好记录是罕见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美国、法国和拉丁美洲发生的革命带来了温和平等化冲击之后，美国内战是唯一已知的对一个区域的财富集中产生影响的事件。除了这种具有不变的暴力性矫正效应的零星现象外，不平等大多或者维持在高水平，或者进一步扩大了。大体而言，不管这些国家较早实现工业化还是较晚，甚至完全没有，也不管土地稀缺还是丰富，以及政治系统如何配置，这都是正确的。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商品和资本流动日益全球化，以及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加上一个世纪以来的不寻常的和平条件，创造出一个保护私有财产并使资本投资者受益的环境。在欧洲，这使得开始于中世纪末期黑死病消除后的长期不平等向上摆动，并且持续了4个多世纪。世界其他地方可能已经经历了不那么长的不平等化阶段，但是正在进行稳步地追赶。 ^[36]

在第14章的结尾，我得出关于这个世界是否将进入一个收入和财富更为极端分配的不均衡时代的可能答案。但是，这当然不是已经发生的情况。在1914年6月28日上午11点前不久，一个19岁的波斯尼亚塞族人开枪打死了奥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和他的妻子索菲，当时他们乘坐的敞篷轿车正行驶在萨拉热窝街头。当问到他受的伤有多严重的时候，垂死的王储越来越微弱地回应“这没有什么”。他完全搞错了。

36年后，1亿多人死于暴力，欧洲和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多次遭到破坏。在1914—1945年（或者记录中的最近一年）间，这“1%”的收入份额在日本收缩了2/3；在法国、丹麦和瑞典，也许还有英国，收缩了超过一半；在芬兰是一半；在德国、荷兰和美国超过了1/3。不平等也在俄国和其原帝国范围内的其他地方、中国大陆、韩国等地崩溃了。精英阶层手中的财富集中，尽管在革命的环境之外更富有弹性且因此减弱得更慢，还是遵循了同一模式。在西欧，资本存量与年度GDP的比率在1910—1950年间下坠了大约2/3，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可能接近1/2，这是一个极大降低了富有投资者的经济优势的再平衡过程。暴力性矫正的四个骑士中的两个——大规模动员的战争和变革性的革命已经释放出毁灭性的后果。这是自黑死病以来第一次，在西罗马帝国衰落以来也许无可匹敌的规模上，获得物质资源机会的分配更加平等了，这在全世界大部分地方都是独一无二的。直到这次“大收缩”结束的时候（通常被认为是20世纪70年代或者80年代），实际的不平等水平在发达国家和亚洲人口较多的发展中国家，已经下跌到自几千年前人类过渡到定居生活和食物驯化以来没有过的深度。接下来的章节将会告知其缘由。 ^[37]

第二部分 战争

第4章 全面战争

“战争形势并没有朝着符合日本利益的方向发展”：全面战争意味着全面矫正

日本曾一度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1938年时，其顶层“1%”群体的收入在税前和转移支付前申报的总收入中占19.9%。然而在随后的7年，这个份额下降了2/3，一路降至6.4%。其中，这个顶层群体中最富有的1%群体承担了超过一半的损失：同期，他们的收入份额从9.2%锐减至1.9%，减幅接近4/5（图4.1）。

尽管发生在收入分配方面的这些变化迅速且巨大，但与精英阶层在财富方面遭受的更引人注目的破坏比起来，又逊色不少。就日本规模最大的1%资产而言，其公布的实际价值在1936—1945年间缩减了90%，1936—1949年缩减了近97%。最顶层的0.1%资产损失得更多——实际价值分别缩减了93%和98%以上。以实际价值计算，1949年时一个家族跻身顶层的0.01%家族之列（万里挑一）所需要的财富，若退到1936年，仅够其进入前5%家族之列。股票也严重缩水，以至以前仅仅算得上殷实的财富水平，现在除了极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难以企及的。尽管统计数据的不连续性使得我们很难对日本不平等缩减的总体情况做出精确的估计，但它们确实表明，日本的国民收入基尼系数经历了一次大幅度的下降：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介于0.45~0.65之间，降至1950年代后期的0.3左右；这一下行趋势是确凿无疑的，它强化着这样一种印象：顶层群体的收入和财富份额的大幅缩减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大规模矫正。 ^[1]

就精英阶层的收入而言，日本一下子从一个收入不平等程度堪比1929年股市大崩盘前夕的美国——“顶层1%群体”处于高水位的社会，变成了类似于今天的丹麦的社会，后者从顶层群体的收入份额来看是当世最平等的发达国家。与此同时，精英阶层拥有的大部分财富毁于一旦。但日本人从未有过“向丹麦看齐”的想法。它所做过的仅仅是卷入，或者依据我们的定义来说——发动了“二战”：先是企图控制中国，继而建立起一个西起缅甸，东至密克罗尼西亚环礁，北起阿留申群岛，南至赤道以南所罗门群岛的殖民大帝国。在其鼎盛时期，这个帝国所控制的人口据说与同期的大英帝国大致相当——接近5亿人，或者说约为世界人口的1/5。 ^[2]

为了维持这一耗资巨大的冒险，日本军队的规模从1930年的25万人到1945年夏季时的500万人，增加到20倍。也就是说，不论年龄大小，每7个日本男性中就有一个被征召入伍。到战争结束时，共有250万日本军人战死。战争最后9个月，美国投掷的炸弹为日本带来了致命和毁灭性的打击，共有70万居民丧生。在这种极度恐怖的环境下，两颗原子弹总算是为日本人长期的劳累、苦难与毁灭经历画上了一个句号。在大战中全面失败后，日本被几十万美国军队占领，并被迫实施了旨在扼制其军国主义野心的全方位制度改革。

这些戏剧性的进展，不只为一次超乎寻常的大矫正过程提供了背景，它还是这一过程的唯一原因。全面战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不平等程度下降。并且，正如许多最近出现的研究所言，这一结果绝不仅限于日本。卷入“二战”乃至之前“一战”的其他主要国家，也经历了同样的转变，尽管在程度上并非总是这般极端。它也发生在几个并未卷入战争的邻国身上。大规模动员的战争，是20世纪出现的两大矫正机制之一。另一个矫正机制是能够造成结构性转变的革命：然而，由于这些革命是由世界大战推动的，因而全面战争又是唯一和最终的原因。用我前面提到的那个矫正四骑士的比喻来说，战争和革命堪称一对携手并进的孪生子。

日本为战争驱动型的矫正提供了一个教科书式的案例。因此，接下来我会对这个国家在战争期间及被占领时期的情况做出更为细致的描述，以便辨别出那些共同导致了该国财富损毁和不平等大幅缩减的各式各样的因素。然后，我还会通过简要地考察各国在战时的经历，战争对后续政策制定的影响，以及战争对促进一体化和民主化所产生的间接效应等，从短期和中期的视角对与两次世界大战联系在一起的矫正过程，做出更系统、范围更广泛的评价。在后面的各章中，我要探究的是，由大规模动员的战争带来的矫正在历史上能够被追溯到多远，那些历史上更为普遍的其他类型的战争会造成何种影响，以及最后，内战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将看到，在人类历史上，战争的暴力曾经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对不平等程度施加过影响：唯有那些动员最为广泛的军事活动才可能缩小贫富差距。

日本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向世界开放之后，不平等程度呈不断上升之势。与更早时期的情况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幕府统治结束时，各省的数据表明，按当时的国际标准判断，个人收入方面的不平等程度是比较低的。没有证据显示薪酬不平等在德川时期扩大了，相反倒是有证据表明，16世纪中叶—19世纪中叶，按城市工资计算，技术工人的额外收入呈逐步下降趋势。果真如此的话，那将意味着工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了，精英和普通人之间的差距也是不断缩小的。在这一阶段晚期，地主们发现他们在有关由谁来控制日益增长的剩余的斗争中处于劣势：受制于不变的土地税率，他们的控制能力正在受到商人和农民的挑战。由于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国际贸易额大幅缩减，更普遍意义上的精英阶层也不能通过商业活动获利，而这同样有助于遏制不平等。 ^[3]

这一切都随着日本加入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行列和启动快速的工业化而发生改变。尽管缺少可靠的数据，但学界普遍认为，19世纪中叶之后该国的国民收入基尼系数和上层收入份额都上升了。工业化在1904—1905年的俄日战争之后加速发展。与欧洲之间不断增加的贸易交往带来了出口导向型的增长，即便在价格膨胀导致实际工资缩水的情况下亦是如此。随着“一战”的爆发，从大宗贸易中获取的利润份额上升，收入增长速度也开始高于工资增长速度。相应地，不平等在“一战”期间也开始增加。直到20世纪30年代，财富精英一直都在高歌猛进：地主、股票持有者以及公司执行官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巨大。股权高度集中，且他们因为慷慨的分红而收益颇丰。公司高管往往也是大额股份的持有者，并能够获取很高的薪酬和红利。低税率使他们的收入得到保护，并促进持续的财富积累。 ^[4]

这一安逸的局面在1937年7月因日本入侵中国而突然中止。随着从最初的战事扩展到对地球上人口最多国家的无节制入侵，日本不得不以加速之势将大量资源投入军事方面。随着1940年9月之后逐步占领法属印度支那，以及1941年11月对美国、英国、荷属东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起全面进攻，日本的赌注进一步提高。在太平洋战争的头6个月里，日本军队遍布从夏威夷群岛和阿拉斯加到斯里兰卡和澳大利亚的广袤地区。截至1945年，大约有超过800万的日本男性，即日本1/4的男性人口，曾在军队服役。武器生产在1936—1945年间实际上增长了21倍，政府支出从1937—1941年增长了一倍多，随后的4年又增长一倍。 ^[5]

这一超乎寻常的动员力度对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战争期间，政府管制、通货膨胀以及物质损毁，矫正了收入和财富分配。这三种机制中的第一种是最重要的。国家干预逐步创造了一种徒具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外表的计划经济。最初实施的紧急措施不断扩大并日益制度化。1932年日本军队占领东北后在那里建立的指令性经济，提供了一个样板。1938年春季颁布的《国家全面动员法》赋予了政府要求日本经济服务于战争（它很快就升级成了全面战争）的广泛权力：雇用和解雇决定工作条件、生产、分配、迁移和商品价格，以及解决劳动纠纷的权力。1939年颁布的《限制企业分红和资本流通条例》，对红利增长施加了限制。农业租金和部分价格被冻结，工资和土地价格开始受到管制。1940年公司执行官的红利受到封顶限制，随后一年当局又固定了租金收入。在1937年、1938年、1940年、1942年、1944年以及1945年里，针对个人和企业征收的所得税几乎都有提高。1935—1943年间，最高边际所得税率增加了一倍。政府干预股票和债券市场，以牺牲企业股票和债券为代价发展战争债券，从而导致了更低的收益率。大幅度价格膨胀连同城市和土地租金以及地价的固定化政策一起，导致了债券、存款和地价的下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家征用了所有排水量超过100吨的私人船只，且几乎没有返还：每5艘商用船中的4艘都消失在了战争中。1943年颁布《军需企业法》后，按规定，那些被官方指定为军需企业的公司必须设置直接听命于政府的生产监督官，由其决定设备投资、工作安排和资金分配，利润和分红也由国家确定。从1943年开始，政府强力推进了全面偏向军需的生产：不可信的未来补偿承诺充当了唯一的诱饵。1944年政府权力进一步膨胀，一些贸易被国家化。一项调查列举了1937—1945年间日本政府推出的大约70种不同的经济控制——包括配额、资本控制、工资控制、价格控制和土地租金控制在内的一系列范围广泛的措施。 ^[6]

原本由几个富有家族牢牢控制着的联合大企业财阀体制开始遭到削弱。由于靠富人进行的企业储蓄和投资被证明不能满足战时工业膨胀的资本需要，所以必须从这些传统的封闭小圈子外部筹措资金，日本工业银行也缩减了私人金融组织的市场份额。由于以往企业股票的主要所有者同时也把持着高层管理职位，所以资本化的增加和外部借贷提供了联结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的一个直接纽带，而这会带来财富积累的不利结果。更普遍地说，战争压力催生了这样一种新观念，即公司不应该被股票持有者单独占有，而应该由包括每个成员在内的共同组织所有。这一信条使得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化行为受到鼓励，工人因此被赋予了包括利润分享在内的更多权利。 ^[7]

战时施行的一系列的国家干预，为后来美国占领时期实施的全面土地改革埋下了伏笔。战前，地主（大多数是中等富有者）占有所有土地中的一半，所有农民中的1/3是其承租者。战争期间，农村的贫困已经触发了一些冲突和动荡，但改革的尝试是迟疑不决的。这一局面随着1938年出台《农业调整法案》而发生改变，该法案力图鼓励所有者出售已出租的土地，并允许强制性地购买未开垦的土地。1939年颁布的地租控制令将地租冻结在当时的水平上，并赋予了政府勒令削减地租的权力。1941年的地价控制令将土地价格固定在1939年的水平上，同年颁布的土地控制令使得政府拥有了决定种植何种农作物的权力。1942年的食品控制令，使得政府开始有权决定主要农产品的价格。所有超过个人消费所需的稻米都必须卖给国家，所有超过个人所需的地租都必须转换成短期国库券。在缺乏价格激励的情况下，给予稻米种植者的补贴不断增加，以鼓励其生产。这使得主要生产者的收入与通货膨胀保持同步增长，地主收入遭到侵蚀，此一差别在农村地区产生了可观的矫正效应。实际的农业租金在1941—1945年间减少了4/5，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4.4%降低到1946年的0.3%。各种有关没收、征用土地的倡议曾四处流传，所以地主的状况本来有可能更糟，但这些倡议最终并没有付诸实践。 ^[8]

工人不仅从租金控制、国家补贴以及政府对商业管理不断强化的干预中获益，而且还从政府为保证入伍者和工人身体状况以及减少市民不安定情绪而实施的扩张性福利供给中获益。1938年福利部门一组建起来，便立即成了推进社会政策的主要力量。它启动了部分由国家出资的健康保险计划，同减贫计划一样，这个计划在1941年之后大幅扩张。为抑制消费，政府出台了各种形式的公共补贴计划，同时在1941年破天荒地实施了公共住房计划。 ^[9]

第二种矫正力量，即通货膨胀，在战争过程中不断加速。消费价格在1937—1944年间上升了235%，接着又在1944—1945年的短短一年间跳至360%。这使得即便是在地主的实际收入因租金控制而遭受侵蚀的情况下，债券和股票价值仍然出现了大幅的下跌。 ^[10]

与欧洲战区不同，在日本，第三个矫正力量即资本方面的物质性破坏，直到战争的最后阶段才开始起作用，尽管其航运业很早就遭到了打击。到1945年9月时，该国实物资产总量中的1/4已损耗殆尽。日本损失了80%的商用船舶、25%的建筑、21%的家用器具和私人物品。战争最后一年，仍在生产的工厂数量及其雇佣劳动力的规模，缩减近半。损失程度因行业而异：钢铁业损失甚小，但纺织业中的10%、机器制造业中的25%、化工业中的30%~50%，都停止了生产。这些损失绝大多数都是由空袭造成的。根据1946年的美国战略轰炸研究报告，盟军当时已向日本投掷了160800吨炸弹，尽管比对德国的轰炸少了1/8，但由于日本防御更差，所以反倒更成功。1945年5月9—10日夜间对东京的燃烧弹轰炸，据保守估计，在大约16平方英里的区域内造成了近10万居民丧命，超过25万栋的建筑和屋舍损毁，然而，这仅仅是显著的一例而已；5个月之后，广岛和长崎的遭遇同样如此。该报告的编写者估计，被轰炸的66个城市有40%的建成区遭到损毁，全国大约30%的城市人口丧失家园。尽管这给地产所有者和投资者造成了损失，但其总体影响不应被高估。由于重化工业在战时的急剧扩张，1945年残留下来的生产设备量超过了1937年时的可用量。并且，除了造船业这个例外，实物损毁主要发生在战争的最后9个月，在此之前，社会上层的收入和财富份额就已经开始加速下降（见图4.1）。盟军的轰炸仅仅是使已然之势进一步加速而已。 ^[11]

资本收益在战争期间几乎荡然无存：租金和利息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在20世纪30年代中叶是1/6，在1946年仅为3%。1938年时，顶层1%群体收入的1/3由股息、利息和租金收入构成，剩下的部分则是商业和雇佣收入。到1945年，资本收入份额已降到1/8以下，工资收入份额降至1/10；商业收入成为（以往的）富人们开支的最重要来源。无论是从绝对值还是相对值看，股息和工资，在不断增强的政府控制的影响之下，遭到的打击最严重。放贷取息者和拿高薪的企业执行官，作为一个阶层几近破产。这种败落的景象，对处在1%人口最顶端的那些人来说尤为惨重。

与此同时，第二富有的收入群体并没有遭到任何可比的挤压。在收入阶梯中处于第95~第99百分位之间的那些家庭（收入水平紧随顶层1%群体之后的4%的富人），收入份额在战争期间几乎没有任何下降，并且战后很长一段时期稳定在与20世纪20年代早期大致持平的水平，换言之，其收入大约占到国民收入的12%~15%。尽管大多数人都遭受了损失，但就相对值而言，遭受严重损失的只是那些最富有的日本人：“二战”之前，顶层“1%”群体的总收入一直都在第二富有的4%群体总收入的1.5倍左右，但1945年之后再也没能达到多于后者一半的水平。由此说来，顶层1%群体收入份额的下降，换来的是95%的非精英人群收入份额的上升，即从1938年占国民收入的68.2%上升到1947年占国民收入的81.5%，升幅达到20%。这确实是一次壮观的转变，它使得95%国民的收入份额，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从一个堪比2009年时美国的水平上升到同今天的瑞典大致相当的水平。 ^[12]

“未来不再由少数人决定”：矫正效应的强化与巩固

然而，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就其本身而言只是矫正过程的一部分。日本在大的参战国中或许有其独特之处，这是因为它所有被观察到的净收入减少都发生在“二战”期间，而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主要发生在战争期间，但一定程度上也发生在战后。然而，正如其他的国家一样，长期来看，导致收入和财富分散化的是战后实施的平等化政策。就日本而言，所有这些政策都能被证明是战争的直接后果。当裕仁天皇1945年8月15日承认“战争形势并没有朝着符合日本利益的方向发展”，以及时局已到“承受不可承受的结果”之时——无条件投降以及被盟军占领，日本经济已经满目疮痍。原材料和燃料短缺已导致生产瘫痪。1946年的GNP（国民生产总值）比1937年的低了45%，进口额仅为1935年的1/8。随着经济的复苏，整整一揽子的政策以及战争引起各种相关效应，使得战时已经出现的收入压缩局面得以维系，甚至使财富分配变得更为均等。 ^[13]

战争结束时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消费者价格指数自1937—1945年间上升14倍之后，又在1945—1948年间以快得多的速度一路飙升。虽然报道出来的各项指数多有不同，但依据其中的一种度量方法，1948年时的消费者价格比日本入侵中国时高出了18000个百分点。固定资本收入剩下的部分蒸发了！ ^[14]

公司和地主是激进重组的目标对象。美国占领日本政府的三个主要目标是消除财阀、劳动民主化和土地改革，这些举措会连同惩罚性的累进征税一起实施。其最终的目标不仅是消除其发动战争的物质潜能，而且是消除可感知到的帝国主义侵略根源。经济改革构成了更广泛意义上的，旨在重塑日本制度结构的根本民主化变革的一部分：新宪法、妇女的选举权、法院和警察制度的彻底变革等。所有这些改革都是战争的直接后果，正是战争导致了日本被他国占领。 ^[15]

政府干预毫不隐讳地致力于经济矫正，这被视作达到预想结果 ^[01] 的一种手段。美国占领当局接到的题为“日本经济制度民主化”的“基本指令”，敦促其推进一种“收入及生产和贸易手段所有权的更广泛分配”。为了缔造一个社会福利国家，占领当局的政策目标与美国新政的政策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1943年和1945年，美国的研究者曾评价指出，日本产业工人和农民在财富分配方面所占的较低份额抑制了国内消费，并引发了对外经济扩张。现在实施以更高工资水平为特征的劳动重组，正是为了对之做出补救，它将提振国内消费并促进去军事化。经济民主化和矫正本身并非目的，其深层政策目标在于，通过重构有可能导致对外侵略的经济特征来防范军国主义。归根结底，战争及其后果要再次为这些变化负责。 ^[16]

占领者以税收为利器痛下重手。1946—1951年间，他们针对资产净值征收了高额和累进的财产税，免征额低，最高边际税率达到90%。针对资产而不是针对收入抑或仅仅针对不动产征税，其没收充公的本质昭然若揭。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征税旨在重新分配私人财产，使财富从社会上层转移到下层阶级手中，以提升后者购买力。一开始，其征收对象覆盖了1/8的家庭，并最终将5000个最富有家庭70%的财产以及全部应税资产的1/3，转移到国家手中。一段时期里，在总体税负已经较低的情况下，征税特别指向富人。根本原则是再分配，而不是收益最大化。同样是1946年，许多银行存款先是被冻结，接着又因通货膨胀而贬值，两年后那些超过某一门槛线的存款干脆被抹掉。 ^[17]

占领当局对财阀，即家族拥有的商业联合集团，抱着十分消极的态度，把它们视为战争年代军国主义领导集团的亲密伙伴，以及更一般地视其为一种使管理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半封建关系永久化的力量，这种关系既使得劳工工资被压低，又有利于资产阶级牟取暴利。最大的财阀最终被解散，它们对国家经济的控制被摧毁。（旨在重组数百家商业机构的更具雄心的计划，后来因“冷战”政策调整而搁浅。）这些财阀家族被迫出售了手中42%的股票，这导致了企业持股比例的巨幅下降。在1947年面向全国开展的高级管理层整顿运动中，大约有2200名来自632家公司的高管被遣散，或者在预期到会被遣散的情况下主动选择退休。这样，以前那种企业由资本家牢牢掌控的体制就被清除掉了。麦克阿瑟将军在其1948年的新年文告中这样宣称：

联合政策要求终结过去那种允许你们国家的大部分商业、工业和自然资源归少数封建家族所有和控制，并服务于其排他性利益的体制。 ^[18]

最初的干预计划非常严厉。1945年和1946年时，占领政府者曾考虑过一项计划，即撤除加工制造和能源生产设备，使生活标准维持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或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水平，并将所有高于该门槛线的东西用作战争赔偿。尽管作为对新出现的“冷战”现实的反应，这些政策很快便发生了变化，但大量进攻性的措施事实上还是得到了实施。军火制造厂以及相关的生意被没收充公，作战争赔偿之用。1946年7月，美国人以“战争不是一桩赚钱的生意”为由，叫停了战争赔偿支付，未付款项被清除。这进一步增加了企业和银行收支平衡压力。许多公司在随后几年里都面临着清偿问题。另一些公司为了生存下来，用光了保留基金、资本和股权，甚至向债权人转嫁负担。 ^[19]

战败还带来了其他方面的损失。早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就因为投资台湾地区、韩国、孟加拉国等殖民地而出现了资本外流问题。战争期间，日本公司在殖民地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占领区的经营越发具有侵略性。1951年签订旧金山和平协定后，日本失去了全球范围内所有的海外资产——在此之前这些资产的大部分已经被不同的国家夺取。 ^[20]

金融部门彻底毁灭。到1948年时银行亏损已经非常大了，以至要弥补它们，必须抹掉所有的资本收益和留存收益，并砍掉银行90%的资本金，外加注销某一门槛线之上的存款。股票持有者不仅招致了巨大的损失，甚至还被禁止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购入新股。结果是资本收入不复存在。1948年股息、利息和租金收入加在一起，占顶层1%群体总收入的比重不超过0.3%，这个数字在1937年是45.9%，在1945年是11.8%。 ^[21]

劳工联合是一个关键因素。战前的工会参与率不超过10%，1940年时原有的工会组织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工人爱国产业协会。建立这种形式的劳工组织，最初是为了激发工人为战争提供支持的劳动积极性，但客观上又为占领时期建立一种以企业为基础的劳工联盟准备了条件。1945年美国军队刚一进驻日本，占领当局便通过修改战前制订的一项未获通过的计划，形成了有关劳动联合的法案。年底，该法案获得了通过，工人因此被赋予组织、罢工以及参与集体谈判的权利。工会参与率一路狂飙：1946年时，加入劳工联盟的工人占40%，1949年更是接近60%。高工资收入者获益良多，创建于战争期间的健康保险和养老金制度使受益范围进一步扩大。事实证明，建立强调工龄工资、工作保障的劳工联盟，有助于形成合作性的产业联系——最为重要的是，从社会矫正的视角来看，它有助于人们对一种以年龄、需要、生活水平、价格水平和通货膨胀率为基础的新型工资结构达成共识。针对新入职者设立的最低生活工资，随年龄、资历和家庭规模的增长而不断提高。通货膨胀率对生活工资所做的经常性调整，缩小了最初存在于白领和蓝领工人之间的收入鸿沟。 ^[22]

最后，土地改革是占领当局的另一个主要目标，他们把地主所有制视为一种必须消除的大恶。政府的一份备忘录提出，重新分配土地是使日本朝着和平方向发展的关键，而此前日本军方已使贫穷的农民相信海外侵略是使他们脱贫的唯一出路：不推行土地改革，农村可能继续成为军国主义的温床。再一次地，其深层依据与战争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美国以太温和为名否决了一份由日本农业部设计并在1945年战争结束时通过的土改方案，1946年冬，一份修订后的方案成为正式的法律。与定居地主所拥有和出租的所有超过1公顷的土地一样，非定居地主（那些居住地与土地所在地不是同一个村庄的地主）拥有的全部土地被强制卖出。所有者自己耕种的超过3公顷的土地，若被认定为无效率经营，也可能被包括在内。补偿的标准刚一确定，很快就因通货膨胀肆虐而遭到破坏。各类租金也是一样，它们被要求按1945年底的水平以现金来支付，但最终也随着通货膨胀而逐渐被破坏。同时发生的土地实际价格的下降也毫无二致：1939—1949年间，相对于稻米，稻田的实际价格下降为1/500，相对于烟草价格，大约下降为一半。改革覆盖了日本1/3的农用土地，进而牵涉半数的该国农村住户。战前用于出租的土地占到了全部土地的一半多，1949年降至13%，1955年降至9%，而拥有并自己耕种土地的人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从31%变成70%，增加了一倍多，与此同时，无地佃农几近消失。农村城镇的收入基尼系数从战前的0.5降到战后的0.35。尽管这场改革以战时的措施和观念为基础，但以这般巨大的规模实施，直接源于被占领这一事实。麦克阿瑟将军曾以其特有的谦逊声称，这一计划“或许是史上最成功的土地改革计划”。 ^[23]

从1937年入侵中国到1951年签署和平协定，即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以及随后被占领的那些年，日本人收入和财富的来源与分配格局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顶层收入份额的巨幅下降，以及本章开始时所观察到的巨额财富规模的戏剧性崩溃，首先要归因于资本收益的下降，并且，受这一因素影响的远远不是那些很富有的人。在总资产中占9%的那部分最大规模的资产，其内部构成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动。1935年时，股票、债券和存款在这部分资产中大约占一半，到1950年时，它们的占比下降到1/6，与此同时，农用耕地的占比也从接近1/4下降到1/8以下。所有这些变化都发生在战争期间：顶层收入份额所遭遇的全部下降，以及就绝对值而言，其资产的实际价值所遭遇的几乎全部（93%左右）下降，都发生在1945年之前。 ^[24]

不过，作为这场战争的直接后果，占领时期的情况也极为重要，它将战时推行的各种措施永久化并使它们有了更稳固的基础。正如麦克阿瑟将军在对日本国民所做的新年文告中说的那样，未来不再“由少数人决定”。美国对日本经济的干预聚焦于征税、公司治理和劳动组织方面，此前在所有这些领域，战争的领导者已经对原来的那些财富精英造成了巨大的财务痛苦。由此，战争以及紧接着的战后岁月，促成了这样一次长久性的转变：一个富有且强大的、既控制着管理又索要高额股息的股票持有者阶级，转向一种实施终身雇佣、资历工资制和企业工会制的更具平等主义色彩的公司系统。除土地改革以及商业和劳动关系重构之外，累进性的征税也是维系战时矫正的关键机制之一。20世纪50年代税收规范化之后，日本税收系统施加于顶层收入者的边际税率达到60%~75%，对最富有者征收的财产税税率超过70%。正如对承租者的保护抑制了房产租金收入，以及集体谈判确保了持续的工资压缩一样，这些措施直至20世纪90年代都还在遏制收入不平等和财富积累方面发挥着作用。 ^[25]

战争及其后果使得矫正过程不仅突如其来、规模巨大，而且经久持续。这段日本历史中最血腥的岁月，这场夺走了几百万生命、摧毁了无数家园的战争，带来的是一种独特的平等化结果。一种新型的、要求大规模地理和经济动员的战争类型，使得这一结果成为可能。极端的暴力已经在日本社会中矫正了极端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在这一从全民动员到毁灭和被占领的冷酷进程中，全面战争引发了全面矫正。

第5章 大压缩

“三十年战争的戏剧”：1914—1945年间的不平等大矫正

日本的经验有多大的代表性？“二战”，或者更广泛而言，两次世界大战也为其他国家带来了类似的结果吗？答案很简单，是的。尽管每个国家的情况因特定的环境构成而有所不同，但夏尔·戴高乐所谓的1914—1945年间“三十年战争的戏剧”，导致了整个发达国家收入和财富巨大且显著的分散化。虽然这其中还包含一些我在第12章和第13章论及的替代或补充性因素，但毫无疑问，大规模动员的现代战争及其经济、政治、社会、财政方面的因素与后果，是最强有力的矫正手段。 ^[1]

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见，日本的不平等程度在“二战”期间急剧下降，并在战后维持着较低的水平。参与了这场战争且存有可比数据的其他几个国家，如美国、法国和加拿大，其模式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图5.1）。 ^[2]

对其他一些主要参战国来说，有关社会顶层收入份额的证据资料，时间可分辨性更差，故而会掩盖掉战时紧缩发生的突然性。尽管如此，隐含的趋势是相同的，就像德国和英国最顶层0.1%群体的收入份额变动情况所显示的那样（图5.2）。

两件相关联的事情最为重要：交战当时战争对不平等的直接影响（如图5.2中德国的情况所示，战争刚结束时的相应数据资料是不可得的），以及战争在战后数十年中产生的长期影响。我将分几个阶段来分析它们。首先，我会就那些已公开发布了相关证据的国家，分析其顶层收入份额在战时的演变情况，指出它们是如何随各国卷入冲突的程度深浅而不同的。其次，我会对战时的矫正与后续的发展进行比较，以说明战争对不平等的直接影响所具有的特殊性。再次，我会对导致战时收入和财富分配压缩的多种因素做出评论——但是远没有对日本的分析那样深入细致。最后，我将论述世界大战，特别是“二战”，多大程度上应该为1945年之后物质资源分配方面出现的持续且通常是不断强化的平等主义趋势负责。

表5.1归纳总结了当前已发布的有关顶层群体收入份额发展变动情况的信息——一般是有关顶层1%群体的信息，但也有少部分反映的是人口占比更小的社会阶层的信息，如顶层0.1%甚至0.01%群体的收入信息，因为只有聚焦这些更小的阶层，才能够保证信息必要的时间深度和准确度。时间基准是以1913—1918年来代表“一战”，以1938—1945年来代表“二战”，某些也采用了时间上稍有不同的数据，并且这些时间区间与各国参战时间并不严格吻合。请注意：所有这些数据都不应被看成是确定无疑的。但这些有关顶层收入份额的统计数据终归是我们能掌握的最好的数据。它们在时间上比标准化基尼系数追溯得更远，能够使我们很好地体会到在收入分配的最顶层曾发生过怎样强烈的变化。也即是说，尽管我使用这些数据的方式可能会造成量化精确的印象，但这个表格不应使我们误以为可依据其表面数值接受其中的所有细节。这些证据所能做的，是传递一种有关变化方向和幅度的感觉，这是我们最多能指望的。 ^[3]

这一列表反映出“二战”时期的数据有着更高的质量，从中可以观察到一种清晰的趋势。在那些积极参战的先锋国家（通常也是被占领的国家），顶层收入份额相对于战前下降的平均百分数达到31%，鉴于该样本包含了12个国家，这可以说是一个很有力的发现。（若撇开新西兰这个多少是边缘性的个案，平均下降幅度会被抬高到33%。）中值下降率介于28%~29%之间，并且每一个个案都显示出一种净下降趋势。表中还包含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发达程度更低或者更偏远的殖民参战国（印度、毛里求斯和南非），但从中并未观察到一致的趋势；它们的平均下降率达到了24%。中立性邻国的样本同样较小（冰岛、葡萄牙、瑞典和瑞士），但至少体现出一种一致的负向趋势，它们的平均下降率也达到24%。阿根廷，这个几乎到战争结束都一直保持中立且地理上与主战场相距甚远的国家，显然是个例外：其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比战前提高了14%。

“一战”时期的证据资料不仅更少而且更复杂，这种复杂性反映的是，与“二战”相比，“一战”在对不平等产生影响的时间方面的不同。正如我们随后将要看到的，在德国以及某种程度上也在法国，由于政治和财政方面的原因，这些影响延迟至1918年之后才显现出来。因此，“一战”对主要参战国的总体影响结果，取决于我们对德国采用的是1918年还是1925年的数据：只有在采用后者时我们才能观察到顶层收入份额19%的平均下降幅度。两个边缘化的参战国显示了5%的平均下降率，三个中立邻国经历了14%的上升，但未发现一致的趋势。据此，我们暂且可以得出结论：“二战”对精英阶层的收入产生了极其有力的直接影响，且这种影响还波及未参战的邻国。该时期仅有的两个经历了不平等程度上升的国家，是距离战争最远的国家。

现在，我们必须把战时发生的这些变化，与在“二战”结束后一代人左右的时间内出现的新进展联系起来。这段时期，几乎所有积极参与冲突的国家的顶层收入份额都在继续下降，有的是持续不断地下降，有的则是在战后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恢复后继续下降。总的来看，这一趋势持续了几十年，但情况最终在1978—1999年间的不同时间点开始逆转，顶层的市场收入份额重新开始上升。表5.2比较了各国的顶层收入份额（除特别标明外，皆指顶层1%群体）在战时和战后，以及部分国家（当变化迅速时）在大萧条时期以百分数表示的年平均缩减率。当数据可得时，战后时期的下降率是以两种方法计算的：（1）计算从“二战”结束时到随后顶层群体收入份额达到最低值年份之间的净下降率，不考虑其间的波动情况；（2）计算顶层收入份额从战后最高值到最低值之间的连续下降率，考虑其随时间变动的情况。表5.2中“战时下降率相当于战后下降率的倍数”一栏，粗略测度了按上述两种方法计算所得的战时年下降率相对于战后年下降率的倍数。

这些数据反映了一种一致的模式。不管以何种方法计算战后的下降率，战争期间顶层收入份额的年下降率总是比它高出几倍，甚至常常是好几倍。对许多主要参战国来说，规模上的差别是巨大的。在法国，顶层收入份额战时的下降速度是接下来38年下降速度的68倍：在1938年之后该国顶层收入份额出现的所有缩减中，有92%发生在1945年以前。这个比例在加拿大几乎一样高，其1938年后发生的全部缩减中有77%出现在战争期间。日本的情形独一无二：其大战期间发生的矫正是如此剧烈，以至1945年是创下顶层收入份额最低历史纪录的年份，该纪录此后再也没有重现。在英国，其顶层0.1%群体的收入份额在大战之前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这段时间所出现的缩减，几乎有一半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两次大战期间的年下降率较战后的情况要高出一个数量级，芬兰在“二战”时期的情况同样如此。引人注目的是，在那些受战争影响更小的国家，如丹麦、挪威和印度，战时的缩减率仅是战后缩减率的3~5倍。（英国在“二战”时期的下降率虽然比较温和，但其在“一战”时期已经发生了大幅度的缩减。）

德国的证据更为复杂。假如我们把对“一战”时期的测算时间定在1925年，亦即1919年后首个留有确切数据信息的年份，从而把延迟的矫正效应考虑在内，那么，德国“战时”缩减率就比后“二战”时期的缩减率高出一个数量级。另一个问题是，因为缺少1938—1950年的数据，所以不能判断1938—1945年这一阶段发生了多大幅度的下降。特别是对工业化国家来说，“二战”产生了十分强劲的矫正效应，其影响远大于此后发生的任何其他事情。很难用别的方式来强调从战争到和平时期收入不平等演变的不连续性了。相比而言，有关“一战”时期的信息不仅更少，而且更难解释。在后面考察各国情况时，我会探讨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与战争有关的矫正存在时滞问题这一观察到的差异。

有关国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的信息，虽然可获得的难度比顶层收入份额信息更高，但同样显示出了在战争时期的非连续性。由此可推知，美国在20世纪出现的市场收入不平等的所有净下降，都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按照一种测算方法，其基尼系数在1931—1939年出现3%的温和下降之后，在随后的6年里又暴跌了整整10个百分点，接着直至1980年都一直稳定在一个十分狭小的范围内；按照另一种测算方法，它在1929—1941年间降低了5个点，战争期间又降了7个点。英国的税后收入不平等在1938—1949年下降了7个点（1913—1949年的下降幅度大概是它的两倍）并随后趋于平缓直至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证据较少，但它们表明20世纪30年代后期—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甚至出现了更陡峭的下降，降幅至少达到了15%，并接着趋于稳定直到1980年左右或者更晚。 ^[4]

财富集中方面的变化进一步凸显了世界大战的重要影响力。在证据可得的10个国家中，有8个国家的财富集中度最高纪录恰好发生在“一战”爆发之前。1914—1945年间，出现了顶层财富份额的大幅缩减（图5.3）。 ^[5]

在卷入了一次或两次世界大战、有可用数据的7个国家，顶层1%群体的财富份额平均减少了17.1个百分点（相当于记录在册的国民私有财富总量的1/6），相对于“一战”前的平均峰值48.5%，大约下降了1/3。比较发现，在最早报道出来的战后值与总体最低纪录值（它们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2000年之间的不同时期）之间，相差了13.5个百分点。这看起来似乎使得战后发生的缩减在规模上可与战争时期相比，但我们必须记住，后者不仅包括了两次大战之间各年份，常常还包括了1945年之后几年发生的缩减，这意味着很难按年份做出有意义的比较。此外，若考虑到财富的分散化是靠大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仍在征收的累进性遗产税来维系的，此过程本来该持续更长的时间，这就不足为怪了。正如我后面要表明的，这里重要的是这种形式的税收本身是战争的直接产物。另外，这些国家中的5个，其顶层财富收入份额在战争时期以及两次大战之间所出现的下降，占其总下降量的比重介于61%~70%之间。第6个国家，即英国，这一时期的下降实际上非常大（超过国民私有财富量的1/5）。考虑到该国1914年以前的财富集中度已经非常之高，其战后必须出现甚至更剧烈的下降，才能使顶层财富份额处于普遍具有的20%左右的新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最顶层的财富缩减与“1%”顶层群体的财富缩减相比，可能更为显著。举一个特别令人震撼的例子，法国最富有的0.01%群体的财产，其价值从“一战”开始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下降了3/4以上，“二战”期间又下降了2/3。这意味着两次大战总共缩减了近90%，而其顶层1%群体财富份额的缩减不到战前水平的一半。所有这些的关键之处当然在于，时间拐点恰好出现在世界大战开打之时，财富分配普遍朝着更大不平等方向发展的早期趋势受到抑制并被有力逆转。我们也不要忘了，如果不发生激进的征用和再分配，没有什么机制能够以近乎重构收入份额那样快的速度来重构财富份额。 ^[6]

战争期间精英阶层的大量财富不仅被用于再分配而且事实上被抹掉这一点，从三个主要参战国私人财富的国民收入占比变化中清楚地反映出来（图5.4）。最剧烈的下降出现在“一战”时期，紧接着是“二战”期间以及“二战”前后的再一次下降。作为对这些变化的反映，资本收入在最高收入家庭所得中的份额直线下降（图5.5）。这些观察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精英阶层的损失首先是一个关乎资本和资本收入的现象。为什么战争对资本所有者如此不利呢？ ^[7]

两次世界大战不同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所有其他冲突。人力动员和工业生产飙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一战”大概动用了近7000万的士兵，这是一个在战时各年份未曾被超越的数字。战死的士兵接近900万或1000万人，此外有700万左右的平民丧命于战争或相关的苦难。法国和德国动用了其全部男性人口中的40%，奥匈和奥斯曼帝国动用了30%，英国、俄国、美国分别动用了25%、15%、10%。大量的金融资源被强行用于支持战争。就我们掌握了相关信息的那些主要参战国来说，无论在何地，国家征用的GDP份额都增长了4~8倍（图5.6）。 ^[8]

法国和德国都损失了大约55%的国民财富，英国损失了15%。“二战”的情况更糟。大约超过1亿的士兵被动员，战死的超过2000万，5000万甚至更多的平民罹难。主要参战国制造了286000辆坦克，557000架战斗机，11000艘海军舰艇，超过4000万支步枪，以及许多其他武器。按1938年的价格计算，战争的成本和损失总额（包括生命损失）据估计达到4万亿美元，比大战爆发时全球GDP高出一个数量级。在征服欲的驱使下，国家占有GDP的份额达到了惊人的水平。1943年，德国大概有73%的GNP由国家支配，几乎全部用于支持战争，挤出来的一部分用于被征服的人口。按一种方法测算，日本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同样靠榨取其将死帝国的资源，挥霍掉了多达87%的GDP。 ^[9]

这些耗资巨大的争斗大部分是靠借款、印钞票和课税来维持的。借款以不同方式被转嫁成未来为偿付公债而征的税收，或借助通货膨胀而逐渐消失，抑或拖欠违约。只有几个西方大国成功地管住了通货膨胀。在美国和英国，价格从1913—1950年只上涨了3倍。其他交战国就没这么幸运了：同期价格在法国上涨100倍，德国上涨300倍，日本单是从1929—1950年价格就上涨了200倍。债券持有者和出租人被淘汰出局。 ^[10]

直到1914年，如果说存在所得税的话，那么收入边际税率甚至在最发达的国家也是很低的。高税率和急剧累进性的征收是战争的产物。最高税率在“一战”以及紧随其后的一段时期激增，20世纪20年代才有所回落，但从未彻底回落到战前的水平。20世纪30年代，通常是出于应付大萧条的余波，税率再次上涨，并在“二战”时期达到新的高度，大概从那之后它们一直保持着缓慢下降的态势（图5.7）。 ^[11]

通过对不同国家出现的这些发展变化做出平均化的处理，潜在的趋势得以显现，同时还凸显出了两次世界大战作为影响财政政策演变之关键枢纽的极端重要性（图5.8）。 ^[12]

图5.8清楚地表明了战争产生的重要影响。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在这些国家中可谓独一无二，它在1904—1905年为满足俄日战争的需要就已经引入了一个更高的顶层所得税率，而这场战争某种程度上是对“一战”的一次预演。作为非参战国的瑞典，最高税率在“一战”时期很大程度上没有出现激增，并且直到下一次战争时都低于其他国家。最令人惊讶的是躲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阿根廷，它显示出了一种迥然不同的模式。肯尼斯·舍韦和戴维·斯塔萨维奇发现，在参战国中存在一种很强的财政–战争效应，但在其样本中的其他国家，这种效应要弱得多（图5.9）。 ^[13]

军事上的大规模动员，税率上的累进分级，以及瞄准收入顶层的财富精英，构成了财政矫正的三大主要要素。舍韦和斯塔萨维奇论证指出，大规模动员的战争在征税策略方面之所以不同，不仅是因为它们非常高，而且更是因为它们需要更高程度的社会共识，这种共识能够转化为从富人那里不成比例地狠狠抽取资源的政治压力。考虑到基于年龄或特权以及不愿放弃从战争产业中谋利的机会等方面的原因，财富精英服兵役的可能性更小，大规模征兵本身并不是一种平等化力量。对公平的关注要求在实施作为一种实物税的军事征兵的同时，征收英国工党在1918年宣言中所说的“富人兵役税”。尤为重要的是对战争利润的征税：“一战”时期，英国施加于被认定为“额外”利润之上的最高税率达到63%，法国、加拿大和美国则达到80%。1940年，罗斯福总统要求采取类似的措施“使少数人不能从多数人的牺牲中获利”。战争时期对公平的重视还为针对非劳动收入的沉重负担提供了辩护：虽然累进性的所得税是用来压缩不平等的专门手段，但真正对富人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强有力影响的是财产税。 ^[14]

公平考量带来的矫正效应显著地受到了统治类型的影响。“一战”时期，英国、加拿大、美国等民主国家都试图“敲富人的竹杠”，而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这类更专制的政体更偏向于通过借债或印钞票来维持战斗力。然而，后者后来以爆发恶性通货膨胀和革命的形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类震荡同样起到了缩小不平等的作用。特别是“一战”期间，在一种支撑大规模动员战争的通用融资模式建立起来之前，各国所使用的矫正机制是非常不同的。 ^[15]

法国是两次世界大战中都遭受了最严重打击的国家之一，它先是在整个“一战”中饱受战火的摧残，尔后又在“二战”中两次遭到入侵和占领。在第一次战争以及紧随其后的一段时期里，法国损失了1/3的资本存量，资本收入在国民家庭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下降了1/3，同时GDP同比缩减。税收提升得很慢：战争开始时最高遗产税率仅为微不足道的5%，并且，尽管在1915年首次引入了一项所得税，但其有效的最高税率在余下的战争时间里一直都保持着低水平，直到1919年才显著提升。与财产税的增长一样，创设于1916年的战争利润税也只是在战争结束后才开始产生大的收益。这一滞后效应，连同战后严重的通货膨胀一起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顶层收入份额的下降主要是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而非战争当时的一个现象，战争利润产生了完全相反的效应。截至那个10年的中期，规模最大的0.01%财产的平均价值，与战前水平相比，已缩水3/4以上。 ^[16]

“二战”时期法国遭受了德国长达4年的掠夺性占领，盟军的轰炸和解放行动也造成了大量破坏，故而其精英阶层的财富继续缩减。这一次，2/3的资本存量消失殆尽，损耗率是“一战”时期的两倍。曾经占法国最大额财富1/4的外国资产荡然无存。顶层收入份额在此期间急剧下降，战后通货膨胀又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使债券和战争债务的价值大幅缩减。如皮凯蒂所说，由于资本轮番地遭到了战争、破产、租金控制、国有化和通货膨胀的摧残，所以1914—1945年间顶层1%群体收入份额的下降完全源于非工资收入方面的损失。两次大战累积形成了巨大的矫正效应：10000%的通货膨胀率掏空了债券持有人，实际租金在1913—1950年间下降了90%，1945年实施的一项国有化计划以及针对资本所得征收的一次性总付税（针对大额财富以及战争期间大幅增值的财富的税率分别达到20%和100%）使得资本积累几近于零。最顶端0.01%群体的资产价值最终在1914—1945年间下降超过90%。 ^[17]

在英国，最高所得税率“一战”期间从6%提高到30%，同时，就财政收入而言，针对公司征收的一项新的战争利润税（1917年时税率已提升至80%）成为最重要的税种。该国在这次大战中损失了14.9%的国民财富，“二战”期间又损失了18.6%。进入顶层0.1%群体的收入门槛线，“一战”时从平均收入的40倍下降到30倍，“二战”时又从30倍下降到20倍。顶层税后收入份额的下降（从1937年起才有报道）甚至更为显著——1937—1949年间顶层1%群体的份额下降了近一半，最顶端0.1%群体的份额则下降2/3。最富有的1%群体的财富占私人总财富的份额从70%缩减到50%——减幅虽不如同期法国从60%降至30%那般巨大，但仍很显著。 ^[18]

美国在大西洋另一边的经历则表明，由战争引起的大幅度矫正在没有物质破坏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也能够发生。该国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下降发生在三个独立的时间区间，即：“一战”期间下降了1/4，大萧条时期再降1/4，“二战”时期在既有基础上又降30%。总体来看，1916—1945年间，顶层群体在总收入中的份额的下降约为40%。同其他国家一样，这一趋势在更高的收入层级中表现得更为极端：同期，最顶层0.01%群体的收入份额降幅高达80%。对收入份额的分解显示，其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本收益下降驱动的。顶层的财富份额在大萧条时期的下降幅度甚于“二战”时期的下降幅度，但累积起来比大萧条前的峰值水平低了1/3。与其他主要参战国的情况相比，大萧条在矫正美国的收入和财富差距方面所起的作用大于战争本身：我会在第12章回到这一点上。 ^[19]

尽管如此，战时的矫正效应仍然非同小可，出于战争融资的目的而征收的、急剧累进的税收在此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工具性作用。1917年的《战争税收法案》将附加税最高税率从13%提高到50%，并对高出投入资本金9%部分的利润征收20%~60%的税。由于战争支出继续增长，1918年战争刚刚结束时通过的税收法案，又对最高收入和超额利润施加了甚至更高的税率。针对50000和100000美元收入的有效税率，分别从1913年和1915年的1.5%和2.5%上升到1918年的22%和35%。1916年新创资产税，其最高税率在随后一年从10%上升到25%。战争是推行这些积极干预政策的唯一原因：“为‘一战’做动员的高度不确定的政治局面，促成了民主–国家主义税收体制的诞生。”虽然1921年和1924年的税收法案废除了超额利润税，并大幅降低了附加税税率，但保留下来的最高税率依然远高于战前的水平，且最为紧要的是，资产税依然如故。由此，我们一方面看到战后的财政政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宽松化，与之相伴而生的是最高收入的再度飙升，另一方面发现在顶层的收入份额和政府声称所拥有的财富之间存在某种棘轮效应，即便是在日益变大的财政漏洞使得累进税制面临被掏空的情况下亦是如此。 ^[20]

随后出现的均等化局面，部分要归因于加在收入和继承性财富之上的高边际税率。这一过程开始于新政，并在随后的战争期间进一步得到发展，直至达到顶峰。如罗斯福所说，在“这样一个国家面临巨大危险、所有额外收入都应该被用于打赢战争的时代”，所得税和资产税的最高税率分别在1944年和1941年时达到了94%和77%的峰值，并且，最高税率适用的收入门槛大幅降低，以至作为重税对象的高收入群体进一步扩大。超额利润税也卷土重来。与此同时，政府部门和工会组织抵制本该以累退方式征收的联邦销售税——考虑到当时即便是瑞典也有该税种，这的确称得上一个引人注目的限制条件。国家战时劳工委员会施行了工资控制政策，其结果是工资收入在整个经济领域更为广泛地缩减。由于有责任确保所有工资收入都符合1942年冬颁布的维持工资稳定的法案，该机构当时只准备在低收入群体（不在高收入群体）中提高工资水平，这导致了高收入群体在总工资收入中的份额下降。与低收入者相比，那些工资水平最高的人损失最为惨重：1940—1945年，在工资分布中处于顶端90%~95%的领薪者，工资份额下降了1/6，顶层1%群体的份额下降了1/4，那些顶层0.01%群体的下降幅度更是高达40%。企业做出的反应是提供津补贴而不是涨工资，这本身也意味着工人的实际收入提高了。国家干预及其带来的连锁效应使得总体工资收入结构遭到压缩，而这意味着在“‘二战’所特有的因素”影响下，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前的趋势。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不断强化着这一趋势。与更低层次工资收入者的情况相比，高管津贴在1940年之后不断下跌，而在此前的大萧条时期它曾一度维持在一个很稳定的水平上；这一过程与其说是由政府干预造成的，不如说是因为工会力量的日渐强大和公司规模报酬的持续下降。由于这些相互一致的变化，收入基尼系数在战争期间快速下降了7%~10%，与此同时，多项指标显示，非精英阶层的收入和工资水平在相同的年份里出现了急剧的下降，并且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它们一直未发生进一步的变动。 ^[21]

加拿大的情况则多少有些不同，具体说来，大萧条并未对其顶层收入份额造成明显的影响，但“二战”期间出现了显著的财富分散化。高所得税率的大幅上升促成了这一变化：税率在1943年达到95%的峰值；加在前1%的工薪族身上的有效税率，1938年时仅为3%，5年后一下子就升到48%。 ^[22]

德国顶层收入份额的演变情况多少有些异常，因为在军事动员率和国家支出都非常高的“一战”期间（图5.10），它们反而有所上升。 ^[23]

未发生大规模战时破坏并不足以解释这一现象。由于威权政府力图保护那些大发战争财的人，尤其是那些与政治和军事领导者有着亲密关系的产业部门中的财富精英，所以不平等程度出现了短暂的飙升。劳工组织被迫就范，与此同时，虽说引入了新的资本税，但它们的规模都不大。在这方面，德国的情况类似于法国的。受战争暴利和低税收的双重影响，后者的顶层群体收入在1916年和1917年间一度趋高。德国政府维持战争靠的不是大规模的累进征税，其战争支出的首要来源是借债。虽然大约有15%的战争开支源于增发货币，但在严厉的价格管制之下，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的抑制：尽管货币基础在战争期间增长了5倍，但以批发价格和食品价格计算的通货膨胀率，分别只达到了可控制的43%和129%。这与德国其他盟友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奥匈帝国以消费价格计算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500%，伊斯坦布尔同期的消费价格上涨了2100%。 ^[24]

然而，战争的矫正效应只可能延迟，不可能避免。战后几年中出现的政治动荡和恶性通货膨胀并发的局面，使得顶层群体收入大幅下跌：顶层1%群体的收入下降了40%，最顶层0.01%群体的收入更是出现了降幅高达3/4的塌陷式下滑。这些最顶层精英的遭遇，并未发生在那些处于收入阶梯第90~95百分位之间的人身上，与此同时，中产家庭的收入份额有所上升。政府实施的货币扩张政策，先是为了支持战争，后来则是为了支付战争赔款以及实施社会和就业计划，其中，后者是1918年革命的直接结果，这场革命本身又源于战争。随着1919年和1920年时解除了对价格的控制，此前受到抑制的通货膨胀一路狂飙。1914年夏季到1920年1月，依据柏林一户四口之家的消费情况计算的价格指数仅为1~7.7，但等到1923年冬季时，该指数已飙升至5万亿。放贷取息者的损失最大：即便是在企业主的收入份额得以维持的情况下，他们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仍然从15%降至3%。在这样一个总体财富大幅缩水的历史时期——1923年的实际国民收入比1913年时少了1/4~1/3，由于货币资产的分配更不平等，所以，通货膨胀造成的货币财富损失使得矫正效应进一步扩大。政策方面的变动也有助于这一平均化过程。战后几年，针对低收入劳工实施的工资调整政策带来了工资差距的缩小，1913—1925年，转移支付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提高了两倍。最高遗产税率从0变为1919年时的35%也绝非偶然。 ^[25]

随后的国家社会主义法规使得顶层的收入份额开始复苏，这主要得益于对消费和工资增长的限制，从新兴的军火工业中获利，以及对犹太人财产的征用。“二战”期间，德国夺走了法国、荷兰以及挪威30%~40%的GNP，从而缓解了其国内征税的压力。虽然缺少战争时期不平等的度量数据，但等到尘埃落定之后，顶层的收入份额已回落到恶性通货膨胀之后的水平。这不只是资本损失导致的结果，而是产出降低、财政改革以及通货膨胀联合作用的结果。因为盟军的轰炸主要集中于交通设施和民用住房，所以工业资产遭受的物质性损毁非常有限，1936—1945年，工业资本总量实际上增长了1/5。然而，工业净产出在1944—1950年下降了大约3/4。此外，该国还在战后三年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46年最高遗产税率翻了两番，从15%升至60%。战时强迫性劳动导致的损失促成了劳动力的短缺，在此背景下工会得以重建，占领当局还施行了工资控制。同“一战”时的情形一样，在观察到的矫正中，很大一部分发生在大战结束后的几年里。 ^[26]

在荷兰，顶层收入份额曾在“一战”早期因战争利润而出现过短时期的增长，但随后便急剧下降，直至战后1920—1923年的萧条时期结束，其间，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从75%减至45%，净收入不平等大幅降低。大萧条时期，顶层收入份额再度下降，德国占领时期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亦是如此。“二战”给最高收入者带来的打击尤为严重，其中，最顶层0.01%群体的收入份额下降了40%。德国占领当局施行了工资控制——荷兰在获得解放后继续维持了这一措施，以及实行有利于最低收入阶层的政策；租金被冻结在1939年的水平上。战后，为补偿战争损失，曾一度保持在很低水平上的税率大幅飙升。 ^[27]

深陷“二战”之中的芬兰，其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在1938—1947年下降了一半以上，与此同时，依据应纳税的所得计算的基尼系数从0.46降至0.3。在丹麦，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在1939—1945年下降了1/6，最顶层0.1%群体的降幅达到1/4，同时，20世纪30年代晚期—20世纪40年代晚期，顶层1%群体的财富份额下降了1/4。被德国占领时期，丹麦政府大幅增税并对工资做出调整。这同与战争有关的其他影响因素一起，带来了与“一战”时期的情形截然相反的结果。“一战”期间，虽然顶层的财富份额出现了下降，但由于未实施再分配政策，故而不平等程度实际上增加了。最后，在德国占领的另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挪威，顶层收入份额同样出现了大幅度的降低，且下降速度远高于战后。1938—1948年，其顶层0.5%群体在总收入中丧失了近1/3的份额，同时顶层的财富份额也出现了下降。 ^[28]

上述概略式的调查表明，尽管具体的矫正途径在各国之间并不相同，但总体结果极为类似。低的储蓄率和受到抑制的资产价格，物质性破坏和外国资产损失，通货膨胀与累进性的征税，租金与物价控制，以及国有化等众多因素，分别在不同程度上促成了这种结果。这些因素以不同的组合方式，解释了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规模与时间变动情况。全面战争的压力，构成了它们共同的根源。皮凯蒂通过一般化其祖国（法国）的经验，大胆地提出：

在20世纪，很大程度上正是战争的混乱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和政治震荡，降低了不平等程度。并不存在一种朝向更大平等的、渐进的、协商一致的、无冲突的演化过程。20世纪，推动社会作别过去继而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前进的，是战争而不是和谐的民主机制或经济理性。 ^[29]

*

对于这一未留下任何余地的断言，有必要提出的问题是，它是否对所有的情形都是真切的。我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来检验这一结论：一是看是否有参战国出现了不同的结果，二是拿参战国与那些没有卷入冲突的国家做比较。第一种检验方法操作起来可能要比我们预想的更困难。我们已经看到（表5.1和表5.2），就已公开的证据而言，来自所有参战国的有关顶层收入份额的数据资料皆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即战争时期出现的极端混乱的局面对矫正不平等具有十足的重要性。遗憾的是，我们的考察遗漏了部分主要参战国：“一战”时期的奥匈帝国和俄国，以及两次大战期间的意大利。在两次大战中都遭受了重创的比利时也是一样，它不能带给我们有关该时期、中东欧这片“血染之地”上各个国家的任何例外信息，“二战”时期的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由此我们只能说，没有相反的证据表明，在此期间曾有国家未出现过明显的矫正现象。依据对收入基尼系数所做的一项并未显示出任何与战争相关的重大变化的简单重构，意大利目前被认为是唯一可能的例外，但很难确定这一例外情况能占有多大的分量。 ^[30]

至于第二种检验方法，多个中立国家都有“一战”时期不平等程度上升的历史证据。1914—1916年，荷兰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从21%升至28%，激增了1/3，直至1918年时才回落到22%。在战争早期，高额的垄断利润和股息对此负有责任，但很快它们就因原材料短缺而得到控制。随着战争的不断延续，荷兰最终也未能逃脱动员民众和提高公共支出的需要：政府开支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一倍，军队规模从20000人扩张到45000人，同时还不得不实施了管理食品生产和分配的政策。最终需要通过设立新的税种来为战争融资，其中包括高度累进的国防税，以及一项针对企业和个人征收的，估计占到战争利润30%的特殊税种。这些措施很快便对早期的不平等程度上升势头产生了抑制作用。类似地，瑞典的顶层收入份额先是在“一战”期间突然上升，接着在1920年时急剧下降，丹麦也是如此。在这两个国家，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曾在1917年或1918年时爆炸式地蹿升至28%这样一个异常的水平。丹麦政府实施价格和租金控制的步伐较慢，并且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受一项直到1916年才宣告失效的集体谈判协议的影响，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备受压制。相应地，税收也只是出现了十分微弱的增长。（有关挪威在这些年份中的收入份额，缺乏可用的数据资料。 ^[31] ）

相比之下，“二战”时期少数几个幸免于冲突的国家出现了相反的趋势。冰岛的顶层收入份额在1938—1945年出现了显著的下降，但数据的可分解性很差。人们通常以为，战时的价格和工资控制以及原材料短缺促成了这一情况。这一时期，葡萄牙最高收入阶层的份额下降情况甚至更为严重：顶层1%群体在1941—1946年丧失了其收入份额中的40%，但具体原因还有待解释。西班牙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也经历了显著的矫正过程。我会在下一章中把它作为内战引发矫正的一个例子加以讨论。 ^[32]

若暂时撇开后面要详加讨论的瑞典和瑞士，那么，有关“二战”时期非参战国情况的其他证据就所剩无几了。在非西方世界，大多数国家当时仍处于宗主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已经独立了的主要是拉丁美洲国家，而有关那里的证据资料十分匮乏。尽管如此，拉丁美洲的数据为我们提供两个极有价值的洞见。第一个洞见涉及收入不平等在阿根廷表现出来的异乎常规的演化路径，该国在20世纪早期曾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其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在“二战”时期比战前和战后的都要高。这个结果可与“一战”时期在欧洲几个中立国中观察到的情况相比，当时得益于战争利润，这些国家中的精英阶层的收入得到提升。20世纪40年代初，阿根廷的经济在外部需求的驱动之下经历了快速增长：英国消费的谷物和肉类中有40%由该国供应。由于阿根廷的精英阶层从对外贸易中不成比例地获利，所以其顶层收入份额与贸易额之间呈紧密的正相关关系。遥远的战争不仅使它没必要实施军事动员和支持性的财政政策，还压制资本收益率，反而促成了其不平等程度的短期上升，而这在欧洲或世界其他地方的那些卷入了冲突的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第二个洞见源于一个更具普遍性的观察，即所有有相关信息资料可查的拉美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在20世纪60年代都很高，这也是我们能据以做系统性比较分析的最早时间段。就曾经计算过该时期标准化市场收入基尼系数的15个国家而言，其计算值分布于0.4~0.76之间，且平均值高达0.51，中位值为0.49。类似地，定性证据也与战争早期不平等程度下降的观点不相吻合。尽管看起来智利在“二战”时期经历了不平等的显著缩减，但已有研究将其归因于国内特定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二战”之后，工资不平等在多个拉美国家呈上升之势，这与欧洲、北美以及日本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33]

一份有关前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调查资料也表明，这些国家独立时期的顶层收入份额，与西方国家刚刚在“二战”中被降低的标准相比，处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上。一些例外情形仅仅有助于突出战争影响的重要性。印度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在战争期间的缩减超过了1/3。由于源自累退性间接税的财政收入随进口量的缩减而不断减少，印度政府最终选择把针对个人和企业收入征收的累进性直接税置于优先地位。加在最高收入者身上的累进所得税，以及加在企业超额利润上的附加税，都达到66%。其结果是，所得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从1938年和1939年时的23%上升到1944年和1945年时的68%，增长了两倍；鉴于它的税基人口只有区区几十万人，发生这一变化是以牺牲社会上层的利益为代价的。与此同时，工会成员大约增加了一倍，且因补偿纠纷而起的停工现象发生得更为频繁。 ^[34]

再来说毛里求斯，其在1932年时设立了一项所得税，1938—1946年其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下降近2/3。与战时增税同时发生的，是精英阶层总收入和净收入份额的巨大变化。1933年，其顶层0.1%群体在国民总收入和净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几乎没什么差别，前者为8.1%，后者为7.6%，但等到1947年时分别下降到4.4%和2.9%，这不仅是精英阶层收入普遍下降的明证，更是财政转移支付导致矫平结果的明证。曾一度处于日本掠夺性占领之下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顶层收入份额在1945年之后也很低，具体水平与毛里求斯的类似，而后者的水平又与同期的英国和美国大致相当。 ^[35]

我们接着将目光转向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非参战国的瑞士和瑞典。它们特别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它们反映了作为旁观者的中立国，卷入大规模动员战争的高度可能性与国内具体政治、经济环境之间的互动是如何决定不平等状况的变化发展的。1914年，人口只有400多万的瑞士，动员的士兵达到22万人。因为缺少有效的补偿和就业保护，造成了严重的困难，这些困难又与富人们大发战争财的局面一起，导致了劳工阶层的激进化，这一情势最终在1918年11月出现的罢工潮和国内军事部署中达到极致。通过对收入、财富和战争利润加征战争税，联邦政府、各州以及各社区的总收益在战争期间翻了一番，不过这些税收的税率都维持在比较适度的水平上。战后，为偿还战争债务而提出征收联邦直接所得税以及一次性财富税（最高税率为60%）的议案，都遭到了否决。代替它们作偿还战争债务之用的，是1920年通过的一项更具累进性的新战争税。我们因为缺少1933年以前顶层收入份额方面的信息资料，所以无从确定收入分配是如何受这一经验影响的。有关顶层财富份额的数据部分地弥补了这个缺口：资产规模最大的0.5%群体，其财富份额在“一战”期间减少了近1/4。 ^[36]

1939年，瑞士动员的军队规模达到43万人，足足占了其总人口的1/10，但法国沦陷之后，这一数据减少到12万人。为防止社会紧张局势再度出现，该国从以前的战争中吸取经验，给予军队服役者补偿。这一时期，该国的财政收入以一个比1914年之后的增幅大约低70%的幅度缓慢增长。为支撑这种财政扩张，该国引入了一系列应急性的税种：税率高达相关收益70%的战争利润税，针对个人与合法实体征收的税率分别为3%~4.5%和1.5%的财富税，针对收入课征的最高税率达到9.75%的战争税，以及税率高达15%的股息税。这表明，除了战争利润税这个例外以外，与该时期几个主要参战国征收的同类税收相比，这些税收是温和的，同时其累进强度也不是特别高。新增的联邦开支大部分都源于举债，它们在战争期间增长了4倍。和“一战”时一样，顶层的财富份额呈下降之势：这一次，顶层0.5%的资产所有者失去了18%的财富份额。与此同时，精英阶层的收入份额并未受到战争太大的影响。1938—1945年，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只是出现了微小的下降，降幅约为1%，或者其总份额的10%左右。唯有最高收入层（顶层0.01%群体）的份额经历了显著的下降，降幅大约是25%，即便如此，这也只是回到了其20世纪30年代中期时的水平。广而言之，瑞士的顶层收入份额在1933—1973年变动甚微，仅仅是在9.8%~11.7%这个狭小的低值区间内轻微地波动。 ^[37]

总体而言，战争动员对不平等的影响甚微。像其他地方一样，世界大战带来了直接税的大幅扩张，尽管这往往被说成是一种临时的举措。在这种增长广泛受到抵制的特殊情境下，若没有外部威胁的话，瑞士本来是不可能推行此类政策的。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为战争尤其是“二战”所做的动员准备，使得战后民众对社会服务的需求大幅增加，从而推动了福利国家的发展。由此瑞士就与战争产生了联系，而这种联系有助于削减收入和财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顶层财富份额的发展轨迹符合这一预期。然而，从比较的视角来看，该国没有发生战争引致的剧烈震荡，以及相应地没有实施高度累进的征税这一点，与我们所观察到的该国在此一阶段及随后一段时期没有出现显著的收入压缩相一致。我们一旦把瑞士政治和财政体制不同寻常的分权化特征，以及按照国际标准，其当时的顶层收入份额已经很低这些事实考虑在内，那么，其遭受的战时压力相对较小以至未能产生更大的矫正效应这一点就不足为奇了。 ^[38]

瑞典的不平等状况，在20世纪10—40年代这段时期则是以一种多少有些不同的方式发展变化的（图5.11）。但正如当时许多其他的发达国家一样，以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大萧条形式呈现出来的外部冲击，是其施行再分配的财政制度改革以及福利国家大幅扩张的关键催化剂。 ^[39]

我此前已通过将瑞典与丹麦和荷兰的情况做比较，阐明了“一战”时其顶层收入份额曾在很短一段时间里处于峰值状态。一方面精英阶层与德国站在一边并获取了大量的利润，另一方面，由协约国海上封锁带来的食物短缺以及劳工骚乱使得该国动荡不安。临近战争结束时发生的反饥饿游行，使得警察部门痛下重手。民众的不满为该国出现第一个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联合政府铺平了道路，在俄国革命日益强劲的影响之下，距离瑞典不远的俄国朝着这一方向前进的试探性步伐开始不断加快。战争结束后，受金融危机和失业狂潮的影响，其海外市场彻底崩溃，工业面临产能过剩问题。图5.11表明，富人阶层不成比例地遭受了损失，这一点在当时继承性财富相对于国民收入的比例短时间内一落千丈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这些年份里首次出现了税收的大幅度累进，尽管加在高收入者身上的税率仍然很低（图5.12）。所有这些都突出地反映了，瑞典最初朝着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迈进的步伐，是如何深受其“一战”时期的经历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局面影响的。 ^[40]

战争的进一步影响使得瑞典人开始认识到，纳粹战争机器已经转向高速挡。用社会民主党一位头号政治人物1940年时的话说，瑞典人发现他们自己“正活在炮弹满膛的炮口之前”。这个国家处在德国和同盟国的双重压力之下。德国曾一度威胁，除非得到了瑞典的过境特许，否则就对其城市实施轰炸。战争后期，德国曾制订过一份在盟军入侵的情况下也入侵瑞典的临时计划。瑞典基于其岌岌可危的安全形势考虑，实施了大幅度的扩军。军费支出在战争期间增长了8倍。与此前财政政策对大萧条做出的温和反应相比，1939年的税收改革大幅提高了最高税率，同时临时设立了针对最高收入者的高度累进的国防税，其累进区间在1940年和1942年时进一步窄化。此外，法定企业税率升至40%。加强军事力量是官方为所有这些措施给出的理由。拜战争威胁所赐，这些改革得以在未出现多少争端或争议的情况下作为近乎一致同意的政治决策获得通过，其过程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盛行的那种难以驾驭的政治环境完全不同。 ^[41]

然而，其与瑞士相比有过之无不及的地方是，顶层的税前收入份额受战时压力的影响不大，无论我们考虑顶层1%的精英群体还是范围更大的精英阶层，皆是如此。20世纪30年代早期出现的下降，似乎首先是源于大萧条的影响，这个解释与同期的财富份额变化情况也是吻合的。与之相比，“二战”期间并未发现顶层的收入份额有进一步下降，或者顶层财富份额的长期下降呈现加速之势。然而，更早的研究发现，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大幅度平等化，主要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及20世纪40年代。更具体地说，恰恰是在战争期间出现了最强劲的矫正，因为产业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工资差别都在1940—1945年被消除，从而缩小了工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有关顶层收入份额的信息资料未能反映出这一缩减。 ^[42]

此外，大规模动员产生的社会影响远不止于财政方面。大规模征兵和志愿性服务将原本属右翼势力的军事力量转变成了一支人民的军队。630万人口中，大约有40万人服兵役。共享的军事和民用服务，起到了消除既有的猜疑和培育团队协作与互依共济精神的作用。民众的牺牲并不仅止于服兵役本身：大约有5万士兵因受伤、意外事故或恶劣的服役条件致残。定量供应也是导致阶级差别缩小的一个重要途径。由此，战争提升了社会同质性，并促进了公民参与。如约翰·吉尔摩在其有关战时瑞典的里程碑式研究中所说：

（这个国家）因战时环境的影响而经历了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重大变局，并且在1945年时呈现出国民态度和志向焕然一新的景象……其战争时期的征兵实践……为佩尔·阿尔宾以“人民家园”为名的那种社会平等理想，提供了一个模型。瑞典既从战争中收获了社会效益，又没有遭受参战国和被占领国所遭受的那种生命与财产损失。 ^[43]

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动员确实对瑞典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对后来福利国家的扩张起到了促进作用。更长远地看，其战争年代的经历还被认为对人们的观念产生了一种更具普遍性的影响：瑞典曾经因组建联合政府和达成社会共识而将那种小国政治愿景保存下来，对其塑造一种由再分配性福利国家维系的、高度团结的社会理想来说，功不可没。 ^[44]

战后的政策实践是建立在战时的税收体制以及全民共有的战争经历基础上的。1944年，战争临近结束之时，社会民主党与工会联盟一道提出了一个旨在通过累进性征税实现收入和财富平等化的政策纲领。它构成了社会民主党政治承诺的一部分，其有如下目的。

将大多数人从对少数资本所有者的依附中解放出来，以一种建立在自由和平等之上的合作性的市民共同体取代基于经济状况划分的社会秩序。 ^[45]

该国1947—1948年的预算提案提出，要将支出规模提高到原来的两倍以上，因为这是使其恢复到战前水平所必需的。尽管部分预算被指定用于偿付战争债务，但它也使得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成为可能。税率从战时的峰值上下降了一些，但所得税的减少将被更高的财富和资产税抵销，这意味着更多的负担被转嫁到富人身上。社会民主党的财政部长厄恩斯特·威格福什曾以美国和英国为模板指出，资产税会损害富豪的利益：新设定的最高遗产税率为47.5%，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了150%。这项提案几乎完全是从再分配的角度进行讨论的，且论辩甚是激烈。在深受战争体验影响的选民意志的支持下，社会民主党最终胜出，瑞典由此而踏入了雄心勃勃的社会实验之旅。1948年时，战时的改革举措实际上被常态化了，矫正的步伐得以重启。 ^[46]

正如那些战争停止后继续保持着高税收和高支出的参战国的情况一样，这一过程的发生与战争有着紧密的联系。某些政治党派和劳工联盟，很早便倡导要实施再分配性政策以及缩小社会和经济不平等。而大规模动员的战争是帮助这些理想变成现实的催化剂。举瑞典这个例子的意义就在于，它表明了战争动员即使只产生了相对有限的影响，那也足以促进进步性的政策偏好胜出所必需的财政制度基础、政治意愿和选民支持的产生。 ^[47]

“世界史中堪称革命性的时刻是正式爆发革命的时刻，而不是小修小补的时刻”：从暴力冲击到平等化改革

这一点对世界大战中交战的那些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将这些国家都卷入其中的一系列事件，带来了不平等程度的降低，继而使战时的矫正作用得到维持，在一些国家甚至被进一步加强：资本因物质破坏、征用或通货膨胀而遭受的损失；资本收益因税收以及租金、价格、工资和股息控制等政策干预而出现的下降；以及在战后继续得到维持的高额的累进征税。以各国所具备的具体政治、军事和经济条件为转移，矫正既可能突然发生也可能渐进发生，既可能集中于战争期间也可能拖延至战后乃至更久。但无论它是战败国还是战胜国，是在战争期间被占领还是在战后被占领，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政体，其结果都是一样的。为大规模暴力所做的大规模动员，构成了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实现跨国性转变的原动力。

我们要感谢皮凯蒂为不平等为什么没在1945年之后快速恢复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简洁明了的答案。资本积累是一个很耗时间的过程，19世纪的西方世界，大部分都处于和平状态，这为资本积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事实证明，资本在世界大战中被大规模摧毁之后，只要累进性的收入和资产征税这类战时政策依然保持不变，那么，重建它就要困难得多。并且，这些政策是在各国从高度膨胀的战争状态转向战后社会状态时被保留下来的，最初被用来为战争做大规模的人力和工业资源动员的财政政策工具，转而成了提供社会福利的手段。 ^[48]

战争动员还起到了促进劳工联合的作用。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高的工会参与率有助于维持工人的集体谈判能力和保护工人权利，故而它通常被视为一种矫正力量，并且长远地看，它的确与收入不平等呈反向关系。尽管如此，鉴于工会扩张很大程度上是大规模战争动员的结果，所以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将前者视为导致收入压缩的一个独立的原因。战争动员的重要影响在英国的例子中清晰可见，该国的工会成员人数在“一战”及随后几年大约翻了两番，接着出现了近14年的持续下滑，直到“二战”时才恢复到以前的峰值。在美国，工会参与率先短暂地上升，接着在“一战”时开始回落，继而又因两方面的冲击而激增。一方面，大萧条带来的冲击最终促成了新政的出现以及1935年7月《全国劳工关系法》的出台，该法旨在保障工人组建工会和参与集体谈判的权利。另一方面，在工会参与率的早期上涌浪潮已平息多年之后，战争再次为之注入了强劲的上升动力，结果工会成员人数在1945年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随后又稳步地下降。这种模式中的关键要素不断地在发达国家重复出现：工会参与率先在“一战”之前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上，接着在这场大战的后期及随后几年里大幅上升，继而是一定程度地下降，最后又在“二战”时期强势反弹并达到新的峰值。有意义的差别仅在于，战后，工会成员人数一方面在一些国家很快开始下降，另一方面在其他国家长期保持稳定，且直到最近才开始下降。我们的调查发现，只有很少几个国家的工会成员人数，经历了比“二战”时期更大和更持久的增长，丹麦和瑞典等最明显。图5.13中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的平均值，很好地显示了这一总体趋势。 ^[49]

工会人数在经历了世界大战期间的大幅扩张之后，与累进性的财政政策以及其他形式的政府规制一起，起到了防止不平等恢复原状的矫正作用。正如我们将在第12章中看到的，与劳工联合不同，民主制并非总是与不平等相关。尽管如此，仍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大战是与选举权的扩大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斯·韦伯已指明了其内在的机制：

民主化的基础在社会的任何地方都带有纯粹军事化的性质……军事纪律暗含着民主的胜利，因为军队这个共同体希望也必须确保平民阶层之间的合作，所以把武器以及与武器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权力，交到他们手中。 ^[50]

自此，现代学术界一次又一次地把大规模战争与政治权力的扩张联系在一起。就建立大规模的军队需要社会达成共识这一点而言，选举权的扩大化可以被视作高强度军事动员的一个逻辑推论。正如我在下一章要论述的，这个原理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得到了运用。就更晚近的历史而言，法国在大革命时期，所有25岁及以上的男性都有选举议会成员的权利。就确立男性普选权的时间而言，瑞士是在一场各州间的内战刚刚结束后的1948年，美国是在内战结束后的1868年（黑人男性获得选举权是在1870年），德国是在德法战争之后的1871年，芬兰则是在俄日战争引发的改革之后的1906年。选举权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早期之所以只实现了更为有限的扩张，按照现有的解释，是源于对动乱和可能爆发的革命的担忧。相比之下，与战争或暴力威胁无关的历史案例十分少见。广而言之，1815年之后欧洲出现的和平状态阻滞了政治变革的步伐。这一局面因两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规模空前的军事动员而大为改观。1917年在荷兰，1918年在比利时、冰岛、意大利以及英国，全部男性被赋予选举权。普选权上升为一项法律则先后出现在1915年的丹麦，1918年的奥地利、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波兰和（严格意义上的）俄罗斯，1919年的德国、卢森堡、荷兰和瑞典，1920年母语为英语的加拿大、美国、捷克斯洛伐克，1921年的爱尔兰和立陶宛。在英国，30岁及以上的女性1918年时也被赋予了投票权，并且这一年龄限制在10年后被撤销。接下来的“二战”又为民主化进程提供了新的推动力，普选制1940年在魁北克，1944年在法国，1945年在意大利，1946年在日本，1947年在中国（随后仅限于台湾地区）和马耳他，以及1948年在比利时和韩国，先后得到确立。大规模战争与大规模参政之间的联系并非只是间接地体现在时间上，它还有更直接的表现。这里只举两个例子，伍德罗·威尔逊曾试图把出让女性的选举权“当作一项战争措施”：

（女性的选举权）对成功地控诉我们被卷入其中的这场人类战争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已经使女性的伴侣置身于战争之中。难道我们只应将她们视作牺牲、痛苦和伤病的伙伴，而不应视她们为特权和权力的伙伴吗？

可以说，美国1944年为破除只允许白人参加初选的规定而出台法律禁令，是公共舆论推动的结果，新的舆论反对排斥同样承受了“战时共同牺牲”的少数民族。 ^[51]

我们所观察到的模式与选举权改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趋缓的事实是相吻合的，撇开冰岛和英国在1928年时解除了对选举权的年龄限制不论，这段时期仅有土耳其（1930年）、葡萄牙（从1931—1936年分阶段地实现）和西班牙（1931年）三个国家引入了普选制。人们也注意到了，在那些远离大战以及不需要为大规模动员提供优惠和补偿的国家，民主化的步伐普遍很慢。卷入全面战争的危险为正规的民主化提供了至为重要的推动力。 ^[52]

大规模动员的现代战争所带来的巨大暴力冲击，能以各式各样的方式缩小不平等程度。有关这些独特冲击的体验塑造着战后人们的态度。征兵和定量供应被认为是引发变动的无处不在的强有力诱因。在许多受到影响的国家，撤退以及面临轰炸和其他一些针对平民的军事行动的危险，进一步强化了战争的社会效应，这在20世纪40年代前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些广布于全体国民之中的混乱，不仅弱化了阶级差别，还使得人们对公平、参与、包容和承认普遍社会权利的期待愈加迫切，从根本上说，这些期待是与战前那种严重失衡的物质资源分配结构背道而驰的。战时推行的国家计划使得集体主义思想大行其道。许多学者都认为，对建立福利国家来说，世界大战的经历起到了至为关键的催化作用。 ^[53]

“二战”的灾难性大大加快了社会政策的进程，因为政治光谱中的所有党派都开始认识到在战后施行改革以及通过实施再分配政策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必要性，尤为关键的是它们还有助于提振士气。并非偶然的是，就在法国投降以及丘吉尔发表“不列颠之战即将开始”的著名预言前几天，《泰晤士报》（一份还算不上进步主义舆论捍卫者的报纸）发表社论指出：

假如我们谈论民主，我们指的并不是一种只关心民众的投票权而不关心他们的工作权和生存权的民主。假如我们谈论自由，我们指的并不是一种排斥社会组织和经济计划的毫不妥协的个人主义。假如我们谈论平等，我们指的并不是一种因社会和经济特权而趋于无效的政治平等。假若我们谈论经济重建，我们指的是平等分配比最大化收益（尽管它同样有必要）更为重要。 ^[54]

高度累进的征税、工会化以及民主化，是削减不平等的最重要途径。如果像瑞典经济学家杰斯珀·罗伊内和丹尼尔·威登特罗姆在他们有关20世纪顶层收入份额发展演变的权威研究中所说的那样：

宏观冲击解释了大部分的下降，但政策方面的转变，或许还有整个经济中的劳资回报平衡率变动，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55]

那就低估了大规模动员的现代化战争在引发现代社会的矫正作用方面独有的重要性。就政策和经济变化本身是世界大战的产物而论，他们不应该被当作独立起作用的因素。那些导致了物质不平等缩减的政策之所以能够出台，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战争的迫切需要。这一结果是出自有意还是无意并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它无处不在。威廉·贝弗里奇爵士在战时发出的大胆呼吁：

对未来的任何建议，虽然都有必要充分运用过去积累下来的经验，但不应该仅限于考虑那些在获得这些经验过程中建立起来的部门利益。战争正在使每个部门遭到损毁，因此在社会全部范围内运用这些经验，恰逢其时。世界史中具有革命意义的时刻正是革命发生的时刻，而不是那些小修小补的时刻。

无论是在不列颠还是在其他地方，这些都未被充耳不闻。 ^[56]

此外，尽管经济变化无疑是由各种复杂因素造成的，但很大一部分变化同样源于全球性的大规模动员战争的影响。想一想皮特·林德特和杰弗里·威廉森提到的：

基本要素市场在1910年后的大矫正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动：其影响因素不仅包括那些军事和政治上的冲击，而且包括劳动供给增长率的大幅下滑，教育的快速发展，对非熟练工技术偏见的减少，导致美国转向劳动密集型进口并抑制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出口的更具反贸易特征的世界经济，以及金融部门的衰退。

后5个方面，有3个都与20世纪前期的军事和政治冲击有着紧密的联系：移民的急剧衰减，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中断以及金融部门相对收益的下降，都更应该被理解为这些冲击的结果或表现，而非独立的影响因素。就余下的两种发展而言，鉴于大部分可获得的证据都表明，正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技术溢价和接受更高教育的回报出现了短暂和不连续的下降，所以，教育供应方面的持续改善可能只会逐步地对不平等产生影响。最后一个要素，美国非技术性劳动密集型部门的生产率提高，不大可能带来我们所看到的，那种从顶层收入份额以及收入与工资分配到金融部门的相对工资率和教育回报率，各项不平等指标都出现快速且显著下降的情况。另外，这场“大压缩”产生的影响遍及整个工业化世界，某些时候甚至更远。一些受影响的国家成了移民的来源地，另一些国家则成了移民的目的地；金融部门在其中一部分国家所起的作用要比在其他国家的大得多，与此同时，它们的不同表现也与其公民享有的受教育机会不同有关。而共同之处则在于，这些国家都经历了暴力冲击及其对资本品，对财政、经济和福利政策，以及对世界贸易产生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战争和革命暴力并不只是对许多国家产生了平等化的影响，它更是一种决定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果的具有超常压倒性的力量。 ^[57]

意识形态也不是一个独立的影响因素：虽然进步政治组织的再分配议程为战时和战后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可借鉴的智识与意识形态基础，但政府为更具雄心的社会政策筹措资金并予以实施的意愿和能力，更多地取决于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的、它们力图做出回应的暴力战争。 ^[58] 大规模的矫正源自大规模的暴力——以及对未来发生更大规模暴力的担忧。战后，福利国家在铁幕两边出现的扩张，可能受到了西方国家和苏联两大阵营竞争的影响。更具体地说，1960—2010年，18个西方国家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发展受到了“冷战”的约束：通过对诸如最高边际税率、工会密集程度以及全球化程度等其他因素施以控制，苏联的相对军事实力与其顶层收入份额呈现出显著的反向关系。看起来，苏联的威胁起到了约束不平等程度进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作用。这一约束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迅速消失。在最近一次的世界大战结束了近半个世纪之后，终于不再有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现实可能性了。 ^[59]

第6章 前工业化时期的战争和内战

“现在已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挡住一触即发的战争势头”：大规模动员的战争在西方世界的（再次）出现

肯尼斯·舍韦和戴维·斯塔萨维奇最近在有关税收和战争的研究中，阐释了大规模动员的现代战争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一种与前现代战争的断裂。30年战争结束以来，13个主要大国的军事动员率表明，在军事力量随着人口增长而增长的同时，动员率却保持在平均约为总人口的1%或1.5%这样一个十分稳定的水平上。两次世界大战使得平均动员率在1900—1950年的半个世纪里暂时性地上升到4%~4.5%，这比此前250年的平均水平高了三倍（图6.1）。与之相契合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大规模动员的现代战争是一种既强大又少见的矫正力量：正如我在第3章表明的，在以前的这几个世纪中，若无战争发生，除极少数的例外情况之外，物质不平等要么不断加剧，要么维持在一个稳定的高水平上。 ^[1]

在1914年以前，大规模动员的战争只是零星地出现过——总人口中有某一显著的比例的人口（比方说至少2%，如舍韦和斯塔萨维奇的分类系统所要求的那样）在军队服役。战争的持久性也很重要，因为不可能指望短暂的战争潮对私人资源分配产生大的影响。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动员水平无疑是高的，但只持续了不到10个月的时间，且仅仅开战一个半月胜负就已见分晓。早于此10年爆发的美国内战，倒是更有希望成为矫正力量的一个范例。尽管人们习惯于将其界定为一场内战，但它体现出了大规模国际战争所具有的许多特征，并且交战双方都做了广泛的人力动员。1861—1865年间，北方联邦动员了200多万的士兵，大约占其总人口的1/10，而南方邦联从其560万非奴隶人口中组建起来的军队接近100万人，即大概占到该群体人口的1/7甚或1/6，以及南方总人口的1/9——一个意义更小的比值。撇开年龄结构上的差异不论，这种动员率即便参照后来世界大战时的水平，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与法国和德国在同样持久的“一战”时期高达1/5的动员率相比，南部邦联的动员率并未逊色很多，与此同时，北方联邦的动员率也不比“二战”时美国1/8的动员率低很多，与其“一战”时仅为4%的动员率相比还高出很多。因此，这场内战显然算得上大规模动员的战争。 ^[2]

原则上说，这场战争的关键特征——广泛征兵、经年累月、耗费巨大以及伤亡惨重本该有助于催生那些能产生矫正效果的政策措施。但事实并非如此。的确，内战比此前美国领土上发生的其他战争更彻底地改变了财政制度。1862年，北方联邦创立了一项所得税，南方在接下来一年里也紧随其后地实施了该政策。然而，北方联邦最初施行的是一种不仅很低而且累进程度温和的所得税，其加诸大多数应税收入的税率为3%，加诸最高收入的税率是5%。1864年国会设定的税率稍高一些，达到10%，目的是对征兵暴乱和有关公平的社会争论做出回应。即便如此，这项税收依然没能获得多少收入。它最初被用于偿付战争债务，到1872年时宣告失效。本质上是累退性的消费税充当了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同时，仅有的一项产生了显著收入的直接税，即针对农产品课征的、实为一种正式征收的什一税，事实上也是累退性的。与此同时，南部邦联主要靠印钞票来维持战争，至战争结束时其失控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9000%。 ^[3]

这场战争最终对不平等产生的影响，在南方和北方是迥然不同的。在北方，富人们通过为军队提供给养和承保战争债务获得了巨额利润。19世纪60年代百万富豪的数量大幅增加。约翰·P.摩根、约翰·D.洛克菲勒以及安德鲁·卡内基这些著名的富豪，最早就是作为战争投机商发家的。或许不可避免的是，这种发生在最顶层的财富集中并未在各种样本调查研究中得到反映，因此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财富不平等程度在1860年和1870年时是高度相似的，同时，源自财产的收入分布，总体而言也只是稍微集中了一些。相比之下，总体收入差距在这个10年里大幅拉开：在新英格兰，收入基尼系数的上升超过了6个百分点，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较此前的上升了一半；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尽管通常更温和，但与之相似的变化。毫无疑问，内战加剧了北方的不平等程度。 ^[4]

对战败的南方来说，情况刚好相反，在那里，奴隶制的废止使得作为精英阶层的种植园主的财富大幅缩减。1860年，南方各州因蓄奴而获得的私人财富份额达到惊人的48.3%，大大超过了所有农庄及其附属建筑物的价值总和。奴隶制使得南方的不平等达到了比这个国家任何其他地方都要高的程度：1860年时南大西洋地区各州的家庭收入基尼系数达到0.61，东南面中部地区达到0.55，西南面中部地区达到0.57，这与当时全国0.51的总体基尼系数以及1774年时南部0.46的基尼系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奴隶制相当普遍，南部1/4的家庭都拥有奴隶，但大约有1/4的奴隶集中在0.5%最富有的家庭中。不附带补偿的大规模奴隶解放连同战时的混乱，外加南方各州因战争而普遍遭受的物质破坏，使得区域内的资产大幅缩减，这些损失由那些在种植园主阶级中处于最顶层的人不成比例地负担。 ^[5]

最为详细的证据资料，来自一份有关1860—1870年情况的样本调查，它可以让我们追踪到美国内战以及紧随其后的几年里所发生的种种变化。这些数据记载，南方各州遭受了规模巨大的财富缩减：在这10年中，人均财富下降了62%。这些损失是在不同财富等级和资产类型之间不均匀分布的（表6.1）。 ^[6]

最富有的10%群体与余下的人口相比，处于不利的地位：尽管其不动产份额从68.4%轻微上升到71.4%，但它们在个人财产总额中的占比从73%降到59.4%，进而总财富份额从71%下降到67.6%。除最顶端的1%群体外，个人财产的损失程度随财富规模而递增，但那些相对不太富有的人在不动产方面遭受的损失更为严重。前者首先要归因于奴隶制的废止，它使得南方社会上层的个人财产损失惨重，而那些原本不拥有奴隶的富人遭受的损失要小得多。要不是因为次级富人的不动产发生了更为剧烈的贬值或缩减而部分遭到抵销的话，这一过程对南方社会的矫正效应，本来会大得多。1860—1870年有关南方白人财富分配的基尼系数变化情况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虽然登记在册的不动产基尼系数仅发生了小幅下降（从0.72降至0.7），但反映个人财产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出现了从0.82到0.68的大幅降低。其结果是，总体财富分配不平等的下降幅度介乎二者之间，即反映全部资产分配情况的基尼系数从0.79降至0.72。鉴于时间跨度短，这意味着总体不平等程度出现了实质性的下降。即便把被解放了的奴隶包括在1870年的样本中，也不能使这一总体趋势有所不同。

与这一变局相呼应的是收入分配方面的变化（表6.2）。就南方的全部人口而言，财产收入基尼系数从1860年的0.9降至1870年的0.86。总体上，南方“顶层1%群体”占总收入份额的下降幅度超过了1/3，同时，区域收入基尼系数大幅缩减了7~9个百分点。 ^[7]

然而，南方社会出现的矫正，不是源于大规模动员的战争本身，而仅仅是源于战败。尽管它看上去像一场最早出现的大规模动员的现代战争，尽管它动用了工业资源，并从战略上重视民用基础设施，但就其对物质分配不平等造成的影响来看，这场内战仍然是一场胜者得、败者失的传统战争，与普罗大众相比，胜败双方的精英阶层所得或所失不成比例。我会在本章的后面部分讨论这一结果，从历史的角度看它甚为广泛的影响。19世纪60年代时的战争与那种更古老的、公开掠夺式的战争的不同之处仅表现在方式上。就美国内战这个特定的例子而言，其主要结果是财富和权力从南方的种植园主转移到北方资本家手中。由于缺少再分配机制——这一点本身又源于联邦政府以及更一般意义上民主制度的相对软弱性，得胜方的财富精英是从战争或与战争有关的经济发展中获利，而非从夺取南方的资产中获利。战争若是早几个世纪发生，他们便可以径直接管南方种植园或将南方的奴隶据为己有。这个例子中，失败一方的财富精英被没收的财产不是被胜利者直接攫取，而是被无任何返还地征用。这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们的损失规模，因为虽说奴隶得到了解放，但种植园主享有自身劳动成果的权利并未遭到剥夺。

与此同时，与更为传统的、战略野心和破坏潜能更为有限的前现代战争相比，这场战争的全面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个人财产损失的普遍性，为战败方带来了更高的成本和更多的烦扰。美国内战是一个混合体，它处在社会演变的一个转折点上，一只脚已踏入现代（其表现是大规模的军事参与以及它的影响遍及全国），但另一只脚还留在过去（其表现是胜利方精英不受约束地获取暴利，战败方精英的资产消耗、流失严重）。不平等的结果在胜败两方表现得如此悬殊，这大概是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与之相比，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根据有关顶层群体收入份额的证据判断，无论其国家胜败如何，精英们普遍都遭受了损失。 ^[8]

在现代早期发生的其他系列战争中，可以被称作大规模民众动员事件的，仅有法国大革命以及拿破仑统治时期的战争。1793年，法国的局势异常紧张，与包括匈牙利、英格兰、普鲁士以及西班牙在内的多个欧洲主要势力都处于交战状态。同年的8月23日，法国国民议会发布了“告全体国民书”，试图动员所有年龄在18~25岁之间的未婚健康男性应征入伍。其当时的措辞（随后的实践更是如此）就是有关大规模军事动员的：

从现在起直到敌人被逐出共和国领土的那一刻，所有法国人都将一直被召唤为军队服务。年轻的男人应该去打仗；已婚的男人应该去制造武器和交通装备；女人要缝制绷带和衣物以及去医院帮忙；儿童要把棉绒纺成棉布；老人应该自己到广场上去，以激起勇士的斗志，宣传对国王的仇恨和共和国的团结一致。 ^[9]

历史将表明这是有纪念意义的一步。当年仅仅13岁便参加抵抗法国的战争，并由此开启了其非凡军事生涯的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后来在《战争论》一书的终结篇中这样感叹道：

1793年时出现了一种难以想象的力量。突然之间战争再度成为这个民族——一个人口达到3000万、人人都视自己为公民的民族的共同事务……国家以其全部的重量被抛到了天平之上。此时，可动用的资源和力量超出了所有常规的限度；现在已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挡住一触即发的战争势头。 ^[10]

拿破仑统治时期，法国的军事力量规模空前，且在整个欧洲全线作战。1790—1815年，大约有300万法国人，或者说该国总人口中有1/9都曾在军队服役——这一动员水平堪比内战和“二战”时期的美国。我们将在第8章看到，从法国革命伊始到“后拿破仑时期”，收入分配被认为稍微变得公平了些。然而，我们无法判断，是该将这一变化更多地归功于国内革命过程中所发生的征用和再分配，还是该将其更多地归功于法国因对外发动战争而招致的成本和后果。大规模动员的战争与革命一前一后到来的情形已出现过数次。德国和“一战”之后的俄国，以及“二战”后的中国，是最为著名的例子。法国的不同之处在于，革命先于而非后于大规模战争而来。这使得我们很难甚至不可能分清它们的矫正效应，只能优先将革命作为一种解释，从而把战争的后果视作革命的自然结果。因此，我会在第8章探讨法国的经验，那一章专门考察的是借助革命途径实现的矫正。 ^[11]

“耕战治世”：前现代时期大规模动员的战争

大规模的军事动员，至少就我们在前面几页所做的那种定义而言，主要是一种现代现象：在大多数情况下，总人口中至少有1/10的人曾服过兵役。若采取某个更低的门槛，我们也能把拿破仑战争或者世界大战中更多的参战国包括在内，并且这样做不会改变事物的总体情形。舍韦和斯塔萨维奇选定的最低门槛是，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内有2%的群体在军队服役，但是，对那些更持久的战争来说，因为士兵会阵亡或者出于其他原因被替换掉，所以整体来看，服兵役的人口比例最终会更高。鉴于在前现代时期，传染性疾病是导致军队减员的一个突出因素，所以在一场持久战中，即便要维持这个下限值，也需要更多体格健全的人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单是这个原因就意味着，传统的农业社会不可能长时间维持这种消耗，更不要说经济、财政和组织方面的限制了。 ^[12]

一些帝国政体能够维持庞大的军队，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规模很大，而非因为做了大规模的动员。例如，在公元11世纪，南宋王朝供养了庞大的军事力量来对抗北面金国的威胁。据说，军队的总人数高达125万，军队的俸禄一部分被装进贪官的口袋，而非真正用于增强军事实力，但是，即使是100万人的军队也不超过当时至少1亿总人口的1%。鼎盛时期的莫卧儿帝国控制着超过1亿的人口，但服兵役的人甚至不到其中的1%。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可能有6000万~7000万人口，军队规模大概是40万人，远小于总人口的1%。奥斯曼帝国的动员水平甚至更低。 ^[13]

为了找到更多有用的例子，我们需要追溯到基督教出现之前的时代。战国时期的中国值得重点考虑。所谓战国时期，指的是从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221年，7个主要国家历经军事上的激烈争斗最终实现大一统的这段历史时期。在长期胜负难分的冲突过程中，领土变得越来越集中，与此同时，它们力图将其人口和其他资源最大限度地用于霸业争夺之中。行政重组有可能对精英权力和物质财富的集中产生影响。为改变此前领土和人口被各地势力雄厚的精英家族作为封地控制着的局面，战国的统治者推行了基于一种特殊区划单位（县）的行政管辖制度，这种制度使得他们能够直接控制这些区域，进而有能力征税和征兵。为了摧毁世袭贵族的权力，君王们转移、解散甚至处决了一部分官员。原本出自统治阶级家族的高级官员，要从底层精英圈子中遴选产生，并从此只能靠为国家提供服务而获得身份地位和薪俸。最终，由于那些老的权贵家族被取代，大多数官员都出身低微。 ^[14]

行政重组可能牵涉土地重组：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国家对土地实施了网格化的重组，并按照每5户为1个单元的划分方式对全部住户重新编组。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巩固了土地私有制，同时还消除了那些此前以抽租或盘剥劳力的形式侵蚀中央政府权力的中层精英的势力。这些干预引发了土地的重新分配。史料中记载最为详尽的变革是秦朝（始于公元前359年）的商鞅变法，其目的就是要对整个乡村地区实施一种矩形网格化管理。在当地发现的那些笔直的大路和人行道表明，这些野心勃勃的变革计划确实得到了实施。变革者力图将土地划分成同等大小的地块，进而根据每家成年男性人数分配给各个住户。这些计划很大程度上确实得到了实施，它们本可以带来村民之间更均等的财产分配，但军事奖赏制带来了新的贫富差距：秦朝末期，士兵每砍下一个人头就能晋升一级，同时还能获得一份数量固定的土地，这些土地的产出相当于五口之家的最低生活标准。另外，封地依然存在，尽管只是作为收入的单位而非实际控制的领地。例如，在秦朝的十几个社会等级中，9个最高等级的成员，收入都来源于此。尽管封地不能世袭，但精英阶层可以通过购买或者向农民提供贷款使之陷入债务危机来私有化这些土地。 ^[15]

这一重组的最终目的是供养更庞大的军队，以及获得更多的收益用于战争。农耕人口被看成军事人力资源的“蓄水池”：农民同时也是潜在的士兵的理念，在“耕战治世”这个概念中得到了体现。同样，城乡之间的区分也被打破，所有的人口都被凝聚在一起。这就使此前王公贵族所崇尚的合法暴力行为（主要是战车和狩猎竞赛等仪式性的争斗）得以蔓延到平民百姓之中，后者常常会被征召参与大规模的步兵作战。 ^[16]

整个战国时期都充斥着军事冲突：按照现代统计，从公元前535—前286年，总共发生了358次军事冲突，或者说，平均每年发生的军事冲突超过一次。这些冲突往往经年累月，且涉及的地理范围不断扩大。军事动员的水平很高，尽管我们不能确定那些报道出来的，经常被夸大了的数据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依据这些数据，齐、秦和楚这几个主要国家，各自可以利用的士兵超过了100万，这或许代表了它们全部可用的人员数量。人们经常会提到那些参战人数超过10万或者更多的战役，并且它们的规模呈不断上升之势。据说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中，赵国的40万军队全部被秦国军队屠杀。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战败国在26场主要战役中的死亡人数高达180万，另外一项调查还显示，在同期的15场战役中，接近150万人被秦军杀害。尽管几乎可以断定这些数据存在一定程度的夸张，但是，大规模战争的广泛出现和严重的损耗是毋庸置疑的。令人震惊的是，在与长平之战差不多同时发生的另一场战争中，秦军征召了所有15岁以上的男性。 ^[17]

这些战役是否促进了收入和财富的平等化，仍然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国家通过限制世袭贵族的权力、启用领薪水的官员以及实行非世袭的封地制度，增加了社会的流动性，并且有助于限制财富的跨代积累。针对平民实施的土地制度缩小了一般民众之间的贫富差距。但是，土地私有制是一把双刃剑。鉴于在此之前农民有着很高的依附性，而且有关土地有效控制的基尼系数很可能本来就非常高了，所以，赋予私有土地可转让性，最终促进了土地的再次集中，在汉朝早期出现的一些有关秦朝统治的批判性言论中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后来的观察家不无道理地指出，农民失去土地是由税赋压力以及国家施加的不可预知的服务义务造成的，它们迫使农民先是为了维持资金周转而向富人借出高利贷，接着将土地交由富人接管。常年的战争不仅加快了土地均等化改革和私有化的进程，并且逐渐破坏了随之而来的私人土地制度。这个时期，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得到了持续的发展，城镇从贵族的要塞中转移到更大的城市中。所有这些趋势都预示着不平等程度会与日俱增。它们与史料中的下述记载也是一致的：一方面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无地的雇工或者租户，另一方面商人和企业家等资本所有者购得他们的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把剩余财富视作万恶之源，需要以无休止的战争加以吸收，也是有道理的。 ^[18]

然而，不断增加的私人产出不大可能完全被战争吸收。考古学界有许多含糊不清的发现。一项研究指出，楚国的下层精英和平民在这一阶段实现了融合。之前的那种依据谁有资格在墓穴中放入一些陪葬品来推断当时存在社会分化的考古学观点，被认为是不可信的，因为放置同类的陪葬品被证明是一种普遍现象。由此，社会差距就只体现在了数量方面，如陪葬品的丰富程度或坟墓大小的不同。财富而非等级，成了地位和阶层分化的主要标志。青铜制成的武器广泛见于身份地位不同的人的墓穴中，这是全民军事化的表现，却未必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平均主义的表现。 ^[19]

总而言之，战国时期是一个多股敌对势力彼此扰攘纷争的竞技场，这些力量之间的竞争既可能抑制也可能助长不平等。这两种作用力不必是同时发生的：早期时候，矫正效应因原有的贵族被取代而出现，然而，随着富人开始采取基于市场交易而非封建特权的再集中策略，分配到农民手中的土地很可能逐渐遭到侵蚀，甚至最终发生了逆转。军事力量的持续扩张与私人财富的增加同时出现，并且还可能伴随着私人财富的不断积聚。在大规模军事动员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国家对私人资源的掠夺，不可能使私人财富不平等的上升势头得到遏止。考虑到这种税收制度给那些最缺乏承受能力的人，即农民施加了沉重的双重税赋（军事劳动和农产品），而其他形式的财富更容易躲过国家的征用，它事实上很可能是累退性的。当时的步兵作战成本相对较低，主要依靠的是征兵、大批量生产的武器（就像后来几个世纪的情况一样，这其中可能涉及施加于囚犯和他国劳工的强迫性劳动），以及农民自产的粮食。秦朝的农业税据说比随后汉朝的农业税要高得多。当时的战争也不需要战船这类昂贵的武器装备，故而也没必要征收更具侵略性和累进性的税赋。因此，我们并没有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将战国时期的大规模军事动员和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战争，说成是导致再分配的一个成功驱动因素。就这个时期的大规模军事动员与平等化的关联而言，实施再分配措施是发动战争状态的一种方式，而非战争的结果。这一点，对现代时期的世界大战来说，是不适用的。 ^[20]

罗马共和国的情况几乎也一样，在好几代人的时间里保持着高水平的军事动员。有关它的军队参与率，很难给出精确的数据。尽管对于罗马共和国公元前3世纪末—公元前1世纪这段时期的军事力量，我们掌握了大量可信的信息资料，但罗马市民人口的潜在规模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对其历次周期性人口普查记录做出解释。我们对其军事动员率的估计结果，取决于我们是把其中的某些普查记录解释为涵盖全部罗马公民的，不分年龄和性别的人口统计，还是解释为仅仅对成年男性公民人口所做的统计。证据倾向于支持我们对罗马公民人数做出一种保守的估计，而这又意味着其军事动员率总体而言是很高的，甚至某些时候达到了非常极端的水平。由此说来，在对战迦太基的第二次布匿战争高潮阶段，罗马或许征用了总人口中的8%~12%，或者说，征用了17~45岁男性人口中的50%~75%。后来，在公元前1世纪80年代—公元前1世纪40年代的战争中，尽管时间很短，服兵役的人口比例仍然达到8%或者9%。而在更长的时期，即在公元前2世纪和公元前1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有证据表明，罗马大约有一半的男性公民平均服兵役7年。即使我们对罗马的公民总数做出更高的估计，相应得出的更低的军事动员率（可能低一半），按照前现代时期的标准来说，仍然是很高的。 ^[21]

但是，再一次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种形式的军事参与对收入或财富不平等起到了限制作用。虽然掌管国家运转的寡头统治者没有大肆掠夺精英的财富，但强制性征兵以及随服兵役而来的周期性疏于农耕的问题，对普通民众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在对战迦太基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曾有过这样一段引人注目的插曲：即使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国家也不愿意将目标指向富人。公元前214年，汉尼拔入侵意大利期间，罗马到了破产甚至土崩瓦解的边缘，军事动员率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元老院命令罗马公民交出他们的奴隶以充当海军的划桨手。依据普查结果，按出资大小将其分成若干等级，虽说这种累进制是前后不一致的。那些拥有5万罗马币（当时罗马货币的面额），在7个财产普查等级中处于第4等级的中等收入者，需要提供1个奴隶；那些拥有10万罗马币的人需要提供3个，拥有超过30万罗马币的人需要提供5个，拥有100万或者更多罗马币的人则需要提供8个。令人震惊的是，那些最富有的人并没有被要求缴纳与其所拥有的财产数量成比例的税收，更不要说是直接以一种累进的方式纳税了。因为这一方案而承受了最沉重负担的，是平民中处于上层的那些人，而不是财富精英阶层。即使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罗马的寡头统治阶级也力图做出尽可能少的让步，这和民主政体比如古代雅典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后者是通过对富人阶层课以重税来维持战争开支的。 ^[22]

罗马倾向于依赖其不断扩大的帝国的税收：公元前167年，废除了针对公民家庭财富征收的直接战争税。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两个世纪，财富在统治阶层中大量积累，这是我在第2章已描述过的一种发展。与很久之后美国古南方地区 ^[01] 所出现的情形一样，这一时期，有几百万的奴隶被输送到意大利，从而进一步拉大了财富和收入差距。依靠一个组织严密的寡头集团的有效控制，以及不断扩张的帝国朝贡系统的有力支持，鼎盛时期的罗马共和国能够在不平等不断加剧的条件下维持其大规模的军事动员。我将在这一章的末尾处阐明，对这一过程来说，一种可能出现的、最多只能算是短命的例外情形是什么。

这样一来，迄今为止，在奉行平等主义以及对与广泛的民众军事参与相关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施加限制方面，最适合作为典范的历史先例就只剩下一个了：古希腊的例子。公元前2000年末期，在青铜时代的那种更大和更集权化的政体被摧毁，广泛的等级制和经济不平等被矫正（如第9章所述）之后，剧烈的政治分化开始在希腊出现。从废墟上发展起来的是史上最大的城邦文化，其最终形成了1000个独立的城邦或城市国家，总人口达到了700万甚至更多。其中，大多数都是小城邦：在有历史资料可查的672个城邦中，领土面积在20~40平方英里的很常见。尽管在历史记载中，以雅典为首的那些最大和最有势力的城邦受到不成比例的关注，但有理由认为，一般性的社会政治结构在更大范围内的那些城邦政体中也是广为人知的。 ^[23]

对好几代研究者来说，多元体制的出现和巩固一直都是备受争议的问题：由于缺乏这一早期形成阶段的证据资料，很多研究都是不确定的。一般认为，这种多元体制似乎是按照乔塞亚·奥伯最近提出的那种城邦演变模型发展起来的，它主要牵涉三个问题：为什么旧政体瓦解之后，那些统治者不能再创造出更加集权的社会秩序，为什么出现这么多的小政体，以及为什么政治权威会变得如此分散？奥伯论证地指出，不利于合并成帝国的地理条件、铜器时代超乎寻常的崩溃程度、有助于促进武器使用民主化的铁器技术的推广等三大因素加在一起，“在原有的那种相对比较熟悉的城市国家道路基础之上，共同催生出了一种国家构成方式的独特变体，即一种高度公民本位的国家生成路径”，这种新的路径最终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在继铜器时代崩溃之后到来的铁器时代早期，社会共同体是很贫穷并且是相对未分化的，尽管后来的精英阶层试图在人口和经济增长复苏之后重建等级制，但平均主义规范仍然在一些共同体中得到维持，从而使他们能够在与其他共同体的竞争中胜出。

奥伯认为，正是因为铁器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以及当时流行的是十分简单的步兵战模式，所以，“决定共同体该动用多少人参入战争的是一种社会选择过程，而不是共同体所面临的经济约束”。他还认为，“在这些条件下，高动员率和高士气与公民本位的制度形式呈正相关，而与排他性的精英小团体统治模式呈负相关”。换言之，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那些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更容易脱颖而出。与此同时，单个城邦通过吸纳竞争能力更弱的城邦来实现扩展自身的举动，会受到那种同样也旨在提升城邦竞争力的公民社会规范的制约。尽管持续的经济扩张，特别是经济发展和贸易活动，构成了削弱平等主义规范的潜在威胁，但能否动员尽可能多的人参战，仍然是决定国家成败的最重要因素。如果考虑下述因素的话，就更是如此了：作战的主要方式是打方阵战，其成熟形态即一种直线合围的布阵模式，攻击力主要取决于方阵的大小。方阵战模式为在精英圈子之外进行广泛的军事动员提供了强劲的激励，在长矛和盾牌这类基本武器装备的数量足够供人们作战使用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24]

尽管学界还未对战术和政治机构演变之间到底存在何种联系做出定论，但很明显，到公元前6世纪时，希腊已形成了一种与大规模参与步兵作战联系在一起的公民文化。军事贡献的广泛共同承担，与在特定领域中彼此平等相待的公民实体的广泛形成结伴而生。城邦的治理因一种强有力的非职业性要素的参与而得到加强，由此形成的公民权利传统，既有助于公民免受那些有权势者的压迫，也有助于遏制政府的权力。尽管各城邦的具体政治实践形式沿着从独裁统治、寡头政治到民主制度这一范围广泛的谱系并彼此有异，平等主义统治仍然是这一系统的标志性特征。 ^[25]

这种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物质资源分配的平等化呢？通过对古代文字证据做字面上的解读，看起来最直截了当的例子出自最好战的古希腊城邦斯巴达。根据经典的解说，早期的斯巴达实施了一系列与一个名叫莱克格斯的立法者联系在一起的广泛改革。这些改革带来的一个最为著名的结果是高度平均主义的公共食堂制度，它要求所有人，包括高级领导者在内，每天都必须到某个小群体食堂集体就餐，吃的各种食物由所有成员共同提供，且每个人提供的分量相同。这个立法者据说还在土地所有权方面施行了平均化改革：

他说服公民把所有的土地都集中起来，接着再重新分配，然后他们就靠相同的平均份额来生活，用等量的财产来养活每个人。 ^[26]

在斯巴达的中心地区拉科尼亚，据说全部的农用土地被平均分割成30000块，其中的9000块分给了斯巴达的男性公民。负责耕种的是希洛人，他们是公民集体所有的奴隶，常年在农奴制条件下耕作，并依附于这些土地。这种安排既是为了确保公民之间的平等，也是为了确保公民除了从事军事活动之外不必再有其他方面的追求。可移动的财产也要予以再分配，私藏稀有金属货币的行为是被禁止的，禁奢令还要求人们不得投资私人住宅。公民经历了高强度的军事动员：几乎所有的斯巴达男性公民，在7~29岁之间，都必须接受一种集体的军国主义教育，其训练方案着重强调的是忍耐和剥夺。这种制度，就其要求公民个体为争夺荣誉和地位而相互对抗而言，是具有高度竞争性的。另一方面，它又是高度平等的，它甚至还要求女孩子接受一种强调身体技能的公共教育——这在前现代社会是非常少见的。这种安排旨在塑造一支平等的公民队伍，以便最大化其军事力量。据说，正是这些规范成就了斯巴达势力的持续扩张；最显著的例证是，公元前19世纪时，斯巴达人征服了邻近的美塞尼亚人，并将他们贬为奴隶；这不仅带来了公民土地份额的进一步调整，而且为斯巴达人在随后一个世纪的伯罗奔尼撒地区建立起一个以自身为主导的联盟系统准备了条件。远古的历史记载带给我们的是这样一种印象：持续存在的大规模军事动员状态，对社会和日常生活产生了无以复加的影响，并且与一种同样也宰制着物质资源分配的平等主义规范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不幸的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对致力于研究与战争有关的矫正效应的现代学者来说，这个很大程度上由后世的外部钦慕者所做的风格化描述的社会传统是存在问题的。我们无从判断这种理想化的制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付诸实践，与此同时我们又知道，自公元前5世纪特别是前4世纪之后，不断加剧的资源不平等成了一个紧迫的问题。考虑到后者并不排斥前者，所以它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明显缺乏某些能够对不断更新的不平等状况做出周期性调整的机制的情况下，完全有可能从一种财富均等分配的初始状态逐渐走向某种更不均等的结果。但问题是，后来的这些状态究竟是全新的，还是仅仅表示早期发生的经济分化的持续恶化。对这一问题所做的最为透彻的研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财产在斯巴达人当中的分配一直都是不平等的，且本质上具有私有性，但同时又受到了一种追求平等主义生活方式的公共意识形态的制约。毫无疑问，可能会出现土地份额跨代传递的情况，从长远来看，这是一种即便初始状态十分均等，也会不断拉大不平等的机制。斯巴达人在财产继承方面所采用的特定惯例，带来了土地和其他财产在其公民之中的加速集中。当一些斯巴达人的财产不够为公共食堂提供所要求的那种标准化贡献时，他们就会失去作为完整公民的地位，所以，财富集中带来了公民数量的不断缩减：从公元前480年时的8000人减至公元前418年时大约4000人，接着又在公元前371年减至1200人。到公元前240年左右时，其公民总数降到700人，称得上富裕的大约只有100人。那些资产下降到低于公共食堂贡献门槛的公民被归为“劣等人”：财富不平等侵蚀着公民身份方面的平等主义规范。 ^[27]

历史证据的不确定性要求我们对斯巴达大规模军事动员的矫正效应做出保守的估计。这些证据资料使我们得以窥见一个自称珍视平等主义规范的勇士型社会，尽管这些规范在其真实生活中可能从未得到过充分的遵守，尽管代际财富转移带来的不平等结果越来越严重，它们势必会在时间之流中趋于衰落。军事上的大规模动员本身并未因这一趋势而受到大的影响，因为地位较低的斯巴达人以及拉科尼亚地区的那些被征服城市中的公民，都在斯巴达方阵中作战，就连农奴也承担着支持军队的职能。强加在日常生活之上的平等主义规范，与从大量依附性的劳动人口中抽取租金相结合，使得针对核心公民的大规模动员维持了很长一段时期——事实上是几个世纪。仅凭这一事实，我们就能在大规模动员和平等之间建立起一种紧密的联系——主要是消费和生活方式上的平等，但至少最初还应在资源的总体分配上维持相当大程度的平等，特别是在被征服的领土及被贬为奴的居民被分配给斯巴达的市民时。然而，长远来看，由于缺少任何形式的累进征税和周期性的土地再分配，大规模动员和平等主义规范无法遏制日渐拉大的财富与收入不平等。民众的贡献事实上是累退性的，因为加在他们身上的是与个人富足程度无关的固定税收。直到财富集中已达到很高程度的公元前3世纪，这个问题才开始得到处理。再后来，经由历史上一种典型的矫正途径，即诉诸战争，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见后面的第8章和第12章）。

在史料记载最为完备的城邦，即公元前5—前4世纪的雅典，旷日持久的大规模军事动员似乎更好地起到了遏制资源不平等的作用。现有的史料证据足以使我们在更广泛的军事参与、更充分的公民赋权以及有利于平民而非富人精英的再分配措施之间，建立起一种紧密的、自我强化的联系。我们可以在大约3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追寻这些发展的轨迹。公元前600年前后，随着人口的增长以及劳动力日渐充足，雅典的不平等不断加剧。穷人被认为亏欠富人，并且在无力偿付债务的情况下会被贬为奴。雅典当时的一个主要对手，即比邻而立的城邦麦加拉，建立了一种被一份史料严斥为“不受控制的民主”的体制——民粹统治的一个非常早的实例。这个政体确立了一种意在通过牺牲富人利益来惠及穷人的、有追溯力的债务减免制度，即要求债权人偿付贷款利息。政治上的改革促进了全民性军事动员的进一步发展，进而使麦加拉的海军实力大为提升——希腊的战船靠桨来驱动，这意味着划船手的数量是海上力量的决定性因素，以至它最终战胜了雅典，并控制了一座双方常年争夺不休的岛屿，即位于两个城邦之间的萨拉米斯岛。这次失败之后，雅典紧接着就实施了一整套的改革，其中包括某种形式的债务取消规定和禁止债务奴役的规定，以及其他一些提升民权的措施。随后，战争的运数很快就发生了转变：雅典人的胜利很可能源自其社会共识和社会协作的改善。

大约一个世纪之后，即公元前508年，在对希腊内部的一次领导权之争施加干预的过程中，斯巴达入侵并暂时占领了雅典。在联合起来的城市民兵（其组织包含“17层等级”）的抵抗之下，斯巴达人最终从雅典撤军，由此，大规模动员很快便终结了这次入侵。与这场冲突几乎同时发生的是雅典人口和领土的一次剧烈重构，其结果是雅典被重新划分为一系列选举和军事征募区，其根本意图在于提升社会凝聚力，同时为建立一支统一的公民军队创造条件。这一改革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那就是雅典在与几个主要地方性力量的军事争斗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一旦那些以全民参与为基础的基本军事和政治制度框架建立起来，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军事和政治动员之间就会逐步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反馈环路。用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话说就是：

当平民处于专制统治的压迫之下时，他们从未在战争中取得过比任何一个邻国更大的胜利，但是一旦抛开了这种桎梏，他们就能向世人证明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战士。

事实上，除了这一沉重的枷锁之外，希腊的平民还承受着许多小的约束：随着军事任务不断增多，政治参与方面的各种限制逐渐放松。 ^[28]

随后一个时代所发生的变化更大。在此期间，雅典的海军力量扩充了几倍，到最后雅典成了希腊最强大的城邦。公元前490年，波斯对雅典的入侵遭到了由8000人组成的革命军的抵抗，这一人数占达到适合参战年龄的男性人口总数的40%。当时，军队统帅和其他高级军官都由公民议会直接选举产生，与此同时，可以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临时罢免（“排斥”）不得人心的政治家。公元前480年，在波斯发动另一轮入侵的情况下，雅典人推出了一项法令，意在将数量约为20000人的全部成年男性公民以及寄居雅典的外国人都发动起来，以支持其200艘战舰投入作战。趁打败波斯人之机，雅典很快就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盟系统，由此而来的财力提升使得它有能力进一步扩充海上力量。最终，雅典变成了一个海洋帝国的中心。公元前460年时，雅典军队在希腊和黎凡特地区的活动范围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军事上的成功又一次带来了政治制度上的变革，精英群体的力量进一步被削弱，以公民议会、代议委员会和人民大法庭为组织基础的民主治理结构进一步得到加强。普罗大众的福利也得到大幅提升：国家为陪审团成员支付薪资的制度得以建立；到公元前440年时，国家大约为20000雅典人所提供的服务支付了酬劳；此外，在被征服的领土上，数以千计的人分到了土地。鉴于其海上力量的强弱高度依赖于大规模民众动员的水平（以动用私人奴隶来扩大动员规模），所以二者之间是共存共荣的。

在与斯巴达及其盟国交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公元前431—前404年），雅典的军事动员和军事消耗达到新高。然而，虽然雅典的财力越来越紧张，但在这场战争的后期，下等阶层获得的国家偿付其实是增加了的。海上力量在整个战争中一直都至关重要。

这就是平民理应比贵族和富人得到更多的原因所在：正是这些平民在战船划桨，城邦的力量因他们而增强。

战争结束后的尸体清理情况也反映了雅典的军事动员所达到的非同寻常的程度：60000名男性公民中，24000人战死，另外还有20000人死于一场被围攻状态下不断恶化的瘟疫。无论依据何种标准，这肯定算得上一场全面的战争。然而，在人口数量开始恢复之后，雅典人通过重建一支海军恢复了它的帝国主义政策。公元前357年时，其战力达到拥有283艘战舰的峰值。大规模动员与内部谈判携手并进的局面再次出现，后者带来了国家补贴的增加：为公民出席议会提供的酬劳提高了6~9倍，同时，陪审团成员比之以前更具雇佣性。为了对公民出席国家节庆活动提供补贴，一项特殊基金得以创立。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的公元前323年，雅典人倾尽全力打了一场反抗马其顿统治的战争，动员了所有满40岁的男性公民，同时还动用了240支战舰。大约有1/3的成年男性公民被派遣到海外或在海军中服役。 ^[29]

这对收入和财富分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与在公元前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帝国所得被用于补贴雅典战争机器这一情况不同，公元前4世纪的军事活动高度依赖于针对富人的国内征税。与此同时，由于海军是战争动员的重点所在，所以，要发动战争就必须通过再分配手段补贴那些负责载人和划桨的贫苦公民。等到帝国开始衰落之后，雅典人的财政部门主要靠征收各种间接税获益，如通行费和港务费、铸币利润以及包括矿山在内的国有土地租金收入。直接税则征收得很少，仅包括一项加在外来侨民身上的人头税，一项为维持特殊军事开支而向富人征收的财产税，以及一项只加在最富有公民成员身上的作为一种祭祀仪式的献金。虽然这些祭祀献金中的一部分也可以被用于筹办公共宗教节庆活动和戏剧表演，但其最重要和义务性的用途是装备战舰。在任何特定年份，那些被挑选出来提供献金的人都被要求对某一艘战舰负责，包括负责招募船员（虽然他们会得到国家提供的定额补偿，但仅仅有这种补偿可能是不够的），承担修理费用以及购置设备——他们甚至还可能有义务补偿战船在海上的损失。在精英圈子中，这些义务以及他们因相互攀比而激起的竞争性支出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无底洞。这一制度是随时变化着的：公元前5世纪时，海上祭司（通常他们也是所负责的战船上的船长）是从400个最富有的公民中挑选出来的，但到公元前4世纪时，有1200个资产所有者（后来大概只有300个）被要求提供献金。在不同时期以及不同的运作方式下，雅典每个地方都有1%~4%的家庭因此而受累。这种被称作“特瑞希”的献祭仪式在这些家庭之间不断地轮转，每个家庭都不会连续承担两次。 ^[30]

一次献祭的平均花费，大约是雅典一个五口之家每年的最低生活收入的8倍，或者相当于一个典型精英家庭的大部分年收入。即便是富人也不得不以借贷或抵押的方式来筹措祭祀所需的资金。公元前4世纪中叶，祭司阶层的规模达到1200人（最大规模），其每个成员每年平均提供的祭祀献金，大约是最低限度的家庭年收入的3倍，它们被用于维持一支由300艘战船组成的舰队，资助公共节庆以及支付财产税。就我们所知的进入祭司阶层所要达到的财富门槛标准而论，履行献祭义务很可能会使得一笔与该标准相当的财富的年收益化为乌有，在把日常生活支出也算在内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根据最近一项研究所做的猜测，雅典400户最富裕家庭的年收入相当于贫困家庭年收入的12倍。对这一群体来说，提供祭祀献金，相当于每人每年平均要将自己收入的1/4以税收形式上缴给国家。尽管相关证据存在严重的不足，但我们仍然有把握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古代的雅典对其富人精英阶层征收了数量可观的所得税。 ^[31]

除非我们漏掉了有关祭祀献金支出在该阶层内部非均衡分布的历史细节，否则，这一制度就并非总是累进性的，因为无论祭司的实际收入比既定的分界线高多少，国家从中抽取的献金数额都是固定的；最富有的祭司只是被指望先垫付献金，然后再从别人那里收回它们。尽管如此，就其他的公民完全不用缴纳直接税而言，它又是高度累进的。这里有两个关键之处值得强调。一是这一实践主要源于实施大规模（海军）动员所引起的巨大财政需求。选民一方面定期在军队服务，另一方面又被赋予了政治权利的事实，决定了很大一部分财政负担必然要由那些最富有的人承担。另一个关键之处更直接地与矫正有关：祭祀献金制度势必会减少，或者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阻碍雅典精英阶层的财富积累。

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一时期雅典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在非农业部门。在这种情境下，祭祀献金制度起到了遏制不平等的作用，如若不然收入差距就会不断拉大。因此，被现代人视为笑谈的抱怨并非只是夸张：

我们何时才能摆脱祭祀献金和战船捐献的重负获得一点喘息之机？

不管怎样，那种认为财政干预抑制了不平等的观点，与我们有把握说清的那个时候雅典的财富分配状况是相吻合的。现代学者做出的两个独立的估计，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比较平等的土地分配图景：7.5%~9%的雅典人拥有30%~40%的土地，只有20%~30%的人根本没有土地。作为“中坚”力量的中间阶层（他们所掌握的资源足够打一场全副武装的方阵战）所占有的土地份额是35%~45%。这意味着，从历史比较的视角来看，其土地所有权基尼系数达到0.38或0.39，是比较低的，但它与没有证据表明那时存在大规模财产这一点是吻合的。然而，这并没有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非土地资产方面存在着更不平等的分配。 ^[32]

一些大胆的历史学家走得更远，有人估计当时雅典人的收入基尼系数达到了0.38，还有人估计雅典公民阶层的财富基尼系数为0.7，也就是说，前1%和10%的财富精英分别占总财富中30%和60%——但它们都是不可检验的猜测。我们在更坚实的基础上所做的估计表明，按照前工业化时期的标准，雅典人在某些行业中的真实工资水平是很高的：它们是当时的最低生活标准的数倍，与现代早期时荷兰人的最低收入相当。这个观察，再加上没有证据表明当时存在高度的土地集中或者一般意义上的大规模财富，都意味着物质资源在雅典公民阶层中的分配是比较平均的。最后，如果说我们对雅典公元前5世纪和4世纪时的经济规模所做的估计不是很离谱的话，那将意味着，在公元前430年以及前330年时，雅典的公共支出大约占其GDP的15%。 ^[33]

另外，即便大规模战争是导致财政扩张的首要因素，我们仍然必须将民用性开支考虑在内并赋予其相当的权重：在没有发生大的战争的那些年份里，一半以上的公共支出都用在了非军事性的活动上，如对政治参与和陪审活动提供补贴、节庆支出、提供福利以及公共建设支出，并且有相当一部分人口因这些活动而受益。这一点基于三方面的原因而引人注目：对这样一个前现代社会来说，其国家占有GDP的份额是很高的；民用支出占总开支的比重也是比较高的；在帝国的收入枯竭之后，累进性征税最终取代掠夺性的献祭仪式成为公共开支的来源。大规模的军事动员，民主，累进性的征税，很大一部分GDP被国家占有，大量的民用支出，受到约束的不平等这些事物聚集在一起，赋予了公元前4世纪时的雅典一幅特别怪异的、早熟的“现代”样貌。

对雅典来说确定无疑的事情，并不一定也同等地适用于其他1000多个城邦，这些城邦共同构成了成熟时期的古希腊城邦文化，但也没有明显的途径去证实这一点。虽然在实施大规模军事动员方面，雅典和斯巴达也许代表了一种极端情形，但其他的城邦也被认为建立了军事守备力量，这势必会造成其人口资源紧张。我们发现，那个时候民主式统治变得越发普遍，而且战争形势也在不断恶化：公元前430—前330年的这一个世纪，几乎是战争不断，参与其中的既有地面力量也有海军，并且，虽然雇佣军的作用在逐步增强，但从公民中征募士兵通常还是很重要的。考古发现为我提供了有关当时物质不平等状况的或许是最具普遍性的证据。房屋的大小——私人住宅普遍地接近中位值：公元前300年时，在大小上处于第75百分位的房屋仅比处于第25百分位的房屋大1/4左右。公元前4世纪时，在奥林托斯这座公认由人为规划建造而成的城市里，有关房屋大小的基尼系数仅为微不足道的0.14。 ^[34]

因此，大量的历史记录都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古希腊城邦文明在不断蔓延扩张过程中维持着相对温和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这得益于广泛存在的大规模动员的战争文化，同时也受到了公民权利制度以及加速推进的民主化的影响。为了防止被其他城邦吞并，这种文化还禁止人们跨越自己所在城邦的界线去寻求资本积累。早在公元前7世纪和前6世纪的远古时期，经济一体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扩大财富积累行为所遭遇的政治和社会阻力就已经很大了，这为古典时期政治分裂和城邦之间长期相互敌视关系的出现做了铺垫。在这方面，雅典帝国算得上一个打破常规的例外。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随着希腊被一个规模更大的帝国系统吞并和支配，其平等主义规范逐渐式微，与此同时财富积累也迎来了一次崭新的历史机遇。 ^[35]

“那个敌人剥掉我的袍子，穿在了他妻子身上”：前现代时期的传统战争

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战争，都不是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大规模军事动员的战争。它们通常是发生在查尔斯·蒂利所谓的“暴力专家”之间的战争，并且归根结底，主要是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之间为控制人民、土地及其他资源而展开的角逐——用阿诺德·汤因比的话说，是“国王之间的比赛”。在那些只有一方遭受严重破坏的战争中，掠夺和征服可能会在加剧征服者之间不平等的同时，降低受损或战败方之间的不平等：战胜方的领袖往往大获其利（与其追随者相比尚且如此，更不要说是与普罗大众相比了），战败方的领袖通常会损失惨重甚或丧命。战争的性质越“古老”，这条原则往往体现得越充分。对被征服者的掠夺可以远溯到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正如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人在挽歌中唱的那样：

哎呀，老天，我算是彻底毁了呀！

那个敌人踩着他的靴子闯进了我的卧室啊！

那个敌人脏兮兮的手向我伸过来了啊！

那个敌人剥掉了我的袍子，穿在了他妻子身上啊！

那个敌人扯下了我的一串宝石，挂在了他孩子身上啊！

我非得把他的房子踏平不可。 ^[36]

然而，虽然许多人都在战争中遭受了损失，但富人们失去的更多——相应地，其战胜方中的那些伙伴得到的也更多。让我们到美索不达米亚逗留一会儿，看看那里继苏美尔人的灿烂文化陨落几千年之后出现的新亚述王国吧。当亚述王国的统治者四处洗劫和掠夺城市并屠宰和驱逐城市的居民时，亚述的王族却令人厌恶地频频撰文来夸耀他们的赫赫战功。鉴于他们往往只是笼统地描述劫掠的过程，所以严格说来，我们无法确定到底是谁遭到了洗劫。但每每碰到有具体描述的文本时，它们都表明敌方的精英阶层是被专门挑选出来的掠夺对象。公元前9世纪，当亚述统治者撒缦以色三世打败楠瑞的国王马尔杜克—莫达米克时，他“洗劫了他的王宫，掳走了他的上帝（神像）、财产、物品、宫中女眷，以及不计其数的挣脱缰绳的马匹。”

在有关撒缦以色三世的其他铭文中，其掠夺王宫财产的场面反复被提及，其中一篇铭文甚至告诉我们“许多黄金做的门”被敲碎并运走。劫掠之后，敌方统治者连同他们的家族，以及宫廷人员和女眷这类有较高身份地位的人，都会遭到放逐。亚述的其他国王据说还会把战利品分给其他精英受益者。一个国家统治阶级之所失即是另一个国家统治阶级之所得。如果战争的一方总是比其他人更成功，那么这些胜利者精英就会积累起越来越多的资源财富，同时把被征服者甩在身后，这一过程会通过拉长收入和财富分配曲线顶点之后的尾巴，抬高整体上的基尼系数。正如我在最初两章中所论证的，大的附庸国越多，国家越容易在统治阶级的最顶层中形成不成比例的物质资源集中。 ^[37]

传统战争的“零和”特征，在1066年罗马帝国对英格兰的征服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从土地财富方面看，当时英格兰的贵族包括几个极其富有的伯爵以及几千个小领主和地主。罗马最初在黑斯廷斯取得了胜利，随后便遭遇了长达数年的反抗，在此情况下，征服者威廉先是试图拉拢这个集团，但接着推行了全面的征用政策。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土地转移，使得国王占有的土地份额大为提升，同时足足有一半的土地最终落到大约200个贵族的手中，这其中又有半数为新国王的10个亲密盟友所占有。尽管新国王的亲密盟友享有特权，但已不像此前穷奢极欲的伯爵那般富有了，其他的那些男爵要比以前的小领主富有得多。这种强力再分配的影响深入英国精英阶层中的各个等级：到1086年英国发布土地勘察报告时，那些能被明确地认作英国的地主占有的土地份额，就面积而论占6%，就价值而论仅占4%；尽管他们的实际份额可能比这更高，但毫无疑问的是罗马贵族已接管了大部分的土地。许多被剥夺了土地的小领主最终选择离开这个国家，到别处以当雇佣兵为生。时移世易，随着王族的土地不断减少，以及贵族们不断将土地打赏给依附于他们的骑士，这一早期出现的土地集中过程最终被大幅度地逆转，从而再造出了一个整体规模更大但单个来看富有程度相对更低的精英阶层。然而，封建关系使得任何有关这一时期土地财产分配情况的观察变得更加复杂。收入分配方面的变化情况甚至更难以确定，但一般说来，看起来罗马人的征服最初确实带来了土地收入在一个比此前小得多的统治阶级内部的更大程度的集中，只不过这个阶级随后便逐渐趋于解体。 ^[38]

在这种传统的战争和征服过程中，矫正或许主要是发生在战败方的各个领导者之间，例如，西亚的统治者就是被愤怒的阿舒尔或哈罗德国王手下的那些领主拉下马的。托斯卡纳的普拉托城提供了一个距离我们更近的例子：1478—1546年，在瘟疫已经消退且周边的城市共同体正出现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的情况下，普拉托的财富基尼系数（依据财富税缴纳记录推算得到）反而从0.624降到0.575。1512年时，普拉托遭到了西班牙军队的血腥洗劫，据说导致数千人丧生以及长达三周肆无忌惮的劫掠。在这种情况下，富人成了劫掠者大肆捞取赏金的主要对象。在第11章结束时，我会更详细地讨论德国奥格斯堡市的例子，它在三十年战争中遭受了敌方和瘟疫的双重重创，因此最后出现了财富不平等的大幅缩减。尽管瘟疫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引发不平等程度下降的最重要因素仍然是因战争而来的资本价值损失，以及富人承受的非同寻常的负担。 ^[39]

虽然我们可以从战争编年史中搜罗出更多类似的例子，但这样做意义不大，因为一般性的原则已经很清楚了，尽管我们无法对之做出可靠的测度。在传统战争中，矫正效应的大小取决于多种因素，比如战争带来的掠夺或破坏程度，胜利者或征服者的最终目标，以及最重要的，我们如何界定我们的分析单位。如果我们把侵略者与被侵略者，掠夺者与被掠夺者，胜利者与失败者视为分离的实体，就可能会认为矫正主要发生在后者之间。如果战争带来了彻底的征服，而且胜利一方的成员在新占领的土地上定居下来，从而以一个新的精英阶层部分或完全替换掉以前那个旧的精英阶层，那么，总体上的不平等就不一定会受到大的影响；如果原来的精英阶层及其所拥有的财产最终被并入帝国系统，那就会创造出一个规模更大并且不平等关系更为广泛的政体。然而，这种粗糙的分类法肯定会造成对更复杂的真实情况的过分简化。无论是军事精英还是社会精英，都可能得到不同的结果。对那些无法清楚地区分胜者和败者的战争来说，这种方法尤其成问题。举两个例子就够了。1807—1814年，法国和西班牙在后者的领土打的那场半岛战争造成了大范围的破坏，与此同时西班牙的实际工资水平变得更加反复无常，并且在总体收入不平等方面出现了短暂的激增。相反，在这场战争之后的几年里，实际工资水平以及相对于地租而言的名义工资水平都出现了上涨，同时收入不平等程度总体上也更低了。19世纪二三十年代委内瑞拉发生的那场毁灭性战争以及持续的国内动荡，看起来也造成了地租与工资之比的大幅下降。 ^[40]

“我们不再在意杀死了谁，而只在意我们从中获得了什么”：内战

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内战是如何影响不平等的？现代学术界普遍关注的是相反的问题——不平等是否是导致爆发内部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关这第二个问题，并没有直接的答案。一方面，总体的（或者“垂直的”）不平等与爆发内战的可能性并不是正相关的（尽管依据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的那些低质量数据，任何可靠的具体结论都可能受到质疑）。另一方面，群体之间的不平等能够被证明对内战有促进作用。最近出现的一些研究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一项调查研究指出，人体重量不平等——作为资源不平等的表现与内战存在正向关联，并且，这项研究的样本空间十分广泛，甚至追溯到19世纪早期的情况。此外，根据另一项研究，爆发内战的概率随土地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不过后者非常高的情况除外，在这种情况下力量弱小的精英人士的广泛存在会使得镇压动乱变得更容易，所以前者反而会下降。因此，我们只能说有关这个问题的巨大复杂性才刚刚开始为人们所认识。 ^[41]

相比之下，内战对不平等的影响问题几乎还未引起多少注意。一项以1960—2004年128个国家为样本的先驱性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内战会加剧不平等，特别是在内战结束后的前5年时间里。平均而言，这些国家的收入基尼系数在内战期间会上升1.6个百分点，在随后10年的复苏期会上升2.1个百分点，并且，若能维持和平的话，会在战争结束5年后达到峰值。好几种原因促成这种趋势。鉴于内战会使物质和人力资本存量减少，它们的价值会上升，与此同时非熟练劳动力的价值会下降。更具体地说，在有着大面积农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农民可能会失去进入市场的机会，并因为被排除在商业交易之外而收入受损，这些损失会将农民逼入生存的边缘。与此同时，战争投机商则会趁着安全下降和国力衰微之机牟取暴利。商业投机只会让很少一部分人受益，故而当国家的征税能力下降时资源集中就会出现。这种紧缩连同军费开支增加，带来社会性支出较少的情况，这反过来又会损害穷人的利益。再分配政策以及公共教育和健康支出备受挤压，并且冲突持续得越久，这种负面效应就越强。 ^[42]

这些问题在战争之外仍然存在，我们发现在紧接内战之后的几年里，基尼系数甚至更高了。在那一时期，胜利者会从他们的胜利中获得不成比例的收益，因为“个人与家族关系决定着财产以及获益机会的分配”。这一特征是内战与前现代传统战争的共同之处：胜方的领导者得利，不平等加剧。19世纪也能够观察到这一点：19世纪30年代，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内战时期的土地充公政策最终带来了大宗地产的出现和不平等的加剧。 ^[43]

几乎所有相关的观察都源自传统社会或者发展中国家。在更发达的国家，彻头彻尾的内战是很少见的。另外，在某些内战与大矫正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案例中，如1917年之后的俄罗斯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的中国，颠覆性的变革而非内战本身构成了这一过程的主要驱动力。出于本研究的目的，我们把美国内战看成一场类似于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其结果本章前面部分已做了描述。这使得我们只剩下了一个重要的案例可用——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不同于俄罗斯和中国的情况，这场内战的胜利一方并未追求一种再分配议程，其结果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革命性的。冲突期间，那些处在独裁统治之下的地区施行了集体化政策，但非常短命。1939年之后，弗朗哥派实施的自给自足政策导致了经济上的停滞。内战引发的一系列冲击以及随后的经济管理不善，带来了顶层收入份额的下降。这段时期只有最顶层群体（最富的0.01%群体）收入份额的计算数据，它在1935—1961年下降了60%。这一趋势与总体上的收入基尼系数变化情况相冲突，后者在内战和“二战”期间比较稳定，但在1947—1958年出现了轻微的波动（图6.2）。 ^[44]

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是，工资收入基尼系数在1935—1945年出现了幅度约为1/3的显著下降。就我们所知，迄今还未见有人对这些结果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莱安德罗·普拉多斯·德·拉·埃斯科苏拉针对以下现象提出了几种假说：资本收益下降（这会压低顶层收入份额）引发的竞争效应、弗朗哥统治下的再乡村化运动带来的工资收入缩减（这会削减总体收入不平等）、自给自足政策下财产尤其是土地收益的上升（这抵消了那些会抬高总体基尼系数的收入不平等因素的影响）。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人均实际GDP出现零增长的1930—1952年，贫困人口比重在此期间也大致增加了一倍。不平等在西班牙的变化过程十分不同于这一时期的其他欧洲国家，尽管就顶层收入份额和工资水平都出现了下降而言，它们有着表面上的相似性。与卷入“二战”中的其他国家及许多中立国不同，西班牙并未实行累进性的征税，总体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未下降。我同意普拉多斯·埃斯科苏拉的一个说法，即：“把握住西班牙（内战对其社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与大多数西方国家（它们的社会凝聚力因世界大战而增进）之间的区别，对理解战后时期的事态发展来说，是重要的。”即便如此，这二者赖以形成各自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的驱动力是相同的，即受政府政策调节的暴力冲击。 ^[45]

我将再次回到遥远的过去，通过考察一个混合型的案例来结束我的研究，那就是发生在公元前1世纪80—30年代之间、并最终导致罗马共和国覆灭的内战。之所以称其为混合型的，是因为它们是罗马社会内部的冲突；它们因流亡精英群体的竞争而起，但具体发展以前面曾提及的大规模军事动员文化为背景，从而表现出国与国之间大规模动员战争的关键特征。罗马人在军事动员率上的最高历史纪录就出现在这一内乱时期。同时出现在这场战争中的精英群体内讧与普通民众的广泛参与，为实现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提供了新的契机。

其中，那些爆发于公元前1世纪80年代和公元前1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最血腥的冲突彻底摧毁了罗马的统治阶级。政敌遭到排斥，统治阶级公开宣布任何想杀死政敌的人都有公平的机会获得一份赏赐，他们的财产也会被胜利方没收充公。在公元前83—前81年的内战中，据说有105位参议员遭到了杀害，当时参议员的总席位只有300个左右；公元前43年，300位参议员（总数是600个）以及2000个爵士（他们是罗马社会中的第二大精英阶层）以同样的方式丧命，虽然我们仅能指认出其中的120位。这两段插曲以不同方式影响了不平等的进程。第一轮没收充公是由寡头反动势力的支持者操控的，他们允许占据优势地位的支持者通过在拍卖过程中抢购没收得来的财产而获利。这很可能带来了财富集中度的提高，特别是在内战前夕精英阶层出现大幅减员的情况下：从公元前90—前80年的10年间，据说至少有291位参议员丧命于暴力。继承者数目减少带来的很可能是精英财产的联合而非分散化。从当地各个社群没收得来的土地原本是要给退伍老兵的，但往往最后还是流入了市场，由此而来的交易也起到了促进财产集中的作用。公元前43年和前42年发生的没收充公则有所不同，它们的起因不是为了报仇，而在于从军事上做好抵御那些流亡在意大利之外的国内政敌的准备，财政需求出现了超常规的增长。既然如此，没收充公得来的财产就不太可能用于犒赏同盟者，而主要是为了兑现为组建一支庞大的市民军队所承诺的高额补偿金。派系领袖的那些亲密盟友一直到公元前30年的冲突尘埃落定后才获得了奖赏，并且奖赏的具体方式是以牺牲旧贵族利益为代价培植“新贵族”。 ^[46]

士兵在这最后一轮内战中获得的高额补贴，兴许起到了显著的再分配作用。内战爆发之前，罗马士兵只能得到比较适中的补偿。在早期抵御外敌的战役中风行起来的军阀做派最终推高了补偿的额度：它们起初是很低的，但到公元前69年时一下子就涨到年最低薪酬的7倍，公元前61年时更是达到年最低薪酬的13倍。公元前40年的内战带来了士兵补贴金进一步的大幅上涨，到公元前46年时已22倍于新调高后的最低年薪（或者42倍于旧的最低年薪）。4年之后，这项开支很快又创下新高，因为那些数量更为庞大的军队后勤人员也得到了获得同等补贴的许诺。总之，我们估计，公元前69—前29年，为收买军心和犒赏军队，一笔至少10倍于国家常规收入，或相当于当时罗马年GDP总量的巨额资金，最终被转移到士兵的手中（几乎所有的支付都发生在公元前49—前29年）。领到补贴的总人数可能达到40万，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家庭一起，大约占罗马公民总量的1/3。因为没有证据表明曾经发生过通货膨胀，所以这很可能带来了非精英群体实际收入的大幅上涨。罗马社会内部的分配效应在意大利中心地区的表现如何，就更加晦暗不明了。这笔巨款中有大部分都是从外部各省搜刮来的。但也有例外：公元前43年时，除了施行上面已提到的大规模没收充公，富人还被要求上缴一年的不动产收益以及2%的财富税。后来又增设了多项富人缴税义务。财政课税事实上以累进的方式进行，且征得的税收供再分配之用，这在罗马历史上是仅有的一次。 ^[47]

不过，这终归只是一次性的偶发现象。公元前30年罗马恢复和平并建立起稳定的专制体制之后，依靠征税汲取财政收益重新成为常态。国家所支配的财政收入，仅仅只在公元前1世纪40年代后期为数不多的几年里，被暂时性地用于提升一般民众的利益。正如我们在第2章所见，长远来看，随后几个世纪出现的政治经济稳定局面，无疑有助于促进高水平的财富集中。

“不管要付出何种代价”：战争与不平等

本书的这一部分已经带领我们穿越了几千年的人类战争史。军事冲突长期以来一直是人类发展史中的一个普遍特征，但只有几种类型的战争削弱了另一种同样普遍的人类现象——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分配。无论是对胜利者还是对失败者来说，现代的大规模动员战争都被证明是一种强有力的矫正手段。每当战争的影响渗透到整个社会，资产就会贬值，富人就要为之付出某个公平的份额，战争不仅能够“夺人性命和摧毁财物”，还能够缩小贫富差距。“二战”时，长期推行的战争驱动性政策，使得这种影响不仅见于战争当时，而且还见于战争结束之后。发达国家公民所经历的长达一代人甚至更久的不平等程度下降，最终要归因于这场史无前例的全局性暴力冲突。类似的物质不平等缩减也出现在了“一战”期间及之后。这种特殊风格的战争在更早的时候鲜有先例，即便有通常也与矫正无甚关系。在美国内战中，导致南方财富被毁的不是战争动员本身，而是战败和被占领。正如中国和罗马共和国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依据有关大规模战争远古先例的历史证据所得出的，是模糊不清甚或完全相反的结论。在斯巴达这个勇士型的城邦，资源分配从早期无疑是平等的状态逐渐演变为一种失衡的状态。古代的雅典，或许是前现代时期民众广泛参与军事的一个最佳案例。正如20世纪的某些时期一样，雅典人共同的战争动员经历看起来强化了他们的民主制度，而这反过来为施行限制不平等上升的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鉴于总体发展趋势截然不同且古代的证据资料有限，我不应该过分强调这一类比。虽然如此，古代雅典的经历却表明，只要各种制度安排搭配得当，即便是在完全的前现代环境下，一种崇尚军事上大规模动员的文化也能发挥出作为矫正机制的作用。 ^[48]

那种范围更为有限的战争广泛地存在于历史之中，但我们无法从中得出逻辑一致的规律性结果。以掠夺和征服为主题的传统战争，普遍而言会使精英阶层获益，从而加剧不平等。每当战败一方被归并到一个更大的政体中时，情况尤其如此，而上层社会阶梯会因为这个归并过程而出现更多的财富或权力层级。内战很少会起到矫正的作用——即便真的起到了这种作用，那也是部分地（正如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西班牙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的那样）或短暂地（或许像古代的罗马那样）。唯一能够改变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内战，是那种由颠覆政权的激进统治者发动的革命，他们一心想着全面地征用和再分配，且不惜为此付出血的代价。这一过程，正是我们马上要论及的暴力矫正的第二个骑士。

第三部分 革命

第7章 共产主义 ^[01]

“为了无产阶级的权力”：20世纪的革命带来的矫正

如果说国与国的冲突能降低不平等，那么，一个国家内部的冲突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在近代史中，内战并没有造成明确的影响，然而如果说还有一点影响的话，往往是拉大了原有的差距。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内部冲突不仅仅是派系之间的对抗，还是对整个社会的全面重组？如此雄心勃勃的企图并不多见。历史上绝大多数暴力性的群众起义都是出于消除现实中的不公的理由，然而很少能够达成所愿。成功夺取了权力并且使收入和财富分配趋于平等的运动，只出现在近期。和国家之间的战争甚为相似，行动的强度是个关键指标。尽管大多数的战争并没有带来平等化的结果，但是一次军事化的群众动员能打乱旧的秩序。在各种起义中，只有那些在每一个城镇和乡村都进行了类似活动的全面动员，才能带来强烈的矫正。还是回到我们最初的隐喻，大规模动员战争和转型性的革命，同为强大的世界末日骑士，它们扫除既得利益，重组获取物质资源的途径。暴力的程度最为关键：正如两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大多数的平等化革命同样是有史以来所有内部变革中最为血腥的。我对起义和革命的比较研究证明，大规模的暴力是矫正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手段。

我采取了和前面相同的方法，沿着时间轴进行追溯。最相关的证据还是来自20世纪，如本章所述，一些大型的共产主义革命造成了收入和财富急剧分散。在下一章，我将转向一些先例，比如最著名的法国大革命。我们还考察了在前现代社会，用武力改变内部环境的一些行动（比如农民起义）带来的影响。和战争的情形非常相似，我们发现了现代社会和工业社会与前现代社会和前工业社会之间的区别：在多数情况下，只有那些最近发生的革命，才被证明强大到能影响大多数人口的收入和财富分配。

“消灭富人的战争”：俄国革命和苏维埃政权

在第5章我们已经看到，灾难性的“一战”，是一次调动了前所未见的人力和物力的大屠杀，然而它压缩了主要参战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在不同的国家，其影响的程度和时机也不相同。在德国，顶层的收入份额在战时上涨，战败后却下降了；在法国，只有战后出现了轻微的下降；在英国，战时和战后都出现了显著的下降，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又出现了短暂的恢复；在美国，战时出现下降，然而很快出现强烈的反弹。尤为可惜的是，一些受战争重度影响的国家，比如奥匈帝国、意大利和比利时，没有发布可供比较的数据。“二战”则与之不同，战争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各国造成了强烈而明确的矫正后果，这次“大战”的相关记录有些复杂并且部分未知。 ^[1]

“一战”之后的俄国，不平等程度出现了最为剧烈的下降。然而和其他国家相比，与其说是因为卷入战争——由于战时的混乱或者战后的财政崩溃，还不如说是因为产生于战争残骸中的内部革命带来了矫正。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的帝国是这场战争最大的参与者之一：它动用了大约1200万名士兵，其中近200万人战死。另外有500万士兵受伤，以及250万被俘虏或者失踪。而且，据估计还有100万的平民死亡。我们能够确认的是，在1914—1917年的战争期间，俄国的不平等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缩减：税制高度累退，严重依赖间接税；直到战争结束，个人所得税和战争收益都没能脱离谷底；国债方案只取得部分成功，大部分的赤字都要通过发行货币来弥补。加速型通货膨胀，尤其在1917年的临时政府时期，并不只是损害了富人的利益。 ^[2]

无论战争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和1917年11月的布尔什维克罢工以及几个月后终结了中央政权的对抗行动造成的后果相比，一定会显得黯然失色。那一年出现的巨大经济衰退激起了大范围的农民起义，地主的房屋被接管，罢工工人控制了大量工厂。在1917年11月的6日和7日，以布尔什维克武装组织接管首都为标志，起义达到了高潮。11月，圣彼得堡的冬宫革命风暴发生后的第二天，新成立的人民委员会通过了由列宁本人撰写的《土地法令》。强制性的土地再分配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

这项法令以极端的方式横扫一切。它直接的政治目的是通过立法来赢得农民的支持。之后，农民夺取和分配贵族和国家的土地，从那一年的夏季开始，一直都在推进。然而用专业术语来讲，这项法令更高的目标是摧毁土地私有制：

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就此废除，并且不会得到补偿……土地的私人所有权被永久废除。土地不得买卖和出租，否则将被没收……土地的使用权被赋予所有愿意用自己的双手劳动的公民，并且不分性别和国别……禁止雇工……须按照平等的原则，也就是说，在……劳动或者食物标准单位的基础上，把土地分配给使用者。 ^[3]

在当时，这些措施仅仅针对精英阶层——比如大地主、皇族还有教会的土地所有权。普通农民（和哥萨克人）的土地并没有成为没收的对象。征收和分配工作由当地的委员会负责。随后的法令又把所有的银行国有化，把工厂交由工人委员会（苏维埃）控制，并且没收了私人的银行账户。从经济的角度看，土地所有者阶级——包括家属有大约50万人被消灭了，与此同时，被消灭的还有大约12.5万人的顶层资产阶级。这些“过去的人”中的很多人，因为是被人熟知的精英而被杀害；还有更多的人移民国外。激烈的去城市化运动有利于矫正不平等，因此1917—1920年，在财富和收入的两大集聚中心——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人口数量下降了一半以上。在1919年1月发表的一篇社论中，共产党的支持者普拉夫达写道：

时髦的贵妇，高档餐馆，私人豪宅，漂亮的大门，不实的报纸，这些腐败的“黄金生活”都到哪里去了？全部被一扫而空了。

列宁发动的“消灭富人的战争”，已经获胜。 ^[4]

在这个主要人口仍然在土地上劳作的社会，仅仅由布尔什维克首发的这个《土地法令》，就是一个巨大的矫正力量，并且通过其他的没收措施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到1919年，农民获得了97%的耕地。然而从一开始，新政权就认为仅有这些转移措施还不够，他们担心平等的分配只会“创造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并且既不能保证平等，也不能防止分化”。的确，只有废除土地私有制，才能实现彻底和永久的矫正。1918年2月，又一个主要的土地法令被用来推动集体化：

在决定授予土地的方式和顺序时，优先选择农业合作社而不是个人。 ^[5]

在1918—1921年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国家极为严重地依赖于公开的强制。

强力干预保证了平等，但是也导致了灾难性的经济后果：农民生产不积极，他们销毁牲畜和生产工具以防止被征收，耕地数量和产量大幅度低于革命前的水平。为了应对生产不足，政府推动自愿性质的集体化，却遭到农民的抵制：直到1921年，也只有不足1%的俄国人口在集体农场工作。实现全面的平等代价高昂：1912—1922年，没有马或者只有1匹马的农户的比例从64%上升到86%，拥有3匹马以上的农户则从14%下降到3%。整体上农民变得更加平等，然而也变得更加贫困。通货膨胀愈加猖獗：在1921年，物价大约是1914年的17000倍。物物交易逐渐替代了货币交易，黑市也兴旺起来。 ^[6]

由于产出急剧下降，再加上几百万人在内战中死亡，1921年出现了暂时性的转折——新经济政策推出。市场恢复运行，农民可以用实物交税，还可以销售和消费多余的粮食。土地租赁和雇工也再次被允许。自由化政策在经济上取得了成效，1922—1927年，耕地面积增加了一半。这些政策使一部分人把多余的粮食用于商品交换，造成生产者再次分化。富农人口出现了非常温和的增长，从占农民总人口的5%上升到7%。然而这些人还远远谈不上富裕，也就是平均一家两匹马、两头牛，拥有一些可用于交易的粮食。总体而言，早期富农的财产和土地被分配给无地的生产者，平衡了收入分配，导致“农民中农化”。企业家数量和富裕程度远远不及革命前的水平。私人资本在工业中的地位无足轻重：在1926年和1927年，只有4%的工业投资来自私人部门，农业的情况正好相反。 ^[7]

农民再次分化的信号以及农民对集体化无处不在的抵制引起了斯大林的愤怒。从1928年开始，政府重新采取强制手段获得粮食并用它来支持工业化，从而有效地把资源从私人化的农村转移到社会化的工业部门。尽管政府大力推动并且用更优惠的信贷条件提供有形的支持，仍然只有3.5%的耕地属于集体农场，国有农场占有的比例是1.5%，95%的耕地仍然为私人所有。斯大林把富农当成一种阻碍，无视集体农场的低效，选择通过武力来改变这种局面。 ^[8]

1930年1月，政府通过关于“在全面集体化的地区消灭富农家庭的措施”的决议，决定采取处决、流放或者收监等手段，一定要让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富裕的农民被课以几倍的重税，从自己的土地上被赶走；较穷的农民则更容易被引诱加入集体合作社。政府加强了反富农的宣传，并且鼓励农民去抢夺土地。为了确定更多的目标，富农的范围被扩大到包含雇用劳动力，拥有生产设施（比如磨坊），以及参与商品交易的那部分人。逮捕和强制性的掠夺行为非常普通。然而，这些曾经富裕的农民早已因为歧视性的税收政策变得贫困，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中等收入，基于过时的税收记录以及为了实现政府消灭富农的目标，这些人最终没有逃过财产被剥夺的结局。矫正最终扩张到更大的社会范围。 ^[9]

强制手段最终取得了胜利：到1937年，93%的苏维埃农业被迫集体化，私人农场被摧毁，私人农户只能拥有小型花园大小的地块。这种转变的代价是巨大的：损失了超过一半的牲畜，大约为总资产的1/7。人们付出的生命代价更为惊人。暴力行为爆炸性地扩散。在1930年2月的几天中，有60000名“一类”富农被逮捕，年底这个数字上升到700000，在第二年的年底又上升到1800000。据估计，有大约300000名被流放的人由于恶劣的交通和流放地条件而死，也许还有600万农民被饿死。富农家庭的户主被集体流放，被认为特别危险的一些人被立即处决。 ^[10]

和集体化和去富农化等农村暴力性的平等化行动同步进行的，是对城市的“资产阶级专家”、“贵族”、企业家、店主和手工艺人的迫害。在1937年和1938年的“大恐怖”时期，这些活动一直都在持续，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机构NKVD（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了150多万名市民，其中接近一半的人被处决。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成为目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是成为牺牲品。有不下700万人被送进劳改营。这种制度有利于继续矫正不平等，因为它不要求给在边远地区承受恶劣工作条件的人支付高工资。虽然节约的成效会被强制成本和低效率抵消一部分，但是也不能被轻视：在后来的年份中，向不受欢迎地区的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显著提升了苏维埃整体的不平等水平。集体化创造了大约25万个集体农场。然而不仅农民遭受极大的痛苦，城市居民也一样。非农场的实际工资在1928—1940年间几乎下降了一半，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消费也都出现了下降。 ^[11]

这些政策造成的人类苦难众所周知以至无须再详细讲述。对我们的研究而言，最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快速矫正的规模在世界历史上有可能是从未有过的，不仅是精英阶层，还有更为广大的中产阶级都经历了财产的被剥夺和再分配。然而，一旦经济开始改善，即便是处在始于1933年的严厉镇压的环境，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立刻出现爬升。随着人均产出和消费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强劲增长，工人薪酬的差距也在扩大：“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政策要求为更高的生产率提供更高的报酬，精英阶层和普通大众生活标准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即便是付出了几百万人生命的代价，也不足以让这种差距永远消失。 ^[12]

由于俄罗斯的数据质量不平均，特别是苏联时期的数据，我们很难准确衡量收入差距的演变。沙皇时代末期的收入集中度相当高，然而如果以那个时代的标准看，也不是特别高。大约在1904年或者1905年，其收入最高的“1%”在总收入的占比为13.5%~15%，同期的法国和德国以及10年后的美国为18%~19%。充足的土地有利于支撑农村劳动的价值。这一时期俄罗斯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保持在0.362。我们不知道在1917—1941年间，这一数值下降了多少。根据苏联时期的数据来源，1928年工业部门工资收入的P90/P10 ^[02] 之比有一个较低的值——3.5。总体而言，苏联时期的基尼系数比沙皇时期要低很多。据估算在1967年，苏联非农家庭的市场基尼系数为0.229，对应整个国家在1968—1991年间为0.27~0.28。20世纪50—80年代，P90/P10的值也一直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20世纪80年代的P90/P10大约为3，1984年美国的P90/P10为5.5。 ^[13]

“二战”后的几十年，其国家发展完全受政治干预驱动，矫正一直都在持续。在此之前极其低的农民收入，被允许比城市人口收入上升更快，而后者的收入，通过提高低工资水平、缩小工资差距和提高退休金以及其他福利加以平衡。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政策，更有利于体力劳动者，非体力劳动者的工资溢出幅度从1945年的98%下降到1985年的6%，工程技术人员的收入出现类似下降。白领的工资下降到低于体力劳动者的平均水平。即便在经济处在实质性增长的时期，专制政权都能够极为有效地平均和重组收入分配。 ^[14]

苏联体系终结后迎来了快速而急剧的逆转。在1988年，超过96%的劳动力被国家雇用。工资占总收入的比例大约为3/4，自主就业所得还不到总收入的1/10——并且不存在财产性收入。如布兰科·米拉诺维奇所说，这种分配格局重点在于由国家支付收入，集体消费，工资被压低，以及财富积累最小化。然而一旦意识形态前提不再被强制坚持，这一切就会瞬间改变。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俄罗斯联邦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都维持在0.26~0.27之间，然而苏联垮台后，出现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市场收入基尼系数近乎翻番，1990年为0.28，5年后上升到0.51，从那以后，一直处于0.44~0.52的范围内。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乌克兰的基尼系数和俄罗斯差不多，然而1993年时从1992年的0.25一下子跳升到0.45，尽管后来又逐渐下降到0.3。在1989—1995年间，前社会主义全部国家的整体平均基尼系数上升了9个百分点。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和基尼系数表现为同步上升：除了极少的几个特例，前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收入向收入最高的20%的群体集中而其他群体收入下降的情况。在这个时期，俄罗斯顶层10%群体的收入在全国总收入的占比从34%上升到54%。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在1980—2013年收入不平等显著上升的时期，美国顶层10%群体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从44%上升到51%，在一个5~6倍长的时间内涨幅仅为前者的1/3。私人财富也出现了恢复。在俄罗斯，最富有的10%群体控制了整个国家80%的财富。到2014年，这个国家的111个亿万富豪掌握了整个国家财富的1/5。 ^[15]

1991年年末，随着苏联的共产党以及苏联本身的瓦解，贫困爆发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急剧上升：只用了3年时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的比例上升了3倍，达到俄罗斯总人口的1/3。当199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这个比例又上升到60%。然而从长远来看，不平等程度上升也受到了工资收入放开的推动，其中大部分是由于地区差异的扩大。莫斯科以及一些石油和天然气丰富地区的收入上涨异常，租金则被那些收入最高的阶层攫取。国有资产变为私人所有也使财富更有可能向最富有阶层集中。 ^[16]

俄罗斯收入和财富从平均到再集中的演变，很大程度上是组织化暴力的一个函数。在革命的前夕，不平等程度相当大，在1917年被布尔什维克接管后的20年时间内，不平等程度发生显著下降。这是由于大规模的政府强制以及鼓励穷人掠夺和他们相比不那么穷的人，造成几百万人的死亡和流放。其中的因果关系一目了然：没有暴力，就没有矫正。在转型过程中，只要共产党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能维持住所建立起来的体系，不平等就会保持在很低的水平。然而一旦政治压迫被取消，政治压迫由价格决定的市场和裙带资本主义的混合物来替代，收入和财富的差距就会拉大，曾位于前苏联中心地带的俄罗斯和乌克兰，这种情况最为惊人。

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

苏联加盟共和国或者通过革命运动建立的其他共产党政权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矫正。这里我们补充几个案例。越南的土地不平等情况曾经非常严重：在1945年，3%的地主占有全部土地的25%。在1945—1953年间，共产党的早期政策基本上是：优先采取通过交易进行转让、减租、对地主收取惩罚性的累进税的方式，而不是没收和征用。税收对土地所有权具有特殊的抑制作用，名义有效税率为30%~50%，一旦增加附加费，则有可能达到100%。这导致很多地主把土地出售，或者直接出让给租户。地主占有土地的比重从3%的地主占有25%的土地急剧下降为2%的地主占有10%~17%的土地。然而，从1953年开始，越共领导人变得更加强硬。其每天的工作变成对农民的动员，每个村都组织批斗会。每一个地区的政治局按照配额确定需要被惩罚的“残暴地主”名单。土改法要求没收或者强制出售最“残暴”的那部分富人的财产并对其他人进行象征性补偿。按规定“富农”不应该受到伤害，然而在一些缺少地主的地区，他们仍然会成为目标，如果他们“用封建手段来剥削土地”（即通过租赁的方式），就会被强制出卖土地。

1954年，法国人惨败后，大约80万人从北方迁移到南方，其中富人占多数。有大量的土地空出来并且被转交给穷人。1953—1956年间，政府发起的暴力事件逐渐增多。有很多“地主”（大约占总人口比重的5%）只剩下不足平均水平的土地，成为村子里的贱民，几千人被处决。依据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土地被重新分配，因而高度平等的分配结果得以实现（除了获得更少土地的“地主”）。穷人从这种安排中获益最大。和苏联一样，平等化之后，随之而来的是集体化行动，其结果是逐渐增多的大型集体合作社占有全部耕地的90%。1975年之后，这些政策延伸到南方。“地主”和教会的财产被没收，私人企业被国有化，并且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17]

从一开始，朝鲜政权就更强势，政府最早是在1946年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接着在20世纪50年代推动集体化，直至几乎所有的农民都被大型单位组织起来。在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土地征收活动是分阶段进行的，首先征收的是美国人的土地，其次是面积超过67公顷的大地主的土地。到1964年，全部农地的3/4都被征收，并且以工人合作社的形式组织起来，然后很快又变成国有农场。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所有的私营企业都被国有化。1979年的尼加拉瓜，在没收了占有这个国家1/5土地的索摩查家族的土地后，获胜的桑地诺组织发动了土地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其范围又扩大到没收其他大地主的土地。结果是，在1986年，有大约一半的农业用地和一半的农村人口都卷入改革，被主要用于建立合作社或小型农场。即便如此，当桑地诺政府在1990年被选民赶下台时，尼加拉瓜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仍然非常高，大约是0.5~0.55，和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接近，高于萨尔瓦多当时的水平，所有这些国家都存在严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问题。在这种环境下，革命政府放弃暴力性强制手段，恪守民主多样性的承诺，似乎是导致矫正成效不足的决定性原因。 ^[18]

以列宁、斯大林所设定的激进标准来看，中美洲甚至越南所采取的再分配手段可谓相当温和，然而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的情况正好相反。虽然缺少传统标准的数据作为参考，但是毫无疑问，政府的暴力干预造成了柬埔寨全国性的大矫正。在1975年共产党获胜后的一周内，城市人口被仓促撤离，导致全国人口下降了一半，其中包括首都金边的全部人口。考虑到城乡收入差距是决定国家不平等水平的重要因素，收入不平等水平因此显著下降。城市居民被划定为“新人”，被当作阶级敌人，并且多次被驱逐。政府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从而使他们“无产阶级化”：他们一步步失去了财产，最初是因为撤离，然后被农民和干部蓄意剥夺，在定居农村后，更是被政府阻止享用自己辛勤种植的庄稼。

人员损失是巨大的——很有可能接近200万人，大约是柬埔寨全部人口的1/4。损失集中在城市居民身上：大约40%的金边居民在4年后死亡。前政府的官员和高级军人被挑出来，遭受残酷的虐待。同时，由于对党的干部的清洗范围不断扩大，新精英的数量也出现下降。例如，仅仅死于臭名昭著的金边S21监狱的柬埔寨共产党员就有1.6万人之多，柬埔寨共产党员的数量在1975年的时候还不到1.4万人。在普通群众里面，导致过多人员死亡的原因可以相当平均地归结为集体化、处决、监禁，以及饥饿和疾病。成千上万的人被秘密杀害，大部分的人因为头部受到铁棍、斧头以及农用工具的打击而死。部分死者的尸体被当成了肥料。 ^[19]

“彻底消灭”：作为暴力矫正工具的转型革命

产生了令人惊讶的快速自我毁灭的暴力的柬埔寨经验，不过是一个涉及范围更广的极端范例。从1917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及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的埃塞俄比亚），在大约60年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征用、再分配、集体化以及价格控制等多种手段，共产党的革命政权成功地压低了不平等水平。在运用这些手段时，不同国家制造的暴力行为存在着巨大的数量差异，俄罗斯和柬埔寨是一端，古巴、尼加拉瓜是另外一端。然而这并不是说，在强制性矫正过程中，暴力只是一个次要的因素：尽管从根本上讲，列宁、斯大林能够以较小的生命代价去实现他们的目标，然而横扫式的征用还是严重依赖部分暴力手段以及将暴力升级的威胁。

基本的原理一直都是相同的：政府通过抑制私人财产和市场力量对社会进行重组，同时实现缩小阶级差异的目标。这些具有政治性本质的干预，代表了暴力冲击，和前面章节讨论的现代社会产生的世界大战的作用相似。在矫正不平等方面，大规模动员战争和转型革命有很多共同之处。二者极度依赖通过大规模的暴力（无论是处于潜伏状态还是已经显露出来的）得到我们所看到的结果。这个过程耗费的巨大人力成本也是众所周知的：两次世界大战直接或者间接夺走了近1亿人的生命，然而革命同样造成了数量相当的死亡。就残酷程度而言，转型性的革命和大规模动员战争是等同的——这就是我们的末日矫正四骑士中的第二位。 ^[20]

第8章 前列宁时代

“誓死砍掉那些有罪的富人的头颅”：法国大革命

类似的情况在以前发生过吗？在更早的时期，出现过显著矫正了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的革命吗？我们将再次体会到，20世纪的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世纪。前现代社会并不缺少从城市和乡村爆发的民众起义，然而它们通常不能改变物质资源的分配。和大规模动员战争存在很大程度的相似，在前工业化时期，革命很少成为矫正不平等的手段。

在对传统权威的早期挑战中，在大众心目中占有崇高地位的法国大革命，似乎特别有希望通过冲突实现平等的目标。在旧体制临近终结的时候，法国仍然是一个收入和财富差距很大的国家。我们做出的最好的估计是，法国当时的收入基尼系数大约是0.59，和同时代的英格兰差不多，尽管估计的误差范围较大（在0.55~0.66之间）。严重不平等的税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当时可支配收入的分配。贵族占有全部土地的1/4，却免于缴纳主要的直接税，并成功抵制了一些新税，比如1695年的人头税和1749年的所得税。神职人员的情况大体相似，拥有全国1/10的土地，还得到一些钱，虽然不到财富总额的1/10，但数量仍然可观。因此，直接税几乎完全由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负担。另外，富裕的资本家可以通过购买贵族头衔和官职来逃避缴税，实际的税大部分都落到农民和工人的头上。在各种间接税中，盐税是最重的一种，它强制性地对每个购买食盐的家庭征收，再一次严重打击了穷人。总体上讲，这是一种具有高度累退性质的财政税收体系。

而且，农民还承担了对贵族和教会的各种封建义务，比如徭役，以及在时间和金钱方面的其他义务。只有少数农民得到了足够的土地（只是通过租赁的方式得到土地），大部分的农业人口都是佃农和无地的劳动力。在大革命爆发前的几十年中，情况进一步恶化。人口压力加大，封建权利越来越被强化，公地牧场面积缩减，导致拥有少量牲畜并且只能艰难维持生活的贫困农户被驱逐。这一切造成了农村的贫困化以及城市无产阶级的增长。1730—1780年间，土地租金翻了一番，农产品价格上涨速度超过了从事农业的人的工资上涨速度，城市工人也受到不利影响。 ^[1]

旧政权及其机构的解体在1789—1795年间分阶段展开，当局推行了若干有利于穷人的措施。1789年8月，国民制宪议会宣布废除“个人”的封建权利，虽然拖延到了第二年才得到正式执行。尽管地租仍然有效，但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进行抵制，暴乱于1789年末、1790年初开始蔓延。农民闯入领主的庄园，焚烧账本。伴随着动乱，出现了广泛的暴力抗税（间接税）行为，导致征税工作停滞。1790年6月，在没有补偿的情况下，所有个人封建义务（例如徭役）最终被废除，公地按命令被分配给本地居民。随后的巴黎议会多次对农村的动乱做出了响应，废除了严苛的最不得人心的教会什一税。然而，由于新增加了税种，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减轻，引发了新的愤怒。“实际的”封建权利（比如每年的义务）名义上仍然有效，除非农民用年率的20~25倍的价格来买断土地对地主做出补偿，这种妥协性的安排遭到农民的抵制，他们拒绝赎买或者干脆起来造反。在1792年，农村暴力的大爆发引发了全国大范围的反封建运动，并演变成著名的“城堡里的战争”。

1792年8月，在巴黎人攻入杜伊勒里宫后，立法议会意识到需要用更广泛的改革来解决农村暴力问题：所有的土地使用者因此成为所有者，除非地主能够提供真实的地契，然而在习惯法主导的年代，地契并不常见。即便这个最后的规定也在1793年7月被雅各宾派政府废弃。至少在字面上，对一直在支付固定租金、在法律意义上是佃农实际上是小农户的几百万农民来说，这体现了对财富进行的重新分配。据估算，全国有40%的土地——那些已经被农民占有但是还没有被合法化的土地在1792年被正式私有化。更重要的是，他们废除了和土地相联系的所有封建义务。需要着重注意的是，从1789年8月的反封建措施出台开始，农村改革就受到国民制宪议会对“来自下面的威胁”（群众行动）的担忧驱动。越来越趋于暴力的农民激进主义，和大都市的立法改革，被带入“一个不是导向妥协，而是导向相互激化的辩证过程”。 ^[2]

对土地的征收和再分配有力地推动了对不平等的矫正。1789年11月，国民议会把教会的全部土地收为国有，用来解决预算短缺的问题，同时还不需要增加新税。这些土地名为国家财产，以大地块的方式进行销售，实际上更有利于城市资产阶级和富裕的农场主。即便如此，据估计农民还是只获得了其中大约30%的土地。从1792年8月开始，流亡贵族的土地也被征收和出售，这次土地被划分为更小的地块，也因此更有利于穷人，这一举措反映了立法议会追求更平等的分配的愿望。农民最终获得大约40%的土地，并且可以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把款项分摊到12年以上来购买被没收的土地。这么做能够帮助到那些条件不足的人，然而当快速的通货膨胀严重地侵蚀到贷款的利息时，这种方式对所有的买主都开始变得有吸引力。总的来说，再分配的规模十分有限：全国仅有3%的土地被农民以这种方式得到，而且贵族和逃亡者可以通过中间人来秘密收购土地。尽管没收土地对不平等有矫正效果，但也不应该被高估。 ^[3]

从1790年开始，国民议会大量发行纸币，通货膨胀被点燃。最初有被没收的教会财产作为支持，然而由于发行规模太大，因此5年后其损失的价值超过了原有价值的99%。这对不平等造成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通货膨胀等同于对所有人征税，其效果是累退性质的，因为富人用现金保存财富的比例比其他人要低得多。同时，通货膨胀也会在几个方面有利于穷人。前面我们已经提到，通过分期付款方式购买的土地和牲畜的实际价格，因为通货膨胀被降低了。固定的货币型地租（逐渐替代了实物地租的交租方式）也会更加有利于租户。通货膨胀消灭了农村的债务，同样有利于穷人。另一方面，除非债务完全无效，债务人用贬值了的纸币还债，旧体制的债权人只得到部分的支付。那些购买官职然后又失去了官职的人，得到的补偿是贬值了的货币，这对精英阶层极为不利。顶级官职一般被贵族所购，这意味着投入腐败交易中的大多数资本都损失了。 ^[4]

旧的财富精英受到了沉重打击，不仅封建特权遭到废除，教会财产也被国有化，然后流亡者及其政治对手的财产也被没收。为1793年的战争做大规模动员导致赋税增加：在巴黎和其他一些地区，为了筹集所需的资金，富人被强制借出钱款。各地的革命委员会开出了适合付款者的名单，并且要求他们一个月内必须支付。另外，政府推出新税对富人进行盘剥，这些做法尽管不合法，但十分有效。在“恐怖”时期，数以千计的人以怀疑囤积或者违反价格管制的名义被收监。仅仅巴黎的革命法庭就以这些罪名宣判了181例死刑。犯人的财产被收为国有，更加刺激了人们把富人挑出来当作目标。本节标题部分的引言出自代表约瑟夫·勒庞的一次演讲，他说：“对于那些对共和国犯下罪行的人，我们应誓死砍掉那些有罪的富人的头颅。” ^[5]

逃离法国的贵族越来越多。最后，大约有16000人，超过贵族总人口的1/10，动身去更安全的国家。全面的迫害始于1792年。在第二年，政府下令公开销毁证明贵族身份及其封建权利的文书。然而只有很少的贵族丢掉性命：16594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当中，只有1158个是贵族，不到贵族总人数的1%。然而，贵族在死刑犯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并且在“大恐怖”时期达到了高潮。仅仅在1794年6月和7月的6周内，就有1300具无头尸被埋在巴黎东门外一个叫皮克普斯花园（前修道院花园）的两个坑穴里，其中1/3是贵族，包括王子、公主、公爵以及大臣、将军和高级官员，还有很多为贵族服务的平民。 ^[6]

留在法国并且活下来的一些人，讲述了他们的幸运和遭遇的损失。如迪富尔·德·舍韦尼伯爵所记录的：

在大革命的头三年，我损失了作为领主的23000利弗尔的收入……包括路易十五授予的由皇家财政提供的养老金以及其他几项收入……我遭遇过国民卫队的入侵、雅各宾政府的重税、各种打着爱国捐献名义的征用和没收，只保住了我的银器……我入狱4个月，造成了额外的支出……我最好的树被海军运走，不到一周之后，我又不得不把被征用的谷物运到布鲁瓦的部队仓库……还有些我没提到……我全部的领主文书都被烧毁…… ^[7]

只要革命让富人受损并且使穷人受益，对不平等的矫正就能够发生。即便矫正的方向明确，其程度却难以估计。在收入分配方面，废除封建义务为工人带来积极影响，对地主则产生消极影响。战争中的群众动员同样有助于提升实际工资水平。从程度上看，1789—1795年间成年男子农业劳动力的实际工资上升1/3。在法国西部的某个地区，收获工人的工资收入占农作物收成的比重从1/6上升到1/5。城市工人的实际收入同样表现出上涨的势头：在18世纪80年代—19世纪第一个10年，工资比粮食价格的上涨速度更快。 ^[8]

在财富分配方面，土地所有权分配的变化同样导致了不平等的下降。在某个新区，1788年神职人员和贵族曾占有全部土地的42%，到1802年这个比例下降到12%，而农民占有土地的比例从30%上升到42%，然而这同样表明，中间阶层才是受益最大的群体。在法国西南部有一个地区样本：不依靠去外面打工或者救济，仅靠手中的土地难以维持生计的农民的比重从46%下降到38%，而那些有足够土地的农民的比重则从20%上升到32%。从长期来看，这种转移巩固了小型农场和小块农田，确保它们在贫困条件下还能够维持下去。改革远远称不上一次彻底的对土地财富的再分配。在很多地区，拿破仑时期的最大地主属于大革命之前相同的家族，1/5~1/4被没收的土地，最后还是被原来家族的成员赎回。贵族仅仅是永久性地失去了他们1/10的土地。 ^[9]

克里斯蒂安·莫里森和韦恩·斯奈德有一个大胆的尝试，他们对法国收入分配的变化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顶层的份额出现下降，底层的份额则上升（见表8.1）。 ^[10]

这种比较存在一个问题，因为考察对象仅限于法国劳动阶级，精英食利阶级则被排除在外。而且，也许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这些估计并不能让我们对大革命时期（1789—1799年）和较晚的拿破仑帝制时期以及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收入分配情况进行区分。我们同样无法确定，和这些数字反映的状况相比，在改革活动最激烈的18世纪90年代的前半段实际发生的变化是否更大，以及大到什么程度。例如，拿破仑的追随者买下了本应该由穷人获得的土地，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有25000个家庭，其中多半是贵族，因为财产曾经被征用而得到补偿。可能性很大的一种情况是，收入分配在18世纪90年代曾经暂时性地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然而在一代人之后，又出现了逆转。 ^[11]

也就是说，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法国大革命导致的任何结果可以和20世纪大革命造成的矫正相媲美。土地所有权、财富集中还有收入分配的改变，都发生在边缘地带。对受影响的人而言，这种影响绝不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他们的估计正确，收入最低的40%的阶层，收入占比上涨了70%，这表明法国社会最贫穷阶层的境况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但是，这个过程远远没有实现彻底的转型。产生这种结果是由于针对有产阶级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暴力行动：无论它让当代保守的观察家感到多么震惊，这种和后来的标准相比手段和雄心相对克制的革命，其带来的矫正作用还是更小。

“把一切交给上帝，以作公用”：太平天国运动

在这个研究的背景下，19世纪的一次特殊的革命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原因有二：它的社群主义理想，以及造成的巨大暴力规模。1850—1864年，太平起义军控制了中国东部和南部的绝大部分地区。这场前所未有的血腥冲突，使很多人失去了生命。这场反抗清王朝统治的运动，为千百年来大众对于“天国”的期望所激发。不得志的洪秀全发动了这场革命，他把中国传统的群众反抗和基督教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的愿景和计划。它激起了民众广泛的仇恨，从对清朝统治的抵抗、对政府官员的憎恨，到民族之间的矛盾。这次运动始于1851年，发轫于中国的西南地区，起义军主要由农民组成，再加上一些烧炭工和矿工。其队伍如滚雪球般迅速壮大，1852年，变成了一个500000人规模的武装队伍，1852年可能达到了200万人的规模。这个被称作“庞大的穷人军队”的队伍，席卷了中国经济的核心地区，并且很快占领了南京，南京被确定为的天国的新首都。为了实现对千百万人的控制，太平军的领导人大力提倡上帝崇拜，以及一个更为世俗的目标——把汉族从外族统治者手中解放出来。他们还增加了一个社会性的任务：既然只有上帝才可以拥有一切，因此，至少在概念上，私人产权的观念就不可以被接受。起义军歌颂普世的兄弟情感，这意味着所有人同属一个大家庭。这些崇高的情感在1854年年初发布的文件《天朝田亩制度》里第一次得到了最直接的表达。它基于的前提是：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是高高在上的上帝的家人，人们放弃自己的全部私用物品，把一切都交给上帝并作为公用，平等划分每个地方的土地，让每个人衣食无忧。这是上帝派遣太平军拯救世界的原因。 ^[12]

在理想情况下，所有的土地都被等额划分，分配给成年男女，小孩能获得一半的份额，并且采用“有田同耕”的方式。按照生产力高低，土地被划分等级并进行平均分配以实现完全平等。如果一个地方没有足够的土地让所有的人都能获得相同的份额，就会有一些人迁移到其他能获得土地的地方。每个家庭可饲养5只鸡和2头母猪。每25个家庭可建立一个中心仓库，用于收集和储存超出他们基本生活需要的剩余粮食。这种高度平均主义的世俗天堂，早就存在于早期的“均田制”的观念之中，然而奇怪的是，周期性的再分配运动从来没有实现过长久的平等。

这种监管（如果确实如此）几乎不起作用——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方案真正得到了实施，或者广为人知。在太平军发展的早期，尽管有一些富人的房子和地产遭到了侵占，本地的村民也因此分到一部分财产，然而大部分财产还是落入太平军之手。这些活动从来没有发展成一个更广泛的再分配方案，更不用说实现系统的土地改革或者现实生活中的农业共产主义社会。面对清政府的抵抗和最终的反攻，太平军首先关心的是如何保证维持自身运转的收入。因此结果是，传统的地主–租户关系大体上保持不变。或者，最多在边缘地带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江南地区，大量清王朝时期的土地和税收档案被销毁，有很多地主，或者是逃了，或者不再能收取地租。新政权的实验，是让农民把税直接上缴给政府的代理人，然而这种做法被证明无法长久。税收可能比以前降低了，然而佃户对高地租要求的抵制也变得更加容易。太平军剥夺了富人手中清王朝时代的特权，无论用总额还是用净值计算，都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收入分散。由于租户的强硬抵制，地主不得不承担特种税的全部份额，收入下降的压力显而易见。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导致任何系统性的矫正，“乌托邦”般的方案中的那些设想从来没有被付诸实践——甚至连实践的意图都不曾有。之所以说连实践的意图都不曾有，也许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在普遍保留传统的土地租赁关系之后，太平军的领导人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封官赐爵，过上了后宫成群和宫殿遍地的奢侈生活。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对太平军的暴力镇压，造成数百万人死于战争和饥荒。清政府并没有镇压一个平等主义的实验，因为这样一个实验从未存在。无论是它社群主义的教义，还是它广泛的农民军事动员，都没有造成重大的矫正效果，即便它有过类似的尝试，也无法保持下去。在1917年之前，存在于意识形态中的目标和前工业化时代的客观现实之间的鸿沟，即使通过武力也无法消除。 ^[13]

“乡下人借助武力来改变命运”：农民运动

历史上的农民运动大体上是相同的。农民是大部分历史记载的主角，在前现代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主要由土地所有权和农产品控制权的配置决定。因此，对用革命手段矫正不平等的任何研究都应该特别关注农民运动所造成的影响。这些事件通常很普遍：时间和空间上的明显差异，更可能与证据的性质而非实际条件有关。因此，尽管它们频繁发生，却很少有农民运动转变成能带来显著矫正效果的真正革命性的运动。 ^[14]

最有希望的案例，再一次地出现在比较近的时期。墨西哥1910年革命后紧随着的土地改革就是其中之一。墨西哥一直以来都经受着巨大的资源分配不平等，这可以追溯到阿兹特克时期。16世纪的西班牙征服者获得了面积巨大的土地和数量众多的强制劳动力。1810—1821年的独立战争，克里奥尔和梅斯蒂索精英接替了富裕的半岛人，土地所有权的集中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富人和政府勾结，获得了更多的土地，而且还能通过日益增长的商业化获利。在革命爆发的前夕，贫富差距达到相当极端的水平。1000个家族和公司控制了总共6000个庄园，占全部土地的一半以上，1600万的全国人口，2/3在农业部门就业。大部分的农民少地甚至无地。其中一半农民是对土地只拥有弱小控制权的小农，另一半则是被大农场雇用，不得不背负沉重的地租和劳役负担。债务把雇农和土地绑在一起。在墨西哥的中央州，只有0.5%的户主拥有财产，仅有856名个人拥有土地，其中的64个大农场占有的土地超过全部私人土地的一半。经济财富和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一小部分的统治阶级手中。 ^[15]

革命始于精英派系之间的争斗，他们原本并没有土地改革的计划，但是农民因此受到鼓舞，进而追求他们自己的土地再分配目标。农民武装接管了大农场。最出名的是，在南部，由埃米利奥·萨帕塔领导的农民部队占领了大型庄园并推动了土地的再分配。激烈的农民运动造成的状况，使得影响力本已下降的中央政府不得不着手处理。在承认公众利益高于私人利益的前提下，1917年出台的新宪法将征用合法化。这些仅仅是出于平定农民武装的需要：因此，地方暴力，而不是自上而下的立法，才是驱动再分配的关键动力。即便如此，直到1920年年底，给穷人分配土地的进展依然十分缓慢，同时地主还获得了一些优惠，比如对征收进行封顶。1915—1933年，大部分再分配的土地都是品质低下的土地。直到1933年，每年只有不足1%的土地被再分配，其中，实际的耕地还不到1/4。地主可以申请禁止令，而且因为担心外国干预，对大型庄园的征收也难以推进。

“经济大萧条”造成失业增多、收入下降，最终加大了压力，土地再分配的速度在拉萨罗·卡德纳斯的激进派政府手中得以提升，石油工业也在1938年被国有化。1934—1940年间，大约40%的耕地被征用，雇农同样获得了分配土地的资格。土地被转交给了佃农、工人以及少地的农民，以合作农场的方式进行组织，但还是分块耕种。对基层农民的动员再次为推行这些措施提供了必要的激励。结果到1940年，有一半的土地为土地改革所覆盖，并且有一半的农村穷人因此受益。10年后，拥有土地的人口超过总人口的一半，1910年的时候仅有3%，并且到1968年，有2/3土地被转移。这个旷日持久的过程体现了在选举民主制下，大规模的再分配和矫正所面对的阻碍以及各种冲击（比如农村暴力以及后来的大萧条）在启动和加快再分配活动中的重要性。尽管墨西哥并没有出现类似于革命或激烈重组的情况，然而在面临既得利益者抵抗的情况下，对农民的动员创造出了持续推进再分配的动力。即便是更为活跃的卡德纳斯政府，也一样严重依赖这种动力输入。 ^[16]

20世纪50年代的玻利维亚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况。1951年和1952年的革命针对的是压迫本地农民和西语族群的寡头势力。大部分印第安人要么成为在大庄园干活的农奴，要么居住的村落被庄园夺走了最好的耕地。在起义过程中，组织起来的农民占领了大庄园、烧毁庄园里的房屋，迫使在外庄园主不得不放弃他们的所有权。随之而来的是1953年开始的土地改革，改革者采取征用管理不善的大型庄园，以及缩减一部分庄园规模的措施。实际上，这次改革不过是对一直都在推进的过程的一次认可。覆盖全国农地一半以上的大型庄园被佃农以及附近的农民接收，有一半以上的穷人得到了更多的获得土地的机会。然而暴力抵抗并不总是能获得成功。1932年1月，共产党领导下的萨尔瓦多农民起义短短几天内就失败了，并且还激起了军队屠杀大批农民的事件，史称“大屠杀”事件。随后推行的改革措施也是治标不治本，没有产生显著的效果。实际上，成功的农民革命，即便在最近的历史中也不常见。我将在第12章讨论暴力或者暴力威胁在促进土地改革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以及大多数和平努力失败的原因。 ^[17]

我们发现，从发展中国家最近的历史回到前现代时期，有关中国农民运动的史料异常丰富。肯特·刚·邓研究了不少于269个的案例，他认为，这些案例是从秦初至清末的2106年间、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农民运动。“平等”，特别是和土地所有权相关的平等，作为目标被一再提出来，在反叛组织推行的措施中，财富和土地的重新分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大多数的运动并不成功，但仍然对鼓励税收改革和推动土地再分配起到了催化剂作用。在这些案例中，反叛者力图推翻现有的政权，扮演“腐败政府机关的终结者”和财富再分配者的角色。在下一章，我们将在国家崩溃及其矫正效果的背景下回到这个问题。 ^[18]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反叛者明确提出了平等的目标，然而即使是反叛成功，产生实质变化的可能性很小，或者完全没有。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据说是放羊倌的反叛领袖，指挥着主要成员是农民的大型军队，加速了明王朝的垮台。1644年，在被扩张的满人摧毁之前，他短暂地在北京自封为皇帝。虽然据说他蔑视财富，计划将富人的财产没收并进行再分配，甚至还要平均地权，然而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发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和两个世纪后规模更大、更持久的太平天国运动的许多情况相同。 ^[19]

中国农民运动的历史，因其独有的时间深度显得尤为突出。其他的古代社会能够提供的史料则要少很多。也许这并不是偶然，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奴隶社会，发生的是奴隶起义或者是与之相似的事件，并不是农民运动。从原则上讲，奴隶大规模地获得自由是一种非常有力的矫正机制：在奴隶数量充足的环境，奴隶代表的是精英阶层所拥有的大量的资本，如果突然失去这种资本，将使财富分配的总体水平趋于平等。本书第6章描述的美国旧南方出现的平等化紧随在美国内战之后，就是有力的证明——然而这种情况通常不会发生。据说在公元前413年，斯巴达人的入侵导致超过2万雅典奴隶逃跑，可以肯定的是这给富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然而这仅是一次面对国内战争情况下的机会主义反应，并不是狭义上的造反。公元前370年，当美塞尼亚农奴——由斯巴达勇士–市民阶层拥有的公共奴隶因外来干涉而获得了自由时，相似的矫正也一定发生过。然而，这又是一次非自发的农奴运动。实际上，稍早前，在公元前462年发生的一次农奴运动也以失败告终。另外两次大规模的奴隶运动（大约在公元前136—前132年和公元前104—前101年）如果能建立起独立的奴隶“王国”，就有可能通过剥夺大地主的房产和收入的手段实现矫正的目标。然而它们都没能获得成功，发生在公元前73—前71年的意大利著名的斯巴达克斯叛乱也没能获得成功。

后来罗马帝国的某些团体采取的暴力行为，经常表现出与农村动乱或造反所具有的平等愿望相似的特征。然而，把公元4世纪晚期和5世纪早期罗马北非地区的围剿者看成某种“扎克雷”式农民起义的当代共识则缺乏实证基础，不过是用敌对的修辞把他们描述成对社会的威胁——“农村造反是反抗地主”与“信用票据来自债权人的勒索，应该归还给债务人”代表着阶级斗争保存下来的两条主要控诉。仅能确定的是，这个团体由暴力的流浪收割工人构成，他们在圣奥古斯丁时期曾经卷入基督教派别冲突。罗马高卢地区的巴高达人是一个更能让人信服的案例：他们首次以造反者出现是在公元3世纪，5世纪时又再次出现，明显是和罗马统治出现危机和弱化有关。他们宣布或者试图宣布地方控制，也许只是寻求填补权力的空缺：其中并没有太多证据表明这属于农民起义或阶级冲突，虽然存在很少量的证据让它有时看起来像是那么回事。 ^[20]

到了中世纪晚期，欧洲有关农民起义的消息开始自由地传播。同时还有为数众多的城市动乱，一直持续到现代初期。据统计，仅仅在中世纪晚期的德国，就发生了不少于60次的农民造反运动和大约200次城市起义，一项范围更大的对中世纪意大利、佛兰德斯和法国的调查，收集到了更多的案例。1323—1328年发生的弗拉芒农民起义是德国农民战争（1524—1525年）之前规模最大的农民运动，并且在早期取得了非同寻常的、大范围的成功。农民武装最初和城市选民结盟，赶走了贵族和骑士，并流放贵族和官员。1323年，造反的布鲁日市民抓获了弗拉芒的统治者路易斯伯爵，囚禁了他5个月之久，而且叛军一直控制着佛兰德斯的大部分地区。城乡利益冲突和法国军事干预的威胁，带来了1326年的和平，农民自治受到严重限制，并被要求加罚款和支付欠款。由于群众委员会挑选的农民领导人被排除在谈判桌之外，这些条款立即招致农民造反分子的拒绝。他们继续前进，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建立了自治政权，直至1328年被法国军队击败。在农民控制的地区，发生的矫正效果究竟有多大，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他们没收了被驱逐者的土地进行再分配，靠税收和法庭建立自治。

平民对国会议员、地方议员和地主进行了反抗……他们为自己的城堡选出了首领，成立了非法的武装。他们冲出去，俘虏了所有的国会议员、地方议员、地主和收税员。如果地主逃了，他们就摧毁地主的庄园……所有的反叛者都是平民或者乡下人……他们焚烧了贵族的豪宅……掠夺了他们在西佛兰德斯的全部财产。 ^[21]

后来的赔偿声明显示，对富裕地主的可移动物品和农作物的征用是有序进行的。然而不太确定的一点是，那些对反叛者的极端和暴力行为的指控是充满敌意的宣传还是基于事实：与杀害富人的暴行相关的证据零碎且可疑。相反，叛军被击败后，在卡塞尔地区对反叛者进行的野蛮报复导致3000多农民死亡的事件却被很好地记录在案。获胜的法国骑兵部队很快就开始屠杀平民，叛军首领也被逮捕和处决：

获胜后，法国的光荣君主并没有用善意来看待这些事情；国王是凭借上帝的全能实行统治的……他焚毁农民的村子，屠杀反叛分子的妻儿，为了留下永久记忆而对他们的罪行和叛乱进行报复。

随后是迅速的和解，伴随着压倒性的欠款和赔偿的要求。在某种意义上，造反失败源于它的成功：被严重动摇根基的精英集团，带着教皇的祝福组建了一个国际性的圣战武装，赶在其他地区的农民跟进弗拉芒的榜样之前将其镇压。因初级生产者的武装反抗而引发镇压力量，这是一个早期但有力的案例。在这种环境下，持续的矫正无法实现。 ^[22]

1358年发生在法国北部的“扎克雷”农民造反也是如此。然而，和弗拉芒起义有很大的不同，它只持续了两周，而且明显缺乏组织架构。农民袭击并摧毁了贵族的城堡和大宅，直到在梅洛战役中被马背上的骑士击败。精英集团记录了据说是农村暴民的恶行，其中，最恶劣的是让·德·贝尔描述的恶名昭著的行为——一个骑士当着妻儿的面被架着烤：

扛着武器和军旗，他们占领了乡村。他们到处杀人，屠杀他们能够找到的所有贵族，甚至还包括他们自己的领主，毫无怜悯之心……他们把贵族的房屋和城堡夷为平地……让贵族当着自己的妇人和孩子的面悲惨地死去。

然而，虽然我们无法确定农民实际上做了什么，统治阶级做出的反应是毫无疑问的：

为了恢复力量，带着复仇的渴望，骑士和贵族团结起来了。他们跑遍了乡村，四处放火，残忍地杀死所有他们能够找到的农民，而不仅仅针对给他们造成伤害的那部分人。 ^[23]

无论实际的行为有多么暴力，这种地方性的起义并不可能解决根深蒂固的不平等问题，甚至连部分例外的例子都没有几个。比如，1381年的英国农民起义很显然失败了。起义被为筹集对法战争经费而开征新税激发，但在更基本的层面上，它是被人民渴望保护自身收益的想法驱动的，黑死病带来劳动力成本上涨，精英阶层则试图通过劳动法规和封建制度控制收益。这次运动很快被镇压了，尽管在此之前，反叛分子曾经占领了伦敦塔，洗劫了首都的宫殿和豪宅，亲自会见国王查理二世，并处决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和首席大法官等大人物。动乱曾席卷大半个英国，尽管大多是在东部。无论反叛者是否真的计划了很多更激进和无情的暴行：他们绝不退却，直到所有的贵族和富豪被彻底消灭。

正如亨利·奈顿带有偏见地断言，没有哪一次造反能够获得成功。这一次造反行动在几周内就结束了：造反领导人被抓并被处决，超过1000个造反分子丧生。然而，尽管瓦特·泰勒的要求——“所有的人必须获得自由！”遭到致命的武力回击，尽管劳动法规仍然被保留，农奴制也没有被废除，毫无疑问，工人实际的生活水平还是得到了持续的改善。但这与遭人嫉恨的人头税的下降关系不大。一种比反叛武装更加强大的暴力使矫正过程获得了推进的动力：卷土重来的瘟疫提高了劳动力的价值。在第10章和第11章中我们将看到，在和不平等做斗争的时候，细菌比人类的任何一次造反行动都更加有效。无论农民的暴力还是精英的反暴力，都远远不及大规模流行病造成的致死率。 ^[24]

只有极少的暴力能直接改善不平等状况，尽管只是暂时的。1401—1404年间，佛罗伦萨境内有超过200个山村造反，根据帕戈洛·莫雷利的记录，“没有一个农民不是欢天喜地地去佛罗伦萨并且要把它毁灭”，他们的决心足以使他们从城市的统治者那里获取其物质上的让步，尤其是免税和免除债务。然而，实质性的矫正效果并没有可能通过所谓的规定被保留下来。1462—1472年间，由于黑死病造成劳动力稀缺，封建领主压力日益增加，在加泰罗尼亚爆发的农奴叛乱同样也没有带来什么改变。其他分别于1450年、1484年以及1485年发生的西班牙叛乱也都以失败告终。在1514年，因被暴君要求参加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匈牙利的农民也造反了。在乔治·多萨的领导下，他们袭击庄园、杀死地主，然而军事失利使他们面临恐怖的浪潮。1524年和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是西欧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覆盖了德国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农民试图保住瘟疫过后的收入，抵抗庄园主的封建权力以及其对公地的侵占，而且因为各种反权威思想的传播，这些目标得到了加强。虽然农民武装袭击了城堡，并且得到了修道院的支援，然而他们并不是寻求全面的矫正。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求减税、限制或者废除庄园主的特权和农奴制。更激进的乌托邦理想仍然被边缘化，例如迈克尔·盖斯迈尔呼吁要废除地位差异以及把房屋和矿产国有化。失败是普遍并且血腥的：在一系列战斗失利后，估计有为数10万的农民在战争以及随后的镇压中丧生。如同经常发生的那样，精英集团的回应比农民的行为要残暴得多。 ^[25]

历史一直都是这样继续着。在1278年，保加利亚可能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农民皇帝”的短命统治之下。养猪倌伊瓦伊洛，号召农民起来反抗鞑靼人的入侵，赶走了当时的统治者。然而和充满希望的马克思主义解读把他的反抗看成一种社会运动相反，现代学者发现，“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和他的追随者对社会不公进行过反抗，或者是寻求过任何社会变革”——当然无论如何，他仅仅坚持了一年时间。1670年和1671年，在哥萨克人的支持下，俄罗斯南部大规模农民起义的领导人斯捷潘·拉津发表了颠覆性的声明，其中的一条是要求惩治名流精英，废除等级和特权，促进哥萨克人的平等地位。运动在充满血腥的失败中结束。很多其他的例子也都是如此，1549年英格兰凯特起义，直接针对的是限制农民生计的圈地运动。1773—1775年的俄罗斯哥萨克叛乱，主要反抗农奴制的强化；1790年的撒克逊农民起义，是出于对贵族通过狩猎特权掠夺田地的愤怒；1846年的加利西亚农民起义针对的是封建特权；1921年的印度马拉博叛乱，同样是因地主权力被强化而发生的反抗。 ^[26]

现代人试图给混乱事件强加逻辑，以确定具体的民众关切和叛乱的原因。在中世纪后期的意大利、法国和佛兰德斯，和地主发生直接对抗的情形仍然是罕见的，具有政治意味的反叛则常见得多，并且往往是因为财政被滥用。14世纪下半叶，因黑死病失控导致造反激增；16世纪的造反是出于对复活农奴制的抵制；在17世纪，则主要是反抗政府财政的扩张，直接税对农村的打击远比对城市的打击更为严重；最后，在18世纪后期，农民造反主要是因为他们逐渐意识到，早就应该废除不合时宜的地役权了。农民造反在开始的阶段经常表现为抗税，包括1323—1328年的佛兰德斯农民叛乱，1381年的英国农民起义，1382年鲁昂的“哈雷尔”叛乱，1437年的特兰西瓦尼亚农民造反，1514年符腾堡州的“穷人康拉德”叛乱，1515年的斯洛文尼亚农民造反，1542—1543年的瑞典达克战争，1595—1596年的芬兰俱乐部战争，1594—1707年间的4次法国农民起义，1653年的瑞士农民战争，1794—1804年的中国白莲教叛乱，1834年的巴勒斯坦农民造反，1862年的朝鲜农民造反，1906年和1907年的罗马尼亚农民叛乱的开始阶段，以及1920年和1921年的坦波夫反苏维埃战争。在1524年和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1894年的朝鲜东学党起义，17世纪法国、俄罗斯和中国的主要的起义中，它也是一个基本的元素。以上列举仅仅是代表性的，并不完整。 ^[27]

和中世纪后期的例子相似，早期的现代农民运动很少能对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产生显著的影响。德国农民战争为德国南部的农民赢得从长期看有利于他们的让步，成功抑制所谓的“第二次农奴制”的扩散——这种保护将他们和没有参加起义的北部和东部的农民分隔开。1653年的瑞士农民战争，更为迅速地造成税负下降和债务减免。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些例子中出现的暴力反抗可能会有所不同，总体的面貌却十分清晰：明显的矫正并不在前现代农民造反的范畴以内。这是一个包含了愿望和能力的函数。正如伊芙–玛丽·贝尔塞的观察：“很少有造反能够成功夺取全部权力；实际上，他们甚至都没有想过要这么做。”的确，如同14世纪20年代的弗拉芒农民运动可能做过的一样，当他们离成功越近，释放出来的负能量就会越强大。 ^[28]

“人民万岁，让豺狼去死”：城市起义和城市国家起义

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况甚至更适用于城市起义。在大多数的历史环境中，城市都是被广大的农村包围，人口的数量也远远不及农村人口。通过调动士兵、武器和周边地区的资源，统治者和贵族很容易就能平息发生在城镇的叛乱。1871年巴黎公社被血腥镇压，只是一个近期的例子。如果说市民起义有任何成功的可能的话，那应该是在那些自治的城市国家，因为当地的精英集团并不能随意地利用外部资源来平息叛乱。

在第6章，古希腊被看作大规模军事动员和共生性平等主义的一个早期例子。问题由此产生：是否这种环境也能产生目标在于或者已经实现全面矫正的革命运动。激进的愿景当然会出现在戏剧或者乌托邦作品里。公元前392年，雅典上演了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议会中的妇女》（Ekklesiazusai ），里面的雅典妇女废除了私人财产和家庭，颁布了人人平等的法令。4年后，在他的另一部喜剧《财神》（Ploutos）里，主人的不当财富被没收。在《理想国》（Republic ）这本书里，柏拉图曾经被一个想法困扰，这个想法是“不是只有一个国家，而是有两个，一个是穷人的国家，另一个是富人的国家”。在后来的著作《法律篇》（Laws ）里，他设想最富和最穷市民的非土地财富的最大比例为4∶1。更加激进的乌托邦理想走得更远：在公元前3世纪早期，欧赫迈罗斯构想了一个叫潘加耶的岛，岛上的居民除了房屋和花园之外没有任何私人财产，大多数人都得到相同的生活用品。同一个世纪后期，伊本布洛斯描绘了一个太阳岛，岛上完全没有私人财产和家庭生活，人人平等、幸福美满。 ^[29]

然而，在古希腊的实践中，这些事情似乎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和后来的各个历史时期一样，重大的矫正需要重大的力量。有据可查的最极端例子，可能是发生于公元前370年的阿戈斯的伯罗奔尼撒城邦的一场内战：当时有1200个富裕的市民在模拟审判中被判处死刑，并且被人用棍子殴打致死，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并交给大众。我们将会在第12章看到，伴随着政变的土地改革的记录虽然十分丰富，依然缺少我们在现代的革命环境中看到的那种大规模暴力。 ^[30]

真正激进的城市动乱一般都很少见。一个有名的例子和1342—1350年的帖撒罗尼迦城的“狂热者”有关：普通群众取得了城市的控制权，他们杀死贵族，没收了其财产并且重新进行分配。一些含有敌意的记载把他们视为极端主义分子，然而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存在过一个系统性的没收和再分配的方案。除了古希腊城邦文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意大利通常由独立的城邦国家群组成，是另一个可能产生雄心勃勃的城市运动的重要候选者。事实上，城市起义经常能被记录下来。然而和农民运动并不会频繁地跟地主发生直接对抗的情形相似，城市的暴力运动，即使是出于经济原因，也很少把目标指向资本家和雇主。由腐败和行业的排挤引起的骚乱更为常见，就比如抗税起义。而且，和农民起义仍然非常相似的地方是，尽管城市起义的目标相当温和，但仍然容易失败。一个很好的案例是著名的1378年佛罗伦萨的琼皮起义，其起因是纺织工人发现他们被排除在行会之外，这个行会制造了一个高度不平等的劳动力市场。尽管曾经成功接管了城市，但他们的要求很温和：新建行会进行合并，以及对财富征税。即便如此，这场运动最后还是被血腥镇压了。 ^[31]

“所以他们被彻底消灭”：结果

这是《瓦卢瓦王朝前四王编年史》（Chronique des quatre premiers Valois ）在谈及1358年短命的“扎克雷”农民起义时所说的话——已被证明是贯穿历史的共同主题。1932年发生萨尔瓦多农民起义，在后来的镇压过程中，政府军屠杀民众，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据估计屠杀人数为8000~40000人。这种结果并不是完全出乎预料：因为在起义开始之前，叛军领导人阿方索·卢纳告诉政府的作战部长华金·巴尔德斯，“农民将用他们的砍刀赢得你们拒绝给他们的权利”，然而后者的回答是，“你们有砍刀，我们有机枪”。由于没有获得伊芙·玛丽·贝尔塞所说的“全部的权力”，农民起义并不能消除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即便这曾经是（虽然很少是）他们的目标。20世纪见证的巨大动乱所具有的暴力性征用和控制手段，并不适用于前现代社会。而且，它们还缺少坚定的意识形态目标。即便是在法国大革命时制造“恐怖”而备受非议的雅各宾派，也回避了全面的征用和平等化。他们并不知道，全国范围的真实恐怖最后将是一种什么局面。 ^[32]

所以，通过暴力起义来进行有意识的系统性矫正超出了前工业化时代革命者的手段。20世纪，我们才看到既拥有机枪又拥有激进方案的革命。只有在那个时候，《瓦卢瓦王朝前四王编年史》的结论才能够适用于另一端的领主和地主——最初始的1%。只有在那个时候，武力才足以被普遍地使用、获得充分转型的结果，并且持续的时间足以等到实质性的矫正的产生。虽然在前现代社会，暴力性的民众不满行为并不罕见，然而在社会的演变中，暴力能力及其适用范围提升后，才能追求激进的平等化政策，无论其成本对被统治者和统治者而言有多高。但是，这个故事有一个最终的转折点。即使社会被无情的革命者深入渗透，被强制执行的平等化也只能维持在这些政权执政期间。一旦他们失去权力，要么像苏联和它的卫星国或者柬埔寨一样改变路径，要么像越南一样，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迅速回升。这种规律甚至适用于极为不同的环境，事实证明：前者会出现经济崩溃和爆发性的不平等状况，后者会出现巨大的经济增长和逐渐上升的不平等。 ^[33]

这种由“现代的”且经常是血淋淋的转型式革命带来的矫正，只有在潜在的或者公开的暴力本质能够抑制住市场力量的情况下，才能被维持下去。一旦压力减小或者消除，平等化就会被逆转。在上一章，我们曾提到俄罗斯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26~0.27上升到2011年的0.51。越南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在2010年可能达到0.45，尽管有更低的值同样被引用，柬埔寨2009年的基尼系数据估计达到0.51。古巴的发展也遵循着相同的模式：在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1959年，古巴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为0.55或者0.57，到1986年，下降到0.22，然后又似乎上涨到1999年的0.41和2004年的0.42，尽管还有一种估计——1995年高达0.55。在大多数情况下，虽然共产党仍然掌握着权力，但是经济自由化导致不平等水平快速上升。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后共产主义的中欧国家。关于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共产主义是否带来了任何价值的问题，超出了本书研究的范围。但是有一点确定无疑——就更大的物质平等而言，无论它曾经以如此血腥的方式带来了什么，如今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34]

第四部分 崩溃

第9章 国家衰败和系统崩溃

“对残酷统治的嘲笑”：国家衰败和系统崩溃带来的矫正

战争和革命释放的暴力越多，对社会的渗透越深入，它们就越有可能降低不平等。但是如果这些动乱摧毁了整个国家和现有的社会经济秩序呢？根据目前所提供的证据，我们可能会为了得到更强的矫正效果而期待更大的动乱。这一冷酷的预测从几千年的历史中获得了足够的证据支持。国家衰败和系统崩溃颠覆了等级制度，并且通常大幅度地降低了物质方面的不平等。和前面章节讨论过的主要发生在更近期的过程不同，这些灾难性的事件大都发生在前现代社会。

我们从定义专业术语开始。大型的社会结构的瓦解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强度和严重程度。一方面，我们发现这些过程主要与政治权力的行使有关，一般我们称之为国家衰败。从当代的视角来看，如果不能向其成员提供公共产品，国家就会被认为是失败的：腐败、缺乏安全保障、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崩溃，以及丧失合法性是国家衰败的标志。然而这些标准并不适用于更遥远的过去。这一概念认为国家应该提供不同的公共产品而不仅仅是基本的安全，国家的失败或者崩溃可以从它们无法满足这种期望中推断出来，然而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这些都是不合时宜的。出于全球性研究的目的，我们最好采用对基础性国家功能的一个大概描述。由于前现代国家的政治首先是专注于检查内部和外部的挑战，保护统治者的主要盟友和伙伴，征收执行这些任务和满足权力精英致富所需的收入，国家衰败最好被理解为丧失实现这些基本目标的能力。对主体和领地的控制遭到侵蚀以及政府官员被类似于军阀这种非政府角色取代是典型的结果，在极端情况下，政治权力甚至可能被下移至社会基层。 ^[1]

另一方面，有一个更宽泛的概念——系统崩溃，这是一个远远超出了政治治理机构的失败的社会现象。这是一个更加全面的并且经常是包含一切的瓦解过程，系统崩溃被定义为“已建立的社会复杂性的快速且显著的丧失”。在人类活动的不同领域，从经济领域到知识领域，它通常会导致社会分层、社会分化和分工的弱化，信息和商品的流动减缓，以及对庞大的建筑、艺术、文学和文字这些文明象征的投资下降。这些变化伴随着政治瓦解并且相互作用，削弱或完全消除集中的控制功能。在严重的情况下，人口总体上会减少，居住地会萎缩或被抛弃，经济活动会倒退到较为低级的水平。 ^[2]

国家或者整个文明的崩溃对我们认识矫正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力量至关重要。正如我们在讨论内战的影响时所看到的，国家衰败可能为少数人创造新的致富机会。然而原来的精英很可能会受到损害，在较大的国家分裂成几个较小政治主体的情况下，最顶层的资源集中潜力将会下降。系统崩溃必然对权贵造成更大的伤害。中央集权制的解体破坏了正式的等级制度和精英阶层，并且阻止了后者立即被希望在类似的范围内进行运作的竞争对手取代。前现代社会通常不会留下充分的书面证据，并且这些文字记录经常会在（系统）崩溃后消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从代替物上推断精英阶层的衰落，用著名的系统崩溃考古学家和理论家科林·伦弗鲁的话来说就是“停止富裕的传统墓葬……放弃豪华的住宅，或者重新采用‘贫民窟’的穷人风格……停止使用昂贵的奢侈品”。 ^[3]

国家衰败是一种强大的矫正手段，因为它以多种方式妨碍了统治阶级走向富裕。正如我们在开篇章节中所看到的那样，在前现代社会，精英阶层的财富主要有两个来源——通过投资土地、贸易和金融这类生产性的资产和经济活动进行资源积累，以及通过国家服务、贪污和掠夺进行掠夺性积累。两种收入来源都非常依赖国家的稳定，前者因为国家权力为经济活动提供了保护，后者更是如此。原因很简单，国家机构是生成和分配收益的工具，国家衰败可能会降低资本回报，彻底抹去通过行使或者接近政治权力获得的利润。

其结果是，原来的精英遭遇大规模的损失。政治动荡不仅剥夺了他们继续敛财的机会，同时也威胁到他们现有的财产。精英的收入和财富大幅度下降有可能降低不平等性：一方面，在国家衰败或系统崩溃的时候，虽然每个人的资产和生存都会面临风险，但是富人受到的损害会比穷人大得多。一个只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农民家庭只能承受相对有限的收入损失。更大的损失可能威胁到其成员的生存，但那些死亡或流亡的人口不再属于这一特定群体，因此不再参与分配资源。另一方面，即使失去了大部分的收入或财产，富人也能生存下来。旧权贵中的那些经受住暴风雨生存下来的人，以及那些留下来的但多少已被削弱领导地位的人，不管在绝对量还是在相对量上，最终与之前相比很大可能都会穷得多。

在国家衰败或系统崩溃之后，物质差异的压缩是不同程度贫困化的一个结果：即使这些事件导致大多数或所有人都比以前更糟，富人的损失都会更大。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这种可能，政治解体会阻碍对剩余的攫取，平民的生活水平有时候甚至能获得改善。在这种情况下，矫正不仅仅是一场以不同速度触底的比赛结果，而且还可能因为劳动人口的收益增加而得到加强。然而，由于证据的性质，记录精英阶层的衰落一般来说要比识别贫困阶层同期取得的改善更容易或者至少不会那么困难。因此，我主要关注的是权贵阶层财富的变化，以及它们在收入和财富分配方面的含义。我的讨论从那些具有最佳的文献记录的前现代国家案例的研究开始。在继续考察那些检验我们知识局限的不明确的证据之后，我将用索马里国家衰败的现代案例得出结论，看看在当今世界是否仍然可以观察得到其所反映的平等化特征。

“落日狐兔径，近年公相家”：唐朝精英的毁灭

中国唐朝末期异常清晰地展现了国家的解体如何导致精英财富的覆灭。唐朝始建于公元618年，由唐高祖在短命的隋朝基础上建立，隋朝曾成功地在汉朝和西晋控制的广大疆域上重新实现了政治统一。在唐代，最初的土地分配方案旨在使人们平等地获取资源，然而逐渐让位于使财富和权力日益集中到帝国最高统治阶层的手中。少数显赫家族来自一个根深蒂固的贵族阶层，虽然单个家庭无法使几代人都保持顶尖的地位，但是作为一个集团他们垄断了政治权力长达几个世纪。拥有高级公职的特权刺激个人发财致富，这一过程仅会受到家族争斗和最终更加暴力的帮派争斗的阻碍，然而这些也只能抑制和逆转单个家庭的崛起，并不能破坏他们对公共服务最有利可图职位的集体控制。财富积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样的事实，即所有拥有贵族头衔的家庭以及所有的官员和官阶的拥有者，甚至皇室家族的远亲，都被免于纳税和劳役，这是一种明显的公开倾向于权势和具有良好人脉关系阶层的累退制度。这个集团的成员私下购买公共土地，虽然统治者一再禁止，但未成功阻止这类行为。

结果，精英阶层的土地所有权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得到扩张，从公元8世纪中叶开始出现的政治不稳定导致实施土地均等化方案的尝试被终止。大地产的发展使农民免于向国家交税，允许业主将农业剩余转化为私人租金。与长途贸易相联系，这些商业化的地产有助于维持日益富裕的精英阶层。那些投入充足的资本用于运营磨坊的人，将水从农民手中转走，这一做法招致了农民的不满，但政府只是偶尔进行干预。公元8世纪的一位观察者声称：

贵族、政府官员和有实力的本地家族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庄园，吞噬农民的土地，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担心所谓的法规……他们非法购买农民的均田制土地……导致农民无立足之地。

这也许是一种依赖于刻板印象的夸张说法，但不管怎么说，它触及了一个紧迫的问题——土地财富的持续集中。最大的差距存在于最顶层，公元6世纪与7世纪紧密附着于朝廷的那些家族，放弃他们当地的领地迁往长安和洛阳这些都城，因为那里最靠近王权，可以确保最迅速地获取政治权力和财富。这种空间集群有助于确保其获得高级的中央职位和地方官职。和很少能够上升到国家机关的地方上流阶级不同，这些家族通过联姻形成了一个封闭的、联系日益紧密的中央精英阶层。一份最为详细的、对这个群体和它留下的大量的墓志铭的研究发现，在公元9世纪，住在长安的皇家知名成员，包括大部分的大臣和负责地方行政管理的最高级别官员，其中至少有3/5存在着紧密相连的亲属关系和婚姻关系。因此，这个“高度封闭的婚姻和亲属关系网”控制了整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为集团内部成员的个人利益服务。 ^[4]

然而，在大都市居住也是有代价的：虽然在秩序稳定的时期有很高的回报，但是当统治者不再能够抵抗篡位者的挑战时，这些顶层的唐朝精英就会被暴露在暴力行为中。公元881年，叛军黄巢占领了首都长安。高层官员的抵抗引发了暴力的报复行动，仅仅几天之内，4名主要的现任或前任大臣被杀或自杀，数百人丧生。黄巢很快就失去对他军队的控制，在这个积累了几个世纪的惊人财富的城市里，这些人横冲直撞、大肆抢劫。有权势的名流成为最受欢迎的目标：据一个消息称，士兵“尤其憎恨官僚，杀死了他们抓到的所有的人”。据说因为一首讽刺诗的发表，有3000名文人被屠杀。而这仅仅是开始：尽管黄巢叛乱失败了，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长安多次被争斗中的群雄洗劫一空，这些事件摧毁了这座城市，并且使当地居民陷入贫困。郑谷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落日狐兔径，近年公相家。

可悲闻玉笛，不见走香车。

长安附近的富人财产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韦庄，最大资本家族之一的后代，如此描述了他的家族房屋周围的荒凉：

千桑万海无人见，横笛一声空泪流。

桑树被认为是财富的象征。郑谷为他的表弟王斌的财产的命运发出了哀叹：

枯桑河上村，寥落旧田园，

……

访邻多指冢，问路半移原。

久歉家僮散，初晴野荠繁。 ^[5]

在这些经常发生的危机过程中，丢掉性命的贵族很有可能有几千人，幸存下来的人被夺去城市里的住房和郊区的地产。清洗运动一直持续到过去的权贵势力所剩无几。公元886年，在一次政变失败后，数百名支持政变的官员被处决。公元900年，在获悉一个试图消灭他们的阴谋后，朝廷的宦官杀死了几乎所有与皇帝关系密切的人，然而在第二年，这些宦官及其盟友遭到报复又被全部消灭。在公元905年的一次事件中，仍然活着的最有影响力的7位大臣被杀，尸体被扔进了黄河。这些连环暴行快速扩散，彻底消灭了大都市权贵。

暴力迅速蔓延到首都以外的地区。公元885年，洛阳被洗劫和摧毁，从公元9世纪80年代—10世纪20年代，整个国家的各个地方中心也陷入了战争和清洗运动，给当地上层阶层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一家又一家的贵重物品被洗劫一空；

在每一个地方，那些有着精心制作的屋檐的精美豪宅，被烧得精光。 ^[6]

最后几乎无人幸免。中央统治阶级迅速消失，到公元10世纪后期，几乎完全从历史记录中消失了。在长安地区发掘出土的墓志铭显示，和负担得起精致墓地的那些人有关的墓志铭在公元881年的暴力事件之后变得极为罕见。地方的权贵分支并没有逃过这场屠杀。通常可以从一些知名的幸存者悲伤的作品中得知，他们大都失去了财产。随着祖传的财富消失，社会关系瓦解，他们无法重获权势的地位。从公元960年开始，一个新王朝宋的出现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家族，他们来自地方，在中央机构重建的过程中抓住了权力的手杖。 ^[7]

唐朝贵族暴力且全面的毁灭可能是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表现了国家衰败是如何毁灭位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财富，通过使富人致贫甚至消灭富人的手段来矫正财产的分配。即使如此，不是直接针对国家精英的暴力也可能导致相当程度的矫正。国家衰败使他们失去了从政治职位和政治关系以及通过正常的经济活动中获得的收入，因为他们曾经控制的国家失去了领土，以及被外来挑战者夺走财产也使得他们的财富减少。所有这些情况的总体结果是相似的，即使很难用任何有意义的术语来衡量：通过切断收入分配曲线尾部（在洛伦兹曲线上）的最上端以及极大地压缩顶层群体在总收入和财富中的比例以实现不平等水平的下降。原因很简单，富人比穷人遭受的损失更多，无论国家衰败是否导致了普遍的贫困，还是主要破坏精英群体，平等化都很可能发生。 ^[8]

“充满了如此多的灾难和各种的痛苦”：西罗马帝国瓦解

西罗马帝国的衰落以及由此造成财富精英的毁灭是一个不那么血腥，但并不逊色的揭示国家衰败带来矫正不平等的案例。到公元5世纪早期，巨大的物质资源最终落入一个与政治权力有着密切联系的小型统治集团手中。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地中海盆地西部地区，由意大利最初的核心和广阔的伊比利亚半岛、高卢（现在的法国）以及北非的领土组成。根据历史悠久的传统，罗马的枢密院主要由最富裕和政治关系最密切的罗马人构成，逐渐被几个极少数强大的、位于罗马城内的关系紧密的家族主导。据说，这些超级富豪“拥有的地产几乎遍布整个罗马世界”。一个真实的例子中提及，一对夫妇在意大利（包括西西里）、北非、西班牙和英国都拥有财产。婚姻和继承的结果、官员们的办公财产以及跨地区的土地财富得以维持，不仅是因为有一个统一的帝国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而且还得益于国家支持的、为财政目的而进行的商业活动，这使得地产所有者可以从可靠的贸易网络中受益。和中国的唐朝一样，参议员拥有对附加税和服务义务的豁免权，这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财富，却沉重压榨了下层精英阶层。最后，据称最富有的家族的年收入可以与整个省份的收入相媲美，并在罗马和其他地方拥有豪华的住所。最富有的地方权贵，虽然无法与中央精英竞争，但也同样受益于与帝国的联系：据说两个来自高卢的地主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南巴尔干地区都拥有房产。 ^[9]

在创造顶层的有产阶级梯队的过程中，跨地区积累财富和保持赢利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一个拥有数千万臣民的帝国中，特权阶层能够获得高层政治职位，国家统治中贪污和腐败是例行公事，最富有、最具权势的官员则处于最好的职位，能保护其资产不被用于国家需求。他们的卓越地位和由此产生的极大差异，完全依赖于帝国力量的稳固。公元5世纪以后，内部冲突和外部挑战开始不断增加。公元5世纪30—70年代，罗马政府首先失去了对北非的控制，然后是高卢、西班牙、西西里，甚至是意大利最后也被日耳曼人的国王接管。东罗马帝国在公元6世纪的第二个25年试图重新夺回意大利，造成了重大的混乱，并且由于日耳曼人的再次入侵而迅速失败。地中海地区的联盟戏剧性地瓦解了位于罗马的顶级精英阶层拥有的广泛地产网络，使他们再也不能在意大利以外甚至是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拥有财产。

日益加剧的政治分权，有效地消灭了西罗马上流社会的最上层阶级。这一过程始于公元5世纪地中海盆地腹地，在公元6世纪和7世纪时扩散到了整个意大利半岛。居住在罗马城内的地主拥有的地产大多被限制在拉提姆周边地区，甚至连教皇也被剥夺了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教会财产。这种崩溃有助于我们理解，根据公元593年由教皇格雷戈里撰写的“对话”，为什么像主教里登普塔斯这样的一位罗马精英会认为当人们加入修道院是为了在“充满了许多灾难和各种痛苦”的世界中寻找一个避难所的时候，“凡有血肉的人的尽头已经到来”。贵族变得更加地方化，也远没有以前那么富有。衰落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从豪华的乡村别墅降级或废弃，到庄严的元老院不体面地消失，以及没有任何参议员家族可以追溯到7世纪早期之前的事实。教皇格雷戈里的著作也许是旧的富裕家族陷入贫穷的最深刻的例证。教会的领袖多次提到为了帮助落魄的贵族而办的一些小规模的慈善活动。一个意大利地区的前萨莫奈总督，得到了4枚金币和一些葡萄酒；一个几代人都担任过最高级别官职的贵族家族，其寡妇和孤儿也得到了微薄的捐款。 ^[10]

罗马超级富豪的灭亡简直令人惊叹，可以说它预示了唐朝贵族的没落：主要的区别在于，在罗马的案例中，虽然并非未知，但杀人似乎没有那么普遍。尽管如此，暴力仍然是这个过程的中心，被大量地应用于对帝国的瓜分。西罗马社会的最顶层群体的消亡注定会抑制不平等。此外，至关重要的是，权利进一步下放至有产阶级中更低的层级，因为在前西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即使是地区和次级地区的精英也消失了”。虽然新的军事精英凭借这些动荡崛起，但是在没有大规模的帝国统一的情况下，任何与罗马晚期的财富集中程度类似的事情，都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至少在部分地区，农民自主权的提高甚至进一步阻碍了对当地的资源攫取。 ^[11]

最后的发展引出了一个问题，矫正是否不仅受顶层群体的消耗，而且受底层群体的获益的驱动？有一种证据，被认为是物质福利的替代物，即人类骨骼的残骸，它与这个概念兼容，但是由于太模糊而无法证实。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体现身体健康的指标，如身高、牙齿情况以及骨骼损伤的发生率确实有所改善。这表明普通民众的状况比他们在帝国统治时期的状况要好。可惜的是我们无法有把握地确定引起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虽然在政治瓦解后人口减少和逆城市化可能减少了寄生性的负担，实际收入增加、饮食获得改善，然而同期发生的与之无关的瘟疫的流行（下一章将讨论）也可能产生类似的效果。 ^[12]

不同类别的考古材料可以提供很大的帮助，使我们能够以更直接的方式衡量资源的不平等。在斯坦福大学最近的一篇论文中，罗伯特·斯蒂芬研究了在罗马统治之前、之时和之后三个不同时期房屋面积的变化。房屋面积代表了和人均经济福利相关的可接受的信息：在不同文化之中，家庭收入和住宅面积都是密切相关的，而且住房通常都是地位的标志。来自古代和中世纪早期英国的测量结果特别有帮助。相关数据广泛分布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上，具有很高的现代学术的质量，另外，也许最重要的是，罗马国家的崩溃在这个地区表现得格外严重。当罗马的统治在公元5世纪终止时，接下来的几个世纪，英国没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多个小型的政治主体占主导地位。随着别墅被废弃、城市经济衰落，除了最基本的品种，所有的陶瓷生产都停止了，社会经济的复杂性因此大大降低：手工造型甚至都不借助制陶工人的转轮。从空间差异和一些小发现的性质来看，住所的遗址并没有反映出等级制度的真正迹象，在英国的大部分地区很少发现有丰富陪葬品的墓葬。简而言之，地方精英，如果他们真的存在过的话，并没有留下多少公元5世纪晚期和公元6世纪的历史印记。和前帝国的大部分其他地区相比，罗马时代的结构在这里被消灭得更加彻底：这个岛屿经历了无处不在的系统崩溃，而不仅仅是国家衰败。 ^[13]

这个过程深刻地影响了住宅结构的平均尺寸以及房屋大小差异的程度，两者都比帝国时代大幅度缩减。公元1世纪，被罗马征服后，两个指标不断增长的趋势因此被逆转，这种趋势曾经提高了本地的经济产出和社会分层水平（图9.1、图9.2、图9.3）。 ^[14]

然而更加可惜的是，这些发现提供的数据样本和已经被研究过的罗马世界其他部分一样，存在各种缺陷，例如依赖少数几个地点或者是缺乏对某些时期有代表性的数据，因此不能对住房不平等的变化做进一步的评价提供恰当的支持。即便如此，考古工作还是为我们提供了窥探帝国统治和经济增长以及不平等之间相互关系的机会。

虽然存在地理的局限性，这些数据显示出后帝国时期财富的分散是一个相当全面的过程，而不是仅限于社会顶层的那些人。尽管我们无法对后罗马时期的总体矫正程度进行测量，国家衰败对这个富人已经统治了几个世纪的环境的实际影响一定是非常显著的。崩溃造成的后果，与征服者保留了被征服国家之前的结构规模和特点的结果相比差别巨大：英格兰的诺曼底征服者保留甚至拉大了财富不平等，而被一小部分中央统治阶级剥削的辽阔领土的分裂，则会造成截然不同的影响。 ^[15]

“那个时期的很多城镇不再让我们印象深刻”：后铜器时代地中海和前哥伦布美洲的系统崩溃

在公元前13世纪，通过外交、战争和贸易，地中海东部变成了一个强大的相互联系的国家体系：拉美西斯王朝统治的埃及和安纳托利亚的赫梯帝国正忙于争夺至高无上的权力，中亚述帝国在美索不达米亚扩张，黎凡特的城市国家也正在蓬勃发展，整个爱琴海被各个管理经济生产和分配的大型宫殿统治。没有人预料到这个体系在公元前1200年之后的几十年间就迅速崩溃了。整个地区的城市都遭到破坏或者是大规模的毁灭——包括希腊、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公元前1200年刚刚过去，赫梯帝国就衰落了，其首都哈图沙部分被毁并且被遗弃。处于叙利亚沿海的重要城市乌加里特在几年后被摧毁，内陆的一些地区也同样如此，比如米吉多这样的城市也紧随其后。在希腊，巨大的宫殿一个一个被摧毁。有些地点已开始重建但是直到世纪末也没有完成。往南，失去了对巴勒斯坦的控制的埃及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开始解体，被南部的底比斯祭司精英集团和尼罗河三角洲的各个王朝瓜分。亚述王朝同样也没能安全逃脱。在各种程度上，统治和征收机关开始分崩离析，城市消失或者以更小的规模幸存下来，书写的应用退化，帝国分裂成各种小国和城邦。产出和交换出现衰退，社会复杂程度降低。 ^[16]

导致这次巨大的解体的原因还存在很多争论，很多因素看起来都发挥了作用。那些所谓的“海上民族”，在埃及、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的记录中都出现过的“生活在船上”的海盗团伙，至少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公元前1207年，尽管他们对埃及的袭击遭遇了挫败，然而30年后他们在建立起联盟后重新发动了攻击。正如拉美西斯三世所言：

在战斗中，所有的国家立刻遭到洗劫，被弄得七零八落。没有国家能抵抗得了他们的武器……他们把手伸到了地球航路所能抵达的任何一块土地。

虽然法老的部队设法击败了他们，其他的社会却没有如此幸运。巴勒斯坦的菲利士人定居点有可能就是这些活动的结果，因为这里的考古遗迹发现了至少好几处可见的破坏性的痕迹。有几个地点同样显示了破坏和地震活动有关，公元前13世纪晚期和12世纪早期的“地震风暴”可能连续地袭击过这个地区。另外，有证据显示，公元前1200年左右发生过旱灾，并且转化成更大的干旱。无论这些破坏性力量在当时以何种精确的配合发挥作用，看起来各种因素正好同时发生，并且很可能并非偶然而是相互联系：最终的结果是一种放大效应，并且摧毁了铜器时代晚期的世界体系。 ^[17]

爱琴海地区的崩溃尤为严重。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的中期，随着武士精英不断积累财富以及建立防卫中心，希腊南部大陆地区的定居点获得发展。从巨型坟墓的外观以及社会性差异化的葬品来看，社会分化也有上升。这些地方很快就建起了宫殿群。用B类线性文字和早期希腊语做记录的黏土块记载了以这些宫殿为中心，由国王和高级官员掌管的再分配经济活动。上级通过下级获得物品和服务。这种体系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克里特岛南部产生的早期宫廷经济模式（被称为米诺斯文明），但是显示了更多的暴力和防卫的迹象，并且富裕的情形较不普遍。以这些大型宫殿为中心，人们在大陆地区建立了各种相当规模的王国，创造了在当今被称为迈锡尼文化的政治体系。 ^[18]

尽管我们对政治控制的本质和收入分配的了解比我们自身希望的少得多，然而以精英为核心的再分配中心的存在似乎很难和平均主义的观念相一致。我们可以看到，迈锡尼宫殿社会是高度等级化的。记录在B类线性文字黏土块上的姓氏反映了少数精英家族之间的通婚情况：具体的个人姓名、社会地位，以及似乎被相同的几个特权家族完全控制的财富。然而黏土块几乎没有提供劳动人民使用分配的高档物品的证据。当时的两位杰出的专家曾恰如其分地说：“大量财富往上聚集，便留在上层。”只有在精英的墓穴里才能找到由金、银、象牙和琥珀制作的奢侈品。至少有一次考古材料显示，随着时间推移，财富的流通变得越来越封闭，这和财富与权力集中在少数统治阶级手上造成不平等日益上升的情况是相吻合的。流通可能采取了在高等精英集团内部进行交换礼品的形式，再以进口和出口作为补充，为他们提供能够彰显地位的外国商品。 ^[19]

迈锡尼文明的瓦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毁灭的迹象可能和地震有关，最早出现在公元前13世纪中叶的一些主要的地点。同一个世纪更晚时候又出现进一步的破坏，然后是新的防御工事的建设——明显遭到了军事威胁。公元前1200年紧接着的一波破坏事件，毁坏了迈锡尼、梯林斯、底比斯以及奥尔霍迈诺斯的宫殿，稍晚更是包括皮洛斯的所有宫殿。在其他地方，原因还只是基于推测：地震活动、旱灾以及流行病，加上入侵、叛乱，以及人类贸易方式和移动方式的变迁等最终导致系统崩溃，因为宫殿系统已无法应对发生的灾难。 ^[20]

在很多地方，迈锡尼文明持续到公元前11世纪的早期。尽管毁坏的宫殿从来没有被重建和再利用，但是新的施工仍然时有发生，在某些地区，精英阶层还会兴盛一时。有些避难地点很容易就能守住，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公元前1100年左右，一系列新的破坏事件终结了保留下来的大部分地区。在宫殿消失后，只有村庄得以幸存，以前那些占主导地位的地区，比如皮洛斯，在衰败之后几乎没有什么被保留下来，基本上是普遍被遗弃。大部分的地区没有被破坏得那么严重，“恢复到小规模的，部落存在形式”。高质量的建筑风格一去不复返，连书写都完全消失。公元前10世纪是总体发展和社会复杂程度的最低谷。当时希腊最大的定居点可能居住了1000~2000人，然而大部分人口还是居住在小型的村庄，采取了流动性更大的生活方式。很多地点被永久废弃，国际贸易联系中断，大部分住房只能满足基本需要——只有一间屋子，坟墓的质量很差。个人墓葬成为常态，这和以前的迈锡尼时代更注重血统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21]

宫殿时期的精英都消失了。我们不知道他们身上曾经发生了什么。有些人也许离开后去了东方，加入了当时活跃的海盗团伙——这和2000年之后英格兰的乡绅逃离诺曼底征服者的统治类似。为了寻求保护，他们开始的时候有可能是逃到一些偏远的地点，例如一些岛屿或者沿海地区。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关注这些：重要的是这个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完全消失了。汲取性的上层建筑即宫殿系统建立在农业人口身上被废除并且也没有被替代。直到公元前10世纪，可能只有最大型的或者比较大的村庄保留了一些可识别的精英阶层的痕迹。

这个时期的墓葬品的特点显示，只有极少数的个人能够获得进口的物品。实际上，社会分化和精英财富的迹象已变得如此稀少，以至埃维亚岛的来福卡迪的一座公元前10世纪的独栋建筑竟然引起了现代考古学家的极大关注热情：这座房子150英尺 ^[01] 长、30英尺宽，由泥砖建成，外面有木柱包围，包含了两个墓葬，并且在其中发现了一些黄金首饰。这座在几个世纪以前司空见惯的住房是这个时期、这些地点唯一的一次突出发现。 ^[22]

大型建筑物、高档物品以及其他财富和地位标志物方面在铁器时代早期显而易见的稀缺与迈锡尼时期的情况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反差。不仅政治崩溃，社会和经济活动也都衰退，变得更加支离破碎。在这种环境中，对剩余进行大规模的征收和集中就成为一个严峻的挑战，即便是在强大的机构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虽然普通民众毫无疑问承受着巨大的艰辛，权贵却经历了更陡峭的下坠。这种大规模的系统崩溃不可能不大幅度地缩小早期的收入和财富的差距。而且，即便新的精英集团在公元10世纪开始形成，以及经济增长在公元8世纪开始加速，后宫殿时期近乎普遍的贫困导致了悲惨的平等，并且很有可能为以后几个世纪希腊出现的顽强的平均主义奠定了基础，这是我在第6章讨论过的、对不平等的一个少见的约束条件。

在迈锡尼宫殿系统大规模解体的2000年后，在尤卡坦半岛南部的玛雅古典文明也以同样的方式崩溃。到古典晚期（大约公元600—800年），国家的形成已经超越了单个城邦的形式：像蒂卡尔和卡拉克穆尔这类城市成为大型政治主体的中心，它们宣称对其他城市拥有统治权，并且利用访问、礼物交换和通婚等手段来吸引它们。在这些城市的中心，巨型建筑蓬勃发展，对庙宇和宫殿的大量投入把精英集团的物质文化提升到一个新的光辉灿烂的高度：人们发现，那个时期的奢侈品，包括进口的玉石和大理石，随处可见。在公元8世纪晚期和9世纪早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地区实力出现衰退并且在激烈的军事对抗中被较小的政治实体取代。越来越大的政治冲突似乎和日益增长的剥削以及不断扩大的社会阶级鸿沟同步发展。宫殿在城市间扩散，精英阶层得到加强，这反映在墓葬形式的变化上。人们开始更加强调血统，文化精英跨越政治界限发生融合，一切都指向了更加明显的社会分层，以及很可能是物质方面的不平等。 ^[23]

公元9世纪，在一些主要的中心地区，新的建设停止了，然后就是全面的崩溃，尽管不是一下子发生的：在尤卡坦，考古学家的发现在地理和时间上具有相当高的多样性，这是因为不同地区的转变事件延续了几个世纪。然而最终，社会复杂性的丧失是普遍而严重的。在其中的一个最大的城市蒂卡尔，建筑活动在公元830年停止，80年后可能有90%的群体被认为已经离开或者失踪。其他的主要地点同样被遗弃：最大型的城市受到的影响最大，较小的定居点反而维持得更久。然而再一次地，崩溃背后的原因存在着争议。现代观点认为崩溃可能是一个多因素决定的结果，多种因素互相作用破坏了玛雅社会——最显著的因素是地方战争、人口压力、环境退化和干旱。 ^[24]

无论当时的实际情况如何，可以确定的是，暴力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绝对的规模也是有据可查。和希腊迈锡尼发生过的情况类似，拥有宫殿的城市中心变成了交战中心并且最后退化成了小型的村庄。在南部内陆的中心地带，精致的行政大楼和住房建筑、寺庙和伫立的石碑统统都不见了，一起消失的还有文字和著名的玛雅历法系统。奢侈品的生产也停止了。精英机构、服务性的文化活动——例如对高贵血统的石碑崇拜等直接消失了。用一个现代权威的精辟评价来说，整个统治集团已经“随风而逝”了。 ^[25]

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希腊不同的是，主要的北部遗址精英文化得以幸存和繁荣发展，最有名的是公元9世纪或者10世纪末的奇琴伊察以及之后的玛雅潘和图卢姆。奇琴伊察在公元11世纪经历了政治上灾难性的衰落，受长期的干旱影响，持续了很长时间，其文化和制度延续到公元12世纪和13世纪的玛雅潘时期。然而，在南部，和铁器时代早期的希腊一样，大规模的解体并不局限于城市中心和统治阶级，而是吞噬了普罗大众：现代学术观点认为，其人口萎缩达到85%，数百万人的基本经济被瓦解。

这提出来一个问题，玛雅系统的崩溃对资源分配如何产生影响。国家等级制度和精英文化的物质象征全面消除创造了这样一个环境，导致早期的社会分层和不平等无法保持下去。尽管平民百姓的生活也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混乱的伤害，然而至少在短期内，他们也可能会因被国家精英集团施加的习惯性负担的终结而受益。更具体地说，一项研究发现，公元8世纪中叶之后，来自精英背景的放射性碳元素数量急剧下降，与此相反，来自平民背景的放射性碳的数量保持了更好的持续性，这意味着特权阶层可能经历了不成比例的消耗，尽管这个问题还是可以继续讨论。最好的具体数据也许来自对尤卡坦南方低地多个地点的人类遗骸的详细调查。在古典时期晚期，精英与下属的墓葬的区别和系统性的饮食特权相关：地位较高的个人会吃得更好。在公元800年之后，这两个特征都退化了，如带有日历的象形文字这类精英产品的使用变得没有那么频繁，这意味着地位的差异和物质的不平等都被压缩了。 ^[26]

新世界早期的其他国家经历了类似的解体并伴随着矫正。举两个明显的例子就够了。在公元第一个千年的前半段，墨西哥中部的特奥蒂瓦坎（现今墨西哥城的东北部）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公元6世纪或者7世纪早期，在经过了一个（由墓葬显示）社会分层日益加强的阶段后，人为的火灾摧毁了城市中心的巨大建筑。巨大的石头被搬走，雕像被破坏，碎片被扔到地上。北部和南部宫殿的地板和墙壁被烧毁，巨大的力量把公共建筑变成了碎石瓦砾。甚至一些被埋葬的骨架也会被肢解，其中的一个骨架带有显示精英地位的丰富装饰。这种行为的政治意图显而易见，然而毁灭政治中心特奥蒂瓦坎的凶手身份不是很清楚：有可能在外敌入侵之前就出现了地方的动乱。这种因为不平等而针对精英和国家资产行为的意味相当明了：难以想象统治力量的系统性解体会没有伴随着控制和剥削的政治机构的解体。即使缺少文字证据，认为精英集团或多或少完好无缺地生存下来的看法和考古资料也是不相符的，虽然它的一些成员有可能已经移民或者甚至在其他的地方维持了精英的地位。 ^[27]

安第斯高地的蒂亚瓦纳科文明的衰落同样如此，甚至是展现系统崩溃的一个更戏剧性的案例。位于安第斯高原，临近提提卡卡湖，海拔大约13000英尺处有一个叫蒂亚瓦纳科的城市，成为一个帝国的中心，从公元4世纪开始扩张并持续到公元10世纪。它有着成熟的帝国形式，首都被精心设计成一个气势雄伟的仪式中心，根据宇宙学原理保持着空间对称，被巨大的护城河包围，限制进入，也让这个中心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神圣的岛屿。这个封闭的区域，不仅包含了这个国家主要的大型仪式建筑，还有大量的住宅提供给统治者和相关的精英阶层，甚至还有墓地。精英阶层的居住区，经过精心的布置和装饰，得益于精巧的水供应系统。当地的墓葬拥有丰富的墓葬品。护城河之外的房子一般没有那么奢华，即便如此，在空间走向上始终如一地执行精心规划的路线。高质量的建筑，大范围各种各样的工艺品的呈现，意味着住在里面的阶层虽然地位低于那些隐居的精英，但还是要比农村的平民富裕得多。如果拿来和后期的印加文明做对比，这些城市周边的居民有可能属于统治家族地位较低的宗亲，或者也有可能通过虚构的亲属关系和后者联系起来。因此，帝国的蒂亚瓦纳科被明确作为统治者和为其同伙服务的政治和宗教权力的中心来建设和重建的。基于这种目的，首都的规模被限制，几万人生活在一个人口稠密的区域内，同时可以轻易地养活更多的城市人口。据我们所知，农村的平民被排除在城市之外。和铜器时代的希腊一样，手工艺人似乎是依附于该中心，专门制作只在特权阶层范围内流通的物品。由于将权贵和普通大众在空间上进行隔离，社会经济的分层得到加强。 ^[28]

一些迹象表明，统治者和精英的权力在帝国的晚期得到进一步提升，同时社会的不平等也增加了。然而衰退一旦开始，就会快速发展并且直到终结。像严重的干旱这类的气候变化，被认为是破坏了蒂亚瓦纳科复杂的控制结构。国家崩溃了，连同它的统治者、贵族，以及仪式中心一起。首都分阶段地被遗弃，直至公元1000年被完全清空。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存在广泛暴力的迹象：中心东边和西边的宫殿都被摧毁了——实际上前者完全被夷为平地。和特奥蒂瓦坎的情况一样，同样一些证据显示，存在故意破坏仪式建筑的行为：象征精英权力的雕塑被污损和埋葬，这通常需要付出很大努力。宗派冲突或其他暴力源头是否对这些动荡造成了影响，仍然值得探讨，并且有可能永远都无从知晓：显而易见的是，政治等级并没有在这些动荡中保存下来。中心的衰落伴随着内陆农业的崩溃。提提卡卡湖盆地的城市消失了数个世纪之久，政治分裂和地方化的经济活动成为常态。人口萎缩并且撤退到易于防守的区域，居住点筑起大量防御工事用来应对暴力和不安定的情况。由于最重要的财富来源（例如对剩余的征收、专业工艺的生产）以及远距离贸易统统都失去了，旧精英也因此消失了。 ^[29]

在其他情况下，国家权力的行使和崩溃如何对精英的权力和财富产生影响，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下半段，众多城市繁荣发展的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整个系统在公元前1900—前1700年之间瓦解，许多地点的发展衰退或者被遗弃。再一次地，任何旧的等级和分化的制度无论如何都很难在这个过程中保存下来。 ^[30]

对后人来说，系统崩溃的场面往往是最显而易见的。2400多年前，雅典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指出，在荷马史诗中获得赞美的城市在他那个年代看起来并不是特别的壮观。当西班牙的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经过靠近蒂卡尔和帕伦科的玛雅遗址时，他甚至没有注意到它们，因为它们被森林覆盖，并且大部分地区人烟稀少。位于东南亚的吴哥窟遗址也有着同样的命运：直至20世纪早期才开始对主要遗址进行清理工作，还有柏威夏的圣剑寺遗址，一个面积达到10平方英里的巨大的城市，在公元11世纪和12世纪曾经被高棉统治者偶尔当作居住地，位于一个现在完全不知名的地方的中间。当2008年我和一个同伴坐直升机访问它时，除了来自附近一个与世隔绝村子的几个保安和一条长蛇之外，我们是那里仅有的生命。 ^[31]

由于抹去了考古遗迹之外的大部分历史记录，这些无所不包的系统崩溃几乎无一例外让测量同期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变化成为不可能的任务。与此同时，这些灾难事件强烈暗示着大规模的收缩。系统崩溃后无论不平等和剥削的形式在多大程度上被保留下来，必定和高度分层的帝国政治时期的现实和典型的情况相距甚远。而且，超出前精英阶层范围的普遍贫困，也会减小征收剩余的潜力，从而降低资源不平等的天花板。考虑到带来平等化的大规模动员战争、转型革命以及灾难性传染病的特殊性质，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崩溃也许是我们看到的全部历史中最强大的一个矫正手段。虽然比人们想象的要普遍——许多不为人知的案例可能已经被增加进来，但是它仍然是相当少见的，考虑到这种剧烈的变化伴随着大量的暴力和痛苦，所以这也算是一种幸运。与此相反，国家结构迅速重生往往是被外部接管的结果，也已经成为常见的结果。转型越顺利，不平等状况就越容易被保留或恢复。

“衰败会降临到你们用来寻欢作乐的宫殿里”：古代西亚的国家衰败和精英衰落

国家衰败的历史和国家存在的历史一样久远。在所谓的古王国时期，也就是从公元前27世纪—前23世纪，埃及的统治者在孟菲斯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并一直都在努力地维持着国家的统一。著名的吉萨大金字塔是国家中央集权最明显的体现。分权发生在公元前22世纪和公元前21世纪早期，在北部和南部出现了两个竞争性的政治势力，地方统治者获得了自治的权力。这可能对不平等状况造成复杂的影响：地方各省的统治者和贵族获得了以前要上交到中央的资源，法老的财富和权力以及他的内部势力却衰落了——后者在国家统一的终结阶段，质量较差的朝臣坟墓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虽然因为缺少更多确凿的证据以至我们难以做进一步推测，但是最顶层受到削弱至少在理论上会缩短收入和财富分配曲线尾部最外端的距离。 ^[32]

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阿卡德帝国惊人的崩溃也可能导致了相似的结果，可能规模更大。从公元前24世纪—前22世纪，持续不断征战掠夺来的财富，都被交给了寺庙、皇室家族和精英集团。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苏美尔人的土地被阿卡德的统治者和他们的亲属以及高级朝廷官员获得。由于允许各个地区积累财产，帝国财富的集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下降——在第一章我们已经探讨过这种趋势，然而其最终的失败一定会逆转这种趋势。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阿卡德帝国以一种过于戏剧化的方式出现衰落，传说是因为帝国的过度扩张引起了一个神圣的“咒语”的诅咒（本小节标题中引用的句子就出自关键的叙述）。实际的原因其实更普通一些：上流社会内部的争权夺利，加上外国的压力和干旱，动摇了阿卡德帝国的根基，苏美尔人和其他的地方政治势力重新独立，城市的疆域出现急剧的收缩。最上层精英的收入和财富必然会逐渐减少。 ^[33]

通常情况下，这种收缩只是暂时的，新的帝国势力会捡起碎片直至又屈服于新的分裂者或征服者。在有着法老的埃及，“中间阶段”的分裂总是会迎来再次统一。从公元前22世纪—前6世纪，美索不达米亚被乌尔（学界称为“乌尔三世”）、巴比伦（汉谟拉比及后来的卡西特）以及米坦尼的连续王国，以及数次改朝换代的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帝国统治。再提供一个具体的例子，当玛瑞——一支位于当代叙利亚和伊拉克边界附近幼发拉底河的中等势力，在公元前1759年被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摧毁时，只用了一代人时间就在它从前的一个次级中心特卡建立起了一个新王国哈纳，有效地利用了玛瑞从前的疆域，并且从巴比伦独立出来。 ^[34]

相比之下，和上一节讨论过的那种大规模的崩溃比，这还是比较少见的，特别是在那些新生力量能够快速崛起并进行接管的地区。帝国分裂成几个较小的政治单位，给顶层的收入和财富的集中造成下降的压力，即使它远远算不上与更全面的崩溃形式相关的大规模矫正。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棘手的挑战：前现代社会通常不会留下足够的证据，使我们能够记录或者测量经济差距的缩减程度。然而，我们不能选择放弃或者忽视——原因很简单，相比拥有更好记录的近代或者现代社会，早期社会更有可能经历间歇性的国家衰败和权力分散。无视国家衰败内在的平等化潜力，就会忽视一种强有力的矫正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能做的，是朝着这个方向，搜寻发出信号的替代数据，无论这些信号多么模糊不清。

我仅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方法的复杂性和局限性。大约在公元前1069年，经历了前面所讲的铜器时代晚期的危机后，埃及被有效地划分成位于南方的上埃及（处于底比斯的阿门神高级祭司控制之下），以及位于北方的下埃及（以塔尼斯作为中心）。利比亚军事力量的流入造成北方进一步分散。几个自治的地区性权力基地在公元前10世纪的部分时间，尤其是自公元前9世纪晚期起（这个时期通常有21~23个朝代）为控制权展开激烈争夺。这种权力下移的过程挤压了地方精英的购买力，因为后者依赖于国家收入，与国家服务相关的其他收入来源以及来自和国家统一相关的私人资产或者经济活动的收入。萨卡拉的一个墓地，为旧都孟菲斯市的一个主要墓地，反映了当时精英阶层相对的贫困化。这些发现来自第19代王朝著名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表兄弟蒂亚墓穴的一个副井，第19代王朝是公元前13世纪埃及帝国荣耀的鼎盛时期；这个副井属于蒂亚的秘书卢如德夫。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很可能在公元前10世纪，这个副井和它的内室装满了棺材和葬品。这里一共埋葬了74人，有一些装在棺材里面，有一些只是用垫子包裹着，还有一些根本就未入殓。棺材质量普遍很差：一些迹象显示曾经有盗墓者进入，但是他们似乎很快就放弃了，也许是对这一堆外表不堪的东西感到气馁。和同一时期埃及南部的棺材相比，这些棺材的做工明显要差一些：它们是用小块的木材拼凑而成，只是在关键的部位才有装饰。只有少部分有字迹，且多数要么是假的——由无意义的伪象形文字组成，要么已经腐烂到无法辨认。 ^[35]

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发现：在中埃及其他几个地点，出土了一些同样粗制滥造刻有伪象形文字的棺木和只剩下木乃伊残骸的墓葬，时间大约为同一时期。然而，即使在这个贫困的国家中，这些墓葬反映的还是精英的实际状况，因为只有特权阶层才可以使用近似人形的木质棺材，虽然棺材的质量很差。这可以当作环境证据，证明和更稳定的南方地区相比，孟菲斯地区上流阶级的消费能力和需求出现了下降。在那个时代北方最大的中心坦尼斯的皇家陵墓，人们甚至发现了旧物品，包括礼器、珠宝和石棺等被广泛重复使用的情况。 ^[36]

在当时的底比斯南部的精英阶层中间，棺材的再利用也变得很普遍。然而出现这种情况，与其说是精英阶层无力购买新的棺木，不如说是因为离开北部后原材料变得稀缺。并且，最重要的是，对猖獗的盗墓行为的担忧导致他们避免使用昂贵的可以被剥离的棺材部件，比如镀金，以及更重视对尸体进行细致的防腐处理——这是一项使其免于受到肉食动物的侵害的投资。从醒目的墓葬祭司礼堂向秘密的组团式墓群的转变同样支持这一解释。我们没有发现原始的证据来证明底比斯精英的贫困，考虑到这个由阿门神的祭司领导的集团不仅控制了埃及的一大部分，而且抢夺了以前的皇家陵墓里的财宝，因此他们并不缺少收入来源。在这方面，他们和北方的贵族不同，北方地区由于出现了更严重的分裂和混乱，精英阶层的收入和支出受到抑制，严重依赖精英阶层消费能力的专业工艺技能因此被削弱。 ^[37]

我选择这个例子来说明在有限的国家衰败的环境中识别矫正迹象的困难。全面的系统崩溃通常能提供考古学的证据，用来证明收入和财富差距受到侵蚀。相比之下，不太明显的混乱，在经常是零星的和模棱两可的代替数据里，并不能留下类似的坚实的痕迹。在这些情况下，别说要测量不平等的总体缩减，即使是寻找精英财富变化趋势的任何尝试，必然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通常无法超越猜想的程度。这里还涉及一些严重的解释性问题，最明显的是已经大量讨论过的把丧葬习俗和其他储存方式的变化与社会经济条件相联系的风险，以及凭借特定发现进行归纳的做法是否合理的问题。对来自埃及第三中间时期的墓葬材料的思考，把我们带到了（也许能够超越）对不平等的研究能够推进到的极限。由政治分裂驱动的矫正多发生在前现代社会，是一种潜在的普遍现象，对现代观察者来说，其大部分将永远地被掩盖。在不平等发展的历史中，形成了一种“暗物质”，几乎可以确定其存在但是难以准确定位。

“国家破碎不堪”：索马里式的当代国家衰败

很多历史证据的局限性无论多么严重，都会给我们的论点提供支持——前现代掠夺型国家的暴力解体，由于剥夺了原有精英的财产和权力，会导致不平等程度降低。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在最近的历史中，或者说，在当今的世界，是否还能看到这种矫正方式？乍一看，答案有可能是负面的：因为在第6章临近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发展中国家的内战，更倾向于提高而不是降低不平等程度。虽然这些冲突会削弱国家机构的权力，但很少出现国家治理的崩溃或者整体社会经济规模缩减的情况，我刚刚讨论过的一些戏剧性的前现代案例就是证据。

然而，当代有一些至少有可能更接近的案例。东部非洲的索马里通常被认为是最近出现的国家崩溃的最重要的例子。当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政权在1991年被推翻后，国家分裂成多个对立的派别和地区，并且一直缺少最顶层的政府机构。在北方出现了索马里兰和邦特兰这样的“国家”，其余的地区则断断续续地由军阀、民兵（包括“圣战”组织“青年党”）或者来自周边国家的部队控制。只是在最近几年，名义上的联邦政府开始对摩加迪沙进行控制。

人民的福利水平普遍很低。一项对阿拉伯国家（广义的）贫困的研究基于儿童死亡率、营养、入学和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这些因素，将索马里排在最后一位。由于严重缺乏数据，最近的人类发展指数的全球排名并没有把这个国家包含在内——除了在一个多维的贫困指数排名中，索马里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中得分第六低的国家。它还是人口生活在极度贫困状态下的比例第六高的国家。毫无疑问，在很多方面，索马里是如此的“破败”，正如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阿亚安·希尔西·阿里在一次访谈中所说。 ^[38]

这里我们关心的是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中央政府的衰落和国家的分裂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由于证据不足，对这个问题的任何回答必然涉及大量的不确定性，我们有必要采取怀疑的态度。也就是说，当我们在一个更广泛的地区背景下进行观察时，多个指标显示，无政府状态下的索马里，无论在经济发展方面还是在不平等方面都做得相当不错。

出现这种看似违背常理结果的原因在于，到1991年的时候，环境已经极度不利于这个国家的居民。在1969—1991年的西亚德·巴雷统治时期，采矿业的收益由独裁者及其盟友独占是政府唯一的和最重要的目的。尽管最初实行的政策是无宗派主义政策，巴雷最终还是偏向自己的家族和支持他的人，同时残暴地对待其他人，把他们当作榨取的对象。对对立群体采取暴力手段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土地改革使政客和同他们有特殊关系的商人从中获益。政府官员及其亲信剥离他们资产的国有化业务，汲取大量的公共开支，而公共开支的90%最终流向行政机关和军队。来源于“冷战”对抗和难民控制的外国援助都转移到了执政者手上。

即使是按照这个地区不令人羡慕的标准，腐败也是极为严重的。高级官员和巴雷家族洗劫了最大银行的储备，最终导致银行破产。唯一的国有银行为了迎合在政治上互相关联的精英集团的需要，故意高估索马里货币，使购买进口货的富裕的消费者获益，出口货物（比如肉类）的穷人则受到伤害。经营着一个“看门人国家”，巴雷政权控制了这个国家财富的流入和流出。总而言之，这些邪恶的干预在摩加迪沙内部以及在首都和其他地区之间制造了不平等。这一政权用于社会服务的开支极少。因此，即使在中央政府存在的情况下，公共物品大部分还是要由非正规部门以及地方机构或团体，比如家族网络提供。占劳动力大多数的牧民被忽视并且受到最严重的剥削，他们几乎得不到任何公共资金。 ^[39]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机构的失落对公共物品的供给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分裂甚至减少了暴力，尤其在外国军队撤出的1995年至埃塞俄比亚入侵的2006年间：暴力冲突集中在1990—1995年，此时国家开始实质性的解体，2006—2009年，努力重建它的势头首次聚集。尽管也会有军阀和民兵组织向平民收取租金，然而由于受到规模和竞争的限制，平民的负担比独裁时期要低得多，税、贸易和商业面临的障碍比以前少很多。因此，按多个测度标准对比西非国家的生活水平，索马里曾多次超越或者赶上两个接壤的国家。在国家崩溃后，大部分发展指标都改善了，仅有的例外是入学率和成人识字率——是由于接受的外国援助减少而非政府服务出现了变化。一次对索马里和41个撒哈拉以南国家的13项发展指标的比较显示，在政府存在的最后几年，尽管索马里在全部有记录的指标中的排名都很糟糕，然而现在无论是绝对水平，还是明显相对于许多其他的国家，索马里都取得了进步。在对大约同一时间经历战争或经历和平的国家进行比较时，情况就是如此。 ^[40]

可以预期的是，有两个因素压低了国家崩溃后索马里的不平等水平：（1）国家统一时期从地租中获益巨大的财富和权力精英消失了；（2）歧视农村人口、偏向城市商人和政府官员的系统性政策被取消。无论如何，还是有极少的现实数据与这种预期一致。1997年索马里的收入基尼系数为0.4，低于同期的邻国（0.47）以及西非国家（0.45）。标准化的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记录了索马里的收入不平等在21世纪早期出现了下降，尽管不确定性的范围很大。我们很难知道，应该给最近估计的索马里的收入基尼系数为0.43~0.46的结果多大的权重，和1997年不同的是，其缺少中央政府的治理。考虑到证据的性质，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其他福利指标的改善和一个腐败和残暴的政府的灭亡是相关的：巴雷时代的索马里，政府实际上是个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由国家崩溃带来的矫正仍然是一个难以捉摸的问题。即便如此，索马里的例子至少为本章的总体观点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支持。 ^[41]

掠夺型国家都是相似的，每一次崩溃都以它自己的方式矫正不平等……

巴雷统治下的索马里的经验具有更广泛的价值。和现代的西方社会相比，不发达世界中的掠夺型或者“吸血鬼”型国家和前现代国家的统治传统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它是高水平的精英掠夺和低水平的公共物品供应的结合体。可以确定的是，有多个事项需要注意。前现代国家普遍没有受到索马里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这限制了给它们国民造成的伤害的大小。而且，这也是我对掠夺型国家所做的“托尔斯泰式”定义所必需的，在提供的公共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方面，它们和前现代国家有本质的不同。没有四海皆准的原理。然而，很容易看出，一个贪婪的国家的终结，如何为人类整体的福利（特别是在不平等方面）带来积极的影响——无论多少居民宁愿有令人憎恶的政府而不是没有政府。有一个经济模型显示，一个肆无忌惮的掠夺型政府有可能比无政府状态更加不利于大众获得福利。 ^[42]

在某些情况下，崩溃使每个人的情况变得更糟从而影响到不平等状况——但是富人受到的影响更大。整体复杂性大幅度下降，就像铁器时代早期的希腊，后古典时期的尤卡坦，或者后蒂瓦纳科时期提提卡卡盆地最有可能产生这种结果。在其他情况下，中断更可能仅限于政治领域，就像最近的索马里的情况，矫正并不一定和生活水准的广泛下降相关，而更多的是通过影响顶层集团来实现的。安全的环境必然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国家衰败造成的分配结果也许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取决于它是否将民众暴露在外来的侵略性掠夺之下（例如草原游牧民族对农业社会的入侵），或者影响没有那么严重。然而，尽管矫正的程度会有所不同，总的结果有可能是一样的：国家的等级制度和压榨机构的暴力性终结会造成收入和财富差距缩小。国家和文明的崩溃代表着不平等矫正世界史的第三个，也是最古老、游历最广的末日骑士：他能够把不平等踩于脚下，仅仅是因为他破坏了所有人的生活。

第五部分 灾难

第10章 黑死病

第四骑士：微生物、马尔萨斯和市场

至此，我们集中讨论了人对人的暴力及其对不平等的影响：大规模的动员战争鼓励了群众的讨价还价同时榨取富人；血染的革命消灭了“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以及作为贵族的那“1%”；整个国家的崩溃铲除了那些曾极尽其能事搜刮并藏匿一切可得剩余的富有精英。我们现在必须考虑又一个矫正手段——第四骑士传染病。与其他三个骑士不同的是，它涉及其他物种，从而无须诉诸暴力，尽管有些细菌和病毒对人类社会的攻击几乎比任何人为灾难更致命。

传染病如何减少不平等？它们以一种托马斯·马尔萨斯牧师在其1798年的《人口学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一书中称为“现实性抑制”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马尔萨斯的思想根植于这样一个假设：长期来看，人口要比资源增长得更快。这反过来又阻止了人口进一步增长：通过“道德约束”抑制生育的“预防性抑制”——延迟婚姻和生育，以及提高死亡率的“现实性抑制”。用马尔萨斯自己的话来说，这些现实性抑制：

每一个……在任何程度上导致人类寿命的自然过程缩短的原因包括……一切有害身体的职业，过度的劳动以及季节变化的影响，极端贫困，糟糕的儿童养育，大城镇病，凡此种种，加上一连串的常见疾病和传染病，战争，灾害和饥荒。 ^[1]

在这个包罗一切的陈述中，这些“现实性抑制”手段，将人口压力的直接后果，与无须由人口因素引起（即使是人口因素也不会加重），完全外生于自然的传染病等事件联系起来。现代研究强调通过提高生产率应对人口增长和资源压力的重要性。这种提高生产率的方法有助于避免马尔萨斯陷阱。因此，最复杂的新马尔萨斯主义模型设想人口和生产在稀缺性压力和技术或制度进步之间的权衡中发展时会出现一种棘轮效应。此外，在过去150年中，人口转型被认为通过爆炸式的创新与不断增长的实际收入条件下的生育水平下降相结合，缓解了马尔萨斯约束。生育率下降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区别于以前世代的特征。由于这个原因，马尔萨斯机制主要与我们对前现代社会的理解有关，这也是本章的主题。对于中世纪晚期和现代社会早期的英国而言，最好的可得证据充分表明，无论生活条件如何，致命性传染病的广泛传播是控制人口增长的主要外源性因素，尽管它可能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当流行病暴发，甚至如果流行病恰好在资源紧张的时期暴发，可能会加剧流行病所造成的人口死亡后果。 ^[2]

在前现代的农业社会，瘟疫通过改变土地与劳动力的比例来矫正（不平等）：降低前者的价值（如地价、租金以及农产品的价格），并提高后者的价值（如较高的实际工资和较低的地租）。这使得富裕的地主和雇主相对以前更少一些，劳工相对以前生活得更好一点，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降低了。同时，人口变化也与制度发生相互作用，决定价格和收入的实际变化。工人与雇主讨价还价的能力不同，传染病带来的结果也不同：土地，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重新定价的可能性是成功矫正的基本前提条件。细菌和市场必须“协调一致”才能抑制不平等。

最后，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除极少数情况，任何所发生的矫正都不会持久，其效果最终被重生的人口压力产生的人口统计因素的反弹效果抵消。

“所有人都认为世界末日已来临”：中世纪后期的大瘟疫

在14世纪20年代后期的某个时刻，瘟疫在戈壁沙漠突然暴发，并开始向旧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蔓延。瘟疫是由一种叫鼠疫菌的细菌引起的，该细菌寄生于跳蚤的消化道中。鼠类跳蚤是最常见的宿主，已知数十种啮齿类动物可以携带感染瘟疫的跳蚤。通常，那些跳蚤更喜欢寄生于啮齿动物身上，只有当原始的宿主衰竭时它们才寻求新的宿主：这是人类感染瘟疫的原因。鼠疫有三个变种，其中腺鼠疫最为常见。它因腹股沟、腋窝或颈部的淋巴结显著肿大而闻名——跳蚤通常会咬这些部位，但这类鼠疫得名于因皮下出血而导致的充血性腹股沟淋巴结炎。感染这类鼠疫的结果是细胞坏死以及神经系统麻痹，50%~60%的感染者会在感染后的几天内死去。第二个变种是肺鼠疫，它更致命，通过感染者肺部呼出的微粒在空气中的传播直接传染给其他人。死亡率接近100%。第三个变种是败血症型鼠疫，它很罕见，它的病原体在昆虫中传播，传播非常迅速，并且无药可治。 ^[3]

14世纪第二个25年，鼠类携带着感染了病菌的跳蚤向东扩散至中国，向南到达印度，向西传播到中东、地中海沿岸以及欧洲。中亚的商队路线成为瘟疫传播路线。1345年，这场瘟疫传播至克里米亚半岛，意大利商船上的人被感染后又把它从这里携带至地中海地区。现代研究把这个过程追溯到对克里米亚的卡法地区热那亚人聚居地的围攻：当瘟疫在围攻这个城镇的鞑靼人中暴发时，据称，他们的首领札尼别命令将感染瘟疫的尸体用抛射器射入城内以传染城中的热那亚人。然而，这没有必要，甚至是无用的。因为腺鼠疫和肺鼠疫病毒各自的宿主（啮齿动物和人）是活体时才能传播瘟疫。活动中的商业联系足以保证啮齿动物和跳蚤在城里城外的移动了。 ^[4]

瘟疫在1347年末袭击了君士坦丁堡。那位退位的拜占庭皇帝约翰六世坎塔库尊对病症的准确描述被保留了下来：

没有任何医生精于此道。这种疾病的传染方式不一。无法抵抗这种疾病的人在同一天死亡，其中一些人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死了。那些可以抵抗两三天的人起初烧得非常严重，于是，疾病就开始攻击头部……在另一些人中，病魔攻击的不是头部，而是肺部。用不了多长时间，肺部就感染炎症，使胸腔产生剧烈的疼痛。病人呕出带血的痰液，呼出的气体恶心发臭，喉咙和舌头因发热而变干，发黑和呈充血状……其上臂和下臂长出了脓疮，有些人的脓疮长在下颌部位，另一些人则是其他部位……黑色的水疱出现了。有些人身上长满了黑点，有些人身上很少但很明显；另一些人的黑点模糊却很密集。病人腿部或手臂上长出了巨大的脓疮，切开它后，大量恶臭的脓液从中流出……一旦人们觉察到已经染病，那就回天乏术，只剩绝望了，这使其更加虚弱，病情愈加恶化，离死也就不远了。 ^[5]

携带致命病毒的货物运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之后，瘟疫便在1348年袭击了阿拉伯的亚历山大港、开罗和突尼斯等大城市。到第二年，整个伊斯兰世界都被这一传染病吞噬，损失巨大，城市中心尤甚。

再往西，1347年秋天离开克里米亚的热那亚人的船只将瘟疫传播到西西里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它蔓延到南欧大部分地区。比萨、热那亚、锡耶纳、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与许多较小的城镇一样，十室九空。疫情于1348年1月传播到马赛，迅速在法国南部和西班牙肆虐。瘟疫向北的扩散畅通无阻：1348年春天，巴黎遭难，继而是法兰德斯和低地国家。1349年斯堪的纳维亚出现疫情，从这里，瘟疫甚至传播到冰岛和格陵兰岛的边远乡村。1348年秋天，瘟疫通过其南部港口进入英国，并在第二年登陆爱尔兰。德国也未能幸免于难，尽管不如欧洲其他地区严重。 ^[6]

同时代观察家诉说着关于疾病、痛苦和死亡的令人悲痛欲绝的故事——无法顾及丧葬习俗，充斥着普遍的无序和绝望。都市作家都将描写主要城市的遭遇放在首位。阿尼奥洛·迪·图拉留下了关于锡耶纳遭受瘟疫后景象的触目惊心的描述，他自己的不幸让人更加痛苦：

锡耶纳在5月开始出现大规模死亡。这是一件残酷而可怕的事情，对其中的残酷和无情之处，我简直不知从何说起。几乎每个人都被目睹的痛苦吓傻了。人类的言语简直无法再现这种恐怖的事实。确实，只要没有看到这可怕一幕的人都能说是被上天眷顾的。患者几乎立即死亡。他们的腋窝下和腹股沟部位会肿大，说话间就突然倒下了。父弃子、妻离夫、手足分离，因为这种疾病似乎闻一闻、看一看都会被感染。他们就这样死了。无论是金钱还是友谊都无法让人埋葬死者。家人最多只能将死者放入壕沟，没有神父，没有宗教仪式，也没有送葬钟声。锡耶纳的许多地方都挖了很深的坑，里面尸体堆积如山。人们成百上千地死去，不分昼夜，死者全都被扔在那些沟渠里，并用泥土覆盖。填满一个挖一个。而我，阿尼奥洛·迪·图拉……亲手埋葬了我的5个孩子……这么多人死亡，所有还活着的人都认为，末日来临了。 ^[7]

阿尼奥洛·迪·图拉提到的万人坑也见于其他人的描述中，从中你可以想象大批生命同时消亡的场景。乔万尼·薄伽丘对佛罗伦萨瘟疫有着经典的描述：

尸横遍野……没有充足的墓地来安葬死者……所以在墓穴用光后，只能在教堂的院子里挖出一条条巨沟来堆放尸体。成百上千的尸体像船运货物一样被一层一层地堆积起来，每一层覆盖上一薄层泥土，直至巨沟被填满。

这些描述已经被在欧洲不同地区发现的万人坑证实，有时还有瘟疫的DNA（脱氧核糖核酸）证据。 ^[8]

中世纪大多数人生活的乡村地区遭受的毁灭则乏人问津。薄伽丘不得不提醒读者：

在零星分布的小村庄和乡村领地，没有任何医生或仆人可以帮助穷苦不幸的农民和家属。这些人随时可能倒在路边、田地里、自家小木屋中，就像动物一样死去。 ^[9]

到1350年时，瘟疫已经在地中海地区肆虐，到第二年整个欧洲的疫情开始趋于平缓——哪怕是暂时的也好。中世纪瘟疫的见证者曾费劲而徒劳地测算那些无法测算的数据，最后不得不止步于大概的或某种典型的说法。重新计算这些人提供的伤亡人数毫无意义。即使如此，1351年为教皇克莱门特六世计算的2384万瘟疫死亡人数结果也未必就是不可靠的。死亡率的现代估计在25%~45%之间。根据保罗·马拉尼马所做的最新估计，欧洲人口从1300年的9400万下降到1400年的6800万，下降了1/4以上。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损失最为严重。它们的人口在瘟疫前接近600万，瘟疫造成了差不多一半人的死亡，直到18世纪早期才达到瘟疫前的水平。意大利则至少有1/3的人丧生。中东死亡人数的可靠估计很难获得，但埃及或叙利亚的死亡率通常在可比的水平，尤其是考虑了直到15世纪初的总损失后。 ^[10]

无须详谈，黑死病影响之巨大毫无疑问。正如伊本·赫勒敦在他的世界历史中写道：

东西方的文明都遭到破坏性的瘟疫的蹂躏，国家荒芜，人口大量死亡……整个人类世界面目全非。

确实如此。瘟疫期间及之后的数年，人类活动减少。从长远来看，瘟疫及其造成的混乱对人们各方面的态度和广泛的社会制度都产生了影响：教会权威减弱，享乐主义和禁欲主义同时兴起；由于恐惧情绪的蔓延和继承人的死亡，慈善活动也增加了；甚至艺术风格都受到影响，医学从业者被迫重新考虑长期以来被珍视的原则。 ^[11]

最具基础性的变化发生在经济领域，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中。在黑死病之前的三个世纪中，欧洲的人口已经出现巨大增长——增长到原来的两倍甚至三倍。从公元1000年以来，在技术创新、农业生产方式改善和农作物改良、政治不稳定减少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定居点、产出和人口都扩张了。城市规模变大，数量也增多了。然而到13世纪后期，这一持续很久的繁荣景象便终结了。当“中世纪气候最佳期”结束时，生产力也下降，数不清的饥饿的嘴推高了食品价格，需求开始超过供给。然而耕地不再增加，牧场萎缩，这本身导致了蛋白质供应量的减少，更何况基本的谷物变成越来越不足的、在食物中占主导地位的主食。人口压力降低了劳动力的价值，从而降低了实际收入。生活水平维持不变已属万幸。14世纪初，不稳定的天气条件造成的歉收导致灾难性的大饥荒，情况进一步恶化。尽管这个世纪前1/4时间里人口数量已有所降低，但生存危机仍持续了又一代人的时间。祸不单行，动物传染病几乎使家畜消失。 ^[12]

看来，欧洲大部分地区陷入了某种形式的马尔萨斯陷阱。在这一陷阱中，内生性问题，如由先前的人口增长和外部冲击造成的不利的土地与劳动力比例，和以令产出降低的气候变化形式出现的外部冲击，使得占人口多数的劳动者的生活变得窘迫，但这有利于控制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的精英阶层。黑死病导致人口数量急剧下降，却未影响物质基础设施。由于生产率的提高，生产量下降幅度小于人口下降幅度，导致人均产出和收入上升。不管瘟疫是否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确实更多地杀死了劳动力人口而不是老人或者小孩，土地相对于劳动力确实变得更加丰富了。地租和利率无论是绝对水平还是相对于工资，都下降了。土地所有者蒙受损失，劳动者有望获益。然而，这个过程如何成为现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影响这些中世纪劳动者有效议价能力的制度和权力结构。

西欧同时代的观察者很快就注意到高死亡率带来的工资上升现象。加尔罗默修会的修道士让·德·韦内特在其编年记录中记载了大约1360年（紧随瘟疫肆虐之后）的情况：

尽管一切都很充足，但所有东西的价格都翻番了：家庭设备和食品以及商品，雇工，农场工人和仆人。唯一的例外是土地产权和房屋，这两者在当下供过于求。

根据罗彻斯特修道院的威廉·德内所作编年记录：

劳工短缺随之而来，底层人民在劳动力市场上扬眉吐气，三倍于以往的工资也很少能吸引其为上流社会效劳。 ^[13]

雇主迫不及待地给当局施压以遏制劳动力价格的上涨。黑死病降临英格兰不到一年，在1349年6月，国王便通过了《劳动者条例》：

由于大量人口，尤其是工人和受雇者（“仆人”）已经在这次瘟疫中死亡，很多人观察到主人的需要和雇员短缺的情况后拒绝工作，除非他们能得到额外的薪水……我们已经发布法令，英格兰王国境内的人，无论男女，是否自由之身，只要身体健康且不满60岁，除非是从事贸易、经营某类手艺、有自耕地需要耕作或已受雇于人，如果被提供符合其身份地位的就业机会，有义务接受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并且只能被支付合理的报酬，即只能被支付与其在本王统治的第二十年（1346年）时其所在地区工作得到的通常的收入，或者五六年前的某一合理年份的收入……任何人不应支付或承诺高于以上定义水平的报酬，若违反本法令，将处以其支付金额或允诺支付金额两倍的罚款……工匠和工人不应该凭借其劳务和手艺获得比上述年份和在所工作地他们曾经获得的酬劳更多的薪水；如果有人拿了多于上述收入水平的收入，他将被关进监狱。 ^[14]

这些法令的实际效果平平。仅在两年后，另一项法令——1351年的《劳工条例》提道：

据说雇工们，不顾条例，而是遵从自己所愿和过分的贪婪，不愿为上流人士或其他人工作，除非他们得到两倍或三倍于上述所说的他们早已习惯接受的本王统治第二十年以及更早前工资的工资。这对上流人士伤害极大，也使下议院议员变得贫穷。

这一法案还试图通过更加详细的限制和惩罚来弥补之前的失败。然而，不到一代人的时间，这些措施又失败了。在14世纪90年代初，莱斯特的奥古斯丁教会的亨利·奈顿教士在他的编年记录中写道：

工人是如此的自高自大和残忍，以至他们根本不在意国王的命令。任何人想要雇用他们，就不得不屈从于他们的要求。因为雇主没有选择：如果不迎合工人的傲慢与贪婪，他的水果就无法采摘，成熟的粮食就无法收割。 ^[15]

用不带偏见的方式重复这位教士的表述就是，在市场力量面前，试图通过政府法令和强压维持工资水平的努力失败了。因为在工人的联合阵线面前，雇主特别是土地所有者的个人利益，超越了他们无法实现的集体利益。英格兰如此，其他地区亦如此。在1349年，法国人同样试图将工资控制在瘟疫前的水平，但以更快的速度宣告失败：在1351年，一项被修正的法律已经允许工资提高1/3。不久之后，雇主但凡需要雇人，都必须支付时下的工资。 ^[16]

多亏了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及其合作者的努力，我们现在可以获得很多关于熟练和非熟练城市工人实际工资的长期时间序列数据。有时，一些数据还能追溯到中世纪，并且这些数据都是标准化的，有助于我们进行跨时期和跨地区的系统比较。11个欧洲和地中海东部城市的非熟练工人工资的长期趋势是很清晰的。我们只有伦敦、阿姆斯特丹、维也纳及伊斯坦布尔这很少几个地方的瘟疫前工资水平的信息——它们在瘟疫暴发前很低，之后就快速上涨了，实际收入在15世纪早期或中叶达到顶峰，当时其他城市也有相应的数据，并且显示了类似的水平。从大约1500年起，这些城市的大部分实际工资都趋于下降，到1600年左右恢复到瘟疫前的水平，并在此后的200年间要么停滞不前，要么下降到更低水平。伦敦、阿姆斯特丹和安特卫普则是例外。它们的工资水平在整个前现代时期都保持了相当不错的水平，尽管后两个城市的实际工资在15世纪后期出现了短暂的大幅下降，但后来又恢复了。与瘟疫相关的工资上升以及其后的下降在图中都表现得相当明显——幅度分别为100%和50%（见图10.1）。 ^[17]

14个城市的熟练工人工资也出现了非常类似的情况。地方数据显示，其工资从瘟疫开始时期到15世纪中叶大约翻了一番，而在1500—1600年逐-渐下降，此后要么停滞不前，要么继续下降直到1800年。之前的三个西欧、北欧国家再次成为例外（见图10.2）。 ^[18]

人口变化与实际收入之间的联系是显著的：在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实际工资在人口数量降到最低点后不久达到了顶峰。人口恢复扭转了工资增长的趋势。在很多地方，1600年后，随着人口不断增长，实际工资持续下降。虽然对农村工资的记录较少，但英国资料显示，瘟疫确实带来了工资的大幅增长（见图10.3）。 ^[19]

在地中海东部也可以看到类似结果。黑死病肆虐之后，劳动力成本上涨迅速，尽管持续时间短于欧洲。正如历史学家阿尔·马格里齐所说：

工匠、雇工、搬运工、仆人、马夫、织工、帮工等诸如此类——他们的工资增长了许多次；然而，能够享受这种增长的人不多，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死了。只有耗费大量时间，才能找到一两个这样的工人。

来自瘟疫受害者的遗赠和继承财富的幸存者的馈赠推动了宗教、教育和慈善捐助激增。这些捐助鼓励了许多建筑工程的出现。在劳动力稀缺的情况下，工匠同城市非熟练工人一同受益了。生活水平一时的提高增加了肉类需求：根据收入和价格的精细分解，14世纪早期，一个普通开罗人每天可能消耗1154卡路里，具体包括45.6克蛋白质和20克脂肪，但到15世纪中叶，他们可以消耗1930卡路里，包括82克蛋白质和45克脂肪。 ^[20]

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但总体上展现出一幅与欧洲大部分地区大体相同的图景。到1400年，拜占庭城市的实际工资已经高于瘟疫前的水平，这与奴隶价格翻了一番的情况是一致的。奥斯曼帝国的记录显示，伊斯坦布尔的建筑工人的实际收入直到16世纪中叶仍然很高，直到19世纪末，这个收入水平从来没有被系统地超越过，这凸显了瘟疫对工资上升产生了多么突出的影响。 ^[21]

尽管黑死病产生的影响很严重，但一次黑死病的肆虐不足以使城市实际工资翻一番，并在之后维持这一水平达数代人之久。反复遭受瘟疫才会阻止人口迅速恢复。中世纪晚期的记录证明，瘟疫是不断发生的。瘟疫在1361年重现，从那年春天持续到来年春天。由于它夺走了大量年纪不大的人的生命，被称为“儿童瘟疫”。总之，这次瘟疫似乎针对的主要是那些在瘟疫第一次暴发时还没有出生的人。它导致大量人口死亡，仅次于黑死病本身造成的死亡：现代人猜测，欧洲人口在这次瘟疫中损失了10%~20%，英国损失了1/5人口。第三次毁灭性相对较小的瘟疫暴发于1369年。这为下一个世纪或者更久的一段时期定下了基调。仅英国暴发全国性传染病的年份就有：1375年、1390年、1399—1400年、1405—1406年、1411—1412年、1420年、1423年、1428—1429年、1433—1435年、1438—1439年、1463—1465年、1467年、1471年和1479—1480年。这个时期的最后几十年见证了数量特别大的人口死亡，并在1479—1480年的传染病流行中达到顶峰，这是自1361年以来的最糟糕的事件。系统的统计数据都表明，其他国家的情况同样糟糕：我们知道荷兰1360—1494年间发生了15次传染病，西班牙在1391—1457年间发生了14次。在欧洲，每一代都会遭受两三次的瘟疫袭击，把人口数量压制在低位。结果，到15世纪30年代，欧洲的人口可能已经是13世纪末左右的一半或更少。因地而异，人口恢复最终开始于15世纪50年代，15世纪80年代或16世纪末。我们所观察到的劳动力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以几代人的不幸和数千万人的早夭为代价的。 ^[22]

关于瘟疫对不平等的影响我们知道什么？其内在的逻辑很清楚。与富人相比，土地和粮食价格的下降以及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势必更有利于穷人，从而有可能降低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依靠反映这些变化的代理变量进行研究。对小麦的需求下降，但肉类、奶酪和大麦（大麦用于酿造啤酒）的价格持续上涨，这表示劳动者的饮食改善了，他们获得了以前那些曾经是富人专利品的食物。奢侈品需求增长更为普遍。除了更高的工资外，英国工人还可以要求让肉馅饼和麦芽酒作为他们的一部分补偿。对诺福克的农民来说，面包在饮食中的份额从13世纪末的接近一半下降到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的15%~20%，同期肉类的份额从4%上升到25%~30%。

英国的两项禁奢法令构成了显示这种大矫正存在的强烈信号。1337年，议院发布法令，只有年度收入为1000磅以上的贵族和牧师才有资格穿象征身份地位的皮草。但是，在黑死病暴发后的15年内，1363年的一部新法允许收入最低的手工劳动者外的所有人穿皮草。当局只是试图规定哪些人能穿哪类皮草，从规定社会底层能穿兔子皮和猫皮制品，到规定社会上层能穿白裘皮草。即使是这些相对温和的限制也变得形同虚设，这显示社会大众普遍越来越富裕，人与人之间的地位界限被不断打破。 ^[23]

当普通人现在能够负担起过去曾经是精英独享的物品时，贵族却因他们土地上农产品的价值下降和种植这些农产品的工人的工资上涨而危机四伏。在佃农染病死亡后，地主不得不另外雇用劳动者甚至雇用更多劳动者进行农耕以获得好的收成。那些仍然被雇用的佃农享受到了更长期的租约和更低的租金。社会的变化逆转了早前地主阶级更加强大富裕而大多数人相对贫苦的趋势，社会变成另一番场景：在长达约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时间里，精英获得的社会剩余变少，而其他人获得更多。在英国，土地出租人的收入单单在15世纪上半叶就下降了20%~30%。乡绅饱受地位下降之苦，大贵族也不得不设法在收入减少时保持他们的身份。瘟疫导致了贵族阶级的急剧萎缩：仅两代人的时间，在新贵族出现的情况下，总量占3/4的贵族家庭因后继无人而湮灭了。精英阶层的规模和财富都收缩了：按照可比的实际收入门槛，13世纪绶带骑士数量翻了三番，达到3000名左右，但1400年时人数已经降到2400名，1500年时降到1300名。最上层贵族人数从1300年的200人下降到1500年的60人，这通常是由有些家族阶级地位下降和一些家族在财富下降后合并造成的。贵族的最高收入纪录在14—15世纪之间也大幅下降。 ^[24]

这些整体发展趋势是显示社会矫正度的重要指标。只是最近几年才终于有坚实的量化证据出现来支持这一点。在一个原创性的研究中，圭多·阿尔法尼搜集并分析了意大利北部皮埃蒙特大区档案馆的数据。当地财产登记册中保留了该市资产分布的信息。其中许多人只记录了地产情况，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如著名的1427年佛罗伦萨的卡塔斯托登记册的详尽记录那样记录包括其他类型的资产，如资本、信贷和动产的分布。这些局限性使得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成为我们进行系统比较分析的唯一可用变量。阿尔法尼的调查基于来自13个皮埃蒙特社区的数据。虽然最久远的数据可以追溯到1366年，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15世纪晚期以后的数据。通过后一时段，我们观察到了不平等持续加剧的趋势。大多数情况下，每个城镇18世纪的基尼系数都高于中世纪。城市和农村都如此——不管是通过基尼系数还是用最富的前5%群体的财富占总财富的比重来衡量不平等程度，两者均呈现于图10.4。财产集中的总体趋势对应着现代社会早期的经济扩张引起的所谓“超级曲线”的上升阶段，这部分我在第3章讨论过了。 ^[25]

最引人注目的发现出现在瘟疫之前和瘟疫发生的时期。那个时期的三个城镇，奇里、凯拉斯科和蒙卡列里的数据是可以获得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图10.4中1450年前的城市数据），14世纪和15世纪初，不平等程度下降，这一时期瘟疫周而复始。在皮埃蒙特和托斯卡纳的一些社区，拥有至少10倍于当地家庭财富中值的家庭的数量比例在同一时期减少了。这一矫正效果与前文已经分析过的实际工资数据相当吻合：在佛罗伦萨附近，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在同一时期大约翻了一番（见图10.1）。在与瘟疫相关的冲击导致精英内部变动时，较高的可支配收入使工人更容易获得财产。财富分配曲线的形状同样变化明显，不平等程度由下降转为上升的时刻与人口数量降至最低后逐渐恢复的人口统计的转折点也是吻合的。 ^[26]

与大多数实际工资序列的情况相同，这种不平等程度的缩小情况并不会持续。15世纪中叶以后土地集中度不仅上升，而且在那之后一般都在上升。更值得注意的是，1630年瘟疫再次暴发，这是黑死病以来最严重的地区性死亡危机，它被认为杀死了意大利北部地区的1/3以上的人口，但对不平等的影响不似从前：公元1650年或1700年的基尼系数和最高财富份额始终一致地高于它们在公元1600年时的数值，即使公元1600年已经过之前150年的恢复。这表明，黑死病暴发以及随后的再次暴发打击了不善于应付其后果的地主阶级，而在它们之后，有产阶级最终发展出了在人口冲击时期保护其财产的应对策略：诸如将财产部分赠予第三者的遗嘱（允许一个家族在没有合适的继承人时也可保留财产）那样的制度可能有助于保持精英财富完好无损。看来，即使是最可怕的传染病也可能被文化学习驯服，从而削弱了马尔萨斯抑制的矫正效应。 ^[27]

根据托斯卡纳各地的财产税的档案数据，我们可以画出非常相似的图形。一个特别显著的例子是，波吉邦西农村地区1338—1779年的财富分布被完整地记录在案，并表现出了在黑死病肆虐时期的矫正作用以及其后不断的财富集中（见图10.5）。佛罗伦萨境内其他十个乡村社区以及阿雷佐、普拉托和圣吉米尼亚诺的城市的可比数据虽并未全都显示出类似清晰的结果，但其整体趋势趋同（见图10.6）。唯一观察到的显著下降时期是瘟疫横行时期；在农村地区，不平等大致从1450年左右开始增长；从1600年左右开始，可观察到的基尼系数几乎总是高于之前的几个世纪，直到18世纪达到顶峰。另外，在一些社区，洛伦兹曲线在黑死病暴发后一下子就变得平坦了，这表明矫正主要受富人的损失驱动。 ^[28]

这些动态变化机制更进一步的证据来自卢卡境内，这里的不平等程度在瘟疫肆虐时急剧下降，瘟疫过后又迅速回复（见图10.7）。现在，也有证据表明，1500年左右至1600年，伦巴第和威尼托地区的财富出现了集中，但它们没有瘟疫前的资料可供我们做对比。 ^[29]

17世纪的意大利的经验凸显了人口变化以外因素的重要意义。将工资稳定在瘟疫前的水平的努力失败了，这一点前面已经做过说明。精英有强烈的动机来遏制黑死病及其复发的矫正作用。他们采取的措施成功与否因不同社会的权力结构甚至社会环境而天差地别。在西欧，工人受益匪浅，因为由劳动力匮乏所产生的好处落到了他们身上。不仅对工资和劳动力流动性的限制未能产生作用，而且瘟疫对人口的冲击摧毁了早前中世纪的农奴制度。农民维护自身流动性，如果其他庄园主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他们便投靠新主。这压低了租金，减少并最终消灭了作为庄园经济标准特征的劳工无偿服役制度。佃户最终只支付租金，并有机会尽可能多地耕作土地，只要自己的能力允许。这促成了农民经济地位的向上流动，并使富农发展为自耕农阶级。英格兰的雷德格雷夫庄园就是一个例子，1300年农民平均耕作12英亩土地，1400年为20英亩，到1450年，已经超过30英亩。整个西欧都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到1500年，在西欧、南欧和中欧地区所谓的根据官册享有不动产成为主导性的租期安排：合同规定了固定的年租金，它根据佃农通过议价获得的最佳结果确定。 ^[30]

有时工人采取暴力来抵制精英，试图否认精英新获得的成果的企图。正如我们在第8章中看到的，其结果就是普遍的农民起义，如法国的扎克雷起义（1358年）和英格兰1381年的农民起义。后者的导火索是开征人头税，这种税表面上用来弥补国家收益的减少，但实际上是为了满足那些想要维持其经济特权地位的地主的愿望的：起义的要求之一就是要得到自由谈判雇佣劳动合同的权利。从短期来看，这次起义被强力镇压了，但新的限制性法规得到通过，理查德二世也向农民说了一通著名的狠话：“你们会遭受比以往更加严重的奴役。”但是，这一法规确实向农民让步了：人头税被取缔，农民的议价现象越来越普遍。这个时期的守旧诗人叹息道，“这帮匹夫”，他们“窥视到世界需要服务和人工……仗着劳动力稀缺，傲慢无礼”，“看，他们什么都没干就狮子大开口”。大体上可以说，工人受益于劳动力稀缺，至少在它持续的时候是这样。 ^[31]

然而在其他地区，地主更成功地镇压了工人的议价行为。在东欧国家——波兰、普鲁士和匈牙利，农奴制在黑死病暴发后被引入了。杰尔姆·布卢姆给这个过程做出了一个经典叙述。他在1957年观察到，中欧和东欧那时面临着西欧经历过的人口减少、土地没有主人、土地和粮食价格下降问题。拥有土地的贵族采取法律措施，以阻止收入下降，规定工资和城市物价上限。与西欧不同，拥有土地的贵族的努力大大增加了劳动义务，特别是劳动税捐、现金缴纳和对劳工自由流动的限制。在诸如普鲁士、西里西亚、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俄罗斯、立陶宛、波兰和利沃尼亚等不同国家，佃农完全被禁止在未经许可或不支付大笔费用或全部欠款的情况下离开，除非在特定时期或者特定情况下。挖走他人雇工的行为是被法律或贵族协议禁止的。按照命令，城市可以拒绝移民，统治者就将移民遣回原籍达成协议。债务是贵族限制佃农的强大工具。负担和限制在16世纪继续增加。许多因素共同制约着工人的发展，也许其中最重要的是，贵族的政治权力越来越大，他们对农民的管辖权越来越大，同时商业化和城市化方面也出现了不利于工人的发展。由于贵族以牺牲国家为代价扩大其权力，而城市没有能够出现抗衡这一趋势的力量，工人陷入越来越多的强制性安排之中。尽管针对这一问题的改良者花费大量时间质疑这种阶级重建，但是东欧工人的状况与西欧工人状况相去甚远仍然是不争的事实。 ^[32]

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则发展了一套不同的限制手段。如前所述，这个国家被黑死病重创，城市的实际工资和消费水平和其他地区一样确实上升了——至少起初是这样的。然而，一个不同寻常的政治和经济实力的配置使精英能够拒绝工人的要求。作为外来的征服者，马穆鲁克用一种中央集权和集体主义的方式控制了土地和其他资源。马穆鲁克的统治阶级成员从个人伊克塔（一种伊斯兰土地税收制度）取得收入，它是土地和其他收入来源的分配机制。每当利润由于劳动力短缺和农业出现问题而下降，国家的默认应对措施是通过更多地压榨数量减少的纳税人来提升统治阶级的权益。在城市中，这不仅意味着更高的税收，也意味着充公、强买强卖和垄断的形成。这些强制性应对措施解释了中世纪晚期的开罗资料中工资只在短期内有所增加的记载。 ^[33]

对农村地区的压制有过之无不及。马穆鲁克人是脱离土地的不在位食利者，他们无法、也不愿意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土地所有者随时准备在环境变化后与农民进行谈判。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负有维持租金流的责任，它将马穆鲁克人同土地耕作者分开了。这些管理者随时准备对农民施加压力，在方便时还能诉诸武力。农民通过转移至城市甚至起义来反抗。贝都因人占据了废弃的土地，这一过程进一步减少了基础收入。此外，由于埃及环境的特殊性，瘟疫和逃亡造成的人力损失势必破坏严重依赖日常维护的精良灌溉系统，这使得埃及的农业资产比欧洲的农业资产更加脆弱。因此，如果可耕地数量迅速下降，埃及土地与劳动力比例的变化可能不如欧洲的比例变化那么大。这些特征的共同作用——依靠集体主义进行剥削和控制了国家的马穆鲁克在集体谈判权力上具有的压倒性优势、中间管理层造成的统治阶层脱离土地、有关使资本替代劳动成为可能的技术升级的缺乏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体资源基础的恶化——压低了农村地区的产出与收入。这与带来了更高的工人收入和显著矫正效应的西欧契约论形成了鲜明对比。 ^[34]

黑死病带来的后果以及17世纪意大利瘟疫再次暴发期间持续的不平等现象说明，即使是最具毁灭性的传染病本身也无法使财富或收入分配变得平等。制度设置可以弱化人口冲击的影响，统治者通过强制性措施来控制劳动力市场。一种形式的暴力可以用另一种形式来抵消：如果细菌传播被足够强大的人类力量压制，精英可以维持或者快速恢复巨大的不平等。这意味着瘟疫的矫正效应存在两方面的限制：时间方面，随着人口恢复，平等化的成果都不可避免地趋于消亡；矫正效应的有无和大小受制于它们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因此，只有在某些情况、某些时期，传染病才可以大大减少不平等。

第11章 瘟疫、饥荒和战争

“我们难逃一死”：新大陆的瘟疫

14世纪中叶的黑死病及其周期性的复发在欧洲一直持续到17世纪，在中东则持续到19世纪。这可能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大瘟疫，但绝不是唯一的一次。当它在欧洲开始减弱的时候，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来到新大陆，给后者带来了类似规模的，甚至可以说是更具灾难性的瘟疫大流行。

上个冰期末期，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之间、现今被称为白令海峡的地区的连接处被海平面的上升切断了，所以旧大陆和新大陆的人口和疾病环境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与美洲大陆相比，非洲和非裔欧亚大陆的居民与感染病原体的动物的接触更广泛，这种频繁的接触结果通常暴露在致命的传染病中，如天花、麻疹、流感、鼠疫、疟疾、黄热病和伤寒。在中世纪末期，在商业联系和随后产生的军事联系的推动下，旧大陆那些在过去独立发病的地区逐渐连接起来了，导致许多致命疾病在整个大陆传播开来。相比之下，美洲土著生活的环境中没有发生那么严重的瘟疫，他们以前没有经历过旧大陆所经历过的那些灾难。探索和征服开辟了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所说的“哥伦布大交换”，横跨大西洋的联系导致大量的致命病毒迅速地传入美洲。尽管新大陆以另一种方式传播了梅毒，但欧洲病原体对美洲的损害更加多样化，在许多方面也更具灾难性。 ^[1]

天花和麻疹是欧洲人带来的最具毁灭性的疾病：在旧大陆，它们是长期流行的早期儿童疾病，在美洲，它们以流行病的形式暴发了。尽管大多数水手在孩童时期就得过这些疾病，因而在成年后对其免疫，但偶尔也会有一些活跃病毒的携带者加入横跨大西洋的探险中。流感是第三大杀手，成年人也无法对其产生免疫。这三种是最具传播性的流行病，因为它们是通过飞沫或身体接触传播和感染的。而疟疾、伤寒和鼠疫等其他疾病需要蚊子、虱子和跳蚤作为适当的载体来进行传播。当然，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在哥伦布第一次到达美洲大陆不到一年时，传染病开始在欧洲人在美洲的第一个立足点海地岛肆虐。海地岛的土著人口从原来的可能有数十万人减少到1508年的6万人，1510年的3.3万人，1519年的1.8万人，1542年的不到2000人。多种流行病横扫加勒比地区，并且很快就传播到大陆。1518年的第一次天花大流行，摧毁了这些岛屿。1519年，造成了中美洲的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的大量死亡。它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阿兹特克人中的幸存者后来就是从这次灾难出现开始计算他们的日期。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开启了恐怖新时代的重大事件。由于疾病通过接触传播且缺乏救治措施，从未感染过这些病毒的群体遭受了最大限度地打击。阿兹特克观察者如此描述当时的情景：

我们的脸上、乳房和肚子上都长满了疮，我们从头到脚都感到痛苦。这种病太可怕了，没有人可以走路或移动。病人非常无助，只能像尸体一样躺在床上，无法移动四肢甚至头部，不能趴着躺，也不能翻身。如果我们稍微移动身体，就会痛苦地尖叫起来。

在其不受控制的暴发中，这场疫情为西班牙人征服该地区铺平了道路。正如伯纳迪诺·德·萨哈贡所言，他们占领了阿兹特克的首府特诺奇蒂特兰城：

街上到处都是死人和病人，我们的人都是踏着尸体走过去的。 ^[2]

几年之内，天花于16世纪20年代到达印加的安第斯，在那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减少，其中可能包括其统治者哈纳·卡帕克。第二次天花大流行始于1532年，这次是由麻疹引起的，从墨西哥一直延伸到安第斯山脉，同样导致了人口的大量死亡。一种特别严重的流行病（可能是伤寒）在1545—1548年摧残了中美洲中部地区。后来，比如在16世纪50年代晚期和16世纪60年代早期，一些疾病也时不时出现，这似乎是流感暴发。越来越多的灾难被报道出来，并在1576—1591年的复合性流行病的暴发中达到顶峰。当时暴发的一场大规模疫情使剩余人口数量锐减，先是伤寒，后来又同时出现了天花和麻疹（1585—1591年），这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灾难事件之一。在整个17世纪上半叶，瘟疫都在肆虐，其力量可能有所减弱，各地区情况不一，但仍然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尽管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和随之而来的混乱有利于西班牙的征服计划，但新统治者很快就试图阻止这一趋势。到16世纪晚期，他们动用更多的医生并实施隔离检疫，希望能保留他们可以利用的本土劳动力。但这些措施充其量也只有很小的效果：瘟疫像波浪一样，大约每隔一代人时间就出现一次，而在最初150多年的时间里，死亡人数也只有轻微下降。此外，通过对土著人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冲击，征服暴力本身只可能使土著人整体的死亡危机更加严重。

累积的人口影响无疑是灾难性的。唯一真正的问题有关人口损失的规模，这是一个困扰了几代学者的问题，但由于缺乏关于新大陆在欧洲人到来前的人口数量的可靠信息，这一问题很难解决。仅就墨西哥而言，在文献中已经提到了从20%~90%不等的累积人口损失。大多数估计都认为总人口损失超过了一半。似乎有理由认为：与黑死病有关的死亡水平最好被视为新大陆的最低死亡水平。对墨西哥来说，至少一半的人口损失似乎是可能的，而在其他一些地区，更高水平的人口损失似乎是可能的。 ^[3]

长期以来，这一引人注目的人口缩减是否压缩了资源不平等，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随着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多级统治被类似的西班牙多级统治取代，财富的演变必然也会受到国家权力变化的影响，需要可靠的数据才能确定人口变化是如何在劳动力市场发挥作用的。杰弗里·威廉森大胆尝试勾勒出有关拉丁美洲不平等状况的一个“没有细节的历史”，他观察到标准的马尔萨斯逻辑所预测的人口大量损失以及实际工资上升发生在16世纪，但他无法引证支持这种猜想的证据。2014年，一项有关拉丁美洲的从16世纪30年代开始至随后三个世纪的收入的开创性研究终于改变了这种状况。图11.1显示了墨西哥城地区工人实际工资的上升和下降。 ^[4]

这条倒U形曲线可以用马尔萨斯主义中关于人口下降和随后的复苏对工资的影响来解释，但是，在16世纪的瘟疫死亡率特别高的时期，工资没有上涨，这确实需要解释。答案可能在于西班牙人依赖强制劳动确保在人口萎缩的情况下得到劳动力保障，这种做法根植于前哥伦布时期的强制劳动制度。因此，政府的干预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抑制工资谈判。这种解释与西班牙在墨西哥统治初期所实施的高压政策是一致的。因此，“大授地制”（一种允许美洲征服者从土著居民那里获取劳动和贡品并据为己有的制度）是征服美洲的第一代精英获得薪酬的标准形式。这种制度在1601年被废除（采矿业除外），而事实上它一直延续到17世纪30年代。但此前，适用这种制度的领地总数量已经从1550年的537个下降到1560年的126个。

起初工资所受到的严格限制随着时间推移被逐渐放松。16世纪的墨西哥，总督决定工资，高压政策无处不在。从17世纪早期开始，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使得实际工资得以提高。这个结果是非常显著的：在1590年，工人工资仍然维持在最低的生存水平，但到1700年，其实际工资水平并不比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高的欧洲西北部的工资水平低多少。如果观察到的16世纪的工资水平滞后是由国家干预造成的，随后的劳动力市场自由化就使劳动力的稀缺性反映在实际的劳动报酬水平上。与西方黑死病影响不大时的欧洲劳工法不同，在墨西哥，根深蒂固的强制劳动模式赋予了政府更大的干预权力。工人获得额外好处的情形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实际工资开始下降，到1810年，工人工资又回到了仅能维持生存的水平。 ^[5]

到目前为止，墨西哥实际工资增长最显著的特点是其巨大的规模，工资水平增长了4倍，而黑死病后的西欧城市的工资水平仅仅增加一倍。这与墨西哥有更大规模的人口损失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也可能意味着确实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损失。后来的实际收入下降与早期现代欧洲的发展类似——尽管前者同样比后者下降得更多，且确实很难仅用人口恢复一个因素来解释。尽管这些变化的观测范围可能会使人们对记录的可靠性产生怀疑，但总体情况似乎是很清楚的。几代工人从劳动力短缺中受益，由于劳动力短缺变得如此严重，以至市场机构无法阻止薪酬水平的调整。随着人口的增长，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又回到了原先的糟糕状态，工人的议价能力下降。

一般情况下，生活标准和身高等福利指标与可观察到的实际工资的上涨表现出广泛的一致性。然而，正如在前现代历史中经常出现的那样，我们缺乏必要的数据来确定这些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从最普遍的角度来看，很难想象，工人的实际收入增加了4倍却对总体收入没有某种矫正效果，但现在，我们也只有这种基本的直觉。尽管存在循环论证的风险，但公平地说，新大陆的数据尽管有其局限性，但它与由瘟疫驱动的矫正逻辑以及几个世纪前欧洲发生瘟疫后的经验数据是一致的。尽管西班牙的征服者会以为他们的位置是之前阿兹特克统治阶级的位置，从而保留了财富集中在社会顶端的格局，但哪怕仅仅是部分工人实际收入的大幅增加也会降低总体的不平等程度，即使它只是暂时的。17世纪的墨西哥很可能与15世纪的西欧一样，具有这一相同的特征。 ^[6]

“死的人比活人多”：查士丁尼瘟疫

为了进一步研究由流行病引起矫正效应的例子，我们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代。14世纪的黑死病并不是旧大陆的第一次大瘟疫。早在这次瘟疫发生的800年前，同样的疾病就曾以差不多的方式在欧洲和中东地区肆虐，这就是查士丁尼瘟疫。查士丁尼瘟疫从公元541年一直持续到大约公元750年。那次瘟疫于公元541年7月首次出现在埃及和巴勒斯坦之间海岸的培琉喜阿姆，8月传到附近的加沙地带，9月传到埃及首都亚历山大市。次年3月1日，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声称“死亡事件已经遍及所有地方”，尽管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在一个月后才被瘟疫肆虐，由此带来的灾难却是毁灭性的：

现在，拜占庭的瘟疫持续了4个月，其中大约有3个月毒性最大。一开始的时候，死亡人数比正常情况多一点，然后死亡率继续上升，之后每天死亡人数都达到5000人，甚至超过了1万人，或者更多。起初，每个人都参与埋葬自己的家人，这时，就已有人偷偷地或强行把死去的家属扔进别人的坟墓里，但后来，所有地方都变得混乱了，甚至一点秩序都没有了……在以前所有的墓地被都占满后，他们就在城市其他地方一个接一个地挖出新的墓地，把死人尽其所能一个个分开放进去。但后来挖坑的人无法跟上人死亡的速度了，他们登上锡卡的防御工事的那些塔楼，掀开其屋顶，然后把尸体乱扔在里面。所有尸体仿佛都是失足掉在里面一样、杂乱无章，然后他们再用屋顶将尸体盖住，几乎所有的塔里都填满了这样的尸体。

就像8个世纪后的情况一样，这场疫情被证明无法遏制：在公元542年的夏天，疫情在叙利亚肆虐，北非的疫情则发生在同年晚些时候；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南部以及巴尔干半岛则在543年遭到瘟疫侵袭。接着是一波又一波的疫情：一项现代统计表明，在541—750年间，出现多达18次疫情暴发，其中有东边的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西边的伊比利亚半岛，北边的英国、爱尔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边的也门，当然，也包括这些地区所围成的所有地区。 ^[7]

历史记载，感染瘟疫的症状与鼠疫杆菌的一致。拜占庭的疫情记载反复强调腹股沟肿胀，这是鼠疫的典型症状。也有一些记载表明，在人体其他部位，如腋窝、耳后或大腿上也出现了肿胀。同样出现的还有被视为死亡先兆的黑痈，以及昏迷、精神错乱、吐血和发烧。此外，分子生物学已经证实当时鼠疫杆菌的存在。在巴伐利亚州的阿施海姆的一个晚期罗马墓地中，12具骨架中有10具显示鼠疫杆菌的DNA片段，其中有两具骨架上的DNA足以重构鼠疫杆菌的整个DNA序列。在其中一具骨架上发现的珠状物让我们大致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纪的第二个25年，即查士丁尼瘟疫暴发的时间。 ^[8]

报告的死亡率往往很高，但通常看起来不可靠。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君士坦丁堡最初暴发的疫情，导致每天都有数千甚至上万人被夺去生命，使城市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类似极端的说法有时也会在同一地点或其他地方出现。不容怀疑的是大规模死亡的压倒性印象，观察家不过是附上了老一套的数字。考虑到这种疾病与中世纪晚期的情况是一样的，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活跃状态，我们可能会怀疑，整体的人口流失也许很相似，可能是欧亚大陆西部和北非人口的1/4或1/3的水平。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必然会对劳动力供应产生严重影响。在君士坦丁堡，以弗所的高级教会官员约翰对处理瘟疫受害者尸体所得的利润和洗衣服成本的上升颇有微词。在瘟疫首次出现的三年后，查士丁尼大帝谴责了工人的更多要求，并试图通过政府的法令来禁止他们的这些要求：

我们已经确定，尽管受到了上帝——我们的主的惩罚，从事贸易和追求文学的人们，以及工匠、农民和水手，都应该过上更好的生活，但他们在获取利益的路上走得太远了，他们要求两倍或三倍的工资和薪金的行为违反了我们古老的习俗。因此，看起来，我们通过这项帝国法令禁止所有人屈服于这种可怕的贪婪的做法是明智的。这是为了保证任何手艺人、商人、店主、农民都不得要求超过古代习俗规定水平的薪金或工资。我们还规定，从事建筑物、可耕种土地和其他财产测量的人不得超过合理收费标准，而应该遵循在这方面已确立的惯例。我们要求那些掌管工程和购买原料的人遵守这些规定。我们不允许他们支付比日常惯例更多的金额。在此通知他们，任何要求超过这一规定收入标准的人，以及被认为已经接受或给予超过允许金额的人，将被强令支付三倍于那个数量的金额给国家财政。 ^[9]

这是已知的最早尝试在面对瘟疫时控制讨价还价现象的例子，亦是中世纪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统治墨西哥初期实行类似措施的先驱。但是，随着瘟疫的蔓延和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这一法令对工资的影响也是有限的。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实际工资增长在许多地区都出现了，正如经济学家所猜测的那样，尽管经验证据仅限于中东地区，尤其是埃及，那里的文献证据的完善程度是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埃及实际工资的记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但这些证据并不连续：在最初的第一个千年里，文献中只有农村无技能工人的工资数据；在中世纪，则只有城市无技能工人的工资数据。尽管这些数据不能进行同等比较，但它们确实反映了相同的趋势，足以形成关于埃及情况的一个整体叙事。在农村，最常见的情况是每天的工资相当于3.5~5升小麦，正好处于前现代社会典型的3.5~6.5升的核心范围之内。这是一个在那个时期接近于生理需求水平的工资标准。相比之下，超过10升小麦的工资，出现在6世纪晚期以及7世纪和8世纪（见图11.2）。 ^[10]

查士丁尼瘟疫之后，这种没有技能的农村工人报酬的激增源自一种纸上记载的证据。在6世纪晚期和7世纪的几份记录中，当瘟疫对人口减少的影响达到顶峰时，灌溉工人每天的现金工资相当于13.1~13.4升的小麦，大约是以前的三倍。在同一时期的其他情形中，每天的现金工资和食品补贴总额超过了相当于7.7~10.9升的小麦，这大约是以前的两倍。这些发现获得了显示技术工人的工资更高的证据支持，他们的工资每天高达相当于25升小麦的水平。通过观察，我们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据，从6世纪的前半期到后半期，也就是第一次瘟疫暴发前后，签订永久租期租赁合约的土地的比例从17%上升到39%，而签订一年期租赁合约的土地的比例从29%下降到9%。这表明，佃农很快能够获得更有利的条款。这一现象，尤其是实际收入的激增，只能放在大规模人口死亡，各行各业熟练或非熟练劳动力议价能力大大提高的背景下才能得到解释。 ^[11]

故事的另一部分是关于开罗的无技能城市工人的小麦工资。如图11.2所示，可获得的数据始于公元8世纪早期的鼠疫末期，一直持续到中世纪末期。实际工资一直在提高，持续到公元850年左右，也就是在公元8世纪40年代埃及被最后证实存在鼠疫的一个世纪之后。那时的实际工资达到了历史上最高的工资水平，即每天工资大约相当于10升小麦的工资，相当于一个四口之家基本生存所需的三倍水平。在接下来的350年里，随着人口的恢复，开罗的小麦工资下降了一半以上，降到了仅能维持最低生存需求的水平，直到14世纪末期黑死病出现才暂时恢复。来自巴格达的质量较低的数据也显示，在8—13世纪，实际收入也长期下降，尽管下降的规模较小。消费篮子的重建也说明了类似的情况。这些消费篮子将开罗的无技能城市工人的名义工资与一个基本范围内的消费品的价格联系起来。从这个重建也可以看出，鼠疫期间和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实际收入是增加的，接着是下降，然后是黑死病期间的另一次复苏：尽管变化的范围小于单纯的小麦工资变化的范围，但总体的模式是一样的。 ^[12]

如同中世纪晚期一样，查士丁尼瘟疫的反复暴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抑制了人口数量的增加。我们听说了10个在埃及的事件，覆盖从公元541—744年间断断续续的总持续时间为32年的瘟疫。也就是在这期间每6年多就发生1次瘟疫。南部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公元558—843年间，共经历了14次瘟疫，总持续时间为38年，也就是这期间每7.5年就有一次瘟疫。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被证实有更多疫情，但这些地区缺乏与收入相关的数据。谢夫凯特·帕慕克和玛雅·莎兹米勒追踪了公元8—11世纪（通常被认为是伊斯兰教的“黄金时代”）由瘟疫带来的高薪环境。在他们看来，这在某些方面类似于中世纪晚期黑死病对欧洲一些地区的偏好和消费的影响。一个明显的迹象是，在工薪中产阶级中，人们普遍食用肉类和奶制品。这只有在畜牧业扩张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发生。其他因素包括城市化、与之伴随的劳动分工的加深以及对制成品需求的增长，也包括极少数精英人士之外的人对进口食品和服装的需求。 ^[13]

然而，这些过程对收入或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只是我们的推测：在缺乏直接文献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农村劳动力真实工资的爆炸式增长确实意味着收入不平等的缩小和精英财富的减少。在这样一个无技能劳动力的实际工资一直处于无法再低的水平，而有记录的财产不平等程度非常高的环境中，理应出现一个更普遍的矫正手段。就像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一样，查士丁尼瘟疫在一个资源严重不平等的时代来临。埃及的土地和税收清单对公元3—6世纪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问题提供了一些信息。这些记录的共同之处在于，由于它们忽略了跨地区的财富和没有土地的人，因此可能极大地低估了土地的总体不平等程度。所以，这些仅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实际财产集中程度的数据暗示着高度不平等：对于来自城市土地所有者的样本，计算出的土地基尼系数的范围是0.623~0.815；对于农村土地所有者，基尼系数的范围是0.431~0.532。整个省或主要行政区重建土地所有权的结构表明，基尼系数为0.56只是对地主而言，而地主人数在理论上不超过总人口的1/3。我们假设，一个省只有一半居民是没有土地的工人或佃户（或者没有土地的人更少一些，但一些精英成员在其他省也拥有土地），土地的基尼系数将接近0.75。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一集中程度将与埃及1950年土地改革之前的高土地基尼系数类似，当时土地所有者的基尼系数是0.611，而全体人口的基尼系数是0.752。因此，在资产不平等问题上，由瘟疫驱动的矫正潜力相当大。 ^[14]

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埃及的收入不平等是完全不可知的，而且永远不可知。即便如此，考虑到从土地到劳动的转变以及传统财富精英的损失，所有这些发展在逻辑上都与劳动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尽管经济分化和城市化将同时创造出新的产生不平等的机制。最重要的是，与马穆鲁克时期不同，集体旷工压制了工人的讨价还价，私有土地占支配地位，与相当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一起，创造了一个使资产估值和工资对土地与劳动力比率的变化非常敏感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供给的大幅减少几乎不可能不削弱整体收入的不平等，就像土地价值的减少也倾向于减少财富不平等一样。非熟练工人实际收入的显著提高成了这次重建的最有力的因素，这是我们所能期待的收入压缩的最好指标。这表明，国家试图遏制工资增长的努力完全失败了，就像他们在黑死病暴发后的西欧所做的那样。同样重要的是，在人口复苏的过程中，工资的上涨逐渐被侵蚀。第一次“黑死病”的暴力冲击能够带来相当可观的福利，但随着人口数量的恢复，这种冲击力也逐渐消失。在这方面，两次瘟疫大流行有很多相似之处。

“除了废墟和森林什么都没留下”：安东尼瘟疫

越是向更早的时期追溯，关于瘟疫的矫正效应的信息就不可避免地越加稀少。最好的一个案例是早期的安东尼瘟疫。公元165年，罗马军队在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征伐中第一次遇到了这种瘟疫，第二年瘟疫蔓延到罗马，到公元168年，瘟疫几乎蔓延到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用罗马帝国晚期的史学家阿米亚诺斯的话说就是“从波斯边界一直到莱茵河和高卢”。引起这种病的原因尚不清楚，但很多人倾向于认为它是天花病毒（重型天花）。天花病毒是通过被人吸入空气所带的病毒而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它引起皮肤发疹，进而变成脓疱，并伴有高烧。它还可能导致出血症。如果安东尼瘟疫确实是天花病毒侵袭了一个从未感染过该病毒的人群，那么，总人口的60%~80%会受到感染，20%~50%的感染者可能会死亡。根据这次瘟疫特征定制的传染病学模型可以估计，这次事件的人口总损失约为25%，这是我们迄今可能得到的最好估计。 ^[15]

多亏保存了相关的纸草文件，埃及提供了关于这次瘟疫范围及后果的唯一详细信息。根据这些记录，从公元11世纪40—70年代初，卡拉尼斯的法尤姆村的纳税人数量下降了1/3~1/2。在尼罗河三角洲的一些小村庄，人口损失甚至更高，在公元160—170年间，这些地方的人口损失率高达70%~90%。虽然人口逃离可能是造成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但逃离本身与瘟疫暴发也脱离不了关系，因为后者往往会引发前者。此外，死亡率数据给人们加强了大量死亡的印象：在索诺帕欧尼索村，仅在公元179年的1月和2月，当地244名登记在册的男性中就有78人死亡。 ^[16]

我们用埃及中部几个地区的土地实物租金的数据进行考证。在所有有记录的地区，根据可获得的数据，在疫情暴发前与刚刚暴发的年份之间，土地年租金显著下降。在法尤姆，公元211—268年（已知19个案例）的土地租金的平均值和中值比公元100—165年（34个案例）的租金分别低62个和53个百分点。在俄克喜林库斯，公元205—262年（15个案例）的土地租金平均值和中值比公元103—165年（12个案例）分别下降了29个和25个百分点。类似的减少也可以从荷莫波里斯不太坚实的数据中看出。 ^[17]

以现金表示的物价和工资的变化更难以追踪，因为疫情暴发后的总体价格水平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几乎翻了一番——这很可能是这次瘟疫事件造成的混乱结果，包括硬币急剧贬值，其由与之同时发生并很可能有密切联系的财政支出猛增推动。这意味着只有对疫情前后的数据进行调整才能进行直接比较。调整后的比较结果表明，公元2世纪初—2世纪60年代和公元2世纪90年代—3世纪60年代这两个时期，发生了价值从土地财富到劳动力的一致的转移。两阶段间的文献缺口表明实际瘟疫暴发年份缺乏文件记载，这本身就是灾难严重程度的一个标志。本次考察，所有的价值都用小麦价格来表示，将这两个时期的小麦价格都标准化为100，由于疫情过后小麦名义价格上涨125%，因此在瘟疫中价值上涨低于125%，瘟疫后的名义价值指数将低于100，反之亦然（见图11.3）。 ^[18]

劳动契约中记录的农村劳动力的价值增长了几个百分点到接近1/5不等，这取决于雇用的持续时间。然而，完好的记录显示，也能代表劳动力的驴的实际价格上升了一半。相反，诸如油类等非必需食品，尤其是酒的价格相对于小麦的价格下跌了，使得工人能够买到更多的代表更高地位的商品。以油类和酒的价格来衡量的实际工资涨幅远高于用小麦工资衡量的涨幅。土地价值难以比较，因为随着时间变化，我们无法保持土地的质量不变：即便如此，粗略考察后也能看出，它与实际土地租金下降非常类似。这里最重要的是，尽管不同数据集的质量参差不齐，但所有变量的变化都指向一个方向：人口损失后，劳动力获益，土地所有者遭受损失。这和马尔萨斯约束弱化模型一致。此外，小麦的价格（不像没有进口需求的本地酒和油）可以得到罗马帝国大规模小麦出口的支撑：若没有这种支撑，本地需求就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小麦价格相对于工资或其他大宗货物的价格就可能下跌得更多。这使情况变得复杂，而且模糊了实际价格变化的程度。按照土地价值的数据，实际价格的变化似乎要大得多。 ^[19]

以下案例简要说明了瘟疫发生后种植模式的变化。公元158年和159年，在瘟疫到来的前几年，法尤姆的一个村庄塞德尔菲亚大约有4000~4300英亩的土地种谷物，大约有350英亩的土地种植葡萄和果树。到公元216年，可耕地面积缩小到2500英亩，约占之前总耕地面积的60%，葡萄和果树的耕地面积已超过1000英亩，相当于以前种植面积的三倍。因此，尽管与疫情暴发前相比，土地种植总面积变少了，但更多的土地被用于种植价值更高的作物。这与我们所看到的黑死病后的种植模式相似，只要是气候允许的地方，就能生产更多的酒，果树种植面积就会扩大，地中海种植更多甘蔗也是这个道理。随着人口数量下降，对基本主食的需求下降了，放弃边际土地提高了收益。更多的土地被用于高端产品，由此也带来了更高的收入。这可以被当作民众生活水平提高的强烈信号。 ^[20]

考虑到缺乏来自埃及的类似证据，我们不能更加系统地记录这个过程，但它与农产品价格的相对运动是一致的。学者还发现了佃农和村民社会流动性增大的迹象，农民逃离土地，移民涌入城市，以及城市化总体水平的提高，所有这些都与瘟疫后工人的工作机会增加以及城市变得繁荣的情况相一致，正如黑死病过后的情形一样。同样的，这里也没有直接的关于瘟疫对不平等影响的可量化的信息。考虑到普遍缺乏与前现代时期发生的瘟疫相关的信息，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前面讨论过的中世纪晚期以及现代早期的意大利保存那么好的数据的情况只是少数。一般来说，瘟疫的矫正效应需要从实际收入的上升和消费模式的改善中推断出来，本例中埃及对这两种情况都有记载。很可能在公元2世纪中叶，埃及就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其人口可能高达700万，堪比1870年左右的水平，而城市化率至少达到1/4，有些人甚至认为超过1/3。在罗马世界的其他地方，两个世纪的和平促进了人口的长期增长，也考验了农业经济的局限性。在这种环境下，瘟疫的矫正潜力是巨大的。至关重要的是，罗马的劳动力安排是由市场机制控制，地主天然维护自身的财产。这类似于黑死病时期的西欧，而与中世纪晚期马穆鲁克时期的埃及不同。因为缺乏强有力的制度约束，出现劳动力短缺和土地贬值，无法表现出更公平的收入和财富分配。 ^[21]

“它难以促成任何好事”：饥荒作为一个矫正力量？

在总结我们把瘟疫作为一种矫正力量的讨论之前，我们需要考虑另一种并非完全不同的导致大规模死亡的因素：饥荒。如果大量人口因缺乏食物而死亡，这是否会如瘟疫所造成的结果那样改变幸存者的物质资源分布？答案并不确定，但不太可能是肯定的。首先，饥荒通常不会像大瘟疫那样致命。我们只能说，使死亡率连续两年达到基准死亡率两倍以上（这是定义“饥荒”的一个保守阈值）的饥荒本身十分罕见，更严重的饥荒事件更是极其罕见。单凭这个原因，饥荒控制人口规模的作用就相当有限。报告的饥荒死亡人数往往与证据的质量成反比：越不可靠的记录，其报告的人口损失越严重，这本身也说明问题。此外，饥荒死亡率的估算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困难的，需要把移民与瘟疫的影响分开，因为居民已经放弃了饱受折磨的地区，这些地区通常伴随着饥荒。即使是如1877—1878年发生在中国北方的受灾人口为1.08亿的特大饥荒事件，死亡人数也只是900万~1300万之间的某个数值，它意味着死亡率不会超过基准死亡率的三倍。我们不知道这场灾难是否会影响不平等程度，而在1770年和1943年的孟加拉国的饥荒中，情况也同样如此，后者发生在战时的压缩时期。 ^[22]

这一观察引入了命题成立需要满足的另一个条件。尽管有记录的一些最严重的饥荒确实发生在大矫正时期，但并不意味着饥荒引起了矫正。比如，并不是1932—1933年的乌克兰饥荒本身而是当时实施的强制集体化抑制了物质的不平等。中国在1959—1961年发生了严重饥荒，但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再分配以及随后的集体化高潮中，中国就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平等化。 ^[23]

历史上有两次饥荒因其规模及重塑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潜力而值得密切关注。其一是1315—1318年的“大饥荒”，它的发生比黑死病早大约一代人的时间。在这几年里，欧洲西北部异常寒冷和潮湿的天气导致农作物大面积歉收，同时伴随着导致大量牲畜死亡的家畜流行病蔓延。这种大规模的死亡前所未有。但这场灾难是否会像瘟疫一样导致价格和劳动力的变化呢？并没有。尽管工人的工资上涨了一点，但不管在城镇还是乡村，物价上涨得更快。由于产量下降抵消了价格上涨的影响，地主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比起那些常常为生存而挣扎的普通人，在风暴的冲击面前，他们的境况要好得多。 ^[24]

尽管缺乏数据，但是仅有的信息并不支持存在显著矫正效应的结论。我此前用过的意大利财富分配的记录在时间上稍晚，数据的识别性太弱，无法揭示14世纪上半叶的变化。伦敦和佛罗伦萨的熟练和非熟练工人的城市工资与物价的福利比率在1300年及1320—1340年间没有任何改善。英格兰农村实际工资数据也是如此。1300—1349年，英国的农村实际工资基本是稳定的，只有在黑死病出现之后，实际工资才持续上涨。从这方面来讲，这两场灾难的后果对比是惊人的。饥荒并没有引起明显的矫正效应，这并不难理解：发生大规模死亡只限于几年之内，而且饥荒似乎比瘟疫第一次袭击温和许多。由于减员所造成的就业不足既不持久也不严重，加上受到已有的未正式就业的人口的缓冲，因此不足以预测各次饥荒所造成的经济影响。 ^[25]

1845—1848年的爱尔兰马铃薯饥荒是第二个候选案例。这是一种（植物）瘟疫，也是一次食物危机。由致病疫霉菌的传播引起的这次瘟疫导致1846—1848年的马铃薯作物几乎全部腐烂，而马铃薯当时已经成为爱尔兰人不可或缺的食物。多达100万的爱尔兰人失去了生命。再加上部分人移居外国以及出生率的下降，这一事件使得普查人口从1841年的820万减少到10年后的680万。农业劳动力数量迅速减少，从1845年的120万下降到1851年的90万。乍一看，这种人口萎缩与1347—1350年黑死病最初暴发时的人口萎缩相似，但由于这次冲击本身并没有足够的破坏力来引发持久的变化，一位当代英国观察家冷血地说，爱尔兰饥荒的死亡人数在改善整体生活条件方面“难以促成任何好事”。移民导致的人口变化结果和中世纪晚期反复出现的瘟疫引起的人口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它不仅阻碍人口恢复，也使爱尔兰的人口萎缩：在1850—1914年间，400万人离开了这个岛屿，最终使得人口几乎只有19世纪40年代早期峰值的一半。然而，与瘟疫不同的是，迁移的人群年龄主要集中在十几或二十岁出头。此外，另一个与瘟疫不同的情况是，马铃薯枯萎病导致产量降低从而损害了资本存量。这限制了饥荒在矫正不平等上的价值。 ^[26]

在某种程度上，由饥荒和随后的移民以及生育率下降而造成的大规模人口损失，产生了与大瘟疫相当的经济效益。与早先的趋势不同，饥荒过后，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都在稳步提升。工资较低的地区出现了更高的人口迁移率，这理应减少地区间的不平等。与此同时，最穷的人离开的可能性小于那些能负担得起旅途费用的人。目前我们还不清楚整体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否伴随着资产或收入分配的更大平等。由于逃荒和驱逐，饥荒年代见证了面积最小的——小于1英亩的土地的数量大幅减少。这一过程扩大了土地所有权方面的不平等。在接下来的60年里，分配变化依然不大：大部分变化发生在底层，小块土地所占的份额又逐渐增加了。拥有1~15英亩土地的现象减少，但拥有更多土地的现象增加了，总体上呈倒退趋势。即使是像马铃薯饥荒及其引发的持续的人口外流那样强大的人口冲击，在矫正不平等的规模上似乎也比不上黑死病所达到的效果。在矫正不平等方面，瘟疫无疑是最有力的。 ^[27]

“人们居住的整个世界变化了”：作为矫正机的瘟疫以及我们知识的局限

目前，我们对瘟疫在矫正不平等上所扮演的角色的认识是比较新的。尽管黑死病的社会经济后果早已为人们所认识，但其他人口灾难对收入和财富的影响直到最近才被研究。来自埃及和安东尼瘟疫及查士丁尼瘟疫相关的价格变化的证据，直到21世纪才开始被分析，对早期墨西哥的实际工资以及意大利北部财富不平等状况的变化的研究，都是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才开始出现。随着研究的增多，进一步证明材料出现的希望增加了，这些有待人们去收集并解释。关于黑死病时期及其余波的档案似乎是最有希望的候选材料。我们还需要研究被证实和安东尼瘟疫、黑死病同时代的发生在中国的主要瘟疫的矫正效应。

然而，另外一种情况是，这些幸存的信息可能永远不足以揭示实际收入和不平等的问题。塞浦路斯大瘟疫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场大规模的瘟疫在公元3世纪50—60年代肆虐于罗马帝国，其对人口统计学上的影响极富戏剧性。当时的观察家、帝国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城主教狄奥尼修斯写道，“这些持续的瘟疫……这些对人类的巨大毁灭”使得亚历山大市的人口大为减少，14~80岁的居民人数比瘟疫前40~70岁的居民人数少得多。这一数字据说来自公众玉米救济登记册，应该不是完全虚构的。言下之意，死亡的规模是惊人的：按照当时的典型寿命统计表测算，损失了超过60%的城市人口。人们无法得到当时实际工资的数据，更不用说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数据了。即便如此，在公元3世纪50年代，埃及两个地区的农村工人的名义工资突然大幅上涨，可能反映了这场瘟疫所引发的劳动力短缺。 ^[28]

一旦进入前基督教时代，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更少了。公元前6世纪的巴比伦或许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人口减少导致实际工资上涨的最早证据。公元前6世纪70年代，在尼布甲尼撒王统治时期的巴比伦南部，建造巴比伦王宫的工人可以得到450~540升大麦的工资，或者每月约5舍客勒的银子，相当于日工资为12~14.4升小麦，类似于可买11.3~12升小麦的现金工资。小麦工资相对上涨可从以下数据证实，在公元前6世纪40年代的那波尼德统治时期的巴比伦南部，小麦工资为每天9.6~14.4升，中间值为12升。所有这些值远高于每天3.5~6.5升这个看来是前现代时期正常值的核心范围，也高于公元前505年左右大流士一世统治下的工资，当时的工人仅得到相当于7.3升小麦或更少的工资。巴比伦后来的实际工资甚至更低，到公元前1世纪早期低至4.8升。 ^[29]

新巴比伦的这种暂时性的价格上升目前还未得到解释。一个乐观的观察者可能会设想存在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生产、高度劳动分工以及货币化加快所驱动的生产力提高带来的短暂繁荣，这些都被证实了。在公元前7世纪末期亚述帝国的血腥崩溃所造成的人口损失导致收益减少也可能解释它。后者在巴比伦最南部引起的人口损失堪比一场瘟疫，不能不成为这场灾难性冲突中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这仍然只是一种推测，在公元前6世纪末期，实际工资的快速下降似乎也很难从纯粹的人口复苏方面得到解释。

尽管我们的认识中存在如此多的空白，曾经主要甚至完全是由黑死病引发的矫正过程，现在已经被证明是世界历史上的一种反复发生的现象。本章所提出的所有研究结果都趋于支持一个考虑了制度框架的马尔萨斯人口数量矫正论。这些矫正事件也有共同之处，那就是人口的大量损失，在每一个主要案例中都有数千万人失去生命。矫正效果的短暂是另一个共同点，因为人口恢复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抵消了这些好处。因此，瘟疫是一种既极其残酷又最终不可持续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压缩机制。在这两个方面，它都可以与已经考察过的其他有效矫正进程（大规模动员战争的牺牲，改朝换代的残酷革命以及大规模国家崩溃的破坏）相提并论。所有这些事件都通过巨大的流血牺牲和人类苦难矫正了物质上的不平等。我们的矫正四骑士论现在已经完成了。

“上帝令至高者变得渺小”：30年战争中的奥格斯堡

通过对四骑士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严格分离历史上的主要矫正机器有助于使讨论结构化，但不可避免的是，我们无法更清楚地了解过去实际生活中更加混乱的方面。通常情况下，两名或更多的“骑士”会作为不同的矫正机制形成合力，并相互作用。17世纪德国南部奥格斯堡市的经历为说明不同“骑士”的复合影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主要影响因素是战争和瘟疫。 ^[30]

作为欧洲从中世纪晚期黑死病中复苏的一个引擎，奥格斯堡曾是现代早期德国南部的经济中心之一。它的人口从1500年的20000人增长到1600年的48000人，成为当时德国第二大城市。随着财富的扩张和分配的日益不均，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加剧了资源不平等。这个城市对所有城市家庭定期评估、征收财富税，因而存在详细的记录，形成关于实际资产及其分配的一个相当准确的代理变量。我们需要考虑几个易混淆的变量。即使是那些被记录为没有应税财产的居民，也会拥有一些个人财产，这些财产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测度的不平等程度。与此同时，每个家庭的一般豁免额为第一个500基尔德的现金收入——在税率为0.5个百分点时，这等于豁免2.5基尔德税额，比1618年收入最高的前1/5以下的人的收入都多。珠宝和银器同样是免税的。所有这些税收优惠都对富人有利，且一定多于对未上税穷人的微薄财产免税额的补偿。总的来说，我们观察到的趋势似乎相当具有代表性。数据记录了随着时间推移所发生的惊人变化。由于资本的积累和集中，财富税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从1498年的0.66上升到1604年的0.89（见图11.4）。 ^[31]

1618年经济阶层分层形势紧张：最富有的10%的家庭支付了91.9%的财富税，基尼系数达到0.933。即使是特权阶层内部也有很大的分层：最富有的1%的人，包括贵族和最富有的商人，几乎贡献了财富税总收入的一半。2/3的注册纺织工、建筑工人和89%的全日制劳动者根本不交任何税。在奥格斯堡社会的底层，我们发现大约有6000名贫困阶层，包括约1000名流浪乞丐、1700名主要依靠救济的人和3500名部分依靠救济生活的人。只有2%的群体是富裕的，1/3人口处于中等水平，2/3是穷人（至少一半的人处于维持生计、勉强糊口的边缘），没有迹象表明以经济增长为支撑的中产阶级正在形成。相反，我们观察到了实际工资的下降，就像在前一章中所考察的众多其他城市人口一样。 ^[32]

这就是30年的战争开端时的情形，复杂而漫长的军事行动造成了德国史无前例的毁灭性灾难。大面积的房屋和资本被破坏，人口损失巨大。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瘟疫的复发并与之相随，促进了一种相对较新的疾病——伤寒的传播，这进一步提高了死亡率。在战争初期，奥格斯堡市并不是直接的目标，只是间接地受到了影响，最显著的影响是货币贬值。用劣质货币支付战争费用的办法引发17世纪20—30年代物价膨胀，最初只上升了一个数量级。更低层级的人似乎受到了最为严重的影响，富有的商人通过购买那些陷入困境的中间阶级所拥有的房地产得到额外的利益。比较1625年和1618年的税收贡献，有更多的商人支付比以前更多的税收，他们的贡献增加了3/4，这是财富在这一群体最成功的成员中快速聚集的一个标志。作为“老贵” ^[01] 代表的贵族中，赢家和输家各占一半。精明的商业资本所有者最善于利用与战争相关的货币动荡。穷人变得更穷，部分较为富裕的中等居民却得到了更多的好处：赢家包括金匠和旅店老板，这要归功于他们能直接接触到珍贵的金属和食物等稀有物品。 ^[33]

然而，当瘟疫和战争袭击奥格斯堡时，所有这些好处很快就消失了。瘟疫带来了第一次大的打击，这是一波从阿姆斯特丹横扫德国和意大利的更大疫情的一部分。1627年10月，战争通过驻扎在城市中的士兵把瘟疫引入奥格斯堡。在那一年的剩余时间里，瘟疫继续肆虐。1628年，每4万~5万的居民中就有约9000人失去生命。1625—1635年间，福利支出的空间分布和奥格斯堡人口缩减的分布十分匹配，这表明瘟疫不匀等地杀死了穷人。1632年和1633年，瘟疫的第二次暴发具有同样的效果。这种不平衡有助于强化这个城市整体的矫正效应。由此产生的混乱也降低了流动性。1629年，该市对债权人实施了一种估值折扣，以降低前几年贷款的高额利息。债权人如果提起诉讼，其处于裁定期间时将会被暂停支付任何利息或本金，因此债权人都对此望而却步。 ^[34]

瑞典军队于1632年4月抵达。尽管如此，和平接管期间高昂的占领成本还是加重了当地天主教家庭以外的居民的负担。在这座城市里，大约驻扎了2000名士兵，还要支付修筑大规模防御工事的费用。政府引入了特别税，包括适度累进的人头税。城市面临破产，市政债券的利息也完全停止了支付。资本所有者是主要受害者。在占领期间，死亡率再次飙升，这一次是因为1632年的瘟疫复发以及随之而来的由天主教势力封锁造成的饥荒。 ^[35]

1634年9月，瑞典在讷德林根战役中战败后，情况进一步恶化。帝国军队几乎立刻就包围了奥格斯堡。这场围困持续了将近半年，直至1635年3月，造成了巨大的困难。穷人遭受的损失最大：记录者雅各布·瓦格纳讲述了那些只能吃动物皮、猫、狗和人类尸体的人。这并不仅仅是一种陈词滥调，因为挖墓者报告说，有些尸体胸部和其他身体部位的肉不见了，一些市民啃着躺在街道上的死去的马的骨头。死尸和将死之人的恶臭笼罩着这座城市。与此同时，瑞典驻防部队对当地管理委员会施加了无情的压力，迫使其交出巨额的军税：第一次就征收了相当于一整年的税。只有富人才有希望能满足这样的要求。 ^[36]

1635年3月，驻防部队接受了使其秘密离开的投降条件，但这些条件迫使该城市为帝国军队支付一大笔费用和赔款。在天主教家庭承担了此前税收的冲击之后，现在轮到有财产的新教徒来付出其所剩财产的一部分。同年进行的人口普查部分地揭示了形势。房地产的分配几乎没有变化，但房价已大幅下跌，因为租金下跌，待售房屋状况不佳，潜在的投机者由于缺乏流动资金而无法获得被低估的资产。4年后，雅各布·瓦格纳声称，房价已跌至占领前价格水平的1/3，工匠的工作坊也空了一半。该市的精英对这些负担报怨诸多。1636年，一个代表团被派往纽伦堡面见哈布斯堡皇帝，他们声称奥格斯堡剩余的1600个新教徒家庭由于被迫花费大量的钱来支付军队驻扎和其他费用而变得极度贫困。1840年，在军队撤退一年之后，另一个公使馆证明，在过去的5年里，奥格斯堡的新教徒必须支付8倍的税，并且损失100万以上基尔德，如果这是真的，其损失将相当于该市年收入的许多倍。 ^[37]

到1646年，受瘟疫和战争的累积影响的资产负债表不忍卒读。1616—1646年，奥格斯堡的人口下降了50%~60%，类似于其他受影响严重的城市，如慕尼黑、纽伦堡和美因茨。然而，其社会经济成分在社会阶层两端上的变动更为剧烈（见表11.1）。贫困人口的数量不成比例地下降了：4/5的纺织工家庭消失了，不仅是因为死亡或移民，还因为许多人不得不放弃他们的职业。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很穷，这一损失，加上穷人之间的极度内耗，这些曾在城市居民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的居民死亡，导致贫困人口比例显著下降，使得不平等状况得到矫正。 ^[38]

城市的社会上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超级富豪家庭现在仅仅算得上富有，而那些仅仅是富有的家庭的数量减少了5/6。那些舒适或中等收入的家庭数量减少了一半，但占总人口（总量大大减少）的比例大致保持了稳定。即使在穷人和赤贫的比例下降的情况下，收入阶层中那些稍高于最低生活标准的人所占的比例也在激增。整体的矫正效应是巨大的。

这些变化伴随着甚至比人口数量下降还要严重的应税财富的减少——大约下降了1/2~3/4。根据财富十分位数进行的税收收入分解显示，税收收入的急剧下降几乎完全是由最富有的10%的人的损失造成的。在1618年，最高十分位数的人贡献了91.9%的财富税，1646年这一比例是84.55%。从绝对数来看，这一群体的支出已从52732基尔德降至11650基尔德，占财富税收总下降额的94%以上。由贵族家庭所代表的“老贵”受到了最沉重的打击：他们的平均税收贡献减少了近4/5。 ^[39]

然而这还没有结束：1646年，法国和瑞典军队对该市发动第二次包围，虽然失败了，却使年死亡率翻了一番。当年，由当地商人组织的一场纪念活动哀叹因战争、封锁和军队驻扎引起的进攻、掠夺以及新的或更高的关税而导致的商业衰退。总之，这些因素被认为减少了投资和信贷的机会，损害了资本所有者的利益。1648年，战争的最后一年，出现了另一个被围困的风险，2400名士兵驻扎在这个城市，直到最后和平谈判结束才离开。 ^[40]

这个幸存下来的城市不过仅有以前繁荣的影子。它的人口减少到不及战前的一半，它目睹成千上万的最贫穷的居民被瘟疫和饥饿折磨致死、拥有资本的精英被榨干。巨大的财富消失，较小的财富也减少很多。房地产失去价值，贷款变得一文不值，安全的投资机会减少：简而言之，资本受到了极大的侵蚀。最后，严重的人口损失增加了对幸存劳动者的需求，改善了劳动阶级的状况，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摆脱了先前遭受的赤贫处境。到战争结束时，（被代理的）应税财富的基尼系数已经从超过0.9降至约0.75，虽然仍然很高——甚至比黑死病后的水平要高得多，但没有像以前那样极端了。这种矫正效应是以高昂的代价换来的，且在17世纪的剩余时间里一直持续着。 ^[41]

*

奥格斯堡经历了西欧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战争之一，其间又发生了继黑死病之后最严重的瘟疫，它的情况可能显得特别。然而，我们观察到的对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矫正的推动力量并没有什么不寻常。大规模的暴力和人类的苦难是剥夺富人财富和减少劳动人口从而使幸存者的状况明显好转起来所必需的。社会阶层的顶端和底部的不同形式的损耗，都汇聚在压缩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上。正如我们在本书此部分及前三部分所看到的，相似的过程在不同的环境中以各种各样的原因出现，从铜器时代的希腊到“二战”中的日本，从黑死病蔓延中的英国到大西洋交换中挣扎的墨西哥。尽管这些案例跨越人类历史和几大洲的记录，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资源不平等的大幅下降依赖于暴力灾难。这就提出了两个迫切的问题：没有其他方法来矫正不平等了吗？现在有吗？现在，是时候去探索比我们“四骑士”的血腥程度更低的替代品了。

第六部分 替代性选择

第12章 改革、衰退及表现

“万物之父和万物之王”：寻找和平的矫正方法

到目前为止，本书所有章节读起来都相当令人沮丧。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要付出相对人们的承受能力而言很高的代价才能获得富人和穷人之间差距显著缩小的结果。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暴力行为都服务于这一结果。大多数战争很可能降低不平等程度，也同样可能提高了它，这取决于一国站在哪一边。内战产生了相似的不一致结果，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可能扩张而非缩小不平等程度。军事总动员成为最有前景的平等化机制，因为特殊的暴力产生了特别的后果。然而，尽管这是两次世界大战这种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战争的普遍现实，这种现象及其平等化的后果在早期却很少见：古希腊可能是唯一的先例。同时，如果最猛烈的战事最有可能压缩收入和财富的差距，那么最激烈的革命就更会如此：归根结底，20世纪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对此进行了调整。与此对应的，像法国大革命这样缺乏雄心的冒险活动只能产生较弱的效应，历史上大多数的群众起义则根本无法平等化贫富差距。

国家的衰落成为一种更“可靠的”矫正方式，随着富裕和强权阶层被扫除，不平等被消灭。正如大规模动员战争和变革性的革命一样，平等化过程也伴随着人类深重的痛苦和灾难，这同样也适用于最具灾难性的传染病：尽管最大规模的流行病具有强大的矫正力量，我们却很难再想到一种比疾病更加糟糕的治愈不平等的药方。在很大程度上，矫正的程度在过去是暴力程度的函数：施加的力量越多，产生的矫正效果就越大。尽管这不是一个铁律，例如并不是所有的共产主义革命都是暴力的，同时也不是所有的大规模战争都产生矫正效果，不过它可能接近我们大体上期望得到的一个一般性前提。毫无疑问地，这是一个极其悲观的结论。但这是唯一的方法吗？暴力总是像战争一样成为矫正的源泉吗？按照德谟克利特的说法，暴力是“万物之父和万物之王”吗？有没有和平的替代性方案能产生相似的结果？在本章和下一章中，我分析了很多种可能的候选方案，尤其是土地改革、经济危机、民主化和经济发展。我通过考察一些反事实的替代方案得到以下问题的结论：在大规模暴力冲击缺失的情况下，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不平等状况将会如何发展？ ^[1]

“直到它变成摧毁一切的暴风雨吗”：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值得优先考察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过去的大部分时间，大多数人依靠土地为生，同时耕地一般代表了私人财富的数量。在300多年前的法国，土地代表了所有资本的2/3，而在英国这一比例大约是60%。在世界范围内，即使并非几千年来都是这样，至少这几百年来的典型事实就是如此。土地分配因此成为不平等程度的主要决定因素。在整个有史料记载的历史中，出现过很多次将土地所有权变得有利于穷人的尝试。土地改革并非天生就与暴力相伴：在理论上，没有什么会限制人类社会通过和平地调整土地所有权使穷人受益。然而在实践当中，情况常常会不同：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成功的土地革命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依赖于暴力的实施或者威胁。 ^[2]

我们已经在第7章中探讨了最为显著的例子。尽管在古巴这样的一些例子当中，暴力是潜在的而并非是很明显的，但苏联革命的暴力本质和矫正力量都毋庸置疑。随着“冷战”结束，这一类型的激进式土地革命逐渐消退：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和尼加拉瓜是一些有记录的最近的案例。从那时开始，津巴布韦是唯一重要的强迫性土地分配的例子。在该国，土地革命在20世纪80年代以较为温和的步伐推进，在20世纪90年代加快速度，大约1/10的农业土地从白人农场主那里转移到70000个大多数是穷苦黑人的家庭中。激进的土地改革开始于1997年，当时解放战争的退伍军人通过占据白人大农场主拥有的土地发起了“土地入侵行动”。结果，另外1/8的农场土地被标记为强制性征收。到目前为止，大约90%在1980年由6000个白人农场控制的土地被分给25万个家庭。规模较大的白人拥有的农场在所有土地中的比重从39%降到0.4%。这实际上代表了一种从少数精英到贫困家庭的巨量的净财富转移。自1997年开始的更为激进的第二阶段土地改革，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退伍军人的暴力骚乱。当穆加贝政府无法兑现对福利和财政支持的承诺时，退伍军人和那些在他们帮助下动员的群众不仅挑战了白人定居者，也挑战了政府，从而迫使穆加贝允许对于白人拥有的商业性农场的暴力掠夺。在最初试图控制这场运动之后，穆加贝于2000年通过瞄准这些农场并且实施保护占领者的措施加入其中。我们在这里看到了20世纪早期墨西哥革命的回响，那时当地对不动产的侵占同样也驱动了政府的行为。本地的暴力行为是拓展土地再分配范围和财富平等化的关键方式。 ^[3]

历史上许多土地革命都是战争的结果。在第4章中，我回顾了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在美国占领下，日本的土地改革涉及实际上毫无补偿的没收和全国范围内彻底的土地所有权的重构。这是“二战”之后的时代中一个崭新的现象：在这一点上，外国占领者从来没有促进一种再分配过程的计划。中欧地区的苏维埃式秩序是占领军发起的主要平等化形式。从历史角度来看，战争也通过其他一些方式为土地改革提供了动力。为回应战争的威胁进行的改革是一种广为人知的机制，通常被用作支撑一国的军事能力。

根据一些相关记载，公元645年在日本发生的大化革新可以被视作这一过程的一个早期例子。效仿近邻中国在隋朝和唐朝时的统治者所采取的土地平等化的措施，农地被测量并在相同大小的小块土地组成的网格体系中被组织起来。他们基于有生产力的家庭成员的数量，将肥沃的土地分配给这些单个的家庭，同时也安排了周期性的重新配置以适应环境的变化。被分配的这些地块，严格说是公共的，也就意味着是不可转让的。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能确定这种雄心勃勃的计划在多大范围或者多么实际地被实施了。此处重要的是，在国内外战争的威胁下，他们是在进行改革的背景中实施的。在公元7世纪60年代，对朝鲜的介入使得日本陷入与中国的对立当中，并且提高了日本对于相邻的强权国家的军事入侵的担忧。由此导致的军事化，被672年和673年关于王位继承的壬申之乱打破。日本首次人口普查在689年进行，并且引入了对所有成年男性的征兵制。战争的威胁似乎为用于压制本地精英群体而扶持一般民众之间紧密团结设计的改革提供了动力，这也为军事动员做好了准备。 ^[4]

用沙皇俄国的情况来分析会更清楚一些。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的一个月之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就做出承诺：“法律对所有人都是同等正义的。”在5年内实施的包括解放农奴在内的各项改革，意在用普遍征兵制支撑更大规模军队建设。农民现在可以拥有他们耕作的小块土地。然而，这一平等化措施由于农民有着要支付等同于这块土地价值75%或者80%金额的补偿金的义务而受到阻碍。政府债券为此提供了资金支持，农民不得不在超过49年的时间内每年偿还6%的利息，这就在长时间内榨取了他们的资源，因而常常使得他们只能获得比之前耕种的地块更小的土地份额。当一些人获得了土地而另一些人没有的时候，差异化程度就增加了，较为贫穷的农民变得无产阶级化，同时更为富裕的家庭与其他人的界限更加分明了。紧随1905年日俄战争的失败出现的骚乱触发了另一轮的土地改革。在这个时候，农民依然仅仅只拥有所有土地的3.5%。他们拒绝再提供补偿性的支付，进行罢工并且攻击各种不动产，破坏了超过1000座的庄园房屋。出于对这种暴力活动的回应，所有未完成的补偿性支付都被取消了，同时农民被赋予将其土地作为可继承性财产的权利。结果是，在“一战”的时候，一半以上的土地都已经变成了农民的财产。即使是这样，在少数大的地主和大量小的土地所有者之间持续存在的财富差距依然提高了整体上的土地不平等，同时，干重活的马匹的分布也变得比早期更加不均等了。 ^[5]

这并不是一个孤例。以恶化的不平等状况为结局的战争驱动下的土地革命有着很长的历史。拿破仑战争在不少国家都引发了土地革命，在较长的时间内带来并不令人满意的结果。在普鲁士，1806年战争失败的冲击促进了下一年农奴制的废除，同时尽管佃户被允许从贵族和皇室那里购买土地，价格还是非常高的，较大的地主——容克地主强化了他们对土地的控制，并且一直保持主导性的位置，直到1945年，共产党在没有补偿的情况下，征收了所有大型的地产。在西班牙，拿破仑战争也同样促进了自由化。限定继承权在1812年被废除，同时公共土地也被拿出来进行销售，然而接下来的内战导致土地所有权更大程度的集中——葡萄牙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奥地利，正是1848年的革命迫使政府确保农奴不再受到封建性义务的约束：名义上的这种法律关系在18世纪80年代就已经被引入了，但直到这个时候，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的法律才得到合理的执行。被转让的土地的赎买价格被设定在其年度收益的20倍的水平上，并且在农民、政府和地主（他们因此被没收了其土地财富的1/3）之间平均分配。这就是一个用和平购买的方式对民众的动乱做出回应的例子。 ^[6]

其他由战争激发的改革尝试更为激进，但也被证明是短命的。创立于1901年的保加利亚农民国家联盟在联络农村民众上一直是不成功的，直到“一战”战败带来的投降、政治动乱和领土损失所产生的重大冲击在1920年使他们得以执掌政权。其土地改革计划是雄心勃勃的：土地的所有权以30公顷为限，超出此范围所持有的土地要按照递减的比例（补偿水平随着规模而缩减）强制性地被卖出，并且转移到无地农民或者土地较小的持有者手中，同时教会土地和通过投机和发战争财获得的财产被充公。这些措施很快就引发反对改革的保守派的暴力回击，导致政府被推翻。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的危地马拉，战争效应以一种更为间接的形式发挥出其作用。在战争中的那些年份里，德国的咖啡市场的消失以及美国的压力使得很多德国人拥有的咖啡种植园被国有化，大地主的压迫性统治被弱化。这就为1952年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政府实施农业改革开辟了道路：大地主的土地被进行再分配，通过政府债券对原来的所有者进行补偿，这种债券是根据他们过去所填报的、一般而言低估的税收申报来定价的。到1954年，经过一种和平且有秩序的改革，40%的农村人口已经获得了土地。然而在同一年发生的一场政变建立的军政府取消了这场土地改革并重建了压迫制度。在接下来的漫长内战中，总计15万人丧生。到20世纪90年代，3%的地主掌握了全国所有土地的2/3，90%的农村人口几乎完全没有土地。这一过程中的暴力以不同方式体现其特征：首先是以促进变革的方式，然后是以一个被证明无法应对暴力干涉和镇压的和平政府缺席的方式。 ^[7]

在其他一些关系到内部或者外部的潜在暴力的例子当中，土地改革是突然发生的。反共产主义是其中一个特别强烈的动因。“二战”结束后，韩国的土地不平等程度非常高：少于3%的农村家庭拥有所有土地的2/3，而58%的家庭没有任何土地。接下来发生的土地改革其实是出于对朝鲜的恐惧，后者早在1946年就在其控制的朝鲜区域没收了私有土地，这可能动员起南部的本地农民。美国的支持，以及参加1948年第一次选举竞争的所有党派都承诺的土地改革导致大规模的土地征收和再分配。首先，所有的日本殖民地的财产被查封。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韩国将私人产权的上限设定为3公顷的优质农田，超过的部分则通过没收或者以很小的补偿（年租金的1.5倍）后售出的方式被转移给其他农民，同时对于依然在别人的土地上耕种的佃农，其地租被限定为较低的水平。略微超过一半比例的土地改变了其所有者。再分配的效应是巨大的：地主丧失了其收入的80%，处于底层的80%的农村家庭获得了20%~30%。到1956年，最富有的6%的地主只掌握18%的全国土地，佃农的比重从49%下降到7%。土地所有权的基尼系数，从1945年高达0.72或者0.73，下降到20世纪60年代的0.3的水平。朝鲜战争的后果放大了土地改革的矫正效应：因为大多数的工业和商业财产都已经被摧毁，恶性通货膨胀使得这些补偿毫无价值，拥有土地的精英阶层完全消失，同时出现了一个高度平等化的社会，并在此后通过受教育机会的扩大而得到维持。在这个例子当中，对战争和革命的关切被真实发生的总动员性的战争取代，在第5章中我们描述了与之类似的具有平等化后果的例子。 ^[8]

对革命和真实战争的忧虑同样也在越南共和国聚集，在美国的鞭策下，它于1970年实施了土地改革：所有租佃的土地都将被转交给耕种者，他们将免费得到一定大小的土地；土地所有者得到了补偿。在三年之内，这项改革就得到了实施，土地租佃的比例也随之急剧下降——例如在湄公河三角洲，从60%变成了15%。

1921年在罗马尼亚进行的土地改革可能是这种遏制战略的一个早期例子：它使得获得征用土地的较为贫穷的农民和小地主受益，有时这被认为是由人们对可能从邻近的苏联散播过来的革命的恐惧引发的。美国在1960年建立了“和平联盟”以应对卡斯特罗对古巴的控制，推销土地改革并为此提供资金支持。智利就是候选人之一：在早期实行了一些缩手缩脚的举措之后，对于1964年选举失败的关切导致右翼和中间派的联盟支持更大范围的土地改革。到1970年，很多大的庄园都已经被没收，但为此支付的费用是有限的。阿连德的左翼政府取得了更多的进步，直到其被1973年发生的政变推翻。尽管这事件阻碍了整个进程，但是到这时，1/3的土地已经为小地主所拥有，而10年之前这一比例只有1/10。 ^[9]

面对秘鲁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较高的不平等程度和存在农村暴力的情况，1968年的军事政变的领导者强烈反对该国传统的寡头政治。经受过美国反游击战理论训练的他们选择将土地改革作为延缓全面内战爆发的工具。几年之内，大多数大型的庄园都已经被没收，全国土地的1/3已经被转让，1/5的农业劳动力都从中受益。大地主的权力被打破主要使得军人和普通农民，而非穷人获益。类似的一些被激发的措施在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得到实施。在萨尔瓦多，游击战爆发一年之后，在美国的鼓励和财政支持下，军政府在1980年发动了土地改革。 ^[10]

大约10年以前，对革命的恐惧同样也促使埃及发生土地改革。土地的分配曾经非常（尽管不是极端的）不平衡，最富的1%的地主控制了1/5的土地，最富有的7%的地主拥有的土地比例达到2/3。租佃的比例很高，同时佃农的地位与劳工一样糟糕。在1952年纳赛尔的军事政变发生之前的10年间，埃及已经被动荡环境撕裂，其间更换了17届政府，还伴随戒严、罢工和骚乱。统治阶级的成员已经成为暗杀行动的目标。新政府在获得权力的同时开始土地改革。与同时期的东亚国家一样，美国为其提供了支持和帮助以限制改革的影响。农业部长赛义德·马雷，援引了这些恐怖的事实来为改革提供辩护：

我们记住了1952年7月革命以前的一些日子；我们记得埃及的村落如何由于危险的焦躁氛围而变得动荡不安；我们记得那些导致杀戮和财产毁坏的事件……难道这些大地主更愿意暴露在这些骚乱带来的狂风下，利用欲望和贫困为自己谋利，直到其变成摧毁一切的狂风骤雨？

私人土地所有制被设置了上限，但是土地所有者得到补偿，同时国家允许土地的受让者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以一种与1861年的沙皇俄国时一样的机制向国家进行偿还。由于支付的金额要比此前的租金低得多，所以这种安排是以一种对农民有利的方式运作的。1/10的土地改变了所有者，财富的分配受到的影响要比收入分配受到的影响小。在伊拉克，政变和复兴党的统治产生了更大的效应，同时集体化在20世纪60—70年代显著降低了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程度。1971年在斯里兰卡发生的一场失败的革命，虽然被认为牺牲了成百上千人的生命，但没收私人以及后来一些企业超过给定限度的土地的做法也促进了在次年进行的土地改革。再一次受到暴力的驱使，这种干预代表了一种与所有独立以前的历届政府未能解决土地不平等问题的做法的彻底背离。 ^[11]

所有这些例子都一致指出暴力的极端重要性，无论是实际发生的还是潜在的，它们都带来了有意义的土地改革。然而，最终结果有着很大的差别。实际上，土地改革在降低不平等程度方面的成效乏善可陈。对于20世纪下半叶发生的27个土地改革的调查表明，在大多数的案例当中（21个，或者说78%），土地不平等状况要么大体上保持不变，要么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加。任人唯亲也可能破坏和平的土地改革。在20世纪60年代的委内瑞拉，民主选举的政府将1/10的农村农地再分配给1/4的无地穷人——其中一半来自没收，另一半来自国有土地。在那个时候，该国正在从一个主要依赖农业经济向建立以石油出口为主的城市经济转型。这就使得政府能够使用石油收入来支付慷慨的补偿，实际上这种补偿如此慷慨，以至地主支持他们工人的罢工和对土地的要求，从而使得他们自己也可以有资格被没收土地，并且以超过市场水平的价格获得补偿。实际上，沿着这一路线进行的改革可能对降低物质不平等程度的贡献非常有限。 ^[12]

补偿有时是通过秘密途径给予的。在意大利半岛的扩张过程中，古罗马共和国从被其击败的敌人手中没收了大量可耕种的土地，并且将它们转变为公共土地以分给定居者或者出租出去。后一种方式使得那些有实力对大片土地进行耕作和投资的人受益，从而公共土地更集中到富人的手中。在公元前133年做出对获得这类土地施加法律限制的早期尝试之后，事情发展到一个危险的境地，此时一个来自寡头统治阶级内部的民粹主义改革者提比略·格拉胡斯，实施了一项将每一个土地所有者的限额设定为略多于300公顷公共土地的再分配方案。过量持有的土地被无偿征收，并且被分配给贫穷的市民。分配的这些土地不能转让，阻止了富有和有权势的人购买土地取代这些新发展而来的小地主。精英阶层对于这场改革的反对在持续。通过为定居者提供启动资金来促进这一项目实施的各种努力，最终驱使被激怒的寡头政治家夺走了格拉胡斯的性命。这一再分配方案在其发动者手中仅仅维持了不超过4年，到公元前2世纪初，租金已经被取消，同时所有公共土地的持有人，包括那些拥有最大允许数量土地的人，开始享有这种能被出售的私人土地产权。因此，尽管这一项目可能产生较大数量的新的小地主（数量与市民人口的一部分相当），其对于土地财富分配的较为长期的效应只可能是温和的。 ^[13]

在现代菲律宾，战争或者革命威胁的缺乏使得地主中的精英放缓了他们的脚步：即使土地改革依然是一个长期的竞选口号，几十年以来都没有什么变化。纵然在1988年，他们做出了一个更为严肃的尝试，其结果依然是有限的，这和在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发生的事情一样。20世纪70年代的伊朗，尽管大多数的分成租佃式农民通过对多余土地的强制性出售获得一些土地，但由于对土地出售者存在偏袒和补偿性的要求，以及缺乏政府的支持，这一过程实际上提高了小地主之间的不平等程度。1848年夏威夷的《土地大分配法令》是产生不公平结果的和平性土地改革的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当时，集体耕作的土地在国王、酋长和大众之间分享着。因为建立私有产权需要申请者正式提出申请——这是很多平民家庭无法做到的，以及因为《外国人土地所有权法》很快允许外来者获得土地，随着时间推移，大多数没有被皇室申明产权的土地归入非夏威夷人的商业性所有权当中。 ^[14]

非暴力的土地改革只可能在一些最为罕见的情况下取得完全的成功。18世纪晚期，在西班牙发生的公共土地分配最多可以在部分意义上作为一个范例。在1766年发生的迫使查尔斯三世逃离马德里的暴乱触发下（因此也并非没有暴力的动因），出于本地的环境，这场土地改革产生了差异显著的结果。常常是那些能够支付农业生产工具的人可以从中受益。在某些区域，由于农村劳动力缺乏资金，同时受到了精英阶层操控性的干预，改革遭遇了失败。只有当上层阶级没有特别地专注于土地所有权时（如在马拉加），商人精英在土地所有权上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当农村劳动力的相对稀缺和土地的相对匮乏限制了地主的议价能力时，如在瓜达拉哈拉一样，土地改革才会成功。 ^[15]

在19世纪的塞尔维亚，平等化的土地改革在其获得独立之后才成为可能。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对塞尔维亚施加了一种将土地分配给与他们有着很好关系的穆斯林的封建制度。另外，强大的土耳其人压榨塞尔维亚农民，违法设立一种准私人性质的夺取产权的方式。本地农民被强迫支付较高的地租并提供劳务服务。1804年的起义之后，塞尔维亚迎来了双重统治的转型时期——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塞尔维亚自治从1815年持续到1830年，非法的产权主张被废除，同时封建地主和地租开始受到压制。1830年早期的一些方案要求大多数土耳其人在将其土地卖给本地人之后的几年内离开塞尔维亚。封建主义制度已经被废除，塞尔维亚人获得了土地上的私人权利。离开的土耳其人所放弃的一些土地被分配给了小农户。剩下的大地主被要求卖给耕种者一些房产，以及卖给在其土地上耕种的农民一定数量的农田。结果是，大地主几乎完全消失了，同时产权变得极为分散：到1990年，91.6%的塞尔维亚家庭拥有了房屋和其他不动产。在这个例子当中，在以“外国”精英阶层被强迫放弃其传统的特权地位的前提下，不平等程度得到降低。以之前的殖民者或者其他被掌控的精英资产为目标的土地改革同样发生在其他一些国家。 ^[16]

真正的和平改革常常需要某种形式的外国势力的控制，以限制本地精英的力量。这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波多黎各发挥了作用——即使在这里，也仅是大萧条和“二战”驱动下的美国平等化改革的一种副产品，它与美国占领下的日本发生的自上而下的土地改革恰好同时发生。殖民统治者在爱尔兰的土地改革中也发挥了作用。19世纪70年代晚期，鼓吹平等地租和保护佃农免遭驱逐的所谓“土地战争”，受到以罢工和抵制为主要形式的有组织的抵抗，但只有非常少的实际暴力行为发生。英国议会通过一系列法案来应对这些怨言，这些法案管制了地租，并且为佃农提供固定利息的贷款，这些佃农希望从有出售意愿的地主手中购买土地。在1903年，《温德姆法案》在政府同意用国家收入支付佃农提供的补偿和地主的叫价之间12%的溢价的情况下换来和平，从而为小农场的私有化提供了补贴。这就使得小农场能够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独立的时候，控制了爱尔兰全国一半以上的农田。 ^[17]

寻求和平、有效的土地改革的努力并不是特别成功。最有再分配效应的干预也许是由革命和内战造成的，也常常是暴力的，就像在法国、墨西哥、俄国、中国、越南、玻利维亚、古巴、柬埔寨、尼加拉瓜和埃塞俄比亚发生的大革命一样；也可能是其他一些形式的暴力动荡，就像在津巴布韦一样。在其他一些例子当中，均等化的土地改革是国外占领的战争（日本、中欧，以及“二战”后的韩国和朝鲜），战争的威胁（中世纪早期的日本、普鲁士），其他与战争相关的骚乱（危地马拉），对革命的担心（智利、秘鲁、埃及和斯里兰卡），或者是这些担忧和实际发生的战争（韩国和斯里兰卡）的一种组合所导致的。根据最新的调查，1900—2010年，超过87%的发生在拉丁美洲以外的主要的土地改革，都紧随着世界大战、非殖民地化、共产主义上台领导而产生。 ^[18]

如同在夏威夷和委内瑞拉一样，和平的改革可能使得富人受益，或者就像在爱尔兰和波多黎各一样得到公平的实施。关于和平开展并且导致重要矫正作用的自发土地革命的证据并不充足。这一结果并不让人奇怪：在那些迫切想要实行土地改革的、处于一定发展水平的社会当中，精英阶层的抵制常常可以阻碍或者削弱再分配的政策，除非暴力性冲击或者暴力的威胁要求更多实质上的让步。这就有助于解释明显缺乏带有较高“地板”（新的小农场的规模）和较低“天花板”（地主所有权的上限）特征的非暴力性土地改革的原因。 ^[19]

如果我们进一步回望更为久远的过去，这种图景也不会变化。表面上雄心勃勃的土地再分配计划不断被证实具有建立政权的特征，如同战国和隋唐时期以及汉朝时的中国，具有统治者竭力压低精英阶层财富的背景，我已经在之前的一些章节中提到了这些观点。在古希腊，土地改革和一些作用类似的措施——尤其是债务免除通常都与暴力政变相联系。从古风时期到希腊化时期，这类记载延续了好几个世纪。公元前7世纪的希普塞卢斯，作为柯林斯的第一个暴君，在消灭或者驱逐其反对派成员之后夺走他们的土地进行再分配。大约在相同时间或者稍晚一点，相邻的麦加拉城的忒阿根尼斯屠杀了富人在穷人土地上的牧群。在后来激进的民主时期，富人们被流放，其资产也被夺走，据说当时的穷人进入了这些富足的居所索取免费的食物或者实施暴力。虽然没有彻底取消债务的信号，不过借贷人被要求返还债务的利息。公元前280年，在奴隶和制造业工人的帮助下，阿波罗陀洛斯在卡桑德拉城掌权。据说他没收了“富人的财产，并且在穷人当中进行再分割，同时提高了士兵的酬劳”，这种状态仅仅维持了4年。在相似的环境中，克里尔考斯在公元前364年成为赫拉克利亚–本都卡的君主，也发布了一个关于土地再分配和取消债务的方案。 ^[20]

斯巴达的和平式土地改革也没有获得很多的进展。如同我们在第6章中看到的，土地财富的分配变得越来越不平衡，使得越来越大比例的公民被边缘化，全权公民的数量已经下降到700人（一个半世纪之前的数量是这一数字的10倍以上），其中100人被划分为富人阶级，其他人是他们的债务人。其他大约2000个斯巴达人被划分为二等公民，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收入已经下降到必要的阈值之下。公民群体中存在极端的不平等状况，更不必说斯巴达社会的其他下层阶级，这些情况为各种改革的尝试开辟了道路。

公元前3世纪40年代，由亚基斯四世实施的、意图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的第一次干预，目标是取消债务，并且把土地分成大小相同的4500块，再分配给公民和从属城邦的部分成员。当他外出进行军事行动的时候，这些努力都遭遇了挫折，亚基斯本人被流放，改革也失败了。第二轮干预变得更加暴力，公元前227年，国王克利奥米尼斯三世在雇佣兵的帮助下通过政变上台之后，杀害了斯巴达5位资深执政官中的4人，以及大约10位其他官员，并驱逐了80多人。他的计划与亚基斯的类似，并且得到了实际的执行，同时伴随着很快取得军事和外交成功的军事改革。最终他的统治在公元前222年的战败后被推翻，克利奥米尼斯逃走了，没有证据表明他的再分配措施被篡改了。然而，这场战败带来的大量伤亡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地主的数量。公元前207年，进一步的军事灾难促进了第三轮，也就是最激进的一轮改革，在纳比斯的领导下，成千上万的“奴隶”（也包括黑劳士）获得自由和解放。人们认为，他杀害、用酷刑折磨或者流放了富有的斯巴达人，并且将他们的土地分给了穷人。在他公元前188年被外国侵略者赶下台后，侵略者施行的一种反动的方案强迫将最近解放的黑劳士驱逐或者卖掉。这其实是土地改革的成功实施倾向于借助某种暴力措施的另一种表现，同时它也表明，这反过来会释放更强烈的报复性暴力措施。 ^[21]

“打破陈规”：债务免除和解放

尽管我们可以说，没有与某种方式的暴力联系起来的土地改革，如果有的话，也很少成为对抗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有效方式。可能对于债务免除而言，也大体如此。债务当然是影响不平等状况的因素之一。债务问题迫使农民卖出他们的土地，吞噬其可支配收入。至少在理论上，减少或者取消债务可能会让富有的出借人付出代价、改善贫穷的借款人的状况。在实践中，没有很好的证据表明这些措施带来了真正的成效。有记载以来，最早的文明社会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免除债务计划的证据：迈克尔·赫德森在取消利息或者债务本身，以及在公元前2400—前1600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释放债务奴隶方面收集了超过两摞的证明材料，后者是一种在《圣经·旧约》的“利未记”中规定的，每五十年纪念一次的古代西亚地区传统。苏美尔、巴比伦和亚述的皇家救济法令被认为是国家统治者和富有的精英阶层为控制盈余和征税及增兵能力而进行的长期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在第一章中讨论过。如果这种免除措施有效而且周期性进行，我们就能够期望这将会被计入贷款的条款（这可能会解释有记录的很高的利率）；如果这有效但是很少见，或者常见但没有效果，那将不会对不平等状况起到什么效果。不管哪一种方式，都很难将免除债务视为矫正不平等状况的有效工具。 ^[22]

废除奴隶制看起来像是一种有希望的矫正力量。在那些相对较少的精英阶层的大量资本与奴隶捆绑在一起的社会，解放奴隶有压制财富不平等的潜力。然而，在实践中，大规模的废奴运动进程常常与暴力动乱纠缠在一起。在1792年一次失败的尝试之后，英国议会在1806年通过了一项关于奴隶贸易的禁令，这是一项最初仅仅针对非英国殖民者的措施。其目的是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保护英国的国家利益，或者说是军事利益。1823年在德梅拉拉发生的起义，以及1831年和1832年在牙买加发生的大规模奴隶起义促成了正式的废奴运动。《废奴法案》在1833年迅速颁布，迫使获得自由的奴隶为他们的前主人免费工作几年，并且为奴隶主提供补偿。此法案要求提供的2000万英镑是一笔巨款，相当于该国当时年度财政支出的40%，在今天价值23亿美元（或者如果用英国经济在当时和现在的一个比例来表示，实际上超过了1000亿美元现值）。尽管这要比这些奴隶的市场价值低——在我们前面提到的时间段，其价值分别约为1500万、2400万，以及高达7000万英镑，考虑到4~6年没有报酬的学徒期，这种一次性的补偿方案的总价值不一定会带来显著的亏空。一半以上的费用流入地主和债权人手中，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定居伦敦的商人和食利者。这些食利者中没人拒绝这种补偿。在这种情况下，矫正效应注定是非常有限的。此外，在一个英国政府的收入要严重依赖关税和消费税这些间接税种的时期，承担大量债务来为这项计划融资的需求，实际上促使收入从大多数人手中被再分配给了更富裕的奴隶主和公共债务的购买者。 ^[23]

其他一些解放的例子甚至更直接地与暴力冲突联系在了一起。法国在1794年大革命的高潮时期废除了奴隶制，这是一项把圣多米尼克（现在的海地）造反的奴隶拉回到自己一边，从而远离敌人的策略性手段。这一措施随后被拿破仑废除了。在1804年，当海地宣布独立的时候，此前的奴隶主被赶走，而那些滞留的人则在当年的白人大屠杀中丧命。需要另一场暴力冲击来终结剩下的法国殖民领地上的奴隶制度：1848年的革命，作为欧洲范围内动乱的一部分，再一次推翻了法国的君主制，并且导致奴隶被解放。奴隶主收到了一些现金和贷款的补偿，但是要比在英国得到的更少。战争促使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西班牙殖民地废除了奴隶制度。在殖民统治者臣服于1808年拿破仑入侵西班牙引发的本地起义之后，这些新成立的国家很快就通过了解放奴隶的法律。在第6章中，我讨论了美国内战对奴隶制度的暴力性摧毁，此时对于奴隶主资产的无偿征用被对非精英集团的间接破坏抵消，从而降低了整体上的矫正效果。同时，英国对于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禁止，实际上是一种政府暴力的行为，促进残留在拉丁美洲的奴隶制度的衰落。巴西和古巴是主要的壁垒。在古巴（以及波多黎各）的例子中，是暴力冲突再一次促进了政策的改变。1868年的古巴革命导致奴隶在一场持续了10年的战争当中得到解放。从1870年开始，改革限制了奴隶制，直到1886年古巴的奴隶制被废除。当巴西继续进口非洲奴隶，违反其外交承诺的时候，英国海军在1850年攻击了巴西港口并摧毁了运送奴隶的轮船，迫使该国禁止了奴隶贸易。只有这一过程的最后阶段不是主要由暴力驱动的：从1871年开始，其奴隶制度逐步瓦解，最终在1888年被废除，而且没有对奴隶主的补偿。 ^[24]

一般来说，不管是通过战争或者革命的方式，暴力牵涉得越多，矫正作用就可能更有效（如同在海地、拉丁美洲大部和美国）。反之，这一过程越为和平，将会带来更多的补偿，同时有能力的奴隶主能够更好地针对这一转型过程（如同在英国和法国殖民地）进行谈判。只有巴西的情况在部分意义上是一种例外。因此，不平等程度的降低通常与本书前面几章提到的暴力的矫正力量有关。相反，能显著实现平等化（在物质意义上）的和平解放是少见的，甚至是不存在的。考虑到奴隶主通常控制着土地，并且能够从替代性的剥削性劳动安排中获得收益——例如在美国南北战争后的南方实施的分成租佃制，废除奴隶制的做法对于收入不平等的调节效应就更弱了。

“在健康和繁荣的基础上”：经济危机

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经济衰退能够降低不平等程度。第9章讨论的系统崩溃所导致的大规模经济衰退，具有我们能够从考古证据中识别出的矫正效应。紧随转型性革命而来的严重经济混乱可能产生相似的结果，虽然是在不那么剧烈的程度上。但是，“和平性”的宏观经济危机，即那些没有根植于猛烈冲击的经济衰退的作用是什么呢？对大部分人类历史而言，这些不平等程度的发展带来的危机所导致的结果是无法调查的。较早的一个例子就是西班牙的持续性经济衰退，在此期间，随着羊毛出口、贸易和城市活动的减少，实际人均产出在整个17世纪的上半叶也降低了。不平等的结果也会随着我们选择不同的代理变量而存在差异：虽然地租与工资的比例在这段时间内下降，意味着劳动回报要比土地回报更高，降低了收入不平等，但名义人均产出和名义工资之间的比率相当稳定，表明收入分配没有发生重要的变化。这也许在部分意义上是可得数据受到限制的结果，凸显出在前现代社会中探究经济力量引致的矫正效应的困难性。 ^[25]

只有更为晚近的事件才拥有大量的证据。主要的经济危机对不平等状况并没有产生一种系统性的负面效应。目前为止最为全面的调查审视了1911—2010年间发生的72次系统性银行危机和从其峰值下落了至少10%的100次消费衰退，以及1911—2006年间101次下降了同样程度的GDP下落。这些不同类型的事件仅在一般程度上存在重叠：例如，仅有18次银行危机与经济衰退同时发生。在25个国家发生的72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中，有37次产生了有用的信息。这些结果偏向于支持上升的不一致性：收入不平等程度仅仅在3个案例中下降，在7个案例中上升，如果人们将危机没有发生之前可用的数据包含在内，这一数字就会上升到13。消费下降更有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在36个可用的例子当中，有7个案例的不平等程度下降，只有2个案例有了上升。至于GDP的收缩，并没有明显的趋势。在这两种宏观经济危机当中，大多数例子只显示出非常小的不平等程度的变化。一项单独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67次GDP衰退的研究当中，识别出10个这些事件导致不平等上升的例子，这显示出更贫穷的国家面对这种冲击时更为脆弱。我们必须得出宏观经济危机不能作为重要的矫正方式的结论，同时银行危机甚至倾向于有着相反的效果。 ^[26]

一项对1880—2000年间16个国家的调查证实了上面的最后一个发现，不过添加了一个时间维度。“一战”前和“二战”后的金融危机，倾向于通过更快地降低较低水平人群的收入（比起最高收入者），提高不平等程度。主要的例外就是大萧条时期，即使是最富有的、严重依赖资本收入的群体收入水平下降，实际工资也上升了。大萧条是美国唯一一次对经济不平等产生了强有力影响的宏观经济危机：最富有的1%美国人的财富份额在1928—1932年间从51.4%下降到47%，正如最富有的1%群体的收入份额从1928年的19.6%下降到三年后的15.3%——如果将资本收入包含在内的话，则同一时期从23.9%下降到15.5%。最富有的0.01%的群体的损失特别的明显：他们包含资本收益的收入比例在1928—1932年间从5%降到2%。富有阶层的排名也相应缩水了：全国制造商协会会员数量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1933年间下降了2/3以上，银行的数量在1929—1933年间也从大约25000家下降到14000家。 ^[27]

总体而言，大萧条在不平等问题上的全球效应更为温和。在澳大利亚，最富有的1%群体的收入占比从1928年的11.9%下降到1932年的9.3%，不过在1936—1939年之间的平均水平为10.6%，比危机之前的水平没有低多少。在法国轻微地恢复之前，这一数字从1928年的17.3%下降到1931年的14.6%。同时，在荷兰则是于1928—1932年间从18.6%下降到14.4%，此后也同样跟随着部分的反弹。在日本，这种下降趋势相应地比较微弱和短暂，在新西兰就更加弱了。在这些年份当中，德国、芬兰和南非的最高收入者的份额保持稳定，而在加拿大和丹麦发生了实际上升。大萧条的平等化结果因此看起来大体上局限于美国。不过即使在美国，它也产生了好坏参半的结果：在矫正效应出现几年之后，直到发生战争，收入的集中度都保持稳定，战争开始后，不同的财富不平等测度表现出相互矛盾的趋势。 ^[28]

1929年10月29日、股票市场暴跌的4天前，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在一场演说中有个著名的错误断言，即“这个国家的基本经济活动，即商品的生产和分配，还处在健康和繁荣的基础之上”。但是，美国不平等问题的基础可能要比其不久之后所表现的更为稳固：在20世纪30年代末，精英阶层收入和财富反弹的信号应该让我们感到怀疑，即如果其没有被再次爆发的世界大战夺走的话，这种趋势还将持续多久。归根结底，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的恢复能力和反弹力，在最近的历史当中也是典型的。1987年的股票市场崩盘无法阻碍那一时期最高收入群体收入稳步上升的趋势，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带来的适度的均等化效应以及下一年的“9·11”事件带来的混乱到2004年就完全消失了。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也是如此，其对于最高收入群体的负面效应在4年之后完全消失了。不管我们考虑的是美国顶层1%、0.1%还是0.01%的收入群体，结果都是如此。在其他发达国家中，平等化的效应是异质性的，但同样较为温和。经济危机可能是严重的冲击，但在没有暴力压力的情况下，国家通常并不能仅仅依靠其自身来降低不平等程度。 ^[29]

“但我们不能同时拥有这两者”：民主

乍一看，民主制度的扩张看起来像是和平性矫正工具的合理候选人。然而，如同我们在第5章和第6章中看到的，正式的民主化不能轻易地被视为与暴力行动无关的自主发展。正如古代雅典民主制的演化似乎与动员群众的战争纠缠在一起，在20世纪上半叶的特定时段，选举权在很多西方国家的普及显然与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有关。仅仅是这个原因，即使民主化看上去对于这些社会的物质资源分配有一种平等化的效应，这种平等化效应至少在部分意义上是由战争的压力所驱动的。 ^[30]

此外，关于民主和不平等之间关系的研究长期以来产生了互相矛盾的结果。这种结果的模糊性，现在已经被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一问题最有雄心和全面的调查证实了。基于对184个不同国家从独立或者1960年（或稍晚一些）开始，一直到2010年的538个观测样本的描绘，达龙·阿西莫格鲁和他的同事发现民主对市场乃至可支配收入不平等性的影响并不一致。民主对可支配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的负向影响没有达到统计意义上的显著。许多基本的不平等测度不够精确，确实留下了可以被质疑的空间。然而，这种显著性关系的缺乏使得所有分析更为令人注目，原因在于民主对于税收收入占GDP的比例确实有很强的影响。这就意味着，民主在形成资源净分配时的作用是复杂且异质性的，民主与平等化再分配政策之间的关联性通常并不明显。原因有二：如果民主被有势力的选民“俘获”，平等化进程将会受到阻碍，同时民主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各种机会，但也可能提高收入不平等水平。 ^[31]

肯尼斯·舍韦和戴维·斯塔萨维奇所做的一项更为具体的研究，削弱了西方世界认为的民主化会约束物质不平等的观念。他们发现政党体制（政府是否由左翼政党控制）对于1916—2000年间13个国家的整体收入不平等状况没有什么影响，同时仅仅对收入最高的1%群体的收入比例有着很小的抑制效果。集中的、国家层面的工资协商同样也没有带来较大影响。他们也研究了选举权的扩大与党派之争以及最高所得税之间的关系。因为最高所得税一般会与不平等程度呈负相关，并且常常比不平等程度本身有着更好的证据材料，它们应该可以在获得可信赖的不平等测度之前充当一个粗糙的代理变量。舍韦和斯塔萨维奇发现，男性普选权的引入对于最高收入群体的税率并没有很强的影响：在15个国家当中，实施普遍男性投票权的前5年的平均最高税率只比接下来的10年稍微低一点。从1832年的《改革法案》到1918年男性普选权引入英国，选举权的扩大没有提高最高的税率水平。这些税率是被“一战”推高的，同时选举改革是追随而不是先于这一快速的剧变。最后，对转型为左翼政府之前和之后的平均最高所得税率进行比较之后发现，在这5年间——这些事件之前和之后的时期内——平均值仅增长了3个百分点（从48%上升到51%）。 ^[32]

相比之下，工会的力量实际上与不平等程度呈负相关。然而正像我在第5章中所展示的，工会化比例对于这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非常敏感，因此它不能作为民主本身的一个直接的函数或者表现形式。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曾经认为：“我们或者能够在这个国家拥有民主，或者能够让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我们不能两者都拥有。”结果发现，我们实际上能够两者兼得，只要我们用正式的词汇来定义民主，而不是用更符合这一知名学者意图的、更宽泛的实质性观念来定义它。相反，强有力的民主政府的缺位也绝不意味着与经济平等不兼容：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保持早期暴力冲击所产生的平等化成果上有着优良的记录，这些冲击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民主化运动聚集起能量之前，新加坡大体上也是如此。 ^[33]

第13章 经济发展和教育

“长期波动”：增长、技能和不平等

到目前为止，我分析的这些过程几乎都没有为和平性的矫正提供任何实质性的证据：非暴力的土地改革、经济衰退和民主化可能偶尔起作用，但是对于不平等状况没有系统性的负面影响。显著平等化的土地改革或者奴隶的解放通常都明显和暴力活动相关，这种关联性为本书的核心观点提供了进一步支持。低收入群体大规模地向国外迁移，有可能降低特定人群中的不平等程度：例如，有猜测认为，数以百万计的意大利人在“一战”前的一代人时间内移民到新世界，在工业化不平衡的时期，这有助于稳定甚至可能降低意大利的基尼系数和最高收入群体占比。这种类型的转移起到了一种人口学上的矫正作用，这类似于第10章和第11章讨论的流行病的作用，但更为温和。然而，虽然移民可能是一种既和平又有效的平衡手段，但大规模发生时才能产生明显的影响，而且（至少对最小群体以外的人而言）这取决于非常特定且历史上罕见的情况。最为显著的是在19世纪中叶和“一战”期间，移民大量涌入美国，以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较小程度上所发生的类似情况。实际结果可能相当复杂，这取决于移民群体相对于原籍人口的构成和汇款的作用。由于所需要的资源和很多东道国的政策，今天向外的移民常常来自社会当中境况较好或者受到良好教育的那部分群体。另外，如果没有考虑移民对于接收群体的不平等化效应，移民对不平等程度影响的任何评估都可能是不完整的。 ^[1]

这样，我们就只剩下有时被认为是最强有力的一种压制力量：经济发展。乍一看，国家财富增加会缩小收入差距的说法似乎是可信的：毕竟，当今世界上最富有的经济体，其不平等程度总体上低于前几代人的水平，而且与许多欠发达的经济体相比，它们往往表现得很好，但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如果我们有石油蕴藏丰富国家的更可靠数据，例如那些波斯湾国家的数据，我们可能会得到更高的不平等程度，将外籍居民包含在内的时候更是如此。我们因此需要通过排除那些严重依赖商品出口获得经济发展的国家，来限定高人均GDP和温和的不平等程度之间的任何联系。但是，这种复杂的情况与出现的问题相比相形见绌，因为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的富裕西方经济体，以及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发展，一般都是由20世纪上半叶的大规模暴力冲击，以及由此助推产生的政策和经济后果决定的。简单地说，这意味着尽管这些社会现在都很富裕，而且通常并不是特别不平等，但后者不一定是由前者造成的。考虑到这些转型冲击的严重性和它们对整体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多方面影响，讨论不平等程度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和人均产出这样的问题，似乎意义并不大。 ^[2]

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从两方面研究了经济发展对于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贡献：通过考察人均GDP本身与这些不平等测度有着系统性关联的主张，以及聚焦于没有牵涉从1914—1945年的（如果我们将亚洲的革命包含在内，则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暴力性混乱的那部分地区。或者更确切地说，聚焦于那些没有像大多数富裕的西方国家和亚洲大部分国家一样直接牵涉其中的地区：非洲、中东，尤其是拉丁美洲地区。

我们将收入不平等程度与经济发展相关联并受其驱动这一思想的经典表述归功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回到20世纪50年代，库兹涅茨作为研究美国收入差距的先驱，提出了一个刻意简化的模型。如果城市中的平均收入水平高于农村，也许收入分布得更不均衡，那么超越传统农业模式的经济进步最初会提高不平等程度，城市化也提高了城市人口的比例和城市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权重，由此扩大了收入差距及整体上的不平等程度。一旦人口的大多数转移到非农业部门，这些差距将会缩小，这是一个对更为稳定的生活条件和城市工人不断提高的政治权利做出响应，从而被工资水平的提高所强化的过程。这最后一个的因素，反过来又通过如税收、通货膨胀和对资本回报的控制等财政政策抑制富有阶层更高的储蓄率带来的不平等化效应。因此，按照库兹涅茨自己的话来说：

人们可能因此认为，不平等的长期波动是长期收入结构的特征。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当从前工业化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时候，不平等程度的扩大是最为迅速的；然后暂时变得稳定；进而在后期一些阶段缩小了。

值得注意的是，库兹涅茨认为政治因素相当重要，特别是对于缴税和转移支付之后的净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发展：

（在财政措施和福利收益方面，）为了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必须强调长期波动的下行阶段，导致收入不平等状况在长期过程中的扩大和缩小趋势发生了逆转。

然而在他的模型中，即使这些因素，也发生在经济变化之后，并且其预测在逻辑上取决于经济变化，基于这一原因：

收入不平等的长期波动趋势应该被视为更广泛的经济增长过程的一部分。

尽管库兹涅茨自谦地将其这一贡献的特点描述为：

也许5%是根据经验数据信息得出的，同时95%来自推断，其中一些可能被一厢情愿的想法“污染”了……这种预感需要进一步调查。

这一模型最终变得非常著名。它变得流行起来，并不仅仅是因为像皮凯蒂在某种程度上敏锐地观察到的——它表面看起来是乐观的，并且为资本主义经济体提供了“‘冷战’期间的好消息”，也是因为它似乎与全球范围内不断增长的实证数据十分匹配，这些数据是库兹涅茨不可获得的。 ^[3]

跨国数据的集合将不同地方的人均GDP与不平等程度联系起来，表面上为库兹涅茨的预测结果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证。将其应用于全球数据集合，并且在一张图上描点后，通常会产生一条倒U形的曲线。低收入国家通常要比中等收入国家表现出更低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程度更低（见图13.1）。

这种在不同国家产生的重要趋势已经被当作反映跨时变化的代理变量，以支撑收入不平等程度随着强烈的经济增长首先上升然后下降的观点。因此，可以预测正在经历经济发展的理想类型经济体中，其不平等程度会在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沿着这条倒U形的曲线发展。 ^[4]

然而这种方法存在着多重且非常严重的问题。数据质量是我们的一项顾虑：利用世界不同地区的大量观测数据进行的调查，只有在它们能容忍有问题的精确度和可靠性的证据时才是可行的。可靠的结果要求数据在不同国家之间是完全兼容的，但实际上常常并非如此。而且，更糟糕的是，跨国面板实际上越来越明显地被大规模的宏观区域特性破坏。因此，在这些面板数据中出现倒U形曲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球两个不同地区，即拉丁美洲和南部非洲的中等收入国家的极高不平等程度造成的。根据一项在2005年前后进行的135个国家的收入基尼系数调查，拉丁美洲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处于最高位置。在那个时候，拉丁美洲国家中最富有10%群体的收入份额平均占41.8%，而世界其他国家的均值为29.5%。如果排除拉丁美洲和一些高度不平等的南部非洲国家（南非、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或者用区域虚拟变量代替，倒U形曲线就在跨国样本的图中消失了。不管是基尼系数，或者是最高收入的十分位被用来衡量不平等程度，结果都将如此。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国家间都有着截然不同的人均收入水平，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南亚的低收入国家到亚洲和东欧的中等收入国家，再到高收入的发达国家，其人均收入水平现在一般都集中在0.35~0.45之间的收入基尼系数范围内。不存在系统性的取决于收入的不平等状况曲线。相对于人均GDP而言，不平等结果一般都相当具有异质性，特别是在高收入国家当中，具有较高不平等程度的美国和较低不平等程度的日本及部分欧洲国家并存。 ^[5]

因此，国家内部分析已经成为记录人均增长过程中发生的变化的唯一可靠方式。一项1998年实施的纵向数据的开创性研究没有发现支撑库兹涅茨命题的证据。在分析的49个国家样本当中，有40个国家，在其经济随着时间推移获得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出现显著的人均GDP和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倒U形曲线关系。在剩下的9个样本中，有4个国家的数据支持的是与倒U形分布相反的情况，这看起来颠覆了这一模型。49个国家中只有5个表现出显著的倒U形模式，尽管其中两个遇到了数据异常，为这一发现蒙上了疑云。这就使得我们仅剩下3个国家样本具有显著的经济发展和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库兹涅茨式关系——其中一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是相当小的国家（墨西哥和菲律宾是另外两个）。尽管必须指出的是，这一调查的时间跨度可能太短因而不能产生更为可靠的观察结果，这些研究的发现也不能激发人们对库兹涅茨命题的更多信心。 ^[6]

其后，长期的国家内部调查没有为这种假设的关联提供太多实质性支撑。现在看来能找到的最好例子就是西班牙，1850—2000年，其收入的基尼系数先是上升，然后出现了下降。如果我们准备扣除20世纪40年代和第6章中分析的西班牙内战和佛朗哥政权建立之前的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剧烈短期波动，我们能够观察到一种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长期性增长，即从19世纪60年代的大约为0.3的基尼系数值——此时的人均GDP约为1200美元（用1990年的国际美元表示），增长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后期的0.5~0.55的峰值，这时的人均GDP大约在2000美元，到1960年，整体水平下降到0.35左右，人均GDP已经达到3000美元。所有这一切，可以说是从农业向工业逐渐转型的结果。反过来，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拉丁美洲国家的长期时间序列数据中总体上没有表现出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一种整体上的倒U形曲线模式。更为重要的是，早期的工业化国家在人均GDP为2000美元的时候，同样没有达到不平等趋势的转折点：英国在1800年左右达到这一水平，美国大约是在1850年，法国和德国则是在20年之后。同时，在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收入（或财富）不平等程度开始下降——在这些经济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时候，也没有像1865—1907年间那样，明显地下降到更低的水平。 ^[7]

最近的另一项研究聚焦的是农业人口的相对份额和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关系，用来检验库兹涅茨最初的两部门模型。预测的相关性再一次没有得到证据的证实：它没有在不同国家出现，同时在单个国家内部也不显著。最后，当我们用非参数回归方法比较多个国家内部时间序列数据的时候，也没有出现经济产出和不平等程度之间的规律联系。这种方法表明，即使在人均GDP的可比水平上，不同国家的发展情况也有很大差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不平等趋势的时间和方向上都有相当大的差异。总而言之，在识别倒U形模式和一些支撑性例子的持续性努力之外，大量的数据也无法为库兹涅茨60年前首次展望的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系统性关系的观念提供支撑。 ^[8]

经济发展和不平等之间存在可预测的联系吗？答案取决于我们的参照系。我们必须考虑到存在多个库兹涅茨周期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一些波动，其存在会干扰那些被设计用来寻找单一曲线的测试。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对经济转型引发不平等现象应该少有质疑——不仅是从农业到工业系统，而且是从采集到农业模式，现在则是从一个工业化经济到后工业化的服务经济。但是，矫正效应又如何呢？就像我在附录中提出的，有效的不平等（相对于一个特定社会的理论上的最大可能的收入集中程度）并不总是会随着经济发展而下降。传统的名义不平等衡量标准并不能很好地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在某些发展阶段，经济的进步预示着不平等现象的减少。主要的替代性选择与长期历史中的证据更为一致，在没有暴力冲击的时候，不平等程度的暂时性上升不大可能被逆转。

另一种流行的观点集中在所谓的“教育和科技之间的竞争”。技术变化决定了对特定技能的需求：如果供给滞后于需求，收入差距或者“技能溢价”会上升；如果供给赶上了需求或者过度增长，溢价则会下降。然而，这适用于一些重要的事项。这种关系主要适用于分析劳动收入，但不大可能影响资本的收益。在财富收入不平等程度很高的社会，这必然会削弱特定类型劳动力供求之间的相互作用对总体不平等状况的影响。此外，在早期，除技能外，对劳动收入的限制可能发挥重要作用：奴役和其他形式的胁迫或半依赖性劳动可能扭曲收入差距。 ^[9]

这样一些因素可能有助于解释在前现代社会当中，为何技能溢价和不平等性没有系统地联系在一起。对于欧洲的部分地区，我们可以把时间回溯到14世纪。技能溢价的崩溃是对黑死病做出的反应，因为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上升了，我在第10章中分析了这一过程。在欧洲的中部和南部，一旦人口得以恢复，技能溢价就会再次上升，然而直到19世纪的末期，技能溢价在西欧都维持在低水平上，而且是相当稳定的。后一个结果是不寻常的，部分原因似乎是熟练劳动力的灵活供给，还有部分原因是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有助于维持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两者都受益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改善。然而，尽管中世纪末期技能溢价的下降伴随着一种普遍的收入不平等的矫正，但后来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远远没那么直接：1400—1900年，西欧稳定的技能溢价并没有转变成稳定的不平等状态。 ^[10]

一个经济体变得更为发达，其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就会更好，就可能出现更多的技能溢价导致整体的收入不平等。我们必须问，控制技能供给的机制——最重要的是教育，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一些基本因素决定的。大规模教育是现代西方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产物，是一种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受到国家间竞争驱动的过程。更具体地说，教育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一次性的暴力冲击是很敏感的。美国19世纪末期以来的技能溢价的演化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1929年，手工行业中的技能比例要比其在1907年的水平低得多。不过，大部分的下降集中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的末期：在我们拥有数据的5个职业中，22年时间里，有4个职业的净减少发生在1916—1920年间。在那个时候，“一战”提高了对非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并且重塑了体力劳动工资的分布。战时通货膨胀和冲突带来的移民流量的降低也促进了这一突然而强有力的均等化变动。白领和蓝领收入的比率也遵循着同样的模式：再一次地，1890—1940年间，整个净下降主要发生在1915年—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这几年之间。 ^[11]

工资离差的第二次压缩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二战”造成了对非熟练劳动力的新的强烈需求、通货膨胀和国家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这就导致所有男性工人中，顶层与底层群体的工资份额的比率不断缩小，同时降低了有高中学历和大学学历的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1939—1949年间，教育的回报率经历了戏剧性的下降，不管是受过9年教育的工人与高中毕业的工人相比，还是高中毕业的工人与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相比，都是如此。尽管与战争相关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后来提高了这一均等化的压力，但即使是提高的大学入学水平也无法阻止20世纪50年代已经开始的部分性恢复。20世纪第一个10年末期和20世纪40年代的急剧下降是仅有的存在记载的这种量级的变化。因此，即使不断增加的教育机会有助于限制以技能为基础的工资差距——它们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暴涨，但实际的矫正几乎完全限定在此国经受了战争引发的暴力冲击的相对短的时期内。 ^[12]

“如果你把智力和专业能力与社会良知结合起来，你可以改变一切”：没有冲击的矫正？

现在我要谈谈我的第二项策略，即通过在没有直接遭受过1914—1945年间的暴力冲击以及之后的余波，同时也没有经历过革命性转型的那些国家中寻找不平等程度减轻的例子，识别出经济的平等化力量。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而言，这种方法以和平方式为矫正提供了少许坚实的力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在收入不平等方面没有出现长期的衰退。20世纪90年代，葡萄牙和瑞士市场收入基尼系数的下降与最高收入群体收入份额的信息是冲突的。后苏维埃国家已经部分地从1989年或者1991年由贫困剧增导致的不平等程度的迅速上升中恢复过来。中国和印度这样非常大的国家，以及其他一些人口众多的国家，例如巴基斯坦和越南，都经历过不平等程度的不断上升。这4个国家一共占据世界人口的40%。在世界的某些地区，例如在泰国，抵消的情况是很少的。在中东地区，据报道，埃及在20世纪80年代及21世纪经历过不平等程度的下降，但是最近的一些研究强调了这一数据的缺陷。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改革导致不平等减弱后（本文第12章关于土地改革的一节对此进行了讨论），波动幅度不大，也许是这个国家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其他例子包括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的伊朗，以及21世纪的土耳其。以色列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一直在上升，尽管市场收入不平等仍然相当稳定，这是一种令人费解的累退式再分配模式。 ^[13]

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有时被视为和平性的收入均等化的受益者。然而这种印象依据的是不可靠的基础：对所有28个可以获得这一时期的标准化收入基尼系数的国家而言，除了1个国家以外，基础数据都是匮乏的，同时不确定性的边界范围通常也很广。在南非这个有着高质量信息的单个例子当中，不平等程度依然相当平稳——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上。在其他27个国家中，有13个国家观察不到显著的趋势，同时在另外5个国家当中，不平等程度实际上升了。28个国家中仅有10个出现了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它们仅仅占到总样本人口的1/5。更重要的是，相关基尼系数的置信区间往往很宽：在95%的置信水平上，它们平均在12个百分点，主要集中在9~13个点之间（这一均值对不平等程度不断下降的国家和其他国家而言，大体上是相同的）。在许多例子当中，这些变化幅度超过了不平等程度隐含的变化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确定一个整体的趋势。然而，即使我们准备按照其表面上的数据接受这些结果，它们也将不会指向一个不平等程度降低的持续性过程。尽管该区域中的一些国家近年来能够很好地享受一种和平性矫正力量，这里也根本没有足够的可靠证据，能在此之上做出关于这种发展的本质、外延和可持续性的更一般结论。 ^[14]

给我们留下最大和最好记录材料的例子的就是拉丁美洲。在我们拥有数据的区域中，大多数国家从21世纪以来都表现出收入差距的显著降低。更为细致地思考拉丁美洲的发展是有道理的。根据此前几章中讨论过的暴力性矫正力量，这整个地区为我们提供了能在这个星球上找到的，与旧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和北美最为接近的——尽管在很多方面不是特别接近的反事实。作为最罕见的一些例外情况，即拉丁美洲没有受到大规模动员战争和转型性的革命这样强烈的暴力冲击的影响，它使得我们能够在一个温和的环境中探索不平等状况的演化。 ^[15]

一系列的代理变量数据和创造性的现代复原可以帮助我们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可靠的收入基尼系数数据通常只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能得到，那时一些国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不过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数据在质量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因而，不能完全信任更早一些时期的研究发现。即使如此，追踪拉丁美洲收入不平等的长期演化过程已经变得可行了，至少在大体上是如此。从19世纪70年代—20世纪20年代的第一次全球化时代，保持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是由农产品和矿产品出口到正在工业化的西方世界所驱动的。事实证明，这一进程对精英阶层的益处过大，并加剧了不平等程度。 ^[16]

出口驱动的发展，在“一战”之后首次放缓，“一战”抑制了欧洲人的需求，并且当大萧条在1929年袭击美国的时候，它就陷入了停顿状态。“二战”进一步减少了至少部分形式的贸易活动。1914—1945年间的这些年份，表现为一个转型和增长减速的时期。在6个有相关文献资料的国家中，这段时期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持续上升，经过人口加权之后，基尼系数从1913年的0.377上升到1938年的0.428。尽管避免了被直接牵涉进这些战争当中，拉丁美洲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暴露在区域外发生的暴力和宏观经济冲击的影响之下。贸易中断和不断变化的思想观念流入是最重要的后果。这些冲击预示着全球化第一阶段的结束，经济自由主义开始衰落，同时向不断增加的政府干预转变。 ^[17]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当中，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通过更为强烈地促进主要针对国内市场的工业能力适应了这一全球趋势，并且通过依靠保护主义的措施来促进这种发展。这最终恢复了经济增长，并且在收入分配方面留下了烙印。在整个区域范围内，这些结果的差别很大。在更为发达的经济体中，经济增长提升了中产阶级、城市部门，以及白领工人在有工资的劳动力中的比例。这些变化有时伴随着更具福利导向和再分配性的政策，并且被其强化了。外部影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如英国1942年关于社会保险的《贝弗里奇报告》和其他一些西方战后计划项目，都启发了南美洲南部国家的社会保障计划。不平等程度以不同的方式受到了影响。收入不平等状况有时被弱化，例如在阿根廷，也可能会在智利；有时它们增长了，最明显的是巴西；同时在其他一些国家，它们首先上升，然后下降了，如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在这些地方，非熟练劳动力的巨大存量和对技能劳动力的高需求提高了不平等程度，直到这些压力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消退为止。 ^[18]

尽管文献中普遍地提到了我们在向更大程度的收入平等化迈进，但人口加权的基尼系数展示了一个不同的情况，特别当我们关注的是更长时间内的净结果时更是如此。在我们有数据的、可以回溯到1938年的6个国家当中，除了1个国家之外，其他所有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在那一年到1970年之间都上升了，同时人口加权的总体收入基尼系数从0.464变成0.548。在一个有15个国家的更大样本中，其中13个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在1950—1970年间上升了，整体样本中的增长更为温和地从0.506变成0.535——以国际标准来看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在经历了不平等程度净下降的3个国家当中，有2个国家的这种改善实际上仅限于20世纪50年代：在阿根廷，它们与胡安·庇隆激进的中央集权和再分配性政府相吻合；在危地马拉，它们发生在一场血腥的内战期间及之后。委内瑞拉因此成为通过经济发展实现和平性矫正的主要候选国，如果我们接受另一组不平等状况估计——这些估计表明1930—1970年间的矫正是由经济及（和平的）政治变革推动的，那么智利可能也会加入这一行列。 ^[19]

20世纪70年代，用以维持保护主义政策和国有化产业的公共借贷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失落的年代”，在此期间，经济增长陷入停滞，贫困扩大了。这反过来刺激了经济自由化，从而开放了区域经济并促使它们融入全球市场。在不同的国家中，不平等的后果有着相当大的差别，然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整个地区表现出来的是，人口加权的收入基尼系数有温和的增长，每10年的提高要略微小于2个百分点，并且在2002年前后达到了峰值。 ^[20]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拉丁美洲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在各种经济条件下都提高了：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和保护主义制度、经济停滞和自由化。在4个有着最长时间序列数据的国家中，人口加权的收入基尼系数从1870年的0.348一路上升到1990年的0.552；有6个国家从1913年的0.377变为1990年的0.548；有15个国家从1950年的0.506上升到1990年的0.537。尽管这样的结果掩盖了局部的变化，并且平缓了暂时的波动，尽管准确的数值常常不为人所知，这种长期的趋势却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至于能够发现的进步，它仅仅是20世纪下半叶不平等程度上升过程中的一个轻微的减速。正如我们在图13.2中能看到的，临时的矫正效果是短暂的，同时仅限于经济下行的那些时期，这是由20世纪第一个10年和20世纪30年代先后发生在英国、美国的宏观经济危机，以及20世纪80年代国内和国际因素导致的深度衰退所触发的。 ^[21]

拉丁美洲收入不平等演化过程的最新阶段开始于2000年之后不久。这也许是历史记载中的第一次，收入不平等状况在整个地区都下降了。在所有已经产生了相关数据系列的17个国家中，有14个国家在2010年的收入基尼系数要低于它们在2000年的水平。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或许还有危地马拉，成为仅有的有记录的例外。对其他14个国家而言，市场收入的平均基尼系数从0.51下降到0.457，同时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基尼系数从0.49下降到0.439，或者说每种测度的下降都超过5个点。这种收缩从其规模和地理范围上而言都肯定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但需要我们从正确的角度来看待。它使得市场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从印度这个典型的高度不平等社会的水平降低到更接近于美国的水平，然而净不平等程度的下降使得拉丁美洲的基尼系数从中国和印度那样的水平提高到比美国这种西方国家中没有争议的“不平等冠军”依然高7个点的水平。因此，不要高估这些变化对于拉丁美洲收入异常失衡的分配的影响。 ^[22]

更为糟糕的是，从2010年开始，这种下行趋势在略少于一半的、我们有数据的国家中持续存在（在阿根廷、玻利维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乌拉圭和委内瑞拉）。在那些年份里，巴西、智利、危地马拉、巴拿马和秘鲁的不平等程度都相当稳定，墨西哥和巴拉圭则开始攀升，或许在洪都拉斯也是如此，只不过缺乏这里的证据。哥斯达黎加总是与整个区域的趋势背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不平等程度一直都有轻微的上升。所有这些对于20世纪第一个10年所发生的矫正的原因和可持续性都提出了严肃的质疑：这会不会是一种短暂的进步呢？

一旦这个区域中的国家已经越过了某种类型的发展过程中的转折点，即此时这些经济体已经变得足够富裕，从而收入得到更为公平的分配，那么几乎不可能将这种矫正解释为它是对不平等程度的库兹涅茨式向下压力的结果。在2000年，不平等程度下降的14个国家中，最富有和最贫穷的国家（分别是阿根廷和玻利维亚）的人均GDP相差7.6倍。虽然偏向较低的一端，这一较宽范围的离差还是非常整齐的：有5个国家的每年人均GDP的均值在1000~2000美元之间，有另外5个国家在2000~4000美元间，其他4个国家则介于5000~8000美元之间。单凭这一点，就可以排除在接下来的年代中观察到的同步矫正是与其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可能性。正式的检验已经证实，尽管这些年有强劲的经济增长，库兹涅茨模型也不能解释大部分我们观察到的不平等程度的下降。 ^[23]

最近的一些研究已经确定了形成这一过程的几个原因：不断下降的技能溢价和强劲的国外需求，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的缩小、市场收入不平等的压缩；从先前加剧贫困水平的非平等化宏观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由更迅速的经济增长驱动强劲劳动力市场；以及某些政府转移对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的再分配效应。至少在理论上，这些因素中的第一个特别有希望成为长期维持平等化的一个潜在的和平性动力。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改革往往伴随着教育系统的扩张，这种扩张一直在持续，同时增加了熟练工人的供给，这反过来降低了更高层次教育和技能溢价的回报，也因此降低了整体的劳动收入不平等性。技能溢价的降低更多地归因于供给的改善还是需求的下降，这个问题并没有单一的答案。在一些国家，溢价缩小是对更弱的需求的反应，例如在阿根廷，这就为经济发展的未来前景布下了疑云。在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不平等程度的下降是因为有着中等或者高等教育程度的工人的实际（而不仅是相对的）收入面对更弱的需求下降了。萨尔瓦多是一个特别值得担忧的例子：对所有工人来说，实际工资都下降了，但受到更多教育的工人下降得更多。这就可以作为一种提醒，平等化的结果并不总是来自令人满意的经济发展。 ^[24]

在某些情况下，不断下降的技能溢价产生的分配收益可能需要付出较高的代价。根据一项惊人的发现，现在玻利维亚的教育价值如此之低，以至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与那些只受过小学教育的工人相比，工资溢价为零。这就指出了技能溢价降低的一个替代性或者至少是补充性的原因。随着接受超过基本水平的教育机会的增加，教育的质量可能已经恶化了，同时教育和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的匹配可能很差。这种悲观的观点得到了一些证据的支持，秘鲁和智利的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下降以及阿根廷、巴西和智利中学教育与雇主需求之间的不匹配造成的后果产生了负面效应。 ^[25]

其他经济因素的影响可能是更为短暂的。国际上对大宗商品的强劲需求，缩小了农村工人与城市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但是这种效果已经弱化了。2002年以来的一些平等化倾向，仅仅代表了之前由于经济危机引发的不平等程度的暂时性暴涨的一种恢复。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阿根廷，1998—2002年间发生的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崩溃使得大部分人口陷入贫困。从那时起，稳定的经济复苏，以及向低技能劳动密集型部门的转移，降低了对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而且压低了技能溢价，使得不那么富裕的一半人口获得了不成比例的收益。因此，阿根廷也拥有了更强大的工会和更多的政府转移支付。哥伦比亚、厄瓜多尔、乌拉圭和委内瑞拉同样在相似的恢复过程中经历了一些不平等程度的缓解。根据一项估计，如果我们排除从危机中恢复而产生的平等化效应，2000—2005年发生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平均下降，其变化大约都表现在基尼系数的小数点后一位上，因此是非常温和的。更普遍的是，20世纪90年代自由化带来的不利短期效果的减少发挥了一种缓和的作用。每年平均4%的经济增长，换言之是此前一些年代实际值两倍的强劲经济增长促进了就业，但据估计这仅占观察到的不平等程度变化的一小部分。此外，这些有利的条件不再适用，因为这一区域的年GDP增长率在2010年之后的5年都在下降，从2010年的6%变为2015年预估的0.9%。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巴西——目前这个区域最大的经济体，据说将经受住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所有这些都让人怀疑进一步矫正的前景。 ^[26]

最后，作为一种消除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的工具，政府转移支付的扩张吸引了相当多的公众关注。例如在巴西，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转移支付的规模、覆盖面和分布的变化能够解释大约一半的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家庭补助”计划已经触及1100万贫困家庭。尽管如此，与发达国家的情况相比，拉丁美洲再分配性转移支付的实际规模仍然是非常小的。事实上，大量贫困家庭的存在，使得即便是相对不多的转移支付（大约为GDP百分点的十分之几）对许多人的生活产生影响，并可能带来平等化效应。然而，西欧国家的总收入往往与可支配收入差别很大，而在拉丁美洲，它们则基本上不会这样。人们已经为此找了多种原因。以国际标准看，拉丁美洲征税的数量相对于GDP而言比较小，同时收入税特别低。同时，逃税现象也非常普遍，部分是源于对政府的不信任，部分是由于存在规模庞大的非正式部门。对于整个区域而言，平均的收入税免税额大约是人均GDP的两倍，在一些国家，累进税率只适用于很高的收入水平。政府收入的缺乏因此严重限制了转移支付的潜力。更为糟糕的是，一些福利计划反而有助于产生净不平等。养老金和失业保险不成比例地有利于那些在收入分布的前20%的群体——他们主要是有着正规就业安排的城市工人，同时歧视农村人口和在非正式部门的人。只有一些直接的现金转移支付计划会不同，因为它们大多支持的是在收入分布的下半部分的人群——但是它们也只是在不受收入限制和更多倒退形式的福利抵销的情况下能够做到这样。 ^[27]

为什么拉丁美洲的财政再分配政策如此脆弱？这一问题将我们带回到这本书的中心主题，即暴力冲击的革命性力量。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西方的累进制财政系统牢牢根植于两次世界大战。相比之下，这种经济发展并不是衡量财政再分配程度的有效指标。1950年，当西方国家和日本正忙于对富人征税和建立雄心勃勃的福利体系的时候，在德国、法国、荷兰、瑞典、英国和加拿大，人均GDP（1990年的国际美元标准）的范围是4000~7000美元，在日本是接近2000美元。那个时候，即使美国的人均GDP水平也没有大幅度高出西欧国家。这些数值在那个时候，大体上与阿根廷和委内瑞拉这样领先的拉丁美洲经济体是一致的，与今天更大范围的拉丁美洲国家相同：在这一区域的8个最发达的主要国家中，等价的人均GDP在2010年是7800美元，在一个更大的样本中平均为6800美元。按照这一标准，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现在的平均生活水平，要比1950年的美国平均水平更好一些。 ^[28]

这表明拉丁美洲国家的财政约束并不是由其经济表现决定的。在全世界，不仅仅是在20世纪的前半叶，千百年来，暴力冲击已经成为财政体系扩张的一个重要的前提。血腥的跨国战争和变革性的革命，在过去两个世纪的拉丁美洲历史中只起到了非常小的作用。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在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国家，不平等程度多么严重。本区域所特有的许多特征都被援引来解释这一现象，尤其是种族主义、强迫劳工和奴隶的殖民制度的遗毒，以及庇护主义和寡头势力的持续存在。然而，我们试图使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大多数地区之间的不平等的规模持续存在合理化差异时，没有出现的那些因素可能是同等的，甚至可以说是更为重要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先不说其合理性，收入平等化的重大突破的可行性都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29]

与教育、外国投资、税收和转移支付方面的公共支出有关的政策，大体上解释了21世纪以来在拉丁美洲发生的矫正效应。更纯粹的经济因素以有利的国际环境和从之前的危机中恢复的形式为平等化做出了贡献，但已经被证明这些因素的作用是更为短暂的。随着经济复苏和外部需求的下降，进一步的矫正将要求更为激进的财政调整，以促进教育（考虑到不断下降的技能溢价，如果它源自不断下降的需求或糟糕的教育结果，那它就是好坏参半的）和扩张再分配性的转移支付。这一始于10多年前的矫正是否将会持续——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很多案例中是重新开始，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从现在开始的5~10年里，我们将对这一趋势的可持续性有一个更好的认识。 ^[30]

我的结论是，拉丁美洲的经验只为和平的不平等程度的弱化提供了非常有限的证据，同时，至少在现在，缺乏暴力冲击就绝没有持续和实质性的矫正效应。在过去的150年中，不平等程度上升的各种阶段都伴随着一些偶发的反转，这些反转与例如西方宏观经济危机这样的外部因素，或者与在一些例子中激进的或者暴力的政策联系在一起。尽管很难不赞同玻利维亚总统胡安·埃沃·莫拉莱斯·艾玛的格言，即“如果你将智力和职业能力与社会良知结合在一起，你就能改变一切”，拉丁美洲的历史对暴力方式在矫正不平等问题上居首要地位几乎没有任何反驳能力。 ^[31]

此外，本章和前一章分析的这些力量当中，没有一种对于物质不平等有持续的抑制作用。和平的土地和债务改革、经济危机、民主和经济增长都是如此。它们的共同点是它们时而能够降低不平等程度，时而不能：简而言之，这里甚至没有统一的结果趋势。当现代经济发展使得人力资本的重要性相对于物质资本上升，同时当人力资本分布的不平等主要是教育供给的一个函数的时候，关系到后者的平等化政策可能看起来特别有价值。即便如此，尽管由于教育在工资差异上的影响，对教育上的投资可能确实是一种可行的非暴力矫正机制，但在历史上它一直被卷入不那么和平的进程：20世纪当中，关于美国技能溢价有记载的大幅波动再次显示了战争在影响社会政策和经济回报中的重要性。如同我们在第5章中所看到的，工会化也是如此。再分配性的财政和福利政策确实减少了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但是它们的规模和结构也往往与暴力冲击及其长期影响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是西方和东亚之间的不平等状况的对比，另一方面是拉丁美洲的状况，提醒我们要注意这种基本的联系。即使在评价了降低不平等程度的替代性原因之后，我们也无法逃避这一事实，即不管是真实发生的还是潜在的暴力，长期以来都是平等化政策措施的关键催化剂。

第14章 如果是另一种历史，那会怎么样呢？从历史到反事实分析

“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的经验教训

历史能告诉我们多少关于不平等的动态变化呢？我的回答是历史可以提供许多不平等的动态，但是并不能提供我们所需的一切答案。让我们从此前的分析开始。集约型经济增长可能引起物质资源分配上的日益失衡，但物质资源分配失衡并不（总）是由其直接引起的。正如我们通常所说的那样，尽管在一些不发达的经济体中，实际不平等状况达到了非常极端的水平，但是，名义上的不平等最终是由产出规模高于最低生活标准的状况决定的：产出越多的经济体，资源越会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可以得到理论的支持，尽管现实中不一定这样（其成立条件在附录中）。经济增长和不平等之间的基本联系体现在人类从觅食到驯养动物这一转变过程中。这一转变第一次使得普遍的资源分配不平等成为现实，并且使情况趋于严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转变与库兹涅茨式的转变不一致：如果我们不愿意把这一社会视为由部分觅食者和部分农民组成的社会，那么我们就不能应用暂时加剧不平等状况的双部门模型。更重要的是，人类从觅食向驯养动物的转变并没有给予人们实现平等化的希望。人类的定居、农耕和代际传承的物质资产的膨胀只是增加了潜在的和实际的不平等程度，而没有提供减少暴力冲击的其他机制。 ^[1]

驯养动物和农业（有机燃料）经济确立之后的几千年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转变。这首先是由于劳动力从农业生产领域向城市部门的转移受到了限制，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往往会引起现有不平等压力的上升。其次，缺乏矫正不平等的机制。这是因为非农业经济部门的发展不可能逾越一定的阶段，这就使得做任何库兹涅茨式的转变都是不可行的。然而，经济变迁只是驱动不平等演变的一个因素。驯养动物增强了（国家的）强制力，助长了难以想象的、规模空前的掠夺行为。国家的形成、巩固和日益扩张以及政治权力关系失衡加速使收入和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在这种情形下，大大缩减不平等程度是不可能的，除非暴力灾难短暂地取代了根深蒂固的等级结构、剥削结构和财产所有权结构。因为在前现代历史中，源自大规模群众战争或者革命的再分配政策非常罕见，冲击收入分配结构的主要是国家失灵或流行病。若没有这些冲击，不平等水平就会一直居高不下。在任何给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变幻莫测的国家政权更迭，各大洲之间的竞争，统治者与精英阶层之间的制衡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不平等的程度。

从长期来看，历史记录表明，如果在上述（不平等程度和经济绩效之间的）基本关系之外，探究不平等的变化与经济绩效之间的系统性联系的努力将是徒劳的。在前现代社会，这两种主要的矫正不平等的力量往往引起不同的经济后果。因此，尽管国家失灵或制度崩溃会减少人均产出，社会均等化的结果却是加剧了社会的贫困。但是，一些重大流行病所带来的影响恰恰相反：社会均等化的结果是马尔萨斯约束软化，人均生产率水平提高，普通群众消费增加。我们可以观察到，在黑死病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不平等状况和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在此期间，无论是在欧洲经济充满活力时还是在其停滞不前时，社会不平等程度都在上升。像早期的诸如西班牙和葡萄牙这样的现代化国家，尽管它们的结构类似，但是不平等带来的结果不一样。一般来说，在前工业化社会不平等状况的演变过程中，政治权力关系和人口比经济发展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2]

随后的从农业向工业、从有机燃料经济向化石燃料经济的大转型（工业革命）对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程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尽管社会不平等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转变之前特定社会中的不平等水平，但是，工业革命通常保持甚至进一步强化了收入不平等状况。这一情形存在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工业化国家和商品生产国中，随后被大规模战争和革命的暴力冲击终止。

几千年的历史可以归结为如下一个简单的事实：自人类步入文明社会以来，经济能力和国家建构的不断发展日益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但是，如果不采取措施对其进行控制，这一状况就难以改变。直到1914—1950年的“大压缩时期”，我们都难以找到显著的、能充分证明的与暴力冲击无关的缩减物质不平等的案例。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前现代的例子似乎只局限于16—18世纪葡萄牙的部分地区，也可能包括17—19世纪中叶闭关锁国时期的日本。在现代，瑞典，挪威，可能还有在“一战”爆发前几年的德国的突然衰落使我们很难预测其长期演变趋势。意大利的发展仍然很不确定，也难以对这一范例提供更多的素材。即使我忽略某些案例或提供出新的证据，毫无疑问，通过和平方式矫正不平等的现象在历史中也是极其罕见的。在许多国家，除了在20世纪40年代，收入尤其是财富平等化已经持续了一代人左右。并且，这种矫正效果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尽管这些都是事实，但是，这一矫正过程通常很难（如果可能的话）摆脱极端暴力的根源。就连前几年看上去最有希望成为和平矫正范例的拉丁美洲，现在看来也不免令人失望。 ^[3]

（可支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水平不可能一直上升。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它会受到人均产出水平上限的约束，而人均产出在长期内相当坚挺：本书的附录探讨了其基本动力学。历史经验表明，在没有发生暴力矫正不平等事件的情况下，相对于理论上的最大值，不平等水平通常处于高位，而且它还会在随后较长时期内维持高位。在经济从暴力冲击中复苏的时期，在中世纪的繁盛时期（在欧洲是16—20世纪），在美洲的一个较短的时期，或者在过去几十年，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收入和财富的高度集中现象。这些反复出现的趋势表明存在着适用于各个发展阶段的一般规律。这一规律既适用于农业社会，也适用于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既适合成长中的经济发展时期，也适合停滞的经济发展时期。这种趋同性凸显了更为雄心勃勃的跨文化研究和理论创建的必要性：正如我一开始所说，要合理地解释各种在断断续续的矫正之后，一再驱动不平等水平（紧跟）的各种力量，需要一本篇幅类似甚至更长的书去说明。

“主要原因是财富上的巨大不平等吗”：从不平等到暴力？

两个重要的问题仍需探讨：一是如果暴力冲击对减弱和逆转不平等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暴力冲击就一定会出现吗？二是如果这些暴力冲击不发生，那么不平等会一直存在吗？第一个问题更为传统，这涉及对历史原因的分析，第二个问题把我们引向了反事实分析。首先探讨第一个问题。

没有证据表明，前工业化社会内部包含发生实质性和平矫正的萌芽。但是，我们怎样判断对既定的权力、收入和财富等级结构的暴力破坏是随机的外生性事件，还是很大程度上源自高度不平等所引起的紧张局势？精英政策和权力不平等一方面使大多数前工业化社会极不平等，另一方面也加速了这些社会最终的解体。一个大帝国的形成尤其如此：它不仅仅要面对外部挑战者，同时也要抑制国内精英企图吸收并占有社会剩余的贪婪，由此会剥夺统治者统一各个疆域的财富。在第2章，我已经提到中国和罗马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一趋势。然而，借用布兰科·米拉诺维奇的话说，对于这种稳定的相互作用，我们是难以想象的：

不断上升的不平等确实触发了种种暴力，这些暴力通常具有破坏性，它们最后会使不平等水平下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暴力也会毁坏其他东西，其中包括数百万人的生命和巨额的社会财富。很高程度的不平等水平最终是不可持续的，但它不会自行下降。恰恰相反，在此过程中，它会引起战争、社会冲突和革命，这些暴力会降低社会不平等。 ^[4]

“最终”的随意使用凸显了这种观点的严重缺陷：如果较高的不平等是人类文明所默认的条件，人们就容易推出这种条件与几乎已经发生的任何暴力冲击之间的联系——更难的是去解释这些类似的、表面上看似合理的冲击没有发生或者缺乏这些冲击时会怎么样。

彼得·图尔钦是一位从人口生态学转向历史学的学者。他试图把国家失灵及其对平等化的影响理论化和内生化，这是一项颇具雄心的尝试。他的长期循环的综合理论描绘了一种典型的发展过程，即在一个大致可预测的时间框架内，宏观社会结构逐渐削弱，之后逐渐恢复。在这一过程中，人口增长给环境承载力施加了压力，降低了与土地有关的劳动力的价值。这一过程有利于精英致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程度。反过来，这又会加剧精英内部的竞争，最终导致国家的崩溃。这一危机又反作用于如下人口动态学：减少人口压力，让现有的精英阶层承担更大的风险，并支持重建国家制度的军事精英的崛起。对历史案例的研究被用来检验这些预测，也突出了精英行为和围绕人口和财政因素的竞争的极端重要性。 ^[5]

这种内生化可能会降低诸如流行病之类的主要或完全是外生性力量的重要性。这些外生因素会受到社会条件（包括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影响，但绝不是由社会条件导致的。然而，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暴力冲击可以被合理地内生化，从而产生一种关于收入和财富集中程度波动的更稳定的模型，这也并不影响本书的核心主题。不管它们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些必要的冲击在本质上都是暴力的。现在的问题仅仅在于，这些冲击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政治失衡、社会失衡和经济失衡的影响，这些失衡如何导致了实际不平等。这些失衡的影响越大，我们就越能够更好地将暴力矫正不平等整合成一个连贯的、由精英行为和人口引起的对建立国家和结构性不平等的分析叙述中。改朝换代的革命和国家失灵的案例就为检验这个命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果想要认真地探讨这个问题，则需要单独写一本著作。就目前而言，我只想敲敲警钟。尽管精选出合适的例子去支撑长期循环理论或较完备的模型相对比较容易，但是，这些观点最终需要依据其在整个有记录的历史文献能够佐证的程度来判断其优劣。

想想1800年左右法国、英国、荷兰、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的情况。据我们所知，在一段时间内，这些地方的不平等程度要么很高，要么在上升。法国大革命可以被视为一个典型案例，它先后经历了人口上升压力、精英的贪婪、使人痛苦的不平等和暴力终结不平等这样一个周期。长期以来，荷兰的财富不平等水平一直在不断上升。反对君主制的一派借助于法国的武装干涉，宣布成立巴塔维亚共和国，这是一场酝酿已久的国内冲突的产物。其不平等状况可以用内部条件和外部因素来解释。几个世纪以来，西班牙的不平等程度也一直在上升，但没有引发任何重大危机。外国势力的多次入侵——这主要是一系列外生事件，势必要求极大地改变收入的分配状况。收入分配的改变反过来又引发了美洲南部、中部地区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起义。这一过程同样可以追溯到国内的紧张局势和半岛战争这一外生触发性因素。最后，英国也存在与所有其他社会相类似的物质资源分配不平等的状况，但它并没有经历任何重大的国内动荡。把不同的收入分配结果归因于政治制度的变化或在战争中的表现无疑具有吸引力，但是，当我们考虑的复杂变量越多，应用连贯、清晰的内生性理论来解释广泛的现实案例则越困难。因此，我们还需做大量的工作。 ^[6]

“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另一种结果

第二个问题也同样如此。历史有其局限性。任何关于不平等的历史描述都必定聚焦于（我们认为）实际发生的事情上，并试图解释它为什么会发生。没有发生的事情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发现我很容易对此毫不在意。正如利奥波德·兰克在1824年多次引用的名言，如果我们把它作为历史学家的任务进行探索，则应该“如实直书”——那就是事实上发生的事情，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历史记录表明，暴力冲击是从古代到20世纪最强大的平等化力量，而非暴力机制通常无法产生类似的结果。然而，倾向社会科学的人会不同意这种观点。反事实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历史，因为它能帮助我们更有信心地确定那些产生既定结果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得问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通过暴力方式矫正不平等只是破坏了原本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来矫正不平等的社会，那该怎么办？

诚然，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难以找到。如果罗马帝国没有衰落，它的贵族会与被压迫的民众分享他们的巨额财富吗？如果黑死病没有发生，英国的劳工就能说服他们的雇主将他们的工资增加两倍或三倍？对这些问题或任何类似问题的回答肯定是“不会”。甚至没有一种看似合理的替代方案，即通过和平机制可能也会引起同样的变化。而且，从长远来看，这甚至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帝国通常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流行病注定会在某个地方或另一个地方发生。永不衰落的罗马帝国或没有瘟疫的世界都不是现实的反事实情境。如果实际的冲击没有发生，他们最终也会被取代。从这个意义上讲，直到最近，仍然找不到一个可行的，能替代周期性的暴力矫正不平等的方案。

但是，如果现代社会以某种方式改变了游戏规则，那又会怎样呢？这是一个更为严肃的问题，因为很容易找到通过和平方式矫正不平等的备选方案，比如大众教育、选举权的扩大、有组织的劳动，以及工业时代的任何其他的新特征。公正地说，本书的观点一直是悲观的。对一个更乐观的观察者而言（比方说，一位经济学家会传播现代的库兹涅茨曲线，政治学家也避免依赖西式的民主和其他开明制度所产生的荣耀），现代三十年战争的动荡及其持久的影响仅仅先于由现代社会的各种福祉所带来的和平、有序和完全内生化的平等。这段历史没法拒绝为这个事情提供必要的澄清，严格地说，这并不意味着这件事不可能发生。

尽管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事实，但是仍有必要深入地探究这种特定的反事实。如果没有发生世界大战，那世界将会怎样？一个完全和平的20世纪似乎是一个非常难以令人置信的反事实分析。鉴于当时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的事实和主要欧洲国家性质及其统治阶级的特征，某种程度上的大规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一反事实分析并不能解释战争开始的时机或者持续时间和战争的惨烈程度——至少难以解释在“一战”结束之后，新的冲突爆发又是如何产生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不是一个必然的结论。 ^[7]

从理论上说，我们希望能够研究两个不同的西方世界，即一个被全面的战争和萧条的经济摧毁的西方世界，以及一个毫发无损的西方世界。只有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们才能假定生态和制度不变，从而只关注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不平等的影响。这种自然实验是不可能的。对我们来说，这样的实验是不明智的，对卷入战争的人来说则是悲惨的。顾名思义，世界大战是指战争囊括了非同寻常的地理范围。因此，反事实预测逼近现实世界状态的情形是非常少见的，尽管不是完全没有这样的可能。美国和日本都以相对较低的限度的方式参加了“一战”。在正式参战的19个月和时间明显更短的作战中，美国参与的时间很短，其征兵率仍然比欧洲国家低得多。日本的贡献更是微不足道——不仅是相对于其他参与国家，而且相对于10年前和俄罗斯的高风险战争都是如此。与欧洲主要的交战国不同的是，美国、日本的顶层群体收入份额的下降是短暂的，之后不平等程度日益回升。

“二战”比“一战”在全球内波及的范围更广，可供我们选择的国家更少。正如我在第5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找到那些没遭受重大损失或未受重大影响的发达国家似乎是不可能的。瑞士可能是我们的最佳选择，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其最富有人口的财富份额只有轻微、短暂的下降，并且其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自1933年开始报告以来一直相对稳定。我们只好选择最发达的拉丁美洲国家——尽管他们在制度和生态上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我们只能指望这些国家了。显然，阿根廷（就像南非一样）在“二战”期间收入不平等程度日益严重，并且，在矫正不平等和财政扩张方面都落后于发达国家。在1945年之后，由于外国的干预，情况才发生了改变。对于不发生全民战争和革命的情况下不会出现矫正不平等的重大举措这一观点，我们现有的证据少得可怜。 ^[8]

当然，这个猜想离定论还很远。人们有理由认为工业国家如果通过和平方式矫正不平等会耗费更多的时间。如果要耗费更多的时间，我们暂时把整个20世纪想象成一个没有暴力冲击的世界，或者设想所发生的这些战争迅速结束，并且导致新的持久的权力平衡——这一点有点不可信，那么全球尤其是西方世界的不平等将会如何演变呢？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什么都不会发生：如果没有资本的破坏和贬值，激进的财政再分配政策，以及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各种形式的干预，那么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程度将不会像1914年—20世纪40年代后期那样大幅下降。人们所观察到的矫正不平等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根本没有一种看似合理的反事实机制能够在一代人的时期内产生如此之大的改变。但是反过来的话，情况将会怎么样呢？

让我们考虑一下囊括整个20世纪的4种理想情形的典型结果（图14.1中1~4）。第一种情形——我们可以称之为“悲观”的情形是一个具有19世纪特征的模式的延续。在欧洲，这一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末期黑死病的结束时期；在美国，至少可以上溯到其独立之时。在此期间，收入和财富先后经历了逐渐上升和日益集中的两个阶段。在那个时候，西方（和日本）的不平等水平一直很高，但相对稳定，一个永无止境的镀金时代被根深蒂固的富豪控制。在一些西方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国家，不平等水平可能上升更多，而其他一些原本不平等程度很高的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有所缓和，最突出的是英国。

这一结果虽然在前现代历史中长期稳定的时期内是非常现实的，但在20世纪出现显得过于保守。在1914年之前的几十年时间里，许多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出现社会保障立法和收入或财产税，扩大选举权，并允许组织工会。尽管这些努力还没法达到后来几代人的标准，但是他们为后来大约两代人推进再分配制度和福利国家的大规模扩张奠定了制度和理念上的基础。在我们反事实分析的和平世界中，这些政策想必也会继续实施下去，尽管速度会有所放缓。从长远来看，这可能有助于降低不平等程度。

但是到底会在多大程度上减弱不平等呢？第二个情形是最“乐观”的反事实分析。在这种情形下，社会政策和大众教育会慢慢地促使收入和财富逐渐分散。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良性过程现在已经或多或少地赶上了几十年前（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现实世界中的大多数时期或整个时期所经历的不平等水平。然而，如果假设不经历一个暴力引起的“大压缩时期”，稍后的不平等程度将最终会以类似的规模减弱，这会存在严重的问题。这种假设结果与资本和资本收入的作用有关。虽然方兴未艾的社会民主国家通过调整财产税和干预市场经济来蚕食资本收益，但是很难想象在没有暴力冲击的情况下资本会在类似的规模上被摧毁和贬值。既然20世纪的平等化是一种重要现象，不管耗时多长，较小破坏性的环境会使整体不平等大幅度下降变得更加困难。

在我们和平的反事实分析中，不太可能实施现实生活中其他的措施：边际所得税率超过90%，征收财产税，对商业活动和资本回报率进行大规模国家干预——比如对工资、租金和股息等方面的管制。也不会发生那种灾难性通货膨胀，那种通货膨胀已经消灭了几个国家的食利者。我们也需要消除共产主义的收入均等化影响，这种影响不仅直接体现在1917年之后的俄罗斯、1945年之后的中欧和1950年之后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政策中，而且还间接体现在这些国家对西方和东亚国家的资本家进行的惩罚措施上。最后，一个和平的反事实世界不会出现类似于1914年之后的全球化进程的中断。全球化的中断会阻碍贸易和资本流动，并且促成各种贸易壁垒，包括关税、配额以及各种其他的管制。在现实世界中，“二战”之后的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逐渐克服它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但是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更大、更持久的影响。通过一些措施的实施，全球化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完全恢复。在没有暴力冲击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可以回顾过去150年连续的、真实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再加上迟来的或许还不完全的非殖民化的进程，以及这一进程为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精英所带来的意外收获。 ^[9]

考虑到反事实分析中缺少这些强大的矫正不平等的力量，最合理的结果似乎是通过和平方式矫正不平等的规模比实际历史中的规模更小（多小？）。即便如此，第三个比较“折中”的情形也可能过于乐观了。如果我们假设反事实世界中的技术进步能够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的技术进步（在长期看来这是合理的），则不会有那么多使当代观察家苦恼的关于不平等的压力。从技术进步到计算机化使复苏的部门收入分化到日益加剧的全球化成为可能，直到不平等下降到接近我们现实世界的水平之前，他们才会感受到这些压力，而且那些没有受到世界大战的暴力冲击的社会，难道也没有能力顶住这些冲击？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情形是，由于社会民主和大众教育削弱了精英阶层的财富积累，不平等水平在20世纪的中间50年确实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那之后又出现了反弹，在现实世界中，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确实是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这也许是4个反事实结果中最合理的一个），不平等水平可能已经回到了一个世纪之前常见的水平，这使我们处于一个比目前发现的更糟的境地（图14.1）。

虽然对这些理想、典型的反事实的相对价值做更长远的思考是徒劳的，但这会帮助我们理解在没有暴力冲击的情况下，如果实施了真正的矫正不平等的措施，则会有多大程度的不同。第一，我们必须考虑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循序渐进地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平等的可行性，即使几乎没有实际证据支持这一观点。第二，我们必须假定还存在一个处在相对和平条件下的世纪：任何比较严重的反事实冲击，无论其时间和细节如何，将会使我们回到真实世界，但强化了通过暴力实现平等的优势。第三，我们需要假设，即使没有大规模的暴乱，20世纪早期存在的资本积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破坏了，当然，这需要更大地发挥你的想象力。第四，我们必须相信任何平等都不会被我们观察到的上一代人的不平等力量逆转。前三个条件必须适用于所发生的、所有重大的、非暴力方式实现的平等，而这4个条件都要求不平等水平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不平等程度大体类似。这是一大难题，它强烈地表明，如果没有发生重大的暴力冲突，发达国家目前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会远远高于如今的水平。唯一重要的问题是它到底高出多少。

有些人可能认为这一观点无关紧要，不仅是因为它不可能被证明，更重要的是，这个世界与我们实际生活的世界不是一回事。但这样想是错的。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平等的反事实分析因为一个非常具体的原因而显得极其重要：如果我们不了解在不发生大压缩的全球暴力时，不平等现象会否减少，或有多大程度的减少，我们该如何判断目前以及未来的平等化前景呢？相对于所有引起我们注意的区域性危机，在我的反事实分析中概述的相对和平、稳定和经济一体化的世界事实上就是今天大多数人所生活的世界。这些条件是如何影响当前的不平等状况的，它们对未来的矫正不平等意味着什么呢？

第七部分 不平等的卷土重来和未来的不平等矫正

第15章 在我们这个时代

不平等卷土重来

经历过大压缩时期的最后一代人也即将全部离开这个世界了。在“二战”中服役的95%的美国人都已经离世，那些还活着的人大多数已经90多岁了。与人的死亡一样，大的矫正作用也不复存在。在发达国家，始于1914年的不平等程度的巨幅下降已经走到了尽头。以10年算一代人的话，大约在一代人之间，所有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都增加了。对此，我们有可靠的数据（见表15.1和图15.1）。 ^[1]

m=市场收入，d=可支配收入，cg=含资本收益

a 1945年为6.4。

b 见本章注释3。

c 1980年以前的数据缺失。

d 1979—1981年。

e 不包括南非的情况。包括南非的情况：6.9（1980年），7.9（1990年），10.3（2010年），6.2（最小值，1983年）。括号内的结果基于不确定的数据。

f 中位数和众数。

在一个由26个国家所构成的样本中，最高收入者所占收入份额在1980—2010年增长50%，同时，市场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上升了6.5个百分点——只有通过一个几乎是全面的再分配转移支付才能部分地消除这种结果。从统计指标看，1983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瑞士的不平等下降的趋势在这一年逆转了，这也代表了整个样本的信息。盎格鲁–撒克逊人引领了这个趋势，它们大多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英国的不平等水平在1973年开始上升，美国则在1973年或1976年，爱尔兰在1977年，加拿大在1978年，澳大利亚在1981年。美国人的工资离散度在1970年前后就已经开始扩大。其他的测量结果也确认了这一事实。等值可支配家庭收入基尼系数和高收入者相对低收入者的收入份额自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以来普遍提高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OECD成员中，获得中间收入的人口比例相对于那些获得高收入或低收入的人口比例来说都下降了。 ^[2]

更仔细地看，这个趋势几乎完全不存在哪怕是部分的例外。由于并非所有国家和地区都统计了收入最高的1%群体的收入份额的数据，因此，我在表15.1中使用了单一基准年的处理方法，这一方法使得西班牙和新西兰的不平等水平看起来好像有轻微的下降，法国保持不变。如果我们改用5年移动平均法，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自1990年左右以来，在这一组国家和地区中所有国家和地区的高收入者收入份额都至少有轻微的上升。用同样的方法来追踪基尼系数，我们发现，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水平除澳大利亚、爱尔兰和瑞士之外都上升了，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不平等水平无一例外地都上升了。绝大多数情形下，收入集中变得更加明显：在21个公布了最高收入份额的国家和地区中，11个国家和地区收入最高的1%群体获得的收入在1980—2010年间上升了至少50%，有的上升了100%以上。 ^[3]

在2012年，美国的经济不平等甚至创造了几项纪录：在这一年，收入最高的1%群体的收入份额（无论是否含有资本收益）和最富有的0.01%的家庭所拥有的私人财富的份额第一次超过了1929年的历史最高水平。而且，所报告的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很有可能低估了实际的不平等水平，因为它们是从难以获取最富有家庭信息的调查结果中推导出来的。就美国而言，各种调整都将带来基尼系数的显著上升，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更会如此。因此，在1970—2010年间，官方的市场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是从0.4上升到0.48，而实际可能是，1970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41~0.45左右，到2010年则高达0.52~0.58。也就是说，即使最保守的修正结果也表明，美国的不平等指数从1970年的0.41上升到2010年的0.52，上升比例超过了25%。再分配只是非常轻微地缓和了这个趋势：1979—2011年，收入最高的1%群体在税收和转移支付前的年收入增长率平均为3.82%，在税收和转移支付后，这一比例为4.05%，那些收入最低的20%群体在税收和转移支付前的年收入增长率平均为0.46%，税收和转移支付后的年收入增长率则是1.23%。 ^[4]

这个趋势绝不仅仅局限于表15.1所考察的那些国家和地区。正如我在第7章中详细讨论的那样，形式上或实质性的后共产主义社会，都经历了物质不平等水平的大幅提升。这种发展在中国尤其引人注目：在中国，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84年的0.23涨了不止一倍，上升到2014年的0.55左右，相应的财富集中度系数也迅速上升，从1995年的0.45增加到21世纪初期的0.7的水平。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俄罗斯，自2008年以来，俄罗斯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一直保持在0.5以上，高于1991年苏联解体时的0.37，而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苏联的基尼系数甚至更低，只有0.27。一些主要的发展中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印度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0.44~0.45上升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后期的0.5~0.51，收入最高的1%群体的收入份额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1999年间翻了一番。巴基斯坦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从1970年前后0.3的低水平上升到2010年的0.55。在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很难分辨出一个连贯的长期趋势。比如，在印度尼西亚，尽管它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的收入集中化运动中恢复过来，但它的基尼系数和最高收入者所占收入份额依然比1980年前后的水平要高。在第13章，我曾记录了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复杂的不平等状况。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2000年前后，除了低收入国家，所有类型的经济——中低、中上、高收入国家和全球经济的收入都出现了更加严重的不平等状况。20世纪90年代—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早期，世界各地收入最高的20%群体所占的收入份额都扩大了。 ^[5]

令人惊讶的是，各种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都出现了这种不平等化的情形。这里仅举一个例子：在产出未能超过苏联时期水平的俄罗斯，榨取率提高了一倍。更普遍的现象是，由于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欧、东欧以及中亚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都上升了，只不过东亚是受到强劲经济增长的驱动，2002年前后的拉丁美洲，则是受宏观经济危机和结构转型的驱动。这些国家以外的西方富裕国家的类似变化被归咎于其他一整套原因。 ^[6]

除了拉丁美洲国家，所有这些国家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经历了20世纪10—40年代的大压缩时期及其带来的温和的平等化的余波。直接参与世界大战的国家现在占全球名义GDP的3/4以上，当我们将欧洲的旁观者和受到重大影响的前殖民地纳入考虑时，这一比例增长到4/5以上。因此，最近的不平等水平普遍上升或许最好被理解成对早期暴力冲击造成的低到异常水平的平等化（也许不可持续）的削弱。

市场和权力

我从对人类起源到20世纪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的演变的概述中开始了本书。从数千年的历史记录中进行抽样，我把资源向极少数人手中集中归结为两个主要因素：经济发展和掠夺性行为。这种掠夺性行为是指那些强势者拥有的权力足够强大，以至他们得到的财富远远超过他们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可能获得的财富——这是经济学家称其为“租金”的东西。这些机制至今仍然活跃。从本质上看，当前关于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剧的原因的争论，往往围绕着一个根本问题，即通过供给和需求运作的市场力量与制度和权力关系，两者哪个更重要。虽然极少有严肃的观察者否认所有这些都是发达经济体收入差距日益增加的显著原因，但具体细节仍然被激烈争论。近年来，当供求范式的支持者一直在设计强调技术、技能和有效市场中心地位的更加复杂的模型时，制度和基于权力的解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重视。 ^[7]

许多观察者将不断加深的贫富差距归因于高等教育的高回报率，特别是在美国。1981—2005年，高中毕业生和继续接受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之间的平均收入差距从48%上升到97%，翻了一番。这种发展远不止是收益的不平衡：1980—2012年，男子大学毕业生的实际收入增长了20%~56%，其中，拥有硕士学位的人收益最大，而高中毕业生的收益减少了11%，高中辍学的人的收益则减少了22%。1980年左右—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早期，大约2/3的工资离散度增大归因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所得到的扩大的溢价。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学毕业生工时占所有工时的比例迅速提高，这一提高从1982年开始放缓，由于对技术工人的需求超过技术工人的供给，工资溢价上升了。技术变革和全球化可能发挥了关键作用，自动化代替原来通常的人力劳动，将制造业转移到海外生产，对正规教育、专业技术和认知能力的需求普遍提高。这导致了低收入、手工密集型职业和高收入、抽象密集型职业的两极化，因为中级职位被取代了，因而收入分配的中间层变空了。在发展中国家，技术变革可能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去平等化后果。 ^[8]

加大教育投入力度被认为是一种解决方案。2004—2012年间，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的供应量再次上升，同时工资溢价保持平稳（维持在高水平）。除英国之外，大多数欧洲国家和几个东亚国家的技能溢价保持平稳甚至有所下降。国家之间的差异与受教育工人的供给水平有关。事实上，各国的教育回报率差异很大：美国的教育回报率高达瑞典的两倍。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更高的教育溢价与更低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相关。 ^[9]

即便如此，批评家也指出了这种解决方案的各种局限。高收入职业和低收入职业之间的两极分化现象可能得不到充分的证据支持，技术变革和自动化不能很好地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资比率的变化。相反，职业内部而非职业之间的收入变化似乎是不平等的关键驱动力。此外，最高收入的快速增长尤其很难用教育来解释，我后面会再次谈到这个问题。另外还有一点复杂的是，美国在教育和就业方面的不匹配情况日益增加，因为工人所受的教育越来越超过他们的工作需要，这一过程也促进了日益增大的工资离散度。 ^[10]

人们一般认为全球化是一股强大的去平等化力量。长期以来，其消长都与不平等的波动有关：发生在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早期的全球化第一波浪潮，与正在上升或保持稳定（并且处于高水平）的不平等状况相吻合——不仅在西方，在拉丁美洲和日本也是如此，不平等在1914—20世纪40年代由战争和大萧条引起的全球化中断期间得以下降。对约80个国家在1970—2005年间的趋势进行调查后发现，国际贸易自由化和同时发生的放松管制显著提高了不平等程度。尽管全球化通常有利于经济增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却不成比例地从中获益。这种失衡有几个原因。根据一项估计，印度市场改革和苏联集团的垮台，使得全球经济体中的工人数量翻了一番——资本没有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并且全球劳动力中的技术工人大比例下降，从而扩大了富裕经济体中的不平等程度。以国外直接投资形式出现的金融全球化给技能溢价增加了压力，也可能对资本回报产生了压力，并在较高收入区间的人之间引起了不平等状况。相比之下，低收入国家在成品贸易上的竞争似乎对美国的不平等现象影响不大。贸易全球化的平等化效果与资本全球流动的非平等化效果相互竞争，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产生了种种中和效应，从而降低了总体效应。 ^[11]

全球化也能影响政策决策。白热化的竞争、金融自由化和消除资本流动障碍，都可能会鼓励财政改革和放松经济管制。因此，全球化将税收从对企业和个人课税转移到课征支出税，这趋于增加税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即便如此，至少在这一点上，国际经济一体化和竞争在理论上只会限制某些类型的再分配政策，实际上没有普遍地减少福利支出。 ^[12]

在富国，人口因素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收入分配。移民对美国的不平等影响不大，在一些欧洲国家甚至带来了平等化的结果。相反，门当户对的婚配——更具体地说，婚姻伴侣双方日益增长的经济相似性扩大了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且被认为在1967—2005年间导致美国收入不平等水平总体提高25%~30%，尽管这种影响可能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 ^[13]

制度变迁是另一个罪魁祸首。工会会员率的不断下降和最低工资的下降一直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政府再分配与工会密度和集体工资谈判正相关。劳动和就业保护组织越强大，越会降低技能回报率。一般来说，工会成员倾向于通过制度化的公平准则来压制工资不平等。相反地，反工会化和实际最低工资的向下压力明显导致收入分配的偏化：1973—2007年间，美国男性私人工会会员率从34%下降到8%，女性私人工会会员率从16%下降到6%，同时每小时工资不平等程度提高了40%以上，占这一时期总体不平等现象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其规模类似于技能溢价的上涨。相比之下，最低工资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要小得多。与此同时，欧洲大陆更公平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在限制不平等上升方面更加有效。 ^[14]

正如劳动力市场制度有助于确定劳动报酬的分配方式一样，财政机构在确定可支配收入的分配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二战”期间和之后，许多发达国家收入的边际税率飙升至历史新高。在收入不平等开始复苏时，这一趋势发生了逆转：对18个OECD成员的一项调查发现，除两个成员外，其他成员的最高边际税率自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以来都有所下降。尤其是最高收入者所占的收入份额，与税收负担高度相关：即使其他国家没有发生这种现象，那些经历了大幅减税的国家的最高收入者的收入也大幅增加。财产税的规模也趋向于同样的方向：尽管巨额遗产税阻碍了战后时期的巨额财富重建，但随后的减税措施促进了新的财富积累。在美国，更低的资本所得税已经提高了资本收入占总体税后收入的份额，伴随着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减税，资本收益和股息的相对权重也大幅上涨。1980—2013年间，收入最高的0.1%的家庭的平均所得税率从42%下降到27%，平均财富税率也从54%下降到40%。税收累进度的减少解释了最近美国财富离散度的近一半的增长，而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主要是由工资差异造成的。尽管近几十年来，大多数OECD成员的再分配规模增加了，但税收和转移支付没有跟上日益增长的市场收入不平等的步伐，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再分配已经成为一种不那么有效的平等化手段。 ^[15]

由于税收、商业管制、移民法以及各种劳动力市场制度都是由政策制定者决定的，所以上述不平等的一些原因牢固地根植于政治领域。我已经提到过，全球化的竞争压力可能会影响国家级的立法成果。但政治和经济不平等以许多不同的方式相互作用。在美国，两大党派都转向支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尽管对记名投票的分析显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共和党的右翼程度要比民主党的左翼程度大，但民主党在20世纪90年代实施金融放松管制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越来越多地关注性别、种族和性认同等文化问题，而不是传统的社会福利政策。国会政治的两极分化在20世纪40年代触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快速增长。1913—2008年间，最高收入者的收入份额的变化与两极分化的程度密切相关，但大约滞后10年：后者的变化先于前者，但二者一般向相同的方向发展——先下降，然后上升。与美国经济中的所有其他部门相比，金融部门的工资和教育水平也是如此，这一指数同样滞后于党派两极分化。因此，一般来说，精英收入，特别是金融部门的精英收入，对立法凝聚力的程度高度敏感，并受益于日益恶化的政治僵局。

此外，富裕家庭更加愿意参与选举。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太富裕的选民投票率通常都很低，这已经被大量非公民低收入工人群体的大规模移民放大。在2008年和2010年的选举中，选民参与和收入密切相关，其特点是从低收入家庭到高收入家庭呈现出线性增长：2010年，最贫困的家庭中只有1/4投了票，而那些收入超过15万美元的人中，半数以上都投了票。在税收、监管和社会福利方面，美国的1%群体与总人口相比在政治上更加积极或更加保守，在收入等级最高的群体中这种扭曲表现得更加强烈。最后，尽管分项捐款数量大幅增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竞选捐款越来越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顶层的0.01%群体捐献的竞选资金占总捐献竞选资金的10%~15%，到2012年占到总数的40%以上。因此，候选人和各党派越来越依赖非常富有的捐献者，这种趋势进一步强化了一种更加普遍的、可观察到的倾向——立法者更倾向于制定有利于高收入选民偏好的政策。 ^[16]

所有这一切充分支持了这样一个结论：权力关系的转变一直在补充并加剧由技术变革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非平等化压力。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认为，收入和财富分配最顶层群体的变化对体制和政治因素尤为敏感，有时还会带来戏剧性的后果。在美国，1979—2007年间市场收入增长的60%被1%的顶层群体吸收，而总增长中仅有9%的收入落入90%的底层人手中。同样，精英集团占有税后收入总增长的38%，而80%的底层人群仅占有31%。20世纪90年代初—21世纪第一个10年初，顶层0.01%的美国家庭的收入份额翻了一番。收入差距一直集中在较高的收入等级：尽管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第90百分位的人的收入对第50百分位的收入的比率一直在增长，第50百分位的人的收入对第10百分位的人的收入的比率（中间层对底层的比率）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相当平稳。换句话说，高收入者从其他人那里拿走金钱。这种趋势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十分典型，在大多数其他OECD成员中则弱得多，甚至不存在。即便如此，从长期来看，总体收入不平等对最高收入者所占的收入份额敏感可以说是普遍规律：在一些国家中，从20世纪20年代到现在，顶层1%群体之下的那9%家庭所占的收入份额保持稳定（约为20%~25%），而顶层群体的收入份额一直在变化。类似的趋势也出现在较高的财富份额中。所有这些都表明，最大收入的相对规模是总体不平等的主要决定因素，因此值得特别注意。 ^[17]

为什么收入最高的人会得到远超其他人的收入？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提出了许多不同解释。一些解释侧重于经济因素，如更高的高管薪酬与企业价值增长之间的关系，对特定管理技能的需求增加，擅长操控公司董事会的经理对租金的提取以及与资本收入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而另一些解释强调政治原因，如偏向保守政策的党派统治和政治影响，放松对金融部门的管制，降低税率，或强调社会进程的作用，如采用标杆管理，用偏高的标准或以野心勃勃的人为榜样来设定上层工资，以及社会规范和公平概念的变化。尽管制度上的原因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强调供求的解释被证明很有道理。用市值表示的企业规模的扩大，可能使管理能力上的细微差别变得非常显著：因此有人声称，1980—2003年间，大公司股票市值的6倍增长可以充分解释美国CEO（首席执行官）薪酬的同期的6倍增长。在“赢者通吃”的前提下，不断扩大的市场规模本身有望为最顶层提高薪酬。

然而，企业规模与高管薪酬之间的相关性并不长期成立，即使在最近几十年，最高收入层的收入不成比例的增长已经远远超过了公司管理层和其他“巨星”的：在美国，高层管理人员、明星艺人和运动员精英只占最高收入人群的1/4。对相对较小的CEO群体来说，压力管理是个合理的解释，很难说清其他职位更大的加薪力度。特别是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技术变革的效应和一些企业日益扩大的全球规模效应结合起来，可能会使绩效最高者的相对生产力提高，这与他们收入份额不断膨胀的情况相一致。 ^[18]

然而批评家有力地争辩说，“强烈影响财富的因素与经济生产率联系很少甚至没有关联”。在金融部门，薪酬水平与放松管制密切相关，但高于仅由可观察因素所能解释的水平。尽管直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金融工作者与其他部门工作者一样得到了考虑教育因素调整后的工资，但到2006年，他们享有50%的工资溢价，高管的收入溢价则高达250%或300%。这种差距的很大一部分仍然无法解释。金融专业人士和企业高管的这种不成比例的收益意味着他们在拿走租金，即超过使竞争市场运行所需收入的部分。以2012年的美元标准计算，1978—2012年间美国CEO的薪酬上涨了876%，远远超过了标准普尔指数和道琼斯指数的344%和389%的涨幅。20世纪90年代，美国CEO的薪酬与最高的收入和工资相比也急剧增长。

与需求有关的教育供给无法解释这些发展，也无法解释同一教育群体内的收入差距。事实上，在一些最有利可图的就业和商业活动领域，社交技能比正规教育更加重要，高层管理者的价值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以其所处的关系网来衡量，这种由消费者、供给者和管理者构筑的不可转让的关系网正是企业需要获得并控制的。连锁反应也值得关注：尽管高管薪酬的飙升和经济的“金融化”只对近期最高收入增长的一小部分负有直接责任，它们对法律和医药等其他行业的影响却扩大了它的不平等效应。此外，因为高收入者的收入份额已经受益于OECD成员边际最高税率的削减，给予优质工人优惠待遇的做法也超越私人行业进入公共领域。尽管大量财富的创造往往归功于政治影响力和掠夺性行为，权力关系在一些西方社会中更加重要。

最后是资本。因为财富分配比收入分配更加不均，它在富裕家庭中的集中度总是高于收入在富裕家庭中的集中度，所以，资本收入的相对重要性或财富集中度的增加很可能会加剧收入不平等。资本卷土重来是皮凯蒂近期工作的一个中心主题。这一趋势最为明显地体现在国家财富与国民收入之比的复苏中，而二者的比例曾在大压缩时期急剧下降。从那时起，在许多发达国家以及世界范围内，财富的相对规模都大幅增加。类似的趋势也提高了私人财富与国家收入以及私人资本与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这种发展对不平等状况的整体影响仍然具有争议。批评者认为，大部分的这种增长反映了私人住房价值的上涨，并且住房对资本存量贡献的计算方式的调整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几个主要经济体资本与收入比保持稳定而非上涨。尽管在此期间，一些OECD成员的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一直在上升，但在20世纪70年代—21世纪早期的这段时期内，最高收入阶层的资本收入与工资收入的相对权重并没有以一致的方式发生改变。 ^[19]

财富的不平等状况遵循着不同的发展轨迹。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挪威、瑞典和英国的最富有的1%家庭的私人财富占有的份额几乎没有变化；荷兰的下降了；芬兰的有所上升，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大幅上升。美国财富集中的速度甚至比美国收入集中的速度还要快。这一过程在极其富有的人中尤为明显：20世纪70年代末—2012年间，1%最富有人口所拥有的全部私人财富所占的份额上升了几乎1倍，但在最富有的0.01%人中上升了3倍，最富有的0.01%家庭中上升了至少5倍。这对资本收入的分配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同一时期，最富有的1%群体的所有应税资本收入占全国总量的份额从1/3增至2/3，几乎增加了一倍。2012年，这群人索取了3/4的股利和应税利息。最引人注目的增长是，这群人中收入最高的0.01%家庭获得的利息份额从1997年的2.1%增长到2012年的27.3%，增长了12倍。 ^[20]

这些变化推动了美国社会的财富分配不均：2001—2010年间，资产净值分配的基尼系数从0.81上升到0.85，金融资产分配的基尼系数从0.85上升到0.87。尽管工资分配和资本收入分配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但收入最高的那1%的工资收入的相对重要性略有下降。20世纪90年代以来，投资所得对于高收入者变得更加重要，较低的税收增加了它对税后收入的贡献，更大一部分的精英现在也完全依赖于投资收入。1991—2006年间，资本收益和股息的变化对税后收入不平等的增加至关重要。 ^[21]

尽管美国的不平等状况尤为突出，日益增长的财富集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全球现象。在1987—2013年间，超级富豪（一个人数极少的群体，是由世界上每2000万富人中最富有的1人或者是地球上每1亿人中最富有的1人构成的群体）的财富平均每年增长6%，而全球成年人的平均增长水平为2%。此外，据估计，目前世界上8%的家庭金融财富都是存放在境外避税天堂，而其中的大部分都未被记录。考虑到富人一定会不成比例地使用这种做法，并且美国人的资产中估计的海外持有比例（4%）远低于欧洲的（10%），因此，表面上更加平均的欧洲国家的财富集中度可能比税收记录显示的高得多。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在海外持有的资产份额可能更大，以俄罗斯为例，可能多达国民私人财富的一半。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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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十年里，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在世界范围内的卷土重来与本书最前面的几章所叙述的不平等状况几乎无缝对接了。这部分所考察的许多变量都与国际关系密切相关。贸易和金融全球化作为提高不平等的强大驱动力，建立在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之上，这种秩序在19世纪由大英帝国所推动的第一次世界经济一体化中出现，后来又在美国的实际霸权下重新被确立，由于“冷战”结束而进一步加强。在世界大战的背景下，诸如工会化、政府干预私人部门工资的制定以及高度累进的收入和财富税等关键的平等化机制开始崭露头角，“二战”期间和之后的充分就业也是如此。在美国的大萧条时期和“二战”期间，政治的两极分化现象迅速减弱。虽然技术在不断进步，但是起反向平衡作用的教育条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归根结底，过去几十年里，不平等的变化背后的驱动力反映了自大压缩以来国家关系和全球安全的演变：在暴力冲击破坏了全球交换网络，促进了社会团结和政治凝聚力，维持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之后，对它们的削弱已经开始侵蚀抑制收入差距和财富集中的这些机制了。 ^[23]

第16章 未来将何去何从？

在重压之下

在我们处理这个问题之前，应该看到，全球范围内各国经济的实际不平等程度大于只依靠标准度量方式衡量的不平等程度。第一，基尼系数这个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最常用的概念，难以捕捉最高收入对于不平等的贡献的信息。弥补了这个缺陷的指数就会显示，整体的实际不平等程度明显大得多。第二，如果把未报告的离岸资金纳入私人家庭财富的统计，这一类别的不平等程度也会显得更高。第三，我一直采取关注收入和财富分配相对指标的常规做法。然而，从绝对不平等指标（高低收入者之间的差距）来看，即使在西欧一些国家观察到的基尼系数和最高收入份额一直不变或仅有一点上升，考虑经济增长后，这也意味着实际收入（以欧元或其他国家货币来衡量）的不平衡现象增加。

这种影响在资源分配日益不公平同时增长率更强劲的的社会中更加强大，如美国等国家。即使在相对收入不平等情形最近有所减少以及经济增长强劲的拉丁美洲，绝对收入差距也在持续拉大。在世界范围内，绝对收入不平等已经上升到新的高度。1988—2008年间，全球收入最高的1%的人得到的实际收入份额与世界第5、第6和第7个十分位数人口得到的份额差不多，但在人均收入增长率上，前者是后者的40倍左右。最后，正如我在附录中详细讨论的那样，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理论上的最大可能值随其人均GDP的变化而变化。当我们考虑到这个事实，即一个发达经济体比之前的农业经济体在系统上更加难以容忍极端资源错配时，我们并不清楚今天的美国是否比100或150年前的美国的实际不平等程度更低。 ^[1]

最后一个警告确实只适用于名义上不平等程度相对较高的现代经济体。毫无疑问，大部分欧洲大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可支配收入分配更为公平，有效不平等程度（可能的最大不平等程度实际发生的比例）比世界大战之前低得多。即便如此，尽管这些国家的高收入份额比美国的低，但支配家庭收入相对温和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大规模再分配的结果，这种再分配抵消了普遍高水平的市场收入不平等。2011年，以再分配著称的5个国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和瑞典的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前的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平均为0.474，这与美国的（0.465）和英国的（0.472）没有什么差别，但它们的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基尼系数（0.274）远低于英国的（0.355）和美国的（0.372）。

虽然一些欧洲国家的市场收入不平等程度比上述5个国家略低一些，但除了极少数国家之外，再分配的规模比美国更高（并且往往高很多），这表明那种欧元区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典型的，更为平衡的最终收入分配主要取决于大范围的、强有力的政府平衡干预系统，这当然代价不菲。这种安排并不足以使欧洲未来永久保持平等。欧洲越来越多地区的社会和再分配公共支出已经很高。2014年，11个欧洲国家的社会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1/4~1/3，中央政府收取了44.1%~57.6%、中位数为50.9%的GDP。鉴于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这一财政收入比例难以再进一步增长。从20世纪90年代初—21世纪第一个10年末，欧盟、美国和OECD成员的社会支出占国民产出的比例都相当平稳，这表明它们已经达到了一个足够高的水平。2009年，由于经济表现疲软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对它的需求增加，它再次上涨，之后就一直保持在新的高水平。 ^[2]

这些高均衡水平的福利系统如何承受两个日益增长的人口挑战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第一，欧洲人口老龄化。欧洲的生育率一直远低于维持人口不变的水平，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然如此。到2050年，欧洲人口的年龄中位数预计将从39岁上升到49岁，工作年龄人口数量本来已经达到顶峰，从现在到那时可能会下降约20%。从现在到2050年或2060年，抚养比率——65岁以上人口与15~64岁的人口比例，将从0.28变为0.5或更高，80岁和8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将会从2005年的4.1%增加到2050年的11.4%。对养老金、医疗保健和长期护理的需求将相应增加，将会达到GDP的4.5%。这种年龄分布的根本性重构将伴随着相比过去几十年的、更低的经济增长率，预计2031—205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1.2%，2020—2060年为1.4%或1.5%，欧盟核心成员的数值比这些数值还低得多。 ^[3]

近几十年来，温和得多的老龄化速度未能对不平等产生重大影响，但这可能会改变。从原理看，退休者与劳动者比例的缩减会提高不平等程度，同时伴随单亲家庭比例上升。私人养老金可能会变得重要起来，这会趋向于维持或提高不平等程度。一项研究预测，由于老龄化，2060年德国的不平等程度会变得更高。在日本，外国籍出生人数占居民人数的比例远小于欧盟或美国的，其抚养率已经达到0.4，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人口老龄化。这是一个重要发现，考虑到日本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一样，此前所采取的高度限制性的移民政策曾有助于维持相对公平的税收和转移支付前的收入分配。 ^[4]

所有这些预测都假定有大量的持续移民：如果没有这个人口因素的贡献，到2050年，欧洲赡养比可能高达0.6。因此，数以百万计的新来者将只能缓解长期老龄化进程的长期后果。与此同时，移民可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考验再分配政策。在名为“第三次人口转型”的开创性研究中，基于对移民率和移民生育率的保守假设，杰出的人口学家戴维·科尔曼对7个国家的计算表明，到2050年，其中6个国家（奥地利、英格兰和威尔士、德国、荷兰、挪威、瑞典）外国籍人口占各该国家人口的比例（概念的定义又因国家不同而不同）将达到1/4~1/3。这些国家的人口约占西欧人口的一半，其他许多国家也将发生类似的变化。此外，这些移民人口在受教育儿童和年轻工人中占比更多——在某些国家，这个比例高达全国总人数的一半。预计非西方移民将占德国和荷兰人口的1/6。由于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假设这些移民趋势到21世纪中叶会有所减弱，到2100年，荷兰和瑞典可能会变成人口主要由外国籍出生人口构成的国家。 ^[5]

在农业文明出现后的这些地区的历史中，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替代不仅没有先例，而且可能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影响不平等状况。从经济的角度看，它们对不平等状况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移民是否能够与本地人成功融合。移民的受教育程度现在远低于并将持续低于欧洲的国民，一些国家的移民尤其是妇女移民的就业率很低。这些问题的持续或恶化可能加剧这些社会的不平等状况。此外，第一代移民社区和新近移民家庭的增长拥有影响社会福利和再分配支出倾向和政策的潜力。阿达尔韦托·艾莱斯那和爱德华·格莱泽认为，福利政策与种族同质性具有相关性，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作为福利国家，其实现程度比欧洲更弱。他们预计，越来越多的移民将会降低欧洲国家的福利水平，反移民情绪可能被用来废除再分配政策，并“最终推动这个大陆走向更为美国式的再分配水平”。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一预测还没有得到实际发展的证实。最近的一项全面调查并未发现对这一观点的支持证据——移民会损害公众对社会政策的支持。 ^[6]

然而，更具体的观察表明，有一个因素值得关注。更大的异质性和更多的移民实际上与更狭隘的社会政策条款以及更高水平的贫困和不平等程度联系在一起。在欧洲的OECD成员中，种族多样性与公共社会支出水平之间可能只有微弱的负相关，但与受失业率影响的态度有更强的负相关性。如果许多低收入的社会成员属于少数民族，那么承担大部分财政负担的富裕的欧洲人对再分配所表达出的支持将更少。根据英国多项调查，如果因种族多样性导致穷人被认为是异类，那么社会对通过税收进行再分配的倾向就会减弱。异质性的来源和维度至关重要：移民和宗教异质性比少数民族种族的存在对国家福利条款的不利影响更严重。这些因素中的前两个已经成为欧洲经验的特征，来自中东和非洲的持续移民压力将确保它们的持续性且可论证相关性增强。对于所有这一切，重要的是认识到，在欧洲自身生育率低于更替生育率和移民的背景下，将改变目前国家人口构成的欧洲“第三次人口转型”，仍处于早期阶段。在下一代人的生活中，它可能会以无法预期的方式改变既有的再分配和不平等模式。考虑到当前系统的高成本，以及由老龄化、移民和日益增长的异质性带来的不平等压力，这些变化更有可能引起不平等程度提高而不是抑制它。 ^[7]

不是所有人口因素都可能对不平等的进一步演变产生重大影响。无确定性证据表明，可能扩大美国家庭收入和财富差距的门当户对的婚配率近年来在不断上升。同样，收入方面的代际流动似乎并没有放缓，虽然需要更长的时间框架做出确切的结论。相反，在美国，不断增加的收入差距可能对长期不平等状况的影响更大。只要邻居的收入间接影响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特定收入群体的空间集中度扭曲了地方政府资助的公共物品的分布，那么人口分布中日益增加的经济失衡将持续下去——而且确实加强了未来世代的不平等。 ^[8]

皮凯蒂认为，因为资本投资回报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持续的资本积累将提高资本所有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及其对国民收入的整体重要性，从而推动不平等程度继续加大。这种观点引起了相当多的批评，迫使其主要支持者强调这些预测的不确定性。但是，加剧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的其他经济和技术力量比比皆是。已经被确认的、在发达国家具有加剧不平等效应的全球化，在不久的将来也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全球化的过程是否会创造出一群不受国家政策限制的全球超级精英还有待观察，如被大众媒体追捧、广受诟病的“达沃斯达人”。自动化和电脑化由于其更加开放的本质，必将影响劳动回报的分布。据一项估计，在全美劳动市场702个职业中，几乎一半的就业岗位都面临由计算机化带来的风险。尽管现有预测认为，自动化不会无限度地使劳动市场两极化为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但未来人工智能方面的技术突破将使机器能够赶上或超越一般人类智力，任何预测长期结果的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 ^[9]

我们对人体的重塑将为不平等的演变开辟新的领域。生控体系统和基因工程拥有扩大个人甚至其后裔间不平等的潜力，远超他们的自然禀赋和能控制的体外资源，他们也许会这么做来反哺未来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由于纳米技术的进步大大扩展了人造植入物的使用程度和效用，其应用可能会越来越多地不再局限于功能恢复，而是转向功能增强。在过去几年中，基因编辑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能凭借前所未有的便利的方式在培养皿和存活生物体中删除和插入特定的DNA片段。虽然这种干预措施的后果可能仅限于单个生物体，但我们也可以通过操纵精子、卵子和小胚胎的遗传构成来制造遗传物质。第一个修改（非存活）人类胚胎基因组的实验结果于2015年发表。近期这一领域的进展非常快，将使我们继续深入未知的领域。根据成本和可得性，富人可能会享受到这些生物技术和基因改良的特权。

政治限制可能不足以压制这些机会：与公共卫生不同，生物增强是一种升级，因此更容易产生不平等分配的结果。西方民主国家的法律限制已经被提出，这很可能会导致更不平等的结果，因为这将使那些有能力在这些国家享受私人待遇的人获得优势——最有可能在亚洲部分地区。从长远来看，为富有和拥有良好联系的人创造设计婴儿，可能会削减“基因富人”和“基因穷人”之间的流动性，至少在理论上，最终会分叉成不同的物种——如“基因富人”“自然人”或其他任何人，普林斯顿的遗传学家李·希尔弗就是这样设想的。 ^[10]

长期以来，教育一直未能有效应对技术变革。这种状况在持续的全球化进程中可能不会改变，除非计算机化的突破达到一个临界点。但是，在人类由于基因工程或身体–机器结合（很有可能这两种情况都有）而变得更加不平等后，这种范式将会发展到一个突破点。教育是否能对抗这种前所未有的人工身心增强技术呢？我们还是不要过于担心这些有关未来的事情吧！在人们开始担心如超人一样的超级机器人以前，世界就面临着有关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更为普通的挑战。我现在最后一次回到这本书的中心话题：减少不平等。那么，矫正不平等的前景如何呢？

方法

目前并不缺乏关于减少不平等的建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早已经开始加入雕琢更少但更受欢迎的畅销书同行和各种记者的行列，他们出版著作，列出重新平衡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措施的长长清单。这可是个获利丰厚的行业。税收改革占突出地位。（除非另有说明，以下是就美国而谈的。）收入应该以更累进的方式征税；资本收益应如普通收入一样课税，并且一般而言应该课更高的税率；累退工资税制度应该被废除。应该直接对财富课税，课税的方式应该足以削弱财富的代际传递。诸如贸易关税和创建全球财富登记制度等措施将有助于防止离岸逃税。应对公司的全球利润征税，结束对它们的隐性补贴。法国经济学家甚至建议每年在全球范围内对财富从源头征税。此外，更大的对资本的一次性课税将减少公共债务，重新平衡私人与公共财富的比例。前面提到的对技能的需求与供给方法引起了人们对教育作用的关注。公共政策应能通过平等的教育准入和教育质量促进代际流动。将学校资金与地方财产税脱钩将是向这一方向迈出的一步。普遍提供学前教育是有帮助的，可以对高等教育进行价格管制。更普遍的是，改善教育将使身处竞争激烈的全球环境中的劳动力“加强技能”。

在支出方面，公共政策应提供保护低收入群体的各种保险（从住房价值到工人拥有的合作社，再到人们健康的资产价值）免受外生冲击。普遍的卫生保健将缓冲这些冲击。那些不那么富裕的人的创业活动应该能够更容易地取得融资，破产法应该对债务人更加宽容。贷款者应该得到激励或应该获得重组抵押贷款的机会。更雄心勃勃的计划如下。设立基本的最低收入；把补助金与个人储蓄挂钩，直到其达到一个上限；为每个孩子提供最低数量的股票和债券。企业管制是议程上的另一个项目：设立能够调整市场收入分配的专利法、反托拉斯法和相关合同法；抑制垄断；更严厉地管制金融部门。企业所得税应与CEO薪酬对工人工资中位数的比率相挂钩。高管寻租行为应通过公司治理改革来解决。股东和雇员的地位应该通过确保后者的代表权和投票权以及迫使公司与工人分享利润的方式来维持。制度改革应该重振工会力量，提高最低工资，改善弱势群体的就业机会，并创建联邦就业项目。移民政策应该鼓励熟练劳动力的引入，以降低技能溢价。全球化的不均衡影响可以通过协调国际劳工标准，对来自外国的收入和利润无论生产地点的进行征税来减轻。应该管制国际资本流动——根据一项特别大胆的建议，美国可能要求贸易伙伴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各自工资中位数一半的水平。在政治领域，美国应该通过竞选资金改革来消除不平等，并采取措施提高选民投票率。干预媒体以使它们的报道更加符合民主化原则。 ^[11]

最近的讨论主要（甚或排他地）集中在政策措施的内容上，而没有充分注意其成本和收益的可能规模，以及它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可行性。举几个例子就够了。弗朗索瓦·布吉尼翁估计，为了使美国1%的可支配家庭收入的份额降低到哪怕是1979年的水平，对他们征收的有效税率将不得不翻番，从35%变为67.5%。这一目标“从政治观点来看，并不完全可行”。皮凯蒂认为，综合考虑经济成本与平等利益，最高收入者的“最佳”所得税税率应该为80%，但他又坦然承认，“在短期内任何此类政策被采纳都几乎是不可能的”。以有效的全球政策协调为基础的建议将全球政策协调的门槛提高到令人目眩的高度。拉维·坎伯提倡建立一个国际机构以协调劳动标准——类似于对抗全球化压力的奇迹武器，却“把这样一个机构的政治可行性或实际的可操作性放在一边”。皮凯蒂明确宣称，这项提议中的“全球资本税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想法”，但他又认为在欧洲范围内征收财富税“没有技术原因”的阻碍。这类崇高的想法受到了批评，被认为是无益的，而且可能会产生反作用，因为它把注意力从更切实可行的措施上转移走了。所有这一切建议，都缺少对有关调动政治上的大多数以执行这些建议所需要的手段的严肃思考，这太明显了。 ^[12]

安东尼·阿特金森近期提出的关于如何减少英国不平等的蓝图，是迄今为止最详细和精确的均等化方案，阐明了这些政策导向方法的局限性。众多雄心勃勃的措施构成一个全面的改革方案：公共部门应通过“鼓励增雇工人的创新”来影响技术变革；立法者要努力“减少消费市场上的垄断力量”，恢复有组织的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公司应以“反映道德原则”的方式来与工人分享利润，或被禁止为公共机构提供物品或服务；最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税率应提高至65%，对资本收入的课税应比对劳动所得课税更重，对地产和赠予的征税应在所有者生前加强，房产税应根据最新的评估来设定；国民储蓄债券应担保得到一个“正的（可能是补贴的）实际利率”直到达到个人的上限；法定最低工资应“设定在生活工资水平上”；每个公民在储蓄债券到期或之后应获得一份资本捐赠；“政府应该以生活工资水平向每一个想要工作的人提供一份就业”（阿特金森自己承认“这看起来可能不切实际”）。可能的附加措施包括年度财富税和“以总财富为基础的个体纳税人全球税收制度”。此外，应说服欧盟引入“儿童普遍基本收入保障”，将其作为一项应税福利，与国家收入中位数挂钩。

在进一步讨论这些是否可以真正实现的时候，阿特金森重点关注其对经济施加的成本（这点至今尚不清楚）；对抗全球化的压力（对此，他希望通过欧洲或全球政策协调来进行）；财政负担能力。与其他平等改革措施的支持者不同，阿特金森还对这一方案的可能影响进行了估计：如果实施了4项主要政策，即更高和更累进的所得税，低收入者的劳动收入折扣，为每个孩子支付大量的应税福利，保证所有公民的最低收入，那么平等化后的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将下降5.5个百分点，这可将目前英国和瑞典之间的不平等差距缩小一半多一点。更有限的不平等变化将会使基尼系数减少3个或4个百分点。从这个角度看，用他自己的话说，从20世纪70年代末—2013年，英国基尼系数上升了7个百分点。因此，即使是几个相当激进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府干预措施的组合，也只能部分地扭转不平等复苏的影响，更温和的政策产生的好处更小。 ^[13]

这是一个没有骑士的世界吗？

“这一切是他的乌托邦？” ^[14] 即使它们不是完全的乌托邦，许多政策建议中都缺乏历史意识。边缘的改革不太可能对当前市场收入和财富分配的趋势产生重要影响。阿特金森的讨论有一个独特优点：它既考虑一套雄心勃勃的措施的成本，也考虑该措施对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可能影响。而对任何一项现实的政策配置来说，其好处相对不大。更普遍的是，人们似乎对如何将这些建议变为现实，甚至对它们是否能够产生重大影响出人意料地几乎没有兴趣。然而，关于矫正，历史告诉我们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个是激进的政策干预通常发生在危机时期。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冲击所产生的平等化措施主要是基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换成不同情况它们可能就是不可行的——至少，不能在规模上等同。第二个教训更加直截了当：政策制定只能有一定效果。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社会内部物质不平衡的压迫是由暴力驱动的，这种力量在人类的控制以外，远超现在任何可行的政治议程范围。在当今世界，那些最有效的矫正机制都无法运作：“四骑士”已经跳下了他们的战马。没有正常人愿意让他们再次上马。

大规模动员的战争一直延续至今。军事冲突的形式一直由技术决定。有时，向古代战车或中世纪骑士那样的高价值资产投资是有利的，有时，向大规模的步兵那样的低价值资产投资也会获得优势。在西方近代早期，财政–军事国家成熟，国家的大规模军队取代了雇佣军。在法国大革命中，军事动员率达到新高，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军事动员达到数百万人的顶峰。从那以后，军队发展趋势又一次从重视数量转向了重视质量。理论上来说，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核武器就可使大规模常规战争过时，但在实践中，常规战争在低风险冲突中，在缺乏核能力的两个国家之间，或在涉及无核能力的国家的冲突中依然存在。征兵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越来越被能够处理更复杂设备的专业志愿军队取代。

在那些仍从事军事行动的相对较少的发达国家中，军事行动往往脱离主流社会，平等化的“动员效应”也消失了。在美国，1950年是最后一个未经严肃辩论就通过增税支付战争费用法案的年份。即使这个法案依然有效，1964年的《税收法案》依然成为1981年之前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减税法案，这时，美国对越南的军事介入正在扩大。20世纪80年代美国军费开支的激增以及21世纪第一个10年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入侵，都伴随着减税、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的增加，逆转了世界大战期间的趋势。1982年福克兰战争前后的英国也是如此。

虽然近期的冲突规模相对较小，“冷战”也从未真正发展为公开的敌对行动，但即使爆发更大的战争，也不太可能在未来几十年中改变这一轨迹。即使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可以想象的最大规模的战争，只要这个战争是没有原子武器的常规战争，很难想象它们会动员很大的军队参战。早在70多年前，太平洋战争主要使用的是昂贵船只和空中力量，而不是步兵部队，未来这个地区的任何战斗将主要涉及空中和海上力量、导弹、卫星和各种网络战，其中没有一个适合大规模动员。再极端的也不会是核战争。目前，俄罗斯正在取消义务兵制、更多采用志愿兵制，欧盟绝大多数国家已经完全废除了征兵制。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大型战争的潜在敌手，都采用志愿兵制。即使军事能力远超其日益不稳定的邻国的以色列，也正在设想从义务兵制变为志愿兵制。

从根本上看，在21世纪的战场上，人们不清楚庞大的步兵部队最终能够实现什么。目前对未来战斗性质的预测聚焦在“机器人、智能弹药、无处不在的传感和极端网络，以及网络战的潜在巨大影响”。未来将会有更少但更专业的人类战斗人员，他们配备了外骨骼、植入物，最终可能增强基因，用这些手段加强他们的身体和认知能力。他们将与各种形状、大小的机器人共同作战。这些机器人有的像昆虫一样小，有的像车辆一样大，有的可能会操控诸如激光和微波射线这样的定向能量武器以及力场。小型武器将精确定位到特定个人，因此将取代那些定位能力不够的火力投射，并且高速高空超级无人机可能使人类飞行员变得多余。这些场景与早期工业化下的战争形式相去甚远，将进一步加强军队与民用领域的分离。这种冲突对平等化的影响可能会集中在金融市场，触发类似于最近全球金融危机所引起的那种错位，而且，它只会在几年后的反弹前暂时削减精英财富。 ^[15]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那些涉及有限的战术、使用小规模核装置的战争。只有全面的热核战争才可能重置现有的资源分配。如果战争升级仍然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即公共机构仍然运转，而足够数量的关键基础设施未遭到破坏，那么，政府和军事部门将冻结工资、价格和租金；阻止非必需的银行提款；实行食品综合配给制；强征所需商品；采取各种形式的中央计划，包括集中配置稀缺资源以支持战争、政府行动和生产对生存至关重要的生存物品；分配住房；甚至可能诉诸强迫劳动。在美国规划的“战后”计划中，让整个经济分担战争损失一直是一个关键政策目标。大国之间的任何战略层面的核弹头攻击，都将大规模地摧毁物质资本，破坏金融市场。最有可能的结果不仅是GDP大幅下降，而且还将使现有资源再平衡，以及发生权力从资本到劳动力的转变。

不受限制的核战争导致的世界末日局面势必把矫正的效果推到所有上述预期结果之外。它是系统崩溃的极端版本，其严重性甚至超过第9章讨论的早期文明的戏剧性衰落。尽管描述劫后世界的那些当代科幻小说有时设想了控制重要稀缺资源的人和被剥夺的大多数人之间的高度不平等，但现代史前的那种彻底贫穷和分层较少的崩溃后社会的经验可能更接近未来“核冬天”的真正情形，但“核冬天”不大可能发生。尽管核扩散可能会改变全球某些区域范围内的规则，但在20世纪50年代阻止大国之间发生核战争的那个既有风险仍然会发挥相同作用。此外，仅仅是库存的大量核武器就使得像美国这样的核心地区不太会大规模地参与常规战争，同时，它又会将冲突置于全球的边缘地区，这反过来又降低了严重损害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可能性。 ^[16]

武器技术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我们还必须考虑到，随着时间推移，人类变得更加爱好和平的可能性。回溯到石器时代的各种证据强烈地表明，从长期的历史中看，一个人因暴力事件死亡的平均概率一直在下降——而且这种趋势至今未变。虽然这种长期的转变似乎是由日益增长的国家力量和随之而来的文化适应驱动的，但是已经提到的一个更具体的因素将会加强我们这个物种的和平化倾向。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西方已经开始的、最终会在世界各地发生的人口老龄化，预计会在整体上降低暴力冲突出现的可能性。这对于评估美国与中国以及东亚国家之间的未来关系尤为重要，它们中许多都面临着从年龄较小的群体向老年群体的剧烈人口转型。所有这一切都支持米拉诺维奇的希望：“人类今天面对一个和一百年前时非常类似的情形，将不会允许用一场世界大战来解决不平等的问题。” ^[17]

接下来的两个世界末日骑士并不需要太多的关注。改朝换代的暴力革命甚至比大规模动员的战争更过时。正如我在第8章中所表明的那样，仅仅依靠起义是很少成功的，通常不能实现实际上的平等。一些革命能够大大地矫正收入和财富的不平衡。然而，1917—1950年间的共产主义统治的大规模扩张根植于世界大战，之后没有再次上演。随后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以失败告终前，只零星地在古巴、埃塞俄比亚、南也门，以及最重要的是在1975年前的东南亚取得了胜利。20世纪70年代末，阿富汗、尼加拉瓜和格林纳达进行了温和的政权变更，证明了这些政权变革要么短暂，要么在政治上太温和。秘鲁的共产主义起义在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被镇压。市场改革有效地削弱了其他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根基。即使古巴和朝鲜也未能摆脱这种全球趋势。在这个时候，在世界的地平线上没有更激进的左派革命，也没有任何具有类似潜力的暴力平权运动出现。 ^[18]

如第9章讨论的那种国家衰败和制度崩溃同样变得极其罕见。最近的国家衰败事件往往局限于中非和东非以及中东周边地区。2014年，系统和平中心的国家脆弱指数把最低评分给了中非共和国、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阿富汗、也门、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除了缅甸以外，17个脆弱的国家也位于非洲或中东。尽管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以及乌克兰正在发生的事件表明，即使是工业化的中等收入国家，也绝不能幸免于分裂的压力，当代发达国家，还有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不太可能走上同样的道路。由于现代经济增长和财政扩张，高收入国家的国家机构通常在社会上极为强大和根深蒂固，使得政府结构的大规模崩溃和大矫正不可能同时发生。即使在最弱势的社会中，国家的失败往往与内战有关，这种内战通常不会产生平等化的结果。 ^[19]

这给我们留下了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骑士：严重的流行病。新的和潜在的灾难性流行病暴发的风险万万不能忽视。由于人口增长和热带国家的森林砍伐情况，疫病从动物宿主到人类的感染情况正在变得多见。食用丛林肉也维持了这一传播链，工业畜牧养殖使微生物更容易适应新的环境。病原体武器化和生物恐怖主义越来越受到关注。经济发展和全球互联有助于新型传染病的出现和传播，但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监测和应对这些威胁。快速的DNA测序，在野外使用更为方便的实验室设备小型化，通过建立控制中心和利用数字资源来追踪疫情的能力是我们武器库中的强大武器。

为了达到本研究的目的，有两点至关重要。第一点，与第10章和第11章所讨论的前现代流行病的相对规模接近的任何事物都会导致世界上数亿人死亡，这远远超过最悲观的估计。此外，全球未来的任何疫病流行都可能主要发生于发展中国家。即使是一个世纪以前，当时的治疗干预措施几乎没有什么用，1918—1920年的全球流感大流行所造成的死亡率受人均收入水平的严重影响。今天，因为医疗干预将减少严重疾病暴发的影响，高收入国家的死亡率将更低。从2004年“西班牙流感”报告的死亡率推断，全球预计5000万~8000万的死亡病例中的96%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尽管复杂的武器化可能会使一个更强大的超级细菌产生，但释放这样一个细菌几乎不符合任何国家层面的行为者的利益。另一方面，生物恐怖主义可能只有很小的成功机会，更不可能真正导致全国或更广范围内的人口死亡。

第二点涉及未来流行病对经济分配产生的后果。很难想象今天世界的传染病引起的突然的灾难性死亡会像农业时代那样铲除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我们甚至不知道导致5000万~1亿人或3%~5%的世界人口丧生的1918—1920年全球流感对物质资源的分配是否具有重要影响，因为这一时期发生的“一战”产生了平等化影响。尽管现在一般性感染（如流感）会更严重地影响到穷人，但当整个经济基本保持不变，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推测，穷人阶层的死亡危机将会推高低技术劳动力的价值。如果一个当代的流行病真的成为灾难，即夺走世界各地数以亿计的生命，那它至少在短期内是不可能被遏制的，并且国界和社会经济范围也无法阻止它的传播。在这种情况下，它对复杂的、相互关联的现代经济体及其高度差异化的劳动力市场的破坏性影响，可能大大超过与劳动力供应和资本存量估值相关的平等化效应。即使在一体化程度极低的农业社会中，瘟疫引发短期混乱后，富人的状况也不会比穷人好多少。从长远来看，分配后果将通过用资本替代劳动的新方法塑造：在被瘟疫耗尽的经济中，机器人最终可能代替许多工人。 ^[20]

我们不能断定，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不断出现的暴力冲击在未来将不会出现。无论规模多么小，一场大的战争或一个新的黑死病可能粉碎已建立的秩序，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做出最经济的预测：四个传统的矫正力量目前已经消失了，而且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重新出现。这使人们对未来平等的可行性产生了严重怀疑。历史的结果是由许多因素导致的，矫正分配的历史也不例外：制度安排在决定压缩冲击的分配后果中是至关重要的。统治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强制权力的变化使得瘟疫提高了一些社会中的实际工资，但其他社会的不会；世界大战使一些经济体的市场收入分配扁平化，却在其他经济体中促使雄心勃勃的再分配制度出现。

但是，每一个已知的大矫正时期背后，总有一个重大的原因。为什么约翰·洛克菲勒实际上比一代和二代后最富有的同胞富裕一个数量级，为什么《唐顿庄园》描述的英国被一个以全民免费医疗和强大工会闻名的社会取代，为什么在全球的工业化国家，20世纪第三季度的贫富差距比这个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小得多——事实上，为什么100代人之前的古代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就已拥抱平等的理想，力求将其付诸实践，这些背后都有一个重大原因。为什么在3000年以前埃及低地地区的高大、强壮的埃及人不得不仅用旧衣服裹着埋葬了他们死去的同伴，或者仅仅使用粗制滥造的棺材处理尸体；为什么罗马贵族的后代为了得到教皇的赏赐物而排队，为什么玛雅酋长继承人与普通大众吃一样的食物；为什么拜占庭和埃及的农民、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木匠，以及现代早期墨西哥的雇佣工人比其前后两个时期的同龄人都赚得更多、吃得更好，这些背后也有一个重大原因。这些重大的原因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共有一个基本特征：对既定秩序的大规模的暴力破坏。有史以来，大规模动员的战争、改朝换代的革命、国家衰败和流行病引起的对不平等的周期性压缩，总是使任何已知的完全和平的平等化手段相形见绌。

历史不能决定未来。也许现代化是真的不同。从长远来看，它可能完全不同。它可能会使我们走向这样一个奇点：所有人融合成一个全球互联的、人体和机械合二为一的超有机体，无须再担心不平等。或者技术进步可能将一个被生物、机械、电子技术和基因强化的精英从普通人类中分离出来，将不平等推向新的极端，而后者永远被他们的霸主所拥有的更优越的能力压在谷底。或者上述两者都不是，出现我们无法构想的结果。然而科幻小说只能带我们想象到这里。我们暂时停留在我们所拥有的心灵和身体以及他们所创造的制度之中。这表明矫正的未来前景渺茫。对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党人而言，保持和调整精心制定的高税收和广泛的再分配制度，或对亚洲最富有的民主国家而言，保留其非常公平的税前收入分配以遏制不平等的上涨趋势都将是巨大的挑战。因为这个不平等的上涨趋势随着全球化进程和前所未有的人口转型而增加了动能。它们能否坚持到底是值得怀疑的：不平等在各地都在不断加剧，这是一种不可否认的、否定现状的趋势。如果现有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稳定越来越难实现，那么任何使它们更平等的企图一定面临更大的障碍。

几千年来，历史在不断上升的、稳定的不平等和暴力压缩之间交替着。从1914年—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几十年里，世界上的富裕经济体和共产主义政权都经历了历史上最激烈的矫正过程。从那时起，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进入了一个可能会长期存在的阶段——资本积累和收入集中的回归。当未来变成历史，人们可能发现，和平政策改革可能根本无法应对今后日益增长的挑战。然而，有其他选择吗？我们所有珍视经济平等的人都应该记住，它在巨大的悲痛中才会出现，例外情况很罕见。对你希望得到的东西，一定要抱着一个慎重的态度。

附录 不平等的极限

不平等程度能够上升到多高？重要的一点是，收入不平等与财富不平等的衡量标准是不同的。给定一个人口群体，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是没有极限的。理论上，一个人能够拥有一切可以被拥有的东西，同时其他人一无所有，只能依靠劳动收入或者财富转移来维持生存。这种分配将会产生一个无限接近于1的基尼系数或一个最高为100%的财富份额。从纯粹的数学角度看，收入的基尼系数也有可能从0（代表完全平等）上升到接近于1（代表完全不平等）。然而，无限接近于1的基尼系数在现实中是永远不可能出现的，因为任何人都需要一个最低额度的收入才能存活。为了解释这一基本需求，布兰科·米拉诺维奇、皮特·林德特和杰弗里·威廉森提出了“不平等可能性曲线”的概念，用来衡量在给定平均人均产出水平下，理论上可能的最高不平等程度。人均GDP越低，超出最低生活标准的人均剩余就越少，不平等可能性曲线就会越受限制。

设想一个平均人均GDP等于最低生活标准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收入基尼系数必然为0，因为即使很小的收入差距都会迫使群体中的某些成员的收入下降到最低生存保障以下。尽管这是完全可能的（一些人会变得更加富裕而另一些人会忍饥挨饿），从长远来看却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人口将会逐渐萎缩。如果平均人均GDP略高于最低生活标准，假设在一个100人的群体中，平均人均GDP是最低生活标准的1.05倍，那么，其中的某一个人可以要求得到最低生活标准6倍的收入，而其他人都维持在最低生活标准。这时的基尼系数为0.047，收入最高的1%群体所占的收入份额为5.7%。假设平均人均GDP是最低生活标准的两倍（对现实生活中低收入国家的经济来说，这是一个更为真实的情况），如果一个人占有全部可获得的经济剩余，那么，这个唯一的最高收入者将获得所有收入的50.5%，这时基尼系数就会达到0.495。因此不平等可能性曲线会随着人均GDP的上升而上升：在平均人均产出水平为最低生活标准的5倍时，基尼系数将最可能接近0.8（图A.1）。 ^[1]

图A.1表明，在人均GDP处于非常低的水平时，不平等可能性曲线的变化最大。一旦人均GDP增加到最低生活标准的数倍后——这是现代发达国家的普遍情况，不平等可能性曲线就会上升到0.9的高水平，并达到无限接近于1的理论上限。因此，不平等可能性曲线主要有助于我们理解前现代社会和当代低收入国家的不平等现象。如果最低生活标准定义为年收入300美元（以1990年国际美元为基准）——尽管年收入稍高一些可能会更可信，但这是一个传统指标，不平等可能性曲线对不平等潜力的调整给年人均GDP 1500美元的经济体造成了显著的影响。所有或者几乎所有的前现代经济体都在这一范围内，这意味着图A.1所描绘的范围涵盖了大部分的人类历史。在国家层面上，16世纪初的荷兰最先达到300美元的生存水平的5倍，英国大约是在1700年左右达到这一水平，美国是在1830年，法国和德国是在19世纪中叶，日本是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而中国整体上直到1985年才达到这一水平，印度则是在1995年以后。 ^[2]

用不平等可能性曲线的最大值除以观测到的收入基尼系数就得到了榨取率，它衡量了收入高于最低生存保障的人理论上可能榨取的不平等的比例。榨取率可能从完全平等条件下的0变化到100%，此时某一个人获得了全部产出中人均最低生存收入总和之外的部分。观测到的基尼系数和不平等可能性之间的差距越小，榨取率就越接近于100%。米拉诺维奇、林德特和威廉森利用提供了收入分配原始指标的社会表格（这种表格的样式可以追溯到格雷戈里·金为1688年的英格兰制作的著名的社会表，它区分了从勋爵到贫民之间的33个阶级），与可获得的人口普查资料相结合，计算了从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的28个前现代社会的榨取率（图A.2）。 ^[3]

这28个前现代社会的平均收入基尼系数大约是0.45，平均榨取率为77%。相对于较发达社会，较贫穷社会往往更接近不平等可能性曲线。样本中，21个平均人均GDP在1000美元以下（以1990年国际美元为基准）的社会的平均榨取率为76%，与其他7个平均人均GDP在1000~2000美元之间的社会78%的平均榨取率几乎一样。只有当经济绩效提高到人均产出为最低生活标准的4~5倍时，平均榨取率才会下降：英国和荷兰在1732—1808年之间的平均榨取率为61%。样本中最高的5个榨取率，处于97%~113%的区间内，很可能是数据不充足下的非真实数据，尤其是对那些基尼系数显著超过了其所暗含的不平等可能性曲线的情况来说。在实际生活中，不平等的实际水平不应该达到甚至接近于不平等可能性曲线，因为很难想象一个社会统治者或一小部分精英阶层能够令大多数人都处于最低生活标准。即便如此，仍然值得注意的是，这5个社会是被殖民强权或某个外国征服者统治，这些条件可能使得掠夺性榨取率达到异常高的水平。 ^[4]

对不平等可能性曲线和榨取率的计算提供了两个重要的见解。它突出了一个事实，即古代社会往往会达到可能的最大不平等程度。只有在最富有的1%和由战士、管理者和商业中介组成的群体多于赤贫农业人口的社会，才可能会产生无限接近于不平等可能性曲线的榨取率。这似乎是一种常见的模式。我们可以从图A.2所描绘的大概估计具有的内部一致性中得到一些宽慰：似乎所有这些数据不太可能都使我们朝着同一个方向犯错误，从而造成对以往不平等程度的严重误导。第二个重要的观察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最终降低了榨取率。这28个样本社会与2000年前后抽样的16个相同的或部分同延的国家之间的比较，说明了这一现象的规模（图A.3）。 ^[5]

从榨取率观察到的不连续性表明，将收入基尼系数与差异显著的人均GDP水平进行比较多么令人误解。在0.45和0.41的榨取率上，前现代社会和近现代社会样本的平均基尼系数值非常相似。从表面数值看，它们仅能表明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平等程度只有轻微的弱化。然而，因为现代社会样本的平均人均GDP是前工业社会的11倍，所以平均榨取率就更低了——前者76%，后者只有44%。按照这种方法衡量，到2000年，这些社会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远远低于更遥远的过去。未经调整的最高收入者所占收入份额有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回想一下由1个富人和99个穷人构成的社会的例子，在这个虚拟社会中，平均人均GDP等于最低生活标准的1.05倍，收入最高的1%群体所占的收入份额为5.7%。这一收入份额确实在2000年的丹麦出现过，当时丹麦的平均人均GDP不低于我假想例子中的73倍。差异显著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转化为表面上相似的不平等水平。我们得到的教训是明显的：未经调整的估计历史收入分配可能会影响我们对我所说的“有效不平等”的理解（理论上可行的和不平等程度相关的定义），结果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撇开这些数字的可靠性问题，英国在1290年左右的收入基尼系数为0.37、1688年为0.45、1759年为0.46、1801年为0.52，这表明不平等程度在逐渐增加，而这一时期大部分年份的榨取率都由于经济增长的原因而下降——从0.69下降到0.57，在恢复到0.61之前下降到0.55。在荷兰，尽管榨取率持续下降，从76%到72%，再到69%，收入基尼系数却从1561年的0.56增加到1732年的0.61，然后下降到1808年的0.57。考虑到这些数字的巨大不确定性，给予其过多的重视是不明智的。最重要的原则是：榨取率比单独的基尼系数更能反映出真实的不平等程度。

这是否意味着对于更遥远的过去或当今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传统的不平等衡量方式将会高估现代社会中收入不平等的实际水平？由于这个原因，现代社会（虽然有很高的不平等程度）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巨大的和平的矫正机制？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有效不平等。对标准的不平等衡量方式的背景进行调整会带来很多麻烦。实际收入底线不是仅由维持生存的生理需要决定的，而且也由强大的社会和经济因素决定。在介绍完不平等可能性曲线和榨取率的概念之后，米拉诺维奇通过考虑生存的社会维度改进了这一方法。低至300美元（以1990年国际美元为基准）的年收入确实足以维持生计，甚至还可能构成最低收入社会的可行标准。然而，社会规范随着经济变得更加富裕而改变后，生存需要就相对上升了。今天只有在最贫穷的国家，政府贫困线才会与传统的最低生活标准一致。而在其他地方，生活所需要的收入的最低限度提高了，因为它是更高的人均GDP的函数。对什么是构成社会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标准的主观评价也表现出某种对整体生活水平的敏感性。亚当·斯密对他所处的时代的最低需要的定义就是一个著名例子。按照他的观点，它们“不仅是维持生命必不可少的商品，而且代表这个国家使合乎道德之人免于不得体的生活，即使是处在最底层的人”，例如在英格兰，就是提供一件亚麻衬衫和皮鞋。尽管如此，贫困标准并没有以与GDP相同的速度发生改变，而是滞后于GDP的变化：它们相对于平均收入的弹性是有限的。以该弹性为0.5来推算，米拉诺维奇证明，以社会最低生活标准调整后，给定人均GDP水平下的不平等可能性曲线显著低于仅由生理生存最低需要所决定的不平等可能性曲线。对一个人均GDP为1500美元的群体来说，它从0.8下降到0.55，而当人均GDP为3000美元时，它从0.9下降到0.68（图A.4）。 ^[6]

无论是否考虑变化的社会最低生活标准，1688—1867年间的英国和1774—1860年间的美国的榨取率都保持稳定。但是，如果将社会最低生活标准对GDP增长的0.5的弹性纳入不平等程度可能性曲线的计算中，那么这两个时期的潜在榨取率大约为80%，远高于将观测到的不平等程度与最低生存标准联系在一起时计算出的那个约60%的数值。相比之下，自“二战”以来，无论以哪种方式定义的榨取率，都比实际低很多。在20世纪之前有效不平等一直保持在高位，因为当经济产出增长时，精英阶层仍然攫取了相对稳定的可获得剩余份额。这表明，除暴力压缩期外，有效不平等（受社会决定的最低生存底线的限制）在前现代时期和工业化的早期阶段都很高。用基尼系数或最高收入者收入份额衡量的名义上的不平等，和由社会最低标准调整的实际不平等，都能维持大压缩之前收入差距非常巨大这一印象。 ^[7]

但现在是怎样的情况呢？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时，无论是否按照社会最低标准进行调整，美国和英国的榨取率都在40%左右，即只有19世纪60年代的一半。这是否意味着即使在最近的不平等水平反弹后，按照实际指标衡量，这两个国家现在也比过去更符合平等主义呢？不一定。关键问题是这个：在一个主要不依赖化学燃料开采而依赖粮食生产、制造业和服务业相结合的经济体中，在给定的人均GDP水平下，经济上可行的最大收入不平等程度是多少？在美国，当某一个人占有最低生存需要以外的所有剩余时，理论上可能的最大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0.99，而如果只占有社会决定的最低收入以外的所有剩余时，这一理论最大值约为0.9。为了使讨论更加便利，假定这种社会由于某种原因在政治上是可行的——尽管这可能需要这个垄断财阀雇用一支机器人军队来管控他的3.2亿同胞，我们必须问，它是否能够维持一个年人均GDP为53000美元的经济体？答案一定是否定的：这样一个极度不平等的社会将无法生产和再生产人力资本，也无法支持达到这些产出水平所需要的国内消费量（几乎占到美国GDP的70%）。因此，“真实”的不平等可能性曲线一定低很多。 ^[8]

它会低多少？美国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现在接近于0.38。为方便讨论，假设它可能高达0.6，这是纳米比亚在2010年的水平，不至于将人均GDP降低到最低生活水平以下。这将会产生一个63%的有效榨取率。在不同的设定下，米拉诺维奇曾认为，即使在相当极端的关于可行的劳动和资本收入不平等的假设下，美国总体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也不会超过0.6。但0.6的数值对美国的经济来说也是很高的：纳米比亚的人均实际GDP只有美国的1/7，而且它的经济高度依赖矿物出口。如果真实上限为0.5，那么美国目前的有效榨取率将为76%，相当于提到的那28个前现代社会的平均水平，也接近于美国在1860年的84%。在1929年，美国的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不低于0.5，经社会最低标准调整的不平等可能性曲线接近于0.8，这意味着榨取率约为60%。然而，即使是在1929年，当时的实际人均GDP不到今天的1/4，经济上可行的最大基尼系数应该低于0.8——比现在要高。在这一点上，尝试不同的数据几乎没有任何收获。如果能够衡量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那么也应该能够估算无法达到当前的产出水平的不平等程度。希望经济学家能够处理这个问题。 ^[9]

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收入不平等的潜力被一系列不同的因素制约。在非常低的经济绩效下，不平等首先受到确保最低生活需要的产出量的约束。0.4的基尼系数（现代标准中的中等水平）在平均人均GDP仅是最低生活需要的两倍的社会里代表着极高的有效不平等，不平等的可能上限是0.5左右的收入基尼系数。在中等发展水平上，社会最低标准成为主要的制约因素。例如，在1860年，当美国的人均GDP达到了最低生活需要的7倍时，社会最低标准所隐含的最高可能的基尼系数或不平等可能性曲线为0.63，明显低于仅仅由基本生活需要所决定的0.86，有效榨取率也相应地从62%提高到84%。在那时候，由社会最低标准推导出来的不平等可能性曲线几乎一定低于由经济复杂性所施加的上限：在一半以上的人口仍然从事农业生产的时代，收入不平等的理论潜能将会相当高。当基于社会最低标准的不平等可能性曲线或基尼系数上升到0.7和0.8的数量级时，即使在与现代经济发展相关联的不平等可能性曲线下降时，这个结论也不再成立。这两个曲线边界将会在某个点上交叉，从而将后者转变成对潜在不平等的最强有力的约束（图A.5）。 ^[10]

我的模型表明，不平等可能性曲线在整个收入分配的历史谱系中都是相当稳定的。在人均GDP等于最低生活标准2~3倍的社会中，0.5和0.6数量级上的、最大可能的基尼系数与人均GDP为最低生活标准5~10倍的、更为先进的农业和早期的工业化社会的、最大可能的基尼系数非常相似，也和今天应用在相当于最低生活标准100倍的高收入经济体上的数值没有什么不同。真正改变的只是关键约束的性质，即从基本生存到社会最低标准再到经济复杂性。我把与直觉相反的不平等可能性曲线对经济绩效敏感性的缺乏称为“不平等的发展悖论”——“万变不离其宗”的另一个变体。这种长期稳定性对比较、评估超长期历史收入不平等有一个重大好处：如果不平等可能性曲线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并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直接比较从古代到现在所有的基尼系数就是合理的。 ^[11]

当今美国或英国不平等的实际榨取率是否与150年前的一样高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毫无疑问的是，从那时到现在，它既没有变成原来的一半，也没有下降到仅根据社会最低标准计算所得到的水平。尽管当下美国的有效榨取率几乎可以肯定是低于1929年的，但实际上，不平等现象仍然显著地在持续或反弹——以实际值计算。但不是所有地方都是如此：如今天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无论我们怎样定义不平等可能性曲线，0.25左右的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必然要比更为遥远的过去的低。我用一个关于对潜在不平等的约束如何影响国际对比的简要说明来结束这篇技术性的附录。在可支配收入分配不均程度上，美国究竟比瑞典高多少？给定基尼系数在0.23~0.38，美国的不平等程度可以说比瑞典高出大约2/3。如果我们运用不平等可能性曲线来建立一个名义上的最大值，这一比例不会改变：假定两国与GDP相关的不平等可能性曲线都为0.6，美国的榨取率为63%，比瑞典的38%高出2/3。然而，收入不平等的潜在值不仅仅存在一个上限问题。在市场经济中，为了维持高水平的人均产出，可支配收入不平等需要显著大于0。插入一个最小可行的基尼系数，比如说0.1，加上之前的上限0.6，就会产生一个有50个百分点的不平等可能性空间（inequality possibility space，简称IPS）。观测到的瑞典不平等现象占据了这一空间的1/4，相比之下，美国则略多于一半。这种调整将使美国的用实际值衡量的可支配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至少是瑞典的2倍。

致谢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当中，富人和穷人之间差距的增大和缩小交替而行。经济不平等可能直到最近才重新在流行的话语中变得非常突出，但实际上它有着深远的历史。我的这本书旨在从长远的时间维度追寻和解释这段历史。

最早使得我对这种久远历史感兴趣的学者之一就是布兰克·米拉诺维奇，他是不平等研究领域世界级的专家，其研究一路回溯到远古时期。如果有更多像他一样的经济学家，会有更多的历史学家倾听相关观点。大约10年前，史蒂夫·弗里森让我更加努力思考古代的收入分配，与伊曼纽尔·赛斯在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共度的一年则进一步激起了我对于不平等研究的兴趣。

我的观点和论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托马斯·皮凯蒂工作的启发。他撰写了那本关于21世纪资本的极富争议性的著作，向更广泛受众介绍他的思想，在这之前的几年，我就已经读过他的作品，并且思考了这些观点在过去几个世纪（也被像我自己这样的古代史学者称为“短期”）之外的相关性。他的巨著的出版，为我从单纯的思考转为撰写我自己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动力。非常感谢他的开创性贡献。

保罗·西布赖特邀请我于2013年12月在图卢兹高等研究院讲授一次杰出讲座，这促使我将自己关于这一主题的杂乱思想转变成更为一致的论点，同时也鼓励我完成这本书的项目。在圣菲研究所进行的第二轮早期讨论当中，山姆·鲍尔斯证明了他是一个激烈而友好的批评家，苏雷什·奈杜也提供了有益的信息。

当我的同事肯·舍韦要我代表斯坦福欧洲中心组织一次会议的时候，我抓住这次机会，聚集了一群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探讨历史长河中的物质不平等演变。我们2015年9月在维也纳的会议是愉快且富有教益的：我要感谢这次会议的当地协办人员，伯恩哈德·帕尔梅和皮尔·弗里斯，还要感谢肯·舍韦和奥古斯特·赖尼西的资金支持。

我从在埃佛格林州立学院、哥本哈根大学、伦德大学，以及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的论文报告所获得的反馈意见中获益良多。我很感谢这些活动的组织者：乌尔丽克·克罗特斯琴、皮特·邦、卡尔·汉普斯·吕特肯斯、刘津瑜和胡玉娟。

戴维·克里斯蒂安、乔伊·康诺利、皮特·加恩西、罗伯特·戈登、菲利普·霍夫曼、布兰科·米拉诺维奇、乔尔·莫基尔、热维尔·内茨、谢夫凯特·帕慕克、戴维·斯塔萨维奇和彼特·图尔钦对整个书稿进行了阅读和评论。凯尔·哈珀、威廉·哈里斯、杰弗里·克朗、皮特·林德特、约什·奥伯和托马斯·皮凯蒂也阅读了本书的部分章节。哥本哈根大学萨克索研究所的一些历史学家也开会讨论了我的书稿，同时我要特别感谢贡纳尔·林德和简·佩德森所提供的各种意见和建议。我在一些特定章节和问题上，得到了来自安妮·奥斯丁、卡拉·库尼、史蒂夫·哈伯、玛丽莲·马森、迈克·史密斯和加文·赖特宝贵的专家意见。我没有像本来应该的那样完全接受他们的意见，这完全是我自己的错误。

我要特别感谢一些同事，他们慷慨地和我分享自己还未发表的作品：吉多·阿尔法尼、凯尔·哈珀、麦克·朱尔萨、杰弗里·克朗、布兰科·米拉诺维奇、伊恩·莫里斯、亨里克·莫瑞滕森、约什·奥伯、皮特·林德特、伯恩哈德·帕尔梅、谢夫凯特·帕慕克、马克·皮泽科、肯·舍韦、戴维·斯塔萨维奇、皮特·图尔希和杰弗里·威廉森。布兰登·杜邦和约书亚·罗森布洛姆两人编制并分享给我的美国内战时期的财富分配数据对本书非常有帮助。莱昂纳多·加斯帕里尼、布兰科·米拉诺维奇、谢夫凯特·帕慕克、莱安德罗·普拉多斯·德·拉·埃斯科苏拉、肯尼斯·舍韦、米哈尔·斯坦库拉、罗伯特·斯特凡和克劳斯·瓦尔德非常友善地寄给我数据文件。斯坦福大学主修经济学的安德鲁·格兰纳托为我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研究助理工作。

我在2015—2016学年被斯坦福大学人文艺术学院资助期间完成了这一项目：我要感谢我的院长——德伯拉·萨兹和理查德·萨勒，他们支持了这件事（在很多其他人提供的支持以外）。这次学术进修使我得以在2016年的春季作为哥本哈根大学萨克索研究所的访问学者，在那里完成整个书稿的整理。我要感谢这些丹麦同事的热情款待——尤其感谢我的好朋友和系列论文的合作伙伴皮特·邦。我想用也许有些笨拙的感谢之词对古根海姆基金会授予我奖金来完成这一项目表达谢意。虽然我有幸在正式拿到这笔奖金之前就完成了这本书，但我确定自己在将来的研究工作中会充分地利用好它。

在这一项目接近完成的时候，乔尔·莫基尔善意地将这本书放到了他编辑的系列丛书当中，并且帮助它通过了评审过程。我非常感谢他的支持和明智的评论。罗伯特·滕皮奥是一位非常棒的激励者和编辑，也是一位真正的书籍爱好者和作者的拥护者。他提供了关于本书主标题的建议，我也因此欠了他的人情。他的同事埃里克·卡拉汉使我能够及时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两本相关书籍的清样。我还要感谢珍妮·沃尔克维基、卡罗尔·麦吉利夫雷和乔纳森·哈里森，他们确保了整个出版过程非常顺利和迅速。当然，还要感谢克里斯·费兰特为本书的英文版设计了非常精美的封面。

参考文献

译后记

一

《不平等社会》一书的作者沃尔特·沙伊德尔2017年推出的这部新著论及暴力和不平等问题，认为不平等的矫正机制即“天启四骑士”——大规模动员的战争、变革性的革命、国家崩溃和灾难性的瘟疫，其矫正功能在于屡次摧毁了富人的财富，大大降低了不平等程度。

暴力和不平等问题是自阶级社会存在以来，人类社会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不平等社会》一书提供了这方面的新见解，沃尔特·沙伊德尔观点如下。

其一，在人类文明的进程当中，富人和穷人之间不平等差距（尤其经济不平等）的增大和缩小交替而行，并且一直是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沙伊德尔通过追踪从石器时代一直到今天的全球不平等史，阐述了这样一个主题：暴力性冲击对破坏既定秩序，压缩收入和财富的分布，缩小贫富差距都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在全球范围内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暴力性冲击，在降低不平等程度中起关键作用。他进而揭示了暴力和不平等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动规律——当大屠杀和灾难降临之时，不平等程度会下降，而当和平与稳定回归的时候，不平等程度会上升。《不平等社会》从长远的时间维度来追寻和解释这段历史。这是一个覆盖了大部分可观测历史的全球性调查。他认为，一种跨文化、比较性和长期的观点对于理解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机制至关重要。

其二，没有令人信服的经验证据支持这样的观点，即现代经济发展降低了不平等程度。没有任何一种良性的压缩手段，能够取得一些甚至比战争、革命、国家崩溃和瘟疫（“天启四骑士”）所产生的效果更好的结果。审视整个人类历史，每一次物质不平等程度的压缩都是由这四个矫正力量中的一个或者多个驱动的。它们的共同点是，依靠暴力来重建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使之与政治和社会秩序相一致。

其三，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差异并不是具有社会或历史意义的唯一不平等类型，还有源于性别和性取向的不平等，种族和民族方面的不平等，年龄、能力和信仰等方面的不平等，教育、健康、政治发言权乃至机遇的不平等。尤其权力不平等在决定物质资源的获取方面始终发挥着核心作用，因此，这本书的英文书名并不完全准确。

其四，即使是以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差异为标志的经济不平等，也主要聚焦于社会内部的物质资源分配，主要回答为什么不平等程度会下降，着眼于暴力冲击及其替代机制，它们对物质不平等的影响（但没有一般性地探究两者之间的反向关系），以及识别矫正的各种机制。

其五，一般只使用两个最基本的指标：基尼系数和总收入或财富占比。尤其基尼系数衡量了收入或物质资产的分配偏离完全平等状态的程度。基尼系数和最高收入份额是大体上一致的不平等测度。两者是两种互补的测量工具，强调的是给定分配的不同性质，即前者计算不平等的总体程度，后者对分配的模型提供急需的深入理解。

探索全球不平等的历史是一个严峻的挑战。20世纪前很少有国家定期征收收入所得税。漫长的人类历史不允许我们对物资资源分配进行哪怕最基本的定量分析。长期性的分析视角需要非正统的解决方案，用来克服数据质量和数量上的巨大差异。然而，即使在没有家庭调查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依靠代理数据来计算基尼系数。例如精英阶层所展现的财富最有希望成为不平等的标志——实际上往往是唯一的参照系数和坐标。

其六，《不平等社会》详细探讨了1980—2010年部分国家最高收入者所占的收入份额和收入不平等的趋势，1980—2013年20个OECD成员顶层1%群体所占的收入份额，还对约80个国家在1970—2005年间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调查，因此得出结论：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平等尤其是财富分配不均在我们这个时代卷土重来。

2018年2月7日，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刊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加布里埃尔·祖克曼的最新论文。文中最新数据显示，0.1%的美国人坐拥该国20%的财富，财富不均的情况类似于100年前的情况，百年历程走出一个大大的“U”形。1929年，美国贫富差距达到历史峰值。顶层0.1%群体占有该国25%的财富，且顶层10%的群体居然坐拥高达84%的财富。这种财富不均的情况虽然在经济大萧条、“新政联盟”和“二战”带来的经济下滑后有所缓解，但从80年代开始，情况再度恶化，以至今天已和百年之前相差无几。据《北美留学生日报》引用的“消费者财务调查”的数据，美国顶层1%群体仅包括126万户家庭，却占有近40%的财富，平均每户拥有2680万美元财富，是普通家庭拥有的69万美元的40倍甚至更多。福布斯评出的全美前400位富豪（其人口只占美国总人口的0.00025%）的资产总和超出了底层1亿5000万美国人的资产总和。

沙伊德尔强调指出，20世纪80年代后期—2000年前后，除了低收入国家，所有类型的经济——中低、中上、高收入国家经济和全球经济的收入都出现了颇为严重的不平等，尽管经济发展和掠夺性行为，或者市场和权力，乃至全球化或者国际贸易自由化是一股强大的去平等化力量。例如，在中国，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84年的0.23，上升到2014年的0.55左右，翻了一番，相应的财富集中度也迅速上升，从1995年的0.45增加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初期的0.7的水平。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俄罗斯，自2008年以来，俄罗斯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一直徘徊在0.5以上，高于1991年苏联解体时的0.37。

其七，《不平等社会》最后提出了未来将何去何从的问题，强调：“我们关心的不是经济发展或更宽泛的人类发展，而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是如何分配的，是什么原因使得它们以这样的方式被分配，以及将要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变这些结果”。

目前关于减少不平等的建议并不少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列出了重新平衡收入和财富分配措施的长长的清单。与皮凯蒂的关注点在税收上一样，与安东尼·阿特金森迄今为止最详细和精确的均等化方案一样，作者也对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税收改革方案情有独钟。

《不平等社会》一书提供了关于暴力和不平等史的某些新见解，许多统计数据、不平等的测量工具和方法等，是具有一定价值的。愈演愈烈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是如今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收入分配改革是中国深化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也是稳定社会和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途径。《不平等社会》无疑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参考材料。

二

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的姊妹篇。该书一出版就成为畅销书，连续数周在亚马逊网站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并被称为向马克思《资本论》致敬的一部重要著作。但是，反驳者和批判者并不少见。《华尔街日报》指责该书“对金融资本赚取回报的概念抱有中世纪式的敌意”（丹尼尔·沙克曼）。《经济学人》撰文对书中预测的未来经济不平等的“可怕”程度表示怀疑（克里夫·克鲁克）。

皮凯蒂以资本和劳动关系为视角，将世界经济分成两个基本要素：资本和劳动力，用详尽的（尽管富有争议的）数据全面分析了西方两个多世纪以来收入与财富的分布变化，从而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讨论影响分配不平等的强大力量。除“二战”时期之外，长期来看，资本回报率远高于劳动回报率以及平均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即r >g ，因此财富趋向于聚集在少数人的手中，这是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除了r 和g 这两个变量之外，作者进而探讨了帕累托分布与分配中所获份额的关系，此外，一些核心的宏观经济因素也对帕累托分布的参数产生了影响。

他对于库兹涅茨曲线以及良性资本主义和福利资本主义理论持否定态度，抨击了“财富推动一切发展”的观点，旨在证明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了财富不平等的加剧，不平等现象近几十年来已经日益扩大及日趋严重，而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他建议通过民主制度制约资本主义，这样才能有效降低财富不平等现象。尽管这本书争议不断，但毋庸置疑的是，关于不平等问题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无独有偶。沃尔特·沙伊德尔在本书致谢中承认：“我的观点和论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托马斯·皮凯蒂工作的启发。他撰写了那本关于21世纪资本的极富争议性的著作，向更广泛受众介绍他的思想，在这之前的几年，我就已经读过他的作品，并且思考了这些观点在过去几个世纪（也被像我自己这样的古代史学者称为“短期”）之外的相关性。他的巨著的出版，为我从单纯的思考转为撰写我自己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动力。非常感谢他的开创性贡献。”

他在序言“不平等的挑战”中，开门见山地以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一种危险且不断增长的不平等”的判断作为醒目的标题。他还列举了一系列数据，例如在2015年，地球上最富有的62个人所拥有的私人财富净值，就与人类较为贫穷的那一半，即超过35亿人拥有的一样多了，而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家庭现在拥有略微超过一半的全球私人财富净值。“这是一种危险且不断增长的不平等，而且向上流动性的缺乏已经危害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基本信念——如果你努力工作，你就有机会获得成功。我相信这是我们需要在这个时代面对的明确挑战，即确保我们的经济发展服务于每一个勤劳的美国人。”

《不平等社会》和《21世纪资本论》的共同点不仅在于共同的主题是探讨不平等问题，而且在于都致力于对于历史数据的收集工作。前者涉及的时空更为宽广，不仅包括发达国家还包括发展中国家，不仅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还包括各个社会的经济形态。例如，图11.2的标题是“公元前3—公元15世纪埃及无技能的农村和城市工人的每日小麦工资（小麦以公斤为单位）”。图11.3列举了“公元100年—2世纪60年代和2世纪90年代—3世纪60年代罗马统治下的埃及的实际价格与租金变化。图11.4统计“奥格斯堡的财富不平等：纳税人的数量、平均纳税额以及纳税的基尼系数，1498—1702年”。

三

人类社会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是不平等问题。古今中外皆如此。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具有一种明显的以人为本的本质属性和人文主义传统，而且从这一视角，阐释“天人合一”这一命题，因此衍生出以人为本思想、大同社会理想、民本主义思想，国家以养民为本且行养民之道。“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管子》）

在中国哲学史上，法家代表人物荀子首先提出了“人与天一也”（《庄子·山木》）的命题，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他进而提出要以礼来调节经济生活，必须“制礼义以分之”（《荀子·王制》）。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强调“以义生利”，德本财末，道德优先，治国理家和财富分配则倡导公正、公平和均平，“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论语·季氏》），《礼记·礼运》更是提出了大同社会应财产公有的主张。

道家代表人物老子，一是推崇“圣人不积”，对私有财富过多积累持否定的态度，原因在于富或求富是祸乱之源；二是倡导“天之道”和“人之道”合一。所谓“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则不然，损不足，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其唯有道者”（《老子》）。这是阐述“损”与“补”、“有余”与“不足”的转化辩证法，以及“天之道”应该与“人之道”具有同一性，主张“人之道”应该效法“天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损有余以奉天下”，从而改变不合理、不平等的现象。一言以蔽之，“天道”就是均安、均平、均富，即“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老子》），体现了崇尚社会财富均等化的道家学说。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和理财家以及历代农民运动领袖提出以“等贵贱，均贫富”为标志的关于调整社会财富分配的政策思想。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大夫晏婴就提出了“权有无，均贫富”的思想，管仲试图通过调整价格政策以矫正贫富不均，认为“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管子·国蓄》）；秦国商鞅变法的精髓是“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商君书·说民》）。

秦汉以后，土地兼并问题引发贫富严重不均，促使阶级矛盾尖锐化。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曾经提出各种解决贫富不均的措施。如汉代董仲舒的限田法，西晋的占田制，北魏、隋、唐的均田制等，不平等现象和阶级矛盾有所缓解。

西方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经济思想，尤其财富观念以及财富分配主张，与神话紧密相连。

荷马和赫西俄德将经济匮乏的原因归结为神的惩罚，后者进而将其归咎于人德行的堕落，提出正义是人类的美德，合乎正义者理应得到荣华富贵。

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强调一个自由人的人生目的是培养神所赋予的善德和追求正义，追求财富要合乎道德的公正原则，否则就不能称之为财富。这是西方传统的经济思想强调从正义的角度分析经济问题之理论渊源。柏拉图认为贫富悬殊会使城邦分裂为贫与富两大对立集团，贫富差距过大还会导致社会动乱。这一观点与孔子的基本一致。亚里士多德肯定人们追求财富，但要用“中道”的原则来把握追求财富的度，这个度就是灵魂的善，并且要使灵魂的善高于财富的善。这里所强调的正义和灵魂的善最终来自神。他还从商品交换的角度阐释了财富分配的公平问题。

古希腊罗马的晚期，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明确宣称财富是上帝的礼物，是一种善。接踵而来的中世纪的经济思想，都弥漫着浓厚的宗教伦理和神学文化。教会思想家阿奎那，更是处处着眼于基督教教义。

现当代学者在这方面的文献汗牛充栋。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一般而言，绝对平等或者纯粹平等的社会是一种乌托邦理想，所以《不平等社会》主要是阐述以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差异为特征的经济不平等，基本上舍弃了具有社会或历史意义的其他不平等类型。

应该强调指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不仅不会拆除不平等的藩篱，就其大趋势而言，是在扩大以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差异为标志的经济不平等。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四大矫正力量或者“四大骑士”，即大规模动员的战争、变革性的革命、国家崩溃和灾难性的瘟疫，或多或少地降低了不平等程度和幅度。尤其当一种生产方式处于上升时期或者改朝换代时期时，不平等程度和幅度大为改观。

例如，资本原始积累是一个使用暴力剥夺劳动者，消灭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过程，它不是田园诗式的过程，而“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马克思，1867年）。但另一方面，这是“工业骑士”战胜“佩剑骑士”的历史过程，在反对封建特权、争取平等，反对专制束缚、争取自由方面有它的历史进步性。这是因为，“一个社会的分配总是同这个社会的物质生存条件相联系，这如此合乎事理，因此经常在人民的本能上反映出来。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时，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下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大工业兴起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恩格斯，1894年）。

又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马克思所讲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可能彻底消灭不平等现象的。《哥达纲领批判》批判了拉萨尔鼓吹的“公平的分配”“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平等的权利”，这是因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也就是这个平等的权利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架里，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1875年）

怎样消灭这种不平等现象？《不平等社会》和《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们寄希望于“减税”，前提是维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这显然是治标不治本的乌托邦政策。《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即消灭“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消灭阶级差别，消灭阶级对立，消灭不平等的雇佣劳动制度，随着阶级差别的消失，一切由这些差别产生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将自行消失。“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只有在这个时候，不平等现象才会退出历史舞台。因为，“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四

暴力也是自阶级社会诞生以来，人类社会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古今中外皆如此。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易·革·彖辞》）是歌颂“革命”性暴力较早的文献记载，并且，在中国，暴力观念往往与“人性善”和“人性恶”孰是孰非的争论相联系。中国数千年的统一与分裂不断循环的历史，也与恶、暴力或战争息息相关。

西方学者这方面的文献十分丰富，阐述善恶辩证法的黑格尔、《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作者马克斯·韦伯、《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作者托克维尔，以及《论暴力》的作者乔治·索雷尔和《论革命》的作者汉娜·阿伦特等是其中的佼佼者。

马克思、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专辟三章“暴力论”，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暴力和不平等理论，对于读者正确阅读《不平等社会》大有裨益。

这本书以唯物主义辩证历史观的博大视野和宏大叙事风格，回顾了从原始社会以来的生产方式、交换关系、战争和暴力史。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暴力论，阐述了经济决定政治、生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指出暴力不是绝对的坏事，它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起着革命作用，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

什么是遵循唯心主义历史观？就是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鼓吹“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是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杜林），并且采用干瘪的、软弱无力的传教士的思维方式全盘否定“暴力”。在杜林看来，人类的第一次暴力行动就是原罪，而且任何暴力“都会使应用暴力的人道德堕落”。

什么是遵循唯物主义历史观？一言以蔽之，“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反杜林论》）。

因此，私有财产在历史上的出现，绝不是掠夺和暴力的结果，私有财产的形成，都是由于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发生变化，都是为了提高生产和促进交换，因而其出现和形成都是经济原因导致的。暴力在这里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暴力虽然可以改变占有状况，但是不能创造私有财产本身。

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暴力是由经济状况决定的，经济状况给暴力提供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

暴力具有二重性。形而上学的杜林先生把暴力视为绝对的坏事，他的暴力史只是哀诉这一暴力行为怎样作为原罪玷污了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一切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怎样被这种恶魔力量即暴力可耻地歪曲了。但是，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即革命的作用。它是社会运动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

历史是谁创造和推动的，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答案不是杜林的暴力创造历史观，也不是黑格尔所标榜的“恶”“英雄”“杰出人物的动机”创造历史，或者“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恩格斯在晚年提出关于社会或历史发展的“合力”理论，在他看来，历史是这样创造的：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它们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与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

五

《不平等社会》一书，由颜鹏飞主持翻译和初校。各章译者如下：序言等，颜鹏飞；1~3章，12章、13章，李酣；4~6章，曾召国7~9章，甘鸿鸣；10章、11章、15章、16章、附录，王今朝；14章，刘和旺。原文个别地方做了删除处理。

颜鹏飞 2019年2月5日 于珞珈山麓

目录

推荐语

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很擅长概括经济发展的秘密。他们运用了很多针对当地的考察记录及实验，探寻贫穷国家的穷人是怎样应付贫穷的：他们知道什么？从表面上看他们想要什么或不想要什么？他们对自己及别人的期望是怎样的？他们怎样做出选择？显然，两位作者通过个人行动和公共行动赢得了多次富有意义的小胜利，为全球穷人带来了巨大的收益，而且这些收益还可能会像滚雪球似的继续下去。这本书令我非常着迷，让我对穷人摆脱贫困充满了信心。

——罗伯特·默顿·索洛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这是一本见解极为深刻的好书，由两位专门研究贫穷本质的优秀作者写成。

——阿马蒂亚·森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经济学及心理学教授

对于每一位关心世界贫穷问题的人来说，这本书都是一本必不可少的读物。我很久没读过能让我学到这么多的书了。《贫穷的本质》堪称经济学的最大献礼。

——史蒂芬·列维特
《魔鬼经济学》作者

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合著的这本书引人入胜、可读性很强，超越了关于贫穷问题的简单分析。书中充分论述了贫穷家庭为改变现状而面临的挑战，展现了他们为摆脱当前贫穷而迁居的努力，并用真实的数据对其加以验证。《贫穷的本质》是一本充满希望的书，本书在探讨贫穷核心问题的同时，保留了对乐观主义精神及更多答案的寻求。

——南丹·纳拉坎尼
印孚瑟斯技术有限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印度身份证管理局主席

他们为发展经济学做出了有力的尝试，并且非常清楚自己的观点与占统治地位的论证方法的差异。这些非常有头脑的经济学家丰富了贫困问题的基本原理——而这些原理经常为大众所误解……这本书引发了关于发展周期的讨论。除了重点关注随机对照实验之外，还涉及了之前为学界所忽视或未得出一致观点的内容，例如穷人是如何做决定的、他们的决定是否正确，以及政客们是如何应对这些决定的。

——《卫报》

这本书中，作者进行了大胆的研究，亲身体验并描述了全世界至少8.65亿贫困人口（日均收入低于0.99美元）的真实生活。

——《经济学人》

这是一本极有说服力的读物，它真实再现了穷人的生活，很有可能产生具有实际意义的成果。

——《福布斯》

这是一本非凡之作，读后收获颇丰。《贫穷的本质》是对穷人所处的生存环境中边缘生活的细致描述。两位作者清晰而又富有同情心地描述了他们研究领域所面临的挑战，他们为事实、假设和思辨开创了全新的视角。正因如此，这本书值得一读。

——《华尔街日报》

这本书除了记录大量的亲身体验外，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对穷人生活的个性化描述。它反映了贫困人群是如何在艰难的环境中做出选择的。此类书籍帮助我们开辟了一条新的前进道路，代表了我们需要继续坚持的实践方向。

——《金融时报》

这本书内容精彩、引人入胜，俨然是一部为贫困人口量身定制的《魔鬼经济学》。书中有很多从我们所服务对象角度出发的有关解决贫困问题的深入见解。他们唤醒了我们共有的人性，并提醒我们一般情况下，人们所见略同。

——《快公司》

随机对照实验是解决贫困问题常用的方法。这本由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合著的《贫穷的本质》对其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并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什么形式的援助最有效？”

——《纽约时报》

这是一本科学、深刻、观点清晰、通俗易懂的书，是对国际援助持支持或反对意见者，以及相关领域专家和对贫困问题感兴趣的普通读者的必读之作。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罗伯特·默顿·索洛以及经济学畅销书作者史蒂芬·列维特倾心推荐之作。我觉得你最好读一读这本书，它将开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的讨论话题。

——美国《金融世界》

这本书含蓄地表达了经济研究无须将社会科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观点，这是研究方法上的惊人转变。

——《印度快报》

两位极负盛名的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连续15年对全球贫困问题做出了精妙的研究，并探求我们无法解决贫困问题的真正原因。这本书论点清晰、有理有据，颠覆了以往研究贫困问题的传统方法，不失为关注此类问题的读者的醒脑之作。

——《柯克斯评论》

前言

埃斯特6岁时曾读过一本关于特蕾莎修女的书，书中提到了一个叫加尔各答的城市。这个城市非常拥挤，人均居住面积只有0.93平方米。当时，埃斯特把这个城市想象成一个大棋盘，由许多个3英尺×3英尺 ^[1] 的小格子组成，每个小格子只能挤进去一个“小兵”。她当时就思考着，自己究竟能为这个城市做些什么呢？

24岁时，埃斯特终于来到了加尔各答市，当时她已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名研究生。在乘出租车前往市区的路上，埃斯特向窗外望去，眼前的一切令她有些失望。每个角落都空无人烟，只有一棵棵树木、一块块空草坪和孤单的人行道。那本书中刻画得触目惊心的困境在哪里，那些拥挤的人群都跑到哪里去了？

阿比吉特6岁时就知道加尔各答市的穷人住在哪儿，他们就住在他家后面那栋摇摇欲坠的小房子里。那些穷人的孩子似乎总有玩的时间，他们擅长玩各种游戏。如果阿比吉特和他们玩弹球，最后弹球总会跑到他们的破裤兜里。对此，阿比吉特心里很是不服气。

自打贫穷一出现，我们就产生了某种以约定俗成的方式来贬低穷人的冲动。穷人频繁地出现在社会理论及文学作品中，他们被描述得有时懒惰，有时上进；有时高尚，有时鬼祟；有时愤怒，有时顺从；有时无助，有时自强。毫无疑问，有些政策取向与这种针对穷人的看法相一致，如“给穷人创建自由市场”“呼吁人权至上”“先解决冲突”“给最贫穷的人多些资助”“外国援助阻碍发展”等。然而，这些想法却无法帮助那些处于贫穷状态下的普通男女实现希望、消除疑虑、弥补不足、满足愿望、坚定信仰、解决困惑。穷人的出场通常只是作为某种励志剧或悲剧的主人公，或令人钦佩，或惹人怜悯，而不是某种知识的传播者，人们不会向他们咨询想法或计划。

贫穷经济学常常与穷人经济学相互混淆，因为穷人几乎一无所有，所以他们的经济状况一般也无人关注。遗憾的是，这种误解严重影响了消灭全球贫穷之战——简单的问题会产生简单的解决方法。扶贫政策方面充斥着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的泡沫，事实证明这一点儿也不奇怪。要想取得进展，我们必须摒弃将穷人贬低为固定形象的习惯，花点儿时间真正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包括这种生活中的复杂与多彩。15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着这一行动目标。

我们是学者，与大多数学者一样，我们构建理论，研究数据。然而，我们研究的性质却有着不同的意义。我们用几个月，甚至很多年的时间与非政府组织（NGO）活动分子、政府官员、医疗保健工作者及小额信贷者接触，进行基础性研究。我们来到街头巷尾，村前屋后，与住在那里的穷人交谈，向他们提出问题，搜寻数据信息。我们在那里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如果没有他们的协助，这本书就不可能完成。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只是路过而已，却始终被他们当作客人来对待。即使我们提出的问题并无多大意义，他们也会耐心解答，并同我们分享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回到办公室后，我们一边回顾那些故事，一边研究数据，感到有些不可思议，甚至迷惑不解。我们难以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与那种（西方或受过西方教育的）专业发展经济学家及政策制定者对于穷人生活的看法联系起来。有时，强有力的证据迫使我们重新评估甚至放弃我们所坚持的理论。然而，我们会尽量先搞清楚，我们的理论为什么行不通，怎样利用该理论更好地描述世界。本书就产生于这一思想交叉点上，展现了我们所编织的一个关于穷人生活的完整故事。

我们所关注的焦点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就全球穷人最多的50个国家来说，其平均贫穷线为每人每天16印度卢比。各国政府将生活费低于这一水平的人定位为贫穷状态。根据写作本书时的汇率标准，16卢比相当于36美分，但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物价水平较低，如果穷人以美国的物价水平来购物，他们就需要花更多的钱——99美分。因此，要想知道穷人是怎样生活的，你就要想象如何在迈阿密或莫德斯托每天只靠99美分生活。要用这点钱购买你一天所需（除了住房），这并不容易。比如，在印度，99美分只能买15根小香蕉，或是3磅劣质大米。你能靠这点吃的活下去吗？不过，2005年，全球有8.65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3%）都是这样生活的。

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使这些人处于贫穷状态，他们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和我们一样。穷人与我们有相同的欲望和弱点，也并不比我们理性多少——正好相反，恰恰因为他们几乎一无所有，我们常常会发现，穷人在做选择时会非常谨慎：为了生存，他们都需要成为精打细算的经济学家。然而，我们和他们的生活依然有着天壤之别。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经习以为常，几乎不会在这些方面细细思量。

每天99美分的生活意味着，你接收信息的渠道也会受限——报纸、电视和书籍都要花钱来买。因此，你常常会对世界上其他人得到的特定信息一无所知。比如说，接种疫苗就可以预防你的孩子患上麻疹。这就意味着，在你所生活的世界里，很多机构并不是为你这样的人而建的。大多数穷人都没有收入来源，更不用说基于自动缴纳的退休计划了。这就相当于，在你大字不识的情况下，你却要根据很多细则做出决定。对于不识字的人来说，他怎能读懂一份包含大量拗口病名的健康保险产品呢？

一切都表明，对于穷人来说，要想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自己家人的未来提供保障，他们需要拥有更多的技能和更强的意志力，承担更多的义务。然而，恰恰相反，正是我们大多数人所忽略的那些小花费、小障碍、小错误，在穷人的生活中却成了尤为突出的问题。

要想摆脱贫穷并不容易，但只要抱着一种“万事皆有可能”的态度，再加上一点儿援助（一条信息、一点儿推动），有时也能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成果。另一方面，错位的期望、必要信仰的缺乏、表面上的一些小障碍，都有可能对这一过程造成一定的破坏。把持住正确的杠杆至关重要，但正确的杠杆往往很难找到。而且，单凭一个杠杆显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贫穷的本质》一书揭示了穷人的经济生活，使我们看到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经济学原理。这本书中的理论有助于我们了解穷人能实现什么，他们在哪些方面需要一些助力，以及他们为什么会需要这些助力。本书中的每个章节都阐述了一种如何找出这些难点并攻克这些难点的方法。翻开这本书，我们可以清晰窥见这些人的家庭生活：他们都会买些什么；他们会为子女的教育做些什么；他们会为自己的健康、子女的健康以及父母的健康做些什么；他们会生几个孩子等。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阐述各类市场及机构能为穷人做些什么：他们能借钱吗？能存钱吗？能为自己投一份人身伤害保险吗？政府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在何种情况下政府会力不从心？自始至终，本书都在讨论几个相同的基本问题。通过什么方法可以让穷人改善他们的生活，在这方面他们遇到了哪些障碍？是起步的花费较大，还是起步容易维持难？为什么花费会这么大？穷人意识到福利的重要性了吗？如果没有，原因又是什么呢？

《贫穷的本质》一书最终揭示了穷人的生活及他们相应的选择，对于我们消除全球贫穷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本书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为什么小额信贷的实用性并非某些人所信奉的那么神奇，为什么穷人最终无法从医疗制度中得到好处，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年年上学却不学习，为什么穷人不想交医疗保险，以此表明，为什么昔日的奇思妙想今天都遭到扼杀。本书还指出了很多充满希望的方面：为什么象征性的补助不只是有象征性的作用，怎样健全商业保险制度，为什么在教育方面的资助“少一点即是多一点”，为什么好工作对于发展至关重要？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还指出了希望与知识的重要性，告诉我们即使在任务看上去无比艰难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要敢于坚持，成功并不总像看上去那样遥远。

第一章
再好好想想

不 到5岁便夭折的儿童每年有900万。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产妇死亡概率为33%，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仅为0.018%。全球至少有25个国家，大多数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其人口的平均寿命不超过55岁。仅在印度一国，就有超过5 000万的学龄儿童连简单的课文也看不懂。

看了上面这段文字，或许你只想把书扔到一边，不去想世界贫穷这件大事，因为这个问题看上去太宽泛、太棘手。然而，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劝你不要那样做。

宾夕法尼亚大学近期的一项实验表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会令我们无比震惊。研究人员发给每个学生5美元，让他们填写一份简短的调查表，然后再给他们看一份传单，请他们为“拯救儿童” （全球慈善机构之一）捐款。传单有两种不同的类型，有些学生所看到的传单是这样的：

马拉维的食品短缺影响着超过300万儿童；在赞比亚，自2000年以来的严重干旱已导致粮食产量下降42%。因此，300万赞比亚人将面临饥饿，400万安哥拉人（占安哥拉人口总数的1/3）已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超过1 100万埃塞俄比亚人急需食品援助。

另外一些学生所看到的传单上画着一个小女孩，还有这样一些文字：

罗西娅是一个来自非洲马里的7岁女孩，她过着极度贫穷的生活，甚至面临着挨饿的危险。然而，您的经济援助将会改善她的生活。有了您以及其他好心人的支持，“拯救儿童”将与罗西娅的家人以及社区里的其他人一起帮助她，让她能吃饱饭，接受教育，具备基本的医疗及卫生常识。

看了第一份传单的学生平均每人捐了1.16美元。和第一份传单不同，第二份传单展现了一个人而不是数百万人的困境，看了这份传单的学生平均每人捐了2.83美元。这样看来，学生们愿意为了罗西娅而承担一点儿责任，但在面对广泛的全球性问题时，他们就不免有些泄气了。

接下来，研究人员又随机选定了一些学生，先告诉他们这样一个现象，即人们不愿关注那种泛泛的信息，他们更有可能会捐钱给某一特定受害者，然后再给这些学生看那两份传单。结果显示，看了第一份传单的学生平均每人捐款1.26美元，与事先不知道该现象的学生所捐的钱差不多。然而，看了第二份传单的学生在得知这种现象之后，平均每人仅捐了1.36美元，远远低于不知道该现象的学生所捐的钱。鼓励学生们再想想反而使他们对罗西娅不那么慷慨了，但也没有对每个马里人都更慷慨了。

学生们的反应是一个典型案例，说明了大多数人在面对贫穷等问题时的感觉。我们的本能反应是慷慨，特别是在面对一个身陷困境的7岁小女孩时。然而，正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们一样，我们在重新考虑之后常常失去信心：我们捐的那点儿钱不过是沧海一粟，而且这些善款的安全性也得不到保障。这本书会让您再好好想想，如何摆脱那种“贫穷的问题难以解决”的感觉，从一系列具体问题出发，重新审视这一挑战。这些问题只要能得到恰当的定位并为人们真正理解，就能够逐一得到解决。

遗憾的是，关于贫穷的辩论往往不是这样展开的。很多侃侃而谈的专家并没有讨论怎样抗击痢疾和登革热最有效，而是专注于那些“大问题”：贫穷的最终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信任自由市场？穷人能够受益于民主制吗？外来援助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等等。

杰弗里·萨克斯是联合国顾问、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主任，同时也是一位贫穷问题专家。他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往往都气候炎热、土地贫瘠、疟疾肆虐、四周被陆地所包围。因此，如果没有大量的原始投资助其解决这些地方性问题，这些国家很难提高自己的生产力。然而，这些国家却因为贫穷，无法支付投资回报——这就是经济学家们所谓的“贫穷陷阱”。除非这些问题的解决能够落到实处，否则无论是自由市场，还是民主制，都帮不上什么大忙。外来援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启动一种良性循环，即辅助穷国在关键领域投资，从而提高其生产力；由此而产生的更高收入会带来更多投资，收益将呈螺旋状上升。萨克斯在其2005年《贫穷的终结》（The End of Poverty ）一书中称，如果富国在2005—2025年间每年拿出1 950亿美元的资金来援助穷国，那么贫穷问题到2025年末便可完全得到解决。

然而，还有一些侃侃而谈的人认为，萨克斯的回答是错误的。曼哈顿的威廉·伊斯特利挑战了纽约大学的萨克斯，随着其著作《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 ）及《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 ）的面世，他已经成为反援助人士中最具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之一。丹比萨·莫约是一位曾在高盛投资公司及世界银行任职的经济学家，她在出版的《援助的死亡》（Dead Aid ）一书中，对伊斯特利的观点表示赞同。他们都认为，援助的弊大于利：援助使人们停止寻找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腐蚀地方机构并削弱其作用，导致一些援助机构形同虚设。对于贫穷国家来说，最好遵循一个简单的原则：只要有自由市场和恰当的奖励机制，人们就能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避免接受外国人或自己政府的施舍。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看待世界运转的方式上，对援助持悲观态度的人实际上表现得颇为乐观。伊斯特利认为，“贫穷陷阱”并不存在。

我们到底应该相信谁？是相信那些认为援助能解决问题的人，还是相信那些认为援助只能使问题恶化的人？这一问题无法从理论上得到解决，我们需要的是证据。然而，遗憾的是，那种常常用来解答大问题的数据并不能得到人们的信任。引人注目的奇闻逸事比比皆是，有些事件甚至可以用来支持任何立场。例如，卢旺达在遭受种族灭绝之后的几年里得到了大笔捐款，整个国家逐渐走向繁荣。由于国民经济得到了发展，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开始制定政策，尽量不再接受援助。那么，我们应将这个例子看作是援助好处的证明（萨克斯的观点），还是自力更生的典型代表（莫约的观点），还是二者兼备？

由于诸如卢旺达这样的个例没有最终定论，大多数研究哲学问题的人更喜欢在多个国家之间做比较。例如，针对世界上几百个国家的数据表明，接受更多援助的国家并不比其他国家发展得快。这常常被认为是援助无用的依据，但实际上，这也可能意味着相反的观点。或许，援助使某些国家避免了一场灾难，没有援助的话情况会更糟。对此，我们并不了解，只是在泛泛地猜测而已。

然而，假如没有支持或反对援助的依据，我们又该怎样做呢？——放弃穷人？这种失败主义的态度不是我们所应持有的。实际上，答案是可以找到的。这本书整体上就采用了一种答案延伸的形式——不过不是萨克斯和伊斯特利喜欢的那种泛泛的答案，它要告诉你的不是援助的好与坏，而是援助在一些特定的事例中是否带来了好处。我们虽然不能断定民主制的效力，却可以就是否应改变其组织方式谈谈感想，使其更有效地运行于印尼的农村等地。

无论如何，对于某些大问题（如外国援助是否有效）的回答是否像我们有时听到的那样重要，我们尚不明确。无论是伦敦、巴黎或华盛顿特区那些热心于帮助穷人的人，还是不那么热心于此的人，他们都认为援助的作用十分突出。实际上，援助只占每年给穷人所划拨的款项的一小部分，大多数针对全球穷人的计划都由各国自身的财政部门制定。例如，印度基本上不接受援助。2004—2005年间，印度为穷人的基础教育计划投入5 000亿卢比（310亿美元）。即使是在非洲这样急需援助的地方，这一数字也只占政府2003年度全部预算的5.7%（如果我们排除尼日利亚和南非这两个几乎不接受援助的大国，那么这一比例为12%）。

更重要的是，援助的是是非非引发了无数没完没了的争论，这模糊了真正的重点——钱的去处。这就意味着政府要选择正确的资助项目——该项目对穷人有好处吗？是该给老人发养老金，还是为病人建诊所？然后，弄清楚最好的操作方式是怎样的。比如，诊所的运作及人员配备可以采取很多不同的方式。

为援助问题而争论的人基本上都同意一个前提，即我们应在力所能及时向穷人伸出援助之手。这也在情理之中。哲学家彼得·辛格曾写过关于拯救陌生人的道德准则，他评论说，大多数人都愿意牺牲一件价值1 000美元的衣服，换取一个落水儿童的性命。辛格还认为，这名落水儿童就是那些每年活不到5岁的900万儿童之一。经济学家、哲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观点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他认为，贫穷会导致令人难以容忍的人才浪费。用他的话来讲，贫穷并不仅仅意味着缺钱，它会使人丧失挖掘自身潜力的能力。一个来自非洲的贫穷小女孩即使很聪明，可能最多也只能上几年学。她很可能由于营养不良而无法成长为世界顶级运动员，而且即使她有什么做生意的好想法，也没有启动资金。

的确，对于发达国家的人来说，这种对生命的荒废可能没有什么直接影响，但对于这个非洲小女孩来说却影响很大：她可能沦落为携带艾滋病毒的妓女，将病毒传染给一个来到非洲旅游的美国人，而这个美国人又会将病毒带回自己的国家。或者，她可能会患上一种耐抗生素的肺结核，这种病毒最终可能会传播到欧洲。如果她当初接受了足够的教育，她可能已经研制出了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良药，或者就像中国小姑娘戴满菊一样，她上学的机会来源于银行职员的一个疏忽，这可能使她最终成为雇用上千人的商业巨头。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和舍丽·吴顿在其著作《半边天》（Half the Sky ）中讲述了这个小姑娘的故事。即使她没有这样的际遇，我们又有何理由不给她一次机会呢？

我们知道帮助穷人的有效方式吗？当我们回到这个问题时，分歧便会显现。辛格关于帮助别人的观点中隐含了一个前提，即你知道如何去做。在你不会游泳的前提下，甘愿牺牲一件衣服的道德准则便显得苍白无力。正因如此，在《你能拯救的生命》（The Life You Can Save ）一书中，辛格不辞辛苦地为读者列举了很多实例，告诉他们可以在哪些地方伸出援手。在辛格的网站上，这部分内容是定期更新的，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和舍丽·吴顿也是这样做的。道理很简单，只谈世界上存在什么问题，而不去谈可行的解决方案，这样只能导致社会瘫痪，而非进步。

因此，真正有用的方式是从实际问题的角度去思考，这样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找出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空谈外来援助。例如，世界卫生组织称，疟疾在2008年造成约100万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是来自非洲的儿童。对此，我们认为，让人们睡在经过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中，这样就可以挽救很多条性命。研究表明，在疟疾传播严重的地区，让人们睡在经过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中，可以将疟疾的感染病例减少一半。那么，怎样做才能保证儿童都睡在这样的蚊帐中呢？

只要拿出约10美元，一个家庭就能得到一个经过杀虫剂处理的蚊帐，还会有人教他们怎样使用这种蚊帐。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是否应向家长们免费提供这种蚊帐？或者按优惠价卖给他们？还是让他们自己去市场上按全价购买？这些问题是可以回答的，但答案却不甚明了。很多“专家”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十分强硬，却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

疟疾是一种传染病，如果玛丽睡在蚊帐中，约翰就不太可能被传染——如果至少有一半人口睡在蚊帐中，另一半人口即使没睡在蚊帐中，他们被传染的概率也会大大降低。问题是，睡在蚊帐中的孩子的人数还不到总人口数的1/4。对于马里及肯尼亚的很多家庭来说，10美元的花费有些高。考虑到使用者及社区中其他人的利益，以优惠价销售蚊帐或免费赠送蚊帐似乎是个好办法。的确，免费发放蚊帐正是杰弗里·萨克斯所提倡的。伊斯特利和莫约则对此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如果人们不花钱就得到了蚊帐，那么他们就不会对其加以珍惜，因而也就不会去用。即使他们用了，也可能会因此对施舍习以为常，在以后需要自己花钱购买蚊帐时便会退缩，或是在需要其他物品时也不愿自己花钱，而是等着别人免费赠送。这种情况会摧毁运转良好的市场。据莫约讲，一位蚊帐供应商就曾因一项免费发放蚊帐计划而破产。在该项计划停止之后，再也没有人愿意以任何价格提供蚊帐了。

要想解释这一争论，我们需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如果人们必须以全价（或者至少是全价的一大半）购买蚊帐，他们是否会放弃购买？第二，如果蚊帐是免费赠送的，或是以优惠价卖给人们的，他们是会使用这些蚊帐，还是将其浪费掉？第三，如果人们以优惠价购买了蚊帐，那么一旦以后价格不再优惠，他们是否还愿意去购买呢？

要想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要观察并比较几组人在面对不同程度优惠价时的行为。这里，我们着重于“比较”，自己花钱购买蚊帐的人与免费得到蚊帐的人相比，他们的表现常常是不一样的。

那些自己花钱购买蚊帐的人可能都比较富有，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知道自己为什么需要这种蚊帐；而那些免费得到蚊帐的人可能是因为贫穷，才会被某家非政府组织选中。不过，情况也可能恰恰相反：免费得到蚊帐的人社会关系优越，而穷人由于封闭只好以全价购买。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无法从他们使用蚊帐的方式上得出任何结论。

因此，这些问题最简洁的回答方式就是模仿医学中为评估新药的效力而采用的随机对照实验（RCTs）。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帕斯卡利娜·迪帕在肯尼亚开展了这样一项实验，随后，其他研究人员分别在乌干达和马达加斯加进行了类似的实验。在迪帕的实验中，随机选定的几个人在购买蚊帐时享受了不同程度的价格优惠。通过对几个小组在接受不同价格时的行为进行比较，迪帕便能回答我们前面列出的三个问题，至少在这项实验的背景下是这样的。

在本书的第三章，我们将详细描述迪帕的研究发现。尽管有争议的问题仍然存在（例如，这些实验并没有告诉我们，将进口的蚊帐以优惠价出售是否会损害当地厂家的利益），但这些实验结果还是使这场争论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并极大地影响了这方面的政策导向及言辞。

从泛泛而论转向具体剖析，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一旦我们了解穷人是否愿意花钱购买蚊帐，以及他们是否会使用免费得到的蚊帐，那么我们所了解的就不仅是发放蚊帐的最好方式了；我们还会了解，穷人是怎样做出选择的。例如，蚊帐得到广泛应用的最大阻碍可能是人们不了解这种蚊帐的好处，可能是穷人买不起蚊帐，也可能是他们的头脑完全被当前的问题所占据，根本没空去担心以后的事。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能了解穷人的特殊性表现在哪些方面：他们除了手里没有多少钱之外，在生活上同其他人都是一样的吗？或是他们极度贫困的生活与其他人的生活在本质上有哪些不同？如果他们的生活有什么特殊之处，他们是否会因此而掉入“贫穷陷阱”？

被困于“贫穷陷阱”

对于蚊帐应免费赠送还是有价销售的问题，萨克斯和伊斯特利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这并不是巧合。在发展援助及对待贫穷等问题上，即使一些具体问题似乎应有标准答案，例如蚊帐的价格，但大多数富国专家所持的立场仍会受其特定世界观的影响。一方面，杰弗里·萨克斯（在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及援助机构的参与下）希望能为穷人提供更多援助，免费赠送穷人一些物品（化肥、蚊帐、学生电脑等），我们应劝告穷人去做我们（或萨克斯、联合国）认为对他们有好处的事。例如，孩子们可以在学校免费用餐，从而鼓励他们的父母定期送他们上学。另一方面，伊斯特利、莫约、美国企业研究院的相关人员以及其他一些人则反对援助，他们不仅认为援助会使政府变得腐败，而且从更基本的层面上看，他们认为，我们应该尊重人们的自由——如果这是他们不想要的东西，我们就没有理由强迫他们接受：如果孩子们不想去上学，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接受教育一定是没有意义的。

这些观点并不是毫无依据的。萨克斯和伊斯特利都是经济学家，他们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一个经济问题的回答，即一个国家是否会陷入贫穷。我们知道，萨克斯的观点是，由于地理位置不佳或运气不好，有些国家陷入了贫穷，而且常常会变得越来越穷。这些国家虽然拥有富裕起来的潜能，却需要先让自身走出困境，然后才能踏上繁荣之路。因此，萨克斯强调巨大推力的重要性。相反，伊斯特利指出，很多过去贫穷的国家现在却很富有，一些过去富有的国家现在却变穷了。他表示，如果贫穷的条件不是恒定的，那么“贫穷陷阱”就是一个残酷地诱骗穷国的伪概念。

同样的问题也可以问及个人，人们是否会陷入贫穷？如果是这样的话，一次性的援助投入会给一个人的生活带来巨大改变，使他走上一条新的道路，这也就是杰弗里·萨克斯“千年乡村计划”所蕴含的根本的哲学理念。在那些幸运的村庄里，村民们得到了免费的化肥、免费在学校用餐及使用计算机、免费的医疗服务等，每个村庄每年消耗50万美元。根据该项目的网站介绍，该计划的意义就在于，“千年村庄经济经过一个时期的过渡，实现了从只够糊口的耕作到自给自足的商业活动的转变”。

在为该计划制作的音乐电视录像中，杰弗里·萨克斯和女演员安吉丽娜·约丽参观了肯尼亚的索里村，这是一座古老的千年村庄。他们在那里遇到了一位年轻的农民，名叫肯尼迪。由于领取了免费的化肥，肯尼迪家的收成是前几年的20倍，他因此攒下了一些积蓄，足够养活他自己一辈子的了。这里隐含的论点就是，肯尼迪掉进了“贫穷陷阱”，他买不起化肥，免费赠送的化肥解救了他，这是他逃离困境的唯一途径。

然而，怀疑者们会提出反对意见：如果化肥这么有利可图的话，那么肯尼迪当初为什么不只买一点点化肥，用在那块最好的田地里，这样他就可以提高这块地的产量，然后用挣来的钱多买一点儿化肥，留作来年用。如此循环下去，他就能买下家里田地所需的全部化肥了。

那么，肯尼迪究竟是否掉进了“贫穷陷阱”呢？

答案取决于这一策略的可行性：一开始只买一点点化肥，多挣一点点钱，然后将收益再次投入，挣更多的钱，最后再重复这一过程。不过，化肥或许只能批量购买，或许在使用过几次之后才有成效，抑或将收益再次投入并不如想象的那般顺利。你可以想出很多原因，用来解释为什么一位农民很难靠自己的力量发家。

稍后，我们会在第八章深入探讨肯尼迪的故事。但上述讨论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总体的原则：对于几乎无钱可投的人来说，一旦收入或财富迅速增长的范围受限，那么他就会掉入“贫穷陷阱”；但对于有能力投入的人来说，这一范围就会极大地扩展。另一方面，如果穷人快速增收的潜能很大，而且这一潜能随着富裕程度的提高而逐渐减弱，那么“贫穷陷阱”也就不复存在了。

经济学家都喜欢简单（有人称之为单纯化）的理论，他们习惯用图表来表现这种理论，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认为，下列两个图表有助于厘清关于贫穷本质的这场争论。在研究这两个图表时，我们要记住最重要的一点，即曲线的形状——我们在本书中会多次谈到这些形状。

对于那些相信“贫穷陷阱”的人来说，整个世界就像图1–1表现的那样，你今天的收入会影响将来的收入，这个将来可能是明天、下个月，也可能是下一代；你今天有多少钱决定着你能吃多少，有多少钱用来买药、支付你孩子的教育费、为自家田地买来化肥或更好的种子，所有这些都决定着你明天会有多少钱。

曲线的形状是关键。这条线一开始很平坦，然后突然升起，之后又逐渐变平。我们暂且选用英文字母“S”为其命名，称之为“S形曲线”。

这条S形曲线就是“贫穷陷阱”的来源。从对角线上来看，今天的收入等于明天的收入。对于处于“贫穷陷阱”地带的穷人来说，将来的收入低于今天的收入：曲线低于对角线。这就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地带的人会变得越来越穷，最终在N点陷入贫穷。从A1点开始的箭头代表一条可能的轨道：由A1到A2，再到A3，如此顺延下去。对于那些起点在“贫穷陷阱”地带以外的人来说，明天的收入会高于今天的收入：至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会变得越来越富。以B1为起点、顺着B2、B3延伸的箭头代表着这一可喜的趋势。

然而，很多（或许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整个世界常常更像图1–2。

图1–2有点儿像图1–1的右半部分，但它的左端没那么平坦。这条曲线一开始上升得很快，然后慢慢放缓。此图表明，世界上不存在“贫穷陷阱”，因为最穷的人也能挣到比他们原来的收入更多的钱，他们会变得越来越富，直到他们的收入停止增长为止（以A1为起点、顺着A2、A3延伸的箭头描绘了这条可能的轨道）。这里所体现的收入或许不是很高，但此图却暗示着，我们几乎没有必要帮助穷人了。在这个世界上，一次性的施舍（如给某人足够的收入，让她或他以A2而不是今天的A1为起点）并不能永久地提高一个人的收入，最多也只能让他们前进得更快一些，并不能改变他们最终前进的方向。

那么，哪个图表能更好地体现肯尼亚年轻农民肯尼迪的生活呢？要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需要了解一组简单的事实。比如，化肥能否少量购买？一个种植季到下一个种植季期间，是否不太容易攒下积蓄，所以即使肯尼迪在一个季节挣了钱，他也无法用这些钱做进一步投资？因此，这两个简单的图表所包含的理论传达了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即仅靠理论是不够的，要想真正回答“贫穷陷阱”是否存在这一问题，我们需要了解的是，现实世界能否由图表来体现。而且，我们需要通过一个个事例做出判断：如果我们的故事与化肥有关，那么我们就需要了解关于化肥市场的一些现实情况；如果是关于存钱的分析，那么我们就需要了解穷人是怎样存钱的；如果是关于营养和健康的问题，那么我们就需要研究与此相关的领域。找不到一个普遍适用的答案，这听上去或许会令人有失信心。然而，实际上，政策制定者想要弄明白的不是穷人陷入困境的100万种方式，而是“贫穷陷阱”形成的几个重要因素。他们想通过缓解特定问题使穷人脱贫，让他们走上一条致富及投资的良性循环之路。

要想放弃那种普遍适用的答案，我们就要走出办公室，仔细地观察一下这个世界。这样一来，我们就遵循了发展经济学家多年的一个传统，即强调通过搜集正确的资料，提出对世界有用的想法。与上一代相比，我们拥有两大优势：第一，我们现在可以得到以前没有的、来自很多穷国的可靠信息；第二，我们可以使用一种强有力的新工具——随机对照实验，使研究人员可以在当地人的配合下开展大规模实验，从而验证他们的理论。在一次随机对照实验中，就像关于蚊帐的研究一样，研究人员随机选定一些个人或团体，让他们接受不同的“待遇”——不同的计划或同一计划的不同版本。由于接受不同“待遇”的个人是具有可比性的（因为他们都是随机选定的），他们之间的任何区别都来自特定待遇的影响。

一次实验并不能回答一个计划是否具有普遍的可行性，但我们可以开展一系列不同的实验，选取不同的地点或实验中不同的外来干预因素（或二者兼有）。统一起来看，我们既可以证实所得结论的可靠性（适用于肯尼亚的理论也适用于马达加斯加吗？），又能缩小解释这一现象的理论范围（究竟是什么阻止了肯尼迪？是化肥的价格还是钱不容易存的情况？）。这一新理论有助于我们设计一些干预策略及新的实验，使我们弄懂之前可能令我们困惑不解的一些发现。渐渐地，我们就会全面了解穷人是怎样生活的，他们在哪些方面需要帮助，哪些方面不需要帮助。

2003年，我们创建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鼓励并支持其他研究人员、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共同致力于采用这种发展经济的新方式，并向政策制定者阐明他们所了解到的情况。人们对此的反响一直都非常强烈。截至2010年，实验室研究人员已在全球40个国家完成或正在开展240多个实验项目。大量的组织、研究人员及政策制定者都对随机对照实验的想法表示赞许。

人们对实验室研究的反应表明，很多人都赞同我们的基本定论。因此，我们可以通过逐步积累、认真的思考、细致的实验与合理的执行，使世界上最重大的问题取得突破性进展。或许这看起来是不言而喻的，但本书从始至终都会提到，这并不是制定政策的常用方式。发展政策的实施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场场争论，似乎都是以证据的不可依赖性为前提的：能被证明的证据是一种妄想，最多只是遥远的梦想，或是一种自娱。当我们开始踏上这条道路时，那些顽固的政策制定者及他们更加顽固的顾问常常会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继续研究，而你们却沉溺于寻求证据。”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很多人持这种观点。不过，还有很多人认为，这种急促毫无道理可言。他们同我们一样，每个人能做的就是，深入了解困扰穷人的具体问题，尽力找出实行干预的有效方式。在某些情况下，最好的选择是什么都不做。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里并没有一定之规，正如花钱不一定总能解决问题一样。某一特定答案所映射的知识体系，以及对于这些答案的深入了解，才能使我们在某天真正懂得如何消除贫穷。

本书正是建立在这一知识体系之上的。我们所谈到的大量材料，都来源于我们及其他人所开展的随机对照实验，但我们也通过其他渠道掌握了一些证据：从质和量的角度描述穷人是怎样生活的，研究一些特定机构是怎样运转的，以及哪些政策有效、哪些政策无效的各类证明。在本书的英文配套网站（www.pooreconomics.com）上，我们提供了相应的链接，读者可以看到书中所引用的各类研究、每一章节的说明图解以及一些摘录和图表，关于18个国家中每人每天不足99美分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在本书中还会多次提到。

我们所选用的研究都有共同点，即表现了科学的强大力量、接受有关资料结论的开放性，以及关注穷人生活的特定具体问题。这些资料将表明，我们应在何种情况下担心陷入“贫穷陷阱”——“贫穷陷阱”并不是存在于每个领域。要想制定出有效的政策，我们有必要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错误的政策是怎样制定的，这种政策并非来自动机不良或是腐败，而仅仅是因为某些政策制定者头脑中的世界模式是错误的：他们认为某个地方有“贫穷陷阱”，而实际上却没有；或者另一个“贫穷陷阱”就摆在他们眼前，却被他们忽略掉了。

然而，本书所传达的信息不仅仅是“贫穷陷阱”。我们将会看到，专家、援助者及当地政策制定者的思想、无知及惯性常常可以表明，为什么有些政策失败了，有些援助没有达到其应有的效果。我们能够将世界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地方。这可能无法在明天就实现，但一定会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将来实现。不过。靠惰性思维是无法实现这个梦想的。我们希望你能明白，我们一步步耐心的研究，不仅仅是抗击贫穷的有效方式，而且还能使世界变成一个更有意义的地方。

第二章
饥饿人口已达到10亿？

对 于西方很多人来说，贫穷可以说是饥饿的代名词。除了2004年12月的大海啸和2010年海地地震这种大天灾之外，最能影响全球穷人的事件莫过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埃塞俄比亚饥荒，以及1985年3月举行的“天下一家”音乐会。该事件充分激发了公众的想象力，催生了大规模的慈善活动。2009年6月，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表的一份声明曾是头条新闻。该声明指出，全球超过10亿人正在挨饿。这一说法的影响力颇大，超过了世界银行对全球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人数的统计。

贫穷与饥饿已被列入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中，其表述方式为，“消除贫穷与饥饿”。的确，很多国家都制定了各自的贫穷线，其最初的依据就是饥饿的概念、购买一定量食品的预算，以及其他一些必要的支出（如住房）。“穷人”基本被定义为吃不饱饭的人。

因此，政府对穷人的大力救助势必基于这样一种想法，即穷人迫切地需要食物，而需求量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食品补贴在中东司空见惯：埃及在2008—2009年花费了38亿美元（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用于食品补贴；印尼制定了分配补贴大米的Rakshin计划；印度的很多邦都出台了类似的政策，例如，在奥里萨邦，穷人每月可以购买55磅大米，每磅4卢比，这一价格低于市场价格20%。目前，印度议会正在就构建《食品权利法案》展开辩论，这一法案将赋予人们因挨饿起诉政府的权利。

就物流方面来说，大规模的粮食援助如噩梦一般。据估计，印度超过一半的小麦和三分之一的大米在运输途中“不知所踪”，其中大部分都被老鼠糟蹋了。如果政府漠视这种浪费，仍坚持原有政策，其原因或许是他们认为饥饿与贫穷之间联系紧密，还可能因为人们觉得，穷人没有能力填饱自己的肚子，这也是“贫穷陷阱”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然而，一种强大的直觉告诉我们：穷人买不起足够的食物，这才是造成他们效率低下、生活贫困的原因。

帕克·索林住在印尼万隆省的一个小村庄，他曾向我们解释过这种“贫穷陷阱”的形成过程。

帕克的父母过去有一小块地，但他们要养活13个孩子，还要盖很多房子，供他们自己和孩子们居住。因此，他们已经没有可以用来耕作的土地了。帕克·索林一直在做临时农工，在地里干一天活儿能挣1万印度尼西亚盾（购买力平价2美元）。然而，由于化肥、燃料价格上涨，农民们被迫节省开支。据帕克·索林说，当地农民决定不削减工资，但也不再雇用更多人手。于是，帕克·索林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失业状态：在2008年我们见到他之前的两个月里，他一份农活儿也没找到。如果年轻人遇到这种状况，他们通常可以转行去当建筑工人。不过，帕克解释说，大多数体力活儿他都干不了，而那些技术含量高的工作，他又缺乏经验，对于年过四十的他来说，重新学门手艺又为时已晚，没有人会雇用他的。

为了生存，帕克一家（他和妻子及三个孩子）不得不做出一些常人难以想象的事情。他的妻子动身前往80英里（129千米）之外的雅加达，通过朋友介绍，到别人家里当用人，可她挣的钱仍不够养活三个孩子。他们的长子尽管只有12岁，学习成绩也不错，却不得不辍学到建筑工地上当学徒。另外两个年纪较小的孩子，不得不送到孩子的爷爷奶奶那里，跟他们一起生活。而帕克自己的生活来源是每周从政府领到的9磅（4千克）救济大米，还有他自己在湖畔捕的鱼（他不会游泳）。他的弟弟偶尔也会救济救济他。就在我们跟他谈话前的一周，有四天他每天只吃两顿饭，剩下的三天每天只吃一顿。

帕克的情况似乎让他别无选择，他把自己的问题归结为粮食问题，或者更确切点儿说，是缺粮问题。他认为，拥有土地的农民之所以决定辞退工人，而不是降低工资，原因在于他们认定，在粮食涨价的情况下，降低工资会让工人吃不饱饭，降低他们在田间地头的工作效率。这正是自己找不到活儿干的原因。显然，他愿意找活儿干，但由于吃不饱，他整个人都虚弱无力，沮丧之情随之而来，这也在一点点削弱他的意志，使他不再去想该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

从帕克的经历来看，“贫穷陷阱”的概念基于人们能否获取足够的营养，但这一概念却是老生常谈。早在1958年，经济学中就已首次出现这一正式说法。

这个概念的道理很简单。人要想活下去，就必须获得一定能量。如果一个人穷困潦倒，那么即便他倾其所有，也仅够买果腹之食，勉强维持生命而已。我们遇到帕克时，他的情况就是如此：忍饥挨饿，仅有的一点点力气只能用来到河里捕鱼。

如果人们更富有，他们就可以购买更多食物。一旦人体的新陈代谢需求得到了满足，所有额外的食物就可以用来增强力量，人的生产效率就会提高，从而生产出更多东西，满足维持生命以外的其他需求。

这一简单的生理机制产生了今天的收入与未来收入的S形关系，这种关系很像图1–1所展现的情况：穷人挣的钱太少，导致他们无法胜任重要工作，但那些可以吃饱饭的人，却足以胜任细致的农活儿。这就产生了一种“贫穷陷阱”：穷人变得越来越穷；而富人则变得越来越富，吃得越来越好，身体也越来越强壮，从而变得更加富有。因此，贫富差距会进一步扩大。

帕克·索林向我们解释了人们陷入饥饿困境的可能性因素，尽管这一解释的合理性似乎无懈可击，但他的陈述中隐约透露着一些令人不安的内容。我们并不是在战火纷飞的苏丹见到他的，也不是在洪灾肆虐的孟加拉国，而是在富裕城市爪哇的一个村庄。那里的粮食价格尽管在2007—2008年有所上涨，但当地的粮食储备显然是充足的，吃一顿饭也花不了多少钱。当我们见到帕克时，他显然吃不饱，但还是能够生存下来；那么，为什么没有人肯花钱雇用他，给予他所需的额外营养，使他具备足够的生产力，然后让他来干一整天的活儿？“贫穷陷阱”的概念基于饥饿这种看法虽然颇具合理性，但在实际情况中，就今天的大多数穷人来说，“贫穷陷阱”与饥饿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联系呢？

饥饿人口真的已达到了10亿？

我们关于“贫穷陷阱”的描述中隐含着这样一个依据，即穷人会吃得尽可能地多。的确，基于基本生理机制的S形曲线有着显而易见的含义：如果穷人有机会可以吃得多一点儿，他们就能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走出“贫穷陷阱”地带。因此，穷人吃得越多越好。

然而，这并非我们所看到的实际情况。对大多数每天的生活费用少于99美分的人来说，他们似乎并没有在挨饿。如果他们在挨饿的话，那么他们就应将自己手中的所有钱都用来买吃的。但是，他们并没有那样做。我们对18个国家的穷人生活的调查数据显示，食品消费只占农村极度贫困人口总消费的36%~79%，占城市贫困人口消费的53%~74%。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把余下的钱都花在了购买其他必需品上。比如，在印度的乌代布尔，我们发现，如果完全去除烟酒及节日性花费，一般的贫困家庭花在食物上的钱比实际多30%。穷人似乎有更多的选择，他们并不推崇将所有的钱都用来买吃的。

看看穷人会怎样花掉偶尔多出来的钱，这一点便显而易见。尽管他们会首先解决一些不可避免的花费（他们需要衣服、药品等）。如果他们的谋生方式主要依靠体力，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即使手头有了一点儿多余的钱，他们也会全部用来买吃的，其食物预算的比例也会比整体预算上升得快（因为二者上涨的量是相同的，而食物只是整体预算的一部分，因此其增长的比例更大）。然而，这看上去似乎并不正确。在印度的马哈拉施特拉邦，1983年时（距离印度近期的发展还很遥远——大多数家庭每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99美分），即使对于最贫穷的群体来说，在1%的总体花费中，有67%都花费在食物上。出乎意料的是，就这一事例中最贫穷的人（每人每天约挣50美分）和最富有的人（每人每天约挣3美元）来说，二者之间并无太大区别。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例子中，全球收入与食品消费之间的关系非常具有代表性：即使对于十分贫穷的人来说，食物花费的上涨也远远低于原来的预算。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是人们花在食物上的钱，也并没有全部用来增加人们的能量或微量营养素。当穷人可以多买一点儿食物时，他们并不注重用所有投入换取更多能量。相反，他们会选择买一些口味更好的、价钱更高的食品。对于1983年马哈拉施特拉邦最贫穷的群体来说，工资的上涨意味着有更多的钱可以用来购买食品，但人们却用50%的工资来购买能量更高的食品，另外50%则用来购买价钱更高的食品。就每个卢比所购买食品的能量来说，小米（高粱和珍珠粟）显然是最合算的。然而，人们只用约2/3的钱购买了这种粮食，另外1/3的钱买了大米和小麦（其提供每卡路里热量的价钱约为小米的2倍）。此外，穷人用来买糖的钱几乎占其总预算的5%，同谷物相比，作为人体能量来源的糖价格更高，但其营养价值却远远不及谷物。

罗伯特·延森和诺兰·米勒发现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即食品消费的“质量飞跃”。在中国的两个地区，他们随机选定了一些贫穷家庭，然后给予他们大量的主食价格补贴（一个地区是面条，另一个地区是大米）。我们通常认为，当某物的价格下降时，人们便会买得更多。然而，情况恰恰相反。大米或小麦的价格便宜了，那些得到补贴的家庭购买的这两种粮食反而减少了，虾和肉的消费却提升了。令人惊讶的是，对于那些得到补贴的人来说，尽管他们的购买力增强了，但其自身的能量吸收并没有提高，而且可能还会有所降低。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人所摄入的营养含量也没有得到任何提高。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主食占家庭预算的很大一部分，因而补贴使他们变得更富有：如果主食的消费与贫穷的状态有关（比如说，因为主食价格便宜，但不那么好吃），那么富有的感觉可能会促使他们买更少的主食。这再次表明，至少对于这些非常贫穷的城市家庭来说，他们并不是优先选择获取更多的能量，而是获取味道更好的能量。

在今天的印度，营养问题也成了一个谜。媒体对于这一问题的标准报道就是，随着城市中产阶级变得越来越富有，肥胖及糖尿病病例呈快速增长之势。然而，安格斯·迪顿和让·德雷兹表示，过去25年来，印度人的营养问题并不是他们变得越来越胖，而是他们实际上吃得越来越少。尽管印度的经济发展迅速，但其人均卡路里消费却在持续下降。此外，除了脂肪之外，各类人群（即使是最贫穷的人群）在其他营养品上的消费似乎也有所下降。迄今为止，城市地区超过3/4的人口人均卡路里消费不足2 100卡，农村地区人口则不足2 400卡——印度将这组数据作为体力劳动者应达到的“最低要求”。富人比穷人吃得更多，这仍然是一个现实情况。然而，从各个收入水平来说，用于购买食品的预算部分已有所下降。而且，食品的构成已然改变，同样数目的钱现在被人们用来购买了价格更高的食品。

这一变化并非源于收入的下降——据某些人说，实际上收入正在增长。虽然印度人现在越来越富有，但各个收入水平的人却吃得比以往更少。原因也并不在于食品价格的上涨——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2005年期间，无论是在印度的农村还是城市，食品价格较之其他产品都有所下降。虽然食品价格自2005年起再次上涨，但卡路里消费的下降正是发生在食品价格下降之际。

因此，包括被世界粮农组织归类为饥民在内的穷人，即使在可以吃更多的情况下，他们似乎也不愿意那样做。的确，他们似乎吃得越来越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揭开这一谜团的合理起点是，假定穷人知道他们自己正在做什么——毕竟，他们是能吃能干的人。如果他们确实能够吃得更多，从而大大提高生产力，挣到更多的钱，那么一旦出现这样的机会，他们便会抓住。因此，是否吃得更多并不能真正提高我们的生产力，因而也就不存在基于营养说的“贫穷陷阱”？

“贫穷陷阱”可能不存在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多数人都能吃饱饭。

至少就食品储量来说，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有能力让每一个人都吃饱饭。在1996年的世界粮食峰会上，据世界粮农组织估计，当年的世界粮食产量足以向每人提供每天2 700卡路里热量。这是几个世纪粮食供应革新的成果，当然，我们还要感谢农业科技领域的伟大革新，还有几个更为平凡的因素，如西班牙人于16世纪在秘鲁发现了土豆，将其引入欧洲并推广为食品。研究表明，在18世纪到19世纪期间，土豆的出现使世界人口增长了12%。

饥饿的确存在于当今世界，但只是人类食物分配方式的一种结果。绝对的食物匮乏并不存在。当然，如果我吃得比所需的多，或者更合理地讲，将更多的玉米转化成了能量，我就能好好游游泳，那么所有其他人得到的就会更少。然而，尽管如此，大多数人，甚至大多数非常贫穷的人，似乎都能挣够糊口的钱。这仅仅是因为，通常情况下，能提供卡路里的食品，价格都不高。根据菲律宾人的价格数据，我们算出了足以提供2 400卡路里的最便宜食品的价格，包含10%来自蛋白质的卡路里，还有15%来自脂肪的卡路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这只会花费21美分，就算是每天靠99美分生活的人也买得起。问题在于，这样，他们只能吃到香蕉和鸡蛋。不过，只要人们在必要时有吃香蕉和鸡蛋的心理准备，我们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人会停留在S形曲线的左半边，这说明他们都有能力赚到足够的钱养活自己。

这与印度的调查结果一致。在那些调查中，人们需要回答，他们是否能吃饱，比如，“每个家庭中的每个人一天吃两顿饱饭”，或者“每人每天是否有足够的食物吃”。认为自己吃不饱的人，其比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大幅度减少——从1983年的17%降到2004年的2%。因此，人们之所以会吃得更少，或许是因为他们的饥饿程度降低了。

或许，尽管人们摄入了更少的卡路里，但他们真的不再那么容易饥饿了。或许，由于水质及卫生条件的改善，人们不再因一次次的腹泻或其他疾病而流失那么多卡路里。或许，人们的饥饿程度之所以降低，是因为重体力劳动的减少——村里有了可饮用水，妇女们不再需要长途跋涉地去挑水；交通状况的改善，人们出门就不用全靠步行；即使是在最贫穷的村子里，面粉都用电动磨粉机来磨，而不是由妇女们用手来磨。印度医学研究会分别计算了重度、中度及轻度体力劳动者的卡路里需求量，通过计算出来的卡路里平均值，迪顿和德雷兹注意到，过去25年来，卡路里消耗量的下降几乎完全可以解释为，一天中大部分时间从事重体力劳动者人数的相对减少。

如果大多数人都处于非饥饿状态，那么他们因消耗更多卡路里而获取的生产力就可能相对下降。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会选择把钱花在别处，即放弃香蕉和鸡蛋，转而选择某种更棒的食品。很多年前，约翰·施特劳斯为证明卡路里对生产力的作用，一直在寻找一个典型的例子。他选定了塞拉利昂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民为研究对象，因为他们是真正辛苦劳作的人。约翰发现，如果一个农工的卡路里摄入量增加10%，那么他的生产力最多可以提高4%。因此，即便人们加倍消耗食品，他们的收入也只能增加40%。此外，卡路里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并不呈S形曲线，而是反向的L形曲线，就像图1–2所展现的那样：最高的收入来自低水平的食品消耗。一旦人们能够吃饱饭，他们的收入就不会产生大幅度的跃升。这表明，与不那么贫穷的人相比，摄入更多卡路里对于非常贫穷的人来说更有好处。在这种情形中，我们恰恰看不到所谓的“贫穷陷阱”。因此，大多数人的贫穷状态，并非是由他们吃不饱饭造成的。

这并不是说，基于饥饿的“贫穷陷阱”存在不合理性。更丰富的营养可以使某人走上富裕之路，这一想法从历史角度来看的确至关重要，甚至在今天的某些情况下仍然十分重要。根据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历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的计算，在欧洲文艺复兴及中世纪时期，粮食产量并不足以维持所有劳动者所需的卡路里，这就是当时出现大量乞丐的原因——他们几乎不具备任何劳动能力。仅仅是糊口的压力，似乎就足以迫使某些人采取极端的做法：在16世纪中期至19世纪时期，曾盛行“杀死女巫”活动。当时农作物歉收的现象十分普遍，渔业也不发达。女巫们大都是单身女性，其中以寡妇居多。S形曲线的逻辑表明，当资源紧缺时，通过牺牲某些人，让余下的人能吃饱，使其具备劳动能力，为生存而赚钱，这从经济角度来看是合理的。

贫穷家庭偶尔会被迫做出如此艰难的选择，至今这种现象依旧存在。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的旱灾期间，很多家庭无地可种，女孩比男孩更容易夭折，但在雨水正常的情况下，男孩、女孩的死亡比例并无多大差别。而在“小冰期”时期，坦桑尼亚一旦发生旱灾，就会经历一次“杀死女巫”的暴行——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这是除掉无用闲人的一种便捷方式。很多家庭会在突然间发现，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较年长的女人（常常是祖母）是一个“女巫”，然后她就会被村里的其他人追捕或杀死。

因此，粮食短缺有时仍是一个问题。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今天生活着的这个世界都十分富裕，关于贫穷的故事并不会成为它的主旋律。不过，在天灾人祸频发时期，或是当饥荒造成几百万人死去或病倒时，情况自然会有所不同。阿马蒂亚·森曾指出，近期发生的一些饥荒并不是粮食短缺造成的，而是制度出现了问题，导致现有食品分配不合理，甚至在有些地区面临饥饿的情况下，政府仍然将可用粮食储存起来。

那么，我们应该听之任之吗？我们能否考虑到，尽管穷人可能吃不了多少，但他们仍需要吃饱。

穷人真的吃得好、吃得饱吗？

我们始终感觉，与真实情况相比，任何故事都欠缺说服力。假定在印度最贫穷的家庭，每人每天消耗约1 400卡路里，会有人因不需要那么多卡路里而减少食品消费吗？1 200卡路里是众所周知的半饥饿状态，想要快速减肥的人常会得到这样的饮食建议；不过，1 400卡路里似乎比这种状态强不了多少。据各地的疾病控制中心称，2000年美国普通男性每天消耗2 475卡路里。

然而，印度最贫穷的人的身材较为瘦小，这一点也是事实。而且，如果一个人身材十分瘦小，那么她/他也就不需要过多的卡路里。不过，这是不是又把问题推回原地了？为什么印度最贫穷的人身材如此瘦小？为什么南亚人都骨瘦如柴？衡量营养状态的标准方式是体重指数（BMI），这是评估体重与身高比例的重要方式（如身高更高的人体重也就更重）。营养不良的国际底线为BMI 18.5，BMI在18.5~25之间属于正常范围，BMI超过25的人被定为肥胖状态。通过这一衡量标准，2004—2005年间，印度33%的男人和36%的女人是营养不良的，二者在1989年时的这一比例均为49%。在提供人口统计及健康调查数据的83个国家之中，只有厄立特里亚出现了更多营养不良的成年女性。印度女性、尼泊尔女性及孟加拉国女性，也属于世界上身材最矮小的女性。

这一点是否应加以考虑呢？这是否应完全归因于南亚人的基因问题，就像深色眼睛或黑色头发一样，与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功与否无关？毕竟，即使是在英国或美国的南亚移民，他们的孩子也比白人孩子或黑人孩子个子更矮。然而，在无异族通婚的情况下，如果有两代人一直生活在西方，南亚移民的孩子在身高上便会与其他民族的孩子差不多。因此，尽管对于个人成长来说，基因构成的确至关重要，但人类在身高方面的基因差别是极其微小的。如果第一代母亲的孩子身材依然十分矮小，那么部分原因可能在于，这一代母亲在童年时就营养不良，因此才会生下身材较为矮小的孩子。

因此，相比其他国家的人来说，如果南亚人身材矮小，很可能是因为南亚人及其父母所吸收的营养较少。有证据表明，印度的儿童极度营养不良。衡量儿童在童年时期是否营养充足，常用的尺度就是对照这一年龄的国际标准身高。通过这一标准，印度国家家庭卫生研究（NFHS）所显示的数据令人震惊：约一半5岁以下的儿童发育迟缓。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营养摄入还远远达不到标准。其中1/4的孩子极度营养不良，说明儿童营养问题的严重性。参照孩子们的身高，他们的体重也大大低于标准体重：在三岁以下的儿童中，每5个儿童中就有一个儿童处于消瘦状态，也就是说，低于国际极度营养不良的标准。令人尤为震惊的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但那里的儿童发育迟缓及消瘦的比例，仅为印度的一半。

对此，我们是否应在意呢？这本身不就是个小问题吗？那么，别忘了还有奥运会的大问题。作为一个拥有10亿人口的国家，在过去22届奥运会中，印度平均每届仅获得0.92枚奖牌，少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0.93枚。相比之下，中国在8届奥运会中共获奖牌386枚，平均每届获48.3枚。世界上72个国家的奥运会成绩都优于印度，除掉其中人口最多的6个国家，印度的人口相当于其他国家人口的10倍。

印度虽然是贫穷国家，但它并不像过去那样贫穷了，而且还要好于喀麦隆、埃塞俄比亚、加纳、海地、肯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及乌干达。然而，这些国家人均获奖数却是印度的10倍以上。的确，每届奥运会获奖数少于印度的国家，其人口几乎都不到印度人口的十分之一，除了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特别是孟加拉国，它是全球唯一一个人口超过1亿、从未获过奥运会奖牌的国家，尼泊尔次之。

这显然是一种模式。有人或许会将其归因于南亚人对于板球的沉迷——这也是一种殖民产物，与困扰美国人的棒球相伴生——但就算板球占据了世界1/4人口所有的运动才能，它在奥运会上的弱势便情有可原了吗？澳大利亚、英国，甚至小小的西印度群岛都热衷于体育，而且还占据人口上的优势，但南亚人从未像这些国家在其繁荣期那样，统治过板球这一领域。例如，孟加拉国的人口相当于英国、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及西印度群岛的总和。鉴于儿童营养不良是南亚的一个突出问题，那么儿童发育迟缓和奥运会成绩不佳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关联。

奥运会并非唯一一个身高发挥重要作用的地方。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身材高大的人都能挣得更多。关于身高是否与生产力相关，人们长久以来一直都莫衷一是。比如，有人争辩说这种说法歧视身材较矮的人。然而，安妮·凯斯和克里斯·帕克森近期发表了一篇论文，在身高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他们表示，在英国和美国，智商的高低完全可以由身高的效应来解释：但当我们对智商相同的两个人做比较时，身高与收入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为了解释这一发现，凯斯和帕克森表示，真正起作用的是童年时期充足的营养摄取。一般来说，童年摄取充足营养的人，都会长得更高大、更聪明。正是因为他们更聪明，所以他们才会赚到更多的钱。当然，很多不那么高大的人也很聪明（因为他们已长到应有的高度），但总体来说，个子高的人在生活中更出色，因为他们显然更可能发挥自身的遗传潜力（在身高及智力方面都是这样）。

路透社将这项研究以《关于更高的人更聪明的研究》为标题做了报道，听上去很平常，却引发了一场风暴。凯斯和帕克森顿时淹没在充满敌意的电子邮件之中。一个男人（身高1.5米）责备说，“你们太可耻了”；另一个人（身高1.71米）说道，“我觉得你们的结论具有侮辱性、煽动性，是一种偏见和偏执”；还有一个未透露身高的人说，“你们拿了一把枪，将枪口对准了个子不高的人群的脑袋”。

然而，事实上，有大量证据支持这一观点，即童年时期的营养不良会直接影响成人的处世能力。在肯尼亚，持续得到抗蠕虫药片达两年的孩子，其上学的时间及在青年时期挣的钱比只得到1年抗蠕虫药片的孩子多20%：蠕虫会造成贫血及营养不良。一些最优秀的营养学专家研究表明，童年时期适度的营养摄入具有深远意义，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们的结论是：“营养不良儿童的个子更有可能长不高、学习成绩更差、生下的孩子更瘦小。此外，营养不良还与成年时期的经济地位较低有关”。

营养不良会影响人们未来的生活机遇，这种影响在他们出生之前就开始了。1995年，《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 ）首次使用了“巴克假说”（Barker Hypothesis）一词，这是戴维·巴克医生的理论，即母体子宫的条件对婴儿生活机遇具有长期影响。很多人都支持“巴克假说”。例如，在坦桑尼亚，与未服用碘胶囊的孕妇所生的孩子相比，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摄入了足够量的碘（根据一项间歇性的政府计划，政府会向孕妇发放碘胶囊），她们生下的孩子能够多上4个月至半年的学。尽管多上半年学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考虑到大多数这样的孩子只能上四五年学，多上半年学就意味着不小的收获。实际上，在这一估算的基础上，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每位母亲当初都服用了碘胶囊，那么非洲中部及南部孩子们的学习总成绩就会上升7.5%。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到孩子们一生的工作能力。

尽管我们看到，单凭卡路里的增加，本质上对生产力似乎没多大影响，但即使成人也有一些可以补充营养的方法。我们熟知的一种方法就是，多吸收铁元素可以治贫血。在亚洲很多国家，包括印度和印尼，贫血都是一个主要的健康问题。印尼6%的男性和38%的女性都患有贫血症，印度的相应数据为24%和56%。贫血与有氧代谢能力低下、身体虚弱及疲倦有关。在某些病例中，特别对于孕妇来说，贫血还可能会危及生命。

印尼的铁营养状况评价与研究项目在农村随机选出一些男性和女性，每几个月定期为他们补充铁元素，给另一对照组用的则是安慰剂。研究表明，铁元素的补充使男性工作更努力，他们由此而增加了收入，可以用来买几年所需的加铁鱼酱。以购买力平价计算，购买一年的鱼酱只需花费7美元。如果是一位男性个体户的话，他补铁后每年的收入会增加46美元——这是很合算的投资。

问题是，人们似乎不想要更多的食物，而更多的食物，特别是更多理智购买的食物，可以使人们及其子女在生活中更成功。而且，能够实现这一点的关键投资并不昂贵。大多数母亲肯定都买得起加碘盐，这种盐目前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非常普遍；或者每两年服用一次碘药剂（每剂药花费51美分）。在肯尼亚，国际儿童扶持会制订了一个抗蠕虫计划，呼吁家长为他们正在上学的孩子花上几美分，接受抗蠕虫治疗。几乎所有的家长都没有响应，这样就剥夺了孩子们一生多赚上百美元的机会。至于食物方面，各个家庭只需少买一点儿昂贵的谷类粮食（如大米和小麦）、甜食及加工食品，多买一点儿叶类蔬菜及粗粮，就会很容易得到更多的卡路里及其他营养物质。

为什么穷人吃得这么少？

谁知道？

为什么贫血的印尼上班族自己不买加铁鱼酱？一种答案就是，如果老板们意识不到营养充足的员工工作能力更强，那么员工自然会对“更强的工作能力将获取更多的收入”产生怀疑。如果老板付给每位员工相同的工资，那么他们就不需要吃得更多、变得更强壮了。在菲律宾，一项研究表明，那些既要挣基本工资又要挣计件工资的人，他们在挣计件工资时要多吃25%的食物。在挣计件工资时，工作能力十分重要，因为干得越多，挣得也就越多。

然而，这并不能说明，为什么印度所有的怀孕妇女都不吃加碘盐，这种盐目前几乎在每个村子都能买到。一种可能就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让自己及子女吃得更好有什么价值。人们并不完全了解微量营养素的重要性，即使是科学家也一样，直到最近情况才有所改善。尽管微量营养素价格便宜，而且有时能够大大提高人们一生的收入，我们仍然有必要搞清楚该吃些什么（或该服用哪种药）。并非人人都知道这方面的信息，即使是在美国也一样。

此外，当别人告诉自己应改变饮食结构时，人们一般都会持怀疑态度，这可能是因为人们一直钟爱自己吃的食物。1966—1967年时，大米的价格迅速上涨。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说，少吃大米多吃蔬菜不仅有益于人们的身体健康，还可以节省他们的预算。这引发了一阵阵抗议。于是，这位部长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会用蔬菜做的花环迎接他。现在看来，他或许是对的。安托万·帕芒蒂埃是18世纪法国的一位药剂师，早年十分热衷于土豆。不过，安托万了解大众支持的重要性，他显然已经预见到了人们对此所持的反对意见。他向大众展示了一套他自己发明的土豆食谱，包括经典菜——帕蒙蒂耶烤土豆泥（Hachis Parmentier），英国人将其称为“羊倌肉饼”，是由一层碎肉和一层土豆泥做成的焙盘。于是，安托万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条道路虽然迂回曲折，但最终，他发明了“自由薯条”。

另外，仅凭个人经验，并不容易了解太多这种营养物质的价值。碘会使你的孩子变得更聪明，但摄入量的多少并无多大差别（不过，量变也会引起质变）。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你在多年之中既不会发现小变化，也看不到大变化。碘虽然能使人变得更强壮，但并不能突然之间把你变成一个“超人”——个体户每周的收入都会出现上下波动，因此对他自己来说，每年多挣40美元也可能察觉不到。

因此，穷人在选择食品时，主要考虑的并不是价格是否便宜，也不是有无营养价值，而是食品的口味怎么样。乔治·奥威尔在其《通向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 ）一书中，成功地描述了英国穷人的生活。书中写道：

他们的食物主要有白面包、人造黄油、罐装牛肉、加糖茶和土豆——这些食物都很糟糕。如果他们多花点儿钱，去买一些健康食品，如橘子和全麦面包；或者，他们可以学《新政客》（New Statesman ）的读者，为节省燃料而生吃胡萝卜，那样不是更好吗？是的，那样当然会更好，但问题是，没有人会这样做。还没等到要靠黑面包和生胡萝卜为生时，正常人早已饿得肚子咕咕叫了。而且，特别遗憾的一点是，你手里的钱越少，你就越不愿意购买健康食品。一位百万富翁可能喜欢以橘子汁和薄脆饼干当早餐，但一位失业人员是不会喜欢的……当你陷入失业状态，你并不想吃乏味的健康食品，而是想吃点儿味道不错的东西，总会有一些便宜而又好吃的食品诱惑着你。

比食物更重要

穷人常常拒绝我们为其想出的完美计划，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些计划会有什么效果。这也是贯穿本书的一个主题。穷人饮食习惯的另一个解释是，在他们的生活中，还有比食物更重要的东西。

大量记录显示，发展中国家的穷人会花很多钱来置办婚礼、嫁妆、洗礼等，这很可能是怕丢面子的结果。印度婚礼的花费是众所周知的，不过也有一些不那么令人愉快的场合，如一个家庭被迫举办一场奢侈的聚会。在南非，在大量老人及婴儿出现死亡的时期，人们制定了葬礼应花多少钱的社会规范。根据传统，人们只需将死去的婴儿简单埋葬，但要为死去的老人举办隆重的葬礼，葬礼所需费用为死者一生的积蓄。由于艾滋病毒的泛滥，很多年轻人还没来得及为自己积攒葬礼费用，便要撒手人寰了，而他们的家人迫于传统仍要大操大办。对于刚刚失去了一个未来劳动力的家庭来说，可能需要为葬礼花费3 400兰特（购买力平价约825美元），或者该家庭40%的年收入。在举行这样一场葬礼之后，这个家庭显然没有多少可用的积蓄了，更多的家庭成员则会抱怨“吃不饱饭”。即使死者生前没有挣过钱，情况也是一样的。这表明，葬礼的花费是导致贫穷的主要原因。葬礼所花的钱越多，人们来年就会变得越沮丧，而他们的孩子就越可能被迫辍学。

因此，无论是瑞士的国王，还是南非基督教协会（SACC），都在努力调整葬礼的支出，这一点也在情理之中。2002年，瑞士国王发布禁止葬礼铺张浪费的条令，宣称如果发现哪个家庭为办葬礼而宰了一头牛，他们必须再上交一头牛。南非基督教协会则表现得更加严厉，他们呼吁整顿葬礼产业，认为这是在向那些入不敷出的家庭施加压力。

然而，将钱花在食品以外的地方或许并不完全出于压力。在摩洛哥的一个偏远山村，我们遇见了一个叫欧查·姆巴克的人。我们问他，如果有更多的钱，他会用来做什么，他说会用来买更多的食品。我们接着问他，如果有更多更多的钱他会买什么，他说会买更多好吃的食品。于是，我们开始为他和他的家人感到遗憾，因为在我们坐着的房间里，我们注意到了一台电视机、抛物面天线及DVD播放机。我们又问他，如果他觉得一家人都吃不饱的话，为什么还要买这些东西呢？他笑着回答道：“哦，电视机比食物更重要！”

在摩洛哥的这个村子待了一阵子之后，我们很快明白，为什么欧查会那样想。村子里的生活十分乏味，没有剧院，也没有音乐厅，甚至没有可以坐下来看看行人的地方。而且，村里也没有多少活儿可干。欧查和他的两个邻居（采访时他们一直在一起）一年只干了约70天的农活儿，还有约30天的建筑活儿。一年中，他们除了照顾自家牲畜，就是等着拿到干活儿挣的钱，这使他们有大量的时间看电视。这三个男人都住在小房子里，没有可用水，卫生条件也不好。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他们拼命地找工作。不过，他们家里都有电视机、抛物面天线及DVD播放机，还有移动电话。

总体来说，穷人的首要选择显然是，让自己的生活少一点儿乏味。这可以是一台电视机，也可以是一点儿特别的食品，比如一杯加糖茶。就连帕克·索林都有一台电视机，不过我们见到他时，那台电视机出了毛病。节日或许也可以从这一角度来看待。在没有电视机和收音机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穷人要常常进行某种特别的家庭庆祝，比如说一场宗教仪式，或是为女儿办一场婚礼。在我们对18个国家调查所得的数据中，穷人在没有收音机或电视机的情况下，可能在节日上花的钱更多。在印度的乌代布尔，几乎每个人家里都没有电视机，极度贫穷的人将自己14%的预算花在了节日上（包括世俗的及宗教的场合）。相反，在尼加拉瓜，56%的农村家庭有收音机，21%的家庭有电视机。在那里，我们几乎听不到有哪个家庭为庆典而花钱。

人类对于美好生活的基本需求，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印度的食品消费一直都在下降。今天，电视信号可以覆盖一些偏远地区，即使在一些偏远的农村，人们也可以买到更多的东西。移动电话几乎无处不在，用国际标准来衡量，话费还特别便宜。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有些国家的国内经济十分繁荣，大量消费品也都很便宜（比如印度和墨西哥），但这些国家的食品消费却是最低的。印度的每个村庄至少都有一个小商店，大多数情况下会有好几个，在那里可以买到袋装的洗发液，按支销售的香烟，便宜的梳子、钢笔、玩具或蜡烛；而在像巴布亚新几内亚这样的国家，食品消费占每个家庭预算的70%以上（在印度是50%），穷人们能买到的东西可能会更少。这一现象在奥威尔的《通向威根码头之路》一书中也有所涉及，他描述了穷人是怎样逃避沮丧的：

他们不会迁怒于自己的命运，而是通过降低标准来增强自己的忍耐力。然而，他们却不一定因此而专注必需品，也不一定会排斥奢侈品。因此，在长达10年的极度沮丧期内，所有廉价奢侈品的消费都有所提高。

这些“嗜好”并非那些行为不慎重之人的冲动消费，而是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选择，不管内心的冲动如何驱使他们、外界如何对他们施压。欧查·姆巴克的电视机并不是赊账买的——他为此攒了几个月的钱。印度母亲也是一样，她们会提前10年或更长的时间，开始攒钱为自己8岁大的女儿准备婚礼，在这里买一件小首饰，在那里买一个不锈钢水壶。

我们眼中的穷人世界，常常是一片失去机遇的土地。我们会好奇，为什么他们不把买那些东西的钱攒下来，将钱投入到真正能使他们过得更好的地方？然而，穷人会更加怀疑那些想象中的机遇，怀疑其生活产生任何根本改变的可能性。他们的行为常常反映出这样一种想法，即任何值得做出的改变都要花很长时间。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只关注当前，尽可能把日子过得愉快，在必要的场合参加庆祝活动。

基于营养说的“贫穷陷阱”真的存在吗？

我们以帕克·索林及其观点开启这一章，他认为自己陷入了基于营养说的“贫穷陷阱”。从表面上看，他的主要问题可能不是缺少卡路里。Rakshin计划使他得到了一些免费的大米，他的兄弟有时也会帮帮他。在其他时间里，他应该有体力到田间或建筑工地干活儿的。我们对相关证据的解读表明，大多数成年人，即使是非常贫穷的人，也是处于“贫穷陷阱”地带之外的：他们很容易就能吃够干好体力活儿所需的食物。

帕克·索林的情况或许就是如此。这并不是说他没有陷入贫穷，问题可能在于他失去了工作，而且他的年龄太大，已不适合再到建筑工地当学徒。此外，他的沮丧无疑使他的处境变得更为糟糕，他几乎什么也做不了。

基于营养说的“贫穷陷阱”的基本机制似乎不适用于成人，但这并不意味着穷人在营养方面没有问题。他们的问题或许并不在于食物的数量，而在于食物的质量，特别是微量营养素的缺失。营养充足可能会为两类人带来更多的好处，即未出生的婴儿和幼儿，因为他们还不能自主选择食物。实际上，父母收入与其子女未来收入之间，可能也存在着一种S形曲线关系，这与子女在童年期间的营养摄入有关。这是因为，如果孩子在子宫内或童年早期吸收了充足的营养，那么他/她以后每年都会挣到更多的钱：经过一生的积累，这个孩子就会受益匪浅。例如，我们在前面提到过，肯尼亚对儿童做抗蠕虫预防，我们对其长期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接受两年而非一年治疗的儿童（因此其两年来的营养状态更好）一生收入为购买力平价3 269美元。童年时期营养上的小投入会在以后产生大影响（在肯尼亚，抗蠕虫每年花费购买力平价1.36美元；在印度，一包碘盐价格为购买力平价0.62美元；在印尼，加铁鱼酱价格为购买力平价7美元）。这表明，各国政府及国际机构需要就食品政策进行彻底反思。这对美国农民来说可能是个坏消息，但解决办法并非提供更多粮食那么简单，尽管大多数食品安全计划目前都着意于此。穷人喜欢补贴的粮食，但我们前面谈到过，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援助并不能使他们吃得更好。而且，他们主要的问题不在卡路里，而是其他营养成分。此外，仅仅靠给予穷人更多的钱，可能也不足以解决问题。即使收入增加，短期内他们可能也不会达到更好的营养状态。正如我们在印度看到的那样，穷人即使在自己收入增加的情况下，也不会吃得更多更好；除了食物之外，他们需要面对太多其他的压力和欲望。

相反，对儿童及孕妇的直接营养投资，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回报。这方面的措施包括，向孕妇及儿童父母发放强化食品，对儿童进行学前或在校的抗蠕虫预防，向他们提供富含微量营养素的膳食，或者鼓励父母为补充营养而消费。在有些国家，所有这些措施都已得到实行。肯尼亚政府目前对在校儿童提供系统化的抗蠕虫预防；哥伦比亚政府会在学前孩子的膳食中加入微量营养素；在墨西哥，社会福利机构为家庭提供免费的营养补充。食品技术领域的首要任务是，在人们喜爱的食物中加入额外的营养素，生产出一些富含营养、美味可口的适于在各类环境中种植的新品种粮食，同时还要提高生产力。我们在世界各地确实看到了一些这样的实例，其推动者都是国际微量营养素行动组织（Micronutrient Initiative）和国际农作物强化组织（Harvest Plus）等机构。近期，乌干达和莫桑比克引进了各类适合非洲的橘子味土豆（β–胡萝卜素更丰富）。目前，几个国家（包括印度）已批准使用一种富含铁和碘的新型食盐。然而，在很多情况下，食品政策只停留在这样一种想法上，即穷人需要的只是便宜的粮食。

第三章
提高全球居民健康水平容易吗？

健 康常常被寄予厚望，但又不免会给人带来失望。然而，“好摘的果子”似乎有很多，从疫苗到蚊帐，都是一些低成本却可以挽救生命的东西，但很少有人会采取这样的预防性措施。在大多数国家，政府医务人员负责提供基本的保健服务，但他们常常因不称职而受到责备。我们会看到，这种责备也不无道理。而另一方面，医务人员坚持认为，那些“好摘的果子”比看上去难摘多了。

2005年冬，在印度西部美丽的乌代布尔城，我们与一些政府医疗机构的护士进行了一次气氛活跃的交谈。她们对我们非常失望，因为我们谈到的项目会加大她们的工作量。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其中一位护士忽然发起了脾气，她直言不讳地说：“这种工作其实一点儿意义都没有。”曾经有个患痢疾的小孩来看病，护士们能给孩子母亲的只有一盒口服补液 ^[1] 。然而，大多数母亲都不相信口服补液可以治病，她们想得到自己认为能够治病的药——一剂抗生素或一次静脉注射。护士们告诉我们，一旦一位母亲从医疗所拿走的是一包口服补液，那么她永远都不会再来了。每年，护士们都会看到很多儿童死于痢疾，但她们觉得自己无能为力。

在每年900万死于5岁前的儿童中，大多数来自南亚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而且约每5名儿童中就有一个死于痢疾。相关部门正在努力开发并分发一种抗轮状病毒的疫苗，轮状病毒是一种能引起痢疾的病毒。然而，已经有三种“神药”可以挽救大多数儿童的生命了，即用来净化水的消毒剂，还有糖和盐（口服补液的主要成分）。只需用100美元购买一个家用氯包，就能够预防32个痢疾病例。脱水是痢疾致死的一个主要病因，而口服补液是一种可以有效预防脱水的药。

然而，无论是消毒剂还是口服补液，都未被广泛使用。在赞比亚，由于国际人口服务组织（Population Service International，简称PSI）的努力，消毒剂的价格很便宜，而且已得到了广泛使用。PSI是一家专门在全球以补贴价格销售消毒剂的大型组织。只需800克瓦查（购买力平价为0.18美元），一个6口之家就能够买到足够的消毒剂，用于净化水源，这样他们就不会因水传播而患上痢疾。不过，只有10%的家庭使用消毒剂。在印度，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称，在5岁以下的儿童痢疾患者中，只有1/3服用了口服补液。痢疾是一种可以预防的疾病，通常用开水、糖和盐就能进行治疗，那么为什么每年还有约150万儿童死于痢疾呢？

消毒剂和口服补液并不是什么特例，还有其他相对“好摘的果子”可以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挽救很多生命。那些方法简单、廉价，如果恰当地利用，就能够节省大量资源（如减少额外工作日、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增强体质等）。除了挽救生命，这些方法还可以为自身买单。然而，太多这种“果子”都未被摘下。并非人们不关心自己的健康，他们不但关心，而且还为此投入大量资源，他们只是把钱花在了别的地方，比如，并非任何时候都适用的抗生素、为时已晚的外科手术等。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健康陷阱

在印尼的一个村庄，我们遇见了伊布·艾姆塔特，一位竹篮编织工的妻子。2008年夏天，她的丈夫因眼睛有点儿问题而不再工作。伊布没有办法，只好借了40万印度尼西亚盾（购买力平价74.75美元），10万用来为她丈夫买药治病，30万用于在她丈夫恢复期间购买食品（她7个孩子中的3个还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每月要为贷款支付10%的利息。然而，当我们见面时，他们欠下的利息越来越多，已经积累到100万印度尼西亚盾（购买力平价187美元）；于是，放债人威胁说要拿走他们所有的东西。更糟糕的是，她的小儿子最近被诊断患了严重哮喘。由于这个家庭已经债台高筑，她已经拿不出钱为儿子买药治病了。我们拜访时，这个孩子一直和我们坐在一起，每过几分钟就会咳嗽一次；他已经不能再按时上学了。这个家庭似乎掉进了一个典型的“贫穷陷阱”之中——父亲的病使他们陷入了贫穷，导致孩子的病没钱治，从而耽误了上学，他的未来也因此笼罩在贫穷的阴影之下。

健康确实可能产生很多不同的陷阱。例如，由于生活在有害的环境中，工人可能会无法正常工作，儿童可能会因病无法正常上学，孕妇可能会生下不健康的婴儿。每一种情况都可能使当前的不幸转化成未来的贫穷。

值得庆幸的是，如果情况真是这样，我们或许只需要努力一把，就可以让一代人在一个健康的环境里成长、工作，将他们从陷阱中解救出来。杰弗里·萨克斯的观点就是这样的。他认为，世界上大多数最贫穷的人或整个国家，都掉进了一个健康陷阱之中。他常常以疟疾为例，有些国家大部分人口都受到了疟疾的影响，这些都是较为贫穷的国家（平均来说，在科特迪瓦或赞比亚这样的国家，受疟疾影响的人口占50%或以上，人均收入仅为无疟疾病例国家的1/3）。而且，正因为如此贫穷，这些国家采取疟疾预防措施的难度才会更大，从而导致其一直贫穷下去。然而，据萨克斯称，这也意味着，在这些国家进行旨在控制疟疾的公共健康投资（如分发蚊帐，使人们在夜间远离蚊虫的困扰）将会产生很高的回报：人们得病的概率会减小，工作会更加努力，收入会因此而增加，足以用来支付这些外来投资。从第一章中S形曲线的角度来说，受疟疾困扰的非洲国家都位于曲线的左半部分，因为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因疟疾而身体衰弱，工作效率极低。因此，这些国家没有消除疟疾所需的资金。不过，如果有人出资抗击疟疾，那么这些国家最终就会移到曲线的右半部分，走上繁荣之路。同样，这一理论也适用于贫穷国家的其他多发疾病，这就是萨克斯《贫穷的终结》（The End of Poverty ）一书中所传达的乐观信息的核心。

怀疑者们很快指出，目前尚不清楚那些滋生疟疾的国家贫穷的原因是否在于疟疾，就像萨克斯所认为的那样；或者这些国家无力消除疟疾，也许只是说明它们的管理能力很差。如果是后一个原因，那么除非改善管理体制，否则仅仅靠消除疟疾，或许还不能完全解决贫穷问题。

现有证据究竟支持谁的观点？活跃分子还是怀疑者？我们对多个国家成功抗击疟疾的案例进行了研究，每份研究都对该国疟疾高发地区与低发地区进行了对比，并对抗疟活动前后出生于该地区的儿童进行了检查。所有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在那些疟疾高发地区，出生于抗疟活动之后的儿童与出生于疟疾低发地区的儿童相比，二者的人生成就（例如教育或收入）是基本一致的。这有力地表明，消除疟疾的确会减少长期贫穷现象的发生，尽管效果不像杰弗里·萨克斯所说的那样大。一项针对美国南部（1951年之前一直受疟疾困扰）及几个拉丁美洲国家抗疟活动的研究表明，与患过疟疾的儿童相比，未患过疟疾的儿童长大后每年的收入要多50%。类似的研究结果还出现在印度、巴拉圭和斯里兰卡，不过收入增加的幅度因国家而异。

这一结果表明，投资预防疟疾的经济回报可能会非常高。在肯尼亚，一个经过杀虫剂处理的蚊帐最多花费14美元，而效力却达5年之久。我们来做一个保守的估计，一个肯尼亚儿童从出生到2岁一直睡在这种蚊帐中，那么他较之其他儿童感染疟疾的概率会减少30%。在肯尼亚，成年人的年均收入为购买力平价590美元。因此，如果疟疾真的会减少肯尼亚50%的收入，那么14美元的投资将会为30%人口增收295美元，而如果没有蚊帐，这些人就可能会感染疟疾。儿童成年后的全部工作时间每年都会带来88美元的收益——足够每个家长为其子女买一辈子的蚊帐，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

还有很多其他高效健康投资的例子，可用纯净水及公共卫生就是其中之一。总体来说，根据2008年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约13%的世界人口缺乏改进的水源（通常指自来水或水井），而约1/4的人口没有可用的安全饮用水，其中有很多都是穷人。在我们针对18个国家的研究数据中，在农村极度贫穷的人口中，具备家用自来水条件的人口比例为1%（印度的拉贾斯坦邦和北方邦农村）到36.8%（危地马拉）不等。虽然情况因国而异（就农村中产阶层来说，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低于3.2%到巴西的80%），但对于更富裕的家庭来说，这一比例一般会更高。此外，无论是穷人还是中产阶层，城市地区的这一比例都会较高。在穷人的世界里，良好的卫生设施简直少得可怜——世界上42%的人口没有家用卫生间。

大多数专家一致同意，家用自来水及卫生设施会给健康带来很大影响。一项研究表明，由于自来水、良好的卫生设施及水源氯化的推广，1900—1946年间的婴儿死亡率下降了约3/4，使同期死亡率总体减少了几乎一半。此外，童年期间的痢疾复发会永久伤害孩子的身体及认知上的发育。据估计，通过用管道向家庭输送无污染的氯化水，痢疾病例可减少95%。劣质水和死水也是其他主要疾病的一个来源，如疟疾、血吸虫病及沙眼，这些疾病都可能导致儿童死亡，或降低他们长大后的工作效率。

然而，人们普遍认为，每个家庭每月花费20美元用于支付自来水及卫生设施的费用，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都太贵了。印度奥里萨邦的格莱姆维卡斯是一家非政府组织，它认为，可以通过更廉价的方式取得这一成果。该组织的首席执行官乔·马蒂斯是一个性格幽默的人，做事习惯于另辟蹊径，在出席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富豪年会时，他穿了一身手织的棉布衣服。马蒂斯很早就是一名社会活跃分子，12岁时就组织工人到他父亲的农场抗议。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就同一群左翼学生一起来到了奥里萨邦，参加一场龙卷风大灾后的救援工作。在紧急救援工作结束之后，为了帮助奥利亚村贫穷的村民，他决定留下来，看看能否找到一些更持久有效的办法。最终，马蒂斯决定从改善水和卫生条件做起。这一问题既是一个日常难题，也是他开启长期社会变革的一次机会。他在奥里萨邦向我们解释说，水及卫生设施是社会问题。马蒂斯坚持认为，在格莱姆维卡斯负责的所有村子里，每个家庭都应该与一个总水管连接，再通过管道将水输送到每个家庭，包括由同一系统连接的卫生间、水龙头及浴室。对于上层阶级家庭来说，这意味着与下层阶级家庭分享水源。在这一想法刚刚提出时，奥里萨邦的很多人都无法接受。非政府组织花了很长时间，才得到一个村子全体村民的同意，而有些村子最终还是拒绝了。不过，非政府组织所坚持的一贯原则就是，除非得到一个村子所有村民的同意，否则他们是不会在那里开展工作的。在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有些上层阶级家庭首次参与了这种由一个社区所有人参与的活动。

一旦一个村子同意配合格莱姆维卡斯的研究，为期一两年的建筑施工就会启动。只有在每个家庭都配好自来水及卫生间之后，这个系统才会开始运转。同时，对于每月来卫生所治疗疟疾或痢疾的人，格莱姆维卡斯都会收集他们的信息。这样一来，只要水流动起来，该组织就可以直接观察到一个村子的情况。结果证明，效果十分显著：几乎一夜之间，痢疾重症病例减少了一半，疟疾病例也减少了1/3，而且这一效果能持续好几年。每个家庭每月为此支付的费用（包括维护费用）为190卢比（现价为4美元），仅为这种系统正常价格的20%。

当然，避免痢疾还有更廉价的方法，如在水中加入消毒剂。其他廉价而有效的医用或公共卫生方法包括发放口服补液、给儿童接种疫苗、发放抗蠕虫药剂、婴儿出生6个月之内由母乳喂养；还有一些常规的孕期保健方法，如给孕妇打破伤风针，发放防夜盲症的维生素B、防贫血的铁片及加铁面粉等，这些都是“好摘的果子”。

能够找出这些方法，都要归功于杰弗里·萨克斯的乐观与耐心。在萨克斯看来，有一种基于健康的“贫穷陷阱”，但我们可以向穷人提供“梯子”，帮他们逃离这些陷阱。如果穷人买不起梯子，那么世界上的其他人都会伸出援手。这也是格莱姆维卡斯在奥里萨邦所做的，帮助村子进行管理、补贴水系统的花费等。几年前，乔·马蒂斯告诉我们，当发放官坚持要村民将受赠物品全价买下时（幸运的是，该基金会随后改变了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他觉得自己必须拒绝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资助。马蒂斯称，虽然健康福利潜在的价值的确很大，但村民们每月根本拿不出190卢比——格莱姆维卡斯只是要村民们向村基金会支付一定数量的钱，使村里的水系统得到良好维修，并可以随着村子的发展而服务于更多的家庭。至于其余的必要款项，非政府组织会从世界各地的捐赠者那里筹集。萨克斯认为，这才是合理的方式。

为什么不更多地使用这些方法呢？

没有充分利用的奇迹

然而，萨克斯的理论存在一个缺陷，即穷人处于基于健康的“贫穷陷阱”之中，用钱就可以把他们救出来。其中有些方法十分廉价，即使是非常贫穷的人都负担得起。例如，母乳喂养根本无需任何花费。然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世界只有不到40%的婴儿得到了6个月的母乳喂养。再以饮用水为例，我们看到，通过管道将水输送至各个家庭每月花费190卢比（包括排污费用），也就是每年2 280卢比。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约为30万克瓦查。不过，贫穷的赞比亚村民可能拿不出这么多钱。然而，只需拿出这笔钱的2%，一个赞比亚的6口之家就能够买到足够的消毒剂，用于净化他们全年的饮用水：国际人口服务组织经销的一种品牌的消毒剂只需花费800克瓦查（购买力平价0.18美元），就能够使用一个月。这种方式可以避免48%的小孩患上痢疾。赞比亚人都知道消毒剂的好处，如果问他们什么可以用来净化饮用水，98%的赞比亚人都会提到消毒剂。尽管赞比亚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花800克瓦查买一瓶可用一个月的消毒剂，这真的不是很贵——仅购买食用油一项，一般家庭每周都会花掉4 800克瓦查（购买力平价1.10美元）。然而，实际使用消毒剂进行水处理的人只有10%。作为一次实验中的一部分，有些家庭会得到一张打折优惠券，可以凭券以700克瓦查（购买力平价0.16美元）买下一瓶消毒剂，而只有50%的人愿意去买。然而，当这一价格下降到300克瓦查（购买力平价0.07美元）时，愿意购买的人数出现了大幅增长。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如此，仍有1/4的人不愿购买。

蚊帐的需求量同样很低。在肯尼亚，杰茜卡·科恩和帕斯卡利娜·迪帕创建了一个非政府组织，名为TAMTAM（一起对抗疟疾），该组织在肯尼亚的产前诊所发放免费蚊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际人口服务组织曾在同样的诊所以补贴价格（非免费）提供蚊帐，科恩和迪帕想看看她们的组织是否有用，于是设计了一个简单的测试：她们随机在不同的诊所提供价格不等的蚊帐，有些地方是免费的，另外一些则采用国际人口服务组织的补贴价格。结果与消毒剂的实验十分相似，她们发现，人们对于蚊帐的价格十分敏感，几乎所有人都会去领取免费的蚊帐。但就国际人口服务组织的价格（约购买力平价0.75美元）来说，人们对于蚊帐的需求已经接近于零。迪帕在不同的村镇重复这一实验，但允许人们回家拿钱（而不是当场购买），更多的人以国际人口服务组织的价格购买了蚊帐。不过只有在蚊帐的价格接近于零时，人们的需求量才会成倍增长。

更令人困扰的是，人们虽然对蚊帐的价格很敏感，但对收入却并不敏感。要想移到S形曲线的右半部分，开启一种良性循环，即通过收入增长来改善健康状态，那么一个人因避免疟疾而增长的收入，应足以为其子女购买蚊帐，从而让他们也远离疟疾。我们还讨论过，通过购买蚊帐而降低患上疟疾的危险，可使人们年均增收15%。然而，即使收入增加15%足以买下一床蚊帐，但与其他人相比，收入增加15%的人购买蚊帐的可能性只有5%。换句话说，分发免费蚊帐远远不能保证下一代睡在蚊帐中，只能使睡在蚊帐中的人数稍有增加，即从47%增加到52%，距消除疟疾还差得很远。

低需求量表明，健康问题依旧难以得到根本性的解决：逃出“贫穷陷阱”的“梯子”是存在的，但并非总是放在正确的地方，而且人们似乎不知道怎样踏上“梯子”，或者他们甚至根本不想那样做。

改善健康的愿望

纯净水、蚊帐、抗蠕虫药片或加铁面粉，尽管这些东西会给人们的健康带来很大好处，但人们似乎不愿为此花太多的金钱或时间。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穷人不关心自己的健康？有证据显示，结果恰恰相反。当被问及最近一个月以来是否感到“担心、紧张或不安”时，印度乌代布尔及南非农村约1/4的穷人回答“是”。这一比例比美国的还要高。而且，这种压力常常来源于人们自身或其亲属的健康（乌代布尔44%的案例）。在我们针对18个国家的研究数据中，很多国家的穷人会将自己手中的大部分钱花在健康上。在印度农村，对于那些极度贫穷的家庭来说，他们平均会将每月预算的5%花在健康上。在巴基斯坦、巴拿马及尼加拉瓜，这一比例为3%~4%。在大多数国家，超过1/4的家庭每月至少会找一次保健人员。穷人还会花很多钱来参加单一的保健活动：在乌代布尔的穷人家庭中，8%的家庭每月有记录的保健花费超过5 000卢布（购买力平价228美元），几乎是一般家庭这项预算人均月消费的10倍，而有些家庭（占1%）则会花掉26倍于月人均的预算。当碰到严重的健康问题时，贫穷家庭会节衣缩食、卖掉资产或借高利贷。在乌代布尔，我们采访了三个家庭，他们目前都在还贷款，而他们当初借钱正是为了解决健康问题。这些贷款大部分都来自放债人，贷款利率非常高：每月3%（每年42%）。

钱什么也没换来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穷人为健康花了多少钱，而是他们的钱究竟花到哪儿去了。他们常常把钱花在昂贵的治疗上，而不是廉价的预防上。为了降低保健费用，很多发展中国家建立了正式的预检分诊系统，使穷人可以就近享受（常常是免费的）基本医疗服务。最近的保健中心一般都没有医生，但那里的人员都经过训练，可以处理简单的病例，并对更严重的疾病进行检查。重症患者会被送到更高层级的医疗单位。在有些国家，这一系统由于缺乏人力，发展得较为缓慢。不过，在很多国家（如印度），医疗设施是可用的，人员配备也是充足的。即使在地域偏远、人烟稀少的乌代布尔地区，一个家庭只需步行1.5英里（约合2.4千米），就可以找到一个医疗分支机构，那里会有经过培训的护士。然而，根据我们收集的数据，这个系统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穷人大多会避开免费的公共医疗系统。我们采访了一个极度贫困家庭的普通成年人，他每隔两个月会去一次医院，其中去公共医疗机构的次数还不到1/4，而超过一半次数去的是私人医疗机构，其余则是求助于以驱邪为主的传统治疗法。

乌代布尔的穷人似乎选择了双重昂贵的计划：治疗，而不是预防；治病找私人医生，而不是政府免费提供的医生和护士。不过，如果私人医生更有资质的话，这种选择也合情合理，但情况似乎并不是这样的：只有约半数的私人“医生”有医学专科文凭（包括非正统学位，如印度中药医学学士和尤纳尼医学学士），还有1/3的私人医生根本没受过任何专科教育。那些所谓的“医生助手”的情况甚至更糟，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给病人看病，但2/3的人都没有正规的医学资质。

用当地的话来讲，像这种无资质的医生被称为“孟加拉医生”，因为印度最早的一家医学院就在孟加拉邦，那里的医生从印度北部绕道而来，寻找可以让他们实践医术的地方。这一传统还在延续——这样的人还会出现在村子里，手中除了听诊器和一袋子常用药，几乎没有其他东西了。无论他们来自哪里，他们都自称是“孟加拉医生”。在我们采访时，有个人告诉我们他是怎样成为医生的：“我高中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就决定当一名医生。”他郑重其事地向我们展示了他的高中文凭，他曾学过地理、心理学和梵文（古印度语）。然而，“孟加拉医生”并不只出现在农村。一项研究发现，在印度德里的贫民窟，只有34%的“医生”拥有正式的医学学位。

当然，没有学位并不一定就不称职，这些医生很可能专门学过怎样处理简单的病例，并向重症患者提出到一家正规医院就医的建议。与我们交谈过的另一位“孟加拉医生”（他的确来自孟加拉邦）很清楚自己的能力——他会根据病情需要，拿出常用感冒药和抗疟疾药，可能还有一些抗生素。如果病情看起来很难处理，他就会建议病人去初级医疗中心（PHC）或是私人医院。

然而，遗憾的是，这种自我意识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吉努·达斯和杰夫·哈默是世界银行的两位经济学家，他们从印度德里市区出发，想看看医生们实际上到底了解多少。他们选择了各类医生（政府的和私人的，有资质的和没资质的），给他们每人5个与健康有关的“小场景”。例如，想象一个有痢疾症状的儿童患者，医生应对此采用的治疗方法是，先提几个问题，弄清楚这个孩子是否有发高烧或呕吐的症状，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就可以排除那些较为严重的疾病，开一些口服补液。另一个场景是关于一位孕妇的，她带有明显的子痫前期症状，这是一种可致命的疾病，需要立即转到医院进行治疗。我们将医生的提问与解答方式同标准方式进行对比，列出每一位医生的称职度指数。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实验中的平均称职度指数非常低。即使是最优秀的医生（100名中的前20名），连一半该问的问题都没问。而最糟糕的医生（最后20名）只提出了1/6该问的问题。此外，根据专家组的评估，这些医生中大多数人给病人的建议，很可能都不会起到正面作用。那些无资质的私人医生是最糟糕的，特别是那些工作在贫穷社区的私人医生。最好的是那些有资质的私人医生，而公立医院的医生则处于中等水平。

另外，还有一个常见的明显失误：医生一般会诊断不足、用药过度。根据在乌代布尔的健康调查，我们发现，在一名病人去私人诊所看病的次数中，注射占66%，静脉输液占12%，而检查只占3%。治疗痢疾、发烧或呕吐的常见方法是开点儿抗生素或类固醇，或者这两样药都开点儿，而且常常采用注射的形式。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还具有潜在危害。首先是针头消毒的问题。我们有几位朋友曾在德里郊区的一个小村庄开了一所小学校，那里有一位医生资质不明，却为很多病人看过病。在他的诊所外面，放着一个始终装满了水的大鼓，上面连着一个小水龙头。每当一位病人离开之后，这位医生就会走到外面，让大家看到他用大鼓里面的水清洗针头。他用这种方式表明，他是非常小心的。我们不知道，他是否真的给某个人用过那个注射器，但乌代布尔的医生们都会谈到这位医生——他重复使用未经消毒的针头，结果使整个村子的人都染上了乙肝。

抗生素的滥用增加了抗药性细菌产生的可能性，尤其是由于很多医生都习惯于替病人省钱，他们所建议的疗程比标准的疗程要短。纵观发展中国家，我们看到，抗生素的耐药性呈上升趋势。同样，在几个非洲国家，由于药剂量的不正确、病人的不配合，导致可以抵抗主流药物的疟原虫种出现，最终形成了一次公共健康危机。此外，类固醇的滥用所造成的潜在危害更大。在调查过印度等国穷人的研究人员当中，凡是40岁以上的都会想起这样的情景，他们曾万分惊讶地发现，有些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过早衰老的原因很多，但类固醇的滥用肯定是其中之一——而且这不但会使患者的面容老化，还会使他们的寿命缩短。药物的短期效果会使病人迅速感觉良好，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于是便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穷人有时会拒绝便宜而有效的、能大大改善人们健康的方法，非要花很多钱去买那些毫无帮助的、很可能有害的东西？

政府该受到责备吗？

因为很多有效的成果都是通过预防取得的，而这一领域的主导者长久以来都是政府，但政府总是将简单的事情变得不那么简单。我们看不到政府提供更多的预防保健，原因有二：政府保健服务者的高缺席率，以及动力的缺乏。

一些政府保健中心在工作时间也常常是关闭的。在印度，当地卫生站应一周工作6天，一天6个小时。然而，在乌代布尔，我们一年中每周都会在工作时间随机采访100多家医疗机构，结果发现，在56%的时间里，这些机构都处于关闭状态。其中只有12%是因为医护人员在附近的居民家里帮忙；在余下的时间里，根本看不到护士的踪影。在其他地方，这种护士缺席的情况也会频繁出现。2002—2003年，世界银行在孟加拉国、厄瓜多尔、印度、印尼、秘鲁及乌干达展开了一项关于缺席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保健工作人员（医生和护士）的平均缺席率为35%（印度为43%）。在乌代布尔，我们发现，这种缺席同样是无法预测的，穷人很难求助于这些机构。私人机构可以保证医生在岗，如果医生不在，那么他就没有收入。而政府工作人员即使不在岗，也会得到一份收入。

此外，即使政府医疗机构的医生及护士在岗，他们也不会用心医治病人。为了对同一组医生（回答场景问题的医生）进行调查，达斯和哈默研究组的一位成员跟踪每位医护人员一整天。每当一位病人来看病，研究人员都会对其情况进行详细的记录，包括医生问了几个关于病史的问题、诊断的过程、开了什么药方，还有（私人部分）看病花了多少钱等。我们通过该研究了解到了印度医疗（公立及私人）的整体情况，结果是令人惊愕的。达斯和哈默将其称为“3–3–3”规则：平均互动只有3分钟；医生只问病人3个问题，偶尔会做一些检查；然后，病人会拿到3种药（医生常常直接开药，不写药方）。病人转诊很少见（少于全部时间的7%）；只有在约一半时间里，病人才能拿到诊断说明，而只有1/3的医生会给予病人一些后续指导。然而，这似乎并不算什么，公共部门比私人机构的情况更糟。公共医务工作者诊治一个病人平均只花2分钟，问不了几个问题，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连碰都不会碰病人一下。通常，他们只是问问病人哪儿不舒服，然后根据病人自己的判断进行治疗。几个国家的情况皆是如此。

因此，答案或许比较简单：人们尽量避免到公立医院就医，因为这个系统根本就运转不起来。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政府系统提供的其他服务（如接种疫苗和孕妇产前检查）都未得到充分利用。

不过我们知道，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蚊帐并非专门由政府发放，净化水所需的消毒剂也不是。而且，即使政府医护人员真的投入工作，需要其服务的病人也不会有所增加。赛娃曼迪是一家非政府组织，该组织与当地几家机构共同付出了约6个月的努力，有效地减少了医护人员的缺席率——在岗的概率由不乐观的40%上升到了60%。然而，这并没有增加前来就诊的患者的人数。

在赛娃曼迪的另一次活动中，组织者们在相同的几个村庄按月组织村民接种疫苗。这一活动是针对该地区的疫苗接种率极低而发起的：在该非政府组织参与前，不到5%的儿童接受过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规定的基本的接种服务。鉴于接种疫苗可以挽救生命（每年估计有200万~300万人死于疫苗可预防的疾病），而且价格低廉（对于村民来说是免费的），这似乎应该成为每位家长的优先选择。人们普遍认为，接种率低一定是由于护士的过失而造成的。母亲们带着她们的孩子长途跋涉到了卫生站，却找不到护士，难免心生厌烦。

2003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赛娃曼迪决定成立自己的医疗团队。通过广泛的宣传，医疗活动每月定期准时举行，这一点也得到了我们的数据证实。于是，接种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医疗团队所在的村庄，平均77%的儿童都至少接受了一次接种。不过，完成整个疗程仍是个问题。总体来说，在对照村庄里，接种率为6%；而在医疗团队的村庄里，接种率却上升至17%。然而，即使私家免费的高质量接种服务在自家门前就可以享受到，仍有4/5的儿童没有接受完整的接种。

因此，我们必须考虑这种可能性，即如果人们不去公立医院，或许是因为他们对那里的服务（包括接种）并不感兴趣。为什么穷人对保健的要求如此之高，却对预防性的服务（尤其是医学为之发明的那些便宜有效的成果）置之不理？

免费意味着没用？

如果人们不利用廉价的预防手段来改善他们的健康，原因是否恰恰在于这些手段是廉价的？

这并不像看上去那样令人难以置信。单纯的经济理性表明，费用一旦支付或“沉没”，将不会对使用产生任何影响。然而，很多人常常表示，经济理性把这一点搞错了。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心理沉没成本”——人们更有可能会利用他们为之支付很多钱的东西。此外，人们可能会根据价格来判断质量：恰恰是由于某物品是廉价的，人们便有可能认为它没有价值。

所有这些可能性都很重要。因为在健康领域，即使是研究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也一直是支持补贴的。因此，大多数廉价的成果都是低于市场价的。其中的逻辑很简单：一顶蚊帐不仅可以保护睡在其中的一个孩子，其他孩子也因此而不会被这个孩子传染上疟疾。一个护士治疗痢疾时用口服补液，而不是用抗生素，就能防止抗药性的传播。一个孩子因接种了疫苗而避免染上流行性腮腺炎，这也会使他/她的同学得到保护。如果这些手段更廉价，可以保证更多人对其加以使用，那么每个人都会从中受益。

另一方面，如果人们受到沉没成本的影响，这种补贴的手段会适得其反——使用率将变得更低，因为价格太低了。在《白人的负担》一书中，威廉·伊斯特利好像已经说明了这种情况。他举了这样一些例子，比如人们将补贴的蚊帐当作婚纱。还有人提到马桶被用作花盆，甚至把避孕套当作气球。

然而，目前有大量严谨的实验表明，人们不怎么使用那些免费得到的东西的传闻有些言过其实了。有几项研究对此进行了检验，结果并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证据。回想科恩和迪帕的TAMTAM实验，结果表明，在蚊帐很廉价或免费时，人们更有可能会将其买下。这些补贴的蚊帐实际上是否会被利用？为了弄清楚这一点，在首次实验结束的几周之后，TAMTAM派出检查人员，对曾以各种补贴价格购买蚊帐的人进行实地家访。他们发现，60%~70%曾买过蚊帐的妇女确实都在使用。在另一次实验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蚊帐的使用率上升至90%左右。此外，他们还发现，花钱买下蚊帐的人与免费得到蚊帐的人，二者在蚊帐的使用率上没有差别。在其他一些情况中也发现了同样的结果，即可以排除补贴降低使用率的可能性。

然而，如果原因不是补贴，那会是什么呢？

信念？

阿比吉特成长在一个父母来自印度两端的家庭，他的母亲来自孟买。在母亲的娘家，一种叫作“印度薄饼”的未发酵面包是餐桌上的必备食物，这种面包是用小麦和小米做成的。阿比吉特的父亲来自孟加拉邦，那里的人们每餐都要吃很多大米饭。在怎样处理发烧的问题上，这两个地区的看法也截然不同。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府为孟买）的每一位母亲都知道，大米可以快速地退烧。然而，在孟加拉邦，发烧时大米是禁用的：如果孟加拉邦人想说某人退烧了，那么他会说，“他今天能吃大米了”。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曾令6岁的阿比吉特迷惑不解，于是他问自己那位来自孟加拉邦的婶婶，婶婶告诉他这与信仰有关。

更通俗地说，信仰即信念与原理的组合，这显然是我们掌控健康系统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知道，医生开的药可以治好身上的疹子，而不是应该用水蛭，除此之外我们还了解什么呢？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谁都没见过这样的一种随机测试，即一些肺炎患者会得到抗生素，另一些拿到的却是水蛭。的确，我们甚至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可以证明这种测试曾经存在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一种信念，即药物是经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或其他类似机构认证的。我们的想法是，如果没有经过某种测试，这种抗生素是不会出现在市场上的。然而，这种想法有时是错误的，因为医学测试的操作是有财务奖励的。我们信任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于这些研究可信度的确认，因此认为这种抗生素是安全有效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相信医生处方的决定是错误的，而是突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对于大量的信念及原理，我们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当这种信任在富国出于某种原因而减弱时，我们会看到针对传统做法的激烈反应。例如，尽管权威医学小组多次确认疫苗是安全的，但美国和英国的很多人都拒绝让自己患麻疹的孩子接种疫苗，因为他们认为这会导致孩子们患上自闭症。美国的麻疹病例正在增加，不过其他地方也是一样。想一想穷国普通公民的情况。西方国家的人们可以随时洞悉世界顶尖科学家们的观点，即使他们很难依此做出选择；对于几乎没什么信息来源的穷人来说，他们的选择该有多难呢？人们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出选择，但如果大多数人连基本的高中生理知识都不具备，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就没理由去相信医生的能力与专长，因而他们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无的放矢。

例如，很多国家的穷人似乎都持这种理论，即将药物直接输送至血液是很重要的——因此，他们都愿意输液。要想驳倒这一似是而非的理论，你需要了解，身体是怎样通过消化道吸收营养的，针头为什么要进行高温消毒。换句话说，你至少要具备高中水平的生理知识。

更糟糕的是，了解保健知识不仅对穷人来说很难，对其他每个人来说也都一样。如果病人坚信自己需要打针才能好转，要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大多数需要看医生的疾病都很难不治而愈，因此在打完一针抗生素之后，病人很可能会感觉好一点儿。这自然会使病人产生虚幻的联想：即使抗生素对治疗这种疾病没有任何效果，他们也会将病情的好转归功于它。相反，如果将结果归因于无所作为，那就不太正常了：如果一位流感患者去看医生，医生什么也没做，病人后来感觉好转，那么他就会认定，自己病情的好转与那位医生没有关系。因此，病人不会感谢那位医生，而是觉得自己这次是幸运的，如果以后又病了，一定要换一位医生为自己看病。这会导致一种倾向，即在无秩序的私人市场上寻求过度的药物。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开药的与看病的是同一个人，人们会找药剂师寻求医嘱，私人医生自己也会储存并销售药品。

要想通过经验了解接种或许更难，因为接种不是为了解决一个存在的问题，而是为了预防未来可能会发生的问题。如果一个孩子接种了麻疹疫苗，那他就不会患上麻疹。然而，并非所有未接种的孩子都会感染麻疹（尤其是他们周围携带潜在感染原的人进行过接种）。因此，我们很难将接种与无病二者明确地联系起来。此外，接种只能预防某些疾病，还有很多其他疾病无法预防。而没受过教育的父母并不一定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们的孩子接种后仍未能避免一些疾病。因此，当孩子接种后仍然得了病，家长就会觉得自己受了骗，可能决定以后都不再让孩子接种了。还有一点他们可能也不理解，为什么基本的接种体系需要很多次不同的注射——在两三次注射之后，父母们就可能会觉得已经足够了。对于健康的运转方式，人们很容易产生错误的观念。

脆弱的信念与必要的希望

穷人之所以会坚持那些看起来漏洞百出的信念，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在他们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希望变得至关重要。曾与我们交谈过的一位“孟加拉医生”向我们说明，他在穷人的生活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穷人根本就治不起大病，因为那会花很多钱，比如化验、住院，所以他们得了点小病就会来找我，我会给他们开点儿药，让他们感觉好一点儿。”换句话说，即使他们知道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但还是要为自己的健康做点儿什么，这很重要。

实际上，较之发烧或痢疾这样的疾病，穷人为一些有可能致命的症状（如胸痛、尿血）而去看医生的概率要小得多。德里的穷人为短期病痛而花的钱与富人差不多，但富人在慢性病上会花更多的钱。不过，这可能是出于另外一个原因，即胸痛有可能会发展成博帕病（一位年长一些的妇女曾向我们解释过博帕病和医生病这两种概念——她坚信，博帕病是由鬼魂引发的，因此应由传统医生来治疗）。胸痛同中风一样，大多数人都无法承担治疗费用。

或许出于同样的原因，在肯尼亚，人们对治疗艾滋病的传统医生及传道士的需求一直很大。毕竟，采用对抗疗法的医生其实也做不了什么（至少在抗反转录病毒药物变得更廉价之前），那么何不试试传统医生的草药和咒语呢？请他们来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至少病人能感觉到他们做了什么。由于一些症状和随机感染都是循环往复的，人们便相信了（至少在短期内）这种传统方式的效果。

这种病急乱投医的做法不仅存在于贫穷国家，对于那些穷国中的少数富人及第一世界的公民来说，当碰到无从医治的疾病时，他们也会采用这种方式。在美国，抑郁和背痛是人们缺乏理解、让他们身心俱疲的两大症状。因此，美国人常常去看精神病医师、精神治疗者或瑜伽训练班及按摩师。由于这两大病症都是反复无常的，因此患者会经历从希望到失望的过程，每次他们都愿意相信（至少是暂时的）某种新药一定会起作用。

与真正坚定的信念相比，基于方便与舒适的信念或许更加灵活。我们在乌代布尔了解到，大多数去博帕的人都会去找“孟加拉医生”，还会去公立医院，他们似乎不会停下来想一想这两种代表着截然不同且相互矛盾的信念体系的区别。他们的确会谈到博帕病和医生病，但当一种疾病很难治愈时，他们似乎不再认为这二者是有区别的，而是会二者兼用。

赛娃曼迪发现，即使医疗团队每月运转良好，仍有4/5的儿童没有接受完整的接种，于是该机构便考虑该怎样提高接种率。这时，赛娃曼迪总会想到信念对于人们的意义。有些地方专家称，这一问题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信念体系。他们指出，疫苗接种在传统的信念体系中没有地位——在乌代布尔的农村及其他一些地区，传统的信念认为，儿童之所以会死去是因为他们在公共场合看到了邪恶的眼睛。因此，在孩子出生后的一年里，父母是不会把他们带到外面的。鉴于这一点，持怀疑态度的专家们会说，如果不首先改变村民们的信念，要想劝服他们让自己的孩子接种疫苗，那是极为困难的。

尽管这些观点十分有力，但当赛娃曼迪在乌代布尔建立医疗团队之后，我们仍然成功地劝说了赛娃曼迪的首席执行官尼力玛·科顿做了这样一个实验：向每次接种的人提供2磅达尔 ^[2] ，如果能够完成全部接种，这个人还会得到一套不锈钢餐盘。起初，赛娃曼迪负责健康计划的医生并不愿意做这个实验。一方面，贿赂人们去做该做的事似乎是不对的，他们应该学会了解什么是对健康有益的。另一方面，我们所建议的奖励似乎算不上什么：如果人们不愿让自己的孩子接种，那么即使这样做会带来巨大好处，他们也不会改变原来的想法。例如，如果他们相信带自己的孩子外出会造成伤害，那么2磅达尔（购买力平价仅1.83美元，还不到在工地干一天活儿所挣工资的一半）是劝诱不了他们的。我们和赛娃曼迪的人很早就认识了，因此我们劝服了他们，这是一个值得一试的小实验，于是他们成立了30个附带奖励的团队。结果，这些团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团队所在村庄的疫苗接种率增长了7倍，上升至38%。在6英里（10千米）之内所有临近的村庄，疫苗接种率也大大地提升了。赛娃曼迪发现，赠送达尔其实反而降低了每次接种的成本，因为通过提高疫苗接种率，带薪护士一直处于繁忙状态。

在我们所评估的活动中，赛娃曼迪的疫苗接种计划是令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而且可能也是挽救了最多生命的一个。因此，我们正与赛娃曼迪及其他机构展开合作，致力于在其他地方重复这一实验。有意思的是，我们遇到了一些阻碍。有些医生指出，38%的人的疫苗接种率离80%~90%的群体免疫要求还差得很远，高接种率会使整个社区的人得到全面保护。世界卫生组织的目标是，每个国家实现90%的基本接种率，每个省市实现80%的接种率。对于医疗机构的某些工作人员来说，如果不能使一个社区得到全面保护，它就没有理由向某些家庭提供补贴，让他们做对自身有好处且应该做的事。能够实现全民接种固然很好，但这种“所有还是没有”之争只具有表面意义而已：即使我自己的孩子去接种，对于彻底消除这种疾病也没什么用处，但这样做不仅可以保护我的孩子，还可以保护他周围的人。因此，通过提高全面接种率来对抗一些基本疾病，即从6%提高至38%，仍然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

最终，无论是主流政治左派还是右派，对于接种奖励的不信任都可归结为一个信仰问题：不要贿赂别人去做你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事。对于右派来说，这样做是一种浪费；而对于传统的左派（包括大部分公共卫生群体及赛娃曼迪的良医）来说，这样做无论是对于奖品，还是得到奖品的人来说，都是一种贬低。相反，我们应专注于劝服穷人，让他们了解接种疫苗的好处。

我们认为，在思考接种及其他类似问题上，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原因有两个：第一，实验表明，至少在乌代布尔，穷人似乎是相信一切的，但他们的很多信念并不坚定。他们不会因害怕邪恶的眼睛而拒绝接受达尔，这就意味着，他们其实知道自己无法对疫苗的费用与好处进行评估。当他们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时——举一个令人遗憾但很重要的例子，比如说将自己的女儿嫁给门当户对的人——他们并不容易贿赂。因此，尽管穷人的某些信念很坚定，但如果认为这是一成不变的，那就大错特错了。

第二，右派和左派似乎都认为，行动都带有目的性：如果人们相信接种的价值，他们就会让自己的孩子接种。这并非永远都是正确的，但其中的含义十分深远。

新年新愿望

疫苗接种遇到的阻力并不是很大，这表现在，在没有达尔奖励团队的村庄，77%的儿童都首次接受了疫苗接种：即使没有任何奖励，人们一开始似乎也愿意进入接种流程。问题在于，怎样使他们完成整个流程。这也正是全部接种率未超过38%的原因——奖励机制使人们来接种的次数增多，但不足以使他们完成全部5次接种，而那份免费的不锈钢餐盘似乎也不起作用了。

或许，这一问题的产生出于同一个原因：年复一年，我们都很难坚持实行自己的新年新愿望（比如定期去健身馆），尽管我们知道健身会使我们远离心脏病。心理学研究目前已可解释一系列的经济现象，表明我们对当前与对未来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即所谓的“时间矛盾”概念）。当前的我们是冲动的，很大程度上由感性与即时欲望支配：花一点点时间（排队等着给自己的孩子接种）或放弃一点点舒适感（肌肉需要被唤醒）都是我们当前需要经历的，较之在没有迫切感的情况下去想这些事（比如，在吃完一顿圣诞节午餐之后，我们会因吃得太饱而放弃马上运动的想法），当前的这种感觉更令人不愉快。当然，我们非常渴望得到那些“小奖品”（糖果、香烟等）；但当我们为将来而计划时，那种渴望的快感似乎就不那么重要了。

我们倾向于推迟小额度的花费。那么，这就不是由今天的我们花的，而是由明天的我们花的。关于这一概念，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还会提到。贫穷的家长可能完全相信接种的好处——但这些好处只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实现，而费用却需要今天来支付。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等待明天是合情合理的。遗憾的是，当明天成为今天，相同的逻辑便会重现。同样，我们可能会推迟购买一床蚊帐或一瓶消毒剂，因为我们的钱当前有更好的用途（比如说，有人在街上卖诱人的海螺馅饼）。这个道理可以说明，为什么一点点花费使人们对采用挽救生命的方法犹豫不决，为什么小小的奖励可以鼓励人们使用这种方法。2磅达尔之所以有用，因为这是母亲今天就可以拿到的东西，可以抵消她为孩子接种疫苗所付出的代价（花了几个小时带孩子抵达医疗团队所在地，接种有时会引发低烧）。

如果这种解释没错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种新的基本原理，用于规范一些具体的预防性保健行为，或是提供超越传统争论的一些经济奖励，使我们的社会有理由补偿或加强那些有利于他人的行为。罚款或奖励可以促使人们采取某种行动，这是他们心中向往却总是在拖延的行动。更通俗地讲，时间矛盾是一个有力的论据。要使人们尽可能轻松地去做“正确的事”，或许应给予他们足够的自由去选择。理查德·泰勒和卡斯·桑斯坦二人，一位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一位是该大学的法律学者，在二人所著的畅销书《助推：事关健康、财富与快乐的最佳选择》（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 ^[3] 中，他们推荐了大量这方面的参考办法。其中一种重要的概念就是“默认选项”：政府（或善意的非政府组织）应将他们认为有利于大多数人的选择定位为默认选项，如果人们愿意的话，他们就会积极地朝这个目标行动。当然，人们有权选择自己想要的，但要为此而花一点儿钱。结果，大多数人最终都会选择默认选项。小小的奖励（如接种疫苗而赠送的达尔）也是点拨人们的另一种方式，这给了他们一个今天就行动的理由，避免了他们无限期的拖延。

关键的挑战在于，设计适合发展中国家国情的“助推物品”。例如，用消毒剂净化水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你需要时刻记着这件事：首先需要购买消毒剂，然后在任何人饮水之前，将适量的消毒剂滴入水中。由此可见自来水的巨大好处——家里可直接饮用经过消毒的水，用不着我们去想这件事。那么，在没有自来水的地方，我们怎样提醒人们为自家的饮用水消毒呢？迈克尔·克雷默和他的同事想到了一个办法：提供一种叫作“转一圈”的免费释氯器，安装在村庄的水井旁边，每个人都会在这里取水，释氯器的把手每转一圈都会释放适量的氯元素。这使氯化水的过程变得极为容易，很多人每次取水时都会往水中添加消毒剂。因此，在所有随机对照实验证实的干预手段中，这是预防痢疾的一种最廉价的方式。

不过，有一次我们并没这么幸运。当时我们与赛娃曼迪设计了一个加铁面粉的计划，用以应对蔓延的贫血症。在制订这一计划时，我们设置了一个内在的“默认选项”：一个家庭需要一次决定其是否参与。此后，参与家庭所使用的面粉将永远是加铁面粉。然而，遗憾的是，磨坊主（无论他们为多少面粉加铁，都只收取统一的费用）所提供的奖品是以相反的“默认选项”为前提的：除非家庭提出要求，否则不给面粉加铁。我们发现，这点小小的加铁费用，足以使大多数人灰心丧气。

助推还是说服？

在很多情况下，“时间矛盾”会阻碍我们将目的转化为行动。然而，在接种的具体例子中，我们很难相信，如果人们不了解接种的好处，那么“时间矛盾”本身就足以让他们无限期地延迟决定。对于那些一味拖延给自己孩子接种疫苗的家长来说，他们实际上是在不断地欺骗自己。他们不仅要决定下个月去医疗团队，还要确保自己下个月一定会去。我们有些天真且过于自信地以为，自己有能力在未来做正确的事。然而，如果父母们真的相信接种的好处，他们似乎不会一个月接一个月地欺骗自己，假装自己真的会在下个月付诸行动，等到整整两年过去才发现为时已晚。我们稍后会提到，穷人可以找到强迫自己省钱的方法，这需要具备十分灵活的经济头脑。如果他们真的相信，接种疫苗就像世界卫生组织所说的那样完美，他们可能就会想出方法，克服自身拖延的天性。更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们之所以会拖延接种，是因为他们低估了接种的好处。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有些家庭还是不确定自己是否应采纳一些建议，这时助推或许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预防性保健就成为这种政策的最佳候选：好处只能在未来兑现，而且无论如何都很难了解这些好处到底是什么。幸运的是，助推可能有助于说服，并由此启动一个良性的反馈循环。还记得赠送给贫穷肯尼亚家庭的蚊帐吗？我们曾就此事争论过，第一床蚊帐使得到蚊帐的孩子多挣到一些钱，但这些钱不够他再给自己的子女买蚊帐：即使蚊帐可以使一个孩子的收入增长15%，但这只会将他们再买蚊帐的概率提高5%。然而，收入的多少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一个家庭可能会注意到，在使用了蚊帐之后，孩子生病的次数少了。此外，他们可能还会了解到，蚊帐使用起来很简单，睡在蚊帐中也并非像他们起初想的那样不舒服。帕斯卡利娜·迪帕在一次实验中对这一命题进行了验证：找到那些曾以很便宜的价格或免费得到蚊帐的家庭，还有那些曾以全价买下蚊帐的家庭，再次向他们出售蚊帐，结果大多数人都没买。迪帕发现，较之曾以全价买下第一床蚊帐的家庭，曾免费或在大减价时获得蚊帐的家庭，更有可能会再买一床蚊帐（即使他们已经有了一床蚊帐）。此外，迪帕还发现，那些免费得到蚊帐的人，他们的朋友和邻居也更有可能会为自己买一床蚊帐。

我们的看法

穷人所陷入的困境与我们其他人的困扰似乎是一样的——缺乏信息、信念不坚定、拖延。的确，我们并不贫穷，受过良好的教育，见多识广，但我们与穷人的差别其实很小，因为我们的认识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少得多。

我们的真正优势在于，很多东西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得到的。我们住在有自来水的房子里，不用想着每天早晨往水里加消毒剂。下水道自行运转，我们甚至不知道是怎样运转的。我们大都相信医生会尽力为我们服务，公立医院会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让孩子接种疫苗（公立学校不接收未接种疫苗的孩子）。即使我们出于某种原因没给孩子接种疫苗，他们可能也会安全无恙，因为其他所有人都接种过了。如果我们去健身房，我们的保险公司会奖励我们，因为他们担心没有奖励我们会不去。而且，或许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无须担心是否有下一顿饭吃。换句话说，我们几乎用不着自己有限的自控及决断能力，而穷人则需要不断运用这种能力。

我们应该认识到，谁也没有那么明智、耐心或博学到能够为自己的健康做出正确的决定。同样，对于那些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来说，他们周围充满了无形的助推力，而贫穷国家保健政策的首要目标应该是，让穷人尽可能容易地获得预防性保健，并规范病人所能享受的医疗服务的质量。鉴于人们对价格的高度敏感性，这些国家的政府应免费提供预防性服务，或是奖励那些利用这种服务的家庭，使其尽量成为自然的“默认选择”。免费的释氯器应放在水源旁边；给自己孩子接种疫苗的家长应得到奖励；学校里的孩子们应得到免费的抗蠕虫药片和营养增补剂；至少在人口密集地区，水利及卫生设施的公共投资应立即启动。

作为公共卫生投资，通过减少疾病与死亡、提高人们的收入，很多这类补贴的价值都超出了其自身的成本——不再反复患病的孩子可以上更长时间的学，因而可以在成年后挣更多的钱。不过，我们并不可以就此认为，这一切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即使在预防性措施十分廉价的情况下，如果关于其好处的信息不完善，再加上人们当前的习惯，他们愿意为之付出多少努力、投入多少钱都会受到限制。而如果那些措施不那么廉价的话，他们要面对的问题自然是钱。从治疗的角度来看，这一挑战是双重的：既要确定人们可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药品，还要限制他们获取不需要的药品，从而防止药物依赖性的增长。在发展中国家，由谁来开展实践并充当医生的角色，这似乎是大多数政府都难以规范的。因此，要减少抗生素耐药性的蔓延及强效药的滥用，唯一的方法或许就是，尽最大努力控制这类药品的销售。

这一切听上去都颇具家长式风气，不过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事实的确如此。对于生活在安全而干净的家中、躺在舒适沙发上的我们来说，痛斥家长式作风的危害、告诉自己该为自己的生活负责是轻而易举的。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富裕世界的人来说，我们目前不正是这种家长式作风的永久受益者吗？我们深深扎根于这一体系而浑然不觉。这个体系不仅可以将我们照顾得更好，而且我们也不需要去思考生活中的其他问题。然而，我们仍然有责任向人们传授公共卫生知识。我们确实欠每个人（包括穷人）一个尽可能清晰的解释，告诉他们为什么接种疫苗如此重要，为什么他们需要完成整个接种疗程。不过，我们应该真正认识到，仅凭信息并不能取得成功。这就是事物本身的规律，对于穷人来说是如此，对于我们也是一样。

第四章
全班最优

2009年夏天，在印度卡纳塔克邦的那甘纳吉村，我们见到了40岁的寡妇珊塔玛，她是6个孩子的母亲。珊塔玛的丈夫4年前死于急性阑尾炎，她没有保险，家里也拿不到任何抚恤金。三个年长一点儿的孩子都上了学，至少上到了八年级，但另外两个小一点儿的孩子（一个10岁男孩和一个14岁女孩）都辍学了，女孩在邻居家地里干活儿。我们认为，由于父亲的去世，孩子们被迫辍学，年龄大一点儿的孩子便开始干活儿挣钱。

然而，珊塔玛纠正了我们的想法。丈夫去世后，她便将家里的地租了出去，自己开始干临时工，挣的钱足以满足一家人的基本需求。珊塔玛的确让女儿去田里干活儿，但那是在她辍学之后，因为珊塔玛不想让她待在家里没事儿干。其余的孩子都在学校上学——在三个年龄大一点儿的孩子中，有两个在我们见面时还是学生（最大的女儿22岁，已经结婚了，很快就会生下她的第一个孩子）。我们了解到，她的大儿子在最近的城镇雅吉尔上大学，将来准备成为一名老师。两个小一点儿的孩子之所以辍学，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想去上学。村庄附近有几所学校，包括一所公立学校和几所私立学校。那两个孩子原本上的是公立学校，但他们经常逃学，最终母亲放弃了让他们上学的打算。在我们采访期间，那个10岁男孩一直和他的母亲在一起，嘟囔着上学没意思。

由此可见，他们不是上不起学。在大多数国家，上学是免费的，至少上小学是如此。所以，大多数孩子都有学可上。然而，我们在全球所开展的各种调查显示，儿童辍学率在14%~50%之间。辍学往往并不是由于家里出现了紧急情况，有时可能是健康原因所引起的，比如在肯尼亚，孩子们会因接受抗蛔虫治疗而耽误几天课。尽管如此，辍学情况或许还能反映出孩子们并不想上学（这可能很普遍，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想起自己小时候的这种状态），而且他们的父母似乎也无力或不愿让他们去上学。

对于某些批评家来说，这也意味着，全面提升教育的努力遭遇了巨大的失败：如果没有强大的潜在教育需求，那么建立学校、聘用教师又有什么用呢？相反，如果人们对技术有真正的需求，那么对于教育的需求自然就会显现，供应便会随之而来。然而，这一乐观看法似乎与珊塔玛孩子的故事不相符。卡纳塔克邦的首府是印度的IT中心班加罗尔，它对人才的需求量自然很大。珊塔玛一家中有一位未来的教师，他们意识到了教育的价值，因此愿意进行教育投资。

发展中国家的学校对学生不具有吸引力，既不是因为入学难或缺乏人才需求，也不是因为家长拒绝让自己的孩子受教育。那么，阻碍究竟源自哪里呢？

供求之战

教育政策就像援助一样，一直是激烈的政策之争的主题。正如援助一样，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教育本身是好是坏（每个人或许都会同意，受教育总比不受教育要好），而在于政府是否应该干预以及如何进行干预。而且，尽管教育与援助所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同，但二者内部的分界线实际上处于同一位置，提供援助的乐观主义者们一般都是教育干涉主义者，而提供援助的悲观主义者们一般都支持自由放任的教育政策。

长久以来，大多数政策制定者（至少是国际政策领域）一直认为，教育其实很简单：我们要先将孩子们带进教室，最好由一位训练有素的老师任教，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这类人强调“供应学校教育”，我们将他们称为“供应达人”。这里借用的是印度的一个俗语——“供应商”（西印度语中的这类绰号有拉克达瓦拉——木材供应商、达路瓦拉——酒品供应商、邦度瓦拉——枪支贩卖者等），以便与供应经济学派区分开来。该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

或许，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供应达人立场的最清晰的表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是世界各国于2000年取得共识的8个目标，预计在2015年之前实现。其中第二、第三个目标分别是，“确保到2015年世界各地的儿童，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能够完成小学教育的全部课程”以及“到2005年，争取消除初中等级教育中的性别歧视，并在2015年之前消除各级教育中的性别歧视”。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似乎已经接受了这一观点。在印度，目前95%的儿童可以在距家不到半英里的学校上学。几个非洲国家（包括肯尼亚、乌干达和加纳）已开始提供免费的初级教育，大批孩子进入学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出，在1999—2006年间，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小学入学率由54%上升至70%，在东亚及南亚则由75%上升至88%。全球学龄儿童的辍学人数由1999年的1.03亿减少到了2006年的7 300万。在我们针对18个国家的调查数据中，即使是那些极为贫穷的人（每天生活不足99美分的人），其子女入学率目前也在80%以上（被调查国家中至少有9个国家是这样）。

虽然普及中等教育（9年级以上）并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一部分，但这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1995—2008年之间，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中学入学率由25%上升至34%，南非由44%上升至51%，东亚则由64%上升至74%。不过，中学的学费也变高了：聘用教师需要更多的钱，因为这些教师必须是更有资质的；而且对于父母及其子女来说，他们放弃的收入及劳动市场经验有更大价值，因为十几岁的孩子已经可以干活儿挣钱了。

让孩子上学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这正是学习的起点。然而，如果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不到什么东西，那么上学对他们来说就毫无用处。有些奇怪的是，学习的问题并未被摆在国际声明中十分突出的位置：千年发展目标中并没规定孩子们必须在学校里学到东西，只是说他们应完成基本的课程。2000年，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的全民教育峰会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在峰会的会后公报中，提升教育质量的目标被排在了第六名，即第六个目标。这其中的隐含意义或许是，学到什么没有入学重要。然而，遗憾的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2002—2003年，由世界银行发起的世界缺席调查秘密派出一些调查员，到6个国家的公立学校进行抽样调查。他们的基本结论是，孟加拉国、厄瓜多尔、印度、印尼、秘鲁及乌干达的教师平均每5天就会缺席1天，其中印度和乌干达的教师缺席率是最高的。此外，印度的调查显示，即使教师在校并授课，他们也经常在喝茶、读报或是和同事聊天。总体来说，印度公立学校50%的教师都在上课时间缺席。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指望孩子们学习呢？

布拉翰（Pratham）是印度一家专门致力于教育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于2005年决定进行深入研究，查明孩子们究竟在学些什么。布拉翰成立于1994年，其创立者为化学工程师马达夫·查万。查万拥有美国教育背景，他在创立布拉翰时怀着一种坚定的信念：所有儿童都应该学会阅读，并通过阅读来进一步学习。该组织成立之初，查万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援助下，将这家位于孟买的小小的慈善机构，发展成了印度最大的一家非政府组织，或许也是全球最大的非政府组织之一：布拉翰的计划涉及约3 450万印度儿童，而且目前正深入到世界其他地区。在《年度国家教育报告》（ASER ）的指导下，布拉翰在印度的600个地区建立了志愿者小组。这些小组在每个地区都随机选择了几个村庄，对每个村庄的1 000多名儿童进行了测试——参加测试儿童总数为70万——并总结出了一份成绩单。印度计划委员会副主席蒙特克·辛格·阿卢瓦利亚看到了这份报告，但他从中所读到的却令他心情沉重。7~14岁年龄组中接近35%的孩子读不出一个简单的段落（一年级水平），而几乎60%的孩子读不出一个简单的故事（二年级水平）。只有30%的孩子会做二年级的数学题（基本除法）。这些数字令人十分震惊——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小男孩和小女孩们在自家的摊位或商店里帮忙，总是在没有纸笔的情况下做一些更复杂的计算。难道学校让孩子们变得不会学习了？

并非政府中的所有人都像阿卢瓦利亚先生一样豁达。泰米尔纳德邦政府就拒绝相信政府的表现如《年度国家教育报告》所暗示的那样糟糕，于是便组织自己的团队再次展开测试。很遗憾，测试结果只是印证了原有的数据。1月，在印度的一次年度活动上，ASER 的测试结果被公之于众。报刊对可怜的测试分数表示沮丧，学者们在专题小组会上讨论着那些数据，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遗憾的是，印度并非个案，其邻国巴基斯坦、遥远的肯尼亚，以及其他几个国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在肯尼亚，效仿ASER 的尤维佐调查发现，27%的5年级孩子读不出一个简单的英文段落，23%的孩子读不懂斯瓦希里语（小学的两种教学语言），还有30%的孩子不会做基本除法。在巴基斯坦，80%的三年级孩子读不懂一年级的课文。

需求达人案例

一些批评家（包括威廉·伊斯特利）认为，除非有明确需求，否则根本没有必要提供教育。对于需求达人来说，这一结论涵盖了几十年来所有教育政策的缺点。在他们看来，教育质量之所以低下，原因就在于家长们对教育不够重视，他们觉得教育真正的好处（即经济学家所谓的“教育回报”）并不多。当教育回报足够高时，根本无须政府的推动，入学率自然会提高。人们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专门的私立学校，如果私立学校学费太贵的话，他们就会要求当地政府建立学校。

需求的作用确实很重要。入学率与教育回报率息息相关：在印度的“绿色革命”期间，成为一名成功的农夫需要更高的技术水平，因此学习的价值也有所上升。在一些更适合播种“绿色革命”所引进的新种子的地区，其教育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近期，离岸呼叫中心便是个典型的例子。在欧洲及美国，人们常常指责这种呼叫中心减少了当地的工作机会，但它却大大增加了印度年轻女性的就业机会，从而成为印度一次小规模社会革命的一部分。2002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伯特·延森与一些这样的呼叫中心合作，随机选择了印度北部3个城邦很少有人去招聘的几个村庄，在那里组织针对年轻女性的招聘会。结果在意料之中，较之其他一些未实施这种招聘方式的随机选择的村庄，这些村庄业务流程外包中心（BPOs）的年轻女性的就业率得到了提升。更为显著的是，这部分地区原本可能是印度歧视女性现象最严重的地区，但在招聘工作启动三年之后，招聘点所在村庄中5~11岁女孩入学的概率提高了5%。这些孩子的体重也有所增加，这表明家长们将他们照顾得很周到：他们发现，让女孩受教育同样会带来经济价值，因此乐于投资。

在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供应方面，家长们有能力应对变化。因此，对于需求达人来说，最好的教育政策就是没有教育政策。只要找到一些急需人才的行业，让投资于这些行业变得富有吸引力，那么就会出现对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这方面的供应压力。这样，争论便会继续下去，因为家长们开始真正关心教育，他们会向教师施压，让教师根据他们的需要授课。如果公立学校不能提供高质量的教学，私立学校市场便会趁势形成。有人称，这个市场上的竞争会让家长们得到适合他们孩子的高品质教学。

需求达人观点的核心是，教育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投资：人们投资于教育，就像投资于任何其他领域一样，目的是挣到更多的钱，增加未来的收入。将教育看成一种投资所带来的一个明显问题就是，做出投资的是家长，而未来获得收益的是他们的孩子。而且，尽管实际上很多孩子会为他们的父母带来投资“回报”——给他们养老，但很多孩子并不愿那样做，甚至“不履行义务”，将他们的父母遗弃。即使有的孩子很孝顺，但这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因多上了一年学而多挣的那一点点钱，能够转化成父母们的收益——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心生悔恨的父母，他们的孩子非常富有，可以在外面自立门户，却让他们晚景悲凉。保罗·舒尔茨是耶鲁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在谈到自己的父亲——著名经济学家及诺贝尔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时说，父母曾经反对他上学，因为他们想让西奥多留在农场。

的确，孩子学习成绩好，家长也会为之自豪（他们喜欢与邻居分享这种快乐）。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家长从孩子那里得不到一分钱，他们或许也觉得这样做是值得的。因此，从家长的角度来看，教育不仅是一种投资，而且还是他们赠送给孩子的礼物。然而，另一方面，大多数家长都有权支配他们的孩子——由家长来决定谁去上学，谁留在家里或是出去工作，以及他们的收入如何支配。有些并不重视教育的家长很在意孩子长大后会回报给他们多少钱，这样的家长或许会在孩子10岁时就让他辍学，并安排他出去工作。换句话说，教育的经济回报（其衡量尺度为受教育孩子的额外收入）固然很重要，但其他很多因素或许也不容忽视，比如我们对未来寄予的希望，对自己孩子的期望，以及对自己的孩子是否宽容。

“没错，”供应达人说道，“这就是有些家长需要点化的原因。儿童有权利享受正常的童年及充分的教育，一个文明的社会不能允许这一权利被父母的冲动或贪婪所剥夺。”要降低送孩子上学的费用，建立学校、聘用教师是必要的一步，但这或许还远远不够。这一道理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富裕国家都强制规定：当孩子达到一定年龄时必须送他们上学，除非父母能证明他们可以在自己家里教育孩子。然而，这在国力较为有限、义务教育难以强化的情况下，显然是行不通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从经济角度考虑，让父母觉得送孩子上学是值得的。这就是教育政策所选择的新工具背后所折射出的理念：有条件现金转移。

有条件现金转移的奇特历史

圣地亚哥·莱维是波士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1994—2000年期间任墨西哥财政部副部长，主要任务就是改革错综复杂的福利体系，其中包括几个截然不同的计划。莱维认为，如果将福利金与人力资本投入（健康与教育）相结合，培养身心健康、受过良好教育的一代人，那么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的角度来看，今天花掉的钱都将有助于消除贫穷。这一想法激发了一种新的名为“进步”的教育计划的产生，这是一个“有附带条件的”转让计划，也是第一个有条件现金转移（CCT）计划：贫穷家庭会得到某些救助，但前提是他们的孩子定期上学，而且这个家庭得采取预防性保健措施。如果孩子上了中学，或者女孩也上了学，那么家长就会得到更多的钱。为了使该计划合法化，这笔钱被当作一种“补偿”支付给一些家庭，补偿他们因让孩子上学而非工作所损失的工资。然而，实际上，无论家长怎样看待教育，只要让他们觉得如果不送孩子上学就会受损失，该计划就会达到点化他们的目的。

圣地亚哥·莱维还有另一个目标——确保该计划不会因政府的换届而受影响，因为每届总统常常会取消其前任的所有计划，并制订自己的新计划。莱维认为，如果这一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政府就不会轻易取消它。因此，莱维首先制订了一个试点计划，只面向随机选择的一组村民，这样便可以清晰地比较他们与其他村民的情况。该实验毫无疑问地表明，这一计划的确大大提升了入学率，尤其是中学的入学率。女孩的中学入学率由67%上升到了约75%，男孩则由73%上升到了约77%。

这展现出了一次成功的随机对照实验的说服力，但这也仅仅是这类实验的首批成果之一。政府换届时，这一计划也幸存了下来，只不过更名为“机会项目”。然而，莱维或许没有预料到，他带来了两个新的传统。第一，有条件现金转移计划如雨后春笋般漫布整个拉丁美洲，随后又蔓延至世界的其他地区。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也采用了这一计划。第二，当其他国家启动自己的有条件现金转移计划时，他们常常会开展一组随机对照实验，用来评估这项计划。在某些测试中，有条件现金转移计划呈现出多种多样的特征，这将有助于人们了解怎样更好地实施该计划。

矛盾的是，在马拉维，正是这些实际应用案例使我们得以反思这一教育计划的成功。它的制约性体现在，光增加收入是远远不够的，家长也需要得到一种激励。研究人员及从业者们由此发问，无条件现金转移计划是否能取得与有条件现金转移相同的效果？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极具煽动性，它表明，制约性似乎根本不重要——研究人员向有学龄女孩的家庭提供5~2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现金。在一组对象中，现金转移的前提条件是孩子要入学；在第二组对象中，现金转移没有任何条件；第三组对象（对照组）则没有现金转移。这一实验的效果非常明显（一年之后，对照组孩子的辍学率为11%；而其他两组孩子的辍学率只有6%），有条件现金转移与无条件现金转移的效果是相同的。这表明，家长不需要被迫送孩子上学，他们只是需要经济上的援助而已。

有几个因素或许可以说明，为什么现金转移在马拉维产生了一定作用：或许是家长们付不起学费，或许是他们不能放弃自己孩子可以挣到的钱。当然，借钱供自己10岁的孩子上学，并指望他在20岁时能挣到钱，这简直就是一个白日梦。现金转移可以使家长们摆脱极度贫困的状态，或许也拓宽了他们的思想空间，让他们拥有更长远的人生观：教育必须现在投入，而这部分费用要等到孩子长大以后才能得到补偿。

所有这些原因都使得收入与教育息息相关：贾马尔将受到的教育不如约翰多，因为他的父母更贫穷，即使两人受教育的回报一样多也是如此。的确，在我们针对18个国家的调查数据中，我们发现，随着调查的深入（从每天生活不足99美分的人，到每天生活费为6~10美元的人），教育费用在生活费用中所占的份额也有所增加。如果每个有收入家庭的儿童人数随收入而大幅度减少，那么每个孩子的教育花费比总花费增长得更快。这与教育只是一种投资的情况恰恰相反，除非我们愿意相信，穷人没有受教育的能力。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父母的收入对是否进行教育投资很关键，那么有钱人家的孩子即使无任何天赋，也可以受到更多的教育，而天资聪颖的穷人家的孩子则有可能会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因此，让市场操纵一切，并不能让每个孩子（无论他来自哪类家庭）根据自己的能力接受教育。除非我们能够完全消除收入差距，否则公共供应方的干预就是必要的，这种干预可以使教育变得更廉价，使我们更容易实现这一社会目标：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得到一次机会。

自上而下的教育政策有用吗？

然而，问题在于，尽管从原则上看完美无缺，但这种公共干预是否切实可行呢？如果家长们根本不关心教育，那么这种自上而下的教育推动只会浪费资源，这会不会太冒险了？例如，伊斯特利在《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一书中称，非洲国家的教育投资对这些国家的发展毫无助益。

同样，回答这个问题的最佳方式是，研究特定国家在实施这种政策时所遇到的具体情况。值得庆幸的是，尽管教育质量低下，但学校还是有用的。在印度尼西亚1973年第一个石油繁荣时期之后，时任该国总统的苏哈托将军决定大规模修建学校。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刺激供应计划：学校的建立遵循着这样一个规则，即优先考虑失学儿童人数最多的地区。如果这些地区没有学校，就说明人们对教育不感兴趣，那么这个计划就是一次可悲的失败。

实际上，总统特别基金计划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为了评估该计划，伊斯特利找到了一些成年人（可以受益于新建学校的年轻人）和更年长的一代人（他们的年龄已使他们错失到这些学校上学的机会），并对二者的收入进行了比较。伊斯特利发现，相对于年长的一代，在建立了更多学校的地区，年轻人的收入要高得多。通过教育对收入的影响，伊斯特利总结出，因新学校的建立而每多接受一年小学教育的人，其收入将提高约8%。这一针对教育回报的估算，与美国的普遍情况十分类似。

另一个自上而下的经典计划就是义务教育。1968年，台湾地区做出了一项规定，要求每个孩子必须接受9年的教育（之前的规定为6年）。对于孩子们的学校教育以及他们的就业前景，这项规定都具有重要而积极的影响，对女孩来说尤为如此。教育的好处不仅在于金钱——在中国的台湾地区，这一计划对儿童死亡率的影响也很大。在马拉维，那些因有条件现金转移计划而没有辍学的女孩，其怀孕的概率也有所降低。在肯尼亚也是如此。目前，一个对此方面颇有研究的重要团体正致力于验证教育的深远影响。

此外，这一研究还总结出，教育的方方面面都使人受益匪浅。那些喜欢阅读的人会轻松阅读报纸和公告栏，从而得知他们何时会从一项政府计划中受益。接受中级教育的人更有可能得到一份正式的工作，即使没有得到这样一份工作，他们也能把自己的生意做得更好。

这两种在哲学层面上相互对立的策略似乎再次失去了重点，供应策略与需求策略没有理由互相排斥。供应本身就会带来好处，但需求也很重要。的确，当城里出现了合适的工作机会，有的人虽未接受自上而下的教育，但也找到了受教育的途径；而对于其他人来说，来自他们居住区域所建学校的援助是至关重要的。

这一切并非意味着自上而下的教育策略一定会带来很多好处。我们看到，学生们的确在公立学校里学到了东西，但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并不乐观。基于需求的方法是否会更有效？私立学校就是由需求推动的标准策略——即使有免费的公立学校，家长们仍会花费他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将他们的孩子送入一所私立学校。难道说私立学校破解了教育质量的问题？

私立学校

很多人都认为，在完善教育体系的过程中，私立学校应发挥重要的作用。近期通过的印度《教育权利法案》得到了政界（包括“左”派，全世界的“左”派一直都反对将市场力量引入教育领域）强有力的支持。这就是所谓的凭证私有化的一个体现——政府给予公民“凭证”，用来支付私立学校的学费。

在教育专家提出警告之前，全球很多雄心勃勃的低收入家长已经决定，即使省吃俭用，也必须将自己的孩子送入私立学校。一个惊人的现象由此产生，整个南亚及拉丁美洲出现了很多廉价的私立学校。这些学校每月的学费仅为1.5美元。而且，它们一般都很低调，常常是以某人家里的几个房间作为教室，老师通常都是一些当地人，因找不到其他工作而决定办学校。一项研究表明，在巴基斯坦的一个村庄里，能够准确反映私立学校供应情况的是，该地区以前是否建过一所女子中学。有些受过教育的女孩会寻找本村的挣钱机会，她们中有很多人都在村里当教师，进入教育领域。

尽管这些女孩的资质令人怀疑，但私立学校常常比公立学校效率更高。世界旷工调查发现，在印度，在公立学校教师出勤率较低的村庄，私立学校存在的概率更大。此外，与同一村庄的公立学校教师相比，私立学校教师于指定日在校的概率平均高出8个百分点。上私立学校的孩子学习成绩也会很好。ASER 称，2008年，印度47%的公立学校五年级学生达不到二年级的阅读水平，而私立学校同等水平学生的这一比例仅为32%。在巴基斯坦学校学习及教学成就（LEAPS）调查中，与公立学校的孩子相比，私立学校的孩子在上三年级时，英语水平就已超前1.5年，数学水平超前2.5年。的确，那些决定将孩子送入私立学校的家庭或许是出于经济原因，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私立学校对于富裕家庭来说也很有吸引力：私立学校学生与公立学校学生在学习成绩上的差距，近乎10倍于最富阶层孩子与最穷阶层孩子之间的平均差距。在同一家庭里，即使这一差距没有那么大（这一点或许有些高估了教育的回报，因为父母可能会将最有天赋的孩子送进私立学校，或是以其他方式帮助这个孩子），上公立学校的孩子与上私立学校的孩子之间，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

因此，私立学校的孩子比公立学校的孩子学到的更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私立学校的教学质量完美无缺。在比较私立学校的教学质量与经过简单干预后的教学质量时，我们已经看到了私立学校的缺陷。

布拉翰与私立学校

布拉翰是一家著名的非营利教育机构，该机构负责ASER 的运营。该中心不仅揭露了教育系统的缺陷，而且还尝试去解决这些问题。在过去10年中，我们一直与该机构合作，几乎参与了其儿童教学及阅读教学的每一项新计划的评估。2000年，在印度西部城市孟买及巴罗达，ASER 正式开始运营。在那里，布拉翰实行了其所谓的“儿童之友”计划。该计划从每个班里选出20个最需要帮助的孩子，将他们送到“儿童之友”——由团队中的一位年轻女性负责，研究他们各自具体的弱点。尽管经历了一场地震及地区动乱，该计划对这些孩子测试的结果仍取得了很大的收益——在巴罗达，私立学校所获的平均收益幅度几乎是印度的两倍。然而，与普通私立（或公立）学校的教师相比，这些“儿童之友”所受过的教育要少得多——他们很多人只上过10年学，外加在布拉翰受过一周的培训。

鉴于这些结果，很多组织都宁愿固守已有的成就，但布拉翰却并非如此。原地踏步绝不是布拉翰创立者查万的性格。精力充沛的鲁克米尼·班纳吉也是一样，他一直推动着布拉翰的迅速发展。布拉翰对更多儿童进行研究的一种途径就是，找一些组织接管该计划。北方邦是印度最大的一个邦，也是最穷的邦之一。在北方邦东部的江布尔区，布拉翰的志愿者们走遍一个又一个村庄，对那里的儿童进行测试，并鼓励整个机构都参与进来，看看孩子们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在孩子犯错误时，家长们的第一反应常常是打自己的孩子——但后来，机构里出现了一组志愿者，他们时刻准备着帮助这些小弟弟和小妹妹们。志愿者们大多为年轻的大学生，傍晚，他们在附近的居民区里开课。布拉翰为这些志愿者们提供一周的培训，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补偿。

我们也对这一计划进行了评估，结果令人十分惊讶：在计划结束时，所有参与该计划的孩子都已经认识字母了，而他们在计划实施之前还不会阅读（相反，在年底之前，对照村庄认识字母的孩子仅有40%）。那些最初仅能读懂字母的孩子，在参加了该计划之后，能读懂短篇故事的概率比没参加计划时提高了26%。

近期，布拉翰将其关注点转移到了与公立学校体系的合作之上。比哈尔邦是印度最穷的一个邦，也是教师旷工率最高的一个邦。布拉翰为中小学生组织了一场救助性的夏令营，邀请一些公立学校教师前来授课。这一评估结果令人十分震惊：这些备受批评的公立学校教师其实教课了，而且收益也可与江布尔夜课所获得的收益相媲美。

布拉翰的实验结果使得印度乃至全球的很多学校都正在与这个组织联系。目前，加纳正在对该计划的一个版本进行测试，这是一次大规模的随机对照实验，是一个研究小组与政府之间的合作。他对那些正在寻找第一份工作的年轻人进行培训，然后让他们到学校里提供救助性教育服务。塞内加尔及马里的教育部代表团参观了布拉翰的活动，并考虑在本国复制这一计划。

这不禁让人觉得，如果那些志愿及半志愿教师可以创造这么大的成效，那么私立学校显然可以采取同样的做法，而且还应做得更好。然而，我们得知，在印度的私立学校，有1/3的五年级学生还达不到一年级的阅读水平。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公立学校教师的教学水平很高，为什么我们在公立学校体系中看不到这一点呢？如果孩子们很容易取得较高的学习成就，为什么家长们没有需求呢？为什么在布拉翰的江布尔计划中，只有13%不具备阅读能力的孩子参加夜校呢？

毫无疑问，市场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或许，私立学校之间缺乏一定的竞争压力，或者家长们没有获取足够的指导信息。稍后，我们将探讨几个更广泛的问题，如政治经济等。这些问题或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公立学校的教师表现得这么差。不过，教育所特有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对于教育成果的具体期望会歪曲家长们的需求。这种期望包括公立及私立学校的价值、孩子们的成就，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浪费。

期望的诅咒

虚幻的S形

几年前，在乌代布尔农村地区，我们在由赛娃曼迪管理的一个民间学校组织了一次亲子拼贴画活动。我们提供了一堆五颜六色的杂志，让家长们从中剪出一些图片，以表现他们对于教育的想法，以及教育能给他们的孩子带来什么。这一活动的构想是，让家长们在自己孩子的协助下完成一张拼贴画。

结果，家长们完成的拼贴画看上去都大同小异：拼贴画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黄金及钻石首饰，还有各种时下流行的名车模型。实际上，杂志中还有其他可用的图片——宁静的乡村景象、渔船、椰子树等。然而，如果他们的拼贴画中所表现的元素是真实的话，那么这些元素一定不是教育的全部。家长们似乎总将教育看成一种让自己孩子获取大量财富的方式。对于大多数家长来说，他们期望中的致富途径就是一份政府工作（如教师），其次是某种办公室工作。在马达加斯加，640所学校的学生家长们曾回答过这样一个问题，即孩子们上完小学之后应怎样谋生、上完中学之后又该怎样谋生。70%的家长认为，一名中学毕业生会得到一份政府工作，而实际上只有33%的中学生得到了这种工作。

然而，能够上到六年级的孩子为数并不多，更别说通过毕业考试了。目前，这种水平是任何要求教育背景的工作的最低资质。而且，家长们并非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在马达加斯加，当家长们回答对于教育回报的看法时，他们一般都能做出正确回答。但是，他们对于教育优势和劣势的回答却有些极端——他们将教育看成一种彩票，而不是一种安全的投资。

帕克·苏达诺是印尼万隆西卡达斯贫民窟一个收废品的人，他实事求是且言简意赅地告诉我们，他是这一带出了名的“最穷的人”。当我们2008年6月见到他时，他的小儿子（9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就要上中学了。苏达诺认为，小儿子上完中学之后，很可能在附近的商城找到一份工作，他的另一个儿子已经在那儿上班了。这样的一份工作，小儿子早就应该得到了——但不管怎样，苏达诺认为让他上完中学是值得的，即使这让他少拿了3年的工资。苏达诺的妻子认为，这个孩子或许还能上大学，而苏达诺觉得这不过是一个白日梦——他认为，小儿子仍然有机会得到一份办公室工作，从安全及体面的角度考虑，这是可能得到的最好的工作。对于苏达诺来说，碰碰运气是值得的。

家长们会认为，前几年的教育付出比以后的教育付出少得多。例如，马达加斯加的家长们认为，每一年的小学教育会使一个孩子增收6%，每一年的初中教育增收12%，而每一年的高中教育则会增收20%。我们在摩洛哥发现了类似的情况。那里的家长们认为，每一年小学教育可以使一个男孩增收5%，每一年的中学教育则增收15%。而女孩在这种情况中的差别则会更明显。在家长们看来，每一年的小学教育对女孩几乎没有任何价值——仅为其增收0.4%，但每一年的中学教育则可以为其增收17%。

据估计，每一年的教育实际上都会按比例或多或少地增加收入。而且即使对于未得到正式部门工作的人来说，教育似乎也是有好处的。例如，相对于没受过教育的农民来说，受过教育的农民在“绿色革命”期间挣的钱要多。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非经济利益。换句话说，家长们看到的是一条实际不存在的S形曲线。

这条S形曲线表明，除非家长们愿意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孩子，否则他们只能孤注一掷，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他们认为最有前途的那个孩子身上，确保这个孩子接受足够的教育，而不是将教育投资分摊给所有的孩子。在珊塔玛（她的两个孩子都没有上学）家附近，即那甘纳吉村里，我们见到了一个拥有7个孩子的农户家庭。家里除了最小的那个12岁男孩，其他孩子上学都没超过两年。他们对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不满意，因此这个12岁孩子只在那里上了一年学，然后就转学到村里的一家私立寄宿学校上7年级。孩子一年的学费会超过这个家庭农作物总收入的10%，这项投入对一个孩子来说已经很大了，显然，他们供不起7个孩子全部上学。这个幸运男孩的母亲向我们解释道，他是家里最聪明的孩子。用“笨”或“聪明”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自己的孩子，特别是当着孩子们的面，那情形就像选出一位世界冠军（并让家里其他人都支持这位冠军）似的。这种想法会催生一种特殊形式的同胞竞争。布基纳法索的一项研究发现，智力测验得分高的孩子，更有可能被学校录取，但当他们的兄弟姐妹得分高时，他们入学的概率就会降低。

在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城，一项关于有条件现金转移的研究发现了将所有资源花费在一个孩子身上的合理性依据。该研究的资金有限，家长们可以选择任何一个适龄孩子参加抽签，中签的孩子只要按时上学，其家长就可以得到一个月的现金转移。中签者越按时上学，就越有可能在下一个学年继续学业。在该研究的另一个版本中，现金转移的条件是上大学。在这种情况下，中签者更有可能会上大学。令人不安的一个发现是，有些家庭让两个或更多的孩子参加抽签，其中只有一个孩子中签了，那么与孩子都未中签的家庭相比，这些中签孩子的兄弟姐妹上学的概率会有所降低。家庭收入的增加固然不会对此造成影响，却会让中签的孩子从中受益。一个冠军产生了，所有的资源便集中到了他（或她）的身上。

误解也是个关键问题。实际上，教育应该不存在“贫穷陷阱”：教育的每个阶段都是有价值的，但家长们认为教育的回报呈“S”形，这在无意识中营造着一个“贫穷陷阱”，进而催生一个真正的“贫穷陷阱”。

精英学校体系

不仅家长们将希望寄托于孩子毕业考试的成功，整个教育体系都包含着这种思想。学校的课程及结构常常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那时学校的目标是培养出当地的精英，成为殖民统治集团的有效盟友，建立殖民者与当地人的不同等级。尽管新生大量涌现，教师们仍然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为艰难的考试培养最优秀的学生。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教师的作用就是保证学生顺利进入下几个学年或大学学习。与此相关的一种残酷压力是使课程“现代化”，更具有科学性，并且变成更厚更沉的课本——因此，印度政府目前将一二年级学生书包的总重限制在6.6磅（2.72千克）。

有一次，我们跟随布拉翰的成员来到印度西部巴罗达的一所学校，学校事先得到了通知，一位教师显然想留下一个好印象：他在黑板上写出一串十分复杂的数字，巧妙地列出了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一个著名的定理，随后对图表进行了长时间的讲解。所有孩子（三年级学生）都整齐地坐在地板上，表现得很安静。有的孩子可能想在自己的小石板上写数字，但粉笔的质量太差了，根本写不出来。显然，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位老师也不例外。我们见过很多这种类似的例子，即发展中国家的教师具有精英偏见。在与帕斯卡利娜·迪帕和迈克尔·克雷默的合作中，伊斯特利对肯尼亚的一个班级进行了重新安排，利用多余的一个教师将学生们分成两组。这一区分使孩子们学到了以前没学过的知识。于是，教师们通过抽签被随机安排到“高级”或“低级”学区。被安排到“低级”学区的教师常常很沮丧，他们在授课中什么也得不到，还会因自己的学生成绩差而备受指责。因此，他们也相应地调整了自己的行为：我们在随机访问中发现，与被安排到“高级”学区的教师相比，被安排到“低级”学区的教师教课的概率更低，他们更有可能会在办公室里喝茶。

问题并不在于学生们没有雄心壮志，而是家长们对于学生们能够取得好成绩的期望不高。我们曾前往喜马拉雅山印度段的山区，对犹他拉坎德孩子们进行测试。那是一个寒风萧瑟的日子，不免让人觉得测试是一件烦人的事——参加测试的孩子肯定是这么想的。当我们问他是否上学时，他用力地点了点头；当我们告诉他，我们还会问他一些问题时，他似乎也很配合。但当测试者递给他一张表格时，他毫不犹豫地将目光转向了别的地方——一个7岁孩子常常会这样做。测试者尝试着让他看一眼表格，许诺给他几张漂亮的图片，再讲一个好听的故事，但他似乎心意已决；他的母亲一直嘟囔着鼓励的话，不过她的努力显然缺乏热情，这表明她不希望孩子改变主意。在测试结束之后，当我们走向车子时，一位腰间系着满是灰尘的短腰布（当地农民系的一种缠腰带），身穿一件黄色T恤衫的长者与我们同行，他说“我们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让我们去猜他的后半截话。我们在一位母亲的脸上见过同样的忧郁，很多母亲的脸上都有这种表情。她们想说，我们其实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

在谈及关于穷人的话题时，我们常常会提到某种过时的社会决定论，例如，与阶级和种族相关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晚期，吉恩·德勒兹带领一个小组，就印度的教育状况撰写了一份报告，即印度的《基础教育公开报告》（Public Report on Basic Education Revisited ），其中一个发现就是：

很多教师非常不愿意到偏远或“落后”的村庄去，一个现实原因就是交通不便，或是偏远村庄的生活设施太差……另一个常见原因是，他们不熟悉当地村民，据说那些村民常常把钱都用来喝酒，这些人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潜质，或是“行为举止就像野蛮人一样”。偏远及落后地区常常被看作是教师的耕耘得不到收获的地方。

一位年轻的教师甚至告诉我们，自己根本无法与“粗俗父母的孩子”进行交流。

为了证实这种偏见是否会影响教师对待学生的行为，教师们在一项研究中被要求为一组考试评分。他们并不认识那些学生，但随机选出的半数教师都被告知一个孩子的全名（包括种姓），其余都是匿名的。研究人员发现，平均而言，相对于教师们看不到学生所处阶层的情况，他们在得知学生所处阶层时给予底层学生的分数更低。然而，有意思的是，这样做的并非是来自上层的教师。来自底层的教师实际上更可能给予底层学生更低的分数，他们一定认为这些学生是拿不到好成绩的。

过高的期望加上信心的缺失，会造成十分危险的结果。我们看到，相信S形曲线使人们选择放弃。如果教师和家长不相信孩子能够跨过顶峰，进入S形曲线的陡峭部分，那么孩子自己或许也不会尝试：教师会忽视成绩落后的孩子，家长也不再对孩子的教育感兴趣。然而，这种行为会产生一个本来不存在的“贫穷陷阱”。如果他们放弃了，他们永远也不会发现，这个孩子或许能取得好成绩。相反，那些认为自己的孩子能取得好成绩的家庭，或是不愿让自己的孩子辍学的家庭，一般都是精英家庭，他们最终会证实自己“较高”的期望。阿布比特小时候的一位老师回忆说，他上一年级的时候成绩较差，而每个人都认为，这是因为他学得比全班同学都快，因而感到厌烦了。于是，阿比吉特被转到了二年级，但很快他的学习成绩又落后了。老师甚至把他的作业本藏了起来，怕成绩好的学生看到后会质疑他是怎么跳级的。如果阿比吉特的父母不是学者而是工人，那么他肯定早就被送去接受救助性教育或是勒令退学了。

孩子们在评估自己的能力时，也会运用这种逻辑。社会心理学家克劳德·斯蒂尔展示了他所谓的美国“刻板印象威胁”的力量：那些未被告知数学能力差的女士，在数学测试中的成绩会更好；非裔美国人如果一开始就必须在试卷上填写自己的种族，那么他们的测试成绩则会更差。继斯蒂尔的研究之后，来自印度北方邦的两位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让他们自己的低阶层孩子与高阶层孩子竞赛猜谜。他们发现，只要阶层不被突显出来，低阶层孩子与高阶层孩子做得一样好，而一旦低阶层孩子得到提醒，意识到他们正在与高阶层孩子竞争（方法很简单，即在比赛之前问他们的全名），他们的表现就会差一些。作者称，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担心比赛组织者的评判会有失公平，但也可能是这种“刻板印象威胁”的一种内化体现。如果一个孩子听不懂老师讲课的内容，觉得学习的内容很难，那么他可能会责怪自己，而不是老师，最终可能认为自己不是块学习的料，他会彻底放弃学习，在上课时做白日梦，就像珊塔玛的孩子一样拒绝去上学。

学校为什么会失败？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课程与教学针对的都是精英，而不是一般学生。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通过提供额外的投入改善学校的功能，但这种努力往往都是徒劳的。20世纪90年代初，迈克尔·克雷默试图在发展中国家寻找一个简单的测试案例，旨在对该国的政策干预进行一次初度随机评估。在第一次尝试中，他想找到一个没有争议的案例，这样，干预才会产生明显的效果。课本似乎是完美的选择：肯尼亚西部的学校（开展这项研究的地方）几乎没有课本，因此几乎所有人都一致认为，课本是最重要的投资。研究人员从100所学校中随机挑选了25所，并将课本（官方指定的课本）发放到这些学校中。令人失望的是，收到课本的学生与没收到课本的学生，二者的平均测试分数并无多大差别。然而，克雷默及其同事发现，在收到课本的学校里，一开始成绩很好的孩子（研究开始之前测试分数接近最高分的学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问题的本质显现了。肯尼亚的教学语言是英语，课本也自然是英文课本。然而，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英语只是他们的第三语言（排在当地方言及肯尼亚斯瓦希里语之后），他们的英语说得很差。因此，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英文课本的用处并不大。在很多地方，各种形式的此类实验相继展开（从发放活动挂图到提高教师比例）。但是，在教学方法或鼓励机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新的投入收效甚微。

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为什么私立学校在普通学生教育方面表现一般——他们的重点在于，为某种艰难的公共考试培养最优秀的孩子，因为那是通往更大成功的踏脚石。这种考试需要有超前的学习能力以及全面的教学大纲。然而，大多数学生的学习都跟不上，这一现实虽然令人遗憾，却是不可避免的。阿比吉特在加尔各答所上的学校实行一种较为开放的政策，即每年开除班里成绩最差的学生，因此到了毕业考试的时候，该班便可以实现一个完美的通过率。肯尼亚的小学也采取同样的策略，至少从六年级起是这样的。因为家长们也支持这种政策，他们没理由向学校施压，去改变这种行为。家长就像所有其他人一样，都希望学校向孩子们提供他们心目中的那种“精英式”教育——不过，他们根本无法实际检验这种教育，更不去想他们的孩子能否真正从中受益。例如，英语教学特别受南亚父母们的欢迎，但对于不会说英语的家长们来说，他们无法得知教师是否在用英语教学。同样，家长们对夏令营和夜校也几乎不感兴趣——对于那些没有“中签”的孩子们来说，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为什么布拉翰的暑期补习班会提高学生的成绩。公立学校教师似乎懂得怎样去教成绩较差的孩子，他们甚至愿意在暑假期间为此投入努力，但在常规的学年期间，这并不是他们的工作内容——他们一般是这样认为的。近期，同样是在比哈尔邦，我们对布拉翰的一项鼓励计划进行了评估。培训教师利用他们的材料，培训志愿者做教师助理，从而将救助性教育计划全面应用到公立学校中。在那些教师与志愿者都接受了培训的（随机选择的）学校中，效果非常明显，与我们之前看到的布拉翰实验结果一样成功。然而，在只有教师接受了培训的学校里，结果却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改变。那些在夏令营中表现较好的教师们，在此次计划中却表现平平：官方的教学方法以及过于注重教学大纲带来了很多限制，这似乎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障碍。对此，我们不应将全部责任都推到教师身上。根据印度新的《教育权利法案》，完成规定课程是法律中所要求的。

从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来看，这种思想及行为体系意味着，大多数学校体系都有失公平，还很浪费资源。有钱人家的孩子不仅可以去教学质量更高的学校，还可以在学校里享受很好的待遇，从而使他们的潜力得到真正的挖掘。穷人家的孩子只能去教学质量较差的学校，这样的学校一开始就会表明，除非这些孩子表现出某种超凡的天赋，否则他们就会被开除，而实际上孩子们只能默默忍受，直至退学。

这就造成了巨大的人才浪费。在那些中途退学及从没上过学的人中，很多（或许大多数）都是某种错误评估的受害者：家长们放弃得过早，教师们从没真正教过他们，或是学生们缺乏自信。其中一些人完全具备成为经济学教授或工业巨头的潜质，但最后他们却成了劳工或是小店主；如果他们幸运的话，可能会成为某公司的初级职员。他们的真正位置多半已被一些平庸的孩子所占据，因为那些孩子的父母有能力用钱为其赚取每一个成功的机会。

我们都知道一些伟大科学家的故事，从爱因斯坦到印度的数学天才拉马努金，他们二位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却都非常有名气。而拉曼公司的故事则表明，这种经历或许并非只限于少数的优秀人士。20世纪70年代末，一位名叫拉曼的泰米尔工程师在迈索尔创立了拉曼公司。该公司制造工业用纸制品，例如电力变压器所用的纸板等。一天，拉曼在工厂门口发现了一个名叫兰加瓦米的年轻人，他是来求职的。这个年轻人说自己来自一个十分贫穷的家庭，有一定的工程教育背景，但他只有一张资格证书，没有取得相应的大学学位。由于他坚持说自己的工作能力很强，拉曼对他进行了一次快速智力测验。测试结果令拉曼印象深刻，于是他决定将这个年轻人留下来，以协助自己解决问题。一开始他还需要拉曼的指导，后来逐渐开始独立完成任务，并能想出很有创意的解决方案。拉曼的公司最终由瑞典的跨国公司巨头ABB（艾波比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目前是ABB全球（包括在瑞典的）众多分公司中效率最高的。兰加瓦米虽然没有工程学位，却成为工程领域的带头人。他的同事克里斯那查理也是被拉曼发现的——他以前是个木匠，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的教育——而他目前是该公司一个主要部门的经理。

阿伦是拉曼的儿子，他在公司被收购前曾接管公司一段时间，目前他与在拉曼公司时的几个手下共同经营着一个小型研发公司。他的核心研究小组共有4人，其中有两人连中学都没有读完，其他两人也不具备工程师的资质。阿伦说，他们都非常聪明，但刚开始时，他们没有信心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其他人怎么能了解他们的想法呢？正因为公司的规模较小，需要完成很多研发工作，他们才被发现。即便如此，要发掘他们的能力，还需要通过大量耐心的工作及不断的鼓励。

这一模式显然并不容易复制。问题是，人才的发掘不存在捷径，除非有人愿意花费大量时间，去研究教育体系应该做的事情——给予人们足够的机会展示自己的长处。然而，拉曼公司并非唯一一个认为自己有很多人才仍未被发现的公司。印孚瑟斯公司是印度的IT巨头之一，已建立了自己的测试中心，应聘者（包括那些没有正式资质的人）可以走进中心，接受一次智力及分析能力（而不是课本）测试。测试成绩优秀的人可以成为实习生，优秀的实习生便可以得到一份工作。对于没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来说，这一可选方案为他们带来了一线希望。在全球经济衰退时期，印孚瑟斯公司关闭了其测试中心，这在当时的印度是头版新闻。

不现实的目标、不必要的悲观预期，以及不恰当的教师鼓励机制，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体系没能完成自身的两大任务——给予每个人一套健全的基本技能及发掘人才。然而，从某些方面来看，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变得越来越艰难。纵观全世界，各国的教育体系正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入学率比资源增长得更快，而随着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全球对于有教学经验者的需求也有所增加。现在，这些人都去当程序员、计算机系统管理员及银行家了。因此，找到中级以上的优秀教师将成为一个很大的难题。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还是说这个问题太难办了？

教育重建

一个千真万确的好消息是，我们现有的一切证据都有力地表明，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在学校里学好基本知识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很容易实现，但前提是人们能够专注于此。

以色列一个著名的社会实验表明，很多学校都能够做到这一点。1991年，15 000名贫穷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及其子女，在一天之内离开了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首都），疏散到以色列各地。这些犹太孩子的父母们平均都上过一两年学，他们的孩子与其他以色列孩子一起上小学。还有一组家庭的孩子既有来自俄罗斯的定居者，也有刚从那里移民而来的，他们的父母平均上过11.5年学。两组孩子的家庭背景差别极大。几年之后，当1991年入学的孩子即将中学毕业时，两组人的差别缩小了很多。一直上到了十二年级的埃塞俄比亚孩子占总数的65%，而从俄罗斯移民而来的孩子的这一比例稍高，为74%。结果显示，即使是家庭背景及早期生活条件稍差的孩子，也可以通过教育来提升自己，至少在符合条件的以色列学校中是这样的。

一些成功的实验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关于如何创造这种条件的启发。第一个因素就是，关注基本技能并坚持这样一个信念：只要每个孩子及其老师付出足够的努力，他们就能掌握这些技能。这不仅是布拉翰计划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一种态度，与美国特许学校“不要找借口”的意味类似。这些学校包括“知识就是力量（KIPP）”计划学校、哈莱姆儿童地带等，主要面向贫穷家庭的孩子（尤其是黑人孩子），其课程侧重于基本技能的牢固掌握，以及不断测量孩子的认知水平，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判断，他们就不可能对孩子们的进步进行评估。

通过对奖励入学赢家与输家的对比研究后，我们发现，这些学校的办学效率很高。对波士顿特许学校的一项研究表明，通过将特许学校的规模扩大4倍，同时保持现有的学生人数不变，可将全市黑人与白人孩子在数学测试分数上的差距缩减40%。这种机制正是我们在布拉翰计划中看到的：在一般学校体系中迷失的孩子（在进入特许学校之后，他们的考试分数落后于其他孩子）又得到了一次机会，很多人都抓住了这次机会。

还有一项关于布拉翰计划的研究表明，培养一位合格的救助性教师相对容易，至少就低年级教学来说是这样的。这无疑是个好消息。能够成为这类老师的志愿者一般都是大学生，或是经过10天教学培训的人。此外，他们的教学内容并不仅限于阅读及基础数学的教学。比哈尔邦的这一计划安排志愿者们走进教室，教那些在学习时能充分发挥自己阅读能力的孩子，布拉翰将其称为“阅读式学习”，也就是更基础的“学会阅读”的续篇，其效果十分显著。特许学校主要聘用充满活力的年轻老师，他们对中小学孩子的学习帮助很大。

而且，通过对课程及学生进行分组，让孩子们以适合自己的进度学习，确保落后的学生专注于基本知识，这样做可以实现巨大的收益。追踪学生学习进度的目的也在于此。在肯尼亚，前面提到的一项研究将一个班的学生分成两组，并对两种不同的实验模式进行比较。在第一种模式中，孩子们被随机分到一个教室里，而在另一种模式中，他们则被以知识水平的高低进行分组。此时，教师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他们的需要，每一知识水平的孩子都会取得进步。而且，这种效果是持久的：到三年级期末时，在一年级和二年级时被追踪的学生，其学习成绩一直领先于未被追踪的学生。或者，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一些因材施教的方法。其中一种可能性就是，将年级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具灵活性。如果一个孩子根据年龄应该上五年级，但他需要完成二年级的某些课程，那么他就可以先上二年级而不会觉得难为情。

一般来说，要改变一个人不切实际的期望，我们还需要做很多事情。马达加斯加的一项计划告诉家长们，让家庭背景与他们相似的孩子多上一年学，其家庭的平均收入就会提升，孩子的成绩也会受到很大的积极影响。有些家长发现自己低估了教育的好处，教育为其带来的收益可达到原来的两倍。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一项早期研究中，高中生也取得了类似的成果。由于教师向家长传递信息是完全免费的，目前在所有经过评估的干预方法中，这是已知的提高考试分数的最廉价的方式。

尽量设定一些更为直接的目标，对于教师及学生来说都未尝不是个好办法。这样一来，每个人都不会太过专注于难以定性的多年以后的成果。肯尼亚的一项计划提供购买力平价20美元的年度奖学金，获得者是在一次考试中得分排名前15%的女孩。该计划不仅使女孩们更努力地学习，还促使教师更努力地工作（帮助女孩）。这意味着，男孩们即使没有奖学金，也会更努力地学习。在美国，对实现长期目标（如得高分）的孩子给予奖励并没有效果，但对他们增加阅读量给予奖励却被证实非常有效。

在当今世界，好老师很难找到，信息技术发展得越来越快，使用成本也越来越低，因此，更多地采取这种方式似乎是合情合理的。然而，教育部门对于在教学中使用技术的观点并不十分积极。但这种经验主要是基于富裕国家的，它们的计算机教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有另一个选择，即找一位受过良好教育、充满活力的教师取而代之。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在贫穷国家并不容易做到。实际上，这种方式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效果虽然不明显，但仍透出了其积极的一面。2000年年初，在印度巴罗达的一所公立学校，我们与布拉翰联手对该校的一项计算机辅助学习计划进行了评估。这项计划很简单，几组三年级和四年级学生按要求在计算机上玩游戏。游戏的主要内容就是解决逐渐难算的数学题，如果学生成功地算出每道题，他们就有机会射击外太空的垃圾（这一游戏很有挑战性）。尽管学生们一周只能玩两个小时的游戏，但这一计划对于提高其数学成绩起了不小的作用，效果相当于多年来各领域尝试过的最成功的教学干预法。总的来看，事实确实如此——最优秀的孩子做得更好了，成绩最差的孩子也取得了进步。这明显展现出了计算机作为一种学习工具的好处：每个孩子都能根据这一计划调整自身的学习节奏。

降低家长们的期望、注重核心能力的开发、使用技术辅助或在必要时利用教师代替的教学方式，与某些教育专家的观点是相悖的。他们的反应或许可以理解——我们似乎是在建议一种双重教育体系。这一体系一方面是为富人的孩子设置的，他们无疑会在昂贵的私立学校里接受最高标准的教育；另一方面是为余下的孩子设置的。对此的反对意见并非毫无根据，但遗憾的是，这种差别已经存在。不同之处就在于，目前的体系似乎根本没为大部分孩子提供任何机会。如果课程得到彻底的简化，教师的职责被严格限定为让每个人都掌握一些知识，孩子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进度学习，在必要的时候重复学习，那么大多数孩子都能在上学的几年间学到点儿东西。此外，有天赋的孩子还有可能会在这一过程中发现自己的才能。不过，要想与那些上精英学校的孩子取得同样的成绩，他们的确还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但如果他们学会相信自己，他们就可能抓住一次机会，当这一体系愿意帮助他们实现其目标时尤为如此。要想建立一个能够向每个孩子提供机会的学校体系，首要的一步或许就是，认识到学校的服务对象是其现有的学生，而不是他们可能想要的学生。

第五章
帕克·苏达诺的大家庭

桑 贾伊·甘地是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的小儿子，也是她的法定继承人。不幸的是，桑贾伊1981年死于一场坠机事故。他认为，人口控制是印度发展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所谓的非常时期（1975年年中—1977年年初），人口控制成为桑贾伊多次公开露面所探讨的一个主题。在这一时期，民主政权瓦解，桑贾伊虽然没有任何官职，却公开地活跃于政治领域。“‘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得到‘最高的重视’，”他在一次简短的讲话中说道，“如果人口继续以现有速度增长，那么我们的一切工业、经济及农业发展都将毫无意义。”

印度的计划生育具有悠久的历史，该政策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1971年，喀拉拉邦推出流动节育服务，这种“节育阵营”法成为桑贾伊·甘地制订非常时期计划的基石。尽管在他之前的大多数政客都认识到，人口控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桑贾伊·甘地无论是在热情度上，还是能力（及意愿）上，都将这一问题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实行他所选择的政策扫清了很多障碍。1976年4月，印度内阁通过了一项正式的国家人口政策声明，要求采取大量措施鼓励计划生育，其中非常显著的一个措施就是，对于同意做节育的人给予丰厚的经济奖励，如多付一个月的工资或优先进入福利分房名单。更可怕的是，政府居然授权每个城邦制定强制节育法（对象为子女超过两个的人）。尽管只有一个城邦提议制定这项法律（但未通过），但各个城邦都因此受到了一定的外界压力，纷纷列出节育名额并努力加以实现。除了三个城邦之外，其他所有城邦都“自愿”选择了比中央政府设定的更高的目标，即在1976—1977年之间，力争实现860万次节育。

一旦提出来，这一目标便不能被忽视。北方邦政府给其主要手下发电报称，“通知每个人，如果不能实现月度目标，他们不仅会被停发工资，还会被停职，受到最严厉的惩罚。立即通知整个机构，继续通过无线电每日向我及部长秘书报告执行进度”。直至乡村级别的每位政府职员（包括铁路稽查员及学校教师）都要了解当地的目标。教师会对学生家长进行走访，并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同意做节育，他们的孩子以后就有可能不被学校录取。有些人乘火车不买票——这是当时穷人的普遍做法——除非他们选择节育，否则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毋庸置疑，这种压力有时还会蔓延至其他领域。尤他瓦是首都德里附近的一个穆斯林村落，一天晚上，该村所有男村民都被警察召集到一起，警察假装送他们到警察局接受罚款，实际上是送他们去做节育。

这一政策似乎已经实现了其短期目标，不过这种激励政策可能会导致实际节育数量的误报。1976—1977年间，报告称825万人做了节育，而其中650万人都显示是在1976年7~12月做的。到1976年年底，21%的印度夫妇都做了节育。不过，该计划不可避免地侵犯了公民的自由，激起了广泛的民愤。1977年，印度最终举行了选举，辩论的一个主题就是关于节育政策的讨论，其口号最具纪念意义——Indira hatao，indiri bachao（大意是“节制性欲，远离印度”）。人们普遍认为，英迪拉·甘地之所以会在1977年的大选中失败，部分原因就在于这一计划使其失了民心。因此，新政府立即推翻了这一政策。

这一举措包含着一种历史学家所喜欢的讽刺意义，即从长远角度来看，桑贾伊·甘地反而促进了印度人口的快速增长，这一点不难理解。由于非常时期的大肆宣扬，计划生育政策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阴影，并且长期存在——有些城邦（如拉贾斯坦邦）仍然本着自愿的原则推广节育政策，但除了当地的卫生机构，似乎没有人对此感兴趣。然而，对于国家动机的普遍怀疑，似乎也成了非常时期最顽固的“残留物”。例如，人们仍然常常听说，贫民窟及村里的人拒绝注射小儿麻痹症滴剂，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给孩子做节育的一种秘密手段。

这一特别情况及中国所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都是加强人口控制措施方面最有名的例子，其实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有某种形式的人口政策。1994年《科学》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称，人口理事会（The Population Council）的约翰·邦加茨预计，到1990年，第三世界85%的人口所生活的国家中，其政府都会明确表示人口过多，需要通过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予以控制。

今天，整个世界都在担心人口增长问题，这方面的确存在着很多原因。杰弗里·萨克斯在其《共同财富》（Common Wealth ）一书中谈到了这些原因，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因素就是人口增长对环境的潜在影响。人口增长会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并导致全球变暖。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区，饮用水逐渐减少，部分原因也在于人口的增长。同时，人口增长还意味着对粮食的需求加大，因此需要更多的水用于灌溉（70%的淡水可用于灌溉）。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1/5的人口生活在淡水稀缺的地区。这是极其严峻的问题，但那些想多要几个孩子的家庭却并不把这当回事，或许这就是政府出台某种人口政策的原因。问题在于，要想制定一种合理的人口政策，我们需要搞清楚为什么有些人会生那么多孩子：他们自己不能控制生育吗（如采取避孕措施），还是他们不想节育？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理由是什么？

人口多的家庭错在哪里？

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较慢。例如，埃塞俄比亚妇女的总生育率 ^[1] 为每个妇女生6.12个孩子，其贫穷程度是美国的51倍，而美国的总生育率仅为2.05。

这种有力的联系使很多人（包括那些学者及政策制定者）相信，托马斯·马尔萨斯18世纪所提出的那个古老观点是正确的。他认为，国家拥有多少资源基本上是固定的（他擅长以土地为例），因此人口增长一定会使国家变得更穷。根据这一逻辑，黑死病在1348—1377年间导致了英国一半人口的死亡就成就了随后的高薪时期。近期，也就是艾滋病泛滥非洲的时期，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阿尔文·扬重申了这一观点。他在一篇题为《死者的礼物》（The Gift of the Dying ）的文章中称，非洲未来的几代人将受益于因这种传染病而导致的生育率降低。这一生育率的降低既有直接原因，即人们不愿进行未受保护的性生活，也有间接原因，即劳动力的减少使更多女性选择工作，而不是生孩子。扬估算，在未来几十年，南非人口的减少足以抵消很多艾滋孤儿缺乏适当教育所带来的影响。由于艾滋病毒的直接影响，南非的富裕程度将增加5.6%。他通过观察进行了总结，这无疑是为了他那些过分挑剔的读者，“人们不能无休止地哀叹发展中国家的高人口增长率的灾难，又总结说人口不增长同样是一场经济灾难”。

扬的文章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就在于，艾滋病毒是否真的导致了生育率的降低。细致的后续研究否定了这一观点。然而，人们大多愿意接受扬的另一观点——降低生育率可以使每个人变得更富有。

不过，这一观点并非如听上去那么明确。毕竟，与马尔萨斯最初提出其论题时相比，今天地球上的人口已增长了很多倍，而且我们大多数人也比马尔萨斯时代的人更富有。马尔萨斯的理论中并没有涉及技术进步这一因素，但它确实帮助人们发掘了很多潜在资源。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更多的人会寻求新的想法，因而技术突破或许更容易实现。的确，在人类史上的大多数时期，人口更多的地区或国家往往发展得比其他地区快。

因此，仅靠理论不太可能解决问题。当今生育率较高的国家更穷这个事实并不完全因为生育率高。真正的原因可能是，生育率高恰恰是由贫穷引起的，或是有第三个原因导致了高生育率及贫穷。经济迅速增长的时期常常伴随着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如20世纪60年代的朝鲜和巴西），即使这一“事实”并不是绝对的。难道很多家庭在经济快速增长时就开始少生孩子，还是由于他们没时间照顾那么多孩子？或者生育率的降低让他们节省了一部分资源用于其他投资？

同样，如果想弄清这一问题，我们就要转换视角，先将大问题放在一边，专注于穷人的生活与选择。首先，我们看看家庭内部的情况：大家庭更穷的原因是其人口太多？他们对于子女教育及健康的投资能力较低？

桑贾伊·甘地的一个著名口号就是，“一个小家庭才是一个快乐的家庭”。通常，这句口号后面还附上了一张卡通图片，上面画着一对笑呵呵的夫妇带着两个胖嘟嘟的小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印度，这是极为常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对此有一个极具影响力的论断。贝克称，每个家庭都面临着一种所谓的“质与量的取舍”，也就是说，一旦有了更多的孩子，每个孩子的“质”就会降低，因为父母为每个孩子投入的食物及教育资源就会更少。当父母相信（无论是对是错）为最有“天赋”的那个孩子投入更多是值得的时候，情况尤为如此。我们已经谈到，这正是S形曲线所反映的情况。这样一来，很多孩子最终会失去决定其命运的机会。如果生在大家庭的孩子接受适当的教育、营养及医疗的概率较小（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力资本投入”），如果贫穷家庭更有可能成为大家庭（比如说他们无力承担节育费用），这就产生了一种跨代传递贫穷的机制，即贫穷父母会生育更多的贫穷子女。这种“贫穷陷阱”或许能为某种人口政策提供根据，即杰弗里·萨克斯在《共同财富》一书中提出的论点。但这是真的吗？生长在较大家庭的孩子具有明显的劣势？在我们对18个国家的调查数据中，我们发现，生于大家庭的孩子一般接受的教育较少，但不一定各地都一样——印尼农村、科特迪瓦及加纳就是例外。然而，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并不存在这样的假设，即由于一些孩子的兄弟姐妹很多，所以他们注定要贫穷，并且受的教育较少。原因也可能是，有些贫穷家庭不仅孩子较多，对教育也并不十分重视。

要想验证贝克的理论并弄清这样一个问题，即家庭人口的增加是否会导致孩子人力资本投入的减少，研究人员尝试研究一些实例。在这些实例中，人口的增加在某种程度上已失去了控制。研究结果令人惊讶：在这些案例中，他们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生在较小家庭的孩子接受了更多的教育。

鉴于全球大多数穷人不使用增育的方法，家庭之所以会意外地生下更多孩子，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生了双胞胎。例如，一个家庭计划生育两个孩子，但产妇在第二次生产时生下了一对双胞胎，这样第一个孩子就比预期多了一个弟弟或妹妹。性别构成是另一个原因。很多家庭常常想要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这就意味着，与已经有了一双儿女的家庭相比，如果一对夫妇两次生育的孩子属于同一性别，那么他们就可能会计划再要一个孩子。如果第一胎是个女孩，她有了一个妹妹，那么与有一个弟弟的女孩相比，前者更可能会有两个或更多弟弟妹妹，因为在子女性别选择技术发明之前，生男生女是没法预测的。以色列一项专门调查家庭大小变化原因的研究表明，大家庭对于子女的教育并无不利影响，即使对于以色列的阿拉伯穷人来说也是如此，这不免有些令人出乎意料。

南希·钱对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效果进行了调查，她发现了一个更具争议性的结果：在某些地区，这一政策较为宽松，允许第一个孩子为女孩的家庭再生一胎。南希发现，由于实行了这一政策，那些多了一个兄弟姐妹的女孩与独生子女相比，接受了更多的教育，这显然有违贝克的理论。

另一项证据来自孟加拉国的蒙塔拉伯。这一地区实施了一项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计划，内容与自愿计划生育有关。1977年，141个实验村中有一半村子被选中接受一项集中计划生育服务计划，即计划生育及母婴保健计划（FPMCH）。每隔两周，一位训练有素的护士会前往已婚育龄妇女的家中，提供计划生育上门服务，但前提是这些妇女愿意接待她。此外，护士还会提供产前保健及疫苗接种服务。这一计划大大减少了出生人口数，或许这并不令人惊讶。到1996年，与未实行这一计划的地区相比，实施这一计划的地区30~55岁的妇女平均少生了1.2个孩子。这一计划还导致婴儿死亡率减少了1/4。由于该计划的直接干预，儿童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因此儿童存活率的提高便与生育率无太大的关联了。不过，尽管生育率有所下降，但由于儿童健康的投资加大，到1996年时，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其身高、体重、入学率或上学年限都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同样，质–量关系似乎没能发挥作用。

当然，这三项研究或许并不能成为定论，我们还需要展开更多的研究。但就目前来说，我们对于有关证据的解读不同于萨克斯《共同财富》中的论点，即尚无有力证据表明，更大的家庭对孩子不利。就这点而论，我们很难证实，全套的计划生育措施可以避免儿童生长在大家庭。

然而，大家庭对孩子无不利影响，这似乎也有些违背常理：如果同样的资源要由更多人来分享，最终有些人就会得到更少。如果孩子没受委屈，究竟是谁吃亏了呢？一个可能的答案就是，母亲。

哥伦比亚的Profamilia生育计划项目表明，这个问题的确令人担心。该项目由年轻的产科医生费尔南多·塔马约于1965年创立，是几十年来哥伦比亚的主要避孕措施提供单位，也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的计划生育项目之一。到1986年，53%的哥伦比亚育龄妇女使用的避孕工具，主要是通过Profamilia获得的。在青春期就通过该计划了解计划生育的女性，其上学的时间更长，而且在正式部门工作的概率更大。

与此类似，受益于蒙塔拉伯计划的孟加拉妇女在身高和体重上均优于对照组，她们赚的钱也更多。避孕措施使妇女对自身育期有了更大控制权——她们所能决定的不仅是可以生几个孩子，还有什么时候生。而且，有明确的证据显示，过早怀孕对于母体健康非常不利。此外，过早怀孕或结婚常常会导致辍学。然而，将计划生育定位为保护母亲的社会愿望衍生了很多问题：如果妇女不介意在错误的时间怀孕，这一切又怎么会发生呢？更为普遍的是，家庭怎样做出节育的决定？妇女在这类决定上有多大控制权？

穷人在生育决定上有控制权吗？

穷人或许无力控制自己的生育，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可能接触不到一些现代的避孕措施。根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进展的官方报告，通过满足现代避孕“未满足的需求”，能将每年的意外怀孕次数从7 500万次减少至2 200万次，每年可减少27%的产妇死亡率。与更加富有及受过教育的妇女相比，贫穷及未受过教育的妇女使用避孕措施的概率更小。此外，近10年来，贫穷妇女对于现代避孕措施的使用率并没有提高。

然而，使用率低并不一定意味着缺乏获取渠道。在计划生育领域，我们也看到了活跃于教育领域的那种供需之战。而且，或许并不令人惊讶的是，供应达人与需求达人常常是同一组人。供应达人（如杰弗里·萨克斯）强调获取避孕措施的重要性，他们指出，使用现代避孕措施的人生育率要低得多；需求达人反驳说，这一关联只能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想降低生育率的人大多能找到正确的避孕法，无须外界的帮助，因而仅仅拓宽获取避孕措施的渠道并无多大用处。

为了确认哪种说法更接近于事实，唐娜·吉本斯、马克·皮特及马克·罗森茨魏希不辞辛苦，找出了印尼几千个地区在1976、1980及1986年的计划生育诊所数量，并将这方面的数据与乡村级生育调查数据进行对比。结果他们发现，诊所较多的地区生育率较低。然而，他们还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生育率的降低与诊所数量的增加并无关联。他们进而认为，计划生育设施会在人们需要的地方提供，但这些设施对于生育率的变化并没有直接影响。在这一局中，需求达人得1分；供应达人得0分。

蒙塔拉伯计划一直是供应达人的代表作。他们声称，提供避孕措施可以发挥作用，至少这是一个仍须讨论的证据。我们看到，1996年，实验区的30~55岁妇女比对照区妇女平均少生1.2个孩子。但蒙塔拉伯计划所做的不仅仅是提供避孕措施，其中一个主要环节就是，一位女性保健工作者每隔两周为足不出户的妇女提供上门服务，打破了对某些地区避孕问题讨论的禁忌。（因此，这一计划的花销很大——当时世界银行的一位经济学家兰特·普里切特估计，与典型的亚洲计划生育项目相比，蒙塔拉伯计划为每位育龄妇女每年提供的花费要比原来花费多出35倍。）因此，该计划直接改变了理想的家庭子女数量，而不是给他们提供某些可以控制生育的工具，这似乎是合理的。此外，自1991年起，该计划实施区域的生育率不再下降，与未实施计划地区之间的差距也开始缩小。1998年，也就是我们记录数据的最后一年，计划实施地区的生育率为3.0%，对照区为3.6%，而孟加拉国其他地区则为3.3%。蒙塔拉伯计划或许只是增强了节育的趋势，该国其他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因此，双方在这一局最多也就打了个平手。

关于哥伦比亚Profamilia计划的研究也认为，该计划对于总生育率几乎没有任何影响。Profamilia计划使妇女一生仅仅少生约0.05个孩子，低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总生育率降低的10%。在这一局中，需求达人得2分；供应达人得0分。

因此，这一数据似乎公平地将胜利送到需求达人的手中：避孕渠道或许可以向人们提供比现有选择更方便的节育方式，让他们感到满意，但这似乎并不能降低生育率。

性、校服与大款

然而，扩大避孕渠道的好处在于，帮助青少年推迟怀孕期。Profamilia计划在哥伦比亚做到了这一点，它帮助妇女找到了更好的工作。遗憾的是，在很多国家，青少年被禁止获取计划生育服务，除非他们的父母提供正式许可。青少年的避孕需求最有可能得不到满足，主要是因为，很多国家不承认青少年性行为的合法性，或者认为青少年控制能力不强，不能正确使用避孕措施。结果，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及拉丁美洲，青少年的怀孕率极高。世界卫生组织称，科特迪瓦、刚果及赞比亚的青少年怀孕率超过10%，而在墨西哥、巴拿马、玻利维亚及危地马拉，青春期女性的生育率在8.2%~9.2%之间（美国是发达国家中青少年怀孕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每100名青春期女性的生育率为4.5%）。此外，在这一问题及性传播疾病（包括艾滋病毒）的问题上，我们所付出的那点努力似乎并没切中要害。

埃斯特在肯尼亚发现了一个明确的例子，证明了这种错失良机的后果。在帕斯卡利娜·迪帕和迈克尔·克雷默的协助下，她对一些女学生进行了追踪调查，这些女学生的年龄在12~14岁之间，没怀过孕。通过对她们进行一年、三年及五年的调查，她们的平均怀孕率分别为5%、14%及30%。青少年怀孕不仅本身令人不快，还标志着危险的性行为。在肯尼亚，这意味着怀孕者更容易染上艾滋病毒。肯尼亚解决这一问题的官方策略，也是民众团体、各类教堂及国际组织与政府协商的一种微妙权衡的行为，即强调禁欲是唯一安全的解决办法。其策略为：禁欲（Abstain）、忠贞（Befaithful）、使用避孕套（Condom）……否则你就会死去（Die）（简称“ABCD”策略）。在学校，孩子们接受的教育是避免婚前性行为，对于避孕套则不会加以讨论。美国政府多年来一直鼓励这一做法，并将预防艾滋病的经费专门用于禁欲计划。

这一策略认为，青少年的责任心不强、不够理性，无法权衡性行为及使用避孕套的代价及好处。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不接触性（或至少避免婚前性行为）则是保护他们的唯一方法。然而，埃斯特、帕斯卡利娜·迪帕和迈克尔·克雷默在肯尼亚开展的几个同期实验表明，事实恰恰相反，在选择性行为对象及性行为条件上，青少年往往会表现得十分谨慎。

在第一项研究中，为了对“ABCD”策略进行评估，研究人员随机选择了170所学校，安排教师接受关于“ABCD”课程教学的培训。结果并未出乎意料，这一培训增加了学校关于艾滋病教育的时间，但所报告的关于艾滋病性行为及认识并没有变化。此外，通过在干预实施后对他们进行一年、三年及五年的跟踪调查，无论是在教师接受了培训的学校中，还是在教师未接受培训的学校中，青少年的怀孕率都是相同的，这表明，危险性行为的范围并没发生任何变化。

在相同学校开展的另外两个策略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第二个策略只告诉女孩们一些她们不知道的知识，即较年长的男人比较年轻的男人更容易感染艾滋病毒，15~19岁的女性感染艾滋病毒的概率是同龄男性的5倍。这似乎是由于年轻女性与感染率较高的年长男性发生性行为而引起的。“甜爹”计划只是告诉学生们，哪一类人群更容易感染艾滋病毒。其目的是减少女性与年长男人（即“甜爹”）的性行为，但有意思的是，该计划还旨在促进女性与同龄男性受保护的性行为。一年之后，在未接受该计划的学校里，女孩们的怀孕率为5.5%；在接受了该计划的学校里，女孩们的怀孕率为3.7%。这一比率的降低主要是由于，性伙伴为年长男性的女性的怀孕率降低了67%。

第三个计划只是通过提供校服，让女孩们更容易待在学校里。一年之后，在提供校服的学校里，女孩们的怀孕率从14%降至11%。更明确一点儿说，那些因免费校服而待在学校里的女孩们，每三人中就有两人推迟了其初次怀孕的时间。令人好奇的是，只有在那些教师未接受新式性教育课程的学校里，才集中体现了这一效果。在那些提供艾滋病教育及校服计划的学校里，女孩们的怀孕率与未实行任何计划学校中的女孩并没什么差别。艾滋病毒教学课程并没有减少青少年的性行为，反而抵消了校服的积极作用。

将这些不同的结果整合起来，一个完整的图景便显现了出来。肯尼亚的女孩大都知道，未受保护的性行为会导致怀孕。但如果她们认为，一旦为有钱的“甜爹”生下一个孩子，那么他一定会负责任地照顾自己，因此怀孕或许也并不是什么坏事。实际上，对于买不起校服而不能留校的女孩来说，相对于那种未婚辍学女孩的一般结局——只是待在家里成为全家的负担，成家、生孩子或许是一个较有吸引力的选择。而较为年长的男性往往成为更具吸引力的伴侣（至少在女孩不知道他们更有可能携带艾滋病毒的情况下），因为年轻一点儿的男性还没能力成家。女孩们因校服而留在学校里，并因此而避免了怀孕，从而降低了生育率。但由于性教育计划鼓励结婚而不鼓励婚前性行为，因此这一计划只对那些为自己找丈夫（在一定程度上是位“甜爹”）的女孩有效，并会抵消校服的作用。

有一点毋庸置疑：在很大程度上，穷人（即使是少女）对于自身生育、性欲及节欲方式（或许是些不太好的方式）的选择都极为谨慎。如果明知怀孕对于自己来说代价很大，却仍然这样选择，那么这就说明她们是主动的。

谁的选择？

然而，当我们思考生育这一选择时，立即会产生一个问题，即生育是谁的选择？生育决定是由一对夫妇做出的，但女性最终将付出生孩子的大部分身体代价。毫无疑问，她们对于生育的选择与男人迥然不同。在一些关于理想家庭规模的调查中，男性和女性需分别回答一些问题。与自己的妻子相比，这些男性常常表示大家庭更理想，并且始终对避孕措施的要求较低，因此女人在家里有多大决定权就显得尤为重要。例如，一个女人比她的丈夫年龄小很多，接受的教育也少很多（这都是早婚所造成的后果），她会发现自己很难和丈夫对抗。这种情况似乎有一定的必然性，但这也取决于她能否找到一份工作、她是否有离婚的自由及离婚后的生存选择。当然，这种可能性还取决于她与丈夫所处的受公共政策影响的法律、社会、政治及经济环境。例如，在秘鲁，如果妻子拥有财产权的话，她所在的家庭就会拒绝生育（相对于那些女人没有财产权的家庭），不过财产权要写在妻子与丈夫的共同名下才可以。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在女人有财产权的情况下，她就会在家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因而在决定家庭成员数量上拥有更大的权威性。

夫妻之间的矛盾也表明，尽管避孕本身对于降低生育或许没多大作用，但避孕方法上的小小变化却可能产生不一样的效果。纳瓦·阿什拉夫和埃里克·菲尔德向赞比亚首都卢萨卡836位未婚女性提供了一种凭证，使她们可以与一位计划生育护士私人预约，免费享受一系列现代避孕措施。有些女性是自己来领凭证的，有些则是当着自己丈夫的面领取的。阿什拉夫和菲尔德发现，这两种情况的差别很大：与当着丈夫的面领证的妇女相比，单独领证的女性拜访计划生育护士的概率高出23%，要求获得一种隐蔽避孕形式（注射避孕法或避孕品植入）的概率高出38%，在9~14个月后意外分娩的概率降低了57%。蒙塔拉伯计划比其他计划生育活动更频繁地改变生育选择，原因之一或许就是，通过对妇女进行家访（假定她们的丈夫不在家），女性保健工作者可以让她们在丈夫不知情时采取计划生育措施。相反，对于那些受限于足不出户的传统（一个女人被禁止单独出门）的女性来说，她们需要丈夫陪同自己去市中心接受服务，这种情况或许会使她们改变主意。

蒙塔拉伯计划效果显著（特别是在早期），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该计划会加快社会变革。生育转型需要一定时间，原因之一在于，对于这个问题有发言权的不是夫妻，而是大众。生育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社会及宗教准则，违反这一准则就会受到惩罚（被排斥、嘲笑或宗教制裁）。因此，真正重要的是，社区如何定义这一行为。在实施蒙塔拉伯计划的地区，这种变化的速度比其他地区更快——社区保健工作人员一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充满自信的女性，这不仅体现了一种新的准则，也为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了改变准则的信息。

凯文·孟希对蒙塔拉伯计划中社会准则的角色进行了研究。他谈到，一位年轻女性这样描述自己与同龄人之间的讨论：“我们应该生几个孩子，哪种方法对于我们来说最合适……我们是否应采取计划生育措施……我们过去常常从用过（避孕方法）的人那里寻求答案，如果一对夫妇采取了这样的方法，这一消息就会迅速传播开来。”

孟希发现，在实施蒙塔拉伯计划的村庄，都会有一位社区保健工作人员。在过去6个月里，如果同一宗教信仰的村民使用避孕措施的频率较高，那么女性自身采取避孕措施的概率也会更大。虽然村里的印度教徒及穆斯林都能接触到同一位保健人员，而且获取避孕措施的方式也是一样的，但当穆斯林看到其他穆斯林采取避孕措施时，他们便会照做，印度教徒也是如此。而印度教徒采用避孕措施却对他们的穆斯林邻居毫无影响，反之亦然。孟希认为，这一模式无疑意味着，女性会在社区内逐渐了解可接受的行为是怎样的。

在传统社会中，讨论社会准则的变换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例如，要提出某些问题并不容易（避孕会违反宗教教义吗？会不会让某人永久丧失生育能力？应到哪里获取避孕措施？），因为提问本身就反映出一个人的倾向。结果，人们常常从最不安全的渠道获取信息。在巴西这个天主教国家，计划生育并不为国家所提倡。然而，电视剧非常受欢迎，特别是环球频道黄金时间播出的肥皂剧。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收看环球频道的范围迅速扩大，肥皂剧的收视率也有所上升。20世纪80年代，肥皂剧进入热播时期，而剧中的人物无论是从阶级还是社会态度上看，都与普通巴西人相异：尽管普通巴西女性在1970年差不多都有6个孩子，但肥皂剧中大多数50岁以下的女性都没有孩子，其余的也只有一个孩子。一旦肥皂剧在一个地区出现之后，那里的新生儿人数便会急剧下降；此外，该地区有孩子的女性会根据肥皂剧中的主角，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字。肥皂剧呈现了一种迥异于巴西人所习惯的那种美好的生活方式，并产生了一些独具历史意义的结果。这并非完全出于偶然——在巴西刻板的社会中，对于很多有创新及进步思想的艺术家来说，肥皂剧最终成为他们的选择出路。

关于“穷人能控制其家庭决定吗？”这一问题，我们似乎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解读。从最明显的层面来看，他们能控制——他们的生育决定是一种选择的产物，而且即使缺少避孕措施，似乎也不会构成一个太大的障碍。同时，他们无法立即控制的某些因素也影响了他们做出这种选择：女性或许会受到不得不生更多孩子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她们的丈夫、婆婆或社会准则。于是，一个不同于桑贾伊·甘地所采用的政策，也不同于当今善意的国际组织所制定的政策的结论产生了：增加避孕措施获取渠道并不足以解决问题。尽管有了巴西电视台的案例，但改变社会准则或许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社会准则或许也是社会经济利益的体现。难道穷人要生很多孩子仅仅因为这是一种不错的经济投资？

养儿防老

对于很多父母来说，孩子就是他们的经济未来：一种保障政策、一款存储产品，也是某种福利彩票，这些东西被统统装进了一个大方便袋。

帕克·苏达诺是印尼西卡达斯贫民窟的一个收废品的人，他有9个孩子和一大堆孙子孙女。苏达诺将自己最小的孩子送到中学读书，他认为这是一次值得一投的赌注。我们问他，有这么多孩子他是否快乐，他回答说“当然”。他解释道，他的9个孩子中有几个混得不错，可以给他养老送终。不过，孩子越多，他们出问题的危险也就越高。实际上，帕克·苏达诺的一个孩子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在三年前就失踪了。苏达诺为此感到很难过，但至少还有8个孩子让他感到欣慰。

富裕国家的很多父母并不需要思考这些，因为他们有其他安度晚年的方式——他们有社会保险、共有基金及退休计划，还有公共或个人医疗保险。在接下来的几个章节中，我们将会详细地讨论，为什么像帕克·苏达诺这样的人无法享受这些服务。现在，我们评论的仅仅是，对于全球大多数穷人来说，子女（还有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等）给父母养老的观念是极为平常的事。例如，2008年时，中国半数以上的老人和他们的儿女住在一起，而70%有七八个子女的老人与自己的孩子同住（这是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年迈的父母还会定期收到来自儿女（特别是儿子）的经济援助。

如果孩子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长期保障方式，那么我们就可以预见到，当生育率有所下降时，财政储蓄就会增加。中国政府对家庭规模实行限制政策使我们看到了这种现象最为突出的实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鼓励生育；1972年，中国政府开始提倡计划生育；1978年，中国政府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后，阿比吉特及两位出生于中国的合作者——南希·钱（在独生子女时代出生的独生子）和孟欣（出生在独生子女政策实行前，有三个兄弟姐妹）对储蓄率进行了调查。与1972年之前生第一个孩子的家庭相比，1972年之后生第一个孩子的家庭平均少要了一个孩子，后者的储蓄率则比前者约高出10%。调查结果表明，在过去30年里，中国储蓄率的增长幅度达33%（家庭储蓄率从1978年的5%增长到1994年的34%）。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因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而导致了生育率的下降；对于那些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家庭来说，效果尤为明显，这符合养儿防老的观点。

这一实验虽然有些极端，但影响深远，因为这次家庭规模的缩小范围广，具有突发性及非自愿性。不过，类似的情况在孟加拉国的蒙塔拉伯地区也曾发生过。到1996年，与未普及避孕措施的村庄相比，在普及避孕措施的村庄中，每家每户的各类资产都得到了大幅增加（包括首饰、土地、牲畜及房屋的装修）。一般来说，与对照区相比，实验区每户家庭增加了价值55 000塔卡的资产（购买力平价为3 600美元，是孟加拉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2倍）。生育率与儿女交给父母多少赡养费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实验区的父母平均每年从子女那里少收2 146塔卡。

家庭规模与储蓄之间的有力联系，或许有助于说明这样一点，即孩子越少并不意味着他们越健康或受教育程度越高——如果孩子少的父母意识到他们将来只能得到较低的现金回报，那么他们就需要提前储蓄更多的钱，这会减少他们投资给孩子的钱。的确，如果给孩子投资会比其他金融资产投资（毕竟养个孩子并不那么费钱）产生更高的回报，那么从长远角度来看，孩子越少，家庭或许会越穷。

同样的逻辑告诉我们，如果父母对女儿会像儿子一样有用不抱希望——比如说，他们需要为女儿结婚准备嫁妆，或者因为女人一旦嫁人，经济就会受制于丈夫——父母对女儿的生活投资会更少。因此家庭不仅会选择要几个孩子最合适，还会选择其性别构成。我们一般认为，生男生女是我们无法决定的，但其实这是错误的：性别选择性堕胎目前十分普遍，而且还非常廉价，父母们可以选择是否要堕掉一个女胎。德里主要道路的分路标上，打着（非法）性别选择服务的广告标签：“现在花500卢比，今后节省5万卢比”（嫁妆）。而且，即使在性别选择性堕胎成为一种选择之前，在一大堆儿童病得不到妥善处理的环境中，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也是摆脱不想要的孩子的一种有效方式。

即使他们的孩子存活了下来，如果父母们偏爱男孩，那么他们或许会一直要孩子，直到生出足够数量的男孩为止。这就意味着，女孩一般都生长在较大的家庭，而且很多女孩都生在那种很想要男孩的家庭。在印度，女婴的母乳喂养期要比男婴短，也就是说，她们开始喝水的时间较早，可能会更快染上通过水传播的致命疾病，如痢疾等。这是将母乳喂养当成一种避孕措施所产生的意想不到的效果。在生下一个女孩之后，父母更可能会早点儿停止母乳喂养，从而增加妻子再次怀孕的可能性。

无论歧视女婴的方式是怎样的，全球女孩的数量过少这一人类生物学始料不及的事实仍然存在。20世纪80年代，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的一篇经典文章中，阿马蒂亚·森计算到，全世界“女性缺口”数量达1亿。这还是在性别选择性堕胎面世之前——自那以后情况越来越糟。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当今的男女比例为124∶100。1991—2001年间（印度最新人口调查时期），印度7岁以下男孩与同龄女孩的比例从105.8∶100上升至107.8∶100。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和古吉拉特邦是印度最富裕的三个城邦，而这里歧视女性的现象也最为严重。2001年，这三个地区的男孩女孩比例分别为126.1∶100、122∶100和113.8∶100。即使根据这些地区自身的报告（其中肯定有“水分”），堕胎的次数也特别多：在有两个女儿的家庭，6.6%的怀孕会以人工流产而告终，7.2%属于“自然”流产。

然而，在女孩更有价值的婚姻市场或劳务市场上，这就不会构成一个问题。在印度，女孩一般不会嫁给本村的人家。通常，大多数女孩都会嫁到距离村子不远不近的地方。结果，当这一婚姻“集中”地区的经济有所增长、更容易找到一个富裕家庭把女儿嫁掉时，我们可以看看发生了什么情况。安德鲁·福斯特和马克·罗森茨维格对此进行了研究并发现，当一个女孩的婚姻前景更明朗时，男女孩的死亡比例便会下降；相反，村里经济的增长导致男孩的投资价值更大时（因为他们都待在家里），男女孩之间死亡率的差距就会扩大。

针对男孩女孩的相对价值，一个家庭会怎样对待女孩，或许最突出的表现来自中国，因为中国是男女孩比例失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毛泽东时代，国家计划农业生产目标针对的是主要农作物。在早期改革时代（1978—1980年），家家户户可以种植经济作物，包括茶叶和水果。在种茶方面，女人显然比男人效率更高，因为茶叶往往需要用灵巧的手指来采摘。相反，男人在种植水果方面比女人更有能力，因为他们更擅长担负重物。南希·钱指出，当我们对改革前后出生的孩子进行对比时，茶叶种植区域（一般为多雨的丘陵地带）的女孩数量有所增加，但在更适宜种植水果的地区，女孩的数量则有所减少。在并不适宜种植茶叶或水果的地区，农业收入在无任何性别区分的情况下全面增长，孩子们的性别构成并未发生任何变化。

这一切所体现的是，传统家庭的运行中暗含着积极与消极的暴力现象。直到最近，这一现象才开始引起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注意——他们总是不愿打开那个藏有真相的“黑匣子”。然而，大多数社会都理解父母们的善意，他们想确保自己的孩子吃饱饭、有学上、懂社交，受到更全面的照顾，但也正是这些父母扼杀了自己小女儿的生命，对此，我们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他们有能力做到这一切？

家庭

在推广自己的那些理论模式时，经济学家们常常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家庭与独身一人并不一样。我们将家庭看成是一个“单位”，认为家庭所做的决定来自一个人，一家之主会代表妻子和孩子做出一些决定，如家里该买些什么、谁去上学、上多久的学、谁来继承遗产等。他或许是无私的，但显然是全能的。然而，任何有过家庭的人都知道，这并不是真正的家庭运转模式。这种简化的模式具有误导性，忽视家庭内部复杂的动态变化会产生重要的政策性后果。例如，我们已经看到，给予女性正式的名下财产权对于其生育选择十分重要，这并不会改变她关于生几个孩子的想法，而会使她的想法变得更有分量。

这种最简单的模式忽视了家庭运转方式的重要方面，对这一点的认识使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们重新审视了这一问题：家庭决定被看作是家庭成员之间（或者至少是夫妻双方）谈判的产物。夫妻双方讨论着该买什么、到哪儿去度假、谁应该干几个小时的活儿、生几个孩子，但他们的讨论方式会尽可能地照顾到双方的利益。换句话说，即使他们在怎样花钱方面有分歧，如果一方在不伤害另一方幸福的前提下可以更快乐，那么他们就会妥协并达成一致。这种家庭观念常常被称为“有效家庭”模式。这种模式让我们认识到，家庭有一定特殊的地方——毕竟，家庭成员并非是因为昨天才见面就被永久地拴在一起。因此，他们可以就其所有的决定进行讨论（这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确保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做得更好。例如，如果一家人开了一个小公司（农场或是小生意），他们应始终努力赚更多的钱，以使其他家庭成员获益。

克里斯托弗·尤拉在布基纳法索农村对这一推测进行了验证，那里的每一位家庭成员（丈夫和他的妻子，或几个妻子）都不在同一块地里干活儿。在一个高效的家庭里，所有的投入（家庭劳力、化肥等）都应以使家庭整体收入最大化的方式，分配到各个不同位置的田地。相关数据也准确地反映出了这一观点。然而，与男性负责耕种的田地相比，由女性负责耕种的田地一般只能分到较少的化肥、男性及儿童劳动力。结果，这些家庭的产量一般都较低。在一块地里用一点儿化肥就能大大增产，但将用量增加到这一原始水平之上并没有多大用处。最有效的是，在每块地里都用一点儿化肥，而不是将所有化肥都用在一块地里。然而，布基纳法索家庭的大部分化肥都用在了丈夫耕种的地里：通过将部分化肥及少量劳动力分到妻子的地里，家庭便可以增产6%而不需额外投入。有些家庭实际上是在浪费钱，因为他们无法就如何有效地使用现有资源达成一致。

这其中的原因似乎也很明确：即使同属一个家庭，丈夫地里的产量似乎也决定了他的消费能力，妻子的情况也是一样。在科特迪瓦，男女有种植不同作物的传统。男人种植咖啡和可可粉，女人种植香蕉、蔬菜及其他粮食作物。不同的作物受天气的影响也不同，降雨量大对于男人的作物来说或许是个好年头，而对于女人的作物来说则是灾年。在与尤拉共同开展的一项研究中，埃斯特发现，在男人的好年头里，男人在烟酒及个人奢侈品（如服装的传统饰品）上的消费更大；在女人的好年头里，虽然更多的钱也花在了女人喜爱的小东西上，但她们也会为家里买更多的食物。这些发现令人好奇的地方在于，夫妻似乎都不会给对方买“保险”。他们知道彼此将长期生活在一起，丈夫可以在自己的好年头里给妻子买点儿礼物，并在自己的坏年头里得到妻子的礼物。在科特迪瓦，这种非正式的“保险”在同族的家庭之间很常见，但他们为什么不在家庭内部实行呢？

在那里，我们发现，每个家庭都不一样。在这类家庭中，还有第三个“成员”——不起眼的山药。它既有营养又便于储存，是该地区的一种主食。山药一般是男人种植的作物，但法国人类学者克劳德·梅拉苏表示，山药并非是男人可以随意卖掉或吃掉的一种作物。它是一个家庭用于糊口的粮食，只有在需要支付孩子学费或药费时才能卖掉，不能用来买新衣服或香烟。而且，当山药收成较好时，一家人的确会消费更多的山药，这或许并不奇怪，但在购买粮食及教育上的花费也会增加。山药可以确保家里的每个人都吃饱饭、有学上。

因此，家庭的特点并不在于家庭成员间的契合度有多大，恰恰相反，他们会遵循社会承认的简单规则，如“你不应卖掉孩子的山药去买耐克牌衣服”，这种规则可以保证他们的基本利益，无须为此进行没完没了的谈判。从这一角度来看，其他一些发现也更有道理。我们看到，当女人在地里的耕作赚了更多的钱，一家人都会吃到更多的粮食。这或许源自梅拉苏所描述的另一个规则：真正负责养家糊口的是女人，丈夫会给她一定量的家用，她的任务就是想出怎样充分利用这些钱。

因此，家庭成员被一条纽带绑到了一起，但这一纽带并不是高效分享资源及责任的能力，而是一种不完整的、粗糙的且常常很松散的“契约”，其中规定了每位家庭成员对于其他成员的责任。这种“契约”或许需要得到社会的强化，因为孩子无法平等地与父母谈判，妻子也无法与丈夫公平地谈判，但社会的发展得益于家庭所有成员对于资源的公平分享。这种契约的不完整性或许反映出了强化较为复杂的事物的艰难性。谁也无法保证父母会喂饱自己的孩子，对于那些不负责任的父母，社会或许只能对其采取制裁或谴责措施。

靠社会准则对规则进行强化所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准则会慢慢地改变，因此那些规则就会面临完全与现实脱钩的危险，有时甚至会带来悲惨的结果。2008年，我们在印尼一个家庭中见到了一对中年夫妇，他们的家是一座绿白相间的竹楼，旁边还有一间更大的水泥房，那是他们女儿女婿的家，女儿在中东做女佣。这对夫妇显然很穷：丈夫总是在咳嗽，头疼也很严重，因此很难去找工作。不过，他看不起医生。夫妇俩的小儿子从中学辍学，因为家里无力承担他去市里的公共汽车费。还有一个4岁大的孩子，她看上去很健康、营养充足，穿得也很漂亮，脚上穿着一双闪闪发亮的鞋子。这是夫妇俩的外孙女，女儿不在时由他们负责照顾孩子。女儿会寄回孩子的生活费，但没有给夫妇俩赡养费。他们似乎是某种传统准则的受害者——结婚后的女儿不负责赡养她的父母，虽然这明显是不公平的，但祖父母仍然认为有责任照顾他们的外孙女。

尽管家庭中存在很多明显的限制，但社会也并没有提供抚养孩子的其他有效模式。而且，虽然终有一天，社会养老金计划及医疗保险会解放当今贫穷国家的老人，使他们不再依靠自己的孩子养老，但这并不一定会使他们（或他们的孩子）更快乐。政策的恰当地位并不是完成取代家庭的作用，我们有时还应避免政策的滥用。这对如何发挥家庭的功能是极为重要的。

例如，目前人们普遍认为，一些公共支持计划向妇女提供资金，如墨西哥的PROGRESA计划，这些计划或许有利于将资源分配给儿童。南非在种族隔离结束后，实行了一种慷慨的公共养老金制度，主要针对那些无个人养老金的65岁以上的男人和60岁以上的女人。在这些老人当中，很多都与他们的儿女及孙子孙女住在一起，家里的钱是公用的。然而，只有在祖母与孙女住在一起时，孙女才会受益——那些女孩一般都发育得很好。但获得养老金的祖父则不会起到这样的作用。还有，只有当女孩的外祖母获得这笔养老金时，这种效果才会显现。

笔者倾向于认为，男人比女人要自私得多。然而，这或许恰恰体现了那些准则与社会期望，也就是我们认为在家庭决定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因素。或许，人们期望女人能将自己获得的意外钱财用来贴补家用，而并不期望男人这样做。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那么不仅谁挣钱很重要，怎样挣钱也很重要：女人或许还未察觉，她们自己付出劳动所赚的钱“属于”其家庭或孩子。有些矛盾的是，或许恰恰是由于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公共政策才会倾向于她们。

现在，我们回到穷人是否想建立大家庭的问题上来。帕克·苏达诺想要9个孩子，他的大家庭并非由于缺乏自控力或避孕措施而形成的，也不是社会强加于他的一种准则（不过他曾做出的决定或许是基于这样的准则，而他的妻子并没有告诉我们她自己的想法）。同时，他相信，抚养9个孩子使他陷入贫穷。因此，他并非真的想要这么多孩子。他之所以需要9个孩子，是因为他不知道到底哪个孩子将来有能力给他养老。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中，他宁愿少要几个孩子，好好地将他们抚养长大，而且他将来也不一定要依赖孩子们。

尽管美国很多老年人都愿意多花一点儿时间，同自己的孩子、孙子孙女在一起（如果电视剧中所演的值得相信的话），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选择——这要归功于社会保险及医疗制度——这种选择对于他们的自尊心及自我认同感很重要。这也意味着，他们不需要生很多孩子，从而确保将来有人照顾他们。他们想要几个孩子就可以要几个，如果孩子们都不愿或不能照顾他们，公共福利制度则可以完成这一任务。

因此，最有效的人口政策或许就是，让人们觉得没必要生很多孩子（特别是儿子）。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例如医疗保险或养老金）或金融业的发展使人们能够受益于退休金，这会导致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或许还会减少歧视女性的现象。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将探讨怎样做到这一点。

第六章
赤脚的对冲基金经理

对 于穷人来说，冒险不可避免，他们常常自己做着小生意，或是经营农场，或是做零工，基本上得不到任何就业保障。在这样的生活中，一场不好的突变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2008年夏，在印尼万隆省的城市贫民区，伊布·蒂娜和她的残疾母亲、两个兄弟及4个孩子（3~19岁）住在西卡达斯的一间小房子里。三个小一点儿的孩子偶尔还会去上学，但最大的那个孩子已经辍学了。蒂娜的两个兄弟都未成家，一个是按日挣工资的建筑工人，另一个是出租车司机，他们挣的钱供一家人的花销，但似乎永远也不够交学费、不够给孩子买吃的穿的，也不够照顾生病的母亲。

然而，这并不是蒂娜生活的全部。她年轻时在一家服装厂上班，婚后便帮着丈夫打理服装生意，他们手下曾有4个员工，生意也做得不错。但他们信任的一个生意上的熟人给了他们一张2 000万印度尼西亚盾（购买力平价3 750美元）的空头支票，从此他们的麻烦就来了。他们报了警，而警察却向他们索要250万印度尼西亚盾的好处费，说是给了钱才同意着手调查。付了钱之后，警察的确逮捕了诈骗者，由于这个人承诺偿还欠款，因此只入狱一周便获释了。在偿还了蒂娜400万印度尼西亚盾之后（警察后来又要走了200万），诈骗者承诺将慢慢偿还余下的欠款，但此后他便杳无音信。蒂娜和丈夫交了450万的好处费，却只追回了400万的欠款。

在接下来的三四年里，夫妇俩努力工作，试图东山再起，最终通过政府的一个借贷计划，从PUKK贷款了1 500万印度尼西亚盾（购买力平价2 800美元）。他们用贷款做起了服装生意，第一批大订单是短裤。于是，他们从服装厂购置了短裤，将短裤熨平并包装好，但这时订购商取消了订单，结果上千条短裤没人要，他们陷入了手足无措的境地。

一连串灾难给他们的婚姻造成了巨大压力，在第二次祸事之后不久，他们便离婚了。蒂娜带着4个孩子搬到了娘家，还带去了一大堆短裤。我们见到她时，她仍在努力平复自己内心的创伤，她说自己真的没有精力再做生意了。蒂娜认为，等她觉得好一点儿，她会利用母亲房子的一部分，开一家小的杂货店，或许专卖一些穆斯林节日穿的短裤。

更糟糕的是，蒂娜的大女儿需要特殊的照顾。4年前，大女儿曾遭到绑架，绑架她的是住在她家旁边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这个人几天后便放了她，但大女儿因此留下了心理阴影，从此便待在家里，既不去工作也不去上学。

蒂娜是否太倒霉了？从某种程度上看的确如此。她认为，女儿遭到绑架是一次意外事件（不过这还与她们家离铁路很近有关，那里常常住着很多无家可归的人），但她同样坚信，她生意上的厄运其实就是那些小企业主生活的写照。

贫穷的风险

一个国际金融领域的朋友总说，穷人就像对冲基金经理一样——他们的生活充满了风险，而唯一的不同点就在于二者的收入水平。实际上，他对于这个问题的估计过于保守了：与几乎所有的小业主及农场主不同，对冲基金经理不需要承担自己全部的损失。此外，穷人常常要为他们自己的生意筹集所有资金，这些资金要么来源于家里的积蓄，要么是从别处挪借的，而这种情况是大多数对冲基金经理无须面对的。

很多穷人都经营着自己的小生意或农场。在我们针对18个国家的调查数据中，平均50%的城镇穷人从事着非农业工作，而从事农场生意的乡村穷人在25%~98%之间（南非是一个例外，黑人人口有史以来一直被排挤在农业之外）。此外，很多这样的家庭也做非农业生意。而且，大部分由穷人耕种的土地都缺乏灌溉，这使耕种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气。一场旱灾或是雨下得迟一点儿，都会导致未经灌溉的土地农作物歉收，半年的收入也成了泡影。

并非只有业主或农场主才需要承担收入风险。对于穷人来说，按天计算工资的零工也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在农村地区极度贫穷的人之中，半数以上是这样的零工。在城镇地区，零工的比例约为40%。如果这种零工够幸运的话，他们可以在建筑工地或农场找到能持续几周或数月的工作，但通常只能找到几天或几周的工作。零工永远都不知道，手头的活儿干完之后还能不能找到别的活儿。如果生意上出了问题，这份工作立即就会消失，比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提到的帕克·索林，他没过多久就失业了，其原因在于化肥价格和油价的上涨，以及农民劳动力人数的减少。因此，与固定工人相比，零工的工作日更少，很多零工一年也干不了几天活儿。印度古吉拉特邦的一项调查发现，零工平均每年工作254天（上班族为354天，个体户为338天），1/3最底层的零工只工作137天。

农业领域的大灾难，如1974年孟加拉国的旱灾（工资相对于购买力下降了50%，而且据估算，多达100万人死于这场灾难），还有非洲的粮食危机（如尼日尔2005—2006年的旱灾），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但即使是在正常年份，农业收入每年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孟加拉国任何一个正常年头，农业工资可以高出或低于其平均工资水平的18%。而且，国家越穷，这种变数就越大。例如，印度农业工资的变化幅度是美国的21倍。这并不奇怪：美国农民都有保险，他们可以获得补贴，并受益于规范的社会保险计划；即使在收成不好的年头，他们也不需要解雇自己的工人或降低工人的工资。

变化莫测的因素还不只这些，农产品价格的波动也很大。2005—2008年，粮食价格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这一价格彻底瓦解，过去两年来只是涨到了危机前的水平。高粮食价格原则上会受到生产者（农村穷人）的欢迎，却会伤害到消费者（城镇穷人）。然而，2008年夏，粮食及化肥的价格都破了纪录。与我们在印尼和印度交谈过的人都觉得，他们快撑不住了：农民们认为，成本涨得超过了价格；工人们抱怨说，他们找不到工作，因为农民们都在省钱；同时，城镇居民几乎买不起粮食了。问题并不仅在于价格水平，而是这种不确定性。例如，农民要花很多钱买化肥，但他们无法确定，农作物丰收时的价格是否还能保持较高水平。对于穷人来说，风险并不仅限于收入或食品，我们在前一章谈到的健康问题也是风险的一个主要来源。此外，还有政治暴动、犯罪（如伊布·蒂娜女儿的案例）及腐败的问题。

穷人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风险。矛盾的是，有些事件在富裕国家被认为是灾难性的，但这些事件似乎很少在这些国家发生。2009年2月，世界银行总裁罗伯特·佐利克警告全球首脑们：“全球经济危机将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人类危机，除非他们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保护社区中的弱势群体。尽管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专注于拯救银行及激励方案，我们不应忘记发展中国家的那些穷人，如果这些国家的经济发生变动，那些穷人受到的影响会大得多。”世界银行发言人在谈到这一主题时还说道，随着全球需求的下降，穷人将失去他们的农产品市场、在建筑工地的零活儿，以及他们在工厂里的工作。由于缺乏外部援助，并伴随着税收减少的压力，穷国政府将会削减对学校、健康设施及援助计划的预算。

2009年1月，我们和索米妮·森古普塔——当时《纽约时报》驻印度的记者——来到印度孟加拉邦玛尔达农村地区。她想写一篇关于全球危机怎样影响穷人的报道。森古普塔生长在加利福尼亚，但能说一口流利的孟加拉语。别人告诉她，德里很多建筑工地的大量工人都来自玛尔达。而且，森古普塔了解到，德里的建筑业发展得很慢。因此，我们来到了一个又一个村庄，问一些年轻人他们的迁移经历是怎样的。

每个人都认识迁移过来的人。很多人是为了回家过穆哈兰姆月 ^[1] ，印度很多的穆斯林都过这个节。每个人都很乐意和我们谈起他们的移居经历。很多母亲告诉我们，印度南部或北部的一些遥远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如卢迪亚纳、哥印拜陀和巴罗达，他们的儿子和侄子目前就在那儿生活和工作。当然，我们也听到了一些悲惨的经历——一个女人谈起，她儿子因患一种神秘的疾病而死在了德里——但她的口吻却很乐观。森古普塔问：“市里能找到工作吗？”“是的，市里有很多工作机会。”“你听说过裁员吗？”“没有，孟买没有发生裁员，一切都很好”……我们还来到了火车站，想看看是否有人因丢掉了工作而返乡。在那里，我们见到了三个正赶回孟买的年轻人。其中一个人从没来过孟买，其余两个人都是老手，他们向那个没来过孟买的人保证，他一定能在这儿找到工作。直到最后，森古普塔也没写出穷人如何受到全球经济萎缩影响的文章。

关键并不在于，孟买的建筑工作在危机时期没有减少——有些工作的确减少了——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目前最重要的现实问题是机会。他们仍然可以找到工作，工资是在村里干活儿的两倍多。相对于他们的痛苦经历——每天都担心找不到工作——流动建筑工人的生活似乎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当然，全球经济危机的确增加了穷人的风险，但对于他们每天需面对的全部风险来说，这并不算什么。即使没有令世界银行担心的全球危机，情况也会是这样。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期间，印度尼西亚盾贬值75%，粮食价格上涨250%，国民生产总值下跌12%。然而，种植大米的农民（一般是最贫穷的人群之一）实际购买力却提高了。只有政府雇员及工资相对固定的人，才陷入了糟糕的境地。1997—1998年，泰国爆发金融危机，经济下滑10%。即便如此，在接受调查的约1 000人中，2/3的人表示，他们的工资下降主要是因为一场旱灾。只有26%的人说主要原因是失业，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失业并不是完全由这场危机造成的。在很大程度上，对于穷人来说，事情似乎并不比往年更遭，因为他们的境况一直都很糟。他们正在面对一些非常熟悉的问题。在穷人看来，每一年都过得像身处一场巨大的金融危机一样。

穷人不仅过着风险更大的生活，而且同样一场灾难，可能会对他们造成更大的伤害。首先，对于手里本来没有几个钱的人来说，削减消费是极为痛苦的。如果一个不太穷的家庭需要削减消费，家庭成员或许就要少打电话，少买点儿肉，或是将孩子送到更便宜点儿的寄宿学校。显然，这都会令人感到痛苦。但对于穷人来说，大大削减收入可能就意味着一些必要开销的削减：去年，我们在乌代布尔农村地区对一些极度贫穷的家庭进行了调查，其中45%的成年人常常吃不饱饭。这是穷人最憎恨的一件事：与那些能吃饱饭的被访者相比，吃不饱饭的被访者表示，他们过得很不快乐。

其次，当今天收入与未来收入之间的关系呈S形时，与目前的不愉快相比，一场灾难对于穷人的影响或许会更糟。在图6–1中，我们画出了印尼女商人伊布·蒂娜今天收入与未来收入的关系。

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对于几乎没有投资能力的人来说，如果投资回报相对较小，那么就可能会产生一个“贫穷陷阱”。而对于投资能力较高的人来说，投资回报也会更高。伊布·蒂娜显然就属于这种情况。在这个案例中，明天收入与今天收入的关系呈S形，因为她的生意要具备赢利所需的基本规模（在第九章，我们会看到，这是穷人做生意的一个主要特征，因此她的情况很常见）。在灾难之前，她和丈夫手下有4个员工，有足够的钱购买原材料，雇用员工制作服装，这是一个非常赚钱的模式。在这之后，他们能做的只是买进成品短裤并进行包装，这种生意相对来说不怎么赚钱，或者根本就不赚钱。在支票被退回之前，伊布·蒂娜和她的丈夫处于“贫穷陷阱”之外。如果跟随他们的轨迹，我们会看到，他们正沿着最终实现高收入的轨道前进。然而，那场灾难卷走了他们全部的资产，并使他们掉进了“贫穷陷阱”。后来，他们赚的钱越来越少，变得越来越穷：当我们见到伊布·蒂娜时，她已经沦落到需要靠她兄弟的接济生活的地步。因此，这一“S”形世界的一场灾难会产生永久性后果。如果今天收入与明天收入的关系呈“S”形，这个家庭便会脱离通往中产阶级之路，转而踏上永久贫穷之路。

这种情况常常会受到一种心理过程的强化。失去希望，感到没有出路，这会大大降低人们渡过难关所需的自控力。我们在第二章看到，帕克·索林就属于这种情况，他曾在农场工作，但现在只是偶尔钓钓鱼。伊布·蒂娜也是一样。他们似乎都不具备振作起来、从头再来的心理素质。我们在乌代布尔见到了一个人，他在回答一个标准的调查问题时说，他曾经感到“担忧、紧张和不安”，这甚至影响了他一个多月的日常活动，如睡觉、工作和吃饭。我们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因为他的骆驼死了，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哭泣，并总感到紧张。我们接着问他，是否曾想办法治疗这种抑郁症（比如找朋友、医疗保健人员或传统医生谈谈心），他似乎很不耐烦地说：“我失去了我的骆驼，当然会伤心了，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这种影响或许还来自其他一些心理因素：面对风险（不仅包括收入风险，还有死亡或疾病的风险）会使我们为此担忧，而担忧会给我们带来压力，产生抑郁情绪。在穷人当中，抑郁的症状更为普遍。我们在感到压力时更难集中注意力，这可能会降低我们的效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贫穷与身体所分泌的皮质醇水平密切相关，因为皮质醇水平标志着压力的大小。相反，当家庭成员接受某种援助时，他们的皮质醇水平就会有所下降。例如，与母亲未接受墨西哥现金转移计划的孩子相比，受益于该计划的孩子的皮质醇水平要低得多。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皮质醇会直接损害人的认知及决策能力。由压力释放的皮质醇会影响大脑的部分区域，如前额皮质、类扁桃体、海马区，这些都是认知功能的重要区域；特别是前额皮质，该区域对于抑制冲击响应很重要。因此，将实验对象置于实验室的压力环境之下、面对不同的经济选择时，他们不太可能会做出理智的决定。

障碍

穷人怎样应付这些风险呢？在面临工资或收入下降时，穷人的一个自然反应就是，增加工作量。然而，这有时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如果在时局不好时（例如一场旱灾或成本价格上涨），所有的穷人都想增加自己的工作量，他们会相互竞争，导致工资水平进一步下降。如果他们不能在村外找到一份工作，这种情况会变得更严重。因此，在印度那些较为封闭的村庄里，劳力们更难走出去寻找工作，同一类旱灾会对这里产生更为消极的影响。在这些地区，在解决工资降低的问题上，增加工作量并不一定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如果灾后增加工作量并非一个好选择，那么最好的办法常常是，通过业务多元化来缩小风险范围，就像对冲基金经理一样。很明显，穷人为此投入了大量的智慧。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穷人选择了多样化的活动，而不是金融工具。一个关于穷人的显著事实就是，一个家庭似乎会涉足多种职业：在对孟加拉邦27个村庄展开的一项调查中，即使那些声称以耕作为生的家庭，也只是花了40%的时间从事耕作。调查中的一般家庭都有三个成员在工作，涉及7种职业。尽管大多数农村家庭都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但这往往不是他们唯一的谋生方式。这可能是一种降低风险的方式——如果一项活动赔了钱，其他活动还能让他们维持生计。不过，我们将看到，这其中或许还有其他一些原因。

在一个村庄的不同位置有很多块地，这也会使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分散。当村里的一个区域遭受病虫害时，其他区域则可能安然无恙；如果不下雨，在更容易吸收地下水的地里，庄稼存活的概率更大。而且，最令人惊讶的是，同一村庄的不同区域可能会有不同的小气候，这是由暴露程度、坡度、高度及湿度所决定的。

临时性迁居也可以从这一层面来加以解释。一家人全都迁居城里较为少见。通常情况下，选择迁居的家庭成员大多为印度或墨西哥的男人或十几岁男孩，还有中国、菲律宾及泰国的女孩，其他人则留在家里。这可以确保一个家庭的财富并未全都押在去城里工作的人身上，还可以保持这个家庭在村里的人际关系。我们将看到，这种人际关系常常是非常有用的。

穷人降低风险的另一种方式是，保守地经营他们的农场或生意。例如，他们或许知道有一种新型农作物的产量更高，却不去耕种这种作物。固守传统方法的一个好处就是，农民不需要去买新的种子，他们可以再种植上个季节省下来的种子——新种子常常要花费很多钱。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下，农民们能赚到几倍于投资新种子的钱，但作物歉收情况还是有可能出现的（比如不下雨），到那时，农民就会赔掉用来买新种子的额外投资。

家庭还会利用一些富有创意的方式来分散风险。印度的农户利用婚姻作为一种分散大家庭“风险组合”的方式。一个女人婚后搬到婆家所在的村庄，娘家与婆家之间就建立了一条纽带，在遇到麻烦时，两个家族便可以寻求对方的帮助。农户一般会将自己的女儿嫁到不远不近的村庄，既方便与亲家建立关系，气候格局又不会完全相同。这样一来，如果一个村庄受灾，另一个村庄没受灾，他们就能向对方伸出援手。另一种保险的方式或许就是，生很多个孩子。别忘了，帕克·苏达诺有9个孩子，就是为了保证至少有一个能为他养老。

穷人应对风险的所有方法一般都很昂贵。在农业领域就有很好的证明：在印度，有些贫穷农民住在年均降雨量不太正常的区域，他们利用农业投入来获取利润的方式较为保守，且效率较低。如果这些农民住在年均降雨量可预测的地区，那么他们的利润率就会上涨35%。此外，受这种风险影响的只有穷人；对于较为富有的农民来说，农作物利润率与雨水变量之间并无关联，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承担得起作物歉收的损失，因此他们愿意承担这份风险。

贫穷农民常常采用的另一种策略是，做某人的佃农。也就是说，地主支付部分耕作成本并收取部分成果。这种方式以激励为代价降低农民风险：由于知道地主将拿走地里所种任何作物的一部分，农民努力工作的热情就会减少。印度的一项研究表明，与享有自己地里作物所有权的农民相比，佃农所付出的耕种热情将减少20%。结果，这样的土地耕种得较为粗糙，利用率也较低。

很多穷人都身兼数职，但这同样是缺乏效率的。如果不够专业的话，他们很难成为任何一个领域的专家。在城市里，有些女人会涉足三种不同的职业，而有些男人却无法专注于一项工作，因为他们想每隔几周就回到村里。这些人会放弃学习其主业方面的技能及增加经验的机会，进而错失专门从事其擅长领域的收益。

因此，一旦遭受某种冲击，穷人不仅会面临很大的风险，担心坏事的发生，他们充分认识自己潜力的能力也会受到负面影响。

互相帮助

另一个处理风险的方式是，村民们相互帮助，渡过难关。大多数穷人都住在村庄或社区中，他们有一个范围广泛的熟人网络：基于宗教或种族的大家庭及社区。尽管有些灾难会影响到关系网中的每个人，但有些困难则更为具体。如果目前处境好的人帮助了有难处的人，那么当前者有难处时一样可以得到对方的帮助，这样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助人为乐并不仅限于慈善机构。

在克里斯托弗·尤拉所做的一项调查中，这种非正式保障的成效与局限得到了体现。尤拉在尼日利亚乡村地区住了整整一年，他让村民们记录下互相馈赠的每件礼物或每笔非正式借款，以及还款的具体条件。每个月，他都会问村民们是否发生过什么坏事。他发现，无论在任何时候，每个普通家庭都与平均2.5个其他家庭存在借贷关系。此外，贷款条件会根据借贷双方的情况进行调整。当借款人遭遇一次灾难时，他会偿还得少一些（通常少于原始借款量），但如果贷款人遇到难事时，借款人实际上会偿还比借款更多的钱。对于减少每个人所面对的风险，这种密集的相互借贷网络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这种非正式互助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使关系网中所有人的总收入没有改变，但在有些家庭遭遇一次灾难时，他们仍然需要缩减开支。

一个较大的研究机构对这一非正式保险现象进行了调查，通过对科特迪瓦、泰国等一些国家的调查，他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点：尽管传统的互动网络的确有助于分摊灾难的影响，但这种网络所提供的保障并不是完美的。如果风险有了很好的保障，一个家庭的消费水平就应根据其平均收入能力而定，始终保持一个大致的水平：在一个家庭处境不错时，它会帮助别的家庭；而在其境况不好时，别的家庭也会帮助它。然而，我们常常看到的情况并非如此。

特别是健康危机，穷人在这方面极度缺乏保障。在印尼，如果一个家庭成员得了重病，那么这个家庭的消费水平就会下降20%。一项在菲律宾展开的研究表明，在涉及非致命重病的情况下，村庄内部的互助程度非常糟糕。当一个家庭收成不好或家里有人失业时，村里的其他家庭会向其伸出援手。遭遇困境的家庭会收到礼物、无息贷款及其他形式的援助。然而，当个人患上某种疾病时，情况显然就大不相同了，人们普遍认为他的家庭应对此负责。

这种医疗保障的缺乏非常令人惊讶，因为各个家庭的确在其他方面相互帮助。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谈到了伊布·艾姆塔特，她是我们在爪哇岛一个小村庄见到的女人，她的丈夫患有眼疾，孩子不得不辍学，因为她负担不起治疗孩子哮喘病的医疗费。伊布·艾姆塔特向当地放债人借了10万印度尼西亚盾（购买力平价18.75美元），用于支付丈夫眼疾的医疗费。当我们见到她时，她已经欠款100万印度尼西亚盾了（加上逐渐增多的贷款利息）。她非常担心，因为放债人威胁说，如果她还不起钱，就要拿走家里所有的东西。然而，我们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她的一个女儿刚刚给了她一台电视机。女儿自己刚刚花80万印度尼西亚盾（购买力平价150美元）买了一台新电视机，于是决定将那台旧的（仍然很好用）送给母亲。我们有些惊讶：如果女儿留着那台旧电视机，给父母一些钱还款，这不是更合理吗？我们问艾姆塔特：“难道没有一个孩子能帮忙还款吗？”她摇了摇头，回答说孩子们也有自己的困难，他们也要照顾自己的家——她的意思是说，她不愿孩子们以馈赠的形式帮助她。她似乎认为，没有人帮她解决医疗费是很正常的。

为什么人们不向彼此提供更多帮助呢？为什么某些风险未得到很好的规避呢？

对此，我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或许我们不愿向朋友或邻居提供无条件的帮助。一方面，我们或许会担心，保证向某人提供帮助可能会使人们产生一种惰性心理——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或者，人们可能会在没有必要时提出需求。或者，相互帮助的许诺并未真正实现：我帮助了你，但轮到你帮助我时，你却总是在忙别的。

我们为何会不愿帮助别人？这方面的解释似乎有很多。但我们尚不清楚，这是否可以解释不去帮助那些病重的人，因为患病并非一种选择。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非正式保险来自这样一种情况，我们之所以帮助别人，是因为我们日后可能也需要别人的帮助。然而，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例如，或许我们会在紧急关头向邻居伸出援手，但当时我们可能并没想过自己也会遇到这种问题。这可能仅仅是出于看到邻居挨饿而袖手旁观是不道德的。贝奇·哈特曼和吉姆·博伊斯合著了一本关于孟加拉国农村生活的书，书中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书中描述了互为邻里的两个家庭，一个信仰印度教，一个是穆斯林，两家的关系并不是很亲密。印度教家庭失去了主要劳动力，因此一家人都在挨饿。出于绝望，这个家庭的女人常常越过栅栏，到邻居家的院子里偷点儿能吃的树叶。而那个穆斯林家庭知道这一切，但决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穆斯林家庭的男人说：“我知道她的人品并不坏，如果我陷入了她那样的处境，我可能也会偷东西的。当我发现少了点儿东西时，我会努力做到不生气。我总想：拿走东西的人一定比我更饿。”

人们会在彼此遇到难处时互相帮忙，这是出于一种道德责任感，并不是他们盼望着将来能得到回报。这一事实有助于说明，为什么非正式的关系网不具备处理健康问题的能力。即使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如果家里还有饭吃而邻居却在挨饿，他们也会给邻居一口吃的。然而，帮助别人支付医疗费用这类情况已经超出了互助行为的界限：鉴于医疗费用极为昂贵，很多家庭将不得不因此倾家荡产。因此，将健康问题列在助人为乐的基本道德责任之外，还是说得通的。因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种更高的社会契合度。

互助保险是一种助人为乐的道德责任，这种观点说明了为什么在尼日利亚的一些村庄，村民们助人为乐都是从个人出发，而不是大家都去帮助一个对象，虽然以后面这种方式分摊风险会更有效。这或许还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伊布·艾姆塔特的女儿给了母亲一台电视机，却没有帮她支付医疗费。她不想为父母的健康承担全部责任，也不指望其他兄弟姐妹能慷慨解囊。因此，她选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她的父母做一点事情。

穷人的保险公司在哪里？

鉴于非正式互助网络的保障有代价高昂的风险及局限性，我们肯定会想，为什么穷人没有更多的渠道获取正式保险，也就是由一家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然而，任何形式的正式保险在穷人当中都很少见。医疗险、坏天气险，还有牲畜死亡险，这些都是富裕国家农民生活中的标准保险产品，而在发展中国家则多多少少是欠缺的。

既然小额信贷是人人皆知的，对于高尚又有创意的资本家来说，穷人的保险似乎是一个明确的机会目标（《福布斯》专栏称之为“穿不透的自然市场”）。穷人面临着大量的风险，如果保险费用合理的话，他们应该愿意为自己的生活、健康、牲畜或庄稼投一份保。几十亿穷人都在等待着投保，即使每项政策只有微薄的利润，这也是一桩大买卖。同时，这也会为全球穷人带来很大的帮助。这一切似乎只缺少某个组织这一市场的人。因此，一些国际组织（例如世界银行）及大型基金会（例如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投资了数亿美元，鼓励穷人参与投保。

当然，这种保险的提供显然存在很多难处。这是一些基本问题，并不仅限于穷人，但在贫穷国家较为突出，因为它们很难对保险公司进行有效管理，也很难对被保险人实行监督。我们已经提到过道德风险：一旦人们知道自己无须承担全部后果，他们就可能会改变其行为（不那么认真耕种、在医疗方面花更多的钱等）。以医疗保险为例，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没有医疗保险，穷人也总会去拜访不同类别的医疗从业人员。如果能够免费看病的话，他们会怎样呢？医生是否还有理由让病人做一些不必要的化验、为其开一些不必要的药品——特别是在他们有自己的实验室的情况下（美国和印度的很多医生都有自己的实验室），然后到药店去拿提成？一切似乎都表明：病人想看到行动，因此他们更喜欢会开药方的医生，而医生开的药越多，挣得就越多。在卫生保健服务管理不善的国家，任何人都能以“医生”的身份开家药店，为门诊病人提供基于报销制度的医疗保险，这似乎是他们走向破产的第一步。

另一个问题是“逆向选择”。如果保险是非强制性的，那些知道自己将来可能会出问题的人，参保的概率或许更大。这也无所谓，只要保险公司清楚这一点即可，因为这可以折算成额外的费用。然而，如果保险公司并不能确定人们是否因目前需要而参保，他们所能做的只有提高每个人的投保费。不过，更高的费用会使事情变得更糟，因为这会赶走那些觉得自己将来可能不需要保险的人。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更严重了。因此，在美国，人们很难以合理价格参加医疗保险，因为他们无法说服自己的老板为员工投保。所以，价格合理的医疗保险计划一般都是强制性的——如果每个人都必须参保，保险公司就不会承担高风险。

第三个问题是明目张胆的欺诈行为：怎样防止医院给保险公司提供大量虚假索赔证明，或收取病人不必要的医疗费？而且，如果一位农民为自己的一头水牛投了保，怎样才能防止他谎称自己的水牛死了？印度工业信贷投资基金会的纳奇凯特·摩尔和宾杜·安纳斯来自印度的同一金融部门，该部门主要致力于为穷人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他们略带自嘲地对我们讲，很多年前，他们第一次灾难性的尝试是提供牛险：首先，一大堆投保人都声称自己的牛丢了。于是，他们决定，要想索赔死去的动物，主人必须提供死牛的耳朵。结果繁荣了牛耳市场：任何死去的牛无论投保与否，耳朵都会被割掉并卖给那些投保牛险的人。这样一来，他们既可以得到索赔，又保留着自己的牛。2009年夏，在我们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印度IT巨头印孚瑟斯公司创立者、前首席执行官南丹·尼勒卡尼对其独特身份认证的计划进行了说明，因为政府一直要求他为每个印度人提供一种“独特身份证”。他向听众们保证，只需10个指纹及一张虹膜照片，就足以准确地对每个人加以认证。摩尔听得很认真，当尼勒卡尼停顿时，摩尔突然说：“太遗憾了，牛没有手指。”

某些险种比较容易投保，例如天气。如果附近气象台测量的降雨量在特定水平之下，农民就应估算一下保险公司支付给他的钱款数量（根据他所支付的保险费）。由于没有人能控制天气，而且人们无法判断该为此做些什么（不同于医疗的情况，人们必须决定需要哪种化验或治疗），因而不存在道德风险或欺骗行为。

在医保范围之内，为灾难性健康问题投保（重大疾病、事故），似乎比为门诊病人支付费用更容易。没有人无缘无故地想做手术或化疗，而且治疗与否很容易得到验证。虽然过度诊治的危险仍然存在，但保险公司可以就支付哪项治疗费用设限。但这仍然存在一个大问题，即保险公司并不想只有病人来投保。

避免逆向选择的技巧就是，找到出于健康之外的原因集中来投保的目标人群——一家大公司的员工、小额信贷客户、公费医疗者……尝试着让他们参保。

正因为如此，很多小额信贷机构（MFI）想到了提供医疗保险的方法。他们有大量的借款人资源，可以向这些人销售保险产品。而且，由于重大疾病问题，有时原本信誉良好的小额信贷客户也会变成违约者，小额信贷机构投保也将因此承担一定的风险。此外，向客户收取保险费会很容易，因为贷款负责人每周都会与他们见面——实际上，他们可以将保险费折算到贷款中。

2007年时，SKS小额信贷公司是印度最大的一家小额信贷机构。该机构引入了一种名为“Swayam Shakti”的试点医疗保险计划，涉及生育险、住院治疗险及意外事故险。为了避免一些群体进行逆向选择，SKS强制为他们投保该计划。为了解决潜在的欺骗问题，投保收益范围被设限，该计划鼓励客户们前往那些与SKS有长期关系的医院。为了使其更加人性化，去这些医院的客户们获得了一种“无现金工具”：只要他们的治疗涉及一种投保疾病，他们就无须支付费用——SKS会直接向医院支付。

当SKS开始引入这一保险产品时，该公司尝试着强制客户投保。但由于客户提出了抗议，SKS决定只在首次延期时进行强制性投保。结果，有些客户决定不再延期贷款了，于是SKS逐渐失去了提供该保险地区的客户。几个月之后，SKS贷款延期率从60%左右降至50%左右。另一家小额信贷机构的首席执行官问起我们与SKS的合作时，我们回答说正在评估强制性医疗险对小额信贷客户的影响，这位首席执行官听后笑着说：“哦，这我了解！SKS在哪里推出这种强制产品，我们在哪里的客户就会增多。人们都离开SKS加入了我们的机构！”约1/4的客户想继续从SKS借款，但他们又不想参保，于是利用了这样一个漏洞：他们在一年期保险快要到期之前预付贷款。这样一来，当他们延期贷款时，他们仍然巧妙地处于投保期之内，因此不必支付更多的保险费。针对客户的这一手段，SKS决定将这一保险产品变成自愿性的。然而，只有少数客户自愿投保，导致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再次出现。用于每位投保客户的费用迅速增长，由于处于亏损状态，代表SKS提供保险的印度工业信贷伦巴德保险公司决定，要求SKS停止接受新的投保客户。其他一些试图推出类似计划的组织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即客户抗议强制性投保。

小额健康保险并不是唯一遇到麻烦的险种。包括我们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罗伯特·汤森在内的一组研究人员，试图对一种简单天气险的影响进行评估。与我们前面描述过的险种类似，当降雨量少于特定水平时，保险公司会支付一定数量的理赔金给客户。这种产品在印度有两个销售区——古吉拉特邦和安得拉邦——都是干旱少雨的地区。在这两个地区，该产品通过一家知名的小额信贷组织进行销售。该组织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为农民提供并赠送保险服务。总的来看，签约率依然很低：最多只有20%的农民购买了某种保险，而且只有在这家小额信贷机构的工作人员上门销售时，才能达到这一签约水平。此外，即使买了保险的人也没买多少：如果不下雨的话，大多数农民所买的保险只能弥补其2%~3%的损失。

为什么穷人不想买保险？

投保需求低的第一个可能性就是，政府破坏了这一市场。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需求达人的观点：当市场无法发挥作用时，政府或国际机构的供应过大可能就会受到指责。具体而言，当灾难降临时，那些善良的灵魂会伸出援手，因此人们实际上并不需要保险。

在发生大暴雨的年头，印度一些地区争相想被定为“旱灾区”，因为这样就可以得到政府援助。在政府的建筑工地上，人们可以找到工作、分到食物等。但有一点我们应明确，这不过是穷人需要的一小部分。一方面，政府只在大灾发生时才会进行干预，而不会去管一头牛死了或某人被车撞了这类事。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救灾物资分发到穷人手中也不够及时。

另一种可能性是，穷人对保险的概念并不是很了解。的确，保险与穷人接触过的大多数交易并不一样。保险是你预先支付一定费用，为将来生活购买的一种保障，但希望自己永远都不会用到。我们在与SKS客户交谈时遇到了很多人，即使他们在过去一年里没有遭遇过祸事，当他们的医疗保险费不能报销时，他们仍然感到很沮丧。我们当然可以将保险的概念解释得更清楚，但我们很难想象，这些人能够巧妙地发现SKS系统中的漏洞，却搞不清楚保险的基本原理。为了销售天气险，汤森想弄清楚人们是否了解保险的运行方式，于是对此做了一个实验。在拜访每一位农民时，销售人员会大声地向他们简要介绍一种假想的保险产品（温度险），然后向潜在客户提出几个假想的问题，主要是关于这种保险怎样生效的。被访者答对问题的比率为75%。目前，我们尚不清楚，普通美国人或法国人是否能做得更好。因此，毫无疑问，将天气险解释得更清楚，对于农民购买保险的意愿并无影响。

农民能够理解保险的核心概念，以及保险是怎样运行的，他们只是对买保险不感兴趣而已。然而，他们还是会考虑买点儿小东西。在没有任何销售努力的情况下，一次简单的家访会将购买天气险的人数提高四成。在菲律宾，有些家庭被随机挑选出来，完成一份基本调查，其中包含很多关于健康的问题，相对于未填写基本调查的对照家庭，他们最终更有可能会购买医疗险。据推测，回答健康方面的问题提醒了他们可能会发生的情况。

即使没有这些小点拨，鉴于发生问题的概率也很高，穷人为什么仍对保险的好处置若罔闻呢？

我们认为，主要问题在于，由于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一些问题，市场所提供的险种只覆盖了灾难性的情况，这就带来了大量的问题。

可信度始终是保险产品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保险合同要求一个家庭预付一些钱，而他们将来能否得到补偿则是由保险公司决定的，所以这个家庭一定要完全信任该保险公司。以天气险为例，产品销售小组有时会与来自贝司克斯的人一起——贝司克斯是农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组织——有时则单独开展工作。他们发现，与贝司克斯的人一起时，签约率会受到很大影响，这表明信任是一个问题。

遗憾的是，这种可信度的缺乏或许是一种地方病，它取决于产品的性质，以及保险公司应对任何欺诈可能的方式。2009年冬，我们访问了SKS的一些客户，这些客户已决定不再续订医疗险。一位女士说，她去医院看胃病，但后来SKS拒绝给她报销，因此她决定不再续订该保险了。由于该险种只覆盖灾难性问题，胃病虽然很可怕，却并不在报销范围之内。我们不知道她是否了解这种区分——毕竟，她去了医院并在那接受了治疗。她还谈到一位购买了另一种保险的女士，这位女士的丈夫死于一种严重的疾病，但她在丈夫去世前还是花了大笔的医疗费。丈夫去世后，她向保险公司提出了理赔要求，但保险公司拒绝支付，理由是她的丈夫从没住过院。很多女士都被这件事吓坏了，于是她们都决定不再支付保险费。从纯粹法律的角度来看，保险公司显然有权拒绝理赔。但另一方面，还有什么事会比这更具灾难性呢？

天气险也存在着很多类似的问题。庄稼可能会枯死，农民可能会挨饿，但如果气象站所测量的降雨量在标准之上，那么该地区就没有人能得到理赔金。然而，还有很多局部气候：在地区平均降雨量在旱灾线之上的年头，很多农民必须承受与灾难几乎相同的损失，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腐败现象很普遍的情况下，让受难的农民接受气象台的定论并不容易。

第二个问题是时间的不一致，这方面我们已在前文谈过。在决定是否买保险时，我们需要现在付出行动（支付保险费），但回报却发生在未来。这是人类不太擅长的一种推理类型。当保险只覆盖灾难性问题时，这个问题就变得更难处理了：回报会发生在未来——一个特别不愉快的、谁也不愿去想的未来。不去花太多时间预测这些事件，或许是一种自我保护，而且这或许也能说明，人们为什么在答完问卷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时，才更有可能会去买保险。

出于这些原因，小额保险或许不会成为下一个拥有10亿客户的市场机制：对于市场愿意提供的某些保险产品，大多数人都不太喜欢，这似乎还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而另一方面，穷人显然要为此承担难以接受的风险。

因此，政府需要扮演一个明确的角色，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必须取代私人保险市场。但要让一个真正的市场出现，政府必须挺身而出。私人公司可以继续销售其正在销售的险种（有严格限制的灾难险、基于指数的天气险等）。但就目前来说，政府应为穷人支付部分保险费。已有证据表明，这是行得通的：在加纳，当农民享受很大一部分天气险补贴时，几乎所有农民都会购买这种保险。因为对灾难的恐惧会使穷人采取昂贵的缓解对策，保险补贴费用可以由农民的额外收入自行抵消。与未接受廉价保险的农民相比，接受这一保险的农民更有可能为自己的庄稼施肥，因而会获得更好的收成，他们吃不饱饭的可能性也变小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逐渐看到保险的好处，感受到这一市场的繁荣，那么保险补贴或许就可以取消了。即使没有这种可能性，只要穷人无须成为自己生活中的对冲基金经理，并因此而实现巨大的潜在利益，这似乎也是一个利用公共资金促进共同富裕的好方式。

第七章
贷款给穷人：不那么简单的经济学

在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无数水果及蔬菜摊贩站在街角。每个摊贩（常常是女人）都有一个铺着一层帆布的小推车，上面摆着西红柿、洋葱或是她们碰巧正在卖的任何东西。摊贩们早晨从批发商那里进货（常常是以赊账的方式），然后卖一天的货，晚上将欠款偿还给批发商。有时，他们用来装菜、卖菜的推车也是按天租用的。

在很多富裕的国家，这也是商人做生意的方式：他们获得营运资本贷款，用于生产或购买货物，然后用他们的收入支付贷款。很明显，与富人相比，穷人需要偿还的贷款数额要多。在印度陈耐市，如果水果贩早上从批发商那里进了1 000卢比（购买力平价51美元）的蔬菜，那么她晚上平均需偿还批发商1 046.9卢比。支付的利息为每天4.69%。要想搞清个中原因，我们可以先来计算一下：如果你今天借了100卢比（购买力平价5.1美元），那么你明天就要偿还104.69卢比，如果你延迟一天还款，那么后天你就要偿还109.6卢比。如果借款30天，你就欠了近400卢比；而如果借款长达一年，应还款就高达1 842 459 409卢比（购买力平价9 350万美元）。因此，一份5美元的贷款，如果贷款期长达一年，这一债务将接近1亿美元。

这一高额利率呼吁着小额信贷机构立即行动起来。例如，帕德马贾·蕾迪是斯潘达纳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该公司是印度最大的小额信贷机构之一。她告诉我们，她创立该公司的灵感来源于一场谈话，谈话对象是安得拉邦贡土尔市一个拾破烂的人。蕾迪意识到，如果拾破烂的人拥有能买一辆推车的钱，那么，她就无须支付日租金了。省下来的钱，她在几周内就能买到很多推车。不过，那个拾破烂的人并没有能买得起一辆推车的钱。蕾迪问自己：“为什么没人借给他买一辆推车的钱呢？蕾迪说，拾破烂的人给出的解释是，银行不会借钱给他这样的人。他可以从放债人那里借钱，但借款的利息非常高，根本行不通。最终，蕾迪决定借钱给这个拾破烂的人。他如约还清了欠款，很快发达了起来。不久，蕾迪家门口前来借款的人排起了长队。于是，蕾迪决定辞职并创立斯潘达纳公司。13年后的2010年7月，斯潘达纳公司已拥有420万贷款客户，涉及贷款额高达420亿卢比。

穆罕默德·尤努斯被誉为“现代小额信贷之父”，他的观点与蕾迪大致相同：银行不愿与穷人接触。很多意图谋利的放债人和生意人都想抓住这个机会，向借款人收取高额利息。在这种背景下，小额信贷成为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任何人只要不以搜刮穷人为目的，都可以进入这一市场。他们只向穷人收取一点点足以维持运营的利息，或者稍稍赚取一点儿，但不会很多。由于复利的作用，利息稍微下调就能改变客户的生活。以水果商贩为例，假如他们借到了1 000卢比（购买力平价51美元），即使贷款利息很高（比如每月10%），他们也可以用现金买进蔬菜，而不是赊账进货。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就能少付给批发商4 000卢比（购买力平价203美元）的利息，这笔钱足以偿还小额信贷机构的贷款。至少从理论上来说，他们只需几个月就能将生意做大，并摆脱贫穷。

然而，这一简单的情况也会产生问题。陈耐市有很多水果批发商，为什么这些小额信贷机构（或是一位有创意的放债人）不稍稍降低利息呢？这样，它就能一直占领整个市场，并保持一定量的盈余。为什么水果商贩要等待穆罕默德·尤努斯或帕德马贾·蕾迪这样的人呢？

从这个意义上讲，提倡小额信贷的人有些过于保守：在出现垄断的地方，他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引入竞争。另一方面，对于小额信贷消除贫穷的潜能，他们或许有些过于乐观。虽然在各类小额信贷机构的网站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水果小贩变成水果巨头的奇闻，但陈耐市仍然有很多贫穷的水果商贩。即使他们所在城镇中有很多小额信贷机构，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也不会向这些机构借钱。难道他们放弃了摆脱贫穷的机会？还是小额信贷并非像我们听说的那样神奇？

贷款给穷人

穷人很少向正规贷款机构借钱，比如商业银行或合作社。我们在印度乌代布尔农村地区的调查中，约2/3的穷人都借过钱。其中，23%是向亲戚借的，18%是向放债人借的，37%是向店主借的，只有6.4%是通过某种正规渠道借的。银行信贷的低比率也发生在了海得拉巴市区，那里有些家庭的生活水平低于每天2美元，他们的借款渠道主要是放债人（52%）、朋友或邻居（24%）、家人（13%），只有5%的借款来自商业银行。在我们所调查的18个国家当中，不到5%的农村穷人会从银行贷款，城镇穷人会这样做的也不到10%。

从非正规渠道借钱所支付的利息一般都很昂贵。在对乌代布尔地区的调查中，对于那些每日生活水平低于99美分的人来说，他们平均每月要为来自非正规渠道的借款支付3.84%的利息（相当于57%的年利息）。即使是美国的信用卡透支（因其代价昂贵而臭名昭著），相比之下也变得微不足道了。发行美国标准信用卡的银行，其年利率约为20%。那些日消费在99美分到2美元之间的人可以少付一点儿：每月3.13%。这种利率差距的产生有两个原因。第一，贫穷程度越低的人，对非正规贷款渠道的依赖性就越小，对正式贷款渠道的依赖性就越大，因为正规的渠道更廉价。第二，与不太贫穷的人相比，穷人向非正规渠道支付的利息一般会更高。贷款人所拥有的土地每多出一公顷，他每月要向非正规渠道支付的利息就会下降0.4%。

利率会因国家及地域的不同而不同，但底线常常是相同的：正常情况下，年利率在40%~200%（或更高）之间，而穷人需支付的利率比富人更高。令人惊讶的是，即便如此，很多人依然在以这一利率水平贷款。上百万人愿意接受的这一贷款利率水平，一定是美国的救助者所乐于赚取的。那么，为什么投资者不拿着一袋子钱去找他们呢？

并非没人尝试过。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有政府主办的信贷计划，通常附带利率补贴，是专门针对乡村穷人的。例如，自1977年起，印度每在一个城市设立一家银行分行，该银行就需在没有银行的农村地区额外设立4家分行。此外，银行根据政府指示，要将其40%的贷款提供给一些“重要领域”：小公司、农业合作社等。罗宾·伯吉斯和罗西尼·潘德表示，在因这一政策而额外开设分行的地区，那里的人却变得越来越贫穷。

问题在于，这些强制性的信贷计划并非十分有效，违约率出奇地高（20世纪80年代高达40%）。贷款常常受到政治的驱动，而非出于经济需求（在某些地区，大量贷款都是大选之前向农民提供的，因为人们预计这些地区的选举竞争会非常激烈）。而且，这些钱最终都会落到当地实力派的手中。伯吉斯和潘德的研究认为，要想通过设立银行分行为穷人增加1卢比的收入，就需要花掉1卢比以上的费用。此外，进一步研究表明，从长远角度来看，设立更多分行的地区其实会变得更穷。1992年，在印度自由化的改革浪潮中，政府对于在农村开设分行的要求有所下降。而在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类似的趋势，即政府取消了对公共贷款计划的支持。

或许，社会银行实验是一次失败，因为政府不应插手贷款补贴的事务。政客们发现，将贷款用作馈赠非常具有吸引力，没有什么能比无须偿还的贷款更好的了。然而，为什么私人银行不愿意贷款给小企业主呢？这些人愿意每月支付4%的利息，是一家银行普通贷款的几倍，贷款给他们不是更合理吗？通过美国目前的一些网站，我们得知，富国的潜在贷方可以向穷国的企业家们提供贷款，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已弄懂了其他人搞不清楚的问题？

或者，也有可能是，非正式放债人可以做到银行做不到的事情。答案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贷款给更富有的人成本更少呢？

贷款给穷人——不那么简单的经济学

为什么有些人需要支付高利率？一个标准的解释就是，他们违约的概率更高。这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如果仅仅为了维持运营，一位放债人平均每贷出100卢比，他就要拿回110卢比，即如果不发生违约的话，他可以收取10%的利息。但如果半数的借款人违约了，那么放债人就必须向另一半没违约的借款人至少收取220卢比，一共收取120%的利息。然而，不同于那些由政府支持的银行贷款计划，非正式贷款的违约率并不是很高。这种贷款的偿还时间通常会延迟一些，但完全不偿还还是很少见的。一项对巴基斯坦农村放债人的研究发现，放债人所遇到的一般违约率仅为2%。不过他们收取的平均利率高达78%。

问题在于，这种低违约率绝不是自发产生的，这需要贷方付出很大的努力。加强履行贷款合同并不容易，如果借款人挥霍借款，或是遇到了难处，手头没有现金，那么贷方就无钱可收了。在这种情况下，贷方几乎没什么办法收回贷款。因此，借款人即使在自己有钱时也可能会假装没钱，这对贷方来说则会更糟。如果这种情况不加以制止的话，即使借款人的项目获得了成功，贷方也永远拿不回借出的钱。

为了避免各种故意违约的行为，全世界的贷方保护自身的一个办法就是，收取预付定金。有时还会附加担保，也就是所谓的发起人出资，即倡议人出一部分资金。如果借款人违约，贷方可以通过没收附加担保金来实施惩罚。借款人受到的压力越大，其违约的概率就越小。但这也意味着，借款人所做的担保越大，贷方发放的贷款就会越多。因此，我们看到了那条熟悉的规则（至少在无抵押的投机时期之前），即将可贷款数量与借款人的资金现状挂钩。正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人们只会借钱给富人”。

也就是说，更穷的借款人所能得到的贷款更少，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穷人要支付这么高的利息，为什么银行拒绝贷款给他们。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为了收回贷款，贷方需要了解很多关于借款人的信息。有些信息是贷方希望在决定贷款之前就了解的，如借款人是否值得信赖、来自哪里、所做生意的性质、收回贷款方面会不会有问题等。贷方或许还想时刻关注着借款人，时常到他家里去看看，确保贷款以承诺的方式使用，并在必要时推动生意向理想的方向发展。所有这一切都要花时间，时间就是金钱，而利率的提升便会抵消这一花费。

此外，很多此类花费并不是以贷款多少来衡量的。即使贷款额非常少，贷方也必须收集某些借款人的基本信息。结果，贷款额越少，作为贷款一部分的监督费用就会越高，而由于这部分费用要由收回的利息来抵消，利率就会变得更高。

更糟糕的是，这会产生一种经济学家所谓的“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当利率上涨时，借款人有更多理由想办法不偿还贷款。这就意味着，借款人需要受到更为细致的监督，而这又增加了贷款成本。利率会因此而进一步上涨，借款人需要更多的监督，如此循环反复。贷方所承担的风险越来越大，导致利率飞涨。或者，现实中常常发生的情况是，贷方或许决定，贷款给穷人并不可行：他们的贷款额太少，不值得一贷。

一旦我们了解这一点，很多事情便一目了然。贷款给穷人的主要限制在于，收集关于他们的信息会产生费用。因此，穷人大多会向熟悉他们的人借钱，比如邻居、老板、生意伙伴或当地的放债人，这恰恰就是当前正在发生的情况。虽然，这种对于合同执行的强调似乎有些奇怪，但穷人因此会向那些一旦违约就会真正伤害他们的人借款，因为这些贷方无须花那么多时间去监督（借款人不敢犯错），因而贷款会更便宜一些。20世纪60~70年代，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市，很多放债人都是喀布尔人——阿富汗的高个子男人，他们肩上挎着一个布袋子，挨家挨户地假装卖水果及坚果，其实大多是以此为掩护，推销他们的贷款业务。那么，为什么当地人不去开展这些业务呢？最有可能的答案就是，这些阿富汗人以凶悍无情而著称，这种说法来自孟加拉邦学生课本中的一则古老的故事，说的是喀布尔人心肠好，但很暴力，他们会杀掉企图欺骗他们的人。由此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暴徒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最后贷款人”。

在伦敦1999年8月22日的《星期日电讯报》上，可以看到一篇题为“付钱——否则我们就派阉人去见你”的故事，堪称一次对威胁力量的奇特描述。该报道描述了印度的一些收债者利用人们对阉人的传统偏见，让阉人去找那些长期欠款的人收债。因为人们相信，看到阉人的生殖部位会带来厄运，所以一些阉人会根据指示出现在违约者的家里，威胁他们如果不合作就给他们“展示一下”。

收集借款人的信息会产生高额的费用，这就是即使在每个村庄都有几个放债人的情况下，他们之间的竞争也并未使利率下跌的原因。假如贷方在监督放债人方面有所投资，那么贷方就会在借款人心中拥有良好的信誉，借款人很难再更换贷方。如果借款人到别处去贷款，新的贷方要重新付出同样的努力，这又要花上大笔费用，会使利率上涨到更高。此外，贷方会对新客户持怀疑态度：解除与以前贷方的关系很费钱，那么，他为什么还要那么做呢？这样做显然更费钱。在这种情况下，贷方会更为谨慎，而利率也会进一步提高。因此，尽管贷方可以选择，但借款人一般会与自己已经了解的贷方保持关系。而且，放债人会利用这一机会提高利率。

这还可以解释，银行为什么不贷款给穷人。银行职员并不承担必要的监督职责：他们既不住在村里，也不认识那里的人，而且他们的人员流动也很频繁。那些体面的银行是不会与喀布尔人竞争的，银行不会动辄就要打断某人的腿，或是派阉人去找违约者。花旗银行在印度的分行陷入了很大的麻烦，因为有人发现，它们让当地“小流氓”威胁未偿还汽车贷款的人。而且，即使诉诸法律也无济于事。1988年，印度法律委员会报告说，40%的资产清算（破产借款人）案件都会搁置8年以上。站在贷方的角度想想这意味着什么：即使他们肯定能打赢与违约公司的官司，他们也要等7年才能收回抵押款（在此期间，借款人有充足的机会转移资产）。当然，对于贷方来说，借款人的资产在贷款发生时就已贬值了。

纳奇凯特·摩尔当时为印度工业信贷投资银行的副总裁之一，他曾向我们描述，他知道一个让农民偿还农业贷款的绝妙好主意：在支出每笔贷款之前，他会要求农民们提供一张等量钱款的长期支票。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如果农民拒绝还款，银行就可以叫警察来取支票，因为不兑现支票是一种违法行为。这种方法起初还颇有成效，但后来便逐渐失效了。因为警察意识到，他们需要追踪上百张空头支票，于是他们礼貌地告诉银行，这其实并非他们的职责所在。

即使银行成功收回了贷款，也会产生一定的反效果：银行并不喜欢同“农民自杀”的头条新闻扯上关系。要解决这一问题，特别是竞选在即时，政府喜欢勾销一些未偿还贷款。因此，银行干脆就避免贷款给穷人，让放债人来填补这一市场空白。然而，尽管放债人在收回贷款上有优势，但他们要为贷出款项支付比银行更多的钱。这是因为，即使银行支付的存储利息很低（或没有），穷人也愿意将积蓄存在银行，很少有人会将自己的积蓄押给放债人。而放债人所热衷的“乘数效应”及垄断力量，恰恰可以解释为什么穷人要承受如此高的利率。

因此，穆罕默德·尤努斯和帕德马贾·蕾迪的创造性不仅体现在以更合理的价格贷款给穷人，他们还发现了实现这一点的方式。

对于一个大计划的小见解

在20世纪70年代的孟加拉国，孟加拉康复援助委员会及格莱珉银行中出现了并不起眼的小额信贷业务，但这项业务现在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普及。小额信贷触及1.5亿~2亿借款人（主要是女士），并且可以为更多的人所使用。有时，人们将小额信贷描述得就像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角色（双头怪物）——兼具赢利使命与社会使命——而且据大家所说，其在两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一方面，穆罕默德·尤努斯和格莱珉银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并赢得了公众的赞誉；另一方面，2007年春，墨西哥小额信贷公司——康帕多银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创造了商业领域的一次（具有争议的）胜利。此次发行为该公司筹集了4.67亿美元，不过人们也注意到，该公司收取的费用为100%以上的利息（尤努斯对此公开表示不满，将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称为新的高利贷者，但其他小额信贷公司也紧随其后：2010年7月，印度最大的小额信贷公司SKS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筹集了3.54亿美元的资金）。

由此可以看出尤努斯不喜欢沾染高利贷的原因，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小额信贷是一种基于社会目的的变相放债。正如传统的放债人一样，小额信贷机构依赖的是其紧密监督客户的能力，但其中会涉及借款人碰巧认识客户的情况。典型的小额信贷合同允许一组借款人贷款，他们为彼此的贷款负责，因此必须尽量确保其他人按时还款。有些组织希望，一些借款人前来借款时彼此认识，它们甚至通过每周组织活动让彼此熟识。这些活动有助于客户更好地了解彼此，而且在一位组员暂时遇到困难时，其他人也更愿意伸出援手。

正如放债人一样，对于那些彻底违约的人，小额信贷机构会威胁再也不贷款给他们，而且会毫不犹豫地动用其在村里的关系网络，对拒不还款的借款人施压。与放债人不同，小额信贷机构的官方政策就是，永远不使用暴力威胁。羞辱的力量确实不小。我们在海得拉巴市见到一个借款人，她正努力偿还几家小额信贷机构的贷款。她说自己从未拒绝偿还任何欠款，即使她要向自己的孩子借钱还债，或是一天不吃饭：她讨厌信贷职员跑到她家门口，在街坊邻居的面前让她难堪。

小额信贷机构与传统放债人的明显区别在于，前者行事极为谨慎。传统放债人会让他们的借款人选择借款方式及还款方式——有的每周偿还一次，有的不限定还款时期。有些先还利息，钱凑够后再还本金。相反，小额信贷机构的客户一般每周都要偿还一定量的钱，从贷款发出一周之后算起。至少就第一笔贷款来说，每个人收到的钱常常都是等量的。此外，借款人必须要在每周会议上还款，会议召开时间对于每个小组来说都是固定的。这就使得追踪还款情况变得很容易：贷款负责人只需数数手中的钱，看看够不够一个小组该交的钱即可。如果够数的话（情况常常是这样的），他的任务就完成了，可以到下一个小组收钱了。因此，一位贷款负责人每天可收回100~200人的欠款，而传统放债人只能在不知何时才能收回钱的情况下坐等。此外，由于交易非常简单，贷款负责人不需要受过良好的教育或培训，因此成本会有所下降。而且，贷款负责人工资的发放依据是过于夸张的奖励合同，他们需要寻找新的客户并保证每个人都能偿还借款。

所有这些方法都有助于降低贷款的管理费用，我们在前面讨论过，这部分费用因“乘数效应”而增长，导致贷款给穷人变得十分昂贵。这是南亚大多数小额信贷机构的赢利模式，他们贷款给穷人的年利率约为25%，而当地放债人收取的利息一般是这一比率的2~4倍。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的利率则更高（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贷款负责人的工资更高了），有时年利率甚至超过100%。而对于穷人来说，这一选择还是比其他选择廉价得多。例如，在巴西的城市里，小额信贷机构提供的月利率约为4%（每年60%），而最容易的还款方式是通过信用卡还款，月利率在12%~20%之间（每年289%~800%）。然而，违约行为极为少见，至少在不发生政治风波的情况下是如此。2009年，“风险投资组合”（可能会违约的贷款，但并非全部）在南亚低于4%，而在拉丁美洲及非洲国家则不超过7%。因此，小额信贷及其1.5亿~2亿位客户，已经作为最显著的扶贫政策之一得以立足。然而，小额信贷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小额信贷有效果吗？

答案显然取决于你所谓的“效果”是怎样的。对小额信贷较为热情的支持者认为，这意味着改变人们的生活。扶贫协商小组是一个隶属于世界银行的组织，其使命在于推广小额信贷。该组织在其网站“常见问题”板块中报道，“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贫穷家庭可用的金融服务——小额信贷——有助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例如，普及初级教育、减少儿童死亡率及加强女性健康等）。其核心理念是，使女性手中掌握经济权，女人比男人更关注这些方面。

遗憾的是，与扶贫协商小组的主张相反的是，直到最近，关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仍然很少。扶贫协商小组所谓的解决方案其实只是案例，通常是由小额信贷机构自身策划出来的。对于小额信贷的很多支持者来说，这似乎已经足够了。在硅谷，我们见到了一位杰出的风险资本家及投资家，他也是小额信贷的支持者（他很早就支持SKS）。他告诉我们，为了了解真相，他已经看到了够多的“坊间数据”，但这种数据对于怀疑者们来说根本没用。其他地区的很多政府部门也对此表示担心，小额信贷或许会成为“新型高利贷”。2010年10月，即SKS首次成功发行股票仅两个月之后，安得拉邦政府因57位农民自杀而责怪SKS，据说是由于贷款负责人强制性的收款行为，使这些农民受到了难以承受的压力。SKS及斯潘达纳公司的少数贷款负责人被捕，政府因此通过了一项法律，试图阻止他们每周收回贷款的做法。此外，政府还要求还款时要有一位当选官员在场。这表明，借款人不需要着急还款了。到12月初，主要小额信贷机构（SKS、斯潘达纳公司等）的所有贷款负责人仍在坐等，他们的损失在不断上升。SKS的首席执行官维克拉姆·阿库拉证实，自杀的57位农民并没有违约，因此他们的死不可能是由SKS贷款负责人引起的，但这对于解决问题几乎毫无作用。

小额信贷机构缺乏自我辩护的有力证明，一个原因就是，它们一直不愿搜集有力证据来证实其影响力。当我们来到小额信贷机构时（始于2002年左右），我们提议与他们合作开展一次评估，而他们对此的通常反应是：“我们为什么要像卖水果的小贩一样做评估呢？”他们的意思是，只要客户提出更多要求，小额信贷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有好处的。而且，由于小额信贷机构的运营资金充足，并不依赖于慷慨大方的捐款人，因此评估其优点所在是毫无必要的。这听上去似乎有些虚伪。大多数小额信贷机构都需要慷慨大方的捐款人，需要员工拥有高涨的工作热情。他们的工作主要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小额信贷比其他方式更能帮助穷人。有时，这些机构也会享受到政策补贴。在印度，小额信贷具有“优先部门”的资质，它们为银行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激励方案，以优惠利率给它们贷款，这可以说是一种间接的高额补贴。

此外，在做长期决定（例如贷款）时，人们不一定是完全理性的——美国媒体报道过很多这样的故事，人们由于过度使用信用卡而陷入了麻烦。或许，情况并非很多管理人员所认为的那样，人们并不需要贷方的保护。安德拉邦政府认为，借款人在贷款时并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问题，也不知道自己有可能还不了款。

部分原因在于这种立场，还有部分原因是，小额信贷机构的很多领导其实想知道，他们是否真的在帮助穷人。因此，几家小额信贷机构开始对自身的计划进行评估。我们也参与了斯潘达纳公司在海得拉巴市的计划评估。斯潘达纳公司被认为是业内最赢利的机构之一，也一直是政府在安德拉邦的主要行动对象之一。帕德马贾·蕾迪为斯潘达纳公司的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她是一个精力充沛而又充满智慧的女人。蕾迪出生于贡土尔市一个富有的农民家庭，她哥哥是村里第一个上完中学的人，后来成为一位非常成功的医生。哥哥劝说父母让蕾迪上大学读MBA（工商管理硕士），而蕾迪却想帮助穷人，于是她开始在一家非政府组织工作。我们在前面讲过，她后来遇见了那个拾破烂的人，开始从事小额信贷业务。当她所在的那家非政府组织拒绝做这项业务时，她创立了斯潘达纳公司。尽管蕾迪在小额信贷业务上付出很多努力，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她在描述小额信贷的潜在益处时非常低调。对于蕾迪来说，小额信贷的获取渠道非常重要，因为它通过一种以前不可能发生的形式，为穷人勾画出了一个未来，而这只是实现他们美好生活的第一步。无论他们是否购买机器、工具，或是给家里买台电视机，关键的不同之处在于，穷人会在必要时储蓄、争取机会并更加努力地工作，他们不再混日子，而是朝着他们自己想要的一种生活迈进。

或许，由于蕾迪一直非常谨慎，从不去做过分的承诺，因此她同意与我们合作评估斯潘达纳公司的计划。该评估是基于斯潘达纳公司在海得拉巴市某些地区的业务拓展展开的。在104个社区之中，我们随机选择了52个社区让斯潘达纳公司进驻，其余的社区作为一个对照组。

我们对两组社区家庭进行了比较，在斯潘达纳公司开始贷款的15~18个月左右，小额信贷开始发挥明显的作用。斯潘达纳公司社区的人们更可能会经营自己的生意，购买大量的耐用品，如自行车、冰箱或电视。至于那些没有经营生意的家庭，他们在这些社区的消费更多，而经营生意的家庭实际上消费更少，因为他们要节衣缩食，从而充分利用新的机会。目前尚未有明确证据显示，出现了有些评论员所担心的盲目消费。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在有些家庭认为有点儿“浪费”的支出（如茶叶、零食）上，他们花的钱更少了。或许这就像蕾迪所预计的那样，他们对自己的目标有了更好的了解。

另一方面，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生活发生了一种彻底的转变。女人并没有觉得自己拥有了更多的权力，至少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如此。例如，在整个家庭的消费上，她们手中并没有更多的控制权。在关于教育、健康及孩子上私立学校的问题上，我们也没看到任何变化。即使小额信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人们开始做起了新的生意，这种影响力也不是很大。在15个月间，开始做新生意的家庭从5%左右上升至7%以上——这一比率不算低，但也算不上一场革命。

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对这些结果感到很高兴：小额信贷的主要目标似乎已经实现了。对此，我们需要展开更多研究，以证明其合理性。而且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一趋势未来的发展态势。但至今为止，一切都发展顺利。在我们看来，小额信贷已经赢得了自身的一席之地，成为抗击贫穷的关键手段之一。

有意思的是，媒体显然不是这么认为的，他们引入了一些负面的发现，证明小额信贷并非像人们所理解的那样。而且，尽管一些小额信贷机构接受了这样的结果（主要是蕾迪，她说这正是她所预料的情况，并投资展开第二轮关于长期影响的研究），一些国际大型小额信贷机构决定发起反攻。

就在一项研究公之于众后不久，全球最大的6家小额信贷机构——“六巨头”（尤尼特斯公司、美国行动国际公司、国际社区援助基金会、格莱珉基金会、国际机遇及妇女世界银行）——派出代表到华盛顿特区参加一次会议。我们也受到了邀请，同行的还有同事伊巴·达哈里瓦，我们认为，会上一定会对研究结果进行一些讨论。然而，这6家公司只是想了解，其他一些随机的影响力调查何时出结果，以便他们组建一个特别小组，做好应对问题的准备（他们显然已经相信，所有的研究都是负面的）。几周之后，特别小组首次提交了关于损失控制的报告。小额信贷机构回应了来自两项研究（一项是我们的研究，另一项是迪恩·卡尔兰和乔纳森·辛曼的研究）的证据，还有6则借款人的成功故事。此后，《西雅图时报》刊登了尤尼特斯公司首席执行官布里吉特·赫尔姆斯的专栏文章。该文章简洁地指出，“这些研究给人留下了不准确的印象，即扩大基本金融服务获取渠道没有任何好处”。这读起来有些令人惊讶，因为我们的证据与此恰恰相反，小额信贷是一种有用的金融产品。然而，这显然不够。很多主要的小额信贷机构几十年来一直夸大其词，它们显然已相信这种负面的力量，而不是依靠股票和重组，并承认小额信贷只是抗击贫穷可能的方法之一。

幸运的是，这似乎并不是该行业其他机构的选择。2010年秋，在纽约举行的一次会议提出了类似的结果，所有与会人士一致同意，小额信贷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有其优点和缺点。下面我们将看看，小额信贷机构可以为其客户提供哪些更多的服务。

小额信贷的局限性

为什么小额信贷机构以前没有提供更多的服务？既然很多家庭可以通过支付利率来获取资金，为什么他们没有用这笔资金做新的生意呢？部分原因在于，即使能够借到钱（这一情况的成因是第九章关于企业家的中心议题之一），很多穷人也不愿或不能开始做生意。更令人不解的是，即使三家或更多的小额信贷机构为海得拉巴市的贫民提供贷款，只有约1/4的家庭会向其借款，而半数的家庭会以更高的利率向放债人借款，他们几乎不会因小额信贷的出现而改变主意。我们不能完全解释小额信贷为什么不受欢迎，或许与之有关系的正是小额信贷的严格规定及其施加于客户的时间成本。

标准小额信贷模式的严格及规范意味着，一方面，由于组员需要对彼此负责，因此那些不喜欢掺和别人生意的女士便不愿参加；另一方面，组员或许不愿组里吸收那些他们不熟悉的人，因此他们会歧视新人。组员要承担共同责任这一规定会排除那些想要冒险的人：作为一个组员，你总会想让其他组员尽量安全地操作。

贷款支出一周后开始每周还款，这对于那些急需用钱的人来说并不现实，因为他们不确定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开始还款。小额信贷机构的确认识到了这一点，有时他们将紧急的医疗支出排除在外，但这只是人们需要紧急贷款的众多原因之一。例如，你的儿子突然得到一次学习机会，这对他的事业有很大帮助，但学习费用是100万卢比（购买力平价179美元），需要下周日付款。或许，你会向当地放债人借钱来支付学费，然后开始寻找另一份工作，这样就可以还清贷款。然而，小额信贷不会为你提供这种灵活的选择。

同样的要求还会阻碍人们选择一些赚钱慢的项目，因为他们每周都需要有足够的流动资金按期还款。罗西尼·潘德和埃里克·菲尔德劝说印度的一家小额信贷机构——位于加尔各答市的村庄福利协会，允许一组随机选择的客户在得到贷款两个月之后开始还款，而不是一周之后。当对稍后还款的客户与遵循标准还款期限的客户进行对比时，他们发现，前者更可能会做更大更冒险的生意，比如买一台缝纫机，而不是仅仅倒卖莎丽服。这意味着，他们将来或许能赚到更多的钱。然而，尽管客户满意度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这家小额信贷机构依旧决定重新采用传统模式，因为新贷款小组的违约率（虽然非常低）比原计划高出8% 。

总而言之，小额信贷机构对于零违约率的关注确定了它们对其潜在借款人的严格要求。小额信贷精神与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之间显然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因为，企业家精神常常意味着冒险，而且无疑还有偶尔的亏损。例如，在备受争论的美国模式中，破产情况时有发生（或者至少曾经是这样），这并不会留下污点（恰恰与欧洲模式相反），这与企业家文化的活力有着很大关系。相反，小额信贷的规则不容忍任何失败。

小额信贷机构坚持零违约率是否正确？从社会及商业角度来看，这些机构能否做得更好？如制定一些为违约留有一丝余地的规则。小额信贷机构的大多数领导都坚信，情况并非如此，对违约放松限制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不过，他们或许是对的。毕竟，他们的经营环境使其几乎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如果客户拒不还款，就意味着他们将像银行一样，不得不依赖烦琐的诉讼程序来催款。从很多层面来看，他们的成功源于将还款设定为一种固定的社会契约，由整个社区来确保还款，而小额信贷机构会继续提供贷款服务。这种逐渐建立起来的信任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小额信贷机构放弃了承担共同责任的正式要求。的确，一项研究表明，只要客户们定期会面，无论他们是否承担共同责任，他们在还款方面无任何差别（另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客户不是每周会面，而是每月会面，那么该小组的社会关系就会建立得较慢，其违约率最终也会上升）。

然而，基于共同责任的社会平衡及不断发展的关系似乎并不稳定。如果我还款的理由有二，一是所有人都还了款，二是我将来还会得到新的贷款，那么与我是否还款紧密相连的是，我对别人正在做什么以及这一组织的将来是怎样看的。的确，如果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违约，那么我会认为该机构就要破产，并因此不再从那里贷款。结果，当信念有所改变时，情况很快就会有所改变了。

这就是斯潘达纳公司发生的情况，该公司位于安得拉邦的克里斯那地区，这里是印度小额信贷运动的中心地带。该地区的一些官僚及政客们热衷于推广自己的小额信贷品牌，并且决定摆脱竞争。突然，在2005年的某一天，一家当地报纸（在某种意义上是伪报纸）登满了关于蕾迪的故事。有些故事说她逃到了美国，另一些故事说她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其中的隐含意义是，斯潘达纳公司已经没有未来了，因此偿还该公司的贷款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看到的一张“报纸”称，蕾迪自己甚至建议他们违约，因为她已经赚够了钱，并且打算退出了。

这种彻底毁掉一家机构的方式，确实是改变人们信念的一种高超手段：让人们相信一家小额信贷机构没有未来，这是确保其真正没有未来的最简单的方法——因为这样一来，使每个人的收益最大化的做法就是违约。蕾迪几乎要发疯了（虽然她对于自己逃到美国躲债的想法感到可笑——毕竟，借款人手里有她的钱，而不是恰恰相反），但她决定发起反击。她开车跑遍了国内，出现在每个小城镇及大村庄的会议上。她说：“我还在这里，没有去任何地方。”

这一特殊的危机因此而扭转，但几个月之后，即在2006年3月爆发的一则新“丑闻”中，该公司的弱势再次被揭露。这一次，斯潘达纳公司及Share公司（其竞争者之一）被控与大量农民自杀有关。根据媒体一系列新的报道，贷款负责人逼迫客户过度借款，然后对其施加不公正的还款压力。这两家小额信贷机构明确否认了这一指控，但在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克里斯那地区行政长官判决，任何人向斯潘达纳公司或Share公司还款皆是“非法”的。几天之内，克里斯那地区几乎所有的客户都停止了还款。在危机期间，斯潘达纳公司在克里斯那地区的未偿还本金约为5.9亿卢比（购买力平价为3 450万美元），占斯潘达纳公司2006年在印度15%的总贷款额。

各家小额信贷机构的领导纷纷上诉，这一判决结果很快被废除了，但损失却已然铸成。人们还款是因为别人都在还款，而一旦人们停止还款，便很难再重新开始。一年之后，70%的未偿还本金仍未到账。自那时起，斯潘达纳公司的贷款负责人便开始前往每一个受影响的村庄，向他们的客户提供新贷款，但前提是，他们要偿还以前的欠款（无额外利息）。这些提议在某些村庄的确有效，他们目前只需追回一半的未偿还本金，但让别人也照做的压力显然很大。在有些村庄，每个人都会还款。而在另一些村庄，每个人都拒绝还款，甚至包括那些只需几次还款就能得到新贷款的人。即使那些只需一次还款就能得到新贷款的人只还款约150卢比就能得到8 000卢比，他们可以用来还款或是拿在手里，然后再次违约，也还有1/4贷款未偿还。在这些违约者所在的小组中，一般都没有人还款。

尽管没有明确的政治干预，克里斯那还款危机仍在重演。2008—2009年，卡纳塔克邦和奥里萨邦分别爆发了KAS（另一家大型小额信贷机构）破产的事件。由于KAS失去了流动资金的获取渠道，无法发放新的贷款，所以每个人都停止了还款。2010年秋天安德拉邦危机几乎是2006年危机的重演，其所涉及的范围更广。政客们再一次将农民自杀当作攻击小额信贷机构的一种根据，而且在政府介入之后还款便完全停止。这将几家最大的小额信贷机构（SKS、斯潘达纳公司及Share公司）推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这表明，小额信贷机构注重信念的掌控或许是正确的，因此他们有理由更加注重还款规则。即使是为了鼓励人们承担必要的风险而允许违约，也可能会导致社会契约的瓦解，而这份契约正是使他们保持高还款率并享受较低利率的保障。

对还款规则的必要关注表明，对于想要扩大企业规模的企业家来说，小额信贷并非集资的最佳方式。就硅谷或其他地方的成功企业家来说，他们之中有很多人都会遭遇失败。我们看到，对于将大笔资金给予可能会失败的人，小额信贷模式的设计并不适用。这种危机并非出于偶然，也并非是由小额信贷的某种缺陷造成的。这是某些规则实施的必要附属品，这些规则允许小额信贷以低利率贷款给大量穷人。

此外，小额信贷甚至不是一种发现企业家的有效方式，包括那些将进一步创建大企业的企业家。小额信贷鼓励其客户进行安全交易，因此并不能发现敢于冒险的生意人。当然，凡事都有例外——每一家小额信贷机构都会在其网站上夸耀，描述那些小商店怎样发展成了连锁店，但这样的实例太少了。在第一个三年周期，斯潘达纳公司发放的平均贷款仅从7 000卢比（购买力平价320美元）增加至1万卢比（购买力平价460美元），而且几乎没有超过15 000卢比（购买力平价686美元）的贷款。在运营了30多年之后，格莱珉银行的贷款仍然很少。

较大公司怎样集资？

小额信贷不适用于那些借贷金额较大的人，然而，这或许也并不是绝对的。我们看到，相对于更富有的人来说，贫穷的借款人所受到的贷款限制可能更严格。或许这是一种自然的渐进过程——从一家小额信贷机构贷款作为起步，将生意做大，然后转向银行。

遗憾的是，情况似乎并非如此，经营状况稳定的公司更容易获得贷款。这类公司常常要冒这样一种风险，即对于传统放债人及小额信贷机构来说，它们的规模太大了；而对于银行来说，它们的规模又太小了。苗磊是中国杭州一位很有前途的商人，他接受过工程师的培训。2010年夏，他开始做起在当地各家公司安装计算机系统的生意。当时的问题是，他首先需要购买硬件和软件，而他只有在安装完系统之后才能拿到钱。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贷款给他。有一次，他有机会竞标一份利润空间很大的合同，但他手头上的现金显然不够。然而，这一次的诱惑力非常大，他不顾一切地参加了竞标。他还记得自己在公司中标后的那些日子，为了筹钱而四处奔走，但似乎没有任何效果。一旦发生合同违约，他的事业就将终结。在绝望中，他决定玩一次更大的赌博。当时有一家国有企业的合同在竞标，苗磊知道，如果他中了标，他就会得到一笔预付款，用这笔钱他就可以完成第一份合同。然后，他或许可以用第一份合同赚的钱完成第二份合同。他决定全力以赴地竞标——他甚至愿意为了中标而花点儿钱。他还记得那个晚上，他正在等待中标结果。那天，他很早就让员工下班了，一连几个小时，他一直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最后，他中标了，一切都如愿以偿。资金注入，随之而来的是提供贷款的银行家（一旦他的收入超过2 000万元，银行家就会找上门来）。当我们见到苗磊时，他正经营着4家公司。

苗磊拥有很好的学历背景，还具备一种合理的经商模式，但为了生存，他不得不铤而走险。那拉彦·摩尔西和南丹·奈尔肯尼等人尽管拥有印度著名技术学院的学历，却得不到一份贷款来创建印孚瑟斯公司，因为银行家提出，银行看不到贷款所需的抵押资产清单。今天，印孚瑟斯公司是全球最大的软件公司之一。我们可以想象，仍然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因为他们不能在适当的时间得到适当的资金。

即使有些生意可以开始、维持下去并发展到一定规模，但在获取资金方面，它们似乎也要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印度南部城镇蒂鲁布尔是印度最大的T恤产地（印度70%的针织服装都产自这里）。在该地区经营的这些公司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全世界的买主都会到这里下笔大订单。因此，该城镇吸引了全印度那些最有才华的纺织企业家，还有很多当地的企业家，即富裕农民家庭的子孙。毫无疑问，外来者都是这一行业的专家，他们所经营的公司比当地企业家创建的公司效率更高。无论是任何资金水平，这些公司的产出量及出口量都更多。不过，更令人吃惊的是，当地企业家创建公司的启动资金是那些外来者创建公司的三倍多。当地富有的企业家们不会借钱给那些外来者——这一行业的专家，即使没有任何经验，他们也会创建自己的公司。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或者，为什么银行没有介入、帮助那些外来者开创更大的生意？答案是，即使是这样的大公司（一位外来者名下的公司平均有290万卢比的股本，购买力平价34.7万美元），也会遇到我们前面说过的那些问题。当地企业家们创建了自己的公司是因为他们信任自己的社区，而且他们并不确定外来者是否会还款。

发展中国家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尝试利用规定使银行贷款给较大的企业。印度有一个“优先部门”规定，银行要向优先部门提供该部门贷款总额的40%，这些部门包括农业部门、小额信贷机构、中小型企业，也包括一些大公司（最大的公司比印度95%的公司还要大）。而且，公司显然能够高效投资部分资金。1998年，优先部门有所扩大，囊括了一些较大的公司，这些公司通过进入优先部门领域，用额外的贷款进行投资，赚了一大笔钱。贷款每增长10%，还款之后的赢利就会增加9%。这是一个很高的回报率。然而，今天的趋势是消除这种强制贷款，部分原因在于，银行抱怨，贷款给这些公司代价很高、风险很大。

有些人试图找出有潜力的新生意，然后提供投资。中国商人苗磊就是如此，或许这来源于他自己的经验。他从有潜力的新兴公司买入普通股，但我们并未看到中小企业类似的小额信贷变革；尚未有人搞清楚，怎样在大范围内有效地实现这一点。商业环境的改变（如法庭功能的改进）或许能对此有所助益。在印度，法庭诉讼程序的加快促进了还款行动的进行，也带来了更多的贷款及更低的利率。然而，问题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彻底解决。引入还债法庭增加了给予大公司的贷款，减少了给予小公司的贷款。这似乎是因为，银行官员发现，贷款给大公司赢利更高，因为银行能够确保自身收回贷款。

最终，我们将这一问题归因于银行的结构。因为从本质上来说，银行是大型机构，很难鼓励自己的员工对公司进行监督、对项目进行跟踪，并做出赢利性投资。例如，如果银行决定因违约而惩罚贷款负责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银行必须这样做），贷款负责人便会寻找绝对安全的项目，而无名小公司的项目当然不在其列。未来的苗磊或那拉彦·摩尔西或许就得不到贷款。

小额信贷运动表明，尽管困难重重，贷款给穷人还是可能的。尽管有人会争辩，小额信贷机构的贷款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穷人的生活，但小额信贷机构已经发展成了其目前的规模，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显著的成就。很少有项目会覆盖这么多的穷人。然而，该计划的结构是成功贷款给穷人的根本，我们也不指望其成为较大企业创建及筹资的踏脚石。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业来说，下一个大挑战就是找到贷款给中等企业的方式。

第八章
节省一砖一瓦

几 乎在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从市中心驱车前往较为贫穷的乡村地区，令人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那些未建成的房屋。有的房子四面有墙但没有屋顶，有的房子有房顶却没有窗户，未建成的房屋可能只有一两面墙，房梁伸出了屋顶，墙上有画过的痕迹却不完整。在那里，我们看不到水泥搅拌机或泥瓦匠，大多数这样的房子只建了几个月。然而，在摩洛哥丹吉尔市一些较新的社区里，比较显眼的都是一些建好的、刚刚被粉刷过的房屋。

如果你问房主为什么保留未建成的房屋，他们的回答通常很简单：这是一种省钱方式。这种情况听上去很熟悉。当阿比吉特的祖父多赚了一点儿钱时，他就会多建一间房子。一次建一间房子，他家住的房子就是这样建成的。比较穷的人建不起一整间房子。阿比吉特家过去有过一个司机，他偶尔会请一天假，买些水泥、沙土和砖，然后盖房子。他的房子已经建了很多年了，一次只垒100块砖。

乍看上去，未建成的房子似乎并不是最具吸引力的省钱方式。人们不能生活在没有屋顶的房子里；只建了一半的房子下雨天会坍塌；如果在房屋建成之前急需用钱，那么房子就要在这种状态下出售，未建成房子的价值比最初买砖的成本或许还要低。出于这些原因，节省现金（如存到银行）似乎更实用些。等钱积攒到了一定的数目，他们就会至少建一整间带屋顶的房子，一次到位。

如果穷人仍然一砖一瓦地节省，那么原因一定是，他们没有省钱的更好方式。银行是还没找到一种吸纳穷人储蓄的方式，还是将会发生一场“小额储蓄革命”？或者是我们还未想到的一种原因，导致未建成的房屋成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投资？我们是否应为人们超凡的耐心而感到震撼——他们每天的生活费常常低于99美分，而为了建成自己的房屋，他们很多年都享受不到一点点生活乐趣。或者我们应惊讶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一砖一瓦地建房是拥有一所房屋的唯一方式，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存更多的钱，将房屋建得更快一些呢？

为什么穷人不存更多的钱？

鉴于穷人几乎没有获取贷款的渠道，也没有有效的风险应对措施，他们不是应该尽量储蓄更多的钱吗？储蓄可以使他们在遭遇灾年或疾病时有所保障，还可以使他们做点儿自己的生意。

在这一点上，一个常见的反应就是，“穷人怎么存钱？他们没有钱啊？”但这仅仅是一个表面意义：穷人应该存钱，因为他们同所有人一样，都有一个现在和一个将来。他们今天只有一点儿钱，除非他们晚上能捡个装满现金的钱包，否则明天可能仍然只有一点儿钱。的确，他们应比富人有更多存钱的理由。如果他们存了一定的钱，将来就能躲过一场灾难。例如，通过这样一种金融缓冲，印度乌代布尔地区的贫穷家庭在钱花光时就不至于减餐，他们曾说减餐会使他们感到十分不快。同样，在肯尼亚，如果一个市场小贩患上了疟疾，那么他的家庭为了给他买药，就要拿出一部分运营资金，但小贩病好后却很难继续做生意，因为他几乎无货可卖。如果他们以前存了一些买药的钱，不就能避免这一切了吗？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认为，这本来就是穷人的状态——耐心不够、不会未雨绸缪。因此，他们相信，避免穷人陷入懒惰生活的唯一方式就是，如果他们偏离正轨，就以极度贫苦的生活来吓唬他们。所以，他们有噩梦般的救济院（穷人住的地方），还有查尔斯·狄更斯笔下的欠债者监狱。有观点认为，穷人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群体，天生就目光短浅，所以才会贫穷。这种观点一直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延续多年。今天，在小额信贷机构的批评者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相同的观点，他们指责小额信贷机构助长了穷人的浪费之风。诺贝尔奖得主、“现代经济学之父”加里·贝克在1997年的一家报纸上称，拥有财富可以激励人们投入时间，变得更有耐心。其言外之意就是，贫穷会永久性地腐蚀人的耐心。

最近，小额信贷热衷者和其他一些人发起了一项运动，即认识每一个贫穷男人及女人内心的资本主义萌芽。这项运动使我们放弃了对于穷人的这种观点，即穷人并非无忧无虑的，也不是完全无能的。

我们在第六章关于风险及保险的部分提到，穷人实际上始终在担心未来（特别是潜在的灾难），他们会巧妙利用所有廉价的或昂贵的预防措施，降低他们会遇到的风险。穷人在管理自己的经济时，也会表现出同样的聪明才智。他们很少在正式的储蓄机构开户。在我们针对18个国家的调查数据中，在中等发达国家（例如印尼），7%的农村穷人及8%的城市穷人都有正式储蓄账户。在巴西、巴拿马及秘鲁，这一比率低于1%。然而，这些国家的人们也会存钱。斯图尔特·卢瑟福是“安全储蓄”（SafeSave）的创始人，这是孟加拉国一家专门帮助穷人储蓄的小额信贷机构。卢瑟福在两本书中讲述了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即《穷人和他们的钱》 （The Poor and Their Money ）和《穷人文件夹》（Portfolios of the Poor ）。作为这两本书的背景，孟加拉国、印度及南非250个贫穷家庭向调查研究人员描述了其每一笔经济交易，研究人员会连续一年对这些家庭进行走访，每两周一次。他们的一个主要发现就是，穷人找到了很多巧妙的储蓄方法。他们同其他储蓄者们结成“储蓄俱乐部”，其中每一位成员都要确保其他人能够实现他们的储蓄目标。自助小组在印度的某些地区非常流行，在很多其他国家也很常见。它利用全体成员积攒的储蓄，向其组员提供贷款。在非洲，最流行的方式是轮转基金——在说英语的非洲国家，更普遍地被称为“旋转木马”，而在讲法语的国家则被称为“唐提式保险”。轮转基金的成员会定期见面，每次见面时，所有人都将相同数量的钱存入一个公用钱罐。基于轮换的方式，每一次会有一个成员拿走整个钱罐。其他的储蓄安排包括，雇用收款员取走他们的存款并将其存入银行，将储蓄存给当地放债人并留下“看钱人”（免费或收取一点点儿费用、负责照看一小笔钱的熟人）。还有我们看到的，慢节奏地建造一所房屋。美国也有类似的机构，大多是在新移民的社区里。

珍妮弗·奥马是肯尼亚西部布玛拉小镇的一个市场小贩，她充分展示了其聪明才智。奥马贩卖玉米、高粱和豆子。在我们整个谈话期间，她熟练地挑选豆子，将白豆子放到一边，红豆子放到另一边。我们见到她时，她同时加入的轮转基金不少于6家，这些机构只是规模及见面频率有所不同。在其中一家，她每月存入1 000肯尼亚先令（购买力平价17.5美元），而在另一家，她每隔两个月会存入580肯尼亚先令（其中500先令存入钱罐，50先令用于支付茶水、甜点——这是会议场合的必要支出，另外30先令用于福利基金）。在另一家，她的存款为每月500肯尼亚先令，再加上200先令的额外储蓄。然后，还有一个每周轮转基金（每周150先令），有每周见面三次（50先令）的，每天都见面的（20先令）。奥马说，每个轮转基金都有一个独立而具体的目标。到小一点儿的机构存钱是为了她的房租（在她建房之前），而到大一点儿的机构存钱则为了一些长远的计划（例如修缮房屋或交学费）。奥马认为，与传统的储蓄账户相比，轮转基金有很多好处：不收取费用，可以进行小额储蓄，而且在每周存相同数量的钱之后，她会更快地取走钱罐。此外，轮转基金还是一个寻求建议的好地方。

然而，她的储蓄文件夹中并不止6家轮转基金。2009年5月初（在我们见到她之前两个月左右），她从一家轮转基金中取走一笔贷款，用于购买价值6 000肯尼亚先令（购买力平价105美元）的玉米。她还是村储蓄银行的成员，在那里她开了一个储蓄账户，不过目前账户里没多少钱。账户里的钱被她用于在村银行购买了价值12 000先令（购买力平价210美元）的股票。连同她手中已有的一些股票（每张股票允许借款人从村银行借款4先令），她可以借到7万先令（购买力平价1 222美元），为自己建一栋房子。她还存了一点儿私房钱，分别藏在家里的不同位置，用于应对一些小危机，如健康需要等。不过，她还指出，有时健康储蓄也会用于招待客人。最终，很多人都欠了她的钱，包括她客户的1 200先令，还有村银行共同责任组以前一个成员欠她的4 000先令。这个成员已经违约了，他还欠银行6万先令（购买力平价1 050美元），导致该组全体成员都要为他垫资，而他目前仍在慢慢地还钱。

作为一位嫁给了一个农民的市场小贩，珍妮弗·奥马每天的生活费可能低于2美元。然而，她有一组精确协调的金融工具，我们常常会看到这种经济才智。

然而，穷人的所有储蓄才智可能仅仅展示了这样一个现象，他们无法拥有更常规、更简单的选择。银行不喜欢操作小额账户，主要是因为这方面的行政成本过高。吸收存款机构受到严格的监管，理由很充分，政府担心逃债者会卷走人们的存款——但这意味着，相对于银行希望从这类小账户中所赚的钱，操作每一个账户都需要银行职员做一些文案工作，他们很快就会觉得枯燥乏味的。珍妮弗·奥马向我们解释道，在村银行开储蓄账户并不是小额存款的好方法，因为取款手续费太高了。取款低于500先令收取手续费30先令，取款在500至1 000先令之间收取50先令手续费，而更大数目的取款将收取100先令的手续费。由于这一高昂的管理费，即使可以在银行开户，大多数穷人或许也不想这样去做。

由于缺少获取适当银行账户的渠道，穷人会采取复杂而又利息高昂的存款策略。这一事实或许还意味着，如果他们有了一个银行账户，他们就会尽量存更少的钱。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帕斯卡利娜·迪帕和乔纳森·罗宾逊找到当地一家银行，支付了开户费，他们代表的是随机选择的一些小业主（自行车出租司机、市场小贩、木匠等）。这家银行在各个主要市场都设有办公点，小业主们都在这一地区做生意。这种账户不支付任何利息，反而在每次取款时还会收取一定的手续费。

几乎没有人使用这种账户，但约2/3的女性至少存过一次钱。而且，与没得到这一账户的女性相比，有账户的女性会存更多的钱，并会为自己的生意投入更多，在生病时取出运营资金的概率也更小。6个月之后，她们每天为自己及家里所购买的食品平均增加了10%。

尽管穷人能找到一些巧妙的存钱方法，但这些结果表明，如果银行开户费用更低，他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充裕一些。实际上，肯尼亚每个账户的开户费用为450先令，而在任何至少用过一次的账户存款，则平均需要5 000先令。这就意味着，如果迪帕和罗宾逊没有为那些贫穷的客户支付开户费，他们就要为拥有一个账户而支付近10%的“税费”，这还不包括取款的手续费。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加上穷人去银行的成本，因为银行一般都在距离他们住所很远的城镇中心。在储蓄账户对穷人放宽经济政策之前，银行操作小额存款的成本必须有所下降。

在印度及其他地区盛行的自助小组推行了一种减少成本的方式，并提出了这样一种想法，即如果组员共用存款并协调他们的存取款，账户中的存款总量就会变大，那么银行将会很愿意接手。此外，技术也会发挥一定的作用。在肯尼亚，M-PESA手机支付系统允许用户们将有存款的账户连接到他们的手机，然后用手机向其他人的账户汇款，进行支付操作。例如，像珍妮弗·奥马这样的人，就可以在当地任何一家是M-PESA关系户的杂货店存入现金。奥马因此会得到M-PESA账户，给在缅甸拉穆的表弟发个信息，他的表弟就可以凭借这一信息到当地的一家M-PESA关系户取款。一旦表弟将款取出，奥马M-PESA账户中的钱就会相应减少。一旦M-PESA账户与银行连接，人们就可以通过当地的M-PESA关系户进行汇款、转账，无须长途跋涉前往银行办理。

当然，没有任何技术可以消除对于银行账户管理的需求。问题的一部分来自这样一个事实，根据现有规定，只有银行的高薪职员才有权处理客户的存款，这或许没有必要。相反，银行可以利用当地店主收取存款，只要店主发给存款人一张票据，存款人就可凭该票据到银行取款，这样存款人就可以受到保护。接下来，确保店主不会卷走存款人的钱就是银行的责任。如果银行愿意承担这一风险——很多银行都愿意——那么管理者还在乎什么呢？这一认识近年来经过了系统的过滤，很多国家都通过了新的法律，允许这种形式的存款（例如，在印度，这种形式被称为“银行代理法案”）。最终，这种存款方式可能会改变整个存款业务体系。

目前，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发起了一项国际运动，旨在拓宽穷人获取储蓄账户的渠道。小额储蓄将成为下一场革命。然而，缺乏正式的储蓄账户渠道是唯一的问题吗？我们是否应专注于将储蓄变得简单而安全？迪帕和罗宾逊的研究结果表明，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首先，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就是，大多数男人都不使用他们的（免费）账户，很多女人也不使用或很少使用这种账户。40%的女性没有在这个账户中存过钱，很多人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在肯尼亚的一项研究中，只有25%的夫妇在免费得到的三个账户（夫妇俩一人一个，还有一个共同账户）中存过钱。而对于那些免费得到一张银行卡的人，这一使用率上升至31%，因为用银行卡取钱更简单、更便宜。储蓄账户显然帮助了一些人，但缺少这种账户并非是阻碍穷人存钱的唯一因素。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看到，有些人有大量的存钱机会，但他们并未加以利用：如陈耐市的水果小贩，她们每天早晨以每天4.69%的利率借款约1 000卢比（购买力平价51美元）。假设这些小贩决定连续三天少喝两杯茶，那么她们每天能节省5卢比，这样就可以少借一些钱。第一天她们可以少借5卢比，也就是说，到第二天快要过去时，她们可以少还款5.23卢比（少借的5卢比加上0.23卢比的利息）；第二天继续少喝两杯茶，她们就可以少借款10.47卢比；以这一逻辑来看，到了第四天，她们已经节省下来15.71卢比，可以用这笔钱来购进水果而无须再借款。然后，她们可以照常喝茶，但继续将三天来省下的15.71卢比用作周转资金（也就是说借款更少）。这一数目将逐渐增加，9天之后，她们就可以完全还清欠款。她们每天都可以省下40卢比，这相当于半天的工资，一切都来自6杯茶的价值。

关键在于，这些小贩似乎就坐在随处可见的摇钱树旁边，她们为什么不再用力摇一摇呢？

存款心理学

了解人们思考未来的方式，有助于解决这些明显的矛盾。安德烈·施莱费尔或许最能说明一种理论（他创造并推广了“噪音交易者”一词，用来描述天真的股票交易者的行为，他们受到那些无情的股票老手的剥削），即很多人有时会做傻事。他最近刚刚从肯尼亚回来，与我们分享了他在那里观察到的现象：一组修女耕种的田地非常肥沃，而她们邻居所耕种的田地却不怎么好。修女们使用了化肥和杂交种子。施莱费尔问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难道标志着农民们不够耐心（修女的职业或许使她们更有耐心，因为她们相信来世的好处）？

他的研究触及了我们心中长久以来的一个谜团。在几年来所开展的调查中，迈克尔·克雷默、乔纳森·罗宾逊和埃斯特发现，肯尼亚西部布西亚地区只有约40%的农民用过化肥，而只有25%的农民每年都用化肥。他们做过这一实验，即向随机一组农民提供免费化肥，让他们在自己的地里用一小部分，然后与那些没使用过化肥的地对比。结果表明，使用化肥的土地年均收益多出70%：每支付1美元购买化肥，普通农民就可以额外收获价值1.7美元的玉米。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多用点儿化肥呢？或许农民们不知道怎样使用化肥。或者，他们低估了化肥所产生的回报。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至少那些免费得到化肥及高回报的农民会非常热衷于在下一个耕种季节里使用化肥。实际上，克雷默、罗宾逊和埃斯特研究发现，在一个季节里免费得到化肥的农民，他们在下一个季节使用化肥的概率平均增加了10%。但这仍然意味着，大部分农民都不使用化肥。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化肥不感兴趣：大多数农民都表示自己相信化肥的效果，而且起初还说过他们肯定会使用化肥。

我们问一些农民为什么他们后来没有使用化肥，大多数人都回答说，在耕种季节到来时，他们手头没有足够的钱买化肥。令人惊讶的是，化肥可以少量购买，因此即使对于只有少量存款的农民来说，这似乎也是一个不难抓住的投资机会。这表明，问题在于，在丰收至耕种期间，农民们甚至很难存下一点点钱。为家里存钱很难，因为他们总会有要用钱的问题出现（有人生病、有人需要买衣服、有客人需要招待），人们很难对这些问题说“不”。

我们还遇到了一个名叫威克利夫·欧迪诺的农民，他找到了一个解决该问题的方法。在收割之后，他总是针对是否买化肥做出决定。如果收成足以支付学费及一家人的口粮，他就会立即卖掉余下的农作物，用这笔钱购买杂交种子；如果还有多余的钱，他就会用来买化肥。欧迪诺会将种子和化肥储存到下一个耕种季节。他向我们解释说，他总是提前购买化肥，因为他知道，钱放在家里根本存不住。他说，只要钱一放在家里，就总会有事情发生，钱就会被花掉。

我们问欧迪诺，如果他买了化肥而家里有人生病了，他是否会以亏本价卖掉化肥？他的回答是，他觉得没有必要卖掉化肥。相反，他会重新评估事态的紧急程度，如果实在需要花钱而手中没钱的话，他会杀一只鸡或是兼职做自行车出租司机（他在农闲时也会做这样的兼职）来赚钱。欧迪诺认为，努力找到一种可选的解决方案，而不是花掉家里的钱，这样做更有效。

因此，为了帮助这样的人，克雷默、罗宾逊和埃斯特设计了存款与化肥行动计划（Savings and Fertilizer Initiative，SAFI）。在收割过后——当农民们手中有钱时——他们得到一次购买一张优惠券的机会，他们可以凭券在耕种季节使用化肥。ICS（该地区一个非政府组织）执行了这一计划。化肥以市场价格出售，但ICS人员上门向农民们出售优惠券，而且可以在农民需要用化肥时送货上门。该计划将使用化肥的农民人数至少提高了50%。确切地说，这一计划的效果超过了给化肥降价50%的效果。正如克雷默所预计的那样，只要在正确的时间提供上门服务，农民们就会很愿意购买化肥。

然而，这并不能解释农民为什么不自己提前买化肥。大部分购买优惠券的农民都要求立即送货，他们会将化肥储存起来以备后用。换句话说，正如欧迪诺所说，一旦他们有了化肥就不会再卖掉。但是，如果他们真的需要化肥，为什么不自己去买呢？我们得到的答案是，化肥店在收割季节之后并不一定总有货，只是在更晚的时候或播种前才有货。对于欧迪诺来说，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他在做兼职自行车出租司机时，可以常常到城里看看化肥是否有货，而且可以在任何一家有货的店里买到化肥。而对于住得离城里较远的人来说，他们却很难做到这一点。这一小小的不便降低了人们的储蓄及生产效率，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消除这个小障碍。

存钱与自我控制

印度水果小贩及肯尼亚农民的经历表明，有些人即使能够获取良好的存钱机会，也存不住钱。这说明，存钱的障碍并非全都来自外部压力，部分原因还在于人类的心理因素。

我们在第三章关于预防性医疗的部分讨论过，人脑会以不同的方式对现在和未来进行处理。本质上，我们似乎可以预见自己将来的行动，但这常常与我们今天的行为方式不一致。这种“时间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我们在花钱的同时，也在计划着将来省钱。换句话说，我们希望，“明天的自己”比“今天的自己”更有耐心。

“时间矛盾”的另一个表现形式就是，买下我们今天想要的东西（酒、糖或脂肪类食品，小饰品等），但计划着明天将钱花在一些更合理的地方（学费、蚊帐、修缮屋顶等）。换句话说，我们想象着会在将来购买的东西，并不总是我们今天已经买下的东西。从这一意义上讲，酒对于很多人来说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它会使我们立即产生反应，却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预想的快感。相反，电视机或许不是一种有诱惑力的产品，但很多穷人都会为了买一台电视机，计划并存上几个月或几年的钱。

一组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及神经病学家共同研究确定，这种决策上的分裂有其生理基础。他们让参与者们选择各种各样的奖品，通过使用有时间期限的礼品卡，可以在不同的时间点获取不同的奖品。因此，每位参与者都要做出很多决定。例如，现在收到20美元或两周后收到30美元（现在与将来）；两周后收到20美元或4周后收到30美元（将来与稍远的将来）；4周后收到20美元或6周后收到30美元（稍远的将来与更远的将来）。关键在于，参与者在做决定时会受到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他们脑部区域的运动将得到呈现。他们发现，只有在对今天与将来的奖品做比较时，脑部的边缘系统（应对即刻奖品的思维）才会产生运动。对于其他决定，无论做出选择的时间是怎样的，侧面的前额皮层（大脑更具计算能力的部分）在应对所有问题时，都会产生类似的紧张程度。

大脑的这种工作会摧毁很多良好的意愿。的确，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如从新年决定到未实现的体操馆会员身份。然而，很多人（如欧迪诺）似乎完全意识到了这种不一致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谈到了以化肥的方式将钱冻结。他们似乎还确信，他们所面临的一些“紧急事件”，其实是一种具有诱惑力的产品。

在海得拉巴市，我们明确地问那些贫民窟居民，有些产品是否是他们愿意舍弃的。他们很快想到了茶、零食及烟酒。的确，从他们的答案及我们搜集的数据来看，他们的预算有很大一部分都花在了这些东西上。

鉴于这种自我意识，穷人的很多存款方式似乎都是为了保障钱的安全（既要防别人也要防自己）。例如，如果你想实现一个目标（买一头奶牛、一台电冰箱或是让房子有屋顶），加入一家足够实现这一目标的轮转基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你一旦加入，就要每周或每月存入一定数量的钱，而当你拿到钱罐时，你就有足够的钱去买你一直想买的东西，马上去买，以防钱从你手中悄悄溜走。要确保你的存款针对的是一个具体目标，一砖一瓦地建房或许也是一种办法。

的确，如果缺乏自我控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雇用某人来强迫我们存钱或许是值得的。矛盾的是，有些小额信贷机构的客户或许会为了存钱而借钱。我们在海得拉巴贫民窟遇到的一个女人告诉我们，她从斯潘达纳公司借了1万卢比（购买力平价621美元），然后立即将贷款存入一个储蓄账户。因此，她要向斯潘达纳公司支付24%的年利率，而从她的储蓄账户赚取约4%的利息。我们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解释说，她的女儿已经16岁了，两年之后就会嫁人，而那1万卢比是女儿的嫁妆。我们问她，为什么不将支付斯潘达纳公司的钱直接存入她的储蓄账户，她解释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总会有事情发生。

很明显，人们不应为了存钱而每天支付20%或更多的利息。设计一些具有小额信贷合同特色的金融产品，可以帮助很多人。一组研究人员与一家银行共同对菲律宾穷人进行研究，并开发出了这样一种产品：一种与每位客户储蓄目标绑定的新型账户。这一目标可以是一定数量的存款（客户要承诺在实现目标之前不会取款），也可以是一个取款日期（客户要承诺在这一日期之前不动用账户中的钱），由客户自由选择。但是，一旦做出了选择，计划就会生效，银行就可以强制执行。这一账户的利率并不比普通账户高。在一组随机选择的客户中，每四人中约有一人同意开户。在开户者当中，2/3的人会选择取款日期目标，而余下的1/3则选择存款数量目标。一年之后，尽管每四人中只有一人开户，那些选择这一账户的人，其账户的余额比对照组（没有选择这一账户）平均多出81%。然而，实际效果可能比预想的要小，因为尽管当时有不取款的承诺，但并没有推动客户存钱的动力，所以很多已开户的账户都处于休眠状态。

然而，大多数人宁愿不选择这样的账户。他们显然是在担心，自己或许无法承诺在实现目标之前不取款。迪帕和罗宾逊在肯尼亚便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很多人并未使用提供给他们的账户，有些人是因为取款手续费太高，不想将自己的钱锁死在账户中。这凸显了一个有意思的矛盾之处：有些方法可以解决自我控制的问题，但要利用这些方法，则常常需要一种原初的自我控制。在另一项关于波玛拉市场小贩的研究中，迪帕和罗宾逊对此进行了很好的说明。他们注意到，很多小业主（或其家人）在生病时会丢掉生意，还要花钱买药。所以，他们想帮助人们专门存一笔钱，用于应付这样的意外事件，或是购买预防性医疗产品（如消毒液或蚊帐）。他们联系了几家轮转基金的会员们，给了他们一个有锁的箱子，专门用来存入应急健康款。有些人（随机选择的）得到了打开箱子的钥匙，而另一些人则没有拿到钥匙：当人们因健康问题需要用钱时，这家非政府组织的职员会来为他们打开箱子。给人们一个保障健康的箱子有助于他们将更多的钱花在预防性医疗措施上，但给他们一个带锁的保障健康的箱子，结果恰恰相反，这有些出乎迪帕和罗宾逊的意料：他们根本就不会将钱存入箱子，因为他们担心在需要时会拿不到钱。

因此，意识到问题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这可能仅仅意味着，我们能够预见自己会在哪些方面遭遇挫折。

贫穷与自我控制的逻辑

由于自我控制很难实现，自觉的决策者们会采取其他行动，减少自己将来受到诱惑的可能性。一个明确的策略就是，不存那么多的钱，因为我们知道，明天我们就会把钱花掉：可能我们今天就经不住诱惑，这种关于诱惑的逻辑对于穷人或富人都一样，但后果对于穷人来说或许更为严重。

诱惑是生理需求（性、糖、脂肪类食品、烟等）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富人更容易满足“受到诱惑的自己”。在决定是否存钱时，他们认为，任何为将来而存的钱都会用于实现长期目标。因此，如果糖和茶是一种诱惑物的原型，那么富人不太可能会有所困扰——他们并不是不会受到诱惑，而是无须担心多喝一杯茶就会花掉自己辛苦赚来的钱。

这种效果会通过这样的事实得到加强，即穷人真正期望拥有的很多东西（如一台电冰箱或一辆自行车，或是自己的孩子上一所更好的学校）都较为昂贵，而他们的手中只有一点点钱（穷人会听到这样的声音，“你永远都买不起那台电冰箱，还是喝杯茶吧……”）。结果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对于穷人来说，存钱的吸引力更小，因为在他们看来，目标太遥远了，而且他们知道一路上会遇到很多诱惑。不过，如果不存钱，他们会一直穷下去。

对于穷人来说，自我控制更难实现还有另一个原因：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关于存多少钱的决定都很难做出，这些决定需要考虑到未来（对于很多穷人来说，想象未来可能是不愉快的），还要列出大量可能发生的事件，需要与配偶或孩子商量。我们越富有，这些决定就越容易做出。为了每周或每月都能存下钱，穷人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克服自我控制问题。然而，自我控制就像一块肌肉：我们用这块肌肉时就会感到劳累，因此穷人很难存下钱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穷人还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而由压力产生的皮质醇会使我们做出更冲动的决定。因此，穷人只能以更少的资源完成更艰苦的任务。

我们可以预见到，富人会根据其目前的资本净值存下更多的钱，因为今天的存款是明天的资本净值的一部分，这就会产生今天的资本净值与明天的资本净值关系的S形曲线。穷人存的钱较少，因此他们的未来资源一般也较少。随着人们变得越来越富，他们就会存下越来越多的资源。这也就意味着，富人比穷人拥有更多的未来资源。最终，当人们足够富裕时，他们不再需要为实现将来的目标而存下那么多财富，这与中产阶层的情况不同（这或许是他们省下钱来买房的唯一方法）。

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今天的资本净值与明天的资本净值之间的S形曲线。图8–1体现了泰国家庭1999年所拥有的资源与其5年后所拥有的资源的关系。这是一条平缓的S形曲线。今天较富有的人（拥有更多资源），明天一般会更富有，这当然没什么可奇怪的。较为突出的一点是，这一关系曲线在资源处于很低水平时表现得很平坦，但在完全变平之前突然有所上扬。

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这一S形曲线会产生一个“贫穷陷阱”。那些从左边起步、财富曲线只到达45°角的人，他们的富裕程度不会超过这个点。他们的财富不会积累得更多——他们处于“贫穷陷阱”之中。然而，那些超过P点的右侧曲线正在存储更多的财富。穷人仍然处于贫穷状态，因为他们存的钱不够多。

逃出陷阱

存款行为关键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对于那些认为自己有机会实现梦想的穷人来说，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节衣缩食，将省下来的钱用作未来的投资。相反，那些认为自己没什么可失去的人，一般会做出反映这一绝望心态的决定。这不仅可以解释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差别，还可以说明穷人与穷人之间的不同。

水果小贩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迪安·卡尔兰完全还清了贷款。一段时期内，很多小贩都做到了没有负债；10周之后，菲律宾仍然有40%的小贩身无欠款。因此，这些水果小贩似乎有足够的耐心，可以在一段时期内摆脱欠款。然而，几乎所有小贩最终还是会欠款，通常是由一场灾难（疾病、紧急需求）导致的，而一旦这样的情况发生，他们并不能独立还清欠款。想要摆脱欠款与无法摆脱欠款之间的矛盾表明，自我控制很难发挥作用。

然而，乐观与希望却能够对此产生一定的影响。希望可以是很简单的，比如，你觉得自己一定能买下一直想买的那台电视机。在我们对斯潘达纳公司的小额信贷计划进行评估时，帕德马贾·蕾迪带我们到贡土尔市（该机构的创办地）贫民窟见她的客户——几个女人，她们给我们端上了茶水。我们听到她们在谈论，怎样通过削减茶叶、零食等花费改善她们的未来。

大多数小额信贷机构都不同意借款购买消费品——有些机构甚至会努力确保其贷款用于购买一些赚钱的资产。然而，蕾迪认为，只要她的客户用这笔钱实现了任何长期目标，就足够了。在蕾迪看来，要想摆脱贫穷，首要的步骤就是对长期目标进行思考，并习惯为此做出一些短期的牺牲。

在对斯潘达纳公司的小额信贷计划进行评估之前，我们问一些女性她们想在哪些方面省钱。其实，我们无须担心，蕾迪了解客户的所思所想。我们在第七章关于贷款的部分看到，获取小额信贷的最明显影响之一就是，减少在一些物品上的消费（茶叶、零食、烟酒等）。对于那些因该计划获取小额信贷的家庭，每个家庭每月在这些物品上的总消费减少了约100卢比（购买力平价5美元），或者相当于普通家庭消费的85%。就一份1万卢比的贷款（20%利率）来说，这方面消费的减少可以支付每月还款的10%左右。后来，我们在摩洛哥的农村地区发现了类似的情况：有些客户削减了社会消费，并为自己存下了钱。

当然，就实现穷人的一些长期目标而言，小额信贷只是我们为他们想到的很多种方法之一。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或许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而为他们提供一份稳定安全的工作，则是我们在下一章将会讨论的问题。我们或许可以为他们提供医疗或自然灾难的保险，这样他们就无须担心自己的成果会毁于一旦。或者为他们创建一种社会安全网络：如果人们的收入下降到一个特定范围，他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最低收入支持，这样，他们就无须担心没钱存活下去了。这些方法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安全感，从而鼓励人们存钱，减少人们的压力，让他们对未来抱有希望，这两方面直接关系到决策能力。

更重要的是，一点儿希望、保障及安慰可以成为一种强大的激励措施。我们都很容易过上一种安稳的生活，制定一些我们有信心实现的目标（一张新沙发、50英寸的平板电视、第二辆汽车等），寻求一些机构（储蓄账户、养老金计划、住房贷款等）的帮助。然后，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那样，依据动力与规则行事。但实际上，人们总会担心，他们会宠坏那些懒惰的穷人。而我们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情况恰恰相反：当你想要的一切看上去都很遥远时，你很难感受到动力。将目标设置得更近一些，或许是穷人实现这些目标的有效方式。

第九章
不情愿的企业家们

很 多年前，在飞机上坐我们旁边的一位商人曾对我们说，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从美国读完MBA回到印度，他的叔叔带他去体验一种真正的企业家精神。那是一个早晨，他和叔叔动身前往孟买股票交易所。然而，他们并没有进入交易所所在的那座现代化的大楼，他的叔叔让他观察坐在路边的4个女人，她们面向着交易所前方的那条路。这位商人和他的叔叔在那儿站了一会儿，观察着那4个女人。她们几乎什么也没做，但是当来往车辆不多时，她们偶尔起身从路上捡点儿什么，放入她们身边的塑料袋里，然后坐回原位。反复几次之后，他的叔叔问他是否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坦然承认自己一头雾水。于是，他的叔叔解释说，每天黎明之前，这几个女人都会去海边收集湿海沙，然后在交通繁忙之前将海沙平铺在路面上，当车子碾过路面的海沙时，车轮散发的热气会烘干海沙，而她们所要做的就是，偶尔起身捡起表层干燥的海沙。几天之后，她们就会积攒很多干燥的海沙，并将它们带回贫民窟，用由废旧报纸做的小口袋装好，拿到市场上去卖。当地妇女用干沙擦洗盘子。他的叔叔认为，这就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如果你所拥有的不多，那么就用你的聪明才智，做到从无到有。

贫民窟的女人为了谋生，会充分利用孟买的商业契机，这展现了穷人所具备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在本书中，我们讲述了一些小企业主创新自强的故事。对于近期的小额信贷“社会交易”运动来说，这是一种有力的推动。因为，这一运动的前提就是，穷人天生就具备企业家的潜质。因此，只要为他们提供适当的环境及在起步时的一点儿推力，我们就能够消除贫穷。国际社区援助基金会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家小额信贷机构，其首席执行官约翰·凯奇曾说过：“给贫穷社区一些机会，然后就放手。”

然而，或许还有这样一些令人惊讶的例子，如果你真的放手，穷人似乎并不会有所作为。自2007年起，我们一直与AL Amana（摩洛哥最大的一家小额信贷机构）共同评估小额信贷业务对农村社区的影响。这些社区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正式的金融渠道。约两年之后，很明显，AL Amana并没有在农村实现预期的客户人数。尽管选择性有限，但对贷款感兴趣且具备条件的家庭仍然不到1/6。为了找到原因，我们同AL Amana的几位员工来到一个名为哈福莱特的村庄（那里没人贷过款），对那里的几个家庭进行了家访。我们见到了阿拉·本·希达，他有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已长大成人。希达还有4头牛、1头毛驴和8棵橄榄树。他的一个儿子参军了，另一个儿子负责照看牲畜，而第三个儿子却整天无所事事。我们问希达，是否愿意贷款多买几头牛，让他的第三个儿子负责照看。他解释说，家里的地太少了——如果买更多的牛，可能就没有地方放牧了。在离开之前，我们问他是否需要贷款买点儿什么，他回答说：“什么都不用买，我们拥有的东西已经足够了。我们可以把牛卖掉，还可以卖橄榄。这对于我们一家人来说，已经足够了。”

几天之后，我们见到了AL Amana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福阿德，他是一个充满热情、极具才智的人，以前是一名政治积极分子，曾因犯政治错误蹲过几年监狱，他一直致力于改善穷人的生活。我们一起探讨了小额信贷的低需求问题，还特别提到了希达的故事——他确信自己不需要更多的钱。福阿德为希达设计了一个明确可行的计划。他可以贷款建一座牛棚，然后再买4头小牛，这样他就不用再到田里放牧了，可以在牛棚里喂养它们。8个月之后，他就可以将牛卖掉，并得到一笔丰厚的利润。福阿德认为，如果有人将这一切告诉希达，他一定会被说动，并会决定贷一笔款。

福阿德的热情与希达的固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令我们颇为震惊。然而，希达并不甘于一直贫穷下去：他为自己的一个儿子感到骄傲，这个儿子一直在接受护士培训，是军队里的一名护理人员。他认为，自己的儿子一定有机会过上更美好的生活。那么，福阿德的想法是否正确，希达真的只需要得到一个商业指导计划就可以了吗？还是说，希达大半生都从事的养牛生意给我们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穆罕默德·尤努斯创立了世界著名的格莱珉银行，他常常将穷人称为“天生的企业家”。还有，已故的商业巨头普拉哈拉德也曾劝告商人们，应更加关注其所谓的“金字塔底”。这表明，在大企业和高等财政部门的参与下，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穷人有助于扶贫政策的实施。公共行动的传统策略已得到个体行动的补充，这些行动常常是由企业界的一些领导人做出的，主要是为了帮助穷人挖掘其企业家的潜力。

小额信贷运动中的很多人都同意尤努斯的世界观，认为每个人都有成为成功企业家的潜质。有两个明确的原因甚至可以证明，穷人或许会发现更好的机会。第一，他们从未得到过一次机会，所以他们的想法可能更新颖。第二，目前市场通常忽视了“金字塔底”。因此，他们称，创新可以改善穷人的生活，是一种可以轻松摘到的果实，而且能够想象出穷人未来的只有他们自己。

没有资本的企业家

的确，每一家正规的小额信贷机构都有自己的网站，上面有很多成功客户的故事，其成功都是因为他们抓住了一次致富的非凡机会。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我们就曾见过这样一些客户。在安得拉邦的贡土尔市，我们见到了一位斯潘达纳公司的客户，她通过收集垃圾并分类，成功地开创了自己的事业。一开始，她只是一个收垃圾的，处于印度经济社会阶层的最底层。用来自斯潘达纳公司的第一笔贷款，她还清了从一个放债人那里借的钱（利率很高）。她知道，从她那里买垃圾的公司会对垃圾进行分类，然后再卖给回收公司——例如废旧灯泡、塑料制品、肥料有机物都含有残留的铁和钨。于是，为了多赚一些钱，她决定自己对垃圾进行分类。通过第二笔贷款及第一笔贷款赚的钱，她买了一辆手推车，这样她就可以收集更多的垃圾。由于要对垃圾进行分类，她让自己的丈夫也来帮忙。她的丈夫过去大多数的时间里都在喝酒，现在则开始给她帮忙。这样一来，他们赚到了更多的钱。在获得第三笔贷款之后，他们开始从别人那里收购垃圾。当我们见到她时，她已掌控了一张很大的垃圾收集网络。她不再是一个收垃圾的，而是一位垃圾收集活动的组织者。而且，她的丈夫这时也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我们看到他时，他正拍打着一块金属，表情严肃，似乎有点儿闷闷不乐。

小额信贷机构会宣传他们最成功的借款人的故事，但这些企业家在没有接触小额信贷时就已经成功了。1982年，在中国浙江省的绍兴市，徐爱华是村里最优秀的中学生之一。她的父母都是农民，与所有人一样，手里几乎没有现钱。然而，徐爱华非常聪明，村里决定送她去当地的一家时装设计学院学习一年（不过，当时每个人都穿着中山装）。村里认为，日后，她定能在乡镇企业中担任领导，这些企业都是改革开放初期成立的。但是，当她接受完培训回到家时，当地的长者们犹豫了——毕竟她只是一个不满20岁的女孩子。因此，她无声无息地待在家里，一直处于失业状态。

徐爱华不愿意闲着，她决定自己做点儿什么，但她的父母太穷了，根本帮不上忙。于是，她借来一个扩音器，在村里走街串巷，说她可以教小女孩做衣服，只收取15元学费（购买力平价13美元）。她招收了100名学生，拿着收来的学费，她买了一台二手缝纫机，还有当地国有工厂一些多余的布料，然后开始教学。在课程结束时，她留下了8名最优秀的学生，并开了一家服装店。女孩们每天早晨都背着自己的缝纫机（每个人都让自己的父母买了一台）来这里裁剪制衣。她们为当地工厂的工人制作工作服。一开始，她们都在徐爱华的家里工作，但随着生意的扩大，徐爱华培训并雇用了更多的人，她们就搬到了从村政府租来的一栋楼中。

到1991年，徐爱华积攒了大笔做生意赚来的钱，可以买60台自动缝纫机（价值54 000元，购买力平价27 600美元）。在8年里，她的固定资产总额增长了100多倍，每年增长80%。即使我们考虑到每年10%的通货膨胀率，（刨除通货膨胀率之后）每年超过70%的实际增长率也是令人震惊的。此时，她已经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了。不久，出口合同接踵而至。现在，她的销售客户是美国梅西百货公司、贝纳通公司、杰西潘尼公司及其他一些大型零售机构。2008年，她首次向房地产领域投资2 000万元（购买力平价440万美元）。因为据她所说，她有大量的闲置资金，而大多数人则没有。

当然，徐爱华并不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关于穷人创业精神的故事不在少数，穷人当中也不缺少企业家。在我们针对18个国家的调查数据中，城市地区50%极度贫穷的人都从事着非农业生意。即使在乡村极度贫穷的人当中，很多人也都从事着非农业生意（从乌代布尔的7%到厄瓜多尔的50%），还有很多人经营着自己的农场。在这些国家中，贫穷程度较低的企业家人数是大致相同的。我们将这一情况与经合组织的平均数据进行对比后发现，12%的在职人员称自己属于个体经营。就从事的职业来说，与发达国家的收入人群相比，贫穷国家的大多数收入人群似乎更具企业家精神——穷人在这方面并不比别人差，这一看法激发了哈佛商学院教授塔伦·卡纳创作了《亿万企业家》（Billions of Entrepreneurs ）一书。

穷人企业主的人数令人印象深刻，一切似乎都对穷人成为企业家不利。他们所拥有的资金较少，几乎无法获取正式的保险、银行服务及其他廉价金融渠道。对于那些无法从朋友或家人那里借到足够钱的人，放债人是自由贷款的主要渠道，他们每月需要支付的利率为4%或更高。因此，穷人很难为经营一种合适的生意而做出必要的投资，他们更容易受到来自这种生意的附加风险的影响。然而，他们仍像富人那样努力挤进商界，这一事实常被认为是其企业家精神的体现。

然而，即使在支付高昂的利率之后，穷人仍能够还清贷款（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几乎不会违约）。这一事实无疑意味着，他们每一卢比的投入一定能获取更高的回报。否则，他们就不会借钱了。这表明，他们所投资的领域具有高回报率。他们中的很多人一年能够还款50%，而即使你投资道琼斯也不一定能收回这么多钱，何况在当今这一时期，人们投资的长期平均收益每年也只有9%。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借钱。或许，只有少数收益较高的企业家会这么做，而其他所有人的收益都很低。然而，在斯里兰卡开展的一个计划却证明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很多小企业主——零售店、修理店、蕾丝制作者等——受邀参加一次抽奖，中奖者可以得到一笔价值1万或2万卢比（购买力平价250美元或500美元）的商业赠款。

这笔赠款用全球标准来衡量并不算多，但对这些企业来说也不算少；对于很多人来说，250美元是他们起家的全部资金。中奖者可以很好地利用这笔钱。对于普通生意者来说，250美元的第一笔回报是每年60%以上。随后，墨西哥也在小企业当中开展了这一活动，其回报率更高，每月达到10%~15%。

孟加拉国一家大型小额信贷机构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会制订了一个计划，并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实行。结果表明，只要得到恰当的帮助，即使最穷的人也能成功经营一些小生意，并通过这些小生意改变自己的生活。在这一计划中，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会挑选了一些最穷的人，这些人大多依靠施舍生活。小额贷款机构一般不会贷款给这样的客户，认为他们没有能力经营某种生意，也没有能力定期偿还贷款。为了帮助这些人起步，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会设计了这样一个活动，给他们一种资产（一对奶牛、几只山羊、一台缝纫机等），还有几个月的小额经济补助（用作运营资金，确保他们不会将资产卖掉），还为他们组织了一些活动：定期开会、开办扫盲班或鼓励他们每周存一点儿钱。该计划的影响因素目前正以随机对照实验的形式在6个国家展开，在该计划启动之前，我们对一些为此而挑选出来的家庭进行了走访，听说了很多有关危机与绝望的故事：丈夫是一个醉汉，常常打他的妻子；有人年纪轻轻就在事故中丧生，留下一家人无人照看；一个寡妇被她的孩子遗弃等。但两年之后，差别显而易见：与其他未参与该计划的极度贫穷家庭相比，参与家庭得到了更多的牲畜及其他资产。他们每月的总支出上涨了10%，食品支出是增长最多的一部分。而且，他们不再抱怨吃不饱饭。令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他们的人生观似乎也有所改变，在描述自己的健康、幸福及经济状态时更积极。他们可以存下更多的钱，对于资产管理也信心满满。

当然，两年之后，他们的消费水平只上涨了10%，这意味着他们仍然很穷。但最初的馈赠及支持似乎开启了一个良性循环：只要能够得到机会，即使遭受过重创的人，也能够对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并摆脱极度贫穷。

穷人的生意

看到这么多人在面临困境时都成了企业家，我们很容易就能理解尤努斯和福阿德投资于穷人的热情。然而，这一现状下仍然隐藏着两个问题：第一，虽然很多穷人都在经营着生意，但他们经营的都是一些小生意；第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小生意赚不了多少钱。

不赚钱的小生意

在我们针对18个国家的调查数据中，穷人经营的大部分生意几乎都不雇用员工，平均员工人数从摩洛哥农村的0人到墨西哥农村的0.57人。这些小生意的资产一般也非常有限。在海得拉巴市，只有20%的生意有自己的办公场所；几乎没有任何机器或交通工具，最常见的资产就是桌子、尺子和推车。

显然，如果这些人的生意做得又大又成功，那么他们就不会这么贫穷了。问题在于，尽管社会中不乏垃圾收集者以及徐爱华之类的例子，但穷人经营的大多数生意都难以发展到这种程度（有自己的员工及资产）。例如，在墨西哥，2002年时，每天生活费低于99美分的人15%有自己的生意，而三年之后，当这些家庭再次接受家访时，只有41%的生意仍在运营之中。在两个阶段接受调查的穷人企业当中，1/5的企业在2002年时没有雇用员工，到2005年时雇用了一位员工。然而，在2002年时雇用了一位员工的一些企业，到2005年时却没有员工了。同样，在印度尼西亚，只有2/3的穷人企业能够存活5年。而且，在这些存活下来的企业当中，雇用一位员工以上的企业在5年间并未增加。

穷人企业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一般很难挣到很多钱。我们对海得拉巴市小生意的赢利及销售情况进行了估算：平均销售额为每月11 757卢比（购买力平价730美元），平均每月赢利（刨除租金）为1 859卢比（购买力平价115美元）。在我们关于海得拉巴市的调查数据中，15%的生意在过去一个月里都在赔钱。我们还对家庭成员付出的时间进行了评估，他们的报酬率低得只有每小时8卢比（即使他们一天干8小时，也只能拿到最低工资），平均收入甚至有些入不敷出。在泰国，这种规模的企业在扣除经营成本、不计算劳动时间的情况下，其平均年收益为5 000泰铢（购买力平价305美元）。7%的家族企业在过去一年里赔了钱，而这还没有刨除家庭劳动力的价值。

穷人经营的生意只能产生较低的利润，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小额信贷似乎很难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如果穷人经营的生意都不赚钱，那么给他们提供一笔做生意的贷款根本不能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

边际收益与平均收益

不过，我们不是刚刚才说过，投资于这些小生意的收益很高吗？

这里令人迷惑的是关于“收益”一词的两种用法。经济学家将收益分为以一美元计算的边际收益和一种生意的总体收益。以一美元计算的边际收益可以回答的是：“如果你多投资一美元或少投资一美元，那么你的总收入除去所有运营成本（不包括利息）后是怎样的？”边际收益将决定你是否应减少投资（或增加投资）：如果少投资一美元可以使你少借一美元，你就可以少还4%的本金及利息，那么在边际收益少于4%的情况下，你就会愿意进行投资。因此，如果人们每月借款的利率为4%，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边际收益至少为4%。从前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穷人所经营的生意具有很高的边际收益。

另外，一种生意的总体收益是指除去所有运营花费（材料成本、付给员工的工资等）之后的总收入。通过考察总体收益，你可以决定是否应涉足这种生意。如果这一收益不足以抵消你在这上面花的时间及成本，而且你认为情况不会很快得到改善，那么你就应停工。

然而，一个矛盾之处就是，在边际收益很高的情况下，总体收益可能会很低。在图9–1中，曲线OP代表公司投资总量（以横轴OI衡量）与总体收益（以纵轴OR衡量）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生产技术”（production technology）。相对于K的投入资金，曲线的最高点就代表总体收益。加入边际收益会使曲线高度产生变化，即从K变为K+1。由此我们得知，当公司的投资增加时，总体收益也会增加。

图9–1的曲线很像我们在第一章讨论过的曲线L：收益起初很高，然后逐渐降低。当投资小时（最靠近O），OP线最陡，然后逐渐变平（慢慢靠近P）——这就意味着，当最初的投资较小时，增加投资就会最大化地增加收益，而这种增长最终会逐渐消失。换句话说，当投资较少时，边际收益就会很高。

要想进一步了解这一概念，我们可以假设某人刚刚在家里开了一家店。她花了点儿钱做了一些货架和一个柜台，之后手里就没钱进货了。所以，她这笔生意的总体收入为零，并不足以抵消做货架的花费。然后，她的妈妈借给她10万印度尼西亚盾（购买力平价18美元），她用这笔钱买了一些饼干，放到货架上卖。邻区的孩子们看到这种饼干，正是他们喜欢吃的那种，于是跑来买走所有的饼干。她赚了15万印度尼西亚盾。就她妈妈提供的贷款来说，每一印度尼西亚盾的边际收益为1.5印度尼西亚盾或50%净收益，这种状况如果能持续一周也不错。然而，总体收益只有5万印度尼西亚盾——这并不足以抵消她所付出的时间，还有做货架和柜台的成本。

接下来，这位店主又贷款300万印度尼西亚盾，买来足够的饼干和糖果，摆满了整个货架。于是，孩子们和他们的朋友都来光顾，她一下子卖掉了很多货物。但是，在一些新顾客到来时，有些饼干已经开始变质了，卖不掉了。不过，她在一周之内赚了360万印度尼西亚盾，此时的边际收益低于50%——她的投资增长了30倍，但她的总收入只相当于以前的12倍。不过，此时她的总体收益达到了60万印度尼西亚盾（购买力平价107美元），足以将这一生意维持下去。

对于很多穷人来说，这就是现实。那些空空的货架并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我们在印度卡纳塔克邦北部古尔伯加镇郊区（距海得拉巴市车程约5小时）看到，一家商店的存货就是很多摆在一间昏暗的房间里的空塑料罐子。不一会儿，我们就列出了它的全部存货清单。

印度卡纳塔克邦农村一家普通商店的存货清单

1罐美味小吃

3罐软糖

1罐加1小袋包装硬糖

2罐鹰嘴豆

1罐速溶咖啡

1袋面包（5片）

1袋扁豆小吃

1袋薄脆饼干（20块）

2袋饼干

36根卫生香

20块力士香皂

180份潘帕拉（槟榔和嚼烟的混合物）

20袋茶

40袋好地粉（姜黄粉）

5小瓶爽身粉

3包香烟

55小袋比迪斯（细细的香烟）

35大袋比迪斯

3袋洗衣粉（每袋500克）

15小包饼干（曲奇）

6袋独立包装的洗发剂

我们对这家商店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拜访，在此期间，我们看到了两位顾客。一位只买了一根香烟，另一位则买了几根卫生香。显然，如果这家商店稍稍扩大经营规模，它就极有可能产生很高的边际收益；如果它能够进一些同村其他商店没有的货物，那么它的边际收益就会更高，但总体收益却很低：在销售量偏低的情况下，整天经营着商店并不值得。

在发展中国家，每个村庄都会有几家这样的商店，而在大城市，这种商店则有成千上万家。很多商店都在销售着相同的货品，与卖水果、椰子及零食的小摊毫无二致。每天早晨9点，走在印度贡土尔市最大贫民窟的大街上，我们会看到很多女人在卖一种叫作“dosas”的薄饼。这种饼是用米和扁豆做成的，堪称印度南部的“牛角面包”。她们在薄饼上涂上辣酱，用一张报纸或香蕉叶裹起来，每张薄饼售价1卢比（购买力平价约5美分）。我们计算了一下，每6户人家，就会有一户卖薄饼的。结果，这些女人一直在等着有人来买薄饼。很明显，如果她们能够几个人合卖，她们会赚到更多的钱。

这就是穷人和他们所做生意的矛盾之处：他们精力充沛，拥有丰富的资源，而且努力地做着白手起家的生意。但他们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很小的生意上，而且他们同周围很多其他人都在做着相同的生意。结果，他们失去了过上一种富裕生活的机会。孟买那些富有创意的拾沙女们，发现了利用现成资源赚钱的机会：一些自由的时间和海滩上的沙子。但商业精英没有指出的是，尽管她们有这样的聪明才智，但这种生意几乎赚不了几个钱。

这类生意虽然规模较小，边际收益很高，但其总体收益常常很低。然而，这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只要投入更多的资金，边际收益就会提高，这就意味着提高总体收益很容易，那么，为什么这些小生意发展得都很缓慢呢？

一部分答案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大多数这样的生意都借不到多少钱，而且借钱的代价非常高昂。但这并非问题的全部。首先，我们看到，尽管有上百万的小额信贷借款人，但很多有机会贷款的人都选择不去贷款。本·塞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饲养奶牛，本来可以通过小额信贷来扩大经营，但他决定不这样做。即使在海得拉巴市，具有借款资格的家庭与当地几家颇具竞争力的小额信贷机构的签约率仅为27%，而且只有21%的家庭曾办理过小额信贷业务。

即使那些每天生活水平约2美元的人也可以存钱，古尔伯加的那家商店便是如此。我们的数据显示，在海得拉巴市附近，对于处在这一消费水平的人来说，他们每月花在医疗上的钱约占总支出的10%；而对于那些每天生活水平低于99美分的人来说，这一比例约为6.3%。如果这位店主将那余下的3.7%用来扩充存货，而不是用作医疗费用，那么一年之内他就能使店中的存货量翻一番。或者，这家商店还可以削减烟酒的进货量，这样他们就能每天节省约3%的人均开支，在15个月之内将存货量翻一番。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斯里兰卡的实验明确地描述了这一事实，即资金匮乏并不是扩大生意的唯一障碍。那些用250美元赚了很多钱的企业家，他们的边际收益比美国最成功的公司都要多。然而，关键在于，按绝对价值计算，与拿到250美元的企业家相比，拿到500美元的企业家们所赚的钱不会增长得更多。部分原因是，拿到500美元的企业家不会将钱全部投到生意中，他们只会投入一半，余下的钱他们会用来为自己家里买东西。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难道店主对这么高的边际收益有更好的用途吗？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斯里兰卡的小企业主们确实投入了第一笔资金，如果他们选择不再投入第二笔资金，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意没有能力赚回这笔资金了：投入全部资金会将一家普通企业的股本增加两倍，这时，企业还需要再雇用一位员工，或者找到更多的存货空间，来维持自己的经营，而这样就会花掉更多的钱。

因此，穷人所做的生意之所以会发展缓慢，部分原因仍然在于他们所做生意的性质。图9–1中的倒L形曲线表明，即使边际收益很高时，总体收益也可能会很低。图9–2显示了图9–1曲线的两种形式：第一，OP线一开始很陡，但很快就平缓下来；OZ线一开始上升得不快，但一直延伸到很长。

在现实世界中，穷人所做生意的利润就像曲线OP一样，一家小公司很容易发展起来，但其发展潜力很快就会耗尽。这与小店主的例子很相似：一旦你把家里的一间房子腾出来开商店，并且一天在那里工作几个小时，如果你有足够的货物填满整个货架，那么相对于无货可卖的情况，你的利润就会更高。不过，一旦你的货架已被填满，进一步扩大经营或许就无法产生足够的边际收益，用来支付高昂的贷款利率。因此，所有的生意规模都很小。另一方面，如果情况像OZ线一样发展，那么扩大经营就有了更多的空间。对于大多数穷人来说，整个世界更像OP线。

当然，我们知道，情况不会总像OP线那样，否则也就不会有大公司了。或许，店主、裁缝和小贩的生意就像OP线，但某些其他类型的生意也会用到更多的生产资本。如果一个人能够买到合适的设备，那么他就能经营一家大型零售连锁店或纺织工厂。不过，这样做需要具备某种特殊技能或一大笔前期投资。你可以在一间车库里成立微软公司，然后不断扩大经营规模，但要想做到这一点，你需要站在某种新产品的前沿地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而另外一种选择是，投入足够的资金来获得一种生产技术，使你的公司能够大规模运营起来。徐爱华——那位以一台缝纫机白手起家的中国女性，最终建立了自己的服装王国。当她得到了第一笔出口订单时，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出现了。如果没有这个转折点，那么她很快就会被当地市场吞没。为了完成出口订单，她需要建立一家现代化的工厂，具备一些自动化的缝纫机。这样一来，她需要投入的资金比公司初期的资本大概多了100倍。

图9–3代表了这两种生产技术的观点。左边是OP线，右边是一种新的生产技术OR，这条线一开始没有产生利润，但在小额投资之后，则产生了较高的利润。注意，为了画出一条连接线，我们用粗体显示了OP和OR的部分线段。OR线代表投入特定资金的实际利润。如果你只想投资一点点，那么你应该投资OP，不应投资OR，因为OR在刚开始时不会产生利润。如果你的投资较多，那么OP就不是一笔好交易，在一段时期内，其边际收益都会很低。然而，一旦你有了足够的钱，你就应转向OR。这就是徐爱华的经历：她一开始走的是OP路线，那时她只有一台二手缝纫机，后来她转向了OR线，随之而来的是自动缝纫机。

OR线很像S形曲线，不是吗？中间有一个驼峰，这是商家为了赚钱要到达的点。OR线再现了常见的S形曲线矛盾：投资一点儿就赚一点儿钱，这样一直都不会有更多的钱用来投资；或者越过驼峰，多赚一些钱，然后加大投资，从而赚得更多。关键问题在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并不会选择越过驼峰。尽管他们可以获取小额信贷，但这些小企业主们却得不到足够的贷款。此外，到达这一点或许还需要一些管理或其他方面的技能，而这是小企业主们所不具备的。因此，他们的生意一直都处于小规模状态。面临边际收益的前期增长，同一个小企业主往往会选择同时经营3种不同的生意，而非努力扩大其中任何一种生意的规模。例如，他会在早上卖多萨饼，白天卖萨里斯饼，晚上穿珠子制作项链。

但是，徐爱华是怎么做到的呢？她将利润用于再投资，连续8年每年扩增70%的设备。因此，在去除发给工人的工资之后，她的利润至少是设备价值的70%，所以她的总体收益肯定很高。我们认为，这不仅表明徐爱华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还表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竞争较少、需求很大的状况，因此她的生意正逢其时。

创业太难

穷人无法扩大经营的原因在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太难做到了：他们借不到足够的钱跨越驼峰，存款额达到那个数目会花费过长的时间，除非他们的生意能够产生很高的总体收益。例如，你用100美元开了一家公司，然后像徐爱华一样，你需要投入100倍的资金（1万美元）用来购买新机器。如果你每投入1美元赚到了25%的赢利，而你将这部分赢利再次投入。一年之后，你就需要投入125美元；两年之后，这一数字增至156美元；三年之后，你需要投入195美元。那么，你需要22年的时间跨越驼峰、买到机器。如果你要将一部分钱用于过日子，只存下了一半的赢利，那么你就需要将近40年才能实现目标。而且，这还不包括做生意所要承担的风险和压力。

此外，一旦小企业主意识到，自己可能陷入S形曲线的底部，而且永远也赚不到那么多钱，那么他们更很难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生意。假如一位企业家处于图9–3中的M点以下，那么他可以通过攒钱提高进货量，从而赚取更多的利润，但即使如此，他也无法超越M点。这值得吗？即使他有了想要的一切，他的生活可能也不会发生积极的改变。因为他的生意注定是这种小规模，不会赚到太多的钱。因此，他可能会将自己的注意力及资源用来做其他事情。

同样，相对于中产阶级来说，穷人的存款或许会更少。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存款不够实现自己所期望的那个消费目标，他们也不会为自己的生意投入那么多（不仅是钱，还包括情感投资和智力投资），何况这并不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太大影响。这或许也可以解释本·塞丹、摩洛哥农民和福阿德之间在观点上的差距。福阿德或许是正确的，本·塞丹没想到可以在谷仓中养牛。或者他其实已经想到了，但可能一想到仅仅为了4头奶牛，就要贷款，还要建造一个新的牛棚，而最终还是要将牛卖掉，就会觉得这未免有些得不偿失了——毕竟，他们一家人还是那么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都是正确的：福阿德的生意模式仍然可行，而本·塞丹不值得那样去做。

大多数小企业主们并不会全力以赴地赚取每一分钱，这也能够说明，一些企业的培训计划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不过，现在很多小额信贷机构都建议客户去参加这类培训。在每周会议上，客户们都会学到怎样更好地记账、怎样管理存货清单、怎样了解利率等。这样的计划在秘鲁和印度的研究中有所评估。两个国家的研究结果显示，人们对企业的认识有了一定的提升，但他们的利润、销售额或资产却并未发生变化。这些培训计划的动力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在这类生意特别不好经营的情况下，如果人们不热衷于这类生意，那么这种培训毫无帮助也就在人们意料之中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尝试了另一种培训计划，作为常规培训模式的辅助，这一种简化的课程建议企业家们关注简单的“手指规则”（如将生意花费与家庭花费进行区分，支付给某人固定工资）。这些培训的效果也并不明显，但为企业家们提供一些简单的小窍门，的确有助于利润的增长。这可能是因为，人们愿意采用这些经验原则，而且他们其实是简化了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向生活索要更多的智力资源。

这样看来，我们不免要对“普通的小业主都是天生的企业家”这一观点持怀疑态度。我们所理解的企业家是，他的生意有发展壮大的潜力，他有能力承担风险，并在工作中很努力，即使在逆境中也会全力以赴。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穷人中没有真正的企业家——我们见到了很多这样的人。但也有一些人，他们的生意注定不会发展起来，也不会赚到很多钱。

买一份工作

既然这样，为什么很多穷人还要自己做生意呢？我们从帕克·阿万和他的妻子那里找到了答案。这是来自印尼万隆贫民窟的一对年轻夫妇，他们用父母家里的一间屋子开了一家小店。帕克·阿万是临时建筑工人，但他常常找不到活儿干。当我们2008年夏天见到这对夫妇时，帕克·阿万已经失业两个月了。由于两个孩子还小，一家人需要额外的收入，他的妻子就不得不出去找工作。她想找一份工厂的工作，但她资质不够，工厂需要年轻、未婚或是有经验的工人。而阿万的妻子没有这样的工作经验，因为她念完高中后就开始学习当秘书，但最后没能通过秘书考试（这是找工作时所必需的），所以她最终放弃了这个职业。做点小生意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做点小零食，然后拿到市里去卖，但她想找一份可以在家里做的工作，这样就可以照顾孩子了。因此，阿万从一家合作社得到一笔贷款，夫妻二人开了一家小店，不过在他们附近50码内还有两家商店。

阿万和妻子并不喜欢做生意。他们本来可以从合作社得到第二笔贷款，然后扩大他们的小店，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不幸的是，第4家商店出现在了他们的邻区，由于这家店商品齐全，他们的生意受到了威胁。我们见到他们时，他们正想再贷一笔款购置更多的货物。他们对自己孩子的期望就是，长大后得到一份政府部门的工作。

在传统就业机会缺失的情况下，一种特殊的立业冲动被更多地展现了出来，穷人的事业似乎就是想办法买到一份工作。很多生意之所以能够开展下去，是因为家里有人时间较为充裕，这通常是女人，她常常要一边照看生意，一边做家务。我们尚不清楚，当做生意的机会出现时，她是否总能有自己的选择。因此，很多业主（尤其是女业主）并不喜欢做生意，而且害怕扩大经营。或许这可以解释，当斯里兰卡的女业主拿到250美元用于投资生意的钱时，很多人选择用这笔钱做些别的事情。这与我们之前遇到的男业主不同，他们会将钱用于投资并获取高回报。或许，穷人所做的很多生意并不是他们企业家精神的体现，而是某些失败的经济模式的演绎。他们周旋于这些经济模式之间，努力地付出着。

好工作

在对全球穷人展开的调查中，我们问了一个问题：“你对自己孩子的期望是什么？”结果令人震惊。无论我们在哪儿提出这个问题，穷人最常见的梦想就是，他们的孩子能够成为政府职员。例如，在乌代布尔的贫穷家庭当中，34%的父母想看到自己的儿子成为一名政府教师，41%成为非政府教师，18%成为一家私营公司的职员。对于女孩来说，31%的父母希望女儿成为一位教师，31%希望她找到一份政府工作，19%希望她成为一名护士。穷人并不期望孩子成为企业家。

对于政府工作的特别强调表明穷人对于稳定的一种向往，因为这类工作虽然不那么激动人心，但一般都非常稳定。而且，实际上，工作稳定似乎是中产阶层与穷人之间的一个界限。在我们针对18个国家的调查数据中，中产阶层更可能会有一份按周或按月支付工资的工作，这是区分临时工与固定工的一种原始方法。例如，在巴基斯坦的城市地区，每天生活费不高于99美分的雇员按周或按月领工资的占74%，而每天收入为6~10美元按周或按月领工资的占90%。在农村地区，44%的穷人有固定工资，而64%的中产阶级有固定工资。

是否拥有稳定的工作也具有巨大的影响。在乌代布尔的大部分地区，大多数家庭每天的生活费低于2美元。但有一次，我们遇到了一个十分不同的村庄，那里的生活显然相对富裕：屋顶是铁的，院子里有两辆摩托车，还有整洁大方、穿着校服的孩子。原来，村子附近开了一家锌工厂，村子里的每个家庭中至少有一人在该厂工作。在其中一个家庭里，身为一家之主（一个50多岁的男人）的父亲在工厂的厨房工作，后来又被调到了工厂的车间。他的儿子是村里第一批读完高中的8个孩子之一。这个孩子毕业后到这家锌工厂上班，而且有望在父亲退休前当上领导。他的两个儿子都读完了高中，两个女儿也在出嫁前读完了高中。对于这个家庭来说，锌工厂建在这一地区给他们带来了好运，开启了一个人力资本投入的良性循环，引领他们在就业道路上一步一步地前进。

安德鲁·福斯特和马克·罗森茨维格的一项研究表明，工厂就业对于印度农村工资增长的促进并不仅限于此。在20世纪60年代至1999年期间，印度的农业生产力快速增长，而村庄附近的工厂就业率也得到了提升，部分原因在于政府对农村投资政策的倾斜。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1999年期间，印度农村工厂就业率增长了10倍。1999年，在福斯特和罗森茨维格所研究的村庄中，约有一半村庄附近都有一家工厂，而且这些村庄中10%的男性劳动力都就职于工厂。这类工厂一般位于村庄中，起步工资较低，而这类工厂就业率的增长所带来的工资增长，甚至超过了由著名的绿色革命引发的农业生产力增长所带来的工资增长。此外，工业发展给穷人带来的收入也不够合理，因为即使对于那些低技能的人来说，更高报酬的工作他们也能胜任。

这种工作将为得到该工作的人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与穷人相比，中产阶层在医疗与教育上的支出更多。当然，从原则上讲，有耐心、勤奋的人可能更愿意为自己孩子的未来投资，让他们有能力找到好工作。但是，我们认为，这并非答案的全部，而且这种消费模式与另一个事实有关，即富裕家庭的父母一般都拥有稳定的工作。一份稳定的工作会通过决定性的方式，改变人们的生活观念。一项针对墨西哥儿童（他们的母亲都在出口工厂工作）身高的研究表明，一份好工作具有无穷的力量。出口工厂常常以剥削人、工资低而著称。然而，对于很多连中学都没上完的女性来说，在这里工作比在零售业、食品业及交通业工作更好，因为与出口工厂相比，那样的工作工资不会更高，但工作时间却更长。耶鲁大学的戴维·阿特金对两组母亲的孩子在身高上进行了比较，第一组母亲所在的城镇开了一家出口工厂，而另一组母亲所在的城镇则没有这种工厂（在该母亲16岁时）。结果显示，第一组母亲的孩子比第二组母亲的孩子要高得多。这一对比非常明显，同时也解释了贫穷的墨西哥孩子与正常成长的美国孩子在身高上存在差距的原因。

此外，阿特金指出，出口工厂的工作对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不足以解释身高上的差异。或许，由于人们知道自己每个月都会得到一份收入（不仅仅是工资本身），因此他们对未来产生了一种控制感，正是这种控制感使这些女人注重建立自己与孩子们的事业。或许，这一对于未来的看法是区分穷人与中产阶层的重要依据。阿特金研究的主题“为将来而努力”巧妙地总结了这一观点。

在第六章中，我们详细举出了几个事例，说明风险对于家庭行为的影响：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贫穷家庭也会采取预防性措施来降低风险。这里，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或许是更深层次的结果：对于人们来说，用长远的眼光来看问题时可能需要具备一种稳定感。至于那些看不到自己未来生活质量有所提高的人，他们可能总是不愿继续努力，其生活水平也难以得到提高。很多家长认为（或是误以为），教育所带来的好处呈S形曲线。这就意味着，如果他们认为自己不能持续投资的话，那么这种教育投资对于他们来说就毫无意义。如果他们怀疑自己将来承担孩子学费的能力——比如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意可能会亏损——那么他们就可能认为，这种投资根本不值得一试。

一份稳固的收入可以对未来的支出做更多贡献，而且也使现在的借款变得更容易、更廉价。因此，如果家里的某位成员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学校会更愿意接收他们的孩子；医院会为其提供更昂贵的治疗，因为医院方面认为，他们能担负得起这些费用；家里的其他成员也可以利用这些收入投资自己的生意，谋求可能的发展。

这就是为什么一份好工作如此重要。好工作是稳定的、工资可观的工作，它能够赋予人们足够的心理空间，让人们去做中产阶级擅长做的事情。这种观点常常会受到经济学家们的反对。他们认为，好工作可能是代价很高的工作，也就是较为少见的工作。不过，如果好工作意味着，孩子们生长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可以充分挖掘他们的潜能，那么或许值得减少这类工作的数量。

由于大多数好工作都在城市里，所以搬家就成为改变家庭生活水平的首要步骤。2009年夏，我们在印度海得拉巴市的贫民窟结识了一个50多岁的女人。她告诉我们，她从没上过学，16岁就生下了女儿。女儿上过学，但读完三年级就辍学了，不久便嫁人了。但她的第二个儿子正在读MCA（Master in Computer Applications），我们从没听说过MCA，于是问她那是什么（我们以为那是某种专业学位）。她说她也不知道，后来她的儿子出来为我们解释，那是计算机应用学硕士。在这以前，他已经获得了计算机学士学位。他的哥哥也已大学毕业，找到了一份私营企业办公室的工作。而最小的孩子正在读中学，也准备着报考大学。如果能得到一份穆斯林优惠贷款，家里人都希望送他去澳大利亚留学。

那么，从女儿辍学到第一个儿子高中毕业，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至于这个家庭改变了其对于孩子的期望？父亲已经从军队退役，但通过军队的关系，他在海得拉巴市找到了一份国有公司的保安工作。由于他有了工作，不需要频繁迁移，于是一家人（除了他已经出嫁的女儿）都搬到了城里。海得拉巴市有很多不贵而优质的穆斯林学校，这是因为在1948年之前，当地还属于半独立的穆斯林王国。儿子们都去上学了，因此他们都发展得很好。

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采取这一策略呢？毕竟，大多数城市的学校都比较好，即使是那些不具备海得拉巴市独特历史的城市。而且，穷人（尤其是贫穷的年轻男人）总会搬到城里找工作。例如，在我们采访的乌代布尔农村家庭当中，60%的家庭至少有一个成员在过去一年到城里工作过，但他们很少有人会迁居很长时间——平均只有一个月，只有10%的人的迁居时间在三个月以上。即使在国内，永久迁居也较为少见。在我们针对18个国家的调查数据中，极度贫穷家庭中有一名成员需要为工作而迁居的比例为：巴基斯坦6%，科特迪瓦6%，尼加拉瓜6%，秘鲁将近10%。临时性迁居的影响之一就是，对雇主来说，没有必要将这些工人转为固定工，也没有必要给他们提供特殊培训；他们一生都在打零工。因此，他们的家人不会搬到城里住，也不能上城里更好的学校，更无法得到一份固定工作所带来的心灵的宁静。

我们问一位来自奥里萨邦的流动建筑工人（他当时正在回家路上），为什么不在城里停留更长时间。他解释说，他不能把家搬到城里，那里的住房条件太差了。另一方面，他也不愿离家太久。发展中国家的很多城市很少会为穷人制订住房规划。结果，穷人不得不挤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常常是在湿地或垃圾堆里。相比之下，即使是最贫穷的人所住的村庄，都是绿树成荫、空气清新、房屋宽敞、孩子们有嬉戏之地的。那里的生活可能不那么激动人心，但对于那些生长在农村的人来说，那也是他们的朋友所居住的地方。此外，对于一位单身男性来说，如果他要在一个城市住上几周或数月，那么他并不需要去寻找真正的住所。他可以睡在大桥或某处的天篷下面，或是住在自己熟悉的商店或建筑工地。他可以把租金省下来，多回家几次。然而，他不想让自己的家人过这种生活。

这样做同样存在风险：假如你想花钱将一家人都搬到城市里去，那么你就只有丢掉工作了。的确，如果你还没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及足够的积蓄，你又怎么搬得起这个家呢？而且，如果家里有人生病了怎么办？当然，城市里面的医疗条件更好，但谁会陪你去医院？在你急需用钱的时候，谁来借钱给你呢？只要你的家还在村子里，那么即使你在城市里生病住院，你仍然可以借助你在村子里的关系。如果你拔掉了自己在村子里的根，搬到了城市里，结果会怎样呢？

因此，你更容易搬到有熟人的城市。当你们初次到达那里时，他们可以为你和你的家人提供住所；如果家人突然生病，他们也会来帮忙，还会帮你找一份工作——给你一份介绍信或是他们自己雇用你。例如，凯文·孟希发现，墨西哥村民会移居到别的村民定居的城市，即使最开始的那轮移居完全出于巧合。如果你在某一城市已经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或是其他稳定收入的渠道，那么搬过去显然更加轻松。来自海得拉巴市的穆斯林家庭二者兼具——一份军队养老金和一份工作。在南非，如果年迈的父母得到一笔养老金，他们的孩子就会永久地离开家里，搬到城市。养老金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安全感，他们以此支付自己迁居付出的代价。

那么，怎样获取更多的好工作？显然，如果你能轻易搬到城里，那么，找到好工作也不成问题。可见，城市土地使用及低收入住房政策显然很重要。此外，有效的社会安全网络（包括公共补助及市场保险）通过减少对社会网络的依赖性，可使移居变得更简单。

然而，并非每个人都能搬到城里住，还有一点很重要，即不仅大城市要提供更多的好工作，较小的村镇也要提供就业机会。要实现这一点，城市与村镇的工业基础设施都要做出实质性的改善。管理环境对于创造工作机会来说也很重要：劳动法对于安全保障工作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如果劳动法过于严格，导致没人敢雇用员工，那么就会产生一定的反作用。鉴于生产技术的S形曲线性质，信贷或许仍然是一个较大的问题：要创立更多的公司，从而产生大量的工作岗位，这需要更多的资金，但这常常是发展中国家普通业主所负担不起的。第七章关于信贷的部分指出，目前尚不清楚怎样让金融部门贷款给这类人群。

或许可以利用政府资源，如通过向中型企业提供贷款担保，从而创立足够多的大公司。中国就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国有企业（或至少是部分国有资产，如设备、土地及大楼）被员工承包、管理，这也是朝鲜工业政策较为明确的一部分。这可以启动一种良性循环：较高的稳定工资为工人提供了经济资源、心理空间及必要的乐观心态，他们既可以用其为孩子投资，又可以用其储存更多的资金。一份稳定的工作可以使人们更容易获取贷款，加上自己的存款和才华，他们最终才能雇用员工，创立自己的大企业。

因此，真的有10亿穷人企业家吗，就像小额信贷机构的领导，或是有公益头脑的商业巨头所确信的那样？或者，这只是因我们对于“企业家”一词的模糊而产生的幻想？其实，的确有超过10亿人在经营着自己的农场或公司，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这样做是因为别无选择。他们只是想生存下去，因为他们没有才华、技能或是必要的风险承受能力。小额信贷及其他有助于小企业发展的方式，仍然在穷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这些小企业要存活下去。或许，在可预见的未来，这是很多穷人得以生存的唯一方式。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他们能以此铺出一条逃脱贫穷的路，那么我们简直是在自欺欺人。

第十章
政策，政治

如 果政策不能被正确地实施，计划得再周密完好的政策，也不能发挥作用。不幸的是，政策的意图和实施之间存在的差距越来越大。在贫穷国家，一些援助怀疑论者表示，正是由于政府失职，国外援助及其他来自外界的援助才对该国的社会政策产生了负面影响，使该国的状况更加糟糕。当今，很多政府的垮台都是因为一些好政策没能真正实施或发挥作用。

下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乌干达政府给每个学生提供包括维修教室、购买课本以及学生学习期间可能产生的其他费用，教师的工资甚至直接被计划在政府的预算之内。1996年，李特瓦·雷尼卡和雅各布·斯文松试图弄清楚，由政府分拨的这些辅助资金究竟有多少真正被用到了学校。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并不难，他们派遣调查小组到学校，询问学校负责人实际接收的资金数目，然后将这些数字与电脑里记录的政府实际派发的数字比对，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学校只拿到了实际援助资金的13%，有一半多的学校甚至没有拿到这笔资金。调查表明，大部分资金最终都到了政府官员的口袋里。

同样的结果在其他国家也得到了证实，这样的结果无疑使我们很失望。我们经常会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些其实都是微不足道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为此烦恼呢？威廉·伊斯特利，一位曾经批评随机对照实验的人士，在自己的微博中这样写道：随机对照实验对于处理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大问题根本行不通，诸如好的体系或是宏观经济政策带来的大范围经济效应等。他甚至推断，信奉随机对照实验会削弱发展研究者的进取心。

这一观点很好地反映出一种制度化观点，并在当今的发展经济学中盛行。该观点认为，发展的真正问题在于找到良好的政策：这是一个如何挑选出恰当政治程序的问题。如果政治主张是正确的，那么好的政策便会随之出现；反之，没有好的政治导向，就无法指定或实施好的政策，至少从规模上来讲是这样的。如果1美元中的87美分都无法真正进入学校的账户，那么就没有必要弄清楚学校会如何利用这1美元。随之而来的是“大问题”需要用“大办法”来解决的社会改革，如过渡到有效民主。

而另一方面，杰弗里·萨克斯则认为腐败是一种“贫穷陷阱”，这并不奇怪。贫穷会引起腐败现象，而腐败现象的发生必然会促使贫穷的产生。对此，萨克斯给出的建议是，通过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穷人变富来拆除这一陷阱。这种援助可以用于实现一些特殊目标，例如疟疾控制、食品生产、饮用水安全、环境卫生等一些容易衡量的指标。此外，萨克斯还认为，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将有助于政府和民间团体遵守法律法规。

根据反腐败国际性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2010年的数据显示，乌干达政府的清廉指数在全球178个国家级地区中，排名第143位（排名高于与其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尼日利亚、尼加拉瓜、叙利亚，次于厄立特里亚国）。这也意味着，我们可以在落后腐败的国家大规模实施反腐败计划。在乌干达政府的腐败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对乌干达教育的援助不可能取得成效。

然而，雷尼卡和斯文松的故事却是以奇妙的结局收尾的。当他们的调查结果在乌干达公布后，曾一度引起骚动。而财政部得知此结果后，开始将每个月下发给学校的资金数目公布在乌干达主流媒体上。2001年，雷尼卡和斯文松再次对学校的财务状况进行了调查，发现80%的拨款都到了学校。大约有一半的学校校长曾经抱怨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拨款，最终，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拿到了拨款。并且，没有报道称有人对这些学校的校长或是对此事做出报道的媒体进行报复。如今看来，似乎因为无人担心公款的去向，才导致滥用公款现象的发生。这样一来，在无人监管时，地方官员便可能会轻易盗用公款，但是当监管有力时，他们则会停止这种行为。

乌干达的校长们大胆推断：如果偏远地区学校校长能够在有利政策落实之前避免腐败，那么或许我们无须等待政府的彻底改革或是社会转型，通过缜密思考和严格评估就能帮我们制定出制止腐败和效率低下的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降低我们的标准。我们相信这些不断的进步和无数细小变化的积累，最终会导致彻底的变革。

政治经济

腐败或是玩忽职守，都会造成大量的效率低下。试想一下，假如老师或护士都不去工作，那么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政策就不能得到很好的实施。假如卡车司机通过行贿超载运输，那么政府部门就需花上数十亿美元来维修因为卡车超载而造成的路面损坏。

我们的同事德隆·阿西莫格鲁和他的长期合作者、哈佛大学的詹姆斯·罗宾逊如今都活跃在经济领域。当时，他们对经济持悲观态度，认为只有当制度稳定下来后，国家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但是，制度却很难稳定下来。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曾经这样定义制度：“经济制度决定了经济诱因，这些诱因会对教育、储蓄、投资、创新和采用新技术等产生激励作用。政治制度决定了公民对官员的约束能力。”

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观点是站在一定的高度思考制度的建立的。他们认为，经济制度就像财产权利或税收系统，政治制度就像民主或专制、权力集中或分散、普选制或有限制的选举权。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所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Why Nations Fail ）一书中，大部分经济政治学者一致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成功或失败的首要推动力。良好的经济制度将鼓励公民投资、积累并发展新技术，因为这些是促进社会繁荣的因素。反之，糟糕的经济制度将会产生负面效果。问题之一就是，统治者有构建经济制度的权力，他们无须考虑公民的利益或公民的生活是否能提高。他们构建对自己有利的经济制度，制定大量限制条件，规定每个人的职责，从而削弱竞争，稳固其政治地位。这也是良好的政治制度的重要性所在，它们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领导者建立为自己牟私利的经济制度。当政治制度运行良好时，它就能通过向统治者施加足够的限制，来确保他们不会与公众的利益背离太远。

不幸的是，腐败的制度往往会滋生更加腐败的制度，形成恶性循环，这就是所谓的“寡头政治铁律”。当政的领导者倾向于制定能够为他们谋取财富的经济政策，而他们一旦变富，又可以利用手中的财富，提前阻止可能对他们的权力构成威胁的人。

据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所述，阴魂不散的腐败制度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不能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这些国家的领导者继承了殖民地时期该国统治者的一些政治策略，这些政治策略不是为大众服务的，而是为统治者谋取最大利益的。摆脱殖民主义后，新统治者发现，这些旧制度能够帮助他们很方便地谋取自身的利益，于是他们保留了这些政策，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阿西莫格鲁、罗宾逊和西蒙·约翰逊所写的一篇经典文章曾提到：殖民主义时期，腐败制度阻止了欧洲殖民者的进一步扩张，建立更糟糕的制度（因为他们的扩张是从离自己国家较远的地方攫取资源并加以利用的），而这些制度在殖民主义结束后却被延续了下来。

阿比吉特和拉克希米·耶尔在印度找到了腐败制度长期残留的例子。在英国殖民地时期，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土地税收制度（这主要由当时任职于那一地区的英国公务员的思想意识，以及当时英国统治之下流行的言论而定）。在土地管辖制度下，印度地主负责征收土地税，这也进一步巩固了他们自己的势力，稳固了封建制度。而在土地税收制度下，农民自己负责自己的土地税。这些地区的人们之间形成了合作和平等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是，与那些由村民统治的地区相比，由上层人士统治的地区的社会关系更加紧张，农业产量低，学校和医院数量少。150年甚至更久以后，土地税收制度才最终被取消。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之前的殖民主义者也有可能摆脱糟糕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这需要有适当的武装力量和一定的机遇。他们特别指出英国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这两场大革命都是发生在200多年前的、不受欢迎的动乱。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此书的结尾讲述了如何能够改变上述状况，但是他们的态度非常谨慎。

此后，又有两种有影响力的观点产生。这两种观点是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观点的基础上产生的，却不像二人的观点那么悲观。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糟糕的制度阻碍了一个国家的发展，那么这个国家可以依靠世界上其他富裕国家的力量来摆脱窘境，如果有必要，富裕国家可以采取武力。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任何试图操纵一个制度严密的国家的制度或政治的做法，都将失败，改变只能依靠内部力量。

通过引入外部力量或许能打破这种糟糕制度的恶性循环。在新增长理论领域赫赫有名的保罗·罗默，得出了一个伟大的结论：如果你不能管理自己的国家，那么就将其委托给能够管理这个国家的人。尽管如此，管理整个国家仍然很困难。所以，你可以尝试管理一个城市，小规模的城市更便于管理，你可以对这个城市做出很大的改变。保罗·罗默受香港成功发展的激励（香港曾经由英国管辖，后归还给中国），提出了“特许城市”这一概念，即一个国家把一个近似“空白”的领域交给另一国家管理，后者则负责在这一领域建立完善的制度。刚开始时，它可能会遇到一些阻碍，之后有可能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包括拥堵费、电力的边际消费，当然也包括对产权的合法保护）。因为每个来到这个地区的人都是自愿的，这是一个全新的区域，所以他们对这些制度不应该有抱怨。

这一设想有个小小的缺点，即我们不太确定贫穷国家的领导者是否愿意加入。进一步而言，即使这些领导者加入了，他们是否能找到合适的“买家”尚不确定——没人敢保证：交出去的地区发展好了之后会送回。于是一些发展专家对此做了进一步阐述。保罗·科利尔（牛津大学教授和世界银行前经济学家）在其著作《最底层的十亿人：最贫穷的国家为何继续衰败？》（The Bottom Billion ：Why the Poorest Countries Are Failing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 ）及《战争、枪炮和选举：危险地区的民主》（Wars, Guns and Votes: Democracy in Dangerous Places ）中称，世界上现在有60个处于无助之中的国家（乍得、刚果等），那里生活着10亿人。这些国家都被糟糕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困扰着，西方发达国家有责任帮它们从中解脱出来；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使用武力干涉。他认为这方面的一个成功例子，就是英国政府帮助羽翼未丰的塞拉利昂实现了民主。

然而，威廉·伊斯特利对于塞拉利昂的例子却提出了深深的质疑。伊斯特利指出，接管一个国家远比治理一个国家容易得多。美国花费了沉重的代价才在伊拉克构建了完善的体系，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通常来说，一种制度不能适用于所有国家，它必须要符合当地的特色，因此，任何照搬式的制度都是行不通的。如果有可能，所有的改革都必须逐步进行，要知道，任何制度的存在都有其必然性。

总之，伊斯特利对于外界专家的怀疑不仅针对外来管理者，还包括外界援助。从某种程度而言，外界的援助都在试图改变原有的政策，但是这种改变通常是以破坏原有政策为代价的，即使领导人已开始腐败，他们仍然在接受援助。

然而，伊斯特利对此并不悲观。他指出，每个政府都能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只不过这个过程需要他们自己单独完成。尽管伊斯特利对外界援助者心存反感，也声称一种制度不能适合所有国家，但他指出，自由是唯一可行的万能策略。自由意味着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而在人类的种种发明之中，自由市场的能量被大大低估。他主张“让70亿专家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自由市场让所有创业者都有机会创业，如果成功了便能创造财富。伊斯特利还进一步指出，应该让民众自行决定自己受教育的程度和医疗方面的状态，而不是依靠政府的干预。

当然，很多情况下，人们会觉得完全自由的市场并不是理想的结果。首先，正如伊斯特利指出的那样，穷人无法真正参与到自由市场中去。”在他们参与进来之前，他们都需要帮助。其次，社会和市场需要制定一些规则来发挥其功能。例如，一个人不会开车，可他仍然想开。但是社会规则不允许他开车，因为这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很显然，在开车需要有驾照方面，我们不能完全实现市场自由化。如果一个国家呈现弱势或是腐败的态势，那么自由市场也会以行贿或腐败的方式出现。一项调查显示，在德里，如果你掌握了驾驶技术，你不一定能拿到驾照；但是如果你愿意行贿，你很快就能拿到驾照。德里驾照的这种随意颁发，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我们面临这样的挑战，当避免市场的随意性带来的不良后果以后，如何才能让政府发挥作用。这也恰恰是我们的目标。

因此，政府有必要为人民提供日常的必需品，而且还要制定某些政策，发挥市场的功能。伊斯特利还指出，民主能够给政府提供直接的反馈信息，约束政府履行其职责。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构建自由市场机制和民主。伊斯特利一贯主张，自由不能从外部引入，否则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此，这些制度必须是从本土自下而上形成的。最终，我们要为个人的平等和权利而奋斗。

从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分析中，我们得出一个结论：糟糕的制度非常“顽固”，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将其消除。我们看到了他们对如下结论所持的怀疑态度，即从外界引入一个制度会对原本的制度构成威胁，以及如果让人们自行处理，最终他们有可能找到适合自身的制度。但是，如果把上述两种结论分开来看，我们还是可以持乐观态度的。事实上，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我们已看到了一些制度的部分变革甚至是整个社会的大变革。

事实上，我们都错失了制度的最基本的概念，制度规定了参与的准则。这一概念包括了以往分析中的大部分概念，它们通常由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主导，如民主、地方分权、产权、等级制度等。但是这一层面的制度是可以通过当地一些具体的“制度”来实现的。例如，产权制度就涵盖了一系列的法规，规定谁能拥有什么（瑞士政府规定，外籍人士不能购买当地的小木屋），所有权是什么（在瑞典，人们拥有在任何地方行走的权利，包括在其他私人的土地上），如何将立法制度和政策结合起来，实施这些政策（陪审团审案在美国很普遍，但是在法国和西班牙却行不通）等。民主政策规定了谁能参选什么样的职位，谁能投票，如何竞选，但是法律保护有时却使得拉选票或欺骗民众变得轻而易举。就此而言，即使是专制体制，有时也会给民众保留一点儿参与的权利。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文已详细介绍过，制度也不例外。归根结底，要想真正理解制度究竟会对人民的生活产生多大影响，我们必须要从思想认识上做一个转变，从底层人民的角度来看待制度。

边缘的变化

在某种程度上，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悲观态度来源于，我们几乎很少看到激烈的政体改革——从一个专制腐败的政体转变为一个功能完善的民主政体。从底层的观点出发，我们发现，要增强职责和减少腐败，我们不一定要对政体进行彻底的改革。

尽管大规模的民主改革少之又少，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还是发现民主在地方一级被一定程度地引入。选举制度的改革在其他一些专制国家就曾发生过，例如苏哈托领导下的印尼、军队独裁制下的巴西、革命制度党时期的墨西哥。近些年，推行地方选举制度的国家也有很多，1998年越南推行这一制度，也门在2001年、沙特阿拉伯在2005年也推行了这一制度。这些选举制度遭到了西方国家的质疑：选举通常有舞弊现象，而且选举人的权利很有限。然而，即使是毫不完善的地方选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的管理也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农村地区逐步推行了村级选举制度。早先，中国共产党赋予村民参加选举的权利。共产党党支部任命党支部书记继续在村级行使领导权。投票不是采取匿名选举方式，投票箱经常都被塞得满满的。尽管这种选举制度不无瑕疵，但是调查却显示，选举制度改革产生了惊人的作用——村政府对村民更加负责。村里开始选举的时候，村级干部放宽了一些不受村民欢迎的政策。在中国农村，土地经常被重新划分，而一些中等收入的农户从中受益颇多。公共支出也大多被用在了村民的需求上。

同样，即使没有固定的、大的反腐体系，从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还是有可能的。政府的直接干预很有成效，乌干达政府很好地利用了新闻战，收到了成效。另外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自印度尼西亚，腐败现象在总统苏哈托下台后依然很严重。2010年，在全球腐败透明指数所涉及的178个国家中，该国排名110。在由世界银行出资、帮助当地边远地区修建基础设施（包括道路）的政府项目上，腐败现象尤为明显。对于当地官员而言，多开原材料和工人工资发票金额是最简单的腐败方式，但是他们没有采用。我们的同事本杰明·奥肯雇用了一个工程队，在大约600个村子里挖开一段道路，从而计算出究竟有多少材料被用在了道路上，然后再与原来上报的费用做比较。另外一组人则通过采访村中当时参加施工的工人，调查他们到底拿到了多少工资。结果发现，上报的工人工资的27%和原材料费用的20%都不知所踪了。更糟糕的是，这只是腐败的一部分。建好的道路长度和要求的一样长（否则，他们的腐败行为就太明显了），但是原材料的不足使得道路的质量特别糟糕——在下雨时很容易就被雨水冲毁了。

在反腐败方面，负责修建项目的政府官员告知村级领导人，他们修建的项目要经过审计，审计结果将会公布给群众。然而，政府的审计人员并不是很公正，他们毕竟还在现存的体系内工作。尽管如此，奥肯指出，与没有审计人员介入时相比，其腐败的数额还是减少了1/3（审计核查都是随机抽查）。

在印度的拉贾斯坦邦，我们和警察局联合向当地警察部门“虚报”一些小的犯罪行为，例如偷手机、在街上骚扰妇女等，试图让当地警务人员对这些予以备案。结果，在我们第一批上报的“案子”中，只有40%得到备案。这是因为印度警察局工作的评估是以没有办理的案件的数量为依据的，没有办理的案件越多，评估的结果就越差。因此，要想在评估中取得好成绩，他们就得尽量少对案件进行登记备案。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穷人很少为一些小麻烦去警察局报案。

印度的警察局几乎完全延续了其殖民时期的风格。尽管警察局设立之初是为保护殖民者的利益的，但是印度在独立后，却一直没有对其进行改革。1861年通过的警察局法案一直被沿用至今。自1977年以来，很多改革委员会都推出了各个方面的改革，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很少一部分被实施。然而，这个体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每个虚假报案者即将结束叙述、要被备案时，警察们都能找到其中的疏漏之处，进而四处奔走，寻找线索，尽快破案，以减少备案记录。尽管虚假报案者的信息不会被他们的领导知道，虚假报案者也不会因此被制裁，但是报案登记率还是从第一次报案的40%上升到了第四次报案的70%。警察对这些虚假报案者无从查起（他们都是由当地居民联合起来编造的虚假报案者），在这种情况下，登记率自然会提高。因为担心虚假报案者的再次出现，警察们会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

严格的监管制度已经不再是一个新的想法，但是审计和对虚假报案者的处理似乎有效，因为一旦消息外泄，那么触犯者就会被处罚。只要体系内的少数人相信这一点，那么对反腐败还是有用的。

由南丹·奈尔卡尼提出的信息科技也许能帮助我们解决上述腐败问题。他过去曾管理过印孚瑟斯技术有限公司——印度国内最大的软件公司。印度一直致力于给每位公民提供一个唯一的身份证号码，这个号码和他本人的指纹以及眼睛的虹膜识别相匹配。这一概念就是通过这些识别设备来随时随地确认人们的身份的。一旦这一理念得以实现，那么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指纹扫描从政府部门买到由政府补贴价格的粮食。这样就可以避免粮店的老板将粮食以高价卖给穷人。尽管印度政府体系的弊端仍然存在，但是这一“科技手段”的实施却能很好地改善印度人民的生活（尽管我们还无法证明这点，因为这一科技体系仍在建立过程中）。

实践中的非集权化和民主

即使在糟糕的制度框架内，社会责任和反腐败仍有提升的空间。相反，良好的制度却未必能得到真正落实。而且，这还取决于制度中有多少成分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悲观主义者认为好的制度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落实至关重要。然而，那些看似微妙的小变动给最终结果带来的影响也同样没有得到认可。

在巴西，我们发现了由于制度中的小变动对结果产生的巨大影响。先前，巴西一直沿用比较复杂的纸质投票制度。投票者需要从一长串的候选人名字中选出一个名字，并将该名字（或序号）写在投票纸上。在全国有大约1/4的成人未受过教育，这实际上剥夺了大部分人投票的权利。在普通的选举中，将近1/4的投票无效或不被计算在内。20世纪90年代末期，电子投票制度率先被引入一些大城市，而后相继被引入其他城市。投票者可以通过电子显示屏看到候选人的照片，并在一个简单的界面上选择候选人的号码，完成投票。改革的最初目的是要更好地统计投票数目，但是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引入这种电子选举制度的城市，其投票结果中的无效票数比未引入的城市要低11%。新参加投票选举的选民大都比较贫穷，且受教育程度较低，因此他们将票投给贫穷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候选人。此外，他们还将票投给施行有利于穷人的政策的候选人。公共卫生方面的支出增加使得贫困妈妈生育的低体重新生儿数量减少。没有明显的政治冲突，仅仅通过一个小小的科技方面的改变，巴西穷人的意见就被纳入了巴西政体。

赋予人民的权利

此外，地方政策的变化也会给政权带来一定的改变。大多数国际体系现在奉行的新理念都是将责任转嫁给受惠者，让他们负责学校、医院以及交通系统的正常运转。当然，通常情况下，政府并没有征得受惠者的同意，就将责任转嫁给了他们。

正如本书中所提到的那样，当政府无法通过公共服务的福利让群众受益时，再次实施反贫困政策则是很有必要的。当受惠者由于糟糕的服务而无法得到实惠时，政府应该对其给予更多的关注。此外，这些受惠者掌握着大量的信息，他们既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政府应赋予受惠者监管这些服务提供者的权利（老师、工程师、医生），让受惠者有权利雇用或解聘他们，或者至少有权利投诉这些服务提供者，从而确保这些政策制定者的动机是正确的。世界银行在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对社会服务造成风险者，社会应对其加以控制。”此外，在内战结束后，社区可以通过集中组织一些集体公益项目来增强与公众的联系。在塞拉利昂、卢旺达、利比亚以及印尼这样有军队冲突的国家，由社区选择和实施的集体项目（即社区驱动发展项目）是非常受欢迎的。

然而，在现实中，社区参与以及非集权化很普遍，但社区究竟怎样才能更好地体现群众的利益呢？如何才能保证弱势群体（女人、少数民族、社会地位低下者、无房产者）的利益呢？

在上述环境下，决议的公平性以及结果主要取决于以下一些细节，例如项目选择规则（一次会议、一次投票），谁被邀请参加会议，谁发言，谁负责监管项目的实施以及这些项目领导者是如何挑选的等。如果规则将少数民族和穷人排除在外，那么我们不知道是这种非集权化还是将权利赋予地方更有助于维持公共和谐。毕竟，被自己的邻居剥夺了公民权将令人愤怒。

以村级会议为例，这是地方重要的政治体系。通过会议，人们发泄不满、表决预算、提出或通过一些项目。村级会议可能是由充满奇幻色彩的美国佛蒙特州的年度城镇会议而来，该会议总是充满温和而又机智的幽默。但事实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会议却不受欢迎。例如，在印尼召开的KDP发展项目会议（世界银行给当地的社区出资修复当地的基础设施，例如道路或灌溉系统）。在村里几百个成人中，有55人参加，其中一半是村中的上层人物。然而，参加会议的大部分人都不发言。在KDP会议上，平均发言人数只有8人，其中有7人是上层人物。

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寡头政治铁律”在村级政府卷土重来。但在将其中的规则略微做些改变后，结果大不一样。在印尼的一些随机挑选的村子里，政府通过信函正式邀请村民参加会议。结果，出席会议的平均人数增加到65人，而且有38人不是来自上层社会。会议中，很多村民都发言了，这使得会议很有气氛。此外，政府还将印有“对KDP会议的建议”的表格附在邀请信内，随机在印尼的一些村庄发放，由学生将此信函带回家，而剩余的村庄则由村长负责发放这些邀请函。结果，由学校发放的那些评价表格所反馈的信息比通过村级政府发放的评价表格得到的反馈信息尖锐得多。

如果规则的不同会产生巨大的差别，那么由谁来制定规则就很重要了。如果乡村实行自行管理制度，那么规则就只能由上层人物来制定。这时，如果当权者能够考虑到少数以及弱势群体的利益，那么由他们来做决策是最好的方式。将权利赋予人民，但不是所有的权利。

严格规定代表的限制条件就是由上级监管下级干涉制度的典型例子。这些限制条件是很有必要的，能够准确地代表少数人的利益，而这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印度的村级政府部门（即村委会）对于代表就有这样的限制条件。村级政府部门每5年会选举一届新的领导人，同时对一些集体基础设施（包括学校建筑、道路等）重新招标。为了保护未被充分代表的人群的利益，规则中特意为妇女和其他少数群体（包括社会地位低的人群）保留了领导职位。如果上层人物占据了整个村委会的职务，那么，妇女和其他少数群体的利益将难以得到保障。村委会的真正当权者始终在管理整个村子，一旦被限制，他们就可能委托他们的妻子或是比他们地位低的仆人出面，行使自己的权力。事实上，2000年，拉加本德拉·查托帕迪亚雅和埃斯特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做了一项关于村委会制度的调查。他们想确认是否应委派女领导者担任各项基础设施的负责人。结果，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么做是无用功，这些人大到加尔各答乡村发展部长，小到他们调查小组的成员（还包括很多当地的学者）。大家都说，村里的所有项目事实上都是由村长——男性负责的。而那些害羞的或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女人几乎没有做过任何决定，她们总是听从男人的。

然而，调查的结果却恰恰相反。在孟加拉国，根据配额制度的规定，每隔5年，1/3的村委会领导都是从妇女中随机选取的。在这些村庄中，只有妇女才有权力管理村委会。仅仅在配额制度实施两年以后，查托帕迪亚雅和埃斯特便对有配额制度的村庄和没有的村庄做了对比调查。在孟加拉国，那些由妇女领导的村庄，她们将政府的预算大部分都用在了受妇女欢迎的基础设施上——道路和饮用水等（很少一部分用在学校）。随后，查托帕迪亚雅和埃斯特又在印度的拉贾斯坦邦得到了相同的答案，拉贾斯坦是印度有名的以男人为主的地区。结果发现，这里的女人更注重水资源，而男人则认为道路最重要。因此，毫无疑问，女领导者将更多预算投在了水资源上而不是道路上。

印度其他地区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女性领导者几乎总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拥有相同预算的前提下，女性似乎比男性能做更多的事情，而且受贿的概率更小。然而，每当我们在印度公布这些研究结果时，总会有人告诉我们，这肯定是错误的。这些人曾亲自去过一个村庄，并和一个女人谈话。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她都处于丈夫的监视下。他们还见过这样的政治海报，上面照片中候选人的丈夫比候选人本身更显眼。其实，我们也有过类似的谈话经历，也见过那样的海报。让女性参选政治领导者，这种变革有时会事与愿违，强势的女性会夺权并对其村庄进行改革。村民们认为，当选的女性领导者常常与有政治背景的人有关系，她们不太可能主持村级会议，也很少发言。她们所受的教育更少，从政经验也不多。然而，尽管她们要面对这种明显的偏见，很多女性正在逐步走上领导者之路。

粉饰民族鸿沟

最后一个例子是种族划分在选举中的角色。我们认为，选举常常基于种族忠诚度，也就是来自最大种族的候选人常常会当选，无论他本身具有怎样的品质。

伦纳德是纽约大学政治科学家，曾是贝宁地区的学生领袖。为了测量种族偏见的政治优势，他来到总统大选候选人召开政治会议的地方，说服他们到不同的村庄做不同的演讲。在一些渴望被“庇护”的村庄中，候选人强调的是种族背景，然后承诺为该地区的本族人建设更多的学校及医院，创造更多的政府工作岗位。在一些推崇“国家团结”的村庄中，这位候选人会承诺致力于国家在医疗及教育领域的改革，并致力于促进贝宁地区所有民族的团结。这些收听不同演讲的村庄都是随机选取的，但所有村庄都属于该候选人的政治根据地。“庇护”式演讲显然赢得了胜利——平均来看，“庇护”式演讲使候选人得到了80%的选票，而崇尚“国家团结”的村庄仅为他投了70%的选票。

出于各种原因，种族政治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如果选民们的选择基于种族而不是政绩，代表大多数群体的候选人的品质就会大打折扣：这些候选人无须付出太多努力，因为他们来自“正确的”阶级或种族，这就足以保证他们会中选。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印度北方邦越来越倾向于阶级论，这就可以明确地说明这一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所有阶级群体占主导地位的地区，赢得选举的政治家们都出现了更多的腐败现象。至于统治某一地区的是上层阶级还是底层阶级，这并不重要，但来自统治阶级的领导者更有可能腐败。到20世纪90年代，印度立法议会中有1/4的成员都与刑事案件有所牵连。

在发展中国家，难道选举也会不可避免地由种族主导吗？很多学者都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觉得，种族忠诚度是传统社会的基础，而且注定会统治政治态度，一直到该社会变得现代化才会有所改变。然而，证据表明，种族选举并不像人们常常认为的那样稳固。2007年大选时，阿比吉特、唐纳德·格林、珍妮弗·格林及罗西尼·潘德在北方邦展开了一项实验，他们与一家非政府组织合作，参与了一次非党派活动。在随机选择的村庄中，人们听到这样一句口号：“不要基于种姓来投票，要为发展而投票！”这一简单的信息将选民们为本种姓候选人投票的概率从25%降至18%。

为什么有些人根据阶级投出选票，而当一家非政府组织让他们再考虑一下时，他们就会欣然改变自己的主意呢？一个答案是，选民们对他们将要做出的决定常常缺乏了解——除了在选举时期，他们一般都没见过候选人。选举时，每个候选者都会做出类似的承诺。他们无法通过一种显而易见的机制，来发现哪些人腐败，所以他们更倾向于认为，每个人都会腐败。而且，选民们对于立法者的实际权力也知之甚少。在印度，我们常常听到，市民们责怪立法者无视贫民区的下水道问题，实际上，这样的问题应由地方立法者来负责。结果，立法者们认为，无论出现什么问题，他们都会受到责怪，这更加不利于一种强有力的执行机制的产生。

在选民们看来，所有候选人都大同小异（或者都不怎么样），所以他们或许觉得，最好还是依据阶级而投票：这种效忠于阶级的行为得到回报的概率很小，政治家也不太可能会向他们提供帮助。但无论是哪种情况，他们必须要付出代价。此外，很多人并不在意选举，所以他们才这么容易改弦易辙。

巴西曾努力向选民们提供关于候选人的有用信息。自2003年，随机选择的60位市政官员每个月都会参加一次电视“抽奖”，他们的账户会受到审查。审查结果会通过网络及当地媒体公之于众。这种审查会减少腐败现象。在2004年的选举中，如果候选人的账户审查结果被公布，他们当选的概率就会减少1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对于诚实的候选人来说，如果他们的账户审查结果在大选之前公布，那么他们当选的概率会增加13个百分点。在德里贫民窟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如果选民们得知候选人的表现不佳，他们就不会将选票投给他。

因此，政治与政策并无多大差别，其得到改善的可能性很小，而且微小的干预似乎不会产生重要影响。我们在本书中所提倡的理念——注意细节、了解人们怎样做出决定、怎样配合实验——也同样适用于政治。

政治经济学背景

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享有优先于经济的地位：经济政策的范围会据此受到界定与限制。

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在监管力度较大的环境中，机构功能的改进并不彻底。很明显，并非所有问题都能以这种方式得到解决。巴西政治家们的账户并没有依据法律而被曝光，德里的报纸也不会刊登立法者的记录。在印尼，其政权本身也不反对民主制。重要的是，如何寻找这一突破口。就政策来说也是一样，政策并非完全由政治所决定。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也会有好的政策产生。而且，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在良好的环境中，常常会产生恶劣的政策。

苏哈多时代的印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哈多是一个独裁者，尤以腐败著称。每当他生重病时，他的亲戚所拥有的股票的价值就会下跌。这表明，与他建立联系是非常有价值的。在苏哈多时代，用来买石油的钱被用来建学校，因为苏哈多认为，教育是传播意识形态的有力方式。他统一了全国的语言，在民众中建立了一种团结感。我们曾报道过，这种政策促进教育的发展。而且，对受益于学校教育的一代人来说，他们的工资也会增加。伴随着教育的发展，一个提高儿童营养的大计划产生了，内容涉及训练100万名村庄志愿者，让他们将这一信息带回村庄。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干预措施，1973—1993年期间，印尼营养不良的儿童人数减少了一半。这并不是说，苏哈多政权对于印尼穷人来说有多好，而是强调政治精英的动机有多复杂，他们或许是在某一特定时刻、特定地点，出于自身的利益才出台这些政策的，而这些政策恰巧是有利于穷人的。

同样，相反的情况也会成立。良好的意愿对于良好的政策来说，或许是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有时，糟糕的政策也出于良好的意愿，这是因为这一政策没有抓住真正的问题所在：公立学校体系令大多数人失望，因为每个人都相信只有精英才能学习。穷人找不到安全的地方存钱，因为对于那些允许穷人存款的机构来说，政府为他们设定的管理标准非常高。

部分问题在于，即使政府的用意很好，他们却很难做出尝试。在很大程度上，政府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解决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在很多情况下，只有当自由市场出于某种原因无法发挥作用时，政府干预才有必要出现。例如，很多家长可能最终没有为自己的孩子接种疫苗，也没有给他们服用驱虫片，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这样做对于其他人有什么好处；家长可能没有为自己的孩子选择接受正确级别的教育，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不清楚孩子长大后是否能够回报他们；公司不愿进行废水处理，部分原因在于，这样做的费用很高，而且他们根本不在乎水污染的问题；走到十字路口时，我们宁愿闯红灯也不愿停下脚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结果，政府的代理人（官僚、污染检察员、警察、医生）无法因为其他人带来价值而得到回报——当警察给我们开罚单时，我们会抱怨，但我们不会因为他敬业、维护道路安全而嘉奖他。相比之下，杂货店主通过向我们出售鸡蛋而传递价值，当我们向他付钱时，我们知道自己支付的是他所产生的社会价值。

这一现象具有两个重要的意义。第一，我们很难对大多数政府工作人员的表现进行评估，这也是为什么公务员（警察、审判员等）有很多规定要遵循。第二，破坏规定的诱惑力总是存在的，无论公务员还是我们都是一样，这常常会导致腐败及渎职现象的发生。

因此，腐败和渎职的危险在任何政府都是在所难免的，但在以下三种情况中尤为严重：第一，政府要求人民做一些他们认为没有价值的事情，例如骑摩托车时戴头盔或是给儿童接种疫苗。第二，当人们得到的价值大大高于他们所付出的时，例如医院免费提供床位给有需要的人，无论他们的收入高低与否，这就导致更富有的人行贿插队。第三，官僚的收入较低、工作量较大、监管不力，而且即使被解雇也毫无损失。

前面几个章节中的证据表明，这些问题在贫穷国家可能更为严重。由于缺少正确的信息以及政府长久以来的失败，人们对政府的信任越来越少。极度贫穷使很多服务需要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馈赠。而且，人们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到底有哪些，也无法有效地要求或监督政府的表现、政府支付给公务员的有限资源等。

这也是政府计划（以及非政府组织及国际组织发起的类似计划）常常没有效果的一个原因。这个问题一直都难以解决，细节方面需要大量关注。这种失败常常并非像很多政治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由某一特定团体的破坏而引起，而是由于整个体系的构想都很糟糕，而且没有人愿意对其进行调整。在这种情况下，改变就意味着要弄清楚什么才是有效的，并且担负起责任来。

医疗工作者的缺席正是这样一个例子。您或许还记得第三章中说到的，乌代布尔地区的护士很不欢迎我们，因为我们的计划增加了她们的工作量。结果，她们笑到了最后：我们与非政府组织赛娃曼迪及当地政府展开的这一计划最终失败了。

在这一计划启动之前，我们对在赛娃曼迪收集的数据进行了研究。数据显示，护士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是缺勤的。地区行政长官决定，要加强执行护士出勤率的规定。根据新的方案，大多数护士每周一都要在中心待一整天。在这一天里，她不许外出对病人进行探视（这常常是不去上班的一个好借口）。赛娃曼迪负责监测出勤率：在每周一，每个护士都会得到一个印有时间、日期的邮票，然后多次填写贴到中心墙上的签到表上，以此证明她出勤了。至于那些出勤率不到50%的护士，她们会被扣工资。

为了验证我们的做法是否有效，我们派出了独立的调查人员，对赛娃曼迪监督的地区及其他地区护士的出勤率进行调查。一开始，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该计划实施前，护士在岗率为30%左右，到2006年8月，赛娃曼迪监督地区的护士在岗率上升至60%，而其他地区的这一比率没有变化。每个人（除了护士，因为她们见到我们时就告诉了我们）都很振奋。到2006年11月，情况开始逆转。监督地区的护士在岗率开始下降，并且一直在下降。到2007年4月，受到监督的地区与没受到监督的地区，其情况都同样糟糕。

当我们对这一情况进行调查时，惊奇地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在该计划结束之后，记录中护士的出勤率仍然很低。记录中出现最多的是“事假”——护士们提出的一些合理理由，例如培训和会议是最为常见的。我们试着弄清楚，为什么这么多事假日突然涌现；在她们所说的日期，我们并没有发现会议或培训的记录。唯一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在监测中心里，当护士突然多申请30%的事假时，每一个负责监督护士的人都决定睁一眼闭一眼。最终，她们发现，自己的上司根本不关心她们是否来上班，因此她们认为自己的实际出勤率很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没有监测的中心相比，监测中心的护士出勤率其实更低，而且直到研究结束时依然如此。最终，监测中心护士的出勤率只有25%，没有人抱怨。对于中心没人工作的情况，村民们已经习惯了，因此他们对整个制度都失去了兴趣。在我们对村庄的拜访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抱怨护士缺勤的人。每个人都完全放弃了这项制度，认为不值得去弄清楚护士们在做什么，更不用说要抱怨了。

妮丽玛·科顿是塞娃曼迪的主管，她对这一情况做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科顿是一个以身作则的人，她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制定了一个很高的行为标准，并希望其他人也能照做。但这些护士却给她带来了麻烦，因为她们对于自己的玩忽职守似乎很不以为然。她还发现，她们需要做的事情十分令人震惊：一周工作6天。签到，然后拿上你的药箱，出发前往一个小村子巡诊，即使在38度左右的天气也是如此。她们挨家挨户地为育龄妇女和她们的孩子做检查，还要劝说少数对此毫无兴趣的妇女采取避孕措施。在五六个小时的工作之后，还要走回中心做下班登记，然后乘2个小时的公交车回家。

很明显，没有人能将这项工作一直坚持下去。人们对此十分理解，他们并不指望护士能真正完成所规定的工作。那么护士实际上应该做些什么呢？她们应该有自己的规则。在我们见到她们时，她们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不能指望她们能在上午10点之前来上班，而清晰地贴在中心外面墙上的上班时间是早上8点。

显然，这些规定的设立并不是要降低印度整个医疗保健体系的效率。相反，这或许是由一位善意的官僚提出来的，他对这个体系该做些什么有自己的观点，而且也不过多关注那些被要求实现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三大问题：意识形态、无知和惯性。这个问题瓦解着可以帮助穷人的各种努力。

护士的工作量基于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即将护士看成是充满奉献精神的社会工作者，这种意识形态出自对各种条件的无知，大多因惯性而反映在文件之中。改变这些规则，使护士的工作变得更好操作，这或许还不足以提高护士的出勤率，但仍然是必要的一步。

这三大问题同样使印度家长和学生承担教育和被教育责任的努力受到了阻碍。印度政府在最近的一次教育改革中，引入了父母参与监管子女小学教育的观点。SSA是一项旨在提高教育质量的大型项目，由联邦政府资助，每个村庄都要成立一个村庄教育委员会（或称VEC，相当于美国的家长–教师协会），协助学校进行管理，寻找改进教学质量的方法，并对出现的任何问题进行汇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村庄教育委员会可以为学校增加一名教师而申请资金，如果获得了必要的资金，委员会有权雇用或者根据需要解雇这名教师。考虑到雇用教师的成本不低，这可以说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决策。然而，根据我们在北方邦（印度人口最多的一个邦）江布尔区所做的调查，在这一计划制订近5年之后，我们发现92%的家长从未听说过村庄教育委员会。此外，在我们对该委员会成员的家长进行采访时，1/4的人都说不知道自己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约2/3的人并不了解SSA计划，也不知道其拥有雇用教师的权力。

这一计划同样受到了这三大问题的阻碍。在“人民的力量很大”这种意识形态的启发下，这一计划完全忽视了想要什么及某一村庄如何运作。在我们对这一计划进行研究时，它完全是由惯性支撑着。很多年以来，根本没人注意过这个计划，除非是某地的官僚，因为他需要确保所有的意见箱都已检查过了。

Pratham是印度一家教育非政府机构，负责年度国家教育报告，还有我们在第四章中谈到的有关教育的阅读计划。通过与该机构的共同研究，我们认为，让父母们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可以为计划注入新的活力。根据SSA计划，Pratham小组派出实地考察员到65个随机选择的村庄，告知那里的父母们他们拥有哪些权利。Pratham小组有些怀疑，如果只是告诉人们他们能做些什么，而不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种方式是否真的有效；在另外65个村庄一组中，Pratham小组教感兴趣的村民怎样使用dipstick阅读软件，还有些数学测试（这些都是ASER 的核心内容），并为该村庄准备一张成绩单。对于这些成绩单的讨论（表明在大多数村庄，具有读写能力孩子的人数少得可怜）只是一个起点，随之而来的是讨论家长及村庄教育委员会的潜在作用。

然而，在一年之后，在家长参与村庄教育委员会、委员会行动主义或儿童学习（这是我们最关心的）的问题上，这些干预都没能产生任何作用，而原因并非是这一社区没有被调动起来。Pratham小组还让这一社区提供一些志愿者，接受Pratham阅读技巧的培训，然后教孩子们怎样去阅读，并负责给孩子们开设课后阅读班。志愿者们确实做到了，他们每个人都会教几个班。我们在第四章中看到，这些村庄孩子们的阅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

产生这一区别的原因可以解释为，村民们得到了一项清晰、具体的任务：找到志愿者，将有需要的孩子送到辅导班。相对于劝说人们去为增加一个教师而游说政府的模糊任务，即SSA的计划，这种方式的界限或许更为清晰。在肯尼亚，一项研究给村庄教育委员会一项任务，并让他们行动起来，结果非常成功。在这项研究中，委员会得到了一笔资金，并根据要求用这笔钱雇用一名教师。在某些学校，委员会还有另外一个责任，即密切注意这名教师的行为，并确保学校没有误用这名教师。这一计划在所有学校都得到了良好的执行，而且在学校委员会特别关注其执行情况的学校，效果更为明显。因此，父母的参与虽然必不可少，但父母们需要做的事情也需要审慎思考。

这两个例子表明，大规模的浪费及政策失败之所以会发生，常常是因为政策规划阶段的懒惰思想，而不是任何深层次的结构问题。对于有效的政策来说，有效的政治或许是必要的，或许不是。当然，这还不够。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政治经济学的那种观点，即政治总会优先于政策。我们现在可以更进一步，颠倒政策与政治的阶级地位。良好的政策是良好的政治的第一步吗？

选民们根据他们所看到的现实情况，调整自己的观点，即使他们一开始时具有偏见。印度的女性政策制定者就是一个例子。尽管德里的精英们仍然认为，女人不应被赋予合法的决定权，但国民们却更为支持相反的观点。在孟加拉邦西部，在从来没有女性领导者任职的政府岗位中，2008年，10%的岗位被女性占据。毫无疑问，当这些岗位为女性预留时，这一比率上升至100%。女性当选的比率从13%上升至17%。在孟买，同样的情况也在市政府代表中发生了。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选民们对待女性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在孟加拉邦西部，为了衡量关于能力的偏见，村民们需要听取一位领导人的讲话。所有村民听到的都是同一篇讲话，但有些人听到的是男声，而有些人听到的是女声。听完讲话之后，他们被要求对讲话质量进行评判。在从没为女性保留过席位（也从未有过女性领导者）的村庄中，男人们给予男声演讲的分数比女声演讲更高。另一方面，在曾为女性保留席位的村庄中，男人一般都更喜欢女声演讲。男人的确承认，女人有能力执行良好的政策，他们改变了自己对于女性领导者的观念。因此，暂时为女人保留2/3席位，不仅可以增加饮用水资源，还会永久转变女性在政治领域的角色。

良好的政策还有助于打破过低期望的恶性循环：如果政府开始执行，人们就会开始更认真地对待政治，并给政府施压，执行更多的政策，而不会放弃选举权，也不会不加思考地将选票投给同族之人，更不会拿起武器反抗政府。

在墨西哥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找到接受了社会福利计划Progresa（为穷人家庭提供现金转移，前提是他们的孩子去上学，他们要去医疗中心）的村庄，对实行该计划6个月与21个月的两组村庄在2000年大选期间的选举行为进行对比。结果显示，在受益于Progresa计划更久的村庄，其选票偏向实行该计划的政党。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可能是这些家庭被该计划“收买了”，因为那时他们都受益于此，并且已经了解那些规则，而是这一计划在改善健康及教育方面非常成功，接受该计划更久的家庭，已看到由此而产生的一些好处。因此，他们将选票投向了启动这一计划的政党。在太多选举承诺出台而又破灭的情况下，实际的成绩向选民们提供了有用的信息，让他们了解候选人将来可能会做些什么。

信任的缺乏可以说明，为什么温奇康（Wantchekon）在2001年贝宁的实验中发现，与吸引公众利益相比，提供具体的信息更为成功。当政客们对“公众利益”泛泛而谈时，没有人会真正相信，至少，选民们多多少少会信任一种具体的信息。如果“公众利益”的信息更加清晰一点儿，更加专注于某些具体倡议，提出一项可以让候选人在当选后为选民负责的议程，那么这种信息更容易产生影响。

伦纳德在2006年选举之前进行了一项后续实验，结果表明，对于那些认真负责、致力于涉及并解释社会政策的政治家们，选民们的确会给予支持。伦纳德开始与贝宁其他民间团体领导人进行广泛的协商：“2006年选举：政策选择是什么？”分别有教育、公共卫生、管理及城市规划四个小组，还有四位专家（其中两位来自贝宁，另外两位分别来自邻国尼日尔和尼日利亚），他们提供一本政策建议的白皮书。所有国民大会的政党代表，还有各家非政府组织的代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之后，有几家政党自愿使用会议上提出的建议，作为试运行的选举平台。他们将其应用于随机选择的村庄，在城镇会议上，对这些建议做出了详细的介绍，参与者们有机会做出反应并采取行动。在对照村庄，气氛愉悦的政治会议经常召开，会上提出了一些具体信息，还有广泛而又模糊的政策提议。这一次的结果恰恰相反，在那些召开会议并讨论具体政策提议的村庄，并没有出现对于具体信息的支持，但参选政党的选票数和支持率都更高。

这一结果表明，可靠的信息可以劝服选民们对符合大众利益的政策投票。一旦信任建立了起来，个别政客的激励政策也会改变。他会感觉到，如果他做了一些善事，他就会受到尊敬并再次当选。很多拥有权力的人都具有多重动机——他们想受到爱戴或做善事，因为他们有同情心，也因为这可以稳固他们的地位，即使他们有腐败行为。这些人会做一些促进变革的事情，只要这些事情与他们的经济目标不完全冲突。一旦政府可以证明，他正在试图实施政策并赢得人民的信任，一种更深层次的可能性就会产生。政府现在可以不再那么关注于短期成绩，不再那么热衷于不顾一切地赢得选民的认可，不再那么沉迷于冲动下的有奖问答。对于政府来说，这是一个规划更加有效、更有远见政策的好机会。我们在第四章中看到，Progresa所展示的成功鼓励了福克斯，他在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PRI）失势之后成为总统，而他并没有取消这一项目，而是将其推广到整个拉丁美洲，推广到全世界。这些项目或许起初并不像有奖问答那样吸引人，因为为了拿到钱，一个家庭可能要做些事与愿违的事情，但人们相信（不过，我们看到，或许这是错误的），制约性是“打破贫穷周期”的一个必要部分。我们欣慰地看到，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政党，他们都认为应当将这一长远观念摆在议程的核心位置。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机构，很多西方学者及政策制定者都极为悲观。根据他们的从政知识，他们或许会指责陈旧的农业机构，或是来自西方的罪恶——殖民统治或傀儡机构——或是一个国家所固守的文化。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一观点都认为，糟糕的政治机构应在很大程度上为国家的贫穷负责，而且逃脱这种贫穷状态很难。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放弃的理由，其他人则希望从外部促进机制改革。

伊斯特利与萨克斯对这些论点都多少有些反感，原因有所不同。伊斯特利认为，西方的“专家们”没理由去判断在特定环境下的一组政治机构是好是坏。萨克斯认为，糟糕的机制是贫穷国家的通病：通过专注于具体、可测量的计划，或许以某种有限的方式，甚至在一种糟糕的机制环境中，我们可以成功地消除贫穷，让人们变得更富有、更有文化，开启一个良性循环，由此，良好的机制便会随之而产生。

我们同意这一观点：政治局限性是真实存在的，这使我们很难找到解决大问题的方法。但是，在改进机制及政策方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认真了解每个人（穷人、公务员、纳税人、当选政客等）的动机及局限性，可以更好地制定出有效的政策及机制，避免腐败或渎职现象的发生。这些变化还在继续，并开启一场寂静的变革。

总结

经济学家（及其他专家）谈论哪些国家的经济在增长，哪些国家的经济没有增长，这看上去没有任何用处。一些国家由经济瘫痪转变为经济奇迹，如孟加拉国和柬埔寨；另一些国家的经济从“模范”沦落到谷底，如科特迪瓦。回顾过去，我们总能找出合理的理由解释过去发生的事情。但事实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很难预测哪个国家的经济会增长，也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事会忽然发生。

鉴于经济增长需要人力与智慧，但无论何时，如果男人和女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健康的身体，如果市民们在为孩子投资方面具有安全感和信心，让孩子们走出家门，到市里去找一份新工作，那么人们就更容易摆脱贫困，这看上去似乎是合理的。

或许，到那时，人们需要长久致力于摆脱贫困。如果不幸和挫折不请自来，气愤与暴力占据上风，那么能否摆脱贫困，我们尚不可知。一种有效的社会政策可以使人们远离失败，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会失去什么，要让国家在其所处的时代腾飞，那么这样的政策或许是关键的一步。

如果所有这些都不正确，如果国家政策不能带来经济增长，那么尽一切可能来提高穷人的生活质量，不再等待经济刺激，将是大势所趋。第一章中对道德问题的讨论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知道了如何摆脱贫困，我们不能容忍浪费穷人的才干和生命。正如本书所讨论的，尽管我们没有根除贫困，但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或许可以改善穷人的生活。具体见以下5个方面。

第一，穷人通常缺少信息来源，相信那些错误的事情。他们不清楚给儿童接种疫苗的好处，不明白基础教育的重要性，不知道该使用多少化肥，不知道哪种方法最易染上艾滋病，也不知道政治家们每天都在做些什么。在他们发现那些坚信不疑的信念是错误的之前，他们会做出错误的决定，这些决定有时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如果女孩们与成年男子发生性关系并且未采取避孕措施，或农民使用两倍于正常量的农药，这些事情的后果都是严重的。例如，由于人们不确定接种疫苗有哪些好处，再加上办事拖延的习惯，导致很多孩子失去了这样的机会。如果公民盲目选举，他们很可能会选择同种族的候选人，尽管这样做会使顽固和腐败问题变得更严重。

有很多事例可以说明，一条普通的信息可以带来巨大的变化。当然，事情并不总是如此。要想产生这样的效果，这条信息必须具备以下特点：它必须是人们尚未知晓的（如“婚前禁止性行为”是人人都知道的，效果不明显）；信息的发布方式必须是简单而有吸引力的（电影、电视剧、精心设计的报告单）；信息的来源必须是可靠的（有趣的是，媒体看上去似乎是可靠的）。因此，当媒体发布信息称政府做得不对，政府将花费大量的成本来挽救自己的信誉。

第二，穷人肩负着生活中的多种责任。你越富有，越容易做“正确”的决定。穷人没有自来水，因此，当市政府对水进行氯化时，他们不能受益。他们买不起速溶的强化营养型麦片，因此不得不想办法确保他们及自己的孩子得到足够的营养。他们没有自动扣除功能的储蓄计划，例如退休计划或社会保障，因此要想办法存些钱。做这些决定是困难的，因为它需要人们考虑当下或前期做出少量付出，而回报很可能在遥远的未来。人们拖延的习惯会把事情搞砸。对于穷人，更为麻烦的是，他们的生活本来就很困难：他们中的一些人做着竞争激烈的小本生意，剩下的大部分人打散工，总要为找到下一份工作发愁。这说明通过做正确的事情，他们的生活就会得到很大改善——降低加铁/碘盐的生产成本，使人人都买得起；银行提供存钱容易但取钱代价会稍高的储蓄账户，让每个人都能享有，如果有必要的话，政府可以对银行进行补贴，以弥补其带来的成本费用；在自来水昂贵的地方提供清毒剂以做净水处理。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第三，一些服务于穷人的市场正在消失，或是在这些市场中，穷人处于不利地位。穷人存款所得的利息（如果有幸拥有一个账户的话）是负利息，但贷款的利息却很高。针对穷人的医疗保险市场尚未健全，尽管医疗问题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影响。

在一些案例中，技术创新或制度创新可以弥补市场发展的不足，例如小额信贷市场，它向穷人发放小额贷款，利息不高，人们支付得起；又如，电子转账系统（用手机等）和个人识别系统可以在未来几年大幅削减银行成本。但是，我们还应认识到，这类市场的兴盛不仅需要靠自身的努力那么简单，有时需要政府的支持。

我们应该认识到，这可能会产生免费赠送的产品或服务（如蚊帐或到保健中心做检查），甚至奖励人们做有利于自身的事情，虽然这听上去有些奇怪。各类专家都不信任这种免费发放的产品和服务，即使是从纯粹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这也可能有些夸张了。相对于收取一个固定价格来说，免费向每个人提供服务的成本常常更低。在某些情况中，这可能需要确保市场所售产品的价格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允许市场得以发展。例如，政府可以补贴保险费用、发放代金券，而家长则可以在任何一家学校（公里或私立）使用，或是强迫银行向每个人提供免费的账户，只收取象征性的费用。我们有必要记住，这些得到补贴的市场需要受到严格的监管，确保其运转良好。例如，如果所有家长都能为自己的孩子找到合适的学校，那么学校代金券就非常有用；否则，这可能会成为为精明的家长提供又一优势的方式。

第四，贫穷的国家不会因为贫穷或其不堪回首的历史而注定失败。的确，在这些国家，事情很难办成：一项关于帮助穷人的计划由于被某些人接手而失败了；教师教学散漫；建筑施工时偷工减料，车辆超载以致道路塌陷等。这些事件几乎与那些精英们的经济阴谋无关，主要是由于制定政策时出现的错误造成的，包括无知、意识形态和惯性。人们期望护士完成普通人无法胜任的工作，但从没有人想过修改护士的工作职责。在印度，一位政府高官曾告诉我们，村里的教育委员会成员包括优秀生的家长和差生的家长。当我们问他们如何评定好坏的标准时（直到四年级才有考试），那位官员立刻转移了话题。然而，由于惰性，这些荒唐的规定目前还在生效。

如果表达正确的话，在不改变现有社会及政治结构的情况下，有可能对管理和政策加以改进。即使是在“良好的”制度环境下，改进的空间仍是巨大的，而在不好的环境下也有一定行动的空间。只要确保每个人都被邀请来参加村庄会议，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并让他们为自身的渎职而担负起责任，对各个阶层的政治家进行监督，并将这一信息与选民分享，向公共服务用户们说明他们应期待什么——医疗保健中心的准确工作时间，他们应当拿到多少钱（或是多少袋米），那么，一次小的变革便可以实现。

第五，对于人们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最终常变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孩子们放弃上学是因为老师（有时是父母）认为他不够聪明；水果店老板不努力还贷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还会负债；护士不上班是因为没人对她们在岗位上的表现抱有期望。改变人们的期望是不容易的，却并不是不可能的：当看到村里出现了女官员时，村民们不仅不再歧视女政治家，甚至开始认为自己的女儿也具备这种发展潜力。更重要的是，成功能带来更大的成功。当一种情况得到改善时，这种改善本身就会影响人们的信念和行为。因此，在启动一个良性循环时，人们不应害怕必要的付出（包括现金）。

除了上述5个原因，我们还有很多本该知道却不知道的事情。这本书旨在对这些问题抛砖引玉。如果我们拒绝懒惰和公式化的思考模式，如果我们倾听穷人的心声，理解他们的逻辑，那么我们就能制定一套有效的政策，也能更理解穷人的生活方式。基于这种理解，我们可以发现贫穷的原因，并找到解决的办法。

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和体制改革，我们不想做过多评论，但也不会忽略这项事业所暗藏的逻辑：小的变化可以带来大的影响。肠道寄生虫可能是你最不想提的话题，但是肯尼亚的孩子为此需要在学校接受治疗，时间长达两年，而不是一年（成本是每年每个孩子1.36美元），他们成年后平均每年多挣20%，即一个人一生多挣3 269美元。如果杀虫工作更加广泛，它所带来的影响会更小：如果肠道寄生虫被消灭，那些孩子可能早已投入了工作。我们注意到，2006—2008年，肯尼亚人均收入可持续增长率创历史新高，为4.5%。如果我们撬动经济政策的杠杆，那么该地经济会呈现前所未有的增长，4年内人均收入将提高20%，但是，这样的杠杆并不存在。

我们不能保证消除贫困。一旦我们承认这一点，我们就获取了充足的时间。贫困已跟随了我们几千年，如果我们打算在50年或100年内消除贫困，那就行动起来。至少我们不能再假装已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我们应与全球其他人一起联手努力，让这个世界再没有人每天依靠99美分生活。

致谢

我们的母亲——妮玛拉·班纳吉和维奥莱纳·迪弗洛——在生活和工作中，曾多次表达对不公正的憎恨。假如我们当时对此装聋作哑，逃避她们的影响，我们就难以成为发展经济学家。

我们的父亲——迪帕克·班纳吉和米歇尔·迪弗洛——教导我们正确讨论的重要性。我们并不能完全体会他们设定的严格标准，但我们渐渐理解了为什么它是正确的标准。

这本书起源于2005年与安德烈·施莱费尔的谈话，当时他在《经济展望》杂志当编辑。他让我们写一写穷人。当我们写作最终题为“穷人的经济生活”的文章时，我们意识到，这是能将我们一生想洞察的各种迥异的事实和想法综合起来的一个方式。我们的经纪人马克斯·布罗克曼说服我们说，一定会有人对出版这样一本书感兴趣。

书中的许多信息都来自他人：他们或教过我们——指导过我们或挑战过我们，或是我们的合作者——合编者、学生和朋友，或是我们的同事，或是政府工作人员。然而，我们仍然希望感谢乔希·安格里斯特、鲁克米尼·班纳吉、安妮·迪弗洛、妮丽玛·凯坦、迈克尔·克雷默、安德勒·马斯·科勒尔、埃里克·马斯金、森德希尔·莫雷森、安迪·纽曼、罗西尼·潘德、托马斯·皮凯蒂和伊曼纽尔·赛斯。他们以各自方式付出了自己的努力，他们的一些观点也被融入本书。我们希望，他们对于这一点应该感兴趣的。

在本书写作的初期，我们从很多人的观点中受益，其中包括：丹尼尔·科恩、安格斯·德亚顿、帕斯科林·迪帕、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格雷格·刘易斯、帕特里克·麦克尼尔、罗西尼·潘德、兰·帕克、索明斯基·森古普塔、安德烈·施莱费尔和库德扎·塔卡瓦莎。埃米丽·布雷扎和多米尼克·莱格特多次通读了本书的每一章节，并提出了重要的改进建议。因此，我们才能看到这么精彩的一本书。当然，如果我们更耐心一些的话，效果可能会更好。我们在公共事务所的编辑克莱夫·普里德尔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本书就是在他任主管时面世的。

目录

THE GREAT ESCAPE

《福布斯》2013年度最佳图书

《彭博商业周刊》2013年度最佳图书

美国出版人协会2013年度经济散文荣誉奖

入选《金融时报》—高盛2013年度最佳商业图书榜单

比尔·盖茨、《经济学人》、《金融时报》、《纽约时报》、路透社等隆重推荐

媒体评论

世界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公平、富裕的地方吗？极少有经济学家能够比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安格斯·迪顿有更多的储备或资历来回答这个问题。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评估衡量国际福利状况，不害怕为此追溯历史。不同于常规的研究视角，在这本书里，迪顿超越了简单的经济叙事，关注到那些经常被忽视的领域的进步，如人类的健康改善……要驾驭这样综合的主题，需要有大的格局和大胆的构想规划，安格斯·迪顿同时具备了这两点。

——《经济学人》

迪顿这本条理清晰的书激赏由发展带来的财富，同时明晰而审慎地解释为什么总有一些人在这样的进步中“落后”。他严格区分了由知识进步造成的不平等以及由政治系统有缺陷造成的不平等……这本书深厚的历史与地理知识背景增加了其论述的力量。

——《金融时报》

一个富于启发性的激动人心的关于人类的寿命和繁荣程度是如何在现代社会猛增的故事。从工业革命开始，到“二战”之后加速，经济进步和医疗技术里程碑似的发展使人类的预期寿命激增，本书便是关于这三者的一个综合阐述。

——《纽约时报》

当迪顿教授提出很多人或国家的所谓援助其实更多是满足自己的帮助需求时，可谓一语道破真相。他识别了人们的援助幻觉——即认为通过富裕国家的人们提供资金，可以解决贫困国家人民的贫困问题。

——《金融邮报》

了解当今世界福利状况的最佳指南之一……迪顿讲述了所有人类故事中最为激动人心的一个，它将给所有人以对人类未来前景乐观的理由，只要我们愿意听取其中的道理。

——《纽约时报书评》

在这本新书中，经济学家迪顿教授质疑所有援助的有效性，同时论述了世界上更多的贫困人口是怎样并不仅仅出现在非洲，同样也出现在急速发展的、贫富分化非常严重的中国和印度。

——《巴伦周刊》

《盛大逃亡》一书将技术的先进性、道德的紧迫感、富于经验的智慧以及一种引人入胜的写作方式做了一个惊人完美的结合。它将加深你对现代经济所取得的进步的赞赏，同时坚定你的利益能够也应该被更广泛地共享的信念。

——彭博新闻社

正如书名所显示的那样，迪顿勾勒了一幅两百多年来人类逃离贫困和早期死亡的图景。这是一个充满能量的故事。在迪顿的笔下，所有经常被忽视的人类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所取得的成就被予以突出，这既给人以新鲜感又叫人充满期待。

——路透社

名人评论

如果你想了解，为什么随着时间推移，人类的整体福利上涨如此之多，安格斯·迪顿的这本书你将不能错过。

——比尔·盖茨

一本无与伦比的杰作。

——威廉·伊斯特利（纽约大学教授）

这本书排在我2013年必读书目的首位。迪顿处理的是一些大的话题：全球健康改善与幸福感的提高，令人担忧的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以及通过外国援助解决贫困问题所面临的挑战。他充满力量的、富于煽动性的论证结合了细致的分析、富于人文情怀的洞察、明晰的阐述以及无所畏惧的挑战传统智慧的勇气。无论是否同意他的结论，本书都会迫使你重新思考你在一些世界最紧急问题上的位置或立场。

——克里斯托弗·伊斯格鲁布（普林斯顿大学校长）

本书讨论了历史上两个最为重大的问题：人类是如何获得健康和财富的，以及为什么一些人获得了比其他人更多的财富和健康。作为世界上最顶尖的发展经济学家之一，安格斯·迪顿带我们经历了一段非凡的旅程——从几乎所有人都贫病交加的时代进入一个大多数人逃离这种罪恶的时代——同时告诉我们，那些依然陷入在这种极端贫困中的亿万人民将怎样可以加入到这场大逃亡中。所有想要了解21世纪的人都应该读这本书。

——伊恩·莫里斯（斯坦福大学教授、《西方将主宰多久》作者）

没有人能够比安格斯·迪顿更好地解释为什么相比于我们的曾祖父母，我们的寿命更长、身体更健康、生活更富裕。在这本书里，他不仅讲述了这一尚未完成的、未能平衡发展的势不可当的人类进步历程，同时指出了政治在这过程中的每一步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对于任何关注国家健康与财富话题的人，这都将是一本必读书。

——达伦·阿西莫格鲁（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作者）

迪顿关于全球健康进展状况的阐述是权威的，尤其是在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阐释经济增长方面，其论述更加让人信服，因为技术进步是健康改善的基础。这本书意义重大，它将影响我们思考人类发展的方式，同时影响我们对科学包括基于科学的政府计划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认知。这本书的语言严谨优雅，其所采用的证据的说服力是不可抗拒的。

——塞缪尔·普雷斯顿（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

这本杰出的书所讨论的，是在过去的250年中，大量的人口是如何过上以前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拥有的生活水平的，以及这种进步是如何引发了前所未有的人类不平等。基于非比寻常的观点和见识、独特的知识与连贯性以及细致的论证，这本书充满了启发性，给人极为愉快的阅读体验。

——托马斯·博格（耶鲁大学教授）

深入的研究加上雄辩的论述……对于那些对世界贫困状况感兴趣的人来说，这本书毫无疑问将成为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发展援助的最为重要的一本书。

——肯尼斯·罗格夫（哈佛大学教授）

前言

《大逃亡》本来是一部电影，讲述的是“二战”期间一群盟军士兵逃离德军战俘营的故事。在这本书中，我所说的“大逃亡”则另有所指：我要讲的是人类如何摆脱贫困与早逝、如何改善自身生活质量以及应该如何让更多的人实现这些目标的故事。

我父亲的人生经历就是这类故事中的一个真实案例。父亲名叫莱斯利·哈罗德·迪顿，他于1918年出生在英国南约克郡一个以挖煤为业的小村子里。在发现了新的煤矿后，我父亲的爷爷和奶奶放弃了农业，转而投身煤矿，希望以此能生活得更好一点。他们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爷爷，在参加完“一战”后复员，回到村子里继续井底的挖煤生活，并最终成了一名煤矿管理者。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村子里只有极少孩子能有机会读到中学，我父亲也没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只能在矿井里从事最底层的工作。对于他和他的同龄人来说，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能够爬到地面上工作。但这一愿望却一直未能实现。1939年，父亲应征入伍，随后被送到法国，成了英国远征军的一员。后来远征军在法国惨败，父亲又被送往苏格兰接受训练，成了一名突击队员。就在那里，父亲遇到了我的母亲。同时，父亲也十分“幸运”地因患肺结核而退役，被送至疗养院休养。之所以说幸运，是因为后来苏格兰突击队对挪威德军的突袭遭遇失败，许多人牺牲。父亲要是参与其中，恐怕也丢了性命。1942年，父亲复员返乡，同我的母亲莉莉·伍德，一位南苏格兰木匠的女儿结了婚。

虽然没能获得上中学的机会，父亲还是在夜校学到了实用的煤矿勘测技能。1942年，由于劳动力出现短缺，拥有这一技能的父亲获得了青睐，成了爱丁堡一家土木工程公司的勤杂工。进入公司后，父亲立志也要成为一名土木工程师。于是他从头学起，之后经过10年的努力，最终实现了自己的这一梦想。其实读土木工程的课程非常不易，尤其是数学和物理两科。最近父亲曾就读的夜校，也就是现在的赫瑞瓦特大学给我寄来了他当年的考试成绩，从成绩单上也可看出，父亲当年的确费了不少劲儿。取得资格后，父亲在苏格兰边区得到了一份给排水工程师的工作，并买下了我母亲的祖母曾居住的小屋。据说早年间著名的苏格兰历史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曾经光顾过这座小屋。不过对我来说，爱丁堡这里只有煤尘、烟灰以及糟糕的气候。等到1955年夏天，我终于得以离开那儿，搬到了有树有山，还有溪流以及无尽暖阳的另一处乡村，这成了我的一次大逃亡。

按照一代要比一代强的传统家族观念，父亲在这时也开始着手为我规划人生。为此，他找到我的老师，并说服他给我课外开小灶，为的是我能够通过爱丁堡一所有名的私立学校的奖学金考试。这所学校的学费比我父亲一年的收入都高。最终我拿到了奖学金，成为仅有两个可以免费入读的学生中的一个。后来我考入了剑桥大学的数学专业，再后来我就成了一名经济学教授，先是在牛津教书，然后去了普林斯顿。我的妹妹考入了苏格兰的一所大学，后来做了一名教师。在我们这一辈的数十个孩子中，只有我们俩考上大学。在我俩之前，我们家祖祖辈辈也没有一个大学生。我的两个孩子现在都生活在美国。我的女儿是芝加哥一家卓越的财务管理公司的合伙人，我的儿子则是纽约一家成功的对冲基金的合伙人。他们两个都在普林斯顿大学接受了优质而多样的教育，其受教育的程度、获得的机会以及获得教育的质量，都是我这个学习经历单一的剑桥本科生所不能比的。虽然我父亲很长寿，也见识和享受到了一些如今的高水准生活，但对于他而言，他的孙辈们生活质量之高，已是全然超乎想象了。而他的曾孙辈们所生活的世界，无论是财富数量还是机会数量，更是那些生活在约克郡煤矿时代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

我父亲从那个煤矿小村庄的“逃亡”，是这本书主要内容的一个例证。按照今日的标准，我父亲生于贫困之境，但却终于生活相对富足。我没有关于约克郡矿区的统计数据，但是在整个英格兰，1918年的时候，每1 000个孩子当中，有超过100个是活不过5岁的，在我父亲出生的那个村子，孩子的死亡率更高。今天，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儿童活不过5岁的概率还是要高于1918年的英格兰。我的父亲和他的父母在1918~1919年的大流感中幸存了下来，不过他的父亲还是在年轻时被矿井里的煤车撞死了。我的外公去世时也很年轻，死因是阑尾切除感染。我父亲虽然在年轻的时候就患过肺结核这种堪称夺命杀手的病，但还是活到了90岁。他的曾孙子辈，我看则极有可能活到100岁。

同一个世纪前相比，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已极大提高。童年夭折的人大幅减少，人们活得更长，得以有机会去体验这个时代的繁荣。在我的父亲出生一个世纪之后，每1 000个英国儿童5岁前的死亡数字已经降到了5个。即便在约克郡剩下的矿区中（我父亲出生地的煤矿于1991年关闭），这一数字略高，然而若同1918年相比，现在的死亡率已经微不足道。在我父亲的时代，人们认为没机会接受教育是天经地义的，即便到了我这一代，也只有不到1/10的英国孩子能够进入大学校门，但是今天，大多数人都能获得某种类型的高等教育。

我父亲脱离贫困并为子孙开启了未来这件事，其实并不稀奇，但也绝非是普遍存在的。我父亲同村的人中，没几个能像他这样获得专业技术资格；我母亲的姐妹以及她们的配偶也未能如此。在苏格兰边区的铁路线停运之后，母亲的兄弟也无法再靠打各类零工来勉强度日，于是在20世纪60年代举家移民到了澳大利亚。我的孩子在财务上则非常成功和有保障，他们（和我们）是极度幸运的。因为即使在现在，很多受到良好教育和财务成功的家庭，他们的子女也同样在经受着父辈们的艰辛。我的很多朋友，子女的未来以及孙辈的教育是他们一直担忧的问题。

这是故事的另外一面。我父亲的一家得以长寿并且获得了财务成功，可以说是他们这一人群的典型样本。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像我父亲那样积极地投入与付出，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我父亲那样幸运。没人能比我父亲干活更卖力，可是没好运气也肯定不行。我父亲恰好幸运地没有在童年时夭折，幸运地因为战争而脱离矿井，幸运地没有参与伤亡惨重的突袭，幸运地没有因为肺结核死掉，幸运地在劳动力短缺的时候获得了一份工作。有的人摆脱了贫穷，有的人却被落在了后面。运气垂青了一部分人，却远离了另外一部分人。机会常有，但是并非人人都有能力或有魄力去抓住它们。所以说，人类不断向前的故事，其实也是一个造就不平等的故事。这一点，在今日繁荣与平等已成对立之势的美国尤其明显。一少部分人大显身手，但多数人仍在奋力挣扎之中。而当把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时，我们同样看到这样的规律：当一部分人从贫困、匮乏、疾病以及死亡中逃脱之时，另外的人则继续被留在这些旋涡中。

本书所关注的就是人类发展与随之出现的不平等之间的复杂关联。发展导致了不平等，不平等却时常有益发展，比如它会为后进者指明发展方向，或者刺激后进者迎头赶上。但不平等也时常会阻碍发展，因为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自身地位，会破坏追赶者的发展道路。这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了，但我却想从新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

一说到脱离贫困，人们自然会想到钱，想到如何可以有更多的钱，如何不用为钱不够花而发愁，以及如何不用担心突然的“万一”会毁掉你和你的家庭。钱当然是重中之重，但是，如何拥有更强健的体质，如何健康长寿以便能有更多的机会享受人生，却是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事。如同担忧金钱的匮乏一般，人也常常担忧自己的儿女不能健康长大或者要直接面对这样的现实。有的母亲甚至为了保证有5个孩子能活到成年，要生育10次。纵观历史或者是当今世界，子女死亡、病痛的折磨，以及难以忍受的贫困，常常会降临到同一个家庭。这样的事情周而复始。

有很多著述是谈论财富的，也有很多谈论不平等的书籍，还有很多书讨论健康问题以及健康与财富的关联：健康水平的不平等是财富不平等的映射。我试图把以上诸方面统一起来进行探讨，并趁此机会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闯入人口学家与历史学家的领地。由于我们的话题事关人类的福祉，以及生命如何更有价值，因此只谈其中的任一重要部分，都难以确保详尽到位。关于人类的“大逃亡”，本身就是一个跨越学术边界的话题。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这一生欠了不少“学术债”，很多师长使我受益匪浅。其中，理查德·斯通对我的影响恐怕是最为深刻的。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衡量标准”的重要——没有衡量标准，我们就无法得出任何结论，而正确地建立衡量标准，亦是无比重要的事项。阿马蒂亚·森则教会我思考什么让生命更有价值，以及应以整体的视角去思考人类的幸福，而不是仅仅考察其中的某些方面。对幸福的评价，就是本书的核心。

我的朋友、同事以及学生都异常慷慨地花费精力阅读了本书全部或者部分章节。他们丰富的思想和深刻的见解都是无价的。我尤其要感激那些不同意我观点的人，他们不但给予我批评建议，同时也不吝惜赞美和肯定。同时我还要感谢托尼·阿特金森、亚当·迪顿、让·德雷兹、比尔·伊斯特利、杰夫·哈默、约翰·哈莫克、戴维·约翰斯顿、斯科特·考斯特沙克、伊莉亚娜·库泽科、戴维·林、布兰科·米拉诺维奇、佛朗哥·泒拉奇、托马斯·博格、莱昂德罗·普拉多斯·德拉斯埃斯科苏拉、萨姆·普雷斯顿、马克斯·罗瑟、萨姆·舒赫霍弗–沃尔、亚历山德罗·塔罗齐、尼古拉斯·范德瓦尔和雷夫·温纳。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编辑塞思·迪奇克让我开始动笔写作此书，并在写作的过程中给予我帮助和建议。

在过去的30多年中，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为我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学术环境。国家老年研究所和国家经济研究局曾资助我在健康和福利方面的研究，那次研究的成果对本书影响深远。我与世界银行合作频繁。世行经常要面对各种紧急与实际的问题，它教会了我如何分辨哪些事情是至关重要的，哪些则无足轻重。近年来我一直担任盖洛普咨询公司的顾问，他们开创了对全球范围内幸福状况的调查，其中所获得的一些调查数据会出现在本书的开头部分。我对以上所有的人及机构表示感谢。

最后也是最要感谢的是安妮·凯斯。在本书最初完成时她就从头到尾审读了每一个字，之后又对某些部分审读数遍。全书无数处的改进都是她的功劳，没有她的不断鼓励和支持，就不会有这本书呈现在读者面前。

引言

今日人类的生活水平，已近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好。越来越多的人变得更加富有，生活在赤贫中的人则比以往都少。人类的寿命变得更长，做父母的也不必再承受子女早夭的痛苦。然而与此同时，世界上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经受穷困或子女早逝的折磨。这个世界变得异常不平等。

不平等经常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后果。不是所有人都会在同一时期富裕起来，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第一时间获得洁净的水、疫苗接种或预防心脏病的新药等救命之方。不平等反过来影响了社会发展。这种影响有时候是正面的，比如印度的孩子看到了教育的力量，他们会去上学接受教育。但要是既得利益者为了阻止后进者的追赶，抽掉了他们向上行进的梯子，那么这种影响就是负面的。新富们或许会利用他们的财富向政客施压，从而限制他们不需要的那一部分公共教育或者健康医疗支出。

一段时期以来，人类生活实现了何种改进？这种改进的实现过程是怎样的，原因是什么？社会发展与不平等之间又是如何互相影响的？这些，是本书所关注的主要内容。

从《大逃亡》这部电影说起

《大逃亡》是一部以“二战”战俘为题材的著名电影。这部电影改编自南非人罗杰·布谢尔（在电影中，他的角色由理查德·阿滕伯勒扮演）的真人真事。“二战”中，罗杰·布谢尔曾服役于皇家空军，其所驾驶的飞机在德军后方被击落，本人被德军俘虏。被俘后，他屡次试图逃脱，但又屡次失败。第三次逃跑时，他带领着250个战俘一起，试图从德军第三战俘营挖地道逃出去。这就是在电影中被称为“大逃亡”的计划。这部电影详细讲述了这次行动是如何策划的：在监狱守卫的眼皮底下，他们精巧地设计建造了三条隧道，并且用娴熟的技能和随机应变的本领乔装改扮、伪造证件来实施逃跑计划。不幸的是，最终只有三个人胜利逃出，其他人又被抓了回去，布谢尔本人被希特勒直接下令处死。

当然，这部电影的重点，并不在于这次大逃亡的结果，而在于强调，即便再极端困难的环境，也无法阻挡人们对自由的向往。

在这本书中，我所谈及的自由，是指人们有过上美好生活的自由，以及有做让生命更有价值的事情的自由。以穷苦、匮乏、体弱多病等为表现的自由缺失，曾长期困扰多数人的命运，即使到如今，世界上仍有极高比例的人口缺失这种自由。本书将讲述人类从这种没有自由的牢笼中不断逃亡的故事，并详述他们是如何逃出去的，以及之后所发生的一切。这个逃亡的故事，既包括物质方面，也包含社会心理方面。这是一个人类如何变得更加富有、更加健康的故事。这是一个人类逃脱贫困的故事。

至于本书的副标题“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则是源于我对电影中那些未能逃脱的战俘的思考。原本所有的战俘都被困在战俘营里，但是后来一些人逃走了，一些人死在逃跑过程中，一些人被抓回来重新投入战俘营，还有一些人从来就没机会离开战俘营。这种现象反映了所有“大逃亡”事件的本质：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逃亡成功。这是一个事实，尽管这一事实绝不会减少我们对逃亡本身的渴求和赞美。当我们思考逃亡的后果时，不能只考虑电影中的主角们，我们也需要留意那些被留在第三战俘营以及其他战俘营的人。为什么要关心这些人？电影里显然也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情怀，因为对于这部电影来说，这些人不是主角，而仅仅是故事的陪衬而已。世界上没有一部叫作“大留守”的电影。

但是我们应该想到他们。毕竟，在德军战俘营里没能逃走的士兵，要比逃出去的多得多。另外，也有可能他们因为这次大逃亡计划而受到了更大的伤害，比如，遭受惩罚或者很多优待被取消。可以预料的是，在逃跑发生之后，监狱的守卫会更加森严，未来出逃将更加不易。这些出逃行为会鼓励监狱其他人出逃吗？显然，他们可能已经从成功出逃者身上学到了出逃的技能，并且知道了如何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不过，出逃的种种困难，以及出逃成功率的降低会不会打击他们出逃的念头？另外也有可能的是，对成功出逃者的嫉妒和对出逃成功率的悲观，让这些在狱犯人变得更加沮丧失望，让监狱生活变得更加痛苦。

同其他的优秀电影一样，我们对《大逃亡》这部影片还能做出其他的解读。在电影的结尾，逃亡的成功与愉悦都消失殆尽，因为多数逃跑者得到的自由都是暂时的——他们又被抓了回去。人类摆脱死亡和贫困的努力始自约250年前，并一直延续至今。无须赘言，这场逃亡将永远持续下去，并要面对诸如气候变化、政治失误、疫情传染和战争等的致命威胁。实际上，在前现代社会，这种生活改善的进程突然被某种致命威胁扼杀的例子不胜枚举。对于今天的成就，我们当然可以庆祝，也应当庆祝，但是，我们没有理由盲目乐观。

经济增长与不平等的起源

人类社会进步中的许多宏伟篇章，都给世界留下了不平等的隐患，即便那些通常被认为是至善的事件也不例外。始于英国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启动了经济增长的引擎，使得亿万人摆脱了物质匮乏。但同样的工业革命，也被历史学家称为“大分流”：英国以及稍后的西北欧和北美，与世界的其他地区分化开来，并制造出西方与其他地区之间巨大的至今仍未消弭的鸿沟。很大程度上，今日全球的不平等是由现代经济增长的成就所造成的。

不要以为在工业革命之前，世界的其他地区就一直处于落后和极度贫困之中。早在哥伦布航海数十年前，中国就凭借足够的技术和财力，派遣一支由郑和率领的舰队前往印度洋探险。与哥伦布的小船相比，郑和的舰队简直就是航母群。比这更早300年，中国开封府就是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手工业作坊烟气喷涌导致整座城市烟尘弥漫，而800年之后，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兰开夏郡的繁盛也不过如此。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得成千上万的廉价书籍得以出版，这样即便收入低微的人也能读得起书。不过，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地方，这样的时期都是不能持续的，更不用说将其作为一个持续繁荣的起点了。宋朝曾给予金朝大量财物，让其帮助消灭自己的敌人辽国——你想让一个危险的对象变成自己的同盟，就得给其大量的好处。但结果是，1127年，宋朝首都开封首先被金兵攻陷。在亚洲，经济增长不断启动，又不断被扼杀。扼杀经济的既有统治者的巧取豪夺，也有战争的破坏，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只是在最近的250年中，世界的某些地区才开始出现长期与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地区却没有出现此种情况。这就导致了国与国之间不断出现差距，经济增长就此变成了全球收入不平等的引擎。

工业革命与大分流算是历史上较为良性的“逃亡”了。很多时候，一国的进步发展是以其他国家的牺牲为代价的。先于工业革命并催生了工业革命的是16世纪和17世纪的帝国时代，这一时代让英格兰和荷兰的多数人获益良多，同时这两个国家也成为整个过程中表现最优异的国家。至1750年，同德里、北京、巴伦西亚、佛罗伦萨等地区相比，伦敦与阿姆斯特丹的劳动者收入都实现了相对增长。英国工人甚至能买得起一些奢侈品，比如糖和茶叶。但是那些在亚洲、拉美以及加勒比海岸被征服与被掠夺的人不但当时就受到了伤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被套上了经济与政治的制度枷锁，遭遇了持续数世纪的贫困与不公。

今天的全球化与早先的全球化一样，一边促进繁荣，一边制造不公平。不久之前仍处贫困的国家，诸如中国、印度以及韩国都抓住了全球化的机遇，经济迅速增长，而且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当期的富裕国家。从而，它们已经从较贫困国家的行列中离开，剩下的多是非洲国家，这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一些国家赶了上来，一些国家则被甩在了后面。全球化和新的发展方式使得富裕国家的财富持续增长，尽管这种增长不论是与快速发展的贫困国家相比还是与它们之前的速度相比都有所下降。然而，财富增长放慢的同时，在多数国家内部，人们的财富差距都在进一步扩大。一少部分幸运儿赚得巨额财富，他们今日的生活方式让过去那些万人之上的帝王都自叹不如。不过，多数人所体会到的是，物质繁荣的进步程度不如以前了。在包括美国在内的部分国家中，中等收入人群的富裕程度已经不能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当然，与更早的祖先们相比，他们的富裕程度是成倍增长了，毕竟这种物质的巨大进步是的的确确存在的。但是，今日的很多人的确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在未来，当他们的孩子或者孙辈们回顾今天这段岁月时，是会将它视作一个久违的黄金年代，还是一个相对贫瘠的年代？

当不平等被认为是发展的侍女无关紧要时，如果我们只看到社会发展的平均水平，或者更糟，只看到那些成功国家的社会发展，就犯了严重的错误。工业革命以前就被视为仅发生在先进国家的事，而其他国家则被完全忽略，仿佛它们在工业革命时期什么也没发生，又仿佛是那些地方自古就没有什么事发生过。这不但是对大多数人类群体的怠慢，也忽略了那些利益受损群体或者那些落后群体所做出的被动贡献。我们不能仅仅把新世界对旧世界的影响作为一种描述“发现”新世界的方式。在各个国家的内部，发展进步的平均速度也不能告诉我们发展的成果是被广泛享有了还是仅仅让一小撮最富有的人受益。前一种情况曾出现在美国“二战”后的25年中，但最近所发生的现象却属于后者。

我在本书中讲述了物质进步的故事，但这个故事既关乎发展，又关乎不平等。

除了钱，还有健康

同财富的增长一样，人类在健康方面取得的进步也非常值得称道。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富裕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增长了30岁，并且还在以每10年增加2~3岁的速度发展。那些以前本活不过5岁的孩子，如今活到了老年阶段，而那些本可能因心脏病中年辞世的人，如今可以看着孙辈们安然长大并顺利进入大学。毫无疑问，在所有让生命更有意义的因素中，寿命的增长属于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在健康领域，进步也同样孕育了不平等。在过去的50年中，对吸烟有害健康的认知挽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由于受过教育，更富裕的专业人士会最先意识到这一问题，一条贫富人群之间的健康鸿沟也就此被制造出来。在1900年左右，细菌导致疾病还是一项新知识，专业人士和受教育人群最先将这项知识转化为实践以保护自己。在20世纪的黄金岁月里，我们了解了如何使用疫苗和抗生素来保护儿童，但如今每年仍有近200万儿童死于疫苗可防治的疾病。在巴西的圣保罗或者印度的德里，富人能得到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医疗服务，而在一两英里之外，穷困的儿童却被营养不良或者一些容易预防的疾病折磨致死。健康的进步为何如此不平等？不同的情况常常有不同的解释。为何穷人更有抽烟倾向与为何有如此多儿童得不到疫苗的原因并不一样。我们会在后面进行具体分析。在此处，我们要说的重点是：正如物质进步制造了生活水平的差距，健康的进步也制造了健康的鸿沟。

如今，“健康不平等”已成为各类重大不平等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新的发明或者新的知识出现时，某些人首先受益，而其他人则在一段时间后才能获益。这种不平等还属于合理，毕竟如果是为了防止健康不平等，就想要去阻止吸烟有害这样的知识传播，是非常荒谬的。重要的是这样的问题，诸如为何穷人更可能染上抽烟的嗜好，而早夭的非洲儿童，要是生在法国或者美国就能活过6岁，这种不平等为何一直存在？在这一方面，我们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

本书主要关注物质生活水平和健康这两个主题。这两方面并非美好生活的全部要素，但是这两个方面本身却至关重要。在今日知识专业化的背景下，每一个学科都对人类的幸福有着自己的专门观点，把健康和物质水平两者结合起来讨论，可以让我们避开今日很常见的片面性错误。经济学者关注收入，公共健康学者关注死亡率和发病率，人口学者关注出生率、死亡率以及人口规模。这些都是有益于增进人类幸福的研究，然而这些本身都不是在谈幸福问题。这么说的确有点老生常谈，但这背后隐藏的问题却并非显而易见。

我所在的经济学领域认为，人们如果有更多的钱，就会过得更好。这观点本身有其合理性。按照这个逻辑，如果一些人得到了更多的钱，而其他多数人即便得到很少或者没有得到，至少他们也没有受到损害，那么经济学家通常就认为，这个世界变好了。这个观点非常有号召力，并被称为帕累托法则：只要没有人受到伤害，那么更富有就是更好。但是这个观点如果应用在幸福问题上，并且如果幸福的定义过于狭窄的话，就会有问题。因为要获得幸福，生活中要变得更好的或者不应该变得更差的，绝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水平。如果富人得到了政治优待，或者是通过破坏公共健康体制及公共教育体制，使得穷人在政治、健康或者教育方面利益受损，那么即便穷人最终赚到了钱，他们的实际福利水平也没有变得更好。我们不能仅仅以物质水平一项来评价一个社会或者其公正性。但是，经济学家却经常错误地将帕累托法则用于分析收入问题，而忽视了人类幸福的其他方面。

当然，仅仅关注健康问题或者事关人类幸福的任何单一方面，都是不全面的。提高健康服务水平，让亟须医疗救助的人获得救助，这些是好事。但是，在我们将健康放在优先位置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成本。我们也不能将寿命长短作为社会进步的衡量标准。寿命长的国家的人生活一般会更好，但如果这个国家是一个专制独裁国家，那么寿命长未必是福。

幸福与否不能仅仅看平均情况，必须要考虑不平等问题。同样，判断幸福水平的高低需要从整体出发，而不能只看到某个方面或者某些方面。如果有可能，我肯定会就与幸福有关的自由程度、教育水平、社会自治水平、人的尊严以及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等方面展开全面论述。不过，即便在本书中我仅仅是从健康和收入两方面去考察幸福这个问题，也至少可以让我们摆脱单一论证的不足。

社会进步的动力何在？

如果我们的祖先有足够的想象力，他们肯定会喜欢我们如今拥有的东西。这一点毫无疑问。与此同时，我们也毫无理由认为，过去的父母们会对子女夭折的现象熟视无睹。如果你不同意这个观点（对于此事，实际上有很多不同观点），可以去读读珍妮特·布朗的书。她在书中详细描述了查尔斯·达尔文在眼睁睁看着两个孩子死去时的痛苦。逃离苦难是人之天性，但是这种欲求却经常无法实现。新的知识、新的发明、新的行为方式是社会进步的关键所在。有时，灵感常常源于那些孤独的、幻想着弄出点前所未有的东西的发明家们，但是更多的时候，创新不过是其他东西的副产品。比如，识字能力的普及是因为新教徒必须读《圣经》。同样更为常见的是，社会经济环境会导致新的东西被创造出来以满足需求。帝国时代的繁盛使得英国人的工资水平提高，而高工资加上英国丰富的煤矿资源，为发明家和工厂主提供了发明创造的动力，而发明创造是工业革命的引擎。英国的启蒙运动，以其对自我完善的不懈追求，为即将出现的发明创造提供了肥沃的智力土壤。19世纪的霍乱刺激了细菌致病理论研究取得重大突破。而今天，受到各方面大力支持的艾滋病研究，解开了病毒的秘密并研制出了新的药物。尽管这些药物还不能治愈艾滋病，但它们已经大大延长了被感染者的寿命。当然，世界上还有很多问题依靠灵感是解决不了的，而强烈的需求和动机也未能激发出神奇的，或者哪怕是一般的解决方案。比如疟疾已经使人类遭遇了成千上万年的痛苦，甚至可以说它贯穿了人类历史始终，但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彻底有效的预防或者治疗方案。需求或许是发明之母，但是没有什么能保证有需求就必然有发明。

不平等也在影响发明创造的进程。这种影响有时候是正面的，有时候则相反。不幸人群所遭受的痛苦，会推动人们去寻找新的可以填补贫富差距这条鸿沟的方法。这是因为，既然有的人可以免于不幸，那么不幸本身就不应存在。口服补液疗法的发现就是一个佳例。20世纪70年代，口服补液疗法在孟加拉的难民营中被发现。因为这种廉价而又易制的方法，数百万遭受痢疾折磨的儿童得以避免脱水以及可能引发的死亡。不平等也会阻碍发明创造。新发明和创新的生产方式会对既得利益者造成严重冲击。经济学家认为，创新的时代会掀起创造性破坏的浪潮，新的生产方法会横扫旧的方法，从而毁灭那些依靠旧秩序生存的人和他们的生活。今日的全球化已经出现了此种情势。从国外进口更便宜的商品如同一种新的制造商品的方式，而那些在国内生产这些商品的人则大难临头。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拥有强势的政治地位，会因为利益受损或者因担心利益受损，而从法律上禁止新事物或者至少延缓它们的出现。中国的皇帝因为担心商人会威胁到他的权力，而于1430年禁止了海上航行。结果，郑和下西洋就变成了一次绝唱，而未能成为崭新的开始。无独有偶，奥地利的皇帝弗朗西斯一世禁止铁路修建，其理由只是担忧铁路会输入革命，威胁王权。

为何要重视不平等？

不平等会促进发展，亦可能阻碍发展。但是不平等本身是否也值得重视？哲学家兼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说，即便是那些相信社会应存在某种形式的平等的人，也会对应实现何种平等而各怀己见。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他的观点。部分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就争论称，收入的不平等是不合理的，除非是为了实现某些更重要的目标。比如，若是政府让所有公民的收入都变得一样，那么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就会大幅降低，这样的结果是，最穷的一部分人可能会变得比那些存在收入不平等地区的穷人还穷。与对收入平等的重视不同，另外一些学者则强调机会平等。但实际上关于何为机会平等，依旧众说纷纭。还有人强调比例公平：每个人得到的，应该和他的付出成正比。按照这种观点，则通过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来实现的收入平等，就不合理。

在本书中，我会将讨论的重点放在以下方面：不平等导致了哪些问题？不平等到底是有益于发展还是有害于发展？我们所谈论的各种不平等中，哪些是至关重要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是否对社会有好处？如果没有好处，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规则和制度是否正确？富人会不会限制穷人对社会运行管理的影响力，以保证自己的利益？健康不平等是否和收入不平等有相似之处，或者二者是否存在某些差别？这些不平等真的总是不公正的吗，还是它们会带来一种更高层次的善？

本书的结构

本书旨在提供一种对世界范围内健康与财富问题的描述，它的重点当然是今日的世界，然而也会转向历史，去看看我们是如何走到今日的境况的。第一章是导言性质的整体描述。它将提供一张反映世界概貌的简略图，从图中我们可以知道：哪些地方的人们正过着幸福的生活而哪些地方的人们则没有如此幸福。它也将以详细的数字证明，这个世界在减少贫困和降低死亡率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当然，这些数字也将说明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大同世界”，而是在生活条件、生存机会以及福利等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第一部分的三章讨论健康问题。这三章将考察过去的历史如何决定了我们今天的健康状况。人类曾经以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度过了几百万年，这些岁月会帮助我们理解今日世界人类的健康现状。而从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人口死亡率下降，其所开创的生活范式，也对当代的健康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7 000至1万年前农业的出现，让人类可以种出更多的粮食，但是也带来新的疾病，等级制国家体系取代人人均等分配的狩猎采集组织，新的不平等随之而来。在18世纪的英格兰，全球化带来的新药物、新疗法，让很多人得以保住生命，然而能保住生命的人，多数也是因为他们支付得起这些新治疗方法的昂贵费用。虽然这些新的医学手段最终普惠了每一个人，然而普通人的生存机会从此却不能与上层贵族相提并论。到19世纪末，细菌致病理论的发展以及被接受，为新的爆炸性的健康进步打下了基础，然而也制造了新的生存机会鸿沟。只不过这次，不平等是发生在富裕国家的人民与穷国的人民之间。

我会阐述那些落后国家在降低儿童死亡率方面所做的努力。对于落后国家而言，在“二战”后出现的死亡率下降是一次进步，也是一次追赶，它有助于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那条始自18世纪的生存机会鸿沟。这一努力取得了很多重大的成就，抗生素的使用、瘟疫预防、疫苗接种以及干净的水，挽救了无数儿童的性命。人的预期寿命有时可以一年提高好几岁（从表面上看这是不可能的）。不过，尽管富国与穷国之间的预期寿命差距在缩小，但是差距仍然存在。可怕的倒退经常出现。而近几年艾滋病的蔓延，也使得非洲数个国家在过去30年中对抗死亡率取得的进步毁于一旦。即便没有这些灾难出现，还是有诸多未解决的问题横在眼前：很多国家仍然没有完善的体系提供常规的卫生保健，很多孩子仍在死去，只是因为他们出生在了“错误”的国度。而在包括印度在内的世界很多地方，仍有一半的儿童还处在营养不良的状态。

富国与穷国间死亡率的差距并没有完全消弭，因为富裕国家的死亡率同样也在下降（这是好事）。不过，在富裕国家，死亡率下降的主因与穷国不同，它并非是依靠儿童死亡率的下降，而是因为成年人寿命的延长。在关于健康内容的最后部分，我会主要关注以下几方面：富裕国家的死亡率是如何下降的；男性和女性的预期寿命差距是如何被缩小的，原因何在；吸烟在健康问题上扮演了何种至关重要的角色，以及为什么我们对心脏病的预防治疗远远比对癌症的治疗要成功得多。在这里，我们将看到18世纪发生在英国的一幕又重新上演：健康不平等随着健康的进步而再次出现。

第二部分的两章主要关注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我将从美国开始论述。虽然美国的确非常特殊也经常走极端，但是，在收入不平等的程度等问题上，影响美国的因素也同样适用于其他的富裕国家。“二战”后，经济增长为美国带来了新的繁荣，但是，经济增长速度却一个年代比一个年代慢，直至2007年出现经济大衰退。战后的经济增长减少了贫困人口数量，尤其是让非洲裔美国人和老年人受益，与此同时，收入差距并未出现明显扩大。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可以说是现代主要经济体的典型标本。但此后，美国的故事却变成了另外一个模样。经济增长放缓，而不平等状况却因为顶尖富人群体的收入飙升而变得更严峻了。与之前一样，不平等也有其好的一面，这一次，是它使得教育、创新以及创意活动获得了从未有过的繁荣。然而它也有黑暗的一面：富豪的主宰给民众福祉带来了政治和经济威胁。

我还将以世界为整体来考察人类的生存状况。从1980年起，全世界的贫困区域大幅减少，这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逃亡，也肯定是速度最快的一次。这一盛景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在过去的优异表现。得益于经济增长，中、印两国已经改变了超过10亿人的生活。人类贫困减少这一结果或趋势，与20世纪60年代广为流传的悲观预测大相径庭。当时，人们以为人口爆炸将使世界陷入灾难，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比当年悲观的预测要好得多。尽管如此，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有10亿左右的人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些人已经胜利逃亡，还有一些人被抛在了后面。

第三部分只有一章。作为结语，我将在这一部分结束我的探讨，并转而阐述我们应该如何有所为，以及如何有所不为。后者甚至比前者更重要。我坚信，作为有幸出生在“正确”国家的人们，我们对于减少世界上的贫困与疾病，有一种道德上的义务。那些已经胜利逃亡的人，或者至少是依靠前辈们的努力胜利逃亡的人，必须帮助那些仍深陷困境的人。对于很多人而言，这种道德义务的实现要依靠外国援助和国家政府（机构和官员）的努力，比如世界银行或者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国际机构，或者成千上万的非政府救助组织。依我之见，这些机构当然做过好事，比如与艾滋病以及天花等疾病的斗争就是极好的例证。然而我却越来越相信，多数外在的努力更多时候是有害的。如果这种外在的帮助是在阻碍这个国家的自身成长（我也相信的确会如此），我们就不能坚持以“我们必须做点什么”这样的理由去继续干预它。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停下来。

后记是对本书主题的回归。它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电影《大逃亡》的结局并不圆满，那么在真实世界里的大逃亡，我们会有一个不同的结局吗？

如何衡量发展与不平等？

在本书中，我会尽可能以数据和图表来支持我的观点。若没有完整的定义以及证据支撑，则所谓的进步就不能得到清晰讨论。事实上，政府若无收集数据的意识，那就算不得开明。国家对人口的统计已有数千年历史，《圣经》中，玛利亚必须随约瑟回到其出生地进行登记，就是一个著名的例证。在美国，政府规定每10年必须进行一次人口普查。倘若没有这种人口统计，那么平等的民主就不可能存在。不仅如此，在更早的1639年，马萨诸塞的殖民者就要求对人口的出生和死亡做精确的统计。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样的关键数据，公共卫生政策也必然是盲目的，不能有的放矢。

对于穷国而言，目前它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无法掌握死亡人口的准确数据，更不用说掌握人口死亡的原因了。来自各种国际机构的数据倒是不少，然而人们却还没有完全明白，这些随意编造的数据对于政策制定或是外援评估，都是不够可靠的。人们意识到急需要做点什么，但却对具体做什么没有足够的理解。没有数据的佐证和支撑，任何人的任何行动都不可以宣称是有成效的。我在后面的正文中，将努力阐述我那些基于数字的证据，并说明其来源及可靠性。当然，我也会有数据支撑不足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会尽力使我的观点合理化。

在处理数据时，我们需要尽力弄清它们是怎么来的，它们所表达的意义何在，否则，我们就容易犯无中生有的错误，还可能遗漏一些紧急而明确的需求。我们需要警惕，不能被虚假的幻觉所欺骗，而忽略那些真正可怕的东西；我们也需要谨慎，不要提出一些会从根本上产生误导的政策建议。

国民幸福与国民收入的关系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涉及人类的物质生活，而物质生活水平主要是通过收入，即人们消费与储蓄的那部分货币来衡量的。货币的价值会根据人们的购买成本进行调整，在调整之后，货币就变成一个可以用于衡量人们购买能力的合理指标。当然，很多观点认为，我们对收入的重视程度过高了。的确，美好的人生不只是拥有金钱。但是宣称钱不能让人过得更好，这种观点就未免过于偏激了，至少钱让人们的基本需求得以满足。

持“金钱与幸福无关”这种观点的人所依靠的证据是，曾经有关于快乐的调查宣称，除了对于那些深陷贫困的人，钱很难或根本就不能让人感到快乐。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如果快乐是一种衡量幸福的指标，那么我的大多数观点的说服力就大打折扣了。所以，讨论钱和幸福到底有什么关系，就成了我展开论述的一个极好的出发点。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引入了图解的方式，并把这种方式贯穿本书始终。

很多参与相关调查的人们会被问到，他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总体满意度如何，这样的调查经常与以“快乐”为衡量标准的调查混为一谈。这导致的结果是，调查里会出现不快乐的人却过着很好的生活，或者快乐的人却过着艰辛的生活这类结果。这样的调查犯了将生活满意度与快乐两个指标混淆的大错误。生活满意度是对生活各方面综合考虑之后做出的总体评价，而快乐则是一种情绪、一种状态或者说是一种感觉，是人生体验的一部分。

盖洛普咨询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调查，让人们评价自己的生活状况。这个评价体系共分11级，最低为0分，表示对你而言最差的生活，最高为10分，表示对你而言最好的生活。每位受访者必须回答觉得自己此时生活在哪一级别。我们可以用这个数据来分析不同国家间民众的生活水平感受差异，尤其是可以以此来考察，在这样的评估模式中，是否高收入国家的人们会感觉自己过得更好。

图0–1显示的是，2007~2009年间部分国家和地区调查所示的生活总体评价平均值与人均国民收入（更确切地说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对应关系。人均国民收入以剔除物价变动因素之后的美元来衡量（在第六章中，我将详述这些数字的来源以及为何需要对这些数字的价值有所保留）。在图中，圆点大小同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多少成正比。其中，左边两个最大的圆点分别代表中国内地和印度，而右上方较大的圆点则代表美国。在图中，我还标注了其他一些值得特别留意的国家和地区。

从图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左下方生活在最穷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通常对他们的生活总体水平非常不满意。他们不但收入低，也自认为总体生活状况很差。而在世界另外一端的美国和其他国家及地区，人们不但拥有高收入，也认为自己的生活总体状况很好。在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中，生活总体评价最差的是多哥。多哥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这里的人民也几乎没有任何自由。评价最好的国家是丹麦，这是一个富裕自由的国度。在这些指标比较中，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平均值都高于美国，不过美国也处于平均值最高的区域之中。这种以收入为衡量标准的评估存在很多例外。东亚国家和地区与前社会主义国家对生活的总体评价都不高，其中尤以保加利亚最为典型。但是同样收入较低的拉丁美洲，却对生活总体评价很高。这说明，收入并非是人们评价生活状况时唯一考量的标准。

观察图中左下方贫穷国家和地区分布密集的区域，我们会发现，对生活总体的评价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快速上升。但是，当我们跨过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从左往右看，生活总体评价分数的增长就变得稍微缓慢下来。巴西和墨西哥的分数大概是7，这与右边的富裕国家和地区仅仅相差1分左右。可见，收入对生活的影响，在穷国要比在富裕国家大。的确，单看此图，很容易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一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 000美元，钱对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之前提到的很多人便是持这样的观点。然而，这样的结论却是靠不住的。

钱的多少对于富裕国家人民的生活同样影响巨大。要把这一点解释清楚，我们只需要将图0–1稍做调整。当我们在讨论钱的问题时，既可以以绝对值为单位，也可以以比例说话。偶尔，我普林斯顿的同事们相互之间会聊一下薪水的问题，他们会说，谁谁的薪水涨了3%，谁谁的涨了1%。实际上，系主任表达自己对员工满意与否，一般都是通过加薪的幅度来体现的，而不是加薪的具体数额。对于一个年薪20万美元的人来说，加薪1%的绝对数，比一个年薪5万的人加薪2%要高。但是，对于后者而言，他会认为相较前者自己在过去一年中的表现更好（事实也是如此）。在此类计算中，百分比变成了一个基本单位；人们会忽略底数，而认为10%的薪水增长都是一样的。

对于图0–1中的数据，我们也可以这样处理。但由于国与国之间的差距过大，同以百分比作为衡量标准相比，以4倍的比率来处理这些人均收入数据更为合适。这里，我们选择以250美元作为基数。在图中我们会发现，只有津巴布韦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人均收入处于250美元以下。乌干达、坦桑尼亚以及肯尼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在1 000美元附近。这正好是基数250美元的4倍。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收入则又是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4倍，也就是基数的16倍。然后墨西哥和巴西又是中印的4倍，而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又是它们的4倍。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相比，最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高出了256倍（在第六章中我还会解释，其实这些数字仅仅是个概数）。一言以蔽之，在图0–2中，我们放弃了以绝对数字作为标准来评估人们的生活水平，转而以4的倍数为单位，进而比较处在基数的4倍、16倍、64倍以及256倍位置国家的生活水平。

图0–2中的数据与图0–1没有任何差别，但是人均年收入的数据现在以1倍、4倍、16倍、64倍和256倍来进行划分。我将这5个倍数分别以250~64 000的5个具体的收入数字加以标注，于是可以看到图表的横坐标轴上这5个数字从左至右成4倍倍数排列。从左到右每两个数字之间的距离是相同的，代表相同的倍数差别，而不是图0–1那种绝对数字的差距。这叫作对数标尺，我们之后会在多处用到。

虽然只是横轴发生了变化，但这却让图0–1看起来和图0–2有天壤之别。原先富裕国家之间的生活总体评价差异较小的趋势，在这里荡然无存。现在，所有的国家大体是沿着一条向上的斜线分布。这种现象告诉我们，在收入上同样比例的差异，导致了在生活总体评价上同比例的绝对变化。如果从一个国家移动到下一个人均收入4倍于它的国家，我们会看到，这些国家的生活总体评价得分比上一个国家也高出1分。而且，这种现象既出现在富裕国家中，也出现在贫困国家中。为了避免误解，我们需要指出，这里也存在很多例外，很多国家的生活水平评价得分与其人均收入并未全然如预料的那样对应。不是所有富国的生活总体评价得分都高于穷国。中国和印度就是两个鲜明的例子。但是从整体上看，确实是每有4倍的收入间隔，生活总体评估的得分就会有1分的差距。

到底是图0–1对，还是图0–2对？两者都对。这就如同一个年薪50 000美元的人薪水涨了2%，但绝对数只有1 000，而一个年薪20万美元的人薪水虽只涨了1%，但绝对数却是2 000。同理，在图中，虽然从刚果到印度，和印度到美国，看起来人均收入都是间隔4倍，但是后者的增长绝对数却要大很多。图0–1表明，同样的绝对数量收入增长，对于富国人民生活总体评价的影响要比对穷国的影响小很多。而图0–2则表明，同样倍数的收入增长，无论对于穷国还是富国，都会对生活总体评价产生相同程度的影响。

对生活总体的评价显示出除了收入之外人生还有许多其他重要方面，也导致了一种金钱不足论的观点。能认识到影响人类福祉的，还有钱以外的其他方面，比如健康、教育或者参与社会的能力等，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因此说金钱不值得讨论，或者认为相比墨西哥这样的国家来讲，钱不能增加富国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就不准确了。而如果就此只认生活总体评价这一个标准，而忽视其他的评价标准，就更不对了。生活总体评价这种衡量体系还远非完美。在关于生活总体评价的调查中，人们经常不能确定里面的问题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自己需要做出怎样的回答，而国与国的比较结果也会因为各国受访者回答风格的差异而受到影响。比如，在很多地方，“没什么可抱怨的”，或者“还不赖”这样的回答，大概是人们能做出的最多的反应。然而在另外一些文化中，人们会更乐于表达自己的情感，也不掩饰自己生活上的成功。因此，图0–2也十分重要，它说明，关注金钱多寡对生活的影响，并非是一种误导。更富裕的国家有更高的生活总体评价，这一点，即便在那些最富有的国家也不例外。

在第一章，我会回过头来讨论如何衡量幸福与生活满意度这一问题，但我更主要的目的是想从更宽广的角度考察当今世界人类的福祉问题。我将聚焦于那些已经成功摆脱死亡和贫困的人，但也绝不停留在此，因为我还同样关注那些仍身处困境等待一场生存大逃亡的人。

第一章
人类福祉现状

人 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逃亡，是挣脱贫困和死亡的逃亡。几千年来，人们即便有幸逃过了童年早逝的厄运，也要面对经年的贫困。得益于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以及细菌致病理论的发现，人类的生活水平获得了大幅度提高，寿命延长了不止1倍，过上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我父亲的寿命，是我祖父一辈的2倍。他作为一名土木工程师得到的实际收入，与以挖煤为业的祖父相比，也增长了不知多少倍。而我所受到的教育和以教授为业所得到的收入又大大超过了我父亲。现在，全世界儿童和成年人的死亡率都在下降，但是人类的大逃亡却并未完结。仍有10亿人遭受物质和教育匮乏之苦，他们的寿命与其先辈们（或者我们的先辈）相比，也没有增加。人类的大逃亡为我们这一代人创造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在这里，我们比我们的祖先生活得更加富足，身体更健康，长得更高大，受的教育更好。与此同时，大逃亡也制造了一个不那么令人乐观的世界：由于一大部分人被甩在了其他人的身后，与300年前相比，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不平等了。

这本书要讲述的，就是人类大逃亡的故事。大逃亡为人类带来了诸多好处，但也需要为今日的世界不平等负责。本书同样会阐明，为了帮助那些仍然陷在困顿中的人们，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又不应当做什么。

我使用“福祉”这个词来指代所有对人类有益，以及能够帮助人们提高生活水平的事物。它包括物质的丰富，比如收入和财富；也包括身心的愉悦，即健康和快乐；还包括在民主和法律制度下得到的受教育机会和参与公民社会的能力。这本书的主要章节将聚焦于这些福祉组成因素中的两个：健康和财富。在这一章的总体论述中，我也会谈到一些关于幸福的问题。

在本章，我会对今日的人类福祉做一个概论，同时也会回顾在过去的30~50年中，人类的福祉是如何变化的。在这里，我会用最少的笔墨来呈现一些基本的事实。而在之后的章节，我会比较细致地探究每个具体的话题，阐述其中的缘由，以及我们前进的方向与方式。

健康与财富

显而易见，健康是讨论福祉问题的起点。人得先活着，才能去想如何过上美好的生活。身体不健康，或者任何的生存障碍，都会严重限制人们享受美好生活的能力。所以，我们就从人的生存谈起。

如今，一个美国小女孩的预期寿命是80岁。实际上，官方的这一预测数字还是相当保守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未来人口死亡率会继续下降这一事实。在过去的几十年，美国人口死亡率一直在降低，而这一步伐不可能突然停止。当然，要对人的寿命增长做出规划很难，但是，不是虚言，未来，一个美国白人中产家庭女孩活到百岁的概率有50%。相对于她曾祖母的时代，这样的寿命变化是非常了不起的。她的曾祖母，如果生于1910年，则其当时的预期寿命只有54岁。那一年，在美国出生的女孩有20%没活过5岁就夭折了；与此同时，每5 000个人中，只有两个能活到百岁。如果她的祖母生于1940年，则当时的预期寿命是66岁。在那时，每1 000个儿童中，有38个1岁不到就夭折了。

不过，与今日国与国之间的差距相比，美国不同历史时期间的差距显得微不足道。如今，世界上有很多地方的健康状况比美国1910年的情况要差。在塞拉利昂（或者安哥拉、斯威士兰、民主刚果、阿富汗），1/4的孩子活不过5岁，人们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只有40岁。在那里，每个女人一般要生5~7个孩子，而其中多数母亲会在有生之年看到至少一个孩子死去。每有1 000个孩子降生，就有1位妈妈死亡。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将要生10个孩子的女性，其死亡风险高达1%。即便情况如此恶劣，与几十年前相比，这也是很大的进步了。在世界上条件最差的地方，即便其他方面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死亡率也已经出现下降了。不过在情况最糟糕的某些国家，比如斯威士兰，即便儿童能活过5岁，其到成年时期也得面对艾滋病的威胁。一般来说，成年人的死亡率是很低的，但是艾滋病大大提高了其死亡概率。当然，艾滋病蔓延这种恐怖情况在热带国家和最贫困国家都不算普遍，在那里，很多国家的新生儿存活率和美国的一样高，甚至更高。这里面就有新加坡这样的热带国家。即便是在印度和中国（2005年，这两个国家拥有世界上1/3的人口和近乎一半的最贫困人口），新生儿的预期寿命也分别达到了64岁和73岁。

在本章的稍后部分我会详细说明我所引用的数据的来源，但是，现在就有必要强调的一个结论是，一个国家越穷，其健康数据就越糟糕。不过，具体而言，在儿童的数据部分，我们有令人欣慰的信息：1~5岁儿童的存活率提高了。但是成人部分的数据，包括产妇的死亡率，以及15岁儿童的预期寿命，却令人忧虑。

健康并不仅仅意味着人能活着或者活得寿命很长，它更重要的含义是活得好。好的内涵是多维度的，与人活着还是死了这样的事实相比，健康状况是否良好非常难以明确衡量。但我们仍有很多实例，证明人的健康状况在随着时代进步而提高，同时也有证据表明，富国与穷国之间人的健康状况存在差异。与穷国的人相比，富裕国家的人承受的病痛和身体伤残更少。在富国，人口伤残率一直在下降，而人的IQ（智商）则随时代推移而逐步提高。在世界多数地方，人们的身高比以前增加了。但是那些在童年时代营养不良或者遭受病痛的人，却没有长到基因允许达到的高度。一个人长得比理论所预测的高度矮，一般都说明其童年不幸。童年时没能健康成长会损害脑部发育，从而也会影响其成年之后的发展。一般而言，欧美人要比非洲人高，也比中国人和印度人高。如今，成年后的孩子比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都要高。全球健康与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全球不平等，从人的身高差距上就可见一斑。

健康差距往往是物质生活水平差距和贫困与否的反映。无论与1910年还是与1945年相比，美国人都变得更加富有了。而那些人口预期寿命最低的国家，其民众的收入和美国人比起来低得令人难以置信。民主刚果的人均国民收入大概是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0.75%。在民主刚果，超过一半的人口每日的生活费不超过1美元。与此类似的国家还有塞拉利昂和斯威士兰。因为战乱等因素，一些世界上生存境况最糟糕的国家甚至还没有相关的数据统计。阿富汗就是其中之一。

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调查数据显示，在美国，有14%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但是，美国的贫困线是每日人均生活费15美元，比那些贫困国家高很多。我们根本没法想象，一个美国人如何能靠1美元过一天（不过有个数据说，要是扣除了住房、医疗和教育费用，1.25美元也能让一个美国人过一天）。但是，那些穷国的人每天赖以生存的费用便是1美元左右。

预期寿命和贫困的关系的确存在，但并不明确。印度和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分别达到了64岁和73岁，但是在印度，有1/4的人口每日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在中国的农村，1/7的人口也是如此。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即将超过美国，但是论人均收入，中国仅是美国的20%。也就是说，1个美国人的收入大体相当于5个中国人的收入之和。还有一些国家更贫穷，但是它们的人口预期寿命也很高。比如孟加拉和尼泊尔，它们的人口预期寿命都是65岁左右。根据2005年的数据，越南的人均收入仅仅比这些国家稍好一点，但是其人均预期寿命却高达74岁。

部分富裕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则与其收入水平毫不相称，美国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在最富有国家当中，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排名末位。另一个类型的例子是赤道几内亚。2005年，这个国家依靠卖石油人均收入大涨，但是其人均预期寿命却低于50岁。赤道几内亚曾经是西班牙在西非的一块殖民地，目前处于特奥多罗·奥比昂·恩圭马·姆巴索戈治下。若要评选谁是非洲最恶劣的独裁者，姆巴索戈当仁不让。他的家族攫取了这个国家依靠石油出口获得的大部分收入。

较高的人均预期寿命、良好的健康状况、人民免于贫困，而又有民主法治，这些是一个理想国家应该具备的几个主要特质。具备了这些特质，人民就有可能过上美好的生活，就有条件去追求自己想追求的目标。不过，我们没有做过调查，所以其实并不能确切地了解，人们到底最在意什么；也不知道在健康与金钱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权衡；甚至不知道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对他们到底是否重要。人通常有一种适应恶劣环境的能力，可以在那些死亡率和贫困度都很高的地方拥有快乐的心态，甚至过上幸福的生活。穷人在最困苦的条件下，也会觉得自己过得非常幸福，而富人看起来拥有一切，却可能对生活极度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会以人们过上好日子的概率来衡量他们的福祉，而不是以他们的自我感觉为准。一个穷人生活得开心，适应力强，这不能改变他贫困的事实。同样，一个亿万富豪觉得自己很不幸，或者贪得无厌不知满足，也不能改变他富有的事实。这种阿马蒂亚·森口中所谓对“能力”的关注，实际上是对人们摆脱贫困的一种检验。这种检验的标准是以客观环境所提供的可能性为依据的，而不取决于人们对个人境况的自我感受。当然，觉得自己的生活会变得更好，这本身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知足开心总比愁眉苦脸要好。这样的感觉对过上好日子是有帮助的，了解到这一点很重要，即便在对福祉进行评价时，我们不会优先考虑这种因素。我们的这种立场，和一些功利主义者的想法是有差别的，比如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所认为的，对幸福的自我评估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他认为，好的环境只有在能增进幸福的时候才是有益的，如果人们自己觉得快乐，那么坏的境况也未必就是坏的。有不少人持有这种论调，但我们从引言的图0–1和图0–2中，已经能看到，在生活状况恶劣残酷、预期寿命低的国家，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完全说不上满意。而在那些生活富裕、预期寿命长的国家，民众基本上都觉得自己过得很好。

全世界的预期寿命和收入状况

我们需要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来确定健康、财富和快乐的各自特点。这样做是为了找出总体特征，同时发现例外。很多例外是非常值得留意的。在发现总体特征这一方面，人口学家塞缪尔·普雷斯顿于1975年最先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最有价值的方法之一。图1–1是普雷斯顿曲线的重绘版，相关数据都更新至2010年。这张图显示了全世界的预期寿命和收入之间的关系。

图中横轴是每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纵轴是男女总体的出生预期寿命。每个国家都显示为一个圆点，圆点的大小与国家人口多寡成正比。图中较大的圆点分别是中国和印度，而右上部分相对较小但已经算比较大的圆点是美国。从左下升至右上的这条曲线展现的是预期寿命和国民收入之间的一般关系：在低收入国家中间，曲线急速上行；但到了生活富裕、人均寿命长的国家，这条曲线就变得平滑了。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某一个国家内部平均收入水平的指标，在这里，我们使用它来对不同国家之间的收入进行对比。这里使用的单位是以2005年为基准的国际元。这样至少原则上能够保证所有国家1元钱的价值是一样的，从而我们就可以在相同情形下进行比较，即1国际元在巴西或者坦桑尼亚能买到的东西和1元钱在美国能买到的东西是一样的。国内生产总值包含了众多个人和家庭未能直接获得的收入，比如政府税收票据、企业和银行的利润以及外国人的收入。一般来说，国内生产总值中只有一部分（尽管是很大的一部分）可用于家庭购买支出，剩下的部分则以直接（比如政府的教育支出）或者间接（长期投资）的方式让普通家庭受惠。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GNP）意义不同。国民生产总值包含本国居民在国外创造的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则不包括；国民生产总值不包括外国人在本国创造的收入，但这一收入包含在国内生产总值内。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的这种区别，一般来说影响不大，但是对某些国家来说却并非如此。比如卢森堡，在这个国家工作赚钱的很多是比利时人、法国人或者德国人，这就使得卢森堡的国民生产总值大大低于国内生产总值。世界上最大的赌城中国澳门也是这样的情况。这两个地区，和卡塔尔以及阿联酋这类石油储量丰富的国家一样，都被我们排除在曲线图之外。2010年它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处于世界最高水平，要是绘制在曲线中，会在我们右侧的边界之外。相对而言，国民生产总值能更好地衡量国民收入，但是我们拥有的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数据更为持续完整，因此，我在这里以及书中的很多处都选用了国内生产总值数据。

从图1–1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所处的位置是整条曲线走势的“转折点”，这一点非常明显：从中国之后，原先走势陡峭的曲线开始变平缓了。实际上，这一转折点标志着流行病学转变的出现。对于这一点左侧的国家而言，传染病是死亡的重要原因，而死亡人口中，儿童数量众多：在最贫困的国家中，一半的死亡人口是5岁以下的儿童。但是，在这个转折点之后，曲线移动至富裕国家，儿童大量死亡的现象就变得非常罕见了，死亡人口中，老年人开始占绝大多数。除此之外，传染病也不再是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取而代之的是慢性病，尤其是心脏病（或者更宽泛地说是包括中风在内的心血管疾病）以及癌症。在贫穷国家，慢性疾病也正在迅速成为更为普遍的死亡因素。不过，在富裕国家，除了少数老年人死于肺炎之外，如今只有极少人会死于传染病。这种流行病学转变被形象地归纳为疾病从婴儿的肠腔和胸腔转移到了老人的动脉里。

倘若要思考全世界的福祉分配问题，认识到预期寿命与人均收入具备正相关关系十分重要。身体健康和财富是人类福祉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图1–1证明了它们一般同向而行（尽管不是必然）。经受物质生活之苦的人们，比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人，一般也正在承受健康之困：相对而言，他们的个人寿命更短，在有生之年，多数也要经历丧子之痛。而在曲线另一端的富裕国度中，人们则极少会经历子女死亡这样的悲剧，他们的生活水平非常高，而且生存寿命也要比最穷国家的人们长近乎1倍。当我们把健康和收入结合起来谈论这个世界的时候就会发现，世界各国之间的福祉分化其实也是多重的。而人类真实的福祉差距，实际上也比我们只观察健康或者只观察收入所见的要严重得多。要认识这种真实的差距，一种粗略但通常行之有效（虽然毫无道德吸引力）的策略是把预期寿命和收入相乘，然后得出一个叫作终生收入的衡量指标。这当然是一个很糟糕的衡量方式（由于一年的生命价值是以人的收入估价，一个富人一年的生命价值大大高于一个穷人一年的生命价值），但是它的确更形象有力地展现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距。例如，在民主刚果，一个人的收入大概只是一个美国人收入的0.75%，而其预期寿命则不到美国人的2/3，这样算下来，一个美国人的平均预期终生收入是一个刚果人的200多倍。

当然，这张图不能证明更高的收入会促进健康状况的改善，也不能确认疾病的发生都是因贫困而起。同时，这张图也不否认钱在某些时候或者在某种意义上是极为重要的。关于收入的重要性，我会在后面展开更详细的论述。在很多方面，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比如个人要改善健康状况，就需要有更好的营养，也就需要花钱；政府要提供洁净的水源，改善环境卫生，也需要有钱。不过，在富裕国家，虽然科研耗费了很多金钱，但在癌症或者心脏病上的治疗效果却都不明显——这多少能解释过了流行病学转变这个点之后，曲线变得平滑的原因。同时，人的预期寿命也是有上限的（很多人竟然对此表示质疑），因此当人的寿命高到日本或者美国这样的水平时，要想再往上走就变得越来越难了。

有些观点经常宣称，在富裕国家中收入和预期寿命之间不存在相关性。为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再借鉴一下引言中提到的重新绘图的方式，把图1–1中的数据再做对数标尺处理，可以发现，虽然图1–2中的所有数据都和图1–1中的一样，但是却给我们展现出了另外一番图景：大体上，图1–2中的这条线左右两边的斜度是一致的，仅仅在右边最上的地方稍稍有些变平滑（大致是被美国的数据拖累）。这种情况说明，在最富裕的国家中，收入和预期寿命之间的关系确实不明显。但从整体来看，对于世界上的多数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增长还是和收入增长呈正相关的。这一点，和我们在引言中讨论生活满意度时所得出的结论类似。当然，由于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更高，因此同一比例的收入增长，其背后的绝对数额是不一样的。富国绝对收入的增长数额要比穷国的多很多。这就是图1–1所显示的，同样数额的收入增加，在富国中相应增加的预期寿命就比穷国少得多。但即使是在富国之间，更高的收入还是对应着更高的预期寿命。当然，图1–2的确显示出，各国预期寿命与人均收入的排序远远说不上一致。

那些远离曲线的国家，其背后的故事一点也不比曲线附近这些国家少。有些国家是因为战争影响，人均预期寿命与其人均收入极不相称。还有一些国家，包括博茨瓦纳和斯威士兰以及其他没有标注的国家，则正在遭受艾滋病的困扰。其中的一些国家，“二战”以后在人均预期寿命上所获得的进步，已经被艾滋病的传播全部或几乎全部抹平。因此，在图上，它们的位置也就处在下方，远离曲线。我前面已经提过赤道几内亚这个贫富差距极大的国家，它的情况是所有国家中最为恶劣的。贫富差距也让南非处在图表中极低的位置。在艾滋病到来之前，南非就长期位于曲线之下了。南非地域广袤，整体贫穷，但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人却非常富裕。这种情况即便是在结束种族隔离之后也长期存在。

另外一个大国俄罗斯也表现不佳。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人均预期寿命出现了急速下降，这有转型所带来的混乱和破坏原因。此外，过度饮酒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对俄罗斯男性的影响尤为显著。俄罗斯的情况存在争议，因为在政治制度转型之前，俄罗斯男性的死亡率也在上升。但不论真相如何，如今，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国家都出现了健康水平和生活满意度下降的情况，这与其国民收入极不相称。此外，经济制度的变化，使得我们更难以衡量这些国家人民的收入状况，一些数字很可能被夸大了。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俄罗斯的转型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长期看是有益的，但是在短期内的确造成了人均收入和人均寿命的下滑。当然，与战后艾滋病的蔓延以及中国的大饥荒相比，俄罗斯的这些问题还不算严重，但是毋庸置疑，俄罗斯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痛苦，福利水平也下降了。

美国人在健康方面的表现也与其收入水平不相称。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在医疗保健上投入的资金占其国民收入的比例相当高，但是所取得的成果，却成为收入和健康之间并无紧密关系的明证，更说明医疗支出和健康水平之间没有关联。智利和哥斯达黎加的人均预期寿命与美国相近，但是它们的国民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1/4，而其在医疗上的人均花费，也只有美国的12%。在第二章和第五章中，我会进一步分析美国的健康状况和医疗支出问题。

其他国家的人均寿命表现则要大大好于其收入水平。关于这一点，图1–2比图1–1表现得更为清晰。尼泊尔、孟加拉国、越南、中国、哥斯达黎加、智利以及日本这些国家，其人均预期寿命在图中所处的位置，比我们根据其收入水平所预想的都要高。在以上这几个国家中，穷国家在控制婴儿死亡率（1岁以下）和儿童死亡率（5岁以下）方面都做得相当好；而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中老年人的死亡率通常都较低。在后面的章节，我会详细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例外出现，但最主要的一点是：穷国可以做得比我们根据实际条件所预想的更好，而富国则可能做得非常糟糕。低收入人群也有可能获得良好的健康保障，而花很多钱也可能没有好的结果。在任何收入水平上，战争、流行疾病，以及极端的不平等都会让健康问题恶化。当然，与富国相比，前两种情形还是在穷国更常见一些。

渐进的改善被灾难中断

图1–1和图1–2为我们展示了2010年世界的人口预期寿命与收入关系图景。不过，预期寿命和收入的关系曲线从来没有停止变动。图1–3展示了两条曲线，其中一条就是2010年的预期寿命与收入关系曲线，而另外一条是1960年的曲线。在图中，1960年的国家都以淡阴影表示，以便于和2010年的加以区别。每个圆点的大小和各个国家的人口数量成正比，但是仅限于在同一年份内的相互比较。因此，要注意，同一个国家在两个不同年份圆点大小的变化不代表其人口规模的变化。

从图中可见，几乎所有深阴影的圆点都在浅阴影的上方和右侧。这就是说，随着时间推移，几乎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变得更加富有和长寿了。一切都在改善，福祉指标中的健康水平和收入水平都在随着时光向前而提高：这也许是“二战”之后人类在福祉方面所取得的最重要成就。经济学家兼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对1700年之后的历史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正是从1700年左右，人类开始逐步摆脱饥饿和早逝；而到了“二战”之后，这一过程进一步在全世界范围内扩散。虽然到现在不少国家仍深受饥饿与死亡的威胁，而更多的国家还在为此目标努力，但那些业已取得的成就仍然值得予以关注和庆贺，毕竟数以亿计的人口已经摆脱了疾病和物质匮乏的困扰。阿马蒂亚·森将人类所取得的进步称为自由的获得，如此，则如图1–3所示，2010年的世界比1960年的更加自由了。如果在这张图中继续加入1930年或者1900年的相关数据（这些年代的数据不够完整），我们也会看到，实际上从250年前直到现在，人类的自由程度一直在扩展，并且扩展的幅度一直在加大。在最近的半个世纪，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获取自由的行列中。

总体上看，人类在进步，但是中间也穿插着各种各样的灾难。发生在1958~1961年的中国“大跃进”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在这一时期，错误的工业化和粮食收购政策导致数千万人口被饿死，同时，新出生人口的数量也减少了数千万。在这几年中，气候条件并无太多异常，这场大饥荒纯粹是一场人祸。

艾滋病的蔓延则是另外一场巨大的灾难。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艾滋病导致了人口死亡率的上升以及人均预期寿命的急速下降。南非在图中的位置就很好地说明了这点。在图1–1和图1–2中，南非远在曲线之下。但如果回到1960年，我们会发现，即便那时候还没有艾滋病的影响，南非所处的位置也很低——这说明，南非的人均预期寿命下降，不是因为疾病的拖累。实际上，南非的问题在于黑人和白人之间存在的极端不平等。如果我们观察不同年代的曲线变化，就可以发现，随着种族隔离的结束，南非在图表上离曲线越来越近，而不同种族的健康水平差异也在缩小。至少在1990年之前，这种情况是的确存在的。但在此之后，因为艾滋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增加，南非再次远离曲线，落回到图1–1中的最初位置。

在过去几年中，抗艾滋病药物的使用使得非洲的死亡人数得到了控制。这场流行疾病提醒我们，人类任何的“大逃亡”都可能是暂时的，传染病的大流行并不只是发生在遥远的过去。中世纪有黑死病，19世纪有霍乱流行，如今则是艾滋病。无论是学术刊物还是大众媒体，都过分关注当下的威胁，而忽略了某些“新兴”的传染性疾病，尤其是像艾滋病这种由动物传染给人的病症。实际上，我们身边存在大量的“动物传染性”疾病，而且其中的一些是极为致命的。虽然大多数这类疾病不可能发展成大瘟疫，但无论如何，死亡是谁也不想看到的。比如艾滋病，虽然传染性低而且不会导致暴毙，但确实对人类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而这类病的流行，足以提醒我们在未来不能对类似的病症掉以轻心。

若是抛开各种灾难所造成的发展中断，我们可以从图1–3中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各个国家都变得更加富有和健康之外，预期寿命和收入曲线本身也在随着时代前进而上移。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2010年的曲线位于1960年的之上。不仅如此，实际上1960年的曲线也要高于1930年的，而1930年的也高于1900年的。普雷斯顿注意到了曲线的向上趋势，他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因为收入在增长之外，还必定有某种系统性因素在起作用。如果人均收入是影响寿命的最重要因素，那么曲线就应该随着收入增加而向上，或者因收入下降而向下。但现实情况是，当曲线上移时，某些国家的收入却未必增加。因为从全世界来看，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即便收入没有发生变化，其人均预期寿命也在随着时间推移而延长。普雷斯顿将这种曲线的上移，归因于科学和医疗知识的进步，或者至少是因为现有科学和医学知识得到了更为实际的运用。他认为，曲线旁这些国家的变化应归因于生活水平的提升，而曲线本身的上移则得益于新知识的应用。幸福的增加到底应归功于收入增长还是知识增长？这是将贯彻本书始终的一个话题。我的观点是，与收入增长相比，知识扮演着更为关键的角色。虽然收入本身非常重要，是人类福祉的一部分，同时也对幸福组成的其他要素起到促进作用，但收入却绝不是幸福的最终决定因素。

全球贫困与不平等

虽然全世界多数国家的物质生活水平都在不断提高，但是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就必然带来贫困消减。有可能一些最贫穷的国家根本没有出现任何的经济增长——不少非洲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早期就是如此；还有可能，虽然国家经济增长了，然而只有国内的先富者从中得到了好处。一些人常常用以上一种或两种情形作为论据，来证明他们所坚信的一个观点：全球化与经济增长只让富人得利。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确存在令人难以想象的物质水平差异，而一国之内的贫富差距也触目惊心。不过，现在的问题是，这种不平等是在随着经济增长而扩大吗？是每个人都从增长中受益了，还是先富的人群持续领跑，将那些缺乏运气的人进一步甩在了身后？

要回答这个问题，一种方法就是看一看原先贫困的国家是否取得了比富裕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如果国与国之间的差距在缩小，那么穷国的增长肯定要比富国快。如果说是科技与知识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那么在科技与知识可以得到便利传播的前提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生活水平便应该越来越接近。

图1–4中这些看起来随机分布的小圆点分别代表不同的国家。纵轴表示人均增长率，横轴表示人均初始国内生产总值。其中，深色圆点表示每个国家在1960~2010年间的平均增长率，浅色点则表示这些国家在1970~2010年间的平均增长率。从图中可见，这些圆点毫无规律可循，也就是说，穷国的增长速度比富国更快这个说法无法从这张图中得到证实；而穷国追赶上了富国，以及贫富不平等在缩小这样的结论，就更无从得出。当然，反过来说，这张图也不能说明富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得比穷国更快。一言以蔽之，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并没有改变多少。从图中可以看到，近乎所有国家的增长率都是正数，分布在零增长这条虚线的上方。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全世界出现了大范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在2010年，只有4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低于1960年的水平，只有14个国家低于1970年的水平。当然我们不能忘记有几个表现最差的国家（比如陷入战争的部分国度）没有被纳入统计中，这可能是因为它们没有相关数据，但也可能是因为它们是近几年刚诞生的新国。在图1–4中，表现最差的两个国家是民主刚果和利比里亚，它们常年遭受战乱之苦。

对于同样的数据，还有一种不同的且更为乐观的看法。图1–5是经济学家斯坦利·费希尔绘制的。这张图与图1–4相近，不同之处在于图中代表每个国家的圆点，因为与各国数据统计之初的人口规模成比例而变得有大有小。以这种方式进行观察，我们似乎可以很快得出一个负相关的结论，即穷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得更快。但是我们已经知道这不是事实！之所以有这样的错觉，是因为图中几个代表大国的圆点太大所致。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极快，这让超过20亿的人口平均收入脱离了世界收入分配水平的底部，并向中间水平靠近。如果视一个国家的平均收入为其每个国民的真实收入，那么即便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没有缩小，从图1–5也可以看出，全球人口的收入水平在向着一个中心靠拢。但现实是，每个国家的个人收入不可能都相等，世界上不但存在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一国之内，收入不平等也在不断扩大。这一点我们在第六章会详细讨论。一旦一国之内的贫富差距被纳入讨论，世界范围内人们的收入不平等是如何变化这件事，无论有多么好的例子，都将变得更加难以说清。

当然，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但使得成千上万的人摆脱了贫困，也使得世界变得更加公平。如果我们更重视的是人而不是国家，那么的确可以说，乐观的图1–5比悲观的图1–4更准确。

全球贫困状况的改变，也与印度和中国密切相关。世界银行会定期统计全世界每日收入不超过1美元的人口。图1–6就是根据2008年的最新统计数据绘制的。数据显示，尽管全世界穷国人口在1981~2008年间增加了20亿，但是每日收入不足1美元的人口却减少了7.5亿。这意味着，全世界每日收入不足1美元的人口比例已经从40%降低到了14%。不过，尽管很多地区的贫困率都有所下降，世界贫困人口绝对数量在过去10年的下降却主要归功于中国的快速发展。实际上，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是有所增长的（在第六章我们会提到，印度统计的数据存在一定的误差，因此这个说法似乎低估了印度在降低贫困人口方面的成就）。根据世行统计，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每日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人口比例从1993年49%的峰值下降到了2008年的37%。非洲的经济水平虽然较低，但是近年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迅速。总而言之，在全球范围内的消除贫困方面，我们取得了总体性的进步。尽管不是所有的地方在所有的时间都有进步，但是持续近1/4世纪的经济增长的确大大减少了全球的贫困人口数。

人们如何评估自己的生活？

美好的生活需要的不仅仅是健康的身体和足够的金钱。要远离贫困，人类也需要拥有更好的教育以及更广泛地参与公民事务的能力。虽然我主要讨论的是健康和收入问题，但实际上在其他方面，我们在最近几十年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当然，要做的事情仍然有很多。如今，更多的孩子有机会进入学校，文盲人数比以前大大减少。尽管现在世界上仍然存在独裁统治，很多人参与公民事务的权利也仍然受到限制（有时这种限制甚至是极为严厉的），但人们总体上比半个世纪之前有了更多的政治自由。以环境所允许的程度看，多数国家人们的生活都已变得更加美好。这种生活也经常被专家或者学术评论者过分赞美，不过，人们并不一定以我们所提到的这些要素作为衡量生活幸福与否的指标。人们本身对生活的意见被忽略了。有时候，人们也经常认为某些东西对他们的生活更有价值，但是我们却从未将其考虑在内。因此，有必要了解人们对自己生活幸福与否的感受。

探讨这一问题的一个方式是将人们对生活的自我感受作为评估其生活是否幸福的标准。引言中，图0–1和图0–2就是这样的范例。如今，经济学家、人口学家以及哲学家都开始看重这种对幸福的评估方式，很多统计官员也开始将其列为常规数据加以收集。这种评估经常被笼统地称为幸福感评估，其本身的确有不少特别之处，比如直接来自接受调查的人，更关注实际的结果，通常包括一些影响人的总体幸福感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可能是我们之前不知道的，或者是我们知道也无法评估的。

当然，很多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对自我陈述型评估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持保留态度，因为我们并不总能了解人们在回答问题时到底在想些什么，并且，不同的人或不同国家的人对同一个问题的理解也经常不尽相同。即便是直译，对一个问题的翻译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比如美国人对“幸福”这个词的使用比较随意，而法国人却不是如此，东亚人则很少表达说他们过得很幸福。在美国，追求幸福是《独立宣言》所标榜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在我的出生地——信奉加尔文教的苏格兰乡村，有这样的追求会被认为性格过于懦弱。

适应性是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生活在绝境中的人倾向于相信，眼前的生活是他们能得到的最好的，所以会认为自己过得很幸福。而那些生活奢靡的人，已经适应了富足的生活，因此哪怕是少了些许奢侈用品，也会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意。充实的生活往往也伴随着痛苦与失去，哲学家玛莎·娜斯鲍姆曾经写过“幸福勇士”的故事。勇士们奔赴战场，除了伤痛与可能的阵亡之外，别无所求，但是他们却认为这样的生活美好而有价值。当然，对这些可能的情况持保留态度，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忽视人们对自己生活的看法，而是要注意这些现象可能忽视了某些潜在的问题，我们不应对此毫无疑虑地接受。

如果人们总是进行自我调节，满足现状，那么我们调查得到的反馈，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差异。世界上多数富裕国家，其富庶通常已持续多年，而穷国则是困顿多年，若人们总能自我适应，那也应该早就适应了自己的处境。但是，本书引言已经告诉我们，这不是事实。

在关于生活总体评价的调查中，丹麦以7.97的高分（得分以0~10的阶梯状排列）位居世界第一。在所有相关排名中，丹麦一直稳居第一。其他的北欧国家，芬兰7.67分，挪威7.63分，瑞典7.51分。美国以7.28分排在这些国家之后。长期处在极权统治之下的多哥仅得到2.81分，而经历了长期内战的塞拉利昂是3分，另一个长期处在极权统治下的国家津巴布韦，得分为3.17。布隆迪3.56分，贝宁3.67分，这个悲剧性名单再往上列就是阿富汗，得分为3.72。这种生活总体评价方式的确遭到了质疑，但是，当用这种衡量方式来评估国家的贫穷程度以及辨识国家的贫富时，其结果和以收入水平、健康水平或者政治自由度高低为衡量标准的结果是极为一致的。富有而民主的欧美等国是比撒哈拉以南非洲、亚洲以及拉美等地的穷国更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我们就人们的生活水平进行调查所得到的结果，与我们考察人们的收入或者寿命所得到的结果一致。

如果能够获得过去半个世纪的生活总体调查数据，就可以从历史入手，通过对比去发现1960年至今人们对生活自我感受的变化路径。之前我们考察收入与健康的关系时就采用了这样的方式。可惜盖洛普的世界调查开始于2006年，虽然之前也有一些来自某些国家的分散数据，但这些数据的可靠性无法确认，调查样本的选择标准也无从得知。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无法确认，过去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是否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满意度。

即便如此，富国居民对生活的整体评价要比穷国居民的高。这一事实容易使人们相信，经济增长对于人们生活满意度的提高是有好处的。回头再看对生活总体评价上的两极：丹麦和美国，以及另一极的塞拉利昂、多哥、津巴布韦，恰好一边是富国，一边是穷国。富国实现了250年的发展，穷国却一直毫无变化，而这正是对生活评价两极化的原因。我们之前提到，国与国之间的人均预期寿命存在巨大差异，而人均预期寿命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也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长。如此，要是中德日美这些国家在2008年的生活总体满意度比1960年的低，那就是不合理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件看起来毫无争议的事情，却一直遭到质疑。

1974年，最早采用自我报告方式调查人类幸福感的经济学家兼历史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指出，根据调查，日本人并没有因为日本的经济发展而觉得自己过得更幸福。后来，伊斯特林又通过在美国等多个国家的调查，拓展了他的这一结论，即经济增长从古至今都没有改善人类的命运。伊斯特林的经济增长无用论，在经济学界是相当罕见的。（不过，人类的健康和其他方面虽然未必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但是的确随着经济增长而改善了，这一点他并没有质疑。）但是，许多人口学家、宗教领袖以及其他否认物质是幸福之基础的人士，都对伊斯特林的这一观点表示了赞同。不过，那些处在极端贫困中的人可能不会这么想。经济学家贝齐·史蒂文森和贾斯廷·沃尔弗斯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他们宣称，合理的参照数据表明，国家的经济增长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这种关系，同经济增长差异导致了富国与穷国之间的生活满意度差异是类似的。

比起穷国与富国之间的生活满意度差异，经济增长对同一个国家内人们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更难被观察到。国与国之间的生活满意度差异，源于数世纪的经济增长差距，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即便是持续50年的经济增长，也未必能大幅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在半个世纪之内以2%（图1–4中的平均增长速度）的速度持续增长，那么最终其人均国民收入会比最初时增加2.7倍。这是一个很大的增长，大概相当于今日印度和泰国之间的差距。但实际上，由于各国人民的生活总体满意度和收入并不是完全对应的关系，在出现经济增长的同时，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增长幅度较小、难以察觉甚至出现倒退，就并不稀奇。如图0–1所示，在2008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是印度的2倍，然而其国民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却低于印度。

正如在有的国家，人的健康水平并非一定与其收入成正比，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也并不是经常和收入高低完全对应。我们已经知道，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是幸福指数超级明星，也是非常富裕的国家，它们的国民在生活总体评价上的得分与其收入水平是大致匹配的。但是，拉美国家的生活满意度得分却常常超过其收入水平；而在亚洲，包括中国内地和香港、日本以及韩国等国家与地区，人民生活满意度却常常表现得与他们的收入水平不相称。我们并不清楚这种地区差异因何而起：是因为它们在幸福的某些客观方面的确存在差异，还是因为国民的性情有别，还是因为不同国家国民回答问题的方式不同？我们发现，在俄罗斯、前苏联国家以及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其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处在一个极低的水平，这些国家的老人对自己的生活尤其不满意。在这些国家，年青一代拥有了先辈们无法企及的各种新机遇，他们有机会旅行、留学或者在全球的舞台上展现才华。而同时，他们的祖父辈们却眼见着自己所熟悉的、为他们的人生定义的那个世界崩塌了。不仅如此，一些人还要承受养老金和医疗保障不足的痛苦。

情感的愉悦

尽管在阶梯式问卷调查中，“幸福”一词从未被提及，生活总体评价还是经常被理解为是对“人是否幸福”的调查。事实上，生活总体评价是想要了解人们对自己生活的看法，它询问人们生活的不同方面，而得到的调查结果说明人们对这些方面的心理感受不尽相同。当你觉得自己的生活还可以接受的时候，也依然会有不开心、忧虑，或者紧张的感觉。事实上，悲伤、痛苦与压抑几乎是人们要获得美好生活的必修课程。参加陆军新兵训练营、攻读经济学或者医学学位，或者是眼见父母逝去，这些是人一生中都可能经历的苦闷。青年人约会失败，似乎也是其情感走向成熟的一个必经过程。过去高低起伏的情感经历，都为人生当下的幸福奠定了基础。当然，开心总比觉得难受要好，即便是紧张、担忧以及愤怒等不快的情感体验，也可能在未来给我们以幸福的回报。不过处在这些情绪当中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自己不够幸福。

既然可以就生活总体评价进行调查，自然也可以就人的情感体验进行调查。盖洛普在调查人们对生活的总体评价时，还试图了解人们在接受调查前一天的情绪和感受，担忧、紧张、悲伤、抑郁、快乐、愤怒、痛苦等，结果发现，人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回答与其对生活总体评价的回答，简直有天壤之别。

图1–7是全球幸福分布图。图中，横轴指标是人均收入，纵轴指标是感到幸福的人口所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这张图和生活总体评价图差别很大，其中最为明显的是，这张图显示出人是否幸福和收入水平并无必然关联。虽然在几个最穷的国家，比如布基纳法索、布隆迪、马达加斯加以及多哥等，它们的国民确实觉得不幸福，但是除了这些最穷的国家外，很难看出富国和穷国之间人们的幸福程度有规律性的差别。丹麦人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很高，但是却并没觉得很幸福。意大利人也是如此。与丹麦人或是意大利人相比，多数孟加拉人、肯尼亚人、尼泊尔人以及巴基斯坦人都觉得自己生活得很幸福。

美国的数据也证实了人均收入和是否幸福没有太大关系。贫困会让人处于悲惨的境地，然而当收入超过了一定的水平（约70 000美元一年），虽然使得人们对生活的总体评价提高，却不会让人觉得更幸福。钱只能让人在一定程度上觉得幸福，没有钱而心里感到幸福也会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但是，是否幸福却不能作为对人类福祉进行综合测定的有效标准，因为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即便人们深处贫困或者健康状况不佳，也有可能心情愉悦。对于人类福祉的综合测定而言，生活总体评价是一个更好的方法。刚才提到的丹麦和意大利就是两个能证明这一点的极好例子。

图1–7显示，美国人的幸福度仅次于爱尔兰和新西兰，居世界第三位。快乐对于美国人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公民责任。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国家则是世界上最不幸福的国家。当然，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生活得比较开心，调查显示，全球近3/4的人口认为自己生活得很幸福。

其他的一些关于人类情感体验的调查，则展现了另外的景象。2008年，全世界19%的人认为自己在接受调查前的日子里过得很幸福，30%的人认为自己过得紧张，23%的人认为自己过得很痛苦。相对而言，穷国的人们过得更痛苦，但是快乐与收入水平的关系相当复杂。虽然国与国之间存在差异，但总体上，人们的喜怒哀乐和收入水平高低并不是正相关关系。比如，3/4的菲律宾人表示生活得很焦虑，紧随其后的是中国香港地区居民、黎巴嫩人、叙利亚人以及美国人。有44%的美国人表示在接受调查前过得很沮丧。这说明，收入高并不能减少这类负面情绪。

对生活总体评价与幸福度（或其他方面）的调查，给我们呈现了两幅不同的图景。那么，这两者哪一个正确？可惜这不是一个好问题，因为这种思维期望用单一的方法对人们的幸福程度做出评测，这是不切实际的，不是一种考察幸福的正确方法。快乐是一种好的情绪，忧虑和愤怒是不好的情绪，认为自己的生活在改善也是正面的，但这些感受是不同的事情，它们和人的收入以及身心状况等方面密切相关。在对幸福进行评估的时候，我们找不到一种神奇万能的方法。即便是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腕表一样的测量仪，把人的每一次快乐心情都记录下来，我们也无法用这些数据来评估我们的生活过得是否幸福。人类的幸福有多个维度，它们彼此关联但又绝不相同。在对全世界的幸福进行评测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要利用好这一点。

历史学家基思·托马斯曾著书讨论英国人在追求个人成就上的观念变化。他指出，对财富的追求在18世纪变成了英国人寻求幸福的合法路径。亚当·斯密则在《国富论》中明确提出，对财富的追求不但是一项值得尊敬的个人活动，也同样使得整个社会受益。斯密“看不见的手”这一比喻，也已经成为我们所理解的资本主义运行方式的一部分。当然，正如托马斯所提到的，对于个人是否能从财富中受益，斯密其实持怀疑态度。事实上，在《道德情操论》这本书中，斯密指出，尽管财富“让人类工业兴起并发展”，但是财富能带来幸福这种说法却带有欺骗性。他同样怀疑不平等的真实存在。他说，富人通过雇用其他人而“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但却带来了“生活必需品”大致平等的分配。而至于富人，他们的财富“可以遮挡夏天的阵雨，但是挡不住冬天的风暴，而且，常常使他们同以前一样，甚至有时比以前更多地感到担心、恐惧和忧伤，面临疾病、危险和死亡”。

斯密写这些内容之时，正是“大分流”开始的时代。在当时，富人和穷人一样面临着感染传染病的风险，贵族的预期寿命也并没有比穷人更长。即使是今天，穷人在生活满意度上大大低于富人，但是在情感体验上却与富人依然没有什么差别。富人还是脱离不了紧张、害怕、悲伤这些情绪，也不可能每天都过得开心和享受。可是，在这250年间世界变了。没有合理的证据说明，“生活必需品”在今天的世界得到了平均分配——其实在斯密的时代也同样如此。与此同时，在如今，财富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保护，使人得以远离疾病与死亡的危险。尤其是在过去的60年中，人类整体上变得更加富裕了，对这个世界也有了更深入的认知，而财富与认知所产生的保护力量，惠及了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广泛的人口。

自“二战”以来，几乎世界上所有地方人口的收入和健康水平都提高了。现在，没有一个国家的婴儿或者儿童死亡率高于1950年。经济发展使大量人口摆脱了极度贫困，这一点在中印两国最为明显。当然，这中间也有多次的逆流。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艾滋病的蔓延、苏联解体以及绵延不断的战争、杀戮和灾荒提醒我们，疾病、战争以及恶政的幽灵并不仅仅飘荡在过去的历史之中。拥有不切实际的想法绝对是草率的，正如我们在《大逃亡》这部电影中所见到的，大逃亡未必能带来永久的自由，它通常只是暂时地让我们远离周遭的丑恶、黑暗以及混乱。

第二章
从史前至1945年

今 日人类的健康水平，几乎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好。人类的寿命更长，长得更高，身体更强壮，儿童的发病率与死亡率也都在下降。健康水平的提高，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让我们可以更好地利用时间，更有效率地工作，赚更多钱，也让我们有更多时间去学习新知，和家人与朋友一起度过更多更美好的时光。健康水平不像温度高低那样可以用数字简单描述。有的人或许视力很好，但体质虚弱；有的人可能活得很长，但却要忍受周期性抑郁或偏头痛的折磨。任何由健康因素所带来的限制性影响，取决于人的工作性质或者想要从事的工作类型。比如我的投球水平极烂，但这只是在中学棒球场上偶尔让我丢脸，而作为一个教授，这就不成为问题。健康是一个多维度问题，不能仅仅把它看成一个可以简便计算的数字。当然，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问题倒是很容易考察，那就是人是活着还是死了这个简单的事实。对于个人而言，知道自己的生死并没有太大的用处，毕竟，如果医生给你做个检查然后说，“嗯，你还活着呢”，你肯定不满意。但是，当我们要考察一个群体的健康状况时，知道他们的生死状况就有重大意义。这一点，无论是对整个人类还是某些特定群体，譬如男性或者女性，白人或者黑人，儿童或者老人，都是如此。

一个人们所熟知的衡量生命状况的方法，是去看一个新生婴儿的预期寿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出生时预期寿命（经常简称预期寿命）。假设生命是有意义的，活得越久就越好，那么一般而言（尽管不是必然），活得长的人，就是健康状况更加良好的人。在第一章中我们已经了解到，人类的预期寿命在世界各地有所不同，富裕国家的人预期寿命更长，而随着时间推移，人类的预期寿命总体上一直在增长。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会深入探讨人类预期寿命增加的原因与过程，以及是如何实现今天的成就的。这本书不是一部健康史，也不是预期寿命史，但是，回顾过去可以让我们了解更多，而只有试着去了解这一切，我们才有可能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我将从美国过去一个世纪的人口出生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说起，来考察我们今天的现实状况，同时引入一些将会用到的概念。之后我将把视线拉回到远古，去看一下最早期人类的生活状况，最后，我们会迅速将讨论内容推进至1945年。“二战”结束是一个非常好的终止讨论的时间节点，因为在“二战”之后，相关数据显示的情况都变得更好了，而人类健康故事的主线也发生了变化。

生存与死亡的基本概念：以美国为例

1900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是47.3岁，到2006年，这一数字提高到了77.9岁。图2–1按性别分别显示了美国人口预期寿命的变化情况。由这张图可见，美国女性的预期寿命普遍高于男性，这一现象基本贯穿20世纪始终。近一个世纪里，男性、女性的寿命都出现了明显增长，其中，男性寿命增加了28.8岁，女性寿命则增加了31.9岁。在20世纪上半叶，人口预期寿命增长的速度要明显快于下半叶，但是增长的趋势则一直延续。在过去的25年中，男性的预期寿命每5年会增加1岁，而女性的预期寿命则是每10年增加1岁。从这张图中我们所得到的第一个结论是：人类的健康状况取得了极大进步，变得越来越好。这也是本书在大部分时间里论述的主题之一。仅仅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人的预期寿命就增加了30岁，这样非凡的成就可谓是一次伟大的逃亡。除了这一主要特征外，我们还关注到图中的一些次要信息：男性与女性之间，除了在预期寿命方面有所差别，在寿命增长的速度上也不尽相同，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20世纪前50年的预期寿命增长特征，与“二战”后有明显不同，这又是为什么？

图2–1给人一个直观的印象是，在“一战”后的大流感时期，美国人口预期寿命出现了一次巨幅下降。同1917年相比，1918年的人口预期寿命下降了11.8岁。而到了1919年，预期寿命又从谷底反弹了15.6岁。在大流感结束之后，人口预期寿命的增长趋势迅速恢复。当时，全世界有超过5 000万人死于大流感，其中美国人超过50万。当然，当时预期寿命的定义方法实际上夸大了大流感对新生儿童存活概率的影响。如今我们知道，这场流感其实只持续了一年，因此，只要婴儿能够活过第一年，他们就不会再遭受流感的威胁。然而，1918年，当人口学家计算预期寿命的时候，他们假设这场流感会长期持续。而到了1919年，他们就忘记了流感这回事。这种评估生命机会的方式，看起来多少有些怪异，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确很难找到更好的评估方法。

当一个新生儿出现在面前，需要我们去计算他能活多久时，我们需要知道他未来将会面对哪些死亡威胁，而这是我们无法知晓的事情。人口学家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把婴儿出生时面临的死亡风险当作未来的风险。他们假设人们在未来的每个阶段所面临的死亡风险和出生时的风险一样，并以此计算出人的预期寿命。在1918~1919年的大流感中，人生每一阶段的死亡风险都突然被增大到了1918年的水平，因此，在计算这一年的出生人口预期寿命时，学者所做的假设就是，这个新生儿在未来的每一年都要面对与1918年同样水平的死亡风险。如果流感永久持续，或者至少在这个孩子的整个一生中持续，那么，以上的预期寿命推算就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流感只持续一两年，那大幅降低预期寿命就把这个孩子一生中的实际风险过分夸大了。当然有更好的计算寿命的方法，那就是等在这个时期出生的所有孩子都死去再进行统计。不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需要近一个世纪才会有结果。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依靠预测。但是预测也有其难题，比如在1917年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在来年会有一场大流感。

标准的预期寿命计算，既不是等着所有人都死了再做统计，也不是做预测，而是使用时期指标。所谓时期指标指的是，将一个时期内的死亡风险假设为永远不变，然后基于此来计算预期寿命。这种计算方法上的问题，不仅仅出现在过去的大流感时期，在今天我们考察预期寿命时，也需要面对。当我们观察图2–1，分析其中的数据，很难不认为预期寿命会继续增加而死亡风险会继续下降。这意味着我们今日的预期寿命值，可能低估了这些新生儿的寿命。今日一个女孩的预期寿命是80岁出头，然而，如果我们的健康水平继续改进，那么这个女孩能活到百岁，便是一种合理的预期。

图2–1中，1950年前的预期寿命变动幅度明显比1950年后的要大许多。大流感仅仅是造成这种大幅度变动的原因之一。还有其他小规模的疾病也会引起预期寿命的变动，但是没有哪一种病可以与这场大流感相提并论。在今天，传染病已经不太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在1900年的美国，它却时刻威胁人类的生命。当时，人类死亡的前三类原因分别是流感、肺结核以及痢疾。肺结核在1923年以前是造成人类死亡的三大原因之一，到了1953年，它仍然是引起死亡的十大疾病之一。肺炎、腹泻以及麻疹等传染病，夺去了许多儿童的生命。在20世纪初期，传染病引发的儿童死亡威胁远比今日的要厉害得多。如今，死亡人口多数变成了老年人，夺走他们性命的是心脏病和癌症等慢性疾病，而不再是传染病。这一死亡人口特征的变化，就是我们在第一章比较富国和穷国时提到的流行病学转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转变在今日的富裕国家中已然出现。

“死亡的老龄化”，是指死亡人口从儿童向老年人的转移，使得预期寿命对死亡的年度变化不再敏感。而传染病的减少，使得死亡的年度变化跟此前相比也不再显著。儿童存活率的提高，比老年人存活率的提高更能影响预期寿命的计算。一个新生儿若是能从某些致死的疾病中获救，就有机会再活很多年；而一个70岁的老人，即便被从濒临死亡的状态中救回来，也不能再活很久。这也是近几年来预期寿命增长的速度也在减缓的原因。如今，婴儿的出生死亡率已经很难再降低，有降低空间的只有老年人的死亡率，而老年人的死亡率下降，对于预期寿命的影响非常小。

与老年人的死亡率相比，预期寿命对婴儿死亡率更加敏感，但这并不是说，挽救一个孩子的性命，就比挽救一个成年人的性命更为重要或更有价值。这是基于多重因素所做出的道德判断。一方面，救活一个儿童意味着为他赢得了更多的潜在生存时间；但另外一方面，一个新生儿生命的终结，也不会像成年人那样，使得许多的规划、利益、关系包括友谊等被迫终止。经济学家维克托·富克斯曾经建议，一个人生命的价值或可以根据来参加他葬礼的人数做判断，这或许不是一个很严肃的方法，但这种方法的确能完全剔除掉年龄的影响权重。但是健康水平这样的问题，靠预期寿命这样一个机械的指标很难解决。预期寿命是一个有效的指标，它抓住了人类健康中重要的一个部分。当然，如果我们选择预期寿命作为衡量人类幸福的一个指标，并将其作为一个社会目标，那我们实际上是接受了一种将年轻人的死亡率看得更重的道德判断。这样的判断，需要仔细考量，而绝对不能不假思索就予以采用。

预期寿命这一指标有时候具有明显的误导性。图2–1显示，在20世纪上半叶，预期寿命的增速远高于下半叶。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主要在于，1900年时婴儿与儿童的死亡率非常高，而年轻人的死亡率下降对预期寿命的影响非常大。到20世纪末，中老年人的死亡率下降特征则更为明显。如果我们将预期寿命视为人口健康状况的标准，甚至将其看成是衡量社会进步与否的较好指标，那我们很容易就会以为，美国在1950年前的表现比在1950年后的要好。这当然是一个可以探讨的结论，但要知道，集中于预期寿命的讨论，意味着我们已经把年轻人的死亡率放在了老年人的死亡率之前考虑。这一点必须先讨论清楚，而不能将其视为理所当然。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对穷国与富国的死亡率下降对比上。穷国的死亡率下降主要集中在儿童身上，而富国的死亡率下降人口则主要是老年人。如果我们使用预期寿命作为衡量指标，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人民的健康和幸福水平方面，穷国正在追赶富国。然而，如果从健康状况来看，甚至是从总体的人口死亡率来看，“迎头赶上”这种说法并非事实。这不过是一种基于“预期寿命是健康水平和社会进步的最好指标”的假设。在第四章中，我们会深入讨论这一问题。

图2–1显示，在美国的性别预期寿命对比中，女性总是高于男性，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差距的大小却并非一致。在20世纪初期，男女之间的寿命差距一直是2~3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此后男女在寿命上的差距才有所拉大。到21世纪初期，男女预期寿命的差距再次缩小至5岁左右。性别之间的这种差异，到目前仍远未得到充分的解释。与男性相比，女性在整个世界范围以及整个人生时间段内的死亡风险都相对较低。甚至在出生之前，男性的死亡率也要高于女性。唯一的例外是女性要面对生育死亡的风险。在过去的20世纪，美国的生育死亡率出现了下降，这也是女性的预期寿命高于男性的原因之一。

造成男女寿命差异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吸烟方面的差别。吸烟会引发心脏类疾病和肺癌而导致死亡，这两种病的区别是，前者发病相对较快，而后者从接触吸烟到死亡大概需要30年时间。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末，因为在年轻时就开始吸烟，男性的预期寿命增长缓慢。与女性相比，男性开始吸烟的时间一般较早。在很长的时间里，女性吸烟是为社会所不容许的，现在看起来这种对女性的不公平，反而为女性的健康做出了贡献。不过，与女性相比，男性戒烟的时间也更早。在图中折线的尾端，女性的预期寿命增速出现下降，而早在二三十年之前，男性预期寿命的增速就出现放缓迹象了。近年来，美国女性的吸烟比例也在急剧下降，与之相应，女性的肺癌发病率也出现了下降。这种情况在多年之前就在男性身上出现了。对于世界上的富裕国家而言，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吸烟就成为决定死亡率和预期寿命的最重要因素。

男女之间的死亡率差距，并非是出现在美国人群中的唯一不公。2006年，非裔美国男性的出生时预期寿命比白人男性的要短6岁。在女性方面也有类似的差别，只不过差别稍微小一点，是4.1岁。同男女差异一样，这些差别也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估计，在20世纪初期，白人与非白人之间的预期寿命差距大于15岁。这里说的非白人，包括非裔美国人但不限于这一群体。

美国黑人与白人之间的预期寿命差距，与他们在整个世纪大多数时候所面对的不平等，譬如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教育不平等，甚至投票与选举权的不平等遥相呼应。如此多方面的持续不平等，意味着在整体的福利方面，黑人与白人的差距要比在任何一个单一方面的差距更加突出。任何对美国黑人与白人差距的研究，都必须考察这样的一幅全景，而不能只看健康或者财富上的差别。医疗服务提供的不平等是造成不同种族之间死亡率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但却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一不公平现象。死亡率差距的缩小和预期寿命的差距缩小，是整个世纪中种族不平等减弱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一个方面的差距缩小，往往会带来另外一个方面的差距缩小。当然，简单的理由并不足以解释众多的差异。比如2006年，西班牙裔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就比其他的白人长2.5岁。大逃亡发生在美国各个种族的人身上，但是不同的群体起点不同，其逃亡的速度也不相同。不平等的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改变。

尽管美国在医疗上的花费是任何其他国家的两倍，美国人却不是世界上最长寿的人口。直到20世纪50年代，英国人和美国人的预期寿命还十分相近。但在随后的20年中，英国人超过了美国人，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80年代。然后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英国再次超过了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这种差距还只有0.5岁，但到了2006年，两者之间的寿命差距就扩大到了1.5岁。瑞典与美国的差距更大，其人口预期寿命比美国的长了整整3岁。虽然在过去的几年中，瑞典人的预期寿命优势在不断扩大，但在有据可查的时期，瑞典人的寿命一直比美国人的长。在第四章中，我会继续讨论富国之间预期寿命的差距以及差距出现的原因。同美国的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差异一样，不同的国家之间也存在差别。不过同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相比，这种差距就显得不那么明显了。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预期寿命，我们需要更深入一步，考察不同年龄段人口的死亡率。图2–2显示的是在选定国家和时间段内，死亡率随着年龄变化的情况。图中包括了瑞典1751年的数据（瑞典的数据统计时间之早超过任何其他国家）、美国1933年和2000年的数据以及荷兰2000年的数据（瑞典2000年的数据和荷兰的十分相近，但在年轻人和高龄阶段的数值略微低一点）。这些曲线显示了从刚出生到80岁之间的人口死亡率。由于80岁以上的人口死亡率会稀释数据而造成曲线的不可靠，所以不在图中体现。

人口死亡率表示的是每千人中的死亡人口数。举个例子，最上面的这条线，即瑞典在1751年的人口数据显示，当时每1 000个新生儿中，超过160人没有活过1岁。而到了30岁这个阶段，每1 000个人中只有10个人没有活到31岁。本图的纵轴再次使用了对数标尺，从0.5到2，然后从10到40，每一个间隔都是以4的倍数增加。由图可见，最低的人口死亡率出现在今日荷兰10岁左右的位置，这一阶段的人口死亡率是1751年瑞典新生儿死亡率的1‰，同时只有1933年时美国10岁人口死亡率的1/10。

死亡率曲线的走势特征是，低年龄段人口死亡率较高，然后在少年早期的时候迅速下降到一个低点，之后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稳步上升。这样的形态会让人想到耐克的商标。死亡风险出现在生命的最早期，然后又在老年阶段重现。我曾走访过一家妇产医院，它洗手间里的一则提示把这一点描述得极为生动。这则提示意在提醒大家要认真彻底地洗手，因为“人生最初的几天是非常关键的”。在这则提示的下方，有人紧接着胡乱涂添了这么一句：“但没有人生最后的那几天关键啊。”这个笑话主要揶揄的是医护人员对“关键”这个词的用法，但是，它的确很清楚地强调了一个事实：在生命的开始和结束时期，人的死亡风险是最高的。

在不同的时期，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死亡风险一直在变化。在1751年的瑞典，现代以来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的事情尚未发生，因此，当时新生儿的死亡风险要比一个80岁老人的高。今天，1岁之前的人口死亡率已经低于了1%，而80岁老人的死亡率则比这个数字要高出6倍还多。在18世纪及之前的数千年中，很多人在儿童时期就夭折了，在1751年的瑞典，大约有1/3的儿童活不过5岁。而在今天的瑞典和其他富裕国家，几乎所有人都是年纪大了才会遇到死亡问题。事实上，如今瑞典的婴儿出生死亡率已经降低到了3‰。

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死亡率的变化，意味着在一个有很多儿童死亡的国家，几乎没有人能活到预期寿命所宣称的那个年龄。我们经常认为，某个指标的平均值是有代表性或者典型性的，但是平均寿命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本身就不准确。在18世纪晚期的瑞典，人口预期寿命低至35岁左右。这有可能让人以为真的没人能活到老年，真的没有孩子能见上他们的爷爷奶奶。这是错误的，不是事实。如果一个人足够幸运可以克服童年时期的种种危险，那么其活到老年的机会是很大的。当然过去的条件不能与今日的相提并论，但是也足以保证一个人可以活到其孙子辈出生。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比如一个国家有一半的孩子在出生后就死了，而另外一半都活到了50岁。这样，这个国家的出生时预期寿命就是25岁，但是没有人在25岁早逝。此外，在这些人活过1岁的时候，其预期寿命就变成了49岁，这就比出生时预期寿命长了24岁。另外一个不那么极端的例子出现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当时英国人在15岁时的预期寿命（有时这被称作成人预期寿命）比出生时预期寿命还要高。关于这一点，稍后我还会再谈。但总体来说，记住死亡率的耐克形走势，对于理解生存机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出现的变化以及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等问题，至关重要。

图2–2中的耐克形曲线显示，随着时代的进步，死亡率也在稳步地下降。近代的曲线，总是在过去时代的曲线下方。我们无法掌握美国或者荷兰在18世纪时的相关数据，不过可以假设它们的情况和瑞典的基本类似。在1933年和2000年，人们所面临的死亡风险出现了大幅下降。与之前的年代相比，人口死亡率出现大幅下降这一特征在低龄段的表现最为明显。但是，也不能忘记，老年阶段的人口死亡率也出现了下降，尤其是在1933~2000年这段时间，老年人口死亡率的下降更为明显。对比荷兰与美国在2000年的数据，再一次证明同其他富裕国家相比，美国的表现确实糟糕。在这一年，美国0岁到73岁之间的人口死亡率都高于荷兰。美国和荷兰的这种差距并非特例，在与其他富裕国家之间，这样的差别也同样存在。而对于活得足够长的人来说，美国的死亡率则就显得出奇的低。这或许是因为美国的医疗体系会无所不用其极地来挽救人的性命，即便是对那些只有几年可活的人，也绝不例外。

图中底部的两条曲线，显示在2000年的美国和荷兰，20岁是一个死亡的短暂高峰。在15~34岁，人死亡的原因通常并非疾病——尽管这一时期艾滋病出现短暂的蔓延势态而抗艾药物也尚未出现——导致这一年龄段人群死亡的主要因素通常是事故、凶杀和自杀。同早期的曲线相比，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男性遭遇这些状况的概率比70年前更加突出，而在18世纪的瑞典，这些情况根本不可能出现。

这些数据出自何处？我们是怎么知道以前的死亡率的？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的富有国家，出生和死亡都由政府统一登记统计。孩子出生时有出生证明，而当人死之后，医生或者医院也会出具死亡证明，上面会清楚注明包括年龄、性别、死因等在内的具体内容。这就是所谓的“生命登记系统”，包括了出生和死亡两大内容。为了保证出生与死亡记录的可靠性，生命登记系统必须完整，这就是说，每一个人的出生和死亡都必须登记在册。为了计算死亡率，我们还需要知道人口的年龄、性别以及种族，这样才可以去研究死去的这部分人的相关情况。这些方面的统计数据来自定期的人口普查。一般而言，多数国家每10年左右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不知什么原因，几乎所有的普查都是在以0或者1结尾的年份进行）。

瑞典是最早建立完整生命登记制度的国家之一。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获得瑞典早在18世纪的死亡率统计数据。伦敦自17世纪开始编制死亡率报表，而欧洲教堂的记事簿则更为久远。马萨诸塞的清教徒认为，人口登记是政府而非教堂的职责，因而在马萨诸塞，1639年就有了生命登记制度。尽管到了1933年全美国才建立起完整的生命登记制度，但这仍算是政府能力的一项重要体现。没有人口出生与死亡的综合统计，整个社会对公民的基本状况就会处于全然无知的状态，而政府所要行使的各类我们看来理所当然的职能，也就无法实施。18世纪的瑞典人和马萨诸塞的清教徒富有远见卓识，他们为好政府的建立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图2–1中，1933年的美国预期寿命数据来自当时有生命登记制度的几个州。而世界上还有多数的国家，缺乏建立生命登记制度或者是开展人口普查的能力，对于这样的国家，人口学家采用某些技巧或者估算的方法来填补相关的空白。在很多国家，婴儿和儿童的死亡仍是普遍现象，而对这里的母亲进行调查，通常就可以了解到孩子的出生数和存活数。美国国际开发署支持了大量有价值的人口学调查和健康状况调查，这些调查为许多没有生命登记制度或者是登记制度有名无实的贫困国家收集了大量信息。（父母不为自己的孩子做出生登记，以及当孩子或成年人死亡时，依照地方习俗土葬或者火葬，这些都使得相关信息没有被录入国家数据库。）

成年人的死亡信息统计也存在着国与国之间的巨大差距。在很多国家，即便是最好的估算也跟凭空猜测相差无几。在这样的情形下，要得到如图2–2这样完整的死亡率耐克曲线是不可能的。因为受儿童死亡率影响极大，预期寿命相对来说更好猜测，然而对于那些成人死亡率异常或者多变的国家（例如受艾滋病影响的国家），对预期寿命的估算也需要极为谨慎。正是由于种种可测不可测的原因，将世界上最穷国家的健康状况变化与富国的健康状况变化分开讨论，就变得非常有必要。而这些正是我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将会讨论的内容。

史前时期的出生和死亡

今天的人口死亡率特征是如何形成的？20世纪人类的预期寿命大幅延长的原因是什么？过去的人们如何生活？人们的生活质量因何而改善？如今世界上仍然有大量人口面临着早逝的威胁，逝去的历史能够为他们的健康改进提供怎样的经验？

人类在存在于地球的近95%的时间里，以狩猎和采集为生。这种生活持续了几十万年。如今，世界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部落，他们几乎都生活在沙漠或者极地等边际环境中。要说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和我们的健康有关，这可能显得有点奇怪，然而事实的确如此。正是这种长期的狩猎采集生活，塑造了我们人类本身。人类朝着狩猎采集者的方向不断进化，身体和头脑也为了适应这种生活而不断调整。而之后人类又变成农民或者市民，过上一种现代生活，这整个过程不过只有几千年的时间而已。如果能够认识到，我们的身体是为了适应哪些情况而自我改变，就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今日人类的健康状况。

我们不可能完全了解在几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是如何而生为何而死，但是，大量的考古记录给了我们不少信息。通过研究骨骼残骸（即古病理学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人的营养状况、疾病状况以及死亡原因等大量信息。也可以从残骸中估算出人的死亡年龄，这样我们也就大概了解了他们的预期寿命。在过去的200年中，人类学家一直在对现存的狩猎部落进行观察研究。不过，一些最好的证据，包括医学证据都是来自对当今人类群体的观察（因为他们与现代社会的接触，结果需要做适当的调整）。通过将现代人的相关数据与旧式部落的各项研究成果相结合，我们可以获得非常可观的有用数据。

饮食与运动是非常好的讨论起点。以狩猎与采集为生的人们进行了大量的快走以及追踪猎物等活动，他们一天要行走10~15英里。他们的饮食以水果与蔬菜为主，因为获得这些东西比狩猎要简单得多。野生的植物与今天的栽培植物不同，它们都富含大量的纤维，也就是说，古代人吃的大都是粗粮。虽然有些极其幸运的部落生活的地方有大量的动物存在，但肉类仍然十分珍贵且难以获得。与今天被驯化的动物相比，野生动物的肉脂肪含量更低。古人们所食用的植物和肉种类繁多，甚至比今日很多农业社区的食物种类还多，因此很少有缺乏微量元素的问题，更不会有因缺乏微量元素而导致的贫血等疾病。在当时，工作是一项协作活动，家人和朋友集体出动，人们需要合作才能成功地获取食物。所有这些，听起来好像是每年体检时医生跟我们说的：多运动，少吃肉，多吃水果和蔬菜，多吃粗粮，不要经常一个人趴在电脑前，要多和朋友出去参加活动。

尽管狩猎采集者不知道现代保健的概念，但是至少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的生活方式帮助他们维护了自身健康。当时的生育率——平均每个女性会生育4个左右的孩子——依照如今世界上最穷国家的标准看也是很低的，并且生育间隔长，而且都是长时间母乳喂养。婴儿经常被杀或许也是导致低生育率的原因之一，而母乳喂养也导致了生育率下降——因为母乳喂养会降低怀孕的概率。同时，母乳喂养也使得女性和男性一样，身体得到了大量的运动。人类排泄物对食物或者水的污染（文明的说法应该是疾病的粪口传播路径），是将疾病从一个人传染至其他人的重要途径，最终可能会引起千百万人的死亡。但在人口密度小的地方，粪口传播疾病的危险性就小得多，与此同时，很多狩猎采集部落也不会久居一地，这样就不会有大量粪便累积而导致不可控的风险。但即便如此，在当时，还是有20%的儿童活不过第一个生日。按照现在的水平，这个比例当然有点高，但是和18~19世纪富裕国家的情况相比，这个比例也没有差多少，甚至还更好一些。与20世纪及21世纪很多贫穷国家的情况相比，也是如此。

狩猎采集者的组织方式是由他们的生存地点以及当地的环境所决定的。按我们假想，一支狩猎采集的队伍应该包含30~50个人，成员大多是亲戚，而队伍比较小，也便于人们能深入地了解其他人。然后，这支团队可能也会与其他人数更多的团队组织相联系，形成比如一个百人组织或者有时候是千人组织。在一个组织内部，所有的资源都是平等共享的，没有领导、国王，也没有首长或者是传教士等，没有人会比其他人分得更多，也不会有人指挥其他人去做事。按照一种说法，在一个组织中，任何企图把自己置于其他人之上的人都会遭到嘲讽，如果他坚持如此，那就会被杀掉。平等分配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多数的群体都不会或者没有办法储存食物。如果一个狩猎者和他的朋友们成功猎获了一头猛犸象（或者一只1吨重的蜥蜴，或者一只400磅的禽类），他们会一直吃到再也吃不下去为止。他们无法保存吃剩的食物，以备无猎可食之需。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好方法就是和整个群体共享这头猛犸象，然后在其他人捕获到大型猎物的时候，也就可以分得一份。在几十万年的人类演化过程中，善于分享的个人和群体过得比不会分享的好。这样的进化过程最终把人类造就成一个以分享为信念的物种。我们今天对公平的深切关注，当公平的规范被破坏我们所生出的愤慨，或许都是源于史前共同的食物匮乏。不过，有证据显示，在史前某些地方，少量的存储也是可以实现的，比如在地球北部，社会就会显得非常不公平。

狩猎采集的社会群体是没有统治者的平等团体，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这就是天堂，是人类堕落之前的伊甸园。在当时，不同的部落之间常常是武力相见的，有时甚至要发展到战争的地步。大量的男性在战争中死去。因为没有首领，这样的群体或组织里就没有有效的法律秩序，如此一来，男人殴打女人或者是双方意见不合引起纷争等类型的内部暴力就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而这也是导致成人高死亡率的原因之一。狩猎采集者可以免于患上一些传染病，但是其他类型的一些疾病，比如疟疾，却几乎贯彻了整个人类史。规模小的群体也不会持续遭受传染性疾病的影响，因为对于比如天花、肺结核以及麻疹等传染病，人一旦从中康复就获得了免疫能力；但是他们却要经受人畜共患疾病的困扰。人畜共患疾病的来源，多是野生动物、粪便以及各类的寄生虫。根据环境的不同，狩猎采集者的预期寿命在20~30岁。按照今天的标准，这是非常短的。但如果从西方的历史看，或者从今日穷国前几年的情况看，这个寿命也不算太短。

人们拥有的食物的丰富程度依地点与时间的不同而不同，也正因此，不同的群体之间就存在着不平等。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群体的财富多寡以及寿命长短都会发生变化。一些骨骼证据表明，在之前，存在着食物丰富的时期：一些地方曾普遍存在体形巨大但是容易猎获的动物，比如在美国西部有水牛，在澳大利亚有大型的走禽。这些地域的这一时期，狩猎采集部落被人类学者马歇尔·萨林斯统称为原始的富裕社会。大型的野生动物为人类提供了丰富而平衡的饮食。与如今人工饲养的那些缺乏运动的现代禽畜相比，这些动物的脂肪含量要低90%。此外，这些大型动物可以毫不费力地被杀死。如此，生活在这些部落的人们不但物质生活水平很高，而且还有丰富的休闲娱乐活动。但这种社会并非伊甸园，如果非要说这是伊甸园，那么，在大型易猎的动物被消灭绝迹之后，伊甸园也随之消失了。此后的人们在食物上被迫转向，植物、种子以及如啮齿类动物这样的体形更小、更难捕获的动物成为人的主要食物。发生在史前时期的这一退步，降低了人类生活的水准，儿童比此前吃到的食物更少，而同时期的骨骼证据也显示，同幸运许多的前辈们相比，这时期人们的身材变得矮小了。

史前时期人们的生活状况，包括营养水平、休闲娱乐，以及死亡率，对于本书的主旨非常重要。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人类生活的舒适程度是在随着时间推移而稳步向前，也不能认为，人类的进步是一种处处皆如此的普遍状态。通过回顾狩猎采集者的历史我们发现，随着食物变得短缺，以及工作的强度越来越大、工作时间越来越长，人类的生活不但没有变得更好，反而更差了。这种恶化的情况发生在人类从觅食转向农耕的过程之中。现在，我们习惯性地认为生活比以前更好了（这里，我们只指代那些生活在富裕国家的幸运居民），但活得更长更好这种情况，却只是近年来才出现的，而且，到如今也仍然有很多人未能享受到这种生活。人类学者马克内森·科恩（他的《健康与文明的崛起》一书是本书的重要灵感源泉）就曾通过自己的观察而总结说：“人类19世纪与20世纪公认的成就其实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而与我们通常的认知相比，这些成就其实很容易被摧毁。”

从过去的历史中我们也发现，不平等并非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大多数时间的人类历史中并没有不平等现象，至少对于一个生活在一起、互相熟知的部落中的人来说是如此。事实上，不平等是文明赐予人类的“礼物”。科恩说：“潜在文明创造的过程，同时也造就了全体公民福祉的不平等。”人类在史前所取得的进步同近年的进步一样，都没有被平等地享有。一个更好的世界——如果有了农业之后的世界的确是一个更好的世界的话——就是一个更不平等的世界。

农业的出现及发展被称为新石器时代的革命。从它的出现到现在，大约只有1万年的时间，这同此前人类狩猎采集的时间相比，算得上短暂。通常我们会认为，“革命”意味着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转变，比如工业革命和细菌致病理论的发现便是这样的事件。但是，农业是使得人类的财富与健康更进一步，还是其本身是一种倒退，对于这一点却没有明确的结论。在全新世（距今11 500年）的开始阶段，地球上的人口增加，气温升高，这使得动物以及适宜生长的植物经受了巨大的考验，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古老生活方式已经不能再继续。和之前的广谱革命一样，人类食物从大型动物到小型动物，再到植物以及植物种子的转变，即从狩猎采集到农耕种植的转变，或许更应该理解为是针对觅食困难所做出的适应性调整。关于这一点，经济学家埃斯特·博塞鲁普多年之前就有论述。农业或许是遭遇食物困境之后人类的最佳选择，放弃觅食，成为农民，过艰辛的生活，这总比继续依靠越来越难觅且质量越来越差的野生植物种子生活要好得多。不过，也不能就此认为农业就是漫长的人类生活逐渐改善过程中的必需部分。古人猎捕动物，采集果实，用少量的时间就能获得野味，且享受到狩猎的乐趣，他们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投向辛劳的农业生产。莫里斯总结了萨林斯的观点，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收获的是劳苦、不平等以及战乱，那为什么农业能够替代狩猎采集？”

农业的固定特征使得食物的储存得以实现，它既可以依靠粮仓囤放，也可以以家庭驯养动物的形式进行。财产所有权的出现、牧师与统治者的分工、城市与乡村的发展，以及群体内部不平等的变化，使得农业获得了更高的生产效率。但是，大型定居点的出现以及动物的驯化，也带来了肺结核、天花、麻疹以及破伤风等新型传染病。新石器革命似乎对人类预期寿命的延长毫无贡献，相反可能还缩短了人类寿命：在低年龄段死亡的孩子数量仍然庞大，而死因主要是营养不良、细菌传播，以及新出现的疾病。此外，卫生条件难以改善，粪口传播也难以在大型稳定的社区得到控制。农业生活社区的不可移动性也限制了食物的多样性，改良作物的营养价值也多数不能与野生植物的营养价值相提并论。存储的粮食则有可能出现变质问题，从而成为其他疾病的源头。不同社区之间的贸易交换可以弥补本地食物种类的单调性，但是这也带来了新的疾病风险。“新”的疾病从原先不相往来的区域传播而来，让没有获得免疫力的本地居民受到感染。这些疾病可能会造成重大伤亡，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传播最严重的时候，整个社区甚至整个文明都可能因为某种疾病而灭亡。

没有证据表明在农业社会建立数千年之后，人类的预期寿命有所延长。在儿童死亡率提高的同时，成人死亡率下降的可能是存在的。这是因为在儿童死亡率非常高的情况下，幸存下来的都是适应能力变得极强的人。在农业出现、人类定居之后，女性的生育率比之前有所提高，虽然夭折的孩子也因此增多，但进入农业社会之后，世界人口数量的确增加了。社会繁荣时期，或者生产力因为创新而提高的时候，人均收入与预期寿命并没有大幅增长，生育率和人口总量则因为土地承载力的增强而出现了较大增长。在经济萧条，或者出现饥荒、瘟疫等灾难的情况下，或者是人口数量多于食物供给能力时，人口数量就会下降。这种马尔萨斯式的均衡持续了数千年。事实上，人类觅食时代结束之时所面临的个人生活水平下降问题，在农业定居时期仍长期存在着。尽管中间有例外情况，但总体上这种状态一直持续，直到最近的250年才有所变化。

当谈论进步的时候，我们常常习惯性地想到收入的增长、寿命的延长，而很容易忽略单纯的人口数量增长其实也能促进人类幸福的增长。依照收益递减理论，世界上人口越多，每个人的收益就越少，这没有错，不过按此逻辑，则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人均幸福水平是最高的；但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好的社会。哲学家就此已经争论许多年了，其中，哲学家兼经济学家约翰·布鲁姆认为，一旦人的生活水平超过了某个使得生命存在价值的基本生存点，那享有这种生活的人越多，说明这个世界越美好。世界总是支持更多人的全面幸福。如果真是如此，那假设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是美好的（尽管这肯定有很多的限制性条件），那么从农业社会出现到18世纪的马尔萨斯时代，尽管未能实现全球性的生活水平提高和死亡率下降，也依然应该被视作一个进步的历史阶段。

启蒙时代的生与死

接下来我们将快速前进几千年，看一下死亡率开始明显下降的时代。英国的历史人口学家安东尼·魏格礼和他的同事以教堂的记事簿为依据，重新梳理了英国人口预期寿命的变化历史。教堂记事簿记录了人们的出生、婚姻，以及死亡信息。魏格礼的研究只采用了这些教堂数据中的一个样本，这存在不少问题，比如人们会从一个教区搬到另外的教区；出生不久即死亡的新生儿往往不会被统计在记事簿上；父母们也常常将死去孩子的姓名用到新生孩子身上。这类教堂记录并不像生命登记制度那样完善，不过，这已经是目前所见的1750年以前所有国家中最完善的数据记录了。图2–3的折线显示的是从16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英国人的预期寿命变化情况。图中折线明显变化的时期，往往和大的疫情有关，比如天花、黑死病以及汗热病（可能是流感，也可能是其他已经灭迹的病毒所引起的一种疾病）。但是总体来看，这300年间的预期寿命变化并无明显规律。

图中圆点表示在同样的300年间，英国贵族每10年的预期寿命。这些数据来自英国贵族对人口出生与死亡的详细记录，由历史人口学家T·H·霍林斯沃思在1960年收集而得。将贵族的数据同平民的数据相叠加，是社会历史学者伯纳德·哈里斯想出的方法，是他第一次画出了这样一张精彩的信息丰富的图。从1550年到大约1750年，英国公爵及其家人的预期寿命与英国总体的预期寿命相差无几，部分时候还会低于总体的预期寿命。这是相当令人吃惊的发现。通常，更富有以及地位更高的人要比穷人和地位低下者身体更为健康，这是一个被称作健康“梯度”的现象，而自古罗马以来就有很多证据证明了这一点。但如今，我们所得到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健康“梯度”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在英国，至少有两个世纪，这个规律是失效的。

毫无疑问，英国贵族吃到的食物肯定要比普通人吃到的多。在16世纪的汉普顿宫，亨利八世的侍臣每天要摄入4 500~5 000卡路里的热量；亨利八世本人则过于肥胖，没有扶助连路都走不了。亨利并不是个例，在欧洲其他国家，人们摄入的热量更多。但是，更多食物，或者说，贵族们所食用的更多食物，并未使他们逃脱细菌和病毒所造成的瘟疫和天花，也未能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卫生条件，使他们的孩子免于一死。与贵族阶层的这一对比显示出，在1550~1750年的英国，人的寿命更多的是受限于疾病，而非营养不良。当然，疾病与营养不良常常互相影响：当患上疾病，食物消化就会变得更加困难。但是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贵族阶层持续的高营养水平没有使他们及他们的子女躲过传染疾病的侵袭。

1750年之后，贵族阶层的预期寿命开始与总体的人口预期寿命拉开距离，到了1850年，两者已经有了近20岁的差距。大约在1770年以后，英国人口的总体预期寿命也有了向上提升的迹象。单看此图，这种提升与1550年之后数据的上下变动几乎相同，但是，在如今看来，这种向上趋势意义重大，因为在1850年之后，整体人口的预期寿命出现了持续的增长，并且这种增长一直延续至今。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1850年是40岁，到了1900年，增加到了45岁，到了1950年，则接近了70岁。18世纪下半叶，贵族们不但为自身开启了向上的健康“梯度”，也为接下来预期寿命的总体进步开了一个好头。

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贵族阶层与总体人口在预期寿命上拉开差距的原因，但是有不少合理猜想。一个猜想就是当时英国开始了历史上的启蒙时代。历史学家罗伊·波特将这一时期的特征做了分析，他概括道：人们不再问“我如何才能得到拯救”，因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人们一直在问这个问题，但得到的却是伤害，甚至包括一场内战。如今人们问的是“我如何才能幸福”，人们不再以遵从教会为美德，也不再“依据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而行使责任”，相反，人们开始追求个人的成就。运用理性，对皇室或者教会这些为社会所公认的权威发起挑战，就是追求幸福的一种表现；而在物质和健康方面找到改善自身状况的方式，也是追求快乐的方法之一。伊曼努尔·康德对启蒙运动的定义是：“敢于知！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在启蒙时代，人们敢于否定公认的教条思想，而更愿意以新的技术和方式来进行实践。人们开始运用自己理性的表现之一，就是在使用药物和与疾病进行斗争时，敢于试用新的治疗方法。在全球化的最早阶段，多数新发明创造都是来自美国以外的地区。这些新药物和新的治疗方法通常价格昂贵，难以获得，因此，最初几乎没有人能够用得起。

天花接种是当时最重要的发明创造之一。在18世纪的欧洲，天花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大城市中，天花近乎永久性存在，几乎每个孩子小时候都会得天花，而凡能战胜天花的，此后都会获得免疫力。生活在小镇和乡村的孩子则多年来一直远离这种传染病，但一旦天花流行起来，没有免疫力的人们就会被传染，大批儿童和成人都可能因此丧生。在1750年的瑞典，死亡人口中有15%是由天花所致。在1740年，伦敦每出生1 000个人，就有140人死于天花，其中绝大多数是孩子。

与天花接种不同的天花疫苗是一名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在1799年研制的，此后，这种疫苗被迅速与广泛地采用，并因大幅降低了死亡率而获得认可。天花接种则是一种古老的技术，在1 000多年前，就在印度和中国得到运用，在非洲也得到长期试用。在欧洲，医生从天花病人身上的脓包中提取相关物质，拭在受种者的手臂皮肤之下。而在非洲和亚洲，则是将天花病人身上的干痂塞入受种者的鼻子里。接种使得受种人患上轻微的天花，但是也就此获得了免疫力。根据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医院部门的研究，只有1%~2%的受种人会死掉，而自己患上天花的人，有30%的死亡率。天花接种这种技术一直充满争议，一些接种的人还可能将天花传染给别人，甚至可能由此引发一场新的传染病大流行。今天，没有人再敢采用这种方法了。

天花接种引入英国，要归功于玛丽·沃特利·孟塔古夫人。孟塔古夫人是当时土耳其驻英国大使的妻子，她知道接种在土耳其被广泛接受，但是在英国上层社会，这一技术却一直未得到应用。直到1721年，英国皇室才开始接种天花。当然，在此之前，一些死囚犯和被遗弃的孤儿已经被当成小白鼠，做了接种试验，并证明接种不会带来任何不良作用。此后，天花接种就在贵族之间广泛传播。历史学者彼得·拉泽尔在他的著作中翔实记录了在此后的70多年中，接种逐渐深入人心的过程。在最初，接种是一种费用昂贵的预防手段，并且接种者需要被隔离数周，但最终，接种变成了一项惠及普通百姓的群众运动。地方政府甚至会主动出钱给街上的乞丐接种天花，因为给他们接种的费用，比埋掉他们的尸体还要便宜。到了1800年，伦敦市内由天花导致的死亡率就下降了一半。

在美国，接种是通过运送奴隶的船只传入的。到1760年，波士顿人就全部接受了接种，而乔治·华盛顿则给大陆军的士兵全部接种了天花。在17世纪第一个10年末，波士顿的天花大流行导致超过10%的当地人死亡，1721年，天花接种在波士顿首次得到应用，到了1750年之后，死于天花的人就非常少了。

医学史学家希拉·瑞恩·约翰逊认为，除了天花接种，18世纪晚期，其他卫生与医学的创新也相继出现。金鸡纳树皮（奎宁）首次从秘鲁引入英国，用于治疗疟疾；“圣木”愈疮木从加勒比引入，用于治疗梅毒（被认为比水银更有效但价格也更高）；吐根从巴西引入，以治疗痢疾；专业的男助产士最早出现在法国，引入英国后也为富人所接受。这个时期也是公共卫生运动首次出现的时期（比如，反对饮酒的运动）。也是在这一时期，最初的药店开始出现，而城市改造也开始兴起。我的家乡，苏格兰的爱丁堡于1765年开始兴建新城。而爱丁堡的旧城并未被毁掉，只是其中心位置那个污染严重的湖被抽干了，一座崭新的、宽敞的、健康的新城从那里向北而建。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于1771年出生在旧城区，他的7个兄弟姐妹中有6个在婴儿时期死去，他自己也患上了小儿麻痹症。但司各特家里怎么也不能算是穷困的，他的母亲是一名医学教授的女儿，而父亲则是一名律师。

我们很难对医学创新之于死亡率的影响做出量化，而可能是对减少死亡最有效果的天花接种，到今天也仍然充满争议。创新带来了许多可喜的结果，同时也对尝试与犯错抱有开放的态度，它们是先进科学知识的结晶。英国贵族和皇室自17世纪末起的健康水平提升，都是拜这些创新所赐。因为这些创新价格昂贵，且未被广泛接受，所以它们最初只限于富裕人群和充分知情的人群，也正因为如此，它们导致了健康方面新的不平等。但是这些不平等也预示着总体的健康进步即将到来，因为相关的知识会被更广泛地传播，治疗药物和治疗方法也会越来越便宜。此外，可以覆盖全部人群的新的相关创新也应运而生，比如1799年之后出现了天花疫苗，城市卫生运动也随后逐步兴起。新知识首先导致健康的不平等，继而又推进总体福祉的提高。这样的例子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许多，其中就包括19世纪细菌致病理论的传播，以及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人们对吸烟有害健康的逐渐了解和接受。

1800~1945年：营养、预期寿命增长以及卫生学

如果说在18世纪，人类预期寿命的增长缓慢且不平均，那么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人类预期寿命则出现了普遍的显著增长。图2–4显示了英格兰和威尔士、意大利以及葡萄牙的预期寿命增长情况。在图中，英国的数据横跨时间最长，其次是意大利，数据自1875年开始，最后是葡萄牙，数据自1940年开始。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法国、比利时以及荷兰等国的相关数据也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但是它们的情况和英国较为相似，所以我们没有采用它们的数据。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数据收集较早较全面的国家，在降低死亡率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我在此的论述将以英国为主，不过这张图其实也显示了创新扩散的重要作用，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将多次提到。英国在1850年之后，预期寿命开始增长，其他国家，比如意大利和葡萄牙则起步略晚。在最初的阶段，国与国之间的预期寿命差距相当大，1875年，意大利与英国的人口预期寿命相差10岁，而在1940年，葡萄牙与英国的相关差距也有10岁之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距逐渐缩小，到了20世纪末，意大利的预期寿命实际上超过了英国，而葡萄牙也与之相差不远。我们知道，在18世纪，英格兰国内贵族与普通民众之间出现了预期寿命差距，但与此同时，这种预期寿命的差距，也在英格兰、北欧、西北欧、美国和加拿大这些国家与地区，和南欧、东欧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出现。不过，随着时代变迁，社会进步在更多的地区出现，虽然这过程是不均衡、不平等、不完整的，但是最终，社会进步还是惠及了整个世界，而国与国之间预期寿命的差距，也实现了缩小。总而言之，一个更好世界的出现，也同时制造出了一个有差别的世界；在一部分人取得大逃亡的同时，不平等也随之出现。

那么，英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原因使得英国人的预期寿命在150年的时间里实现翻倍，从40岁变成了接近80岁？要是再想到在过去那么长的时间里，人口预期寿命都变化不大甚至出现下滑，那么这100多年的成就就是一场戏剧性的、快速而又令人赞叹的改变了。这样的成就，不只是人的寿命变长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与以前相比，每一个年轻的成年人都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学习技能，展现激情，开拓人生，人的潜能被大大拓展，而潜在的生活幸福度也大大提高了。当然，这一些成就到今天也没有被透彻地理解，直到20世纪，才出现了少量的相关研究，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吃惊。

我们要就此展开讨论，预期寿命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当然，这里要采用的是15岁时预期寿命，而不是出生时预期寿命。15岁时预期寿命，是指人在15岁的时候，预期还能够再生活的时间。15岁时预期寿命的计算方式和出生时预期寿命并无不同，只不过计算的起点不是零岁，而是15岁。图2–5是英国的出生时预期寿命与15岁时预期寿命折线图。（图中出生时预期寿命折线图同图2–4，因为我将军人的预期寿命也包括了进来，所以在此图中1918年时的预期寿命下滑幅度很大。）从此图我们可以看到，1850年，人们在15岁时的预期寿命是还能再活45年，到了1950年，人们则预计还能再活57年。

图2–5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在大约1900年以前，英国人口的成人时预期寿命要比出生时预期寿命长，即尽管已经活到15岁，预期还能活的时间却比出生时预期的还要长。出现这种情形，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婴儿以及儿童死亡率较高，而一旦能活过童年，人的预期寿命就会出现大幅蹿升。到20世纪结束的时候，童年夭折的概率至少在富国已经降到极低，这样，出生时预期寿命就和成人时预期寿命拉开了差距。理论上，如果一个人在15岁之前没有死去的话，那么其出生时预期寿命应该和其15岁时预期寿命正好相差15岁，而图中显示，在20世纪末期，这两个数值的差距几乎正好是15岁。在其他一些我们掌握数据的国家，类似的现象也有发生，但是各国情况有所不同：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比15岁时预期寿命长近10岁，而在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则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比15岁时预期寿命高出10~20岁。

1850~1950年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最主要是通过降低儿童死亡率来实现的。成人死亡率的下降因素，或者促使成人和儿童死亡率降低的共同因素，都非常重要，但是相比之下，导致儿童死亡率下降的因素更为关键。

儿童死亡率的下降和新药物的出现，比如与抗生素、磺胺类药物、链霉素之类并没有太大关系。之所以这样说，一是因为在这些药物出现以前，儿童死亡率就已经出现下降的趋势；另外则是因为，这些新药的出现，并没有导致相关患者的死亡率大幅下降。社会医学的创始人——英国人托马斯·麦基翁曾经用一系列图表证实，在有效治疗方式出现之前，一系列疾病的死亡率就已经在下降了，而在这些治疗方式出现之后，疾病的死亡率几乎是以与之前同样的速率在下降。麦基翁本人也是一名医师，他认为药物其实并不是很有效（他甚至说，医生的地位越高，能起到的作用可能越小），人类健康改善的根源在于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尤其是营养水平的改善和生活条件的优化。麦基翁是医师队伍里第一个认为自身职业对公众健康意义不大的人，他本人也因此转而更多地关注社会病症，比如贫困与匮乏对健康的影响。他认为这些才是人类健康不佳的根本原因。麦基翁认为，生活物质条件逐步改善，比如更好的饮食和更好的居住条件，比任何的卫生保健甚至医疗措施都更重要。如今，与时俱进之后的麦基翁观点，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而认为健康是由医学发现和医学治疗所决定的一派，和认为健康是由人所生活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一派，至今也没有停止争论。

显然，营养水平的提高是儿童死亡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英国人所摄入的卡路里远远低于所需，儿童的生长潜力因此不能得到完全开发；成人所摄入的热量也无法保证他们身体机能健康，更无法满足他们从事高回报的体力劳动所需。人们长得瘦弱矮小，且几乎一生都保持类似身高。在整个历史中，一旦出现营养短缺，人类就会以避免长得过壮过高来自己调节适应它。长得矮小，是童年时代饮食摄入不足的一种结果，同时，矮小的身材也意味着消耗更少的热量就可以维持生存。与长得高大的人相比，身材矮小者更能适应食物短缺的生活。一个身高6英尺、体重200磅的人想要在18世纪活下去，类似于一个不穿太空服的人想要生活在月球。总体来看，整个国家的民众没有足够的饮食使他们可以长到我们今天的身材。18世纪身材矮小的工人们被深深地困在一个营养不足的陷阱中。他们的身体条件太差，所以赚不到钱，而如果他们不工作，就没有钱吃饭。

农业革命出现之后，这个营养不足的陷阱开始崩塌。人均收入开始增加，而这或许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营养水平稳步改进的可能。更高的营养水平，让人们可以长得更高更壮，从而生产力也得以提升。这就开始了一种健康改进与收入增长的协同效应，两者相得益彰。当儿童身体成长所必需的营养不再缺乏时，其脑部就能发育完全，因此，这些身材高大、生活优越的人就可能变得更加聪明。这就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增长，更促进了良性循环。高大强壮的人寿命更长，营养状况良好的儿童死亡率低同时也更能抵抗疾病侵袭。这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和他的合作者经过多年努力得出的一种解释。

人类的营养水平毫无疑问已经获得了改善，而人类的身体也长得更为高大、强壮、健康。但是，饮食改善并不能全部地解释儿童死亡率的下降，仅仅关注这一点，就是低估了疾病控制的重要性。不仅如此，这样的视角也夸大了市场经济的作用，而低估了疾病控制背后的集体协作和政治努力。理查德·伊斯特林就以令人信服的论据指出，当我们试图将健康水平的进步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的时候，这本身就错了。在西北欧不同国家，儿童死亡率的下降时间就惊人的一致，这根本无法用经济增长来解释，因为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起步时间非常不一样。在20世纪，心脏病防治水平在不同经济状况的国家也都出现了几乎相同程度的改善。如果认为饮食本身非常重要，那为什么在1750年以前，那些吃得更多更好的英国贵族，寿命却和普通民众的差不多呢？人口学家马西姆·利维巴茨在几个欧洲国家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形：修道院里饮食条件更好的僧侣，寿命也和其他人没有差别。饮食或可以使人们远离某些类型的疾病，但绝对不是一种可以治愈一切的疗法。有可能饮食更能帮助人类抵抗细菌性疾病，但是对于病毒性疾病则无能为力。当然，关于这一点，到目前还没有定论。

儿童死亡率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预期寿命延长，主要应归功于通过公共卫生措施对疾病的防控。这起初主要体现在卫生条件和供水质量的改善上，继而是科学知识被实践应用。并且，通过集中科学化的措施，细菌致病理论也得到了广泛的了解和运用。针对一系列疾病的例行疫苗接种得到推广，而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的良好习惯也逐渐为大众养成。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需要公共机构的切实行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人们的政治参与并达成共识。尽管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的确使得高成本的卫生改进项目更容易推行，但单靠市场的力量，健康改善无法实现。在个人层面，疾病的减少，尤其是儿童时期腹泻类与呼吸类传染病的减少，改善了人类的营养状况，使得人们的身高、体能以及工作能力都得到提升。食物的摄入量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净营养水平。净营养的概念是指在与病魔做斗争消耗掉一部分营养后，人体所剩余的营养量。腹泻自然会导致营养流失，而在与发烧和传染病做斗争时，也会产生营养消耗。在细菌致病理论被广泛认知后，卫生状况得以改善，而这也是1850年后西北欧和英国人均预期寿命延长的最主要原因。到了20世纪早期，这种情况也在南欧和东欧出现。“二战”以后，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口预期寿命也延长了。这一方面内容，我会在下一章中继续讨论。

英国工业革命使得成百上千万人口从乡村涌入曼彻斯特等城市。人们进入了以工业生产为主的新环境中，但是对于人口密集所带来的健康危险及其应对，却缺乏认知甚至完全不知所措。在乡村，即便没有对人类废弃物进行统一的规划处理，人还是可以保持身体健康，但是这样的情况却不可能在城市发生。在新的城市中，人和家畜、拉车的马匹、供给牛奶的奶牛、吃垃圾食物的猪以及人的饮食同时处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内。工厂排出的有害废物，以及制革和屠宰等产生的公害也威胁着人的健康。饮用水常常被人类和其他生物的排泄物污染：处在工业革命时期的曼彻斯特，公共厕所的数量还不如古罗马时期的多。当饮用水水源地也被当成排泄物的处理之地时，自新石器革命以来的粪口传播链就被工业的力量放大了数倍。如此一来，城市的人口预期寿命就大大地短于了农村（这种情况在今天的贫穷国家仍在上演）的人口预期寿命。实际上，人们是转向了健康条件恶劣的城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19世纪初期，总人口的预期寿命直到1850年前，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延长。这些肮脏与危险的城市，这些“黑暗、邪恶的工厂”，最终使得身处污浊而精神沮丧的人们以实际的健康状况做出了反应，于是，地方机构和公共卫生官员们开始认真地考虑公共卫生问题。

卫生运动在最初没有得到新科学的指导。事实上，当时它所依据的是一种叫作“污秽理论”或者“瘴气理论”的疾病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只要闻起来臭的东西，就对健康不利。这是错误的，而且同14世纪意大利治疗黑死病所采用的那些多半无效的方法相比，这种新理论的效果也非常差。严格地看，其实有不少例子能证明这种理论有效，因为如果污染排放物能够得到安全处理，城市供水也没有发出臭气，那么人们得病的概率确实会下降。但是这种理论对于卫生问题过分重视，却对饮水供应问题关注不足。依照这种理论，伦敦的卫生机构将各户居民家中地下室里臭气熏天的小水坑抽干了，然后将废水排放进了泰晤士河，从而将霍乱病毒带入了供水的循环系统中。在若干年后的1854年，伦敦爆发了霍乱，原因就在于伦敦两个自来水厂中的一个从污水排放口的下游取水供给市民饮用。就这样，霍乱被一代人传给了另一代。另外一家主要的供水公司，在这之前不久将取水口搬到了水质更纯净的泰晤士河上游。当时的一位名叫约翰·斯诺的医师，绘制了霍乱死亡分布图，从而将霍乱的传播和这家供水公司联系在了一起，并得出霍乱是通过受污染的水进行传播这一结论。这是公共卫生历史上最早的“自然实验”之一，在我看来，这也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实验之一。不过，斯诺后来又发现这一实验结果其实是不够确定的，比如，可能一家自来水公司服务的是有钱的客户，而有钱的客户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健康的保护。这使该实验必须竭力排除其他导致这种结果的解释。

斯诺的新发现，加上德国人罗伯特·科赫和法国人路易·巴斯德后来的持续努力，使得细菌致病理论得以建立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遇到了瘴气理论拥护者的种种阻挠。一个争论的焦点是，为什么有的人暴露于疾病之下却一直没有得病？这一现象严重挑战了研究得出的因果关系和人们的认知。科赫在1883年分离出了霍乱弧菌，他指出，要想证明微生物的确是某种疾病的病因，则有四个条件需要得到满足，其中之一是，如果微生物在一个健康人身上寄身，则此人就应该患病。不过，1892年，著名的怀疑论者，同时也是瘴气论者的马克斯·冯·佩腾科弗发现了这个理论的缺陷。他把科赫从埃及带回来的一瓶霍乱病毒当众喝了下去，然而却只有轻微的不良反应。到底他为什么能够安然无恙，原因并不清楚。当时，为了避免胃酸杀死霍乱弧菌，他还特意喝了碱性苏打水。很多病原体只有在合适的条件下才会引发疾病，冯·佩腾科弗就持这样一种论调。他认为微生物必须先在土壤中腐烂，然后化为瘴气，最后通过空气传播而导致疾病。但这个理论，在1892年的汉堡霍乱大流行中被证明是完完全全错误的。同样是以易北河为水源，汉堡霍乱严重，但汉堡旁边的阿尔托纳，因为采取了水源过滤措施，并没有出现霍乱疫情。冯·佩腾科弗口吞病毒的惊世之举，是在这场瘟疫之后，这让它看起来像是佩腾科弗的最后反抗。冯·佩腾科弗于1901年因精神抑郁而自杀身亡。

细菌致病理论的发现、传播以及应用，是英国和世界其他各地儿童死亡率下降的关键原因。既然孩子的生命得到拯救，那整个人类的幸福就有可能获得新的空间。霍乱可通过污水传播，细菌会引发疾病，这些基本的知识后来都变得尽人皆知。然而，这却并不意味着依此而定的政策措施就会得到立即或很快的执行：一则是我们已经看到，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这些知识；二则，即便是人们真的相信了，要落实相关知识和措施仍然有重重阻碍。知识或许是免费的，但要把知识变成现实，却要花大量的金钱。建设安全的饮水供应系统，要比维修污水处理厂便宜，但也耗费不菲。更何况，建设还需要工程知识以及监控措施，以确保水源不受污染。污水需要得到妥善处理，使之不能进一步污染饮用水系统；但是，对个人和企业予以监督困难重重且经常遭遇抵制。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有力的政府和有执行力的官员。即便是在英国和美国，粪便对水的污染问题，直到20世纪也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将细菌致病理论转变成安全的水和干净的环境，需要时间，需要金钱，也需要有能力的政府。在一个世纪之前，这不是说做就能做到的，即便到了今天，在世界的很多地方也依然是如此。

政治争取一向非常重要。历史学家西蒙·斯赖特就指出，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中，淡水资源虽然到处都是，却被工厂霸占，城市居民无法饮用。就像以前经常发生的那样，新的福利成果没有被平等地享有，承担赋税的工厂主们，不愿意花自己的钱为工人们提供干净的水。斯赖特说，在工人们有了选举权之后，其政治联盟和流离失所的土地所有者们，终于起身抗争，要求建设净水公共设施。而一旦政治平衡被打破，工厂主们就见机行事了，城市之间也展开了谁比谁更卫生的宣传比赛。（我任教的普林斯顿大学，在当时也是如此。它宣称自己140英尺的海拔使它比其他疟疾横行的沼泽地区更适合年轻人居住。）当健康问题需要通过集体行动来解决时，不管是市政工程、卫生保障还是教育方面的问题，政治抗争也开始在其中扮演起重要角色。在争取水资源的事件中，我们看到，当工人阶级得不到投票权时，他们就没有获得干净的水的资格，而当这前一项的不公正被消灭之后，后一项的不平等也就被消灭了。

观念的传播和实践执行需要时间，因为人们需要为此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在今天的富裕世界，几乎每个人都会在学校学到认识细菌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通过洗手、消毒、合理地处置食物和废弃物来避免细菌感染。但在19世纪末期，这些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东西，并不为大众所知，是在经过了许多年之后，这些新的认识才得以广泛传播，引发个人与集体行为的全面改变。人口学者塞缪尔·普雷斯顿与迈克尔·海恩斯指出，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纽约不同的族群之间，婴儿及儿童死亡率存在着巨大差异。例如，犹太人的宗教仪式对健康有益，而说法语的加拿大人却没有相关的健康保护举措。不过，在细菌致病理论被发现之前，医生子女的死亡率和普通人子女的死亡率并无不同，而在这一理论被发现之后，医生子女的死亡率就开始下降了。在美国，当时的酒店不给客人更换床单枕套。在埃利斯岛，医生要对移民群体进行眼部检查。他们用一种纽扣钩形状的工具来检查人们是否患有沙眼这种传染性疾病，但是他们却不对工具进行消毒。这种检查其实不是要阻止传染病进入，而是在传播这种疾病。现代的例子来自印度。在印度有一种传统的接生员，其职责主要是帮助产妇解决难产等问题。一个美国医生曾亲眼看见，一位接生员的接生技巧之成熟足以使她在美国发家致富；然而这位医术高超的接生员，在从一个产妇转换到下一个产妇的过程中，却从来不洗手。

像细菌致病理论这样的科学进步，并不是单独的发现，相反，它们都是相关发现的聚合，同时，新的发现都建立在先前科学进步的基础上。没有显微镜，细菌是不可能被发现的。但是，透过安东尼·范·列文虎克在17世纪发明的显微镜，我们只能看到高度变形的图像。色差的存在使得早期的显微镜几乎是个无用品。到20世纪20年代，约瑟夫 ·杰克逊·李斯特发明了消色差显微镜，通过多个镜片的组合，解决了图像变形的问题。细菌致病理论则使得大量的致病微生物被发现，这其中就包括炭菌热病毒、肺结核病毒以及科赫在德国实验室里发现的霍乱病毒。科赫是微生物学的奠基者之一，他的学生们继续前行，又发现了引发伤寒、白喉、破伤风以及腺鼠疫等多种疾病的微生物。紧接着，路易·巴斯德在法国发现了微生物是如何让牛奶变质的，并发明了巴氏牛奶杀菌法。巴斯德还发现消毒后的传染性微生物可以用来制作多种疫苗。（他还发明了马麦酱，要是没有这种东西，现代英国人几乎没办法生活。第六章我们会再具体讨论这项发明。）细菌致病理论还使得约瑟夫 ·杰克逊·李斯特的儿子约瑟夫·李斯特发现了手术中杀菌的方法。如果没有这种方法和麻醉剂，现代意义上的手术就不可能出现。斯诺、科赫以及巴斯德的贡献，不但使得细菌致病理论得以创建，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是如何付诸实践从而达到维护公益目的的。

科学进步是提升人类幸福的关键因素之一，细菌致病理论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但是，细菌致病理论逐渐被接受的过程也显示出，没有公众认可和社会的变革，新的发现和新的技术就无法发挥效力。我们也不能以为科学进步是天赐之物，可以凭空获得。工业革命及其引发的城市化后果，导致出现了很多原本在乡村中不存在的疾病，引发了对科学进步的需求，同时也为科学研究创造了条件。工业发展导致的粪口传播，使霍乱受害者的排泄物传播到了下代人的身体之中，引发了新的霍乱；不过这也为某些学者发现细菌的人际传播路径提供了机会。当然，这个过程并非是不可避免的。需要治疗并不见得就一定会有人提供治疗。但是，需求、恐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包括贪婪都对人类的发现与发明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科学随其所在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发展而发展，而这些环境也需要依赖科学知识的发展而发展。很多在细菌理论中作用关键的微生物，现在仍处在原始状态，等待我们去发现。细菌的繁殖方式、进化手段以及毒性强弱会随着被感染者的变化而变化。工业革命改变了成百上千万人的生活条件，改变了微生物以及微生物传染疾病的方式；与此同时，也为细菌理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三章
消灭传染病

能 出生在富裕国家的人毕竟是少数，多数国家的民众并没有这样的运气。1945年以前，很多穷国还尚未能展开对传染性疾病的有效防控。但穷国面临的问题是，它们不应简单复制富国的道路，而应该加快步伐缩小差距。1850年时，细菌致病理论尚未建立，但100年之后它变成了一种常识。取得这样的进步，发达国家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而后进国家要取得同样的进步就不能还用这么长的时间。它们必须发展得更快。在这方面，印度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今天，尽管印度的人均收入还只是英国1860年时的水平，但印度人的预期寿命已经长于苏格兰人1945年时的预期寿命。过去几十年，贫穷国家的婴儿死亡率下降极快，虽然各国之间的下降幅度并不均衡，但这仍使得成百上千万的儿童得以幸存，而这也导致了人口大爆炸的出现。1950年，全球还只有25亿人口，到2011年，全球人口达到了70亿（目前人口大爆炸现象已近尾声）。“二战”之后，贫穷国家与富裕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逐步接近。自1850年起富裕国家与穷国所出现的预期寿命差距，终于在1950年之后出现了缩小的趋势。不过，由于新的疾病出现，这一差别后来又出现了新一轮的扩大迹象。在20世纪90年代，几个艾滋病情况最为严重的国家就出现了寿命倒退，以至于它们战后所取得的寿命进步全部被抵消了。

现在，很多国家仍然存在着儿童大量死亡的现象。在全球30多个国家里，5岁前儿童的死亡率仍然高于10%。但是，这些孩子并非死于艾滋病抑或其他无法治愈的疑难杂症，杀死他们的凶手仍然是那些在17、18世纪肆虐欧洲的病种：肠道或呼吸道传染病，或者疟疾。很早之前，我们就已经掌握了这些疾病的治疗方法，但可惜的是，那些死去的孩子出生在还没有能力防控这类疾病的国家。如果他们出生在英国、加拿大、法国或者日本这样的国家，肯定不会如此轻易地死去。

这种不平等的现象为何存在至今？为什么出生在埃塞俄比亚、马里或者尼泊尔这样的国家就会有如此大的生命风险，而出生在冰岛、日本或者新加坡这样的国度就会非常安全？在印度，虽然人口出生死亡率早就大幅下降，但是仍有大量的儿童营养不良；孩子们长得瘦弱矮小，完全与年龄不符，他们的父母也身处世界上最矮小的人群行列，其身高甚至还不及18世纪英格兰那些发育不良的成年人。贫困本是新石器革命所导致的一个后果，但印度已经是当今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人口深受贫困之苦？

“二战”之后，在联合国所定义的世界不发达地区，仍有为数众多的婴儿和儿童死去。20世纪50年代初期，超过100个国家有1/5的孩子没有活过1岁。这些国家包括所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以及众多南亚和东南亚国家。1960年，世界银行估计全世界有41个国家的儿童5岁前死亡率高于1/5，部分国家甚至要接近2/5。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世界多数地区的人口死亡率都还停留在英国一两百年前的水平。但是，改变正在酝酿。

“二战”后不久，人口预期寿命增长最快速的时期到来了。人口学家戴维森·格沃特金指出，1950年左右，在牙买加、马来西亚、毛里求斯以及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每年的人均预期寿命增长都会超过1岁，而且这种增速保持了十几年。毛里求斯的人均预期寿命从1942~1946年的33岁增加到了1951~1953年的51.1岁；在1946年之后的7年中，斯里兰卡的人均预期寿命增加了14岁。当然，这样的大幅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因为它根本上还是由于婴儿与儿童死亡率的一次性大规模下降。儿童死亡率的下降，部分归功于青霉素的应用，也与磺胺类药物的使用有关，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病媒控制”的实现。通过化学等手段，可以消灭带病原害虫，从而达到病媒控制的效果。比如蚊子，尤其是携带疟疾病菌的疟蚊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被灭杀的。不过，随着蚊子产生抗药性，而更高效的灭蚊药DDT也因为对环境有影响而被禁用（这主要是因为之前富裕国家在农业上滥用DDT），这就使得疟疾防控所取得的成绩遭到逆转。尽管如此，病媒控制对疟疾防治仍然功不可没，而在其他方面的后续进步，诸如免疫运动的开展，则不仅足以弥补其他方法失效的损失，还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联合国专门负责儿童健康与幸福成长的机构，由于在儿童救助方面的贡献，该基金会于1965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在“二战”结束后不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开始为欧洲的儿童接种包括肺结核、雅司病、麻风病、疟疾以及沙眼等在内的多种疫苗。除此之外，该基金会还资助了多个饮用水和卫生项目。1974年，世界卫生组织开始推行扩大免疫计划，这项计划主要是推广白喉、百日咳、破伤风疫苗（百白破三联疫苗），以及麻疹、脊髓灰质炎和肺结核疫苗。2000年，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成立，这个联盟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重振1974年的扩大免疫计划。近几年免疫运动的推进出现进展减缓的迹象，这或许是因为方便接受免疫与愿意接受免疫的人群都已基本被覆盖。死亡率得以保持下降趋势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口服补液疗法的出现。1973年，在孟加拉和印度的难民营中爆发了一场霍乱，一种简便的将盐和葡萄糖加入水中然后口服的疗法却治好了脱水与腹泻，挽救了无数儿童的生命。虽然这种治疗方式很廉价，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却称赞它“或许是本世纪最为重要的医学进步”。急切的需求与科学上的大胆试验相结合，时常会带来治疗方式上的创新，这一点在口服补液疗法的发现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即便是在政府能力有限的国家，以上这些医学与技术上的进步也得到了推广应用。比如，国外来的专家或者是在国外专家指导下，相关人士都可以参与到对蚊虫的消除中，而世界卫生组织也可以利用当地的业余人员，通过短期半军事化的手段对当地群众进行疫苗预防接种。疫苗一般都价格低廉，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或者世界卫生组织也都可以以极低的价格拿到疫苗。他们所推行的这类通常被称作“垂直健康项目”（vertical health programs）的健康普及运动，已经成功地拯救了亿万人的生命。还有其他的一些项目也属于垂直类项目，比如消灭天花的全民运动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成功；世界银行、卡特中心、世界卫生组织以及默克公司曾联合发起的消灭河盲症卫生运动以及尚在进行中的小儿麻痹症消灭运动也属于此类。

健康水平的进步不仅仅是医疗进步与公共卫生进步的结果，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升等也对健康的改善大有帮助。自“二战”结束以来，全球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很多国家的教育水平也随之得以改善，女性获得了更多受教育机会。我曾经对印度拉贾斯坦邦做过调查，在那里，接受调查的成年女性几乎都没有读写能力，但是，当我们考察当地女孩的上学人数时发现，在1986~1996年的10年间，印度农村女孩的入学率从43%上升到了62%。尽管有时候学校的教学质量很差，但即便是很差的教育培养出来的母亲也要比那些从未受过教育的母亲更有安全意识，更为值得信赖。来自印度和其他国家的大量数据证明，母亲受教育越多，孩子的生存能力和人生成就就会越多。此外，受过教育的女性倾向于减少生育数量，这样就可以有更多时间和资源去照顾每个出生的孩子。低生育率对女性本身也有好处，它降低了母亲怀孕与生育的危险，同时也使得女性有了更多机会去享受人生。

在低收入国家，教育水平的提升几乎是人口总体健康水平提升的最重要原因。

经济增长使得家庭收入增加，也为更好地养育子女创造了条件。经济增长也使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收入增长，这样就为供水系统、卫生系统以及害虫根除等方面的改进创造了条件。截至2001年，在印度多数地区，超过60%的人口开始可以喝到自来水；而在20年前，能喝到自来水的人微乎其微。这不是说自来水就一定安全，但是喝自来水总比喝其他来源的水更安全。

塞缪尔·普雷斯顿是世界上对人口死亡率观察最为精确的人口学家，他在1975年提出，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的人口预期寿命增长中只有不到1/4是生活水平提高的结果，人口寿命增长的更主要原因，在于新的生活方式、新药物的应用以及预防接种和病媒控制的推广。普雷斯顿的这一结论主要是针对他所收集数据的一些国家，这些国家有不少在1945年就已经不在贫穷国家之列了。类似于第一章中图1–3那样的图表是普雷斯顿结论的主要来源。他进行了两个方面的计算，一是如果人口预期寿命与收入关系的曲线保持固定，而各个国家的预期寿命随着经济增长沿着曲线移动，那预期寿命将会出现怎样的增长（收入对健康水平改善的贡献）；二是预期寿命的增加有多少是来自曲线本身的向上运动（在生活水平没有改善的条件下，其他因素对健康改善的贡献）。

近期的很多学者认为，创新与经济增长对健康改善的作用基本持平，但是正如普雷斯顿所强调的，没有理由认为这两者的作用在任何时候都是一样的。那些挽救生命的重大创新，诸如抗生素、病媒控制、疫苗接种等，它们的问世既不可预见也非均衡有序。当一种医疗手段失效之后，谁也无法保证下一种就会马上出现。创新与经济增长，哪个因素对改善健康的作用更重大是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一边是经济增长，另一边是治疗方式的创新；一边是市场，另一边是公共卫生措施，与此同时，教育又在其中扮演着提升双方效率的角色。如果贫困国家中存在的疾病是由贫困所致，贫困消除了这些疾病就能自行消失，那么，直接的健康干预所起到的作用就可能没有经济增长来得重要。按照这种解释，经济增长可能带来双重福音：一方面直接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增进健康。如果到今天，普雷斯顿的这一研究仍然有效（这个问题我稍后将进行探讨），那么单一的经济增长就不足以解释一切，要实现健康的提升就必须进行一系列健康干预。我们可以注意一下普雷斯顿的结论与第二章的结论之间的相似性。在第二章，我们发现，欧洲与北美国家在1850~1950年间死亡率的下降，主要是因为发现了防控疾病的新手段，而经济增长的作用固然非常重要，却处于从属地位。

且不论这两者之间到底谁的作用更大，人口死亡率在下降是一个毫无争议的事实。联合国的报告指出，从1950~1955年至1965~1970年这15年间，世界上欠发达地区的人口预期寿命从42岁增加到了53岁。到2005~2010年时这些地区的人口预期寿命又增加了13岁，达到66岁。发达地区的人口预期寿命也在增加，但是增幅要缓慢很多。图3–1显示的就是世界不同地区的人口预期寿命增长情况。其中，最上面一条线显示的是北欧的预期寿命增长情况。在这里，北欧包括海峡群岛、丹麦、爱沙尼亚、芬兰、冰岛、爱尔兰、拉脱维亚、立陶宛、挪威、瑞典以及英国。在图中，这些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从最初的69岁增加到了21世纪初的79岁。这一方面的情况我将在下章进行详细讨论。再看其他地区，比如东亚（含日本）、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东南亚、南亚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它们的人口预期寿命则都有超过10岁的增长。这样的结果就是，如今这些地区和北欧之间的预期寿命差距缩小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口预期寿命增长最少，但是它和北欧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在缩小。图3–1显示，两者之间的差距从20世纪50年代的31.9岁缩小到了2005~2010年的26.5岁。

非洲和南亚的小部分地区（包括阿富汗）在人口预期寿命的增长上还有很大空间。在艾滋病蔓延之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口寿命增长就比其他地方的慢，而艾滋病的出现则直接让寿命增长出现停滞，在图3–1中这一点清晰可见。近两年抗艾疗法的出现和人们的行为变化使得情况有所改观，根据联合国的预计，非洲的人口预期寿命已重新进入增长阶段。不过，艾滋病感染情况最为严重的几个国家的确出现了寿命倒退到“二战”之前的情况。像博茨瓦纳这样的国家，良好的政府治理以及经济的成功曾使其人口预期寿命从48岁增加到64岁，然而在2000~2005年，由于艾滋病肆虐，该国的人口预期寿命下降到了49岁。津巴布韦的情况更糟糕，这个有着非洲最差政府和最差经济的国家，在2005~2010年的人口预期寿命比1950~1955年的还要低。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截至2011年年底，艾滋病在全世界已经造成了3 400万人口的死亡。这一现实告诉我们，疾病大流行显然不是一个过去时的问题，在1918~1919年的流感大蔓延之后，疾病大流行的情况依然在出现，而且不排除未来会有新的大规模疫情。

没有人知道艾滋病疫情是怎么出现的，但这并不奇怪，就像中国1958~1961年间出现的粮食饥荒，原因也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关于这场饥荒的起源，我在本书第一章中做过讨论，而饥荒的影响则可以在本章图3–1中看得很清楚。我们之后很快会谈到中国，实际上，中国一党执政的模式有时候会很有效，因为它可以强力推进执行某些公共卫生政策，而如果是在西方民主体制下，这些政策措施可能会遇到极大的阻力。但坏的一方面是，这种体制也不能阻止一项错误政策的执行，哪怕这项措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中国和印度的情形经常被拿来比较：中国并非西方式民主体制，但是政策执行非常有效；而印度是西方式民主体制，却经常无法有效地执行各项政策措施。不过，印度在英国统治时期经常出现饥荒，但是独立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尽管艾滋病和中国的大饥荒导致了人口寿命的倒退，但图3–1证明，同半个世纪前相比，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人们还是获得了更好的生存机会。那么，今天的情况具体有哪些改善，还有哪些方面可以改进？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看一下世界各地人的死亡原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人的死亡原因也各异，同时考虑在现有条件下，如何避免那些本可以避免的死亡。媒体经常披露各种耸人听闻的故事，称某些人是死于不可治愈的疑难杂症，如果真是如此，那我们需要的就是新的有效的治疗方法和药物。相反，如果人还是死于某些古老的疾病，那我们就应该问问，为何在已经有治疗方式的情况下，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实际上，虽然我们肯定需要新的、更好的治疗手段，但真实的情况是，现如今世界上仍然有很多的儿童死于那些我们早已能防控的疾病。

表3–1是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全球人口死亡率水平数据，其中不少数据都是估测，因此细节可能不可靠，但是这张表所显示的全景还是足够可靠的。表中，第二栏是世界整体的人口死亡率情况，第三栏和第四栏分别是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相关情况。按收入进行划分的依据来自世界银行。以收入为标准，世行将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了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四类。在这张表里，我只选取了低收入和高收入两个类别，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突出世界最穷国和最富国之间的死亡率差距。低收入国家共有35个，其中27个来自非洲，其他8个分别是阿富汗、孟加拉、柬埔寨、海地、缅甸、尼泊尔、朝鲜和塔吉克斯坦。印度已经不在低收入国家之列。高收入国家有70个，主要来自欧洲、北美以及大洋洲国家，还有日本、一些石油产出国以及为数不少的岛屿国家。

表3–1的最上面部分显示的是儿童与老年人的死亡比例，此外，这里还显示了两种最主要的非传染性疾病——癌症和心血管疾病导致死亡的比例。心血管疾病的比例数据，包含心脏疾病和血管疾病两大方面，也就是说既包括心脏病也包括中风。第二栏的数值是全球的总体相关数据，第三、第四栏分别是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数据。下面的数据是对死亡人数的简单统计，统计项目主要是那些在低收入国家导致人口死亡的各类疾病。

表中括号里的数字，表示每个年龄段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表的底部则显示了每个地区的总人口数量。需要注意的是，占世界总人口比例最大的群体主要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而这些在本表中是没有被体现的。在表的第一部分还有一个关键的事实需要注意，那就是数据表明，低收入国家儿童人口的比例远远高于高收入国家的儿童人口比例。贫穷国家的人口生育率更高，当人口增长时，就意味着年轻人更多，而整体的人口年龄也就会更年轻。在不少富裕国家，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群体已经进入老年，这使得表中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增加。在低收入国家，0~4岁人口的数量是60岁以上人口的两倍多；在高收入国家，老年人口数量则是儿童数量的3倍多。所以，即便是这两类国家在健康方面承受着同等风险，它们的人口结构也决定了穷国儿童的死亡人数会更多，而在富国，老年人死亡的人数会更多。

从全世界整体来看，婴儿与儿童占总体死亡人口的比例是15%，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的比例则超过50%。不过，富国和穷国各自的身体情况则完全不同。在贫穷国家，死亡人口中超过1/3的是5岁以下的孩子，老年人只有不到1/3。而在富裕国家，死亡人口中超过80%都是老年人，儿童占死亡人口的比例则极低。因为在富裕国家，绝大多数孩子都会健康长大成人，正常变老，自然死亡。出现这种差别，富裕国家老年人比例本身较高是一个原因，但这并不能解释全部差异。比如，穷国儿童人口的死亡率也比富国的高。流行病学转变是造成这种差别的重要原因。流行病学转变是指，随着一个国家的进步，其国民的死亡年龄也会随之延后。而人口的死亡年龄在从儿童期逐渐转向老年阶段的同时，其死亡的原因也随之从传染性疾病为主转向了慢性病为主。当低收入国家转为高收入国家以后，死于癌症、中风、心脏病等慢性病的人口比例会增加3倍。换言之，就是老年人主要死于慢性病，而儿童主要死于传染病。

现如今，贫穷国家人口的最主要致命疾病，仍然是曾经在富裕国家肆虐的传染病，包括下呼吸道感染、痢疾、肺结核，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所称的“儿童疾病”：百日咳、白喉、脊髓灰质炎、麻疹、破伤风。这几类疾病每年仍会造成近800万人死亡。其他导致穷国人口死亡的因素还包括疟疾、艾滋病（目前仍未有理想的治疗方法）、围产儿死亡、产妇难产死亡、营养不良导致的死亡（主要是缺乏食物而导致的蛋白质和能量摄入不足）和贫血（饮食中铁元素的摄入不足，素食主义者经常出现此种情况）。富裕国家的情况则大不相同，除了每年有35万老年人会死于肺炎外，几乎没有人是因为以上这些疾病而死的。由于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富国儿童死于痢疾、肺炎以及肺结核等病的风险已大大降低。对于富国而言，疟疾一直到“二战”之后还是一些国家的麻烦，但如今这类风险已经消失；但是在穷国，疟疾却依然是夺走儿童生命的最主要原因。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使用以及性行为方式的改变，减少了艾滋病的致死率。全面的儿童免疫接种也使得儿童疾病基本被消灭。对产妇产前与产后的精心护理，使得围产儿和产妇的死亡率都降到了极低的水平。在富裕国家，几乎没有人会因为食物短缺而死，贫血也很容易被发觉，缺乏微量元素诸如铁之类的情况，也基本上不会大面积出现。

说到这里，问题来了。一个在穷国死去的孩子，如果是生在富国可能就不会死去，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到底是什么？在富裕国家，相关的医疗知识可谓唾手可得，并且拯救了数以百万计人口的生命；但为什么在贫穷国家，这些医疗知识却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运用？对于这些问题，最显而易见的一个答案是“贫穷”。实际上，我在表3–1中采取“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这样的分类方式，就说明了收入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在历史的语境中，我们将痢疾、呼吸道疾病、肺结核以及营养不良等视为“贫困病”，而将癌症、心脏病和中风视为“富贵病”。在前一章，通过对18世纪与19世纪的追溯我们也发现，收入的的确确扮演了重要角色，有钱人一般能够获得身体所必需的食物，而经济发展也会为病媒控制、卫生条件与饮水条件的改善以及医院诊所的发展创造条件。但是，即便如此，认为贫困是一切问题的决定因素这种说法仍然是极不妥当的，不仅如此，如果过多地关注贫穷与收入的关系，甚至还会产生误导，使我们忘记什么才是最需要去做的，以及谁应该去做。

在这里，中国和印度再次成为值得研究的国家。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中印已经不再是低收入国家，而分别是中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中印两国处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列，但是，这些年它们的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全世界有超过1/3的人口生活在这两个国家，因此，认真去了解这两个国家发生的变化非常重要。图3–2显示的就是在过去的55年，中印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婴儿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图中右侧的纵轴表示的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对数标尺表示。从图中可见，中印两国的经济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取得了持续增长，其中中国的表现尤为突出。相比而言，印度在图中的前40年一直增长缓慢，直到1990年之后，经济增长才开始加速，尤其是在图中最后的几年，表现最为突出。中印两国的经济增长都得益于经济改革措施。在1970年之后，中国政府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得到鼓舞；印度在1990年之后取消了很多英国殖民时期的沉疴旧制。

随着中国和印度逐渐摆脱贫困，两国的婴儿死亡率也开始下降。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0~4岁儿童死亡率指标上，因此在图中我没有对这一指标特别加以展示。在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导致人口死亡率的下降一度停滞。在当时，全国有1/3的新生儿童死亡（因为此图显示的是5年平均值，因此饥荒的影响在图中表现不明显）。但是这一事件之后，中国的婴儿死亡率就开始出现急速下降，并一直持续到1970年左右。在1970年之后，婴儿死亡率仍然在下降，但速度变得缓慢很多。如果认为婴儿死亡是贫困的结果，那么，随着经济的增长，儿童的死亡率就应该相应下降，但是中国的例子却与此相反。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当中国政府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所有的资源就从其他地方转移集中到创造财富这个目标上。公共卫生和健康医疗上的资源投入也在被转移的范围之内，甚至那些原本从事蚊虫防控的人也因此转身为农民投入到了经济建设的大潮中。但在此之前，中国在公共卫生方面确实投入了巨力。一位英国医生把他1950~1960年这段时期在中国的工作经历写成了书，书的名字就叫作《要扫除一切害人虫》（Away with All Pests ）。但是在推行经济改革之后，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的关注就减弱至几近于无。当然这不是说改革不好，毕竟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使得亿万人民摆脱了贫困，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这种事实说明，经济增长并不会带来健康水平的自动改善。在中国，政策才是决定一切的关键。从结果上看，中国实际上是在用一个方面的发展和另外一个方面的发展进行交换。

和中国相比，印度的表现总是慢一拍，也更不起眼。印度的经济增长比中国的经济增长慢，而改革之后的表现也不够惊艳。此前，印度人均收入要高于中国人均收入，但是在21世纪初，他们的人均收入已经不及中国的一半（在第二部分我们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两者的对比数据似乎不够准确）。印度婴儿死亡率的下降趋势一直较为平稳，也没有和经济增长速度完全同步。在20世纪50年代初，印度每1 000个新生儿中有165个死亡，到了2005~2010年，这个数字降低到了52个。这一下降的绝对数值高于中国的同比数值。中国同期的千人死亡绝对数是从122降低到了22，从数字看，出生在印度还是比出生在中国危险。不过，虽然两国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很大，但同中国相比，印度在健康方面的表现并不太逊色。此外，印度也没有像中国那样推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让·德雷兹和阿马蒂亚·森就曾指出，综合来看，南亚地区的表现实际上要比中国好。

中国和印度是两个各有其特色的国家，我们不能说在这两个国家被证明的事情在其他国家也必然适用，所以，在非洲或者其他比今日中国和印度更穷苦的国家，经济发展未必不是其人口健康水平改善的主因。不过，鲜有证据能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越快，它的婴儿或者儿童死亡率也会下降得越快。图3–3显示出，婴儿死亡率的下降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几乎没有关系。为了得到公允的结论，我这里只看长期的变化。一两年的经济大发展恐怕不会对类似于儿童死亡率大幅下降这样的事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就好比大宗商品出口价格的大幅上扬，或许能让一部分人发财或者让政府增收，然而却不会对总体的经济繁荣产生影响。但如果经济增长能够持续几十年，那么如果它真的有效用，其影响力就会逐步显现出来。我们现有的数据存在一定局限性，不过这张图还是显示出较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与死亡率下降的情况。在图中，每个国家的数据考察周期最少是15年，平均周期是42年，而最长的时间周期是1950~2005年，即55年。图中纵轴表示的是死亡率的年度下降数值，因此，数值越大说明情况越好。因为婴儿死亡率是以每千人的死亡数来计算，所以，在纵轴上的数字2（如印度所处的数值）就表示在数据覆盖的这段时间内（印度的数据时间跨度为55年），印度的死亡率已经下降了2乘以55，即每千人中死亡的人数减少了110人。富裕国家也在图中出现，但是由于它们此前的婴儿死亡率就很低，因此在后来的这几十年内，其婴儿死亡率下降的幅度并不大，在图3–3中，它们都集中于底部中心区域的位置，可以说，即便把这些国家的数据都排除在外，关于婴儿死亡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整体结论也不会太受影响。

图3–3给我们造成了一种经济发展和死亡率下降呈正相关的印象，但事实并非如此，出现这种印象只不过是因为图中圆点的大小与人口规模成正比。而给人造成这种印象的主要是中国、印度和印尼三国。这三个人口大国恰好经济增速相对较快，其婴儿死亡率下降也要快于平均水平。但是，既然我们要考察的是经济增长与婴儿死亡率下降的关系，那我们就不能被人口规模大小所干扰。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增长更快的国家，婴儿死亡率下降也更快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应当对每个国家平等视之，不能区别对待。从这一思路出发，并在给予了每个国家相同的权重之后，我们会发现，其实经济发展和婴儿死亡率高低之间并无关联。至少从图3–3的这些历史数据来看，经济增长更快的国家，并没有获得更高的死亡下降率。在图3–3可以发现很多相关的例子。从1960年到2009年，海地的经济实际上一直在萎缩，但是它的婴儿死亡率下降得比中国和印度还快，这一点非常让人敬佩。在我们的数据中，总共有16个国家的经济比之前下降了，然而它们的婴儿平均死亡下降率是1.5%，比177个国家总的婴儿平均死亡率下降幅度还要大。这显然说明，即便没有经济增长，婴儿死亡率也仍然可以出现下降。

经济增长和婴儿死亡率下降毫无直接关联这样的结论会让不少人吃惊。回顾历史我们知道，诸如疾病防控这样的因素对死亡率下降的影响可能更大，但要说经济增长对死亡率下降毫无影响，还是让人难以置信。的确，有理由认为图3–3可能是在误导我们，因为它忽视了婴儿死亡率下降对经济增速的反向效应。当本来会死去的孩子被救活，进而人口数量增加后，人均收入的增长就可能会出现下降，或者至少比之前增长得慢。当然，这些新增的儿童人口最终会成长为具有生产能力的成年人，因此，认为人口越多的国家就越穷的想法也是毫无根据或证据的。但即便这样，在儿童死亡率下降的最初几年，由于新增人口主要是儿童，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需要时间，所以在短期内可能会出现人均国民收入下降的情况。这种效应与人均收入走高对儿童死亡率的积极影响完全背道而驰，甚至可能会将后者的积极影响全部抵消，从而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和死亡率之间缺乏关联性。

不过，没有证据能支持这种观点。的确，婴儿死亡率下降最快的国家也是人口增速最快的国家。富裕国家的婴儿死亡率本已经很低，因此就不会出现死亡率的大幅下降，人口也只会低增长。穷国的婴儿死亡率则会出现大幅下降，人口增长也会非常迅速。但是在穷国内部，或者在非洲、亚洲和拉美国家，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和人口增长率却没有必然关系。这可能是因为有其他重要因素在发挥作用，也可能是因为在超过40年的时间里，人类的生育率足以发生变化。在图3–3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在最穷的国家，经济增长和婴儿死亡率下降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关联，而这种无关联现象，用死亡率下降与人口增加之间的模糊关系是不足以解释的。

如果贫困不是穷国儿童死亡的原因，经济增长不能带来死亡的自动减少，那么，在大多数疾病已经可以被现有医疗知识与科学知识防控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的儿童死亡？

要回答这些问题，表3–1中的人口死亡具体原因列表或许有所帮助。不同的疾病需要不同的治疗方式，每一种致死疾病的防控处理方式也需要具体考量。肺结核、疟疾、痢疾以及下呼吸道感染等疾病需要不同的治疗方式，但总体上，它们的防控都需要更好地预防害虫传播疾病，需要更干净的水，以及更好的卫生条件。要实现这些条件，各个部门的协同努力是必不可少的，而要做到协同，就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出面。单纯的医生病人一对一医疗体系，对于这些疾病的防控没有效果。尽管这样的系统也可以发挥些许作用，但是本质上这些疾病的防控属于公共卫生问题而不是私人健康问题。表上的数据已经告诉我们，尽管物质条件的改善对于这些疾病的防控有所帮助，但仅靠这一点完全不够。

儿童患病导致的死亡、围产儿死亡以及产妇死亡，都可以通过产前与产后的护理得到避免。比如，我们可以在产妇生育前后给予生育和喂养指导；提供健康卫生设施用于处理急诊和并发症；医院和护理人员可以在儿童接种的疫苗失效时予以提醒，对父母进行相关指导，以确保孩子能健康成长。在贫困国家，孩子断奶后的这段时间特别危险，因为母乳是营养相对丰富、全面且安全的饮食，而断奶之后，孩子的饮食就可能出现营养不全面甚至不安全的情况。受过教育的妈妈可以自己去解决相关问题，医生、护士和相关人员也可以提供相应的指导和帮助。对于这一类致命疾病的防控，医生病人一对一的医疗体系非常有效。但是，很多国家在这个体系上却投入甚少。像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它们在私人卫生和公共卫生体系上的全部投入，平摊到每个人身上只有100美元左右，这样的数额是沧海一粟，根本不会起到任何作用。世界银行曾统计过2010年的数据，发现按2005年的美元价格调整后，津巴布韦在每个国民身上的医疗费用投入是90美元，塞内加尔是108美元，尼日利亚是124美元，莫桑比克则只有49美元。相比之下，英国在其每个国民身上的医疗投入是3 470美元，而美国更是达到了8 362美元。

国民的健康情况如此糟糕，这些贫困国家的政府为何还投入这么少？而在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公民为何没有转向私立医疗？外国援助对全球健康某些方面的改善作用重大，那么它们的作用到底是如何体现？

一个不幸的事实是，在改善公民的健康和生活状况方面，政府并非总是积极的行动者。即便是在民主体制的国家，政客和政府也经常各怀心思，即便大家公认在健康问题方面有亟须改善之处，他们最终也会在行动方面产生激烈的分歧。更何况，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处于非民主状态。还有一类国家也没有为保障国民利益做出实际的行动：这些国家要么是因为环境所迫，比如在现阶段把重点都放在提高国民收入上；要么是因为在相关方面宪法和法律缺乏约束力。独裁国家和军事政权显然具有这些特质，另外，一些以军队和秘密警察镇压人民的国家也在此列。还有其他的情况：比如在一些拥有丰富资源的国家，其政府依靠出售矿产和石油等资源就可以运行得很好，因此无须向民众伸手要钱。既然在金钱问题上不受制于民，这些国家的政府自然也就可以维持一种漠视普通民众健康福祉的体制。还有一种极端的情况经常出现在非洲：不少外国机构给当地的贫穷政府提供了大量援助，然而却无法让这些政府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虽然出发点向善，然而这些援助提供者却只能眼看着这样的情况发生。关于这一点，我在最后一章会详细阐述。

但不能让政府承担所有的罪名。在一些地方，人们似乎不觉得自己的健康水平有提升的空间，同时对政府能起到的作用也不抱期望。盖洛普咨询公司曾经在非洲就政府最应该关注什么展开定期调查，结果发现，健康并不是那里的人们特别重视的事项，其受关注度远不如减少贫困或者提供就业岗位等话题。那些以创造就业为工作重心的政府，哪怕只是在臃肿的公务员体系内增加些毫无用处的就业岗位，也会更得到选民的认可。在我们曾工作过的印度拉贾斯坦邦乌代布尔县，我们发现，虽然人们都知道自己生活穷苦，也饱受各种疾病的折磨（让·德雷兹称之为“疾病的海洋”），他们却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还说得过去。要辨别出哪些人比你更富有往往简单，但是要辨别出谁比你更健康或者谁的孩子存活率更高，就是一件极难的事。一个人健康与否很难从表面上看出来，这一点和财富、房产或消费品截然不同。

在非洲，人是和微生物一同进化的，到如今，这两者仍然共存。换句话说，在整个的非洲历史中，疾病一直伴随人的左右。更宽泛地看，人类逃脱疾病和早逝的困扰也只是近来才在世界各地出现。尽管如此，世界上仍然有为数众多的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可以逃脱这些疾病以及早逝的困扰，也没有认识到好的医疗保障是实现自由的必由之路。盖洛普的世界调查经常发现，尽管客观的健康水平差距巨大，但贫穷国家对自身健康状况满意的人的比例竟与富裕国家的不相上下。尽管有的国家经济贫弱，医疗支出微不足道，民众却对国家现有的保健医疗系统信心十足。与之相反，美国人在医疗上花钱无数，却对自己国家的卫生保健系统极度缺乏信心。一项研究显示，在医疗信心排名上，美国在被调查的120个国家中排名第88位，这个名次只比塞拉利昂高三个位次，比古巴、印度以及越南的位次都要低。

在很多国家，最丑陋的事情莫过于医务人员频繁擅离职守。通过随机抽查我们发现，印度的拉贾斯坦邦只有一半的小型诊所正常开门营业。大型的医疗机构虽然开门，医务人员却经常消极怠工。世界银行曾经就这个问题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在很多国家——尽管不是全部——缺勤是医疗和教育这两个领域的一个严重问题。出现这样的情况，部分是因为医务人员的待遇偏低。在某些情况下，工作人员和雇主之间似乎有一种隐形的契约：政府给他们象征性的薪酬，而他们也就提供象征性的服务。不过，收入偏低并不是所有问题的原因。当人们对健康没有过多期待的时候，缺勤旷工这样的情况就比较容易发生。在拉贾斯坦邦，即便是一个护士几个月不现身，病人有时候也会无动于衷。对于很多人而言，这样的医疗水平就是他们所能想象的最好水平了。但也并非处处如此，比如印度以草根派的政治激进主义而闻名的喀拉拉邦，因为一家诊所未能开业，那里爆发了强烈的抗议活动。缺勤现象在这个地方非常少见，而且人们也希望医疗诊所能够提供相应的服务。如果我们能够将拉贾斯坦邦人的标准稍稍向喀拉拉邦人的靠拢一下，那大部分的医疗问题就都能解决了。

私人医疗往往会在穷国发展得一片繁荣，它们提供的服务也常常可以填补公立医疗保障的空白或者弥补它们的不足。但是私人服务也有自己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很多私人医生并非训练有素，他们可能并不了解病人的真正需求。购买医疗服务和饿了之后购买食物填饱肚子是不一样的，它更像是把车送到汽修厂维修。在这里，给你提供服务的人实际上必须比你自己更了解自己的情况，而与此同时他们又有自己的利益追求。因此，这些私人医生，只要提供更多的医疗服务或者更贵的医疗服务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不会管病人是否真的需要，而只要病人提出要求，就给予满足。比如在印度，只要病人对抗生素有需求，私立医院的医生马上就会开给病人。医生开出这样的处方，既让病人的需求得到满足，也让病人在心理上觉得自己的病会好得更快。静脉注射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印度，医疗服务人员会强烈建议病人接受静脉注射——这就如同在美国，医生经常会冷血地建议病人做全身扫描或者是前列腺癌的PSA（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检测一样。印度公立医院的医生则不会因为病人想要抗生素或者静脉注射就开出这样的处方。这是好事，但不好的事情是，公立医院的医生又经常因为没有时间给病人做细致检查而疏忽了病人的真正需求。所以，选择公立还是私立，经常是半斤对八两的事。当然，至少从短期来看，去私立医院可能会让病人有一种得到了更好救治的感觉。

如果公共医疗系统值得信任，或者私人部门的医疗服务得到合理的监管，那么上面所说的种种问题就不会出现。但是在很多国家，这两个方面都未能得到落实。即便是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对医疗的监管也是最困难、最富有争议、最易受到政治指控的政府职能之一。在拉贾斯坦邦，我们所见到的私立诊所医生，多半都是没有行医资格的江湖郎中，有不少所谓的医生，实际上连高中文凭都没有。公共医疗与私人医疗的双重失败，其根源在于政府行动能力的孱弱。这样的政府，既无法提供医疗保障，又不能对私人的医疗保障系统进行有效的监督与管控。

钱也是一个问题。像印度或者非洲的很多国家，若没有比现在更大的医疗支出投入，要建立一个更好的医疗保障体系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也不难想象，更贵的医疗系统未必更好，它只不过是让那些惯于缺勤旷工的医生拿到更多的钱罢了。如果没有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同时又缺乏能力强大的政府，就不可能建成一个合理的医疗保障体系。那么如何才能建立一个能力强大的政府？这就需要建立有效的行政机构，聘用训练有素的官员，建立良好的数据统计制度，同时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

第四章
当代世界的健康状况

“二 战”之后，贫穷国家的人民开始享受到富裕国家人民早已拥有的健康水平。细菌致病理论的发现使得传染病的危险性大大降低，但是，科学以及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健康政策用了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才从发达国家逐渐扩展至世界各地。不过，如果这样发展下去，那么世界其他各地的健康水平也应该追赶上发达国家的了，从18世纪开始出现的全球健康状况不平衡现象也应该消失了。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因为先进国家也在继续提升健康水平。在发达国家，婴儿与儿童的死亡已经变得极为罕见，而人均寿命的长度却仍然在持续增加。现在，健康问题的焦点已经转向了中年人和老年人。

人类的健康水平是如何得以继续提升是本章所关注的主要内容。另外，本章也会探讨富裕国家人均寿命在未来将如何进一步增加。这一章的内容也会让我们看到，在一个高度联结的世界，再继续以富裕与贫穷划分世界将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而这对健康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当交通和通信变得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廉价，一个国家的健康创新几乎会瞬时影响到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细菌致病理论的传播与普及可能用了100年，然而现代的医学发现却再也不会如此之慢。与此同时，如今疾病的传播速度也变得更加迅疾。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寿命不平等的现象在逐步减少，但是寿命并非衡量健康水平的唯一重要指标，也不能因为寿命差距缩小就认定全球的健康不平等现象正在逐步改善。健康不平等问题并不是一个过时的问题，还不能就此进入历史的垃圾箱。健康，不仅仅在于人存在于世，还在于人如何存在于世。衡量“存在于世者”的健康状况，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身高。身高这一指标，对人类尤其是儿童时期是否遭受了营养不良或者疾病的折磨有着非常灵敏的反应，它是对预期寿命这个健康指标的重要矫正和补充。如今，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比过去的人长得高。不过也并非人人如此，在很多地方，人类在身高方面的进步非常缓慢。按照现在的速度，印度男性的身高需要再过200年才能达到今日英国男性的水平。这还不是最令人悲观的，因为印度的女性需要再过近500年才有可能赶上如今英国女性的身高。

老年人也在逃亡：富裕国家人口的健康现状

对于富裕国家而言，从发现细菌致病理论开始的人类健康状况改善到1945年也未最终完成。在1945年，苏格兰的婴儿死亡率就达到了今日印度的水平。到了“二战”之后，这些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增长就不再依靠婴儿与儿童死亡率的下降了，与之相对的是，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死亡率大幅下降成了寿命增长的主因。在今天的富裕国家，死亡的主要原因不再是肺结核、痢疾或呼吸道传染病，而是心脏病、中风以及癌症。1950年以后，富裕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增速减缓，但仍保持增长。而推动他们预期寿命增长的，不再是干净的水或者更全面的疫苗接种，而是医学进步与人类行为的变化。

到1950年，世界上的富裕国家几乎已经完全消灭了传染病，到2000年，这项目标在发达国家全面实现。2013年，富裕国家约95%的新生儿预期寿命都要超过50岁。如此一来，人们要想再取得寿命增长，就得依靠中年和老年阶段的健康改善了。事实也是如此，在过去的50年里，中老年人的健康改善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图4–1显示的是14个富裕国家的人口50岁时预期寿命情况。所谓50岁时预期寿命，就是指人们在50岁时预计自己还能再活的年数。如果50岁时预期寿命是25岁，就意味着这个50岁的人预计可以活到75岁。同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一样，这个指标也是假设人口死亡率会一直保持恒定。这张图显示的是男女的平均情况。实际上女性的预期寿命一般比男性长，但因为我们在这里考察的不是性别之间的差异，而是整体的进步程度，所以就无须按性别来做出区分。按照《圣经》的说法，人生不过70年，但是我们看图就会发现，早在1950年，图中所有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就都要大大超过70岁。即便是表现最差的日本，当时的人口预期寿命也超过了70岁。在1950年，各国之间的人口预期寿命差距相当大，比如挪威的人口预期寿命是27岁，芬兰的是22.8岁，日本的是22.6岁。在20世纪50~70年代的20年间，各国取得的进步不尽相同，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所有国家的人口寿命增长都开始加速，而且出现了近乎同步的增长速度。这看起来像是所有的国家都采用同一种方式让国民变得更长寿了。在20世纪70~90年代的20年间，这些国家的人口50岁时预期寿命增加了近3岁。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口的寿命增长仍然在继续，然而各国之间的差异又增大起来。比如，日本在这方面的表现极为突出，而其他国家，比如美国和丹麦则表现较差。

图4–1所传递的主要信息是，1950年之后，中老年人的死亡率出现了大幅下降。在第二章中我们知道，在1950年之前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过。在那一时段，死亡率的下降主要集中在婴儿与儿童阶段，成年阶段人口的预期寿命并未得到多少增加。这张图传递的第二个信息是各国表现不均衡，有的国家相对表现得更好一些。日本的人均预期寿命在1950年时最差，但现在却是最好的。丹麦在最初位居前列，但如今却位居末席。美国曾经在中间时段有显著进步，然而如今却位列倒数第二。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可能有非疾病与医疗方面的原因。没有人不想活得更久一些，人们都竭尽所能去逃避死亡，而政府机构也会竭力减少人口的死亡。对于一个家庭或者整个社会而言，当大量孩子仍存在在成人之前就死去的风险时，想方设法降低儿童的死亡率就成了最优先考虑的事情。而在人们活到成年之后，未来的其他疾病就成了最需要关注的问题；因为这些疾病会在人们老去时成为折磨，是另外一个致命杀手。既然儿童时期的危险已经不存在，那么，这之后的疾病风险就顺理成章成为下一个应当优先处理的选项。

在20世纪60~70年代，儿童死亡率出现了大幅下降，而传染病也基本离人们远去。童年夭折风险消除之后，中年时期的人们又遭遇了新的致命风险：慢性疾病。慢性病主要包括心脏病、中风以及癌症。所谓慢性，是指这类疾病都会持续较长的时间——一般是超过3个月。慢性也是相对急性而言的。急性病通常会在短时间内有致命的危险，它们通常是一些传染性疾病。（把慢性病和急性病分别称作非传染性疾病和传染性疾病或许更为合适。）

在上面所提到的三种慢性病，尤其是同属于心血管疾病的心脏病和中风的治疗上，我们都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这主要得益于大量资金的投入。这不仅是指在治疗上的投入，也包括在研究上的投入。正是相关的研究，使得此类疾病的致病机理被发现，为制订更好的治疗方案创造了条件。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癌症和心血管疾病也会逐渐淡出我们的视线，而类似于老年痴呆症这样的疾病则会得到我们更多的关注。在1950年，我们不可能过多考虑老年痴呆这样的疾病，在1850年更是如此。毕竟在当时，多数的人们都还活不到能得老年痴呆症的年纪。在19世纪，新的疾病催生了新的治疗需求，同时也提供了发现新治疗方法的机会。今天也同样如此，当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那些折磨老年人的疾病也就会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要理解当今高收入国家的人口死亡原因，吸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切入点。对于这个问题，尽管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是，在20世纪的上半期，吸烟人口出现了全球性扩张，而在之后，世界上的不少国家又同时出现了吸烟人口下降的情况。最初，女性吸烟的情况要比男性吸烟的情况少见很多，并且，女性开始吸烟的时间一般都比男性晚，而在吸烟人口出现下降的国家，女性戒烟的时间也比男性要晚。吸烟给人带来的是一种直接的愉悦，无论对于穷人还是富人，吸烟都是一种廉价且具有交际性的消遣。对于很多穷苦人民来说，烟草易于获得，而且也能支付得起，他们可以通过吸烟获得一种从繁重的工作中逃离的快感。但是吸烟也会引发疾病，导致死亡。肺癌和吸烟密切相关，尽管不是所有的吸烟者都会罹患肺癌，但几乎所有的肺癌患者都曾吸烟。由肺癌导致的死亡，一般要晚于吸烟本身30年左右，这就意味着，即便吸烟行为已经停止了很长时间，死于吸烟的情况仍然会出现。吸烟还有可能导致心血管疾病，而且在这方面导致的死亡人数比肺癌所导致的还要多。此外，吸烟还会导致呼吸道感染等类型的疾病，其中最为严重的是慢性阻塞性肺病，包括支气管炎和肺气肿。这种病会造成呼吸困难，是引发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国卫生部于1964年发布的《吸烟对健康状况的影响报告》（以下简称《影响报告》）被视为是引发人们改变吸烟行为的关键一环。很多美国老年人承认他们在报告发布之后就戒掉了烟瘾，或者至少开始下决心戒烟。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卢瑟·特里博士自己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起初，为了降低公众的关注度，这份《影响报告》的发布会定在了华盛顿周六的一个早晨举行。特里博士在前往发布会现场时还在车里抽烟。他的一个助理提醒他，发布会上的第一个问题可能就是问部长本人是否抽烟。特里非常恼火，因为他认为“这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结果到了现场，果然第一个问题就是抛给特里的。特里犹豫了一下，接着宣布道：“我戒烟了。”接下来人们又追问他：“你什么时候开始戒的？”特里回答说：“20分钟前。”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众多的美国民众效仿卫生部长，纷纷开始戒烟。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的香烟销量达到了顶峰，按人均计算，当时大约每个成年人每天要吸掉11支烟。而实际情况是，当时有40%的美国人吸烟，即平均每个人一天要抽掉1包多的烟。

不过，说卫生部长的报告改变了一切也并不准确。在这份报告之前，就有很多关于吸烟危害健康的报告问世了。我妈妈在1945年的时候怀了我，当时医生就要求她戒烟。如果没有这个建议，有可能现在不会有我在这里写这本书。在美国，1964年烟草销量达到顶峰也有偶然因素的作用。在1964年以前，美国就开始出现男性吸烟人数下滑的趋势，而女性吸烟人数在1964年之后还持续上升了一段时间。因此，1964年出现的见顶状况只不过是这两种趋势综合作用的结果。

如今，至少在富裕国家中，吸烟有害健康的观点已经得到了广泛认知。有人可能因此而想当然地认为世界各地的吸烟人口都在减少，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并且在男女性之间，吸烟的状况也不尽相同。国家不同，烟草销售带来的收入和相应成本也不相同，这就使得各个国家在如何提示吸烟风险以及公共场所是否应该禁烟等问题上有不一样的态度。不过，这些因素都不能解释男女之间在吸烟上的差异。在部分国家，女性吸烟是一种遭到排斥的行为。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的苏格兰，如果一个女人当街抽烟，就有可能被我妈妈这样的人当成妓女。如此一来，吸烟权就变成了女性追求权利平等的一项内容。在美国、英国、爱尔兰和澳大利亚，女性的吸烟比例很快就追上并超过了男性。当然，如今无论男女的吸烟比例都有所下降。日本男性的吸烟比例一度非常高（在20世纪50年代时接近80%），不过现在也出现了下降；相比而言，日本的女性倒是很少吸烟。在欧洲大陆，吸烟人口的比例也呈总体下降趋势，但是也有不少例外，尤其是女性的吸烟比例并未出现这种趋势。有一个幽默的说法，之所以其他国家的吸烟问题仍然严重，是因为卫生部长的那份报告没有被翻译给其他国家的人看。

吸烟的普及几乎和细菌致病理论的普及一样，也不过是近100年的事情。吸烟仍是或者曾经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也是或者曾经是人们愉悦的源泉。吸烟有害健康的观点被广泛传播后，吸烟的人就开始减少了，但是人们总会有补偿心态，更不用说吸烟本身就是一个很难戒掉的习惯。杀菌去病，意味着要认真做好日常家务，保持好卫生，但同时也意味着要纠正一些此前的顽固乃至代价高昂的习惯。在这些过程中，性别非常关键。女性通常主要负责家务劳动和抚养孩子，要做好这些工作，杀菌消毒的工作就不可少，在很多家庭中，女性因此有了“杀菌警察”的称号。而在吸烟这件事情上，女性最开始扮演的是被压迫者的角色，但后来就成了被解放者。我们需要记住，尽管现在的烟草已经被妖魔化，吸烟也常常被当作一种流行的瘟疫或者疾病，但吸烟的危害程度毕竟和霍乱或者天花不一样。吸烟有害健康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吸烟也的确有些诸如黑死病或者乳腺癌之类疾病所不能带来的好处。如果一个人认为吸烟所带来的愉悦，大于对其健康所造成的损害，那么吸烟也未必是一个不理性的举动。在美国的很多地方，政府从吸烟的人身上赚到了不少钱，这些人多数是穷人，而这些钱大部分都被用来抵消富人赚的物业税。抽穷人的税，使富人得利，这样的税收政策看不出有任何符合公共健康利益之处。

图4–2显示，吸烟和因肺癌死亡人数这一指标有正相关联系。这张图显示的是自1950年以来，几个主要国家50~69岁人口死于肺癌的情况。这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美国以及西北欧国家，美国在图中用粗线加以突出。在左侧表示男性吸烟与肺癌关系的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990年左右，也就是吸烟人口达到高峰的20~30年后，因肺癌死亡人口也达到了一个高峰，之后就开始慢慢下降。右侧女性吸烟与肺癌关系的图则显示，因为女性开始吸烟的时间比男性晚很多，因此在1990年之后，因肺癌死亡人口只是在其中的几个国家出现了下滑。右侧的这一图形，看起来就像一只鳄鱼张开的下颚。虽然在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女性因肺癌死亡的比例也在下降，但总体上肺癌发病的高峰期仍在持续。女性吸烟量从来都低于男性，同时早期吸烟的女性比例也相对较低，因此她们的死亡率也比男性的要低，即便是那些吸烟女性死亡率较高的国家也是如此。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肺癌是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在占美国总人口40%的吸烟人口中，因肺癌而死（或将死）的人却只占一小部分。在美国，最高的平均年肺癌死亡率大约是每10万人中200人死亡，即0.2%的死亡率。

虽然同不吸烟的人相比，吸烟者罹患肺癌的概率要高10倍甚至20倍，大多数吸烟者还是不会患上肺癌。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有一个计算罹患肺癌风险的在线计算器。比如，一个50岁的人，每天抽1包烟，连续抽了30年，那么，如果他从现在开始戒烟，就有1%的肺癌发病率；如果他继续这样抽烟，则他罹患肺癌的概率就要达到2%。不过，吸烟者也不要因为这个结论就觉得欣慰，因为患上肺癌并不是吸烟者唯一的风险，也不是最严重的风险。

吸烟导致了近年来的女性预期寿命增速低于男性。这种情况不但出现在美国，也出现在很多女性吸烟现象出现较早的国家，比如英国、丹麦以及荷兰。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烟草公司将吸烟与女性解放成功地联系在了一起，可是最终美国女性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健康代价。在美国，吸烟的广泛盛行是造成美国人50岁时预期寿命增速低于日本或法国等富裕国家的最重要原因。近期的相关统计估测，假如不吸烟，美国人的50岁时预期寿命将比现在的长2.5年。

与肺癌死亡率下降相比，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的下降更为显著。心血管疾病包括中风、动脉硬化（血小板聚集导致动脉堵塞）、冠心病、心力衰竭、充血性心力衰竭和心绞痛等病症。男性减少或停止吸烟降低了患上这类疾病的风险，但治疗手段的突破也对防治心血管疾病起到了重要作用。相比之下，医学界尚未在肺癌的防治手段上取得类似的突破。

图4–3显示了1950年以来中老年人（55~65岁）在心血管疾病上的死亡率。左边的部分显示的是美国和英国的情况，右边则包含了图4–2中提及的所有富裕国家。从图上可以看到，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是极高的，它几乎是肺癌死亡率的5倍。在20世纪50年代，有1%~1.5%的中老年人可能因这类疾病而死。从那个时候至今，心血管疾病一直是高收入国家人口死亡的最主要原因。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的心血管疾病死亡率要高于英国；不过，在美国，由这种疾病导致的死亡率正在慢慢下降，而在英国，这种死亡率却在慢慢上升。右图显示，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心血管疾病死亡率是所有国家中最高的，冰岛和荷兰的死亡率则处在最低位置，至于其他国家的相关死亡率，则一直处在高高低低的交错变化之中。到1970年，每个国家的变化趋势都变得较为明显，各国之间相互交错的情况逐渐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原因很多，吸烟自然是其中之一，但是具体到各国，则致病原因并不相同。

1970年之后，各个国家的情况变得大不相同。从这时起，美国等国家的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开始下降。当然，每个国家具体的下降时间点略有早晚之分，比如英国，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在七八年之后才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但全世界的死亡率在同步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即便是芬兰也不例外。从图中可以看到，芬兰在1970年时的心血管疾病死亡率还高达1.5%，但是此后就开始迅速下降，到21世纪初，已经降低了一半。此外，在21世纪初，各国的相关疾病死亡率都变得十分接近，20世纪50年代那种国与国之间的明显差距消失了。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抽烟减少被认为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不过，由于各国之间的吸烟状况差别很大，而且抽烟这种行为也不可能在所有国家同时出现迅疾改变，所以抽烟减少这个解释也并不一定合理。另外，全世界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健康权力机构可以强制这么多国家同步发生改变，即便是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机构也没有这个能力。当然，还有一种更好的解释，即认为是医学进步导致了这一切的发生。成本低廉但行之有效的医疗手段，可以迅速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从而达到防治同一种疾病的目的。

在心血管疾病这一领域，“卡托普利”的应用算是此种类型的一项关键创新。卡托普利因为会导致尿频而有时被称作“利尿剂”。这是一种价格低廉但非常有效的降血压药，而高血压则是导致心脏病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梅奥医学中心称：“卡托普利……可以有效促进身体对盐（钠）和水的代谢。它可以让你的肾将更多的钠通过尿液排出体外。相应地，钠会把血液中的水带走，这样，血管中的液体量就会减少，其对动脉壁产生的压力也就相应地降低了。”1970年，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证实了降压药对高血压的重要作用，此后，降压药疗法在美国迅速普及。

美国医疗系统的一项重要特征是新的发明总会很快被付诸应用。这不但包括像普及降压药这样的有益之举，有时甚至一些作用不甚了了的创新也会被迅速推广开来。英国的国民卫生服务则因为是中央统一管理，资金被约束，所以在新的医疗手段引进上要相对缓慢和谨慎。这就意味着像卡托普利这样物美价廉的药品也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测试之后才能应用。不过，英国如今建立了一家名为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ICE）的机构，专门从事新药与新治疗方法的测试和推荐工作。图4–3右面部分显示出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和英国的类似：尽管各国地方机构和医疗系统千差万别，但在美国的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下降之后，各国也逐步出现了死亡率下滑趋势。

卡托普利是历史上出现的第一种降压药物，此后，诸如ACE抑制剂、钙通道阻滞剂、β–阻断剂、血管紧张素拮抗剂之类的多种降压药物相继出现。如今，医生可以根据病人的情况为其选择最合适的降压药物。另有降压药物的相关研究也指出，降胆固醇类药物同样有助于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的下降。这些药物的使用都属于预防措施，旨在降低人们患上心血管疾病的概率，而在心血管疾病的治疗方面，其实也有不少新的方法。比如，当一个人因心脏病突发被送至医院时，医生应第一时间给病人服用阿司匹林。这是一种十分有效同时成本低廉的救治手段。还有一些科技含量高的医疗手段，比如心脏搭桥等，也是救治心脏病患者的重要方法，并降低了他们的死亡率。不过，这一类的医疗救治确实花费不菲。一项临床试验显示，中年人每天服用婴儿剂量的阿司匹林，总体上会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但是，后续研究也证实，这样的方法虽然可以让一些人摆脱心血管疾病，但确实也引发了一小部分人的死亡。整体和个体之间常常存在尖锐的矛盾冲突，这在一片阿司匹林上就体现得淋漓尽致。但尽管如此，医疗手段和预防手段的创新还是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降低了这项高致死率疾病的风险。在过去，人到中年的时候，一些人本来或许早已被心血管疾病夺走了生命，但如今却可以安心地继续自己的工作、事业与感情生活，更有了尽享天伦之乐的机会。

同肺癌的情形类似，女性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也要比男性低很多，大概只有男性的一半。同男性一样，各国女性的死亡率也在下降，下降幅度在50%左右。此外，各国的死亡率下降趋势也表现出类似程度的协同性。这样一来，如今各国的女性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相差无几，国与国之间没有了20世纪50年代那样大的差异与变化。一句话，女性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起初就比男性低，如今风险总体下降，则女性死于心血管疾病的概率就更低了。同男性的情况一样，心血管疾病也是导致女性死亡的最主要疾病。尽管人们经常认为乳腺癌是女性的重大潜在杀手，但实际上，死于乳腺癌的女性比死于心脏病的女性要少得多。

在相对富裕的国家之间，心血管疾病的防治水平没有拉开差距，反而趋向一致，这一点是极为罕见的。同半个世纪前相比，各个国家的心脏病死亡率更加接近。100年前出现的细菌致病理论，曾经拉大了国与国之间的健康水平差距，但这种情况却没有在心血管疾病的防治上重演。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现在的这些重大医疗进步成本低廉，可以被轻易复制仿效，因此各个国家可以迅速将其推广运用。不过，从每个国家的内部看，不平等现象却没有因为医疗成本的低廉而消失。实际上，心血管疾病防治上的进步，可能已经扩大了一国内部不同收入群体和不同受教育群体之间的健康不平等。教育背景更好、经济状况更好，或者本身健康状况更好的群体，会在接受个人治疗方面大大领先其他群体，比如他们会更早地进行定期体检，更早地关注血压和胆固醇指标。

癌症是紧排在心脏病之后的第二大健康杀手。除了肺癌之外，最具威胁的癌症是乳腺癌、前列腺癌和结直肠癌，其中乳腺癌患者几乎都为女性，前列腺癌患者皆为男性，而结直肠癌则威胁着男女性的共同健康。至少到20世纪90年代，人类在癌症的治疗方面依然没什么建树，癌症的死亡率也没有出现下降。美国投入了数十亿美元资金对癌症宣战，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以至于那些近乎最权威的评论也认为，人类对癌症的这场战役已然失败，或者说至少没有获得成功。在这本书中，我始终强调，需求导致了新知识的发现和新的医疗手段的出现，但是需求不见得总会创造供给，几十亿美元也好，对某种疾病宣战也好，都不会必然导致某种疾病被攻克。我们在癌症治疗上的失败就是明证。

不过进步还是有的。有证据表明，这三种癌症导致的死亡率已经开始下降，而且这种下降可能已有时日，但与此相矛盾的是，这一成就可能被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的下降遮蔽了。我们在迷宫游戏中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当我们成功地摆脱第一个怪物后，却常常命丧它后面那个怪物的手中，即便这个怪物可能没有之前的那个那么有杀伤力，但还是能造成更多的伤亡。与此类似的逻辑是，当一个人摆脱了心脏病之后，可能就暴露于某种癌症的危险中，而如果一系列风险因素（比如肥胖症）叠加，这种心血管疾病风险的降低就意味着因癌症而死亡的风险增加了。以往我们认为，只有以上的这种情况并没有真实出现时，才能说在攻克癌症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是，近来癌症死亡率的下降事实却直接证明，在与癌症的斗争中我们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乳房X光摄影检查、PSA测试、结肠镜检查等经常被认为是降低各类癌症死亡率的功臣，事实也的确如此。但是，它们的作用，尤其是乳房X光摄影检查和PSA测试的作用，也不能过分夸大。比如，有了乳房X光摄影检查之后，早期诊断的数量大幅增加，按说晚期诊断会因此出现下降，但这样的情况却并未发生。在过去的30年中，有超过100万女性被筛查出患了乳腺癌，但实际上这些人却从未发病。医学治疗水平的提升也是乳腺癌死亡率下降的原因，比如通过服用他莫昔芬来治疗乳腺癌。肿瘤医师兼历史学家悉达多·穆克吉在其著作《众病之王：癌症传》 ^[1] 中指出，经过几代医学与化学治疗的反复试验之后，我们对每一种癌症的起源渐渐有了更好的科学理解，并开始逐步使用起更为新颖有效的治疗方法。

很多针对心血管疾病的新治疗手段非常有效，也都很便宜，但是癌症的新疗法则常常非常昂贵。而治疗价格的昂贵也会制约治疗手段本身在国家与国家间的传播。筛查本身并不贵，但却可能导致大量后续的物质成本和精神成本。比如说，通过筛查，没发现患病，但发现有致病因素存在，比如高血压、高胆固醇，甚至是疾病遗传倾向。这样就需要接受各种治疗，比如吃降压药、吃降低胆固醇药；极端的情况，因为有患乳腺癌风险，还要切除乳房。这些做法当然会拯救一部分人的生命，但是对更多的人来说，高血压之类的问题根本不会发展成某些大病。而即便是筛查手法十分有效，它也会带来某些不公平：受教育程度高的或者对这种医疗知识了解的人，总会比其他人更早地运用这种技术来发现疾病。不过，在未来，筛查肯定会变得更加有用，不必要的筛查将会得到控制，药物和治疗手段则会因为更广泛的应用而变得更为便宜。如此一来，癌症也就可能和心血管疾病一样，可以成功地被科学和医学所征服，人们也因此可以更长寿、生活得更好。

其他的很多因素也在对死亡率产生影响，尽管它们作用并不明确或者仍充满争议，其中之一是我们经常说到的数量更丰富质量更佳的食物。在19世纪食不果腹还是一种常态的时候，说营养改善可以降低死亡率，是貌似有道理的一件事。但如今，我们担心的已经不再是人们吃得太少，而是吃得太多。不过，若将现在老年人死亡率的下降，部分归功于70年前他们在母体、襁褓以及儿童时期的营养改善，也不无道理。20世纪70年代，芬兰的心血管疾病死亡率最高，这可能与“一战”时期它是最穷的国家之一有关，那时出生的人，到20世纪70年代时正处在55岁左右。

人口学家伽比利·多波汉摩和詹姆斯·沃佩尔发现了食物对寿命产生影响的另外一个证据。他们统计得出，在北半球，10月出生的人50岁时预期寿命要比4月出生的人高半年。在南半球，除了那些出生在北半球然后搬过来的人之外，其他人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对这一发现的一个合理解释是，即便是在富裕国家，绿叶菜、鸡肉、蛋等也只有在春天的时候才会价格便宜供应稳定；而这意味着还在母亲肚子里等待着秋天出生的婴儿可以获得足够的营养。不过，随着食物供应的季节性差异日益缩小，这种效应已经随着时代进步而变得越来越小。

死亡率下降值得欢欣鼓舞，因为我们都想更长寿。但是，这并非健康水平提高的全部内涵所在。我们也想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更健康，所以我们就不能只盯着死亡率而忽视了发病率。有身体或者精神不健全问题的人，或是有慢性病或者抑郁症的患者，都会在让生命更加精彩这方面有所欠缺。在这个方面，我们一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其中经过反复试验的一项进步就是关节置换术，尤其是髋关节的置换，现如今已经是一项例行手术。髋关节出问题的人可能要承受终生的疼痛或者一辈子不能动弹，而置换手术的神奇效果，使得原本可能充满困苦、病痛以及受限的人生几乎完全恢复正常。同样，现在的白内障手术可以令病人的视力恢复，甚至比之前更好。这些医疗手段，都使原本要失去某些能力的人，重新焕发活力。止痛药比以前的更有效，1984年布洛芬出现，它可以缓解多种情况下的疼痛，起到阿司匹林不能达到的效果。健康专家对此的认知也不断加深，他们给病人更大的自由去掌控止痛药的用法用量。抗抑郁症药物让很多人的生活得以改善。人们可以比以前更方便接触到专业医学人士——这非常重要，尽管有时候医学人士也无能为力，但他们至少可以让重视自身或亲人健康的人们觉得安心。退一步讲，即便他们也不能让人安心，但还是可以消除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正是造成神经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

求医问药都需要费用。这些费用要么是个人负担，要么是保险公司负担，要么是国家负担。美国人在健康保障上花的钱出奇的高，他们将国民收入的18%花在了这上面。不过同其他国家的人一样，对于那些极富疗效却通常价格昂贵的新医疗手段，美国人也感受到费用的压力。在某些情况下，为了节省医疗开支，很多国家在医疗获取上增加了很多限制。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公费医疗系统就严厉限制肾透析的人群规模，它规定，只有足够年轻的人才能得到透析机会，50岁以上的人被排除在外。理由是，50岁以上的人都差不多是“易碎品”了，给他们做肾透析就是浪费金钱。曾有一段时间，英国人做髋关节和膝关节置换手术，都要排很长时间的队。这种医疗服务不足的情况，导致了人口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双双上升。现在，在英国做肾透析和关节置换手术没有以前那么严格的限制了，但英国还是希望能够控制这种新药物和新治疗手段的引入。我前面提到过的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就是一个测试新药并发布效用报告以及评估这种新药物是否物有所值的机构。但这个机构遭到了制药公司和医药设备生产商的强力抵制。因为早期得到过这家机构的不利评价，至少有一家制药公司曾威胁要撤出英国，不过，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坚持立场，没有妥协。

医疗保健品的供给多少就是过量、多少算是必需，经济学家和医生群体对此存在分歧。有人强调医学的重大功用，他们称，如果对人口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合理取值，就会发现我们需要更多的医疗服务，而绝对不是更少，即便在美国也是如此。他们认为，如果多花一倍的钱就能得到发病率和死亡率同比例的下降，那么就应该这么去做。这类计算当然存在错误，因为它们把死亡率的下降全部归功于医疗的作用，而忽视了其他因素，比如吸烟的减少对死亡率下降就有很大影响。不过，这种应该花更多钱在医疗上的观点也有合理之处。持这一论点的人认为，随着富有程度的提升，没有比把钱花在延年益寿上更好的事情。比如美国的医疗费用比欧洲的高，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的医疗服务比欧洲的更为奢华：美国有比欧洲更多的单间或者半单间医院病房，美国人在诊断和检查上花的排队时间更短。这当然很好理解，毕竟美国人整体上比欧洲人富有，足以支付这些费用。

另一派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承认医疗保健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福音，但认为更应该关注现有医疗体系中存在的浪费现象，以及类似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这样的机构较为缺乏的现状。现有医疗体系中的浪费现象造成了医疗支出水平的提升，而像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这类机构的缺乏，使得很多医疗手段在其有效性未经验证的情况下就被应用，从而又导致了医疗开支的加速增长。记录美国老年人医疗保险开支情况的“达特茅斯医疗卫生地图”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证据，它用一张地图展示了美国不同地区间医疗保健支出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与医疗需求和医疗效果都无关。实际上，根据地图，医疗支出和医疗效果是呈负相关关系。关于这一点，最为合理的解释是，不少医院和医生在检查和治疗的推行方面太过激进，而由此增加的支出效果却不甚明显，甚至没有效果，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行为甚至对病人造成了伤害。如果这些情况属实，那么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的确可以大幅缩减，而健康水平也不会因此受到损害。

高质量的医疗可保障并促进人类的健康，是实现幸福的一种重要手段。但是因为医疗保健服务价格高昂，因此，高额的医疗开支和生活其他方面的开支之间必然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美国人在医疗上的开支增加1倍，那么他们就必须把在其他方面的开支都减少1/4。如果我们遵循达特茅斯医疗卫生地图的建议，把医疗开支降低一定的数额，比如降低一半，那么，我们在其他各方面的开支就可以增长近乎10%。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权衡取舍处处可见，只不过，诸如多买了几本书或者几件电子产品因此无钱度假这种事情，一般也并不值得担忧，那么为什么到了医疗问题上情况就变得不一样了呢？

这里的问题在于，与可以在买书支出或度假支出上做出自由选择不同，人们在医疗上的开支无法自我选择。实际上，人们可能并不清楚他们为医疗保健支付了什么，或者他们在得到医疗服务的同时，放弃了什么。在美国，多数老年人的医疗费用是由政府通过老年人医疗保险来支付的，而多数（59%）非老年人的医疗保障则由雇主提供。很多人认为，是雇主为他们支付了医疗保障所需的钱，自己分文未掏。但是，大量研究早已证明，最终支付这些费用的并不是老板，而是雇员自己。老板们并没有因为支付这些费用而降低了利润，他们只是降低了雇员的工资。因此，如果不是医疗服务的费用上涨如此之快，人们的平均收入以及主要基于此的家庭收入，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涨得这么慢。不过，普通人却不这么看，他们不认为医疗费用的上涨是收入增长缓慢的罪魁祸首，不知道医疗成本才是问题的真正所在。

在欧洲等政府提供医疗服务的地方，或者是有老年人医疗保险的美国，同样的问题也一直存在。当人们要求政府提供额外的医疗福利时（比如要求政府报销处方药），他们并不认为自己会为此放弃什么。美国最著名的健康经济学家维克托·福克斯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在美国，一位老年女性若想动手术，则不管费用多么昂贵，老年人医疗保险都会为其全额支付，哪怕这个手术不是很紧要，也并不一定有效。但这位老人的养老金却少得可怜，连买一张机票去参加女儿婚礼或者看孙子的钱都没有。这种类型的权衡交易，一般都要经过民主辩论等相关政治程序来达成，但是这个政治程序本身就充满各种问题和争议，并且很难保证人们的知情权。在一些国家，这个程序还可能受到医疗服务提供者的严重干预，因为这涉及他们的利益：医疗开支越多，他们所获得的工资收入就越多。

收入和健康状况是决定人们能否幸福的两大主要因素，也是本书的讨论重点。我们不能将它们分开考量，也不能仅让医生病人去游说政府要求更好的健康保障，或仅让经济学家鼓吹经济增长，因为这两者不能顾此失彼。今天，医疗服务一方面非常有效，另一方面也非常昂贵，这就需要做出权衡。用福克斯的话说，我们必须要用整体的视角去看待人类的幸福问题。要允许我们能持有这样的视角，相关程序就需要落实到位，诸如英国的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这样的机构，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此外，医疗费用的无限增长对人类幸福其他层面的威胁，也需要得到公众更为深刻和广泛的认知。

未来将会怎样？高收入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还会继续增长吗？人口和社会学家杰伊·奥利尚斯基对此就持否定观点，他认为，增加人口预期寿命将变得越来越难。这种情况我们已经有所感知。儿童死亡率的下降对预期寿命的增加有巨大影响，因为儿童的生存时间还有很长。但是当儿童的死亡率几乎为零时，老年人寿命的延长却不能对预期寿命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二章图2–1就显示出，在1950年之后，美国人均预期寿命的增长速度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可以预见，这样的增长下滑在未来还会持续，因为即便科技创新会持续，未来医学的重心也会放在老年人身上；而即便是癌症被攻克，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也不过只是增加四五岁。悲观主义者还发现，在多数发达国家，肥胖症患者比例的增加可能会导致未来人口死亡率的上升。这当然是有可能的，但目前还没有多少这方面的证据，毕竟随着心血管疾病治疗方式的改进以及抗胆固醇和降压药物的应用，肥胖症的风险已经没有最初研究的时候那么高。

另一方面，人口学者吉姆·厄彭和詹姆斯·沃佩尔在2002年公布了一张重要的图，对1840年以来全球女性每年的最高预期寿命进行了统计，而由于女性预期寿命一般高于男性，这些数值可以看作每年人类最高的预期寿命值。根据该图，在过去的160年中，这些数值一直保持着持续的增长，并且平均每过4年，世界的最高预期寿命就会增加1岁。因此这两位学者说，没有迹象表明，在未来这一长期的趋势不会继续保持。他们的这张图还收集了大量之前关于人类最高预期寿命的预测数值，结果发现，这些数值都已经被实际的数据所超越。之前有很多学者预测人类的寿命增长将减缓或者停滞，但是他们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另外一种支持人口预期寿命可以继续增长的乐观观点则认为，现在的人们都想要比自己的预期寿命活得更长。当物质上变得更为富有，人们就会有更多的资金用于避免过早死亡，而他们也会将收入中的更大比例用在延年益寿上。过去的人们便是如此，因此也没有理由怀疑，在未来人们不会继续这么做。

我个人认为乐观派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自从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学会了打破权威，并开始运用理性的力量改善自己的生活。人们已经找到了一条让生命变得更好的道路，因此无须怀疑在未来人类还会继续战胜死亡。不过即便如此，认为人类预期寿命还会以和之前一样的速率增长，也未免过于乐观。婴儿与儿童的死亡率下降带来了预期寿命的快速增长，但是这方面的条件至少在发达国家已经被耗尽。在过去的160年中，人类预期寿命之所以可以每4年增长1岁，主要原因就是儿童死亡率一直在下降，但这一点在未来却不会持续。当然，这里还是要再重复一遍：我们不能将预期寿命长短作为衡量是否幸福的唯一指标。如果癌症和其他的老年疾病能被消灭，人类的痛苦将大大消减，亿万人的生活质量也会因此提高。如果我们以这些改善不能有效提升人类预期寿命为由而轻视其重要性，显然是没有抓到重点。

全球化时代的健康问题

在这一章和第三章我们分别讨论了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的健康问题。在这一部分，我们要将这两个群体合二为一进行讨论，并考察二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过去的50年，世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融合趋势，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全球化。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次全球化当然不是史上第一次，但是它的确是有史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今天，交通变得更为便捷且成本大幅降低，信息流动的速度也前所未有。全球化对健康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直接改变了疾病的传播速度以及健康信息的流动速度和医疗手段的推广速度。不仅如此，全球化还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和双边贸易的增加，都间接促进了人类健康的改进。

历史上存在多个全球化的周期。有的时候，全球化是通过战争、征服以及帝国的扩张等手段实现的；有的时候全球化的实现则是得益于新贸易航路的开辟，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的商品和财富。疾病经常伴随着全球化的扩张而来，其结果是重塑了这个世界。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说，原先，西方、南亚和东亚存在的疾病各不相同，“仿佛它们不是同一个星球上的”。但是在公元2世纪左右，贸易的发展却把这些疾病带到了世界各处，于是在中国和罗马帝国的东部边界会同时出现灾难性的疫情。1492年以后的“哥伦布大交换”是一个更为人熟知的例子。很多历史性的疾病大流行都是从贸易新航路的发现或者新的领土征服开始的。公元前430年的雅典大瘟疫就是由贸易所引发，黑死病则是在1347年由商船上的老鼠带入欧洲大陆。19世纪欧洲的霍乱大流行，通常被认为是拜来往印度的英国人所赐，而其后来在欧洲和北美的加速传播，则是因为铁路的出现。受病毒感染者经常是在自己未知的情况下在不同的城市穿梭，这样，霍乱病毒就会沿着铁路线一直传播。而现在，过去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时间，如今可以从这个半球飞到另外一个半球了。

全球化促进了疾病的传播，但也为医疗的传播开辟了新的路径。之前谈到的细菌致病理论就是一个例子。细菌致病理论在19世纪末的北美被发现以后，到1945年之后就被迅速传播到了世界其他地区。1970年之后，依靠药物控制血压的知识也迅速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导致相关死亡率在全球同步下降（见图4–3）。吸烟引发癌症的新知也以同样的方式迅速传播。在人们还未搞清艾滋病的起源之时，这种疾病就已经迅速地传播到世界各地。之后的相关医疗对策研究，从病毒的发现，到传播途径的推演，再到相关的化疗方法，都发展得十分迅速，尽管仍然有成千上万人没能等到这一天，但以先前的标准看，这次对艾滋病的应对已经极为迅捷了。如今虽然人们对艾滋病的理解仍不完善，但科学应对艾滋病的方式仍得以强化，不仅是富裕国家，就是那些疫情最为严重的非洲国家，这两年的艾滋病感染率也已经出现下降，人均预期寿命开始逐步回升。

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防控手段也在快速传播，不仅仅在富裕国家传播，也在全世界范围传播。因为由传染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在下降，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控就变得更为重要。除了非洲，非传染性疾病已经成为全世界其他各个地方最主要的致死病因。像降压药这样便宜而有效的疾病预防药物，应当和以前的疫苗接种一样大力推广，不过，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对一个以医生为基础的医疗体系进行组织和监管，可能是实现这一点的最大障碍。一些更为昂贵的医疗手段，比如某些癌症的治疗和关节置换手术等，也得以在穷国应用，但是这样的医疗服务一般只服务于穷国中的一小部分权贵与富裕阶层。

在健康方面，富国对穷国的影响并非总是良性的。不同于经济学家，健康研究者常常视全球化为一种负面力量。吸烟问题是研究者深度关注的一个方面。在富裕国家，烟草产品已经不再受到追捧，但是烟草公司发现，穷国是他们销售烟草产品的天堂，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要么是在烟草方面监管无能，要么就是毫无监管的利益动机。医药的专利制度使得药物价格高昂，因此也受到了大量质疑，但是专利制度是否真是问题所在却仍存争议。这里还涉及一个政府缺乏药品引进能力的问题，毕竟世界卫生组织清单上所列举的核心药品基本都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当然话说回来，要是药价能够更便宜的话，这个核心药品名单上的产品肯定会更多。在与强大富裕的国家进行多边贸易谈判时，弱小贫穷的国家经常会发现自己身处劣势，因为前者无论是律师团还是游说团的规模都要比他们的大很多，而那些医药方面的游说者，根本就不会关心穷国的健康问题。第一世界的医学进步显然加剧了穷国内部的健康不平等问题。在德里、约翰内斯堡、墨西哥城和圣保罗这些地方，权贵与富裕阶层可以用上第一世界国家最先进的医疗服务和设施，然而在这些地方，却到处可见那些医疗条件连17世纪欧洲人都比不上的穷人。

1950年以后，世界的健康状况和健康不平等状况有了哪些变化？通过第三章的图3–1，我们已经发现，人均预期寿命的地区差距在过去几十年出现了收缩，原先预期寿命最低的地区已经接近那些原本预期寿命最高的地区。现在我们再以国别为单位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图4–4显示的是典型国家的预期寿命变化。它显示了世界上最差的国家与最好的国家之间的差距，也显示了这种寿命差距的变化情况。整张图看起来像是一架管风琴，但实际上这是一组箱形图。图中，纵轴表示预期寿命，中间的箱形表示各国预期寿命的集中区域。这张图传递给我们的第一个信息是，自左向右（从1950~1954年到2005~2009年）这些箱体的位置在不断抬高，表明全世界人口的预期寿命在逐步增长。每一个箱形图的箱体区域都包括了世界上一半的国家，箱体的中线则表示预期寿命为中位数的国家。从图中可见，这些中线的位置一直在抬高，虽然近年来的抬高速度相比50年前明显要慢了不少，但还是表明这些预期寿命处在中位数的国家，其平均寿命值在不断增长。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人类预期寿命之所以出现这种前快后慢的增长趋势，主要在于以前我们是大幅降低了儿童的死亡率，而现在则更多的是在关注老年人的健康情况。每个箱形上下有横杠的线须，表示另外一半国家的预期寿命，加上箱形区域，这张图就把所有国家的寿命情况都展示了出来。当然，一些极端的国家是被排除在外的。在本图中，只有两个国家处于极端位置，它们是卢旺达和塞拉利昂。这两个国家在1990~1995年间都处于内战状态。我们统计了192个国家在每个时间段的预期寿命情况，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数据有的是由主观估算得来，尤其是早期的那些。

这张图还显示，随着时间推移，图中的箱体部分变得越来越小，这表示所有国家的预期寿命数值都在向中位数靠近。国与国之间的预期寿命差异在缩小，以此观之，说明在健康方面全世界的不平等现象在减少，始自250年前的健康不平等现实正在被改写。不过，这种差异缩小趋势并非总是出现，比如在1995~2000年，由于非洲艾滋病的蔓延，国与国之间的预期寿命差距再次出现了扩大现象。一段时间之后，这种差距缩小的趋势才得以恢复。每个箱体中横线的位置也在不断抬高，越发靠近整个箱体的上部以及线须的最高点，这种情况说明，预期寿命处在中位数的国家与预期寿命最高的国家之间的差距随着时间推移变小了。现在，中位数与最高值之间的差距缩小到了10.5岁（中位数为72.2，最高值来自日本，为82.7）。不过，中位数与最高值的差距缩小也意味着中位数与最低值之间的差距渐渐扩大。即便不考虑卢旺达和塞拉利昂的特殊情况，从最低值到中位数的距离，也从最初的22岁，增加到了如今的26岁。

在这里我们要再一次思考，预期寿命是否是考察健康不平等问题的一个好指标？通过本章我们已经知道，预期寿命的增长，主要源自贫穷国家儿童死亡率的下降以及富裕国家中老年人死亡率的下降。当我们使用这种指标来比较穷国和富国的时候，实际上是给了穷国一个更高的权重，因为儿童死亡率的下降比老年人死亡率的下降对预期寿命这个指标的影响更大。而这才是穷国和富国之间预期寿命差异缩小的最主要原因。以预期寿命长短作为衡量平等与否的指标，实际上已经是在认定降低儿童的死亡率要比降低老年人的死亡率更为重要，但这样是否合理却值得讨论。有人认为这是合理的，因为即便我们不知道一个孩子在未来会怎样，至少他也获得了更多的生存时间；而另外的观点则认为延长老年人的生命更为重要，虽然老年人已经没有多少余命，但是他们比刚出生的孩子更与这个世界休戚相关。总之，我们很难确定地说以预期寿命来考察健康的不平等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正确方法。实际上，如果对不同的生命有不同的重视程度，我们便可能得出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结论。

全球不同国家在预期寿命上差距的缩小，并不意味着世界已经变得更好了，因为预期寿命不能反映我们所关注的健康的全貌，甚至不能反映生死问题的全貌。的确，我们现在的世界，穷国的儿童死亡率在下降，富国的成年人寿命在延长，但是否就可以以此来说明世界变得更加公平，却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如果我们对各类人群的死亡率重视程度不同，那么就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关于这个问题的哲学讨论一直没有结束。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下降之后，人们生育的意愿也随之下降。1950年，非洲的每个女性平均要生6.6个孩子，到了2000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5.1。而根据联合国的估算，现在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了4.4。在亚洲以及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每个女性的平均生育数字更是从6下降到了2点多。在死亡率下降之后，生育率并没有随之下降，所以人口大爆炸的现象才会出现。但是最终，当父母们发现再也不会有这么多孩子死亡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减少生育的数量。实际上，他们完全可以生育同以前一样多的孩子甚至更多的孩子，而这些孩子也会安然长大成人。对于这种变化，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原本可能生下来就会死去的孩子，现在根本就没有被生出来。那谁是这种变化的受益者？要回答这个问题，同样取决于我们是如何看待不同人的生命权重，而这是一个让哲学家都无法判断的问题。不过，有一件事很清楚，那就是妈妈们从中受益不少。现在，她们不用像以前那样经常地怀孕，同时她们和丈夫也不用再承受子女早夭的痛苦。此外，对于女性来说，生育负担的减轻不仅仅减少了痛苦的来源，也使得她们有更多时间关注生活的其他方面。她们可以接受更多的教育，可以走出家门工作，在社会中扮演一个更为多样的角色。

身体的变化

在人类健康方面，1950年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的确可喜可贺。人们逐渐远离死亡的威胁，世界各地之间的寿命差距也逐渐缩短。但是，在营养的均衡方面，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却难说突出，世界各地的营养水平更是存在巨大差别。考察营养失衡的问题，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看一下人类在身高上的变化。

身材高低本身并非衡量幸福的标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谁也不能说一个身高180厘米的人就比一个160厘米的人要富有、健康和快乐。身高与金钱及健康不同，它不是幸福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如果整个群体都身材矮小，则说明这个群体在童年时代或者青春期存在营养不足的问题。出现营养不足，一种原因是因为食物匮乏，另一种原因则可能是人们的生存环境不够健康，各种疾病虽然没有夺走人的生命，却严重阻碍了其生长发育。就个体而言，身高受到基因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父母长得高，那子女一般也会长得较高。但是这种情况却不适用于一个规模庞大的人口群体，对于一个人口群体而言，实际上平均身高的差异就是营养水平差异的体现。以前我们认为，基因差异是不同群体之间存在身高差别的主要原因，但是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原先许多国民身材矮小的国家如今都变成了国民身材高大的国家，而且不少国家的改变速度非常惊人。这就使得以前那种基因决定论遭到了抛弃。

如今，人们意识到童年时代的营养匮乏会产生长期的严重后果。身材矮的人收入比身材高的少，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如此，在英美这样的发达国家里，也同样如此。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一个原因是人类的认知功能会随着人体的发展而发展，因此总体而言，长得矮的人就是不如长得高的人聪明。这样的结论当然容易被认为是对个子矮的人的一种污蔑，我的两个普林斯顿同事就因为这个问题而遭受了无数的邮件轰炸和来信指责，有的校友甚至要求校方将他们开除。但请容我在这里小心地对此加以解释。

在一个衣食富足没有疾病的理想环境中，不同的人会因为基因差别而出现身高差异，然而在认知功能上他们却不会存在系统性差别。但是在实际的世界，总有一些人会在童年时期遭遇食物匮乏问题，而这些人往往在身材矮小的人中占较大比例，这就导致了个子矮的人总体的认知能力偏差。营养匮乏可能只是由于没有摄入足够的热量，但也可能是因为过多地与疾病做斗争而造成了大量的热量流失。往往是一些特定的因素造成营养匮乏。比如，脂肪是大脑发育所必需的物质，但是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儿童脂肪摄入不足，而我们听说更多的却是很多人的脂肪摄入太多。

当人们的收入增加，不再忍饥挨饿时，营养匮乏现象就会减少。而卫生条件的改善、虫害控制以及接种疫苗的推广，也促进了营养匮乏问题的解决。但是，身材矮小的母亲很难生出高个子的孩子，即便只是考虑这点，我们也知道营养匮乏对身高造成的影响会持续很多年。这种生物限制决定了人们身高增长的速度，所以，即便是营养已经改善，疾病也得以控制，一个群体也需要经过数代才有可能充分实现身高增长上的潜能。但这并不见得是坏事，因为可以避免身高短时间内过快增长所造成的隐患。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变得比以前高，但是现实却并非如此。

欧洲人的确比以前长高了许多。经济学家蒂莫西·哈顿和伯妮丝·布雷收集了11个国家的男性在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身高数据（数据主要来自当时军队招募新兵时的测量，因此缺乏女性的身高数据）。根据这些数据，两位学者测算出当时欧洲成年男性的平均身高为166.7厘米，而到了100多年以后的1976~1980年，欧洲人的平均身高增长到了178.6厘米。法国是这些国家中人口身高增长最慢的，平均每10年人均身高增长0.8厘米。荷兰则是最快的，每10年人均身高增加1.35厘米。其他的国家，人均身高每10年增长约1厘米。哈顿发现，儿童死亡率的下降是人口身高增长的最为重要的因素，而收入的增长则是第二重要的因素。这一结论与本章的观点一致。伴随着食物短缺现象的消失以及卫生环境的改善，欧洲人的身高开始向从未企及的高度进发。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身高历史数据都不完整，但是通过大量的人口与健康调查，我们还是收集了大量女性身高数据（近来这些调查也开始搜集男性的身高数据），获取了15~49岁女性的身高信息。由于人在成年之后与50岁之前身高都不会发生改变，因此，每个调查实际上给出的是出生时间跨度超过20年的不同年龄女性的平均身高数据。所以，这些数据不但能告诉我们调查时成年女性的平均身高，通过对年轻女性与大龄女性的对比，我们还可以看出女性的身高在这20多年间的增长速度。在一些情况较好的国家，一般年轻女性要比年长女性高出1~2厘米。

图4–5显示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女性身高变化。在图中，一个圆点代表一个国家的同一出生队列女性，它表示这个国家所有出生在某一年的女性的平均身高。横轴是人均国民收入，以对数标尺显示，每一个表示一国某一年份（比如1960年）出生女性身高的圆点，都与这一年该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值相对应。举个例子，在图中右上方，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女性的身高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增长，而在这其中，出生较早的大龄女性，平均身高处在左下位置，而出生较晚的年轻女性，平均身高处在右上位置。美国的数据也在右侧，不过同欧洲人的比起来，美国人的身高增长速度并不快。图的中间位置和左侧分布的是贫穷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女性数据。其中，几乎居于最左的深色圆点代表非洲人，它也说明在这些女性出生的年份，这些非洲国家的人民都十分贫穷。（注意在图中的右侧也有一些深色圆点，这些人均收入很高的女性数据来自加蓬。加蓬的石油出口提高了其人均国民收入，但实际上大多数国民仍处在贫困状态。）处在非洲人包围圈中的是海地人（白色圆点），他们多数都具有非洲血统，身高和收入水平也和非洲人相仿。中国（灰色圆点）也处于左侧。需要注意，这里的人均收入数据对应的都是女性的出生年份，时间则基本都是在1980年以前，当时的中国和印度，其人均收入比现在的要低不少。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多数是中等收入国家，这些国家的女性数据出现在图4–5的中间偏下位置。

显示世界各地人均身高存在的巨大差距，或许是这张图最让人震惊之处。同是生于1980年，丹麦女性的平均身高是171厘米，危地马拉女性的平均身高则为148厘米，此外，秘鲁和尼泊尔女性的平均身高为150厘米，印度、孟加拉和玻利维亚女性的身高为151厘米。假设危地马拉女性的身高可以每10年增长1厘米，那么230年后，她们的身高才有可能达到丹麦人的水平。一个丹麦女性走到一群危地马拉的乡村妇女中间，会发现自己比她们整整高出一头，这简直就像是格列佛走进了小人国。

如果我们从图的左下看到右上，会很容易发现，富裕国家的人要普遍高于穷国的人。如果高收入也意味着更好的卫生条件、更低的儿童死亡率以及更充足的食物，那么这样的情况也算在意料之中。但若果真如此，事情也未免太过简单。假设我们现在把图中美国和欧洲的数据去掉，就会发现身高和收入呈负相关：越穷的国家，人们的身高越高。出现这种情况，主要跟非洲人的特征有关。非洲人的身高其实并非一致，南苏丹的丁卡人身材高大，往往都是篮球运动员的料，而在卡拉哈里沙漠中的布希曼人则身材矮小。总体而言，非洲女性普遍较高，虽然和欧洲女性相比没有优势，但是同南亚人和拉美人相比身高优势却非常明显。这种收入与身高的负相关关系短期内很难消失，因为像印度这样的南亚国家，虽然近几十年经济增长迅速，新生儿童的身高却仍然相对较矮。

非洲人为何长得这么高？这一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很好的解释。有一种解释是，非洲大部分地区并没有遭受食物短缺，人们的饮食结构也相对合理，不像南亚人尤其是印度人吃得那么素。当然，不同的地区食物供给和卫生环境状况不同，卡拉哈里沙漠里的人肯定会有食物短缺的问题，但是在大多数的非洲国家，人们还是有肉类和动物脂肪摄入的。此外，非洲国家的儿童死亡率相当高，那些长得瘦弱矮小的儿童就更容易被死亡吞噬，如此一来，幸存下来的就都是长得相对较高的了。换句话说，在非洲这样的条件下，高身材的产生，是以高死亡率为基础的。只有瘦弱矮小的儿童大量死亡，幸存者有足够的能力克服恶劣的卫生条件所造成的发育不良，一个身形高大的民族才有可能诞生。另外一个可能的因素是卫生条件。在那些随地大小便现象仍然普遍的地方，如果当地人口密度较高，那么儿童很可能因长期暴露于粪便细菌之中而发育不良。但是尽管非洲随地大小便的情况较为严重，但因人口密度较低，其人口发育情况比印度的要好。

很多非洲人比印度人长得高，也比拉美几个国家的人长得高。这个事实提醒我们，身高不能作为衡量人们生活是否幸福的标准，也不能作为衡量物质生活水平的尺度。死亡率高低和收入多少是影响成年人身高的最主要因素，也是决定人们是否幸福的两个关键指标。但是，绝不能因此认为，病痛和贫困会以同样的方式决定人的幸福和身高。非洲人的例子已经证明，身材的高矮往往受制于饮食结构等局部因素。但是这些局部因素对人的幸福感并没有什么直接影响。我们之前也说过，一个群体的身高增长，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因为没有祖母的身高增长，就不会有母亲的身高增长，而没有母亲的身高增长，也就没有孩子的身高增长。今日人们的身高水平，除了受到目前的营养状况或者卫生状况影响外，也受到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所有这一切，再次提示我们，平均身高绝对不是衡量人们幸福与否的好标准。

南亚人身材极矮这一事实，或许是整张图中最具有启发性的部分。我们没有关于欧洲女性身高的历史数据，因此不知道现代印度女性的身高到底相当于历史上欧洲的哪个时期。不过，最新的印度数据包含了男性的身高数值，这些数值显示，出生于1960年的印度男性平均身高为164厘米——比1860年时欧洲男性的平均身高还要矮2~3厘米，即大约相当于18世纪时欧洲男性的身高水平。在所有的文献记载中，最低平均身高出现在1761年的挪威和如今的布希曼，为159厘米，而印度男性在1960年的数据仅仅比这个最低身高高5厘米。在锡金和印度东北的梅加拉亚邦，当地男性在1960年的平均身高甚至还低于159厘米。

印度儿童在20世纪中叶遭遇了营养匮乏问题，其严重程度足以和历史上任何一次大规模的营养匮乏相比，甚至严重到如同人类狩猎采集时期以及新石器时代的情况。1931年，印度的人口预期寿命是27岁，这也反映出当时的营养匮乏是多么严重。即便是到了20世纪，印度人仍然生活在马尔萨斯的噩梦之中。正如马尔萨斯所言，死亡威胁以及食物匮乏会始终限制人口的增长，而即便是对幸存的人而言，生活本身也是痛苦不堪。这不仅是因为食物的数量不够，食物本身的营养成分也不充足。大多数印度人只能吃一些单一的谷物，还有一点点蔬菜，而铁和脂肪的摄入严重不足。为了活下来，哪怕预期寿命只有20多岁，印度人口的总体身高也不得不维持在低位，低到只有英国人17世纪和18世纪的水平。要么死掉，要么变矮，“马尔萨斯魔咒”使得人们不得不做出权衡抉择。

如今印度的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但是仍然任重而道远。印度的儿童仍然是这个星球上最矮最瘦的一群孩子，不过同他们的父母或者祖父母相比，他们无论是身高还是体格都有了进步，而消瘦症之类的情况也已经很少出现。印度人的身高在近几十年中逐渐增长，但增速却不及欧洲之前的水平，也比不上中国的水平。目前中国人的身高大约每10年增加1厘米，而印度人的身高每10年只能增长0.5厘米，这还是男性的水平，印度女性的身高增速更慢，大概需要60年才能增长1厘米。

现在还不清楚为什么印度女性身高的增速比男性的慢这么多，但应该和印度北部地区的重男轻女习俗有关，不过具体是什么关系，我们并不清楚。印度南部比如喀拉拉邦以及泰米尔纳德邦等地区就没有重男轻女的传统，于是这里的男性和女性身高同步增长。但是在北部地区，女性的身高增速就比男性的慢很多，而且这一地区男性身高的增速也不及南部地区。颇为讽刺的是，重男轻女这种歧视思想最终也对男性造成了负面影响：不论男女，都是母亲所生。而如果母亲长得过分瘦小，又缺乏营养，那孩子的体质和认知能力发展自然也会因此受到限制。

非洲人的平均身高在增长，但是在非洲某些地区却出现了女性变矮的情况。尽管我们知道富国的人不一定都会长高，但是从世界范围看，人的身高的确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而增加了。欧洲就是这方面一个极好的例子，图4–5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同样，在今日的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地区，身高随着收入增长的趋势同样比较明显。由此倒推，非洲女性身高的下降恐怕和非洲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早期的真实收入下降有关系。

从世界范围看，人类比以前更长寿，物质生活更富足，同时人的体格也更为强壮，身高也在增长。这种身体的变化常常也会带动其他方面的发展，比如人类的认知能力有可能会随着身高增长而变得更强。不过和死亡率与物质收入的问题一样，身高增长在各个国家也是不一样的。按照目前的速度，玻利维亚人、危地马拉人、秘鲁人或者南亚人需要再过几百年才能长得和欧洲人一样高。与走在前列的国家和人民相比，有太多的国家和人民被甩在了后面，人与人在身体条件上的不平等越发明显。

第五章
美国的物质生活状况

18 世纪中叶之后，世界各国人口的寿命开始逐步上升，人类摆脱了致命疾病的侵袭与早夭的危险，生活水平也开始逐步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健康的改善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同步的，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最终带来了一场人口寿命的革命以及物质生活的革命。这两项由相同的根本因素所推动的同步变革改善了很多人的生活，并且延长了人们的寿命。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两项以差别扩大为特征的重大变革，“大分化时代”（经济学家兰特·普里切特语）也终于到来了。经济增长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提升，减少了贫困。虽然经济增长的成效很难量化（后面我将详述这一点），但是一项谨慎的研究估算，1820~1992年，全世界人口的平均收入增加了7~8倍。与此同时，贫困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从84%降低到了24%。这是史无前例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但同时也导致了国与国之间以及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不平等的性质也发生了改变。在18世纪，不平等多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地主贵族阶层与平民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然而到了2000年，世界上最大的贫富差距却发生在国与国之间。与各国间人口寿命差距逐步缩小的趋势截然不同，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到现在也没有显出一点要缩小的迹象。

在这一章我将谈谈美国的情况，尤其是过去一个世纪美国的物质生活发展情况。之所以要在这里谈论美国，主要是因为美国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发展非常引人注目，而这种引人注目的事实本身就可以很好地阐释本书的主题。当生活改善时，并非所有的人都会因此受益，而正因为有人受益有人未能受益，所以生活的改进往往会扩大人们之间的差距。不管怎么样，变化往往会带来不平等。是否存在不平等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它决定着我们该如何评价发展本身，比如谁受益谁受害，还因为不平等本身也有其影响。不平等可能让落后地区看到崭新的机遇，因此通常会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但是，不平等也可能阻碍物质进步，甚至有可能产生毁灭性后果。不平等会启发或者激励后进者奋起直追，但是，如果不平等的情况非常严重，社会发展成果被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那么，经济增长就会受到遏制，经济运行也会受到损害。

选择以美国为例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的相关数据非常充分且易于理解。美元使用率极高，因此我们也不用换算汇率，美国的统计体系世界一流，它提供的数据非常可靠。如此便利的研究条件可谓奢侈，因为从整个世界的综合情况来看，这样的条件是绝对不可多得的。并且，除了美国，其他国家的历史数据非常不充分，因此要做历史比较非常不容易。比较19世纪和21世纪物质福利状况的不同之处，其难度之大，在很多方面都类似于比较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时过境迁，人们的消费模式不同，连价值标准也不相同，正如小说家L·P·哈特利所言：“历史就是另外一个国度。”而美国数据的充分，给予了我极大的工作便利，在这样一个我所熟知的数据环境中，我可以更好地阐述我的理念，厘清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对收入、贫穷与不平等问题做出的评价与分析。

美国的经济增长

我们耳熟能详的国内生产总值概念是一个非常好的讨论起点（但可能不是一个好的终点）。图5–1中，最上面的一条线展示了自1929年现代统计诞生以来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情况。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一个国家生产总量的指标，是国民收入的基础。图5–1显示，在1929年时，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超过8 000美元，不过在1933年，因为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深入，这一指标降低到了5 695美元。在此之后，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路上行，尽管中间有数次短暂下滑，到2012年，这一数字还是增长到了43 238美元。这个数字是1929年的5倍多。需要说明的是，图中的数字都以2005年美元价格为基准进行了调整，以此我们就可以对真实的人均收入进行对比测量。若不做调整，1929年的美国人均收入实际为805美元，相当于2009年的8 000美元。

图中国内生产总值出现倒退时即是经济发展出现停滞或者逆转之时。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情形的出现频率逐步减少，严重程度也越来越低——这本身也是经济进步的一种表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大衰退，虽然导致了大量人口失业，并且在本书写作之时仍未好转，但在此图中我们发现，它几乎未对人均收入构成严重的冲击。从1950年开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条线就接近一条直线，以每年1.9%的速度保持增长。而如果只算到2008年的话，它每年的增速更达到了2%多一点。尽管时间越往前推数据就越不稳定，但是人均收入的增速实际上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并无大的变动。而每年2%的增长率，则意味着美国的人均收入可以每35年翻一番。以此计算，如果一对夫妻在35岁时有两个孩子，那么每一代的生活水平都会比他们的父母翻一番。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这是看起来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那些几千年也未见生活改善，甚至生活经常出现倒退的祖先而言，这足以让他们震惊。不仅如此，这样的成就恐怕也会让我们的子孙们感到惊讶。

我们后面就会知道，国内生产总值不是一个衡量人类幸福与否的好指标，即便只是作为衡量收入高低的指标，国内生产总值也有其局限性。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包括外国人在美国创造的产值，同样，最终归属于股东的未分配的公司利润和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财政盈余也被包含在国内生产总值之中。而在缴完税以及计算了转移支付之后归属于家庭的那一部分国民收入，被称作个人可支配收入。图5–1中的第二条线表示的就是这一指标。从图中可见，个人可支配收入要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少一大截，但是它们的增长趋势和涨跌变化却非常相近。第三条线是消费支出曲线，虽然它反映的是花钱多少而不是赚钱多少，但是其变化趋势却和前两条线非常相似。个人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的差额，就是个人的储蓄额度。通过图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的储蓄额度一直在下降，尤其是近30年间，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至于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并不太清楚，但是有几个可能的原因：首先，现在的借贷可能比之前更为容易了；其次，以前人们需要储蓄以用于购房购车或者购买家电，但现在无须如此；再次，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可能降低了人们为退休而储蓄的意愿；最后，普通美国人从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上涨中获得了不少收益——至少一直到大衰退之前都是如此。

资本收益可以兑现消费，或可以让人们在无须储蓄的条件下实现财富积累。按照经济学家的说法，储蓄就是收入和消费的差额，而无论是消费还是收入，都是单位时间的流量。财富则非流量概念，而是存量，指的是某个时刻账户的总额度。财富会因为资本收益的增加或者减少而变动，比如，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很多美国人的财富近乎缩水一半。财富也会随着人们的储蓄行为变化而变化。当人们增加储蓄时，财富增加；而当人们减少储蓄，或者由于退休、失业等原因支出比收入更多时，财富就相应减少。

图5–1中的另外两条线显示的是美国人的两大消费项目，一项是商品消费（在2012年占到了消费支出的1/3），另一项是服务消费。服务消费中最大的两项，一项是住房和公用事业，这项消费大概为每年2万亿美元，约占消费支出总额的18%；另外一项是医疗保障，每年的消费额度约为1.8万亿美元，大概占到全部消费支出的16%。商品消费支出中，约1/3用于汽车、家具、电子产品等耐用品，2/3用于衣食等非耐用品。如今，美国人用于食物的预算仅有7.5%，如果加上在外吃饭的消费，食物的支出也不过13%。所有这些支出，都是体现美国人物质生活水平的项目，这些项目支出的增长告诉我们：伴随着寿命延长，人们的物质生活也日益富足。美国人不仅寿命增加，生活质量也大为改善。

物质繁荣以及包括国内生产总值、个人收入以及消费支出在内的各项衡量物质水平的指标，如今都受到了舆论批评。我们经常听说，消费过多并不能让人生活得更好，除此之外，宗教机构也经常就物质主义的危害向我们发出警告。即使是很多认可经济增长作用的人士，也对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方式多有批评。国内生产总值没把很多重要的内容计算进去，比如家庭主妇的工作就没有被计入国内生产总值，休闲活动也没有被计入；即便是很多被计入在内的项目，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计算。治理污染的成本、建设监狱的花销以及通勤的费用，经常被认为是不应该计入国内生产总值的，但是现在却都被包含在内。这类“防护性”支出，本身并非好事，但却是维护好事的必要支出。如果犯罪率上升，我们就需要花更多的钱建设监狱，而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因此上升。如果我们忽略了气候变化，就不得不在灾害之后的治理和修缮上花费巨资，这样国内生产总值也会上升，而不是下降。也就是说，我们只计算维修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却忽视了破坏的损失。

对于物质财富的分配，国内生产总值则完全无法反映。图5–1告诉我们很多物质财富增加了，却无法告诉我们到底是谁得到了这些财富。物质财富分配的定义与衡量框架都非常重要，我之后会加以详谈。财富分配的结果是至为重要的一个内容，在这一章，我们也会大篇幅谈到。不过在此之前，我还是首先要驳斥那些认为物质水平提高对增进人类幸福贡献甚少或者没有贡献的说法。我要强调的是，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增长都非常重要。

要实现经济增长，就需要各种投资。首先是对物的投资，比如铸造机械、修建高速公路或者宽带等基础设施；还有对人的投资，即为更多人提供内容更多质量更好的教育。知识需要得到认识与拓展。知识的拓展或是新基础科学的产物，或要归功于工程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科学知识向服务和商品的转化，还可能来自于设计的不断改进与更迭。正因为有了知识的拓展，汽车工业才能从福特T型车发展到今天的丰田凯美瑞；也正是因为知识，我1983年的那台笨重的电脑早已换成了如今外观圆润轻薄、内在功能更为强大的笔记本。对研发的投资促进了创新的流动，但是，新观念在任何地方都会出现；知识的供给也已经国际化，而不仅仅是在一国之内，新的理念可以很快从诞生地传播到世界各地。创新也需要企业家和风险投资人，他们会找到将新科技转化为产品、服务的商业赢利模式。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保障，这一切很难实现。创新需要得到产权保护，而这就要求有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以处理纠纷，保护专利，而相关的税收也不能过高。当这些条件都实现时，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的改善就会随后出现。这就是过去一个半世纪在美国所发生的事情。

那么，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到底价值何在？答案是，除了让我们摆脱贫困以及物质匮乏，新的商品与服务还把很多之前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而这些新的可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为美好。家用电器的使用，把人尤其是妇女从枯燥的家务中解放了出来。在以前，人们每周都要拿出一整天来洗衣服，先用燃煤烧开的水来浸泡衣物，然后用双手尽力搓洗，之后还要将衣物挂到外面晾干，最后还要收回来熨烫。20世纪50年代，苏格兰的一则洗衣粉广告语就是：“每周都为你节省洗衣用煤。”古罗马人已经拥有自来水和良好的卫生条件，然而只是在近代，人们的收入增长之后，这些才为更多的人所享有。越来越便捷的交通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个人自由，拓宽了居所的选择范围，增加了娱乐活动的空间，让人们可以和亲朋好友更加方便地聚会，而这也正是那些反物质主义者所大力倡导的。飞机的出现让许多人得以有机会前往国内各地以及世界各地。我们可以全天候和孩子或者朋友保持联络，也可以与千里之外的人建立亲密的朋友关系，还可以随时随地享受当代或者古典的文学、音乐以及电影。互联网创造了信息与娱乐的盛宴，而且其中多数都是免费的。新的医疗手段，比如像上一章我们提到的降压药，使我们延年益寿，有更多时间去享受各种可能性。而其他的医疗手段，诸如髋关节置换以及白内障手术则降低了阻碍我们充分享受这一切的风险。即便是现在我们的医疗支出过多，也不能否认医疗发展所带来的巨大进步。没有人否认经济增长有副作用，但是总的来说，它还是非常有益的。

依照某些人的看法，我这里对物质创新贡献的罗列可谓老生常谈，甚至连老生常谈都不算。但无论怎样，我这里的所列所举足以说明，那些认为所有进步都对人类的幸福毫无意义的说法，或者那些认为我们只是为了和邻居攀比而追求物质生活提高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有人会说，尽管图5–1提供了大量的增长数据，但还是有证据表明美国人没有比半个世纪前过得更幸福。这样的发现和我们所宣称的经济增长有益不是矛盾吗？当然未必。在第一章我们就提到，人们过得是否幸福，跟人们对自己的物质生活是否满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第一章的图1–7就显示，虽然丹麦人和意大利人觉得自己的物质生活比孟加拉人或者尼泊尔人要好很多，但是他们过得却没有后者幸福。美国人对自己过去100年的物质生活变化做何评价？因为没有相关数据，结果不得而知。不过，收入分配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反思。实际上，图5–1中的数据所显示的经济增长，与普通美国家庭的真实情况相比，的确有过分夸大之处。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普通家庭的真实收入并没有在图中得到真正的反映。这里的问题是，并非美国人对经济的大幅增长不满意，而是因为经济本身增长得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增长。因此，人们没有觉得自己的生活比以前更幸福，也就不足为奇。

收入增长增加了人们改善生活的机会，因而是有益的。尽管如此，我们也要看到，像图5–1这样的指标还是有缺陷，有些事情未能得到反映。比如娱乐休闲时间完全没有被计入经济增长。不仅如此，如果人们决定减少工作量，多花时间在其他更有价值的事情上，那么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就都会下降。法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所以不如美国高，一个原因就在于法国人的假期更长，但是假期长导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就一定是坏事？这当然没有定论。很多未进入市场的服务内容也没有被计入国内生产总值，比如女性在家做全职太太，她的全部相关劳动都不会被计入国内生产总值，但是如果她是在其他人家里做工，她的劳动就会被计入国内生产总值，如此一来，人均收入肯定会上升。再比如，互联网以低成本为大众提供了更为优质的娱乐内容，休闲生活的质量也得到提升，但是这些却都没有被计入国内生产总值。诚然，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方式有其合理性（有些是出于技术考虑），但是如果将其作为衡量人类幸福与否的指标，则的确存在不少问题。

我们之所以对休闲娱乐未能计入国内生产总值感到担忧，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过去的50年间，美国人的时间分配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如今的女性，尤其是和高学历男性结婚的女性都开始外出工作了。如果我们认为休闲是好事，而工作是坏事，那么这些女性加入就业大军本身只能说明事情变得更糟糕了。但是对于一些不得不从事两份或者三份低收入工作的女性而言，外出工作可以养家糊口，所以意义重大。不过，对于这种现象，如果我们只看到人们收入数字的增加而忽略了他们可自由支配时间的减少等问题，那就显然过分放大了这种外出工作的益处。对很多女性而言，外出工作使她们获得了半个世纪前的女人们无缘体会的心理愉悦。我们也要注意，不能将那些失业人群的“休闲”看成好事，因为这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而多项研究也已证明，失业者往往是对自己的生活最不满意的群体之一。所以，不能因为任何对休闲娱乐价值的考虑而对图5–1的数据做出机械调整。

2/3的美国居民都拥有自住房，因此无须缴纳租金。但是住在自己无须纳税的房子里，也算是得到了一项有价值的服务，因此这项服务也会被计入消费者支出、个人可支配收入以及国内生产总值之中。实际上，按照核算人员的逻辑，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就相当于给自己支付房租，所以他们把这部分的大多数资金（2011年约为1.2万亿美元）都计入了收入和支出。这看起来像是“想象”出来的收入，但英国政府就曾一度对这种“想象”出来的收入征收所得税。我记得当年税务账单送来的时候，我那一向奉公守法温文尔雅的父亲也冒出一种无可名状的反政府情绪。虽然今日的政府可能意识到存在问题而放弃了这项收入，但是核算部门将这部分纳入计算却也是对的。这其实反映出，对于某些项目是否应该算作收入，普通人和核算部门的理解存在巨大差异。个人收入和支出中也会包含政府以消费者名义支付的医疗费用，但是出于复杂的技术原因，政府为个人教育所支付的费用没有被纳入收入支出的核算中。

如果有政客跟你说，“你现在的生活水平真是前所未有”，而你自己的感受是，“哪有？反正我没觉得”，那么，对于他们给出的所谓生活变好的理由，比如你付给自己的房租上涨了，或者是政府给老年人提供了更多的福利，你肯定不会买账。

医疗保障上的支出几乎和住房支出的规模一样庞大，但是要评价这些支出是否物有所值，却困难许多。医疗保障上支出了多少我们是很清楚的，但是它到底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好处却很难完全说清楚。如果医疗保障是跟金枪鱼罐头或者iPad平板电脑等一样在市场上售卖，那么它们的价值就可以通过消费者购买的支出来计算。但是，医疗保障费用在美国主要是由保险公司或者政府支付的，因此这些费用支出到底对人起了多少作用根本说不清楚。经济核算人员对此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以医疗的开支衡量医疗的成效。有的人因为医疗的成效远远超过了医疗花费，认为以支出衡量成效低估了医疗保障的作用，但相反的观点则把讨论重点放在了医疗费用的浪费上。双方争执不下，唯一没有争执的是医疗保障的效用的确没有很好的评价标准。

我之前肯定经济增长的效果之时，曾经大量列举新商品的重要性，不过，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新商品尤其是那些具有极其崭新概念的商品的价值，并没有被很好地纳入国民经济的核算中。同时，现存商品的质量也在提升，比如，现在的衬衣免熨烫了，手机有了语音识别功能，车的安全性能提升了，电脑的运行速度更快了，但是这些质量提升所产生的价值也都未能得到很好的核算。国民经济核算人员肯定考虑到了这些方面，但也的确想不出如何将它们更好地反映到经济核算中。有些经济学家称，以前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更多商品的生产，比如房子比以前多了，衣服比以前多了，桌子椅子比以前多了，这就是经济增长的表现。但如今经济增长更多意味着产品质量的提升。不过，衡量质量提升的价值要比计算数量增长困难得多，而时代越发展，统计人员在进行经济核算时出现的遗漏也可能越严重。多数经济学家会认为，像图5–1那样仅以数字增长来评价美国人的生活情况肯定会造成低估，但他们也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对此加以修正。不过，也不是所有的商品和服务都比以前的好。比如，自从有了ATM（自动取款机），人们的确是不用再每次都往银行跑了，但若想到是贪得无厌而且误入歧途的银行借贷导致了最近的这次金融危机，那么，银行系统是否更加善待了消费者这个问题，就非常值得考虑。

如果说物质改善是一个金苹果，那么这个金苹果里还隐藏了一条蛀虫。从图5–1中就能看出，美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正在减缓，现在两代人之间的生活变化也没有过去的那么大。如果我们仔细考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并对1970年前后的变化趋势加以对比，就会知道即便不考虑最近几年的大衰退，这种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的趋势也依然明显。在图中，这种下降趋势更为清晰可见。在1950~1959年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2.3%的速度保持增长，到了20世纪60年代，增速提高到3.0%；70年代，增速为2.1%；80年代，增速降低为2.0%；90年代，增速降低为1.9%；21世纪最初10年，增速则直接下降到了0.7%。即便除去2008年和2009年的数据，21世纪最初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也只有1.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从3.0%降低到1.6%看起来差距不大，但如果从复合增长率来考虑，则意味着原本25年的时间可以实现人均收入翻倍，而现在则人均收入只增长了不到50%。经济持续扩张意味着人们的收入会持续增长（至少有这个可能性），而如果经济扩张得较快，则人们在财富分配上的矛盾就不会显得那么激烈，因为这意味着每个人在无须别人利益受损的情况下就可以分配到更多的利益。

从数据上看，目前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趋势的确很明显，但是，如果真如之前所说，很多商品与服务的提升未能被计入国内生产总值，则这种下降趋势就有可能被夸大了，或者根本不存在。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中，服务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但是由于服务本身比较难测算，所以，核算人员在这方面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遗漏。此外，互联网领域的新产品或者电子商品是近来才出现的，它们在提高生活水平上的价值还几乎没有被完整地反映到经济核算中；医疗保障的效率越来越高，而它们所带来的寿命增加也没有被有效纳入核算。当然，在看到这些问题的同时，要注意也存在很多矫枉过正的现象。在第四章我们已经讨论过，人类寿命的增加有的是源于医疗保障服务的改进，有的则只是因为人类行为的变化；比如人们停止吸烟也会促进寿命的延长。所以，如果我们要将寿命增加赋予价值，则这部分价值将非常难以计算，并且一旦将这部分价值都归因于医疗支出的增长，那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就会大大提高，而这是不正确的。这再一次说明，改进后的统计方法有可能比原有的统计方式有更多弊端。不过，并不能因为现在的统计方式存在低估某些进步的问题就不予讨论，在本章的后面我将继续阐述这个话题。

美国的贫困问题

要想了解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放缓对其最贫困人口的影响，只需观察一下美国贫困人口数量的变化情况。图5–2展示了官方公布的贫困率变动情况，这些数字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每年的统计，图中底部加粗的线表示美国人口整体的贫困率。1955年，这一数据为22%，到了1973年，这一数字下降到11%，此后该数据就呈现缓慢上升趋势。2010年，美国的人口贫困率为15%，比金融危机前的高出2.5个百分点。暂时忽略人们对贫困率统计方法一直以来的批评，我们会发现，至少从表面上看，图5–2展示的美国贫困率变动情况与图5–1展示的物质水平进步情况有着极大的矛盾，尤其是在1970年经济增速开始下滑之后的部分，其矛盾更为明显。1973年以来，美国的经济增长并未停止，从1973年到2010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超过60%；但是，这些增长并没有对贫困率的下降产生任何作用。无论人均收入增长到了何种程度，被官方定义为贫困的那部分人口都未被惠及。当然，这里的确存在一些统计方法上的问题，统计贫困人口的收入指标和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中的收入指标并非一致。但是，这不足以解释为什么美国的经济增长没能解决其贫困问题。

在美国，不同群体的贫困率存在差异，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的数据显示尤其如此。截至目前，非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图中未显示）的贫困率最高，而老年人的贫困率最低。当然，这三个群体的贫困率实际上也在明显下降，尤其是在数据统计的早期，下降程度更为明显。老年人贫困率的降低常常被归功于美国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因为这个体系保证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退休金会根据物价变动进行调整。儿童的贫困率要比成年人的高，并且和其他群体以及整体的贫困率一样，儿童贫困的程度在过去30年也没有明显下降。我们要注意，图中展示的只是贫困率，而由于人口总数一直在增长，因此贫困人口在数量上的增速要远远高于贫困率的增速。到2011年，美国有4 620万人口处于贫困之中，而在1959年，这一数字仅为670万。

经济持续增长，贫困人口却在增加，或者说得好听点，贫困率一直停滞没有降低，这是否可信？数据的计算是否存在问题？当然应该有这样的疑问。事实上，什么人可以被认定为是贫困人口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基础理念非常简单，但如何在现实中实施却大有学问，其中最为棘手的包括如何确定贫困线，以及如何与时俱进地更新贫困线。

美国人口贫困线划分开始于1963~1964年，由当时在社会保障总署任职的经济学家莫利·欧桑斯基划定。欧桑斯基对一个四口之家（一对父母和两个孩子）每天所必需的食物费用进行了统计，而因为当时一个典型家庭会把1/3的家庭收入用于食品，因此，欧桑斯基将统计的结果乘以3，就得出了当时的贫困线水平。1963年，贫困线被定在了年收入3 165美元。1969年8月，这一数字被采纳并确定为全美的贫困线，此后，除了根据物价水平做出调整，这一贫困线再也没有变动过。2012年，这一贫困线的最新数字为23 283美元。半个世纪间，对划定贫困线不做任何方法上的改变是非常奇怪的，为何我们不在遵循原来理念的基础上对具体的贫困线划定方法进行调整呢？但现实就是如此，1963年的贫困线划定方法如今仍在使用，除了考虑通胀水平之外，未做任何变更。

欧桑斯基的贫困线划定方法以冠冕堂皇且引人注目的营养需求为出发点，并做了所谓“科学化”的延伸，但科学化不过是一种障眼法。当时的美国约翰逊政府正在准备一项“向贫困宣战”计划，政府内的经济学家需要有一条贫困线作为依据，他们觉得3 000美元这个数字很合理，于是就计划将贫困线定在这个数字上下。欧桑斯基当时的任务就是为这个近乎凭空想出来的数字寻找依据。最初，她倾向于采用农业部的“低成本食物计划”作为贫困线划定依据，但这个计划需要人口每年的收入超过4 000美元。最终她选择了标准仅为3 165美元的“经济食物计划”作为贫困线划定依据。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后者更稳健或者更具有科学性，而仅仅是因为3 165美元这个数字更接近最初设想的3 000美元！

讲出这段故事，并不是为了证明约翰逊政府经济学家的虚伪，更不是要抨击一位杰出公务员的科学诚信。这个故事的重点在于政府官僚的做法实际上是对的：贫困线本身的确需要看起来合理，且易于为公众和政策制定者接受。实际上，当时的盖洛普调查显示，多数公众认为的合理贫困线也在3 000美元左右。以食物作为说辞的贫困线划定依据非常合适，即便到现在也是如此，因为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贫困和挨饿是一回事，要是没有足够的食物，人们就会觉得自己非常贫困。以营养学为基础的计算也让这条贫困线看起来更加“专业”。但实际上，除了贫困家庭本身，专业人士不会知道一个贫困家庭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在1963年贫困线初次划定之时，政府宣传的需要与现实需求相差无几，因此这条贫困线也便于采纳。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当人们对贫困线的更新产生路径分歧的时候，对新贫困线的划定就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如果半个世纪前欧桑斯基划定贫困线的思路是正确的，那么新的贫困线就应该以新的经济食物计划为基础，设定新的乘数，并在每年予以重新计算。而如果我们认可盖洛普调查，就应当以公众的意见作为贫困线更新的标准。（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因为如果我们要对贫困人口做出界定，并且对他们予以不同的食物补贴等，那么在设定贫困线的时候就应该考虑他们的意见，因为对贫困人口进行补助等方面的资金，都是来源于他们所缴纳的税款。）但实际情况是，以上两种观点皆没有被采纳。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技术修订，以及根据物价上涨水平做出的调整，今日的贫困线与1963年欧桑斯基（或者说是约翰逊的经济学家）所划定的那条贫困线别无二致。欧桑斯基本人在这些年也不断呼吁对贫困线的设定方法进行调整，但如果按照她的思路，今天的贫困线可能会比现在所采纳的这一数字要高出许多。盖洛普的调查也显示，人们认为现在的贫困线早就应该上调了，起码应该和真实工资的上涨速度一致。以上两种意见，无论采纳哪种，贫困线标准都会随时间推移而上升，同时贫困比例的增长速度也肯定会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要更快。我们的确很难证明，美国经济增长未能有效减少贫困是因为贫困线不合理，但是现在来看，如果对贫困线进行合理修订，则只是更加证明了美国经济增长没能够有效消除贫困。

如今，美国的贫困线已经变成了一条绝对贫困线，这样的贫困线不会考虑其他人拥有什么，也不会考虑经济生活的通行标准。当存在“一篮子”可以明确保证人们存活的必需品时，这样的一条绝对贫困线是有意义的，它只需要保证人们有足够的收入购买这“一篮子”必需品就足矣。而除了要考虑物价变动因素，以保证这一贫困线收入永远可以支付这“一篮子”必需品之外，这条线也永远不需要加以改进。这样设计贫困线，在像非洲或者南亚地区那样的穷国还可行，对美国则不合理，美国贫困家庭的贫困问题绝非以吃喝为中心，即便在1963年，他们的需求也不仅仅是3 165美元那么简单。美国人真实的贫困境遇是，人们没有足够的收入充分参与社会活动，家庭和儿童没有足够的收入过上邻居或者朋友们那样体面的生活。无法体面生存是一种绝对的贫困，而要摆脱这种绝对的贫困就需要收入达到当地的一定水平。在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设置相对贫困线的合理性不言而喻。而一条相对贫困线意味着，同1963年相比，美国的贫困水平和贫困增长速度都被低估了。

在一个总体生活水平逐步改善的世界里，绝对的贫困线意味着在这条线之下的穷人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美国的贫困线也是进行一系列福利和补贴分配的标准。如果这条线不能跟随社会的进步而改进，那么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福利就会越来越被限定在一个更狭小的人群范围中。

贫困线不能更新只是美国在贫困统计上的缺陷之一。另外一项缺陷是官方统计常常通过税前收入和补贴来判断某个人是否贫困。这是一项极为严重的缺陷。很多政府济贫项目，比如通过税收体系支付的食品救济券（官方称作补充营养援助计划）和现金补助，在统计时都被忽略了。这就使得这些政策产生了荒谬的结果，即无论这些行动对于减少实际贫困起了多大的作用，都无法在统计上降低贫困率；无论政府在此类消灭贫困的战略中显得多么有创造性，多么令人印象深刻，官方统计都永远显示不出这些努力的成果。这种失败不仅仅是因为这种缺陷理论上能够避免。实际上，如果对收入的统计能够更为宽泛，那么2006年以后的美国人口总体贫困率就不会有现在这么大的增长幅度。同样，这样的失败不能归咎于人口普查局的统计人员。这项缺陷在很久之前就广为人知，而人口普查局也在积极研究更为可行的统计方法。缺陷产生的主因在于原有的统计方式没有考虑补贴或者税务减免，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1963年这两种情况都还不存在，当时极少有穷人纳税，所以这个问题在当时无关紧要。而到了后来，则是一切政治挂帅，要想对统计贫困人口的方式做出任何调整，哪怕是修补一个人人都了解的缺陷，也会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各种困难、争议以及党派纷争都接踵而来。正因如此，几乎没有一届政府动过修改统计方法的念头。

那么，美国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的贫困率情况到底如何？鉴于我们对处在分配底层的人的收入情况非常了解，因此即便是官方的贫困线划定本身存在缺陷，我们还是可以了解到事情的真相。从1959年一直到70年代中期，美国人口的总体贫困水平在下降当然毫无疑问，老年人和非裔美国人的情况也是如此。此外，70年代中期之后，美国人口贫困率降低的速度放缓甚至停滞也是事实。虽然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依据政府所实行的固定贫困线，贫困率变化确实陷入了停滞。

如果不能接受这样的负面结论，则可以考虑从以下方面加以反驳：因为质量提升和新商品未能被有效地纳入统计之中，所以在减少贫困上很多进步被低估了。而这意味着通胀水平也被高估了，因为价格上涨并非只是因为商品价格变得更贵，还因为某些产品质量提高了。如果真是这样，贫困线标准的上涨就太迅速了，那些被不断纳入贫困人口的人也就根本不算穷人。我们无法确切知道贫困人口到底可以从这些无法统计的商品质量改进中获益多少，但是，如果认为以上的论点成立，那么我们现在肯定已经战胜贫困了。同样，官方统计中没有包括旨在帮助穷人的税收和转移支付，也会造成对贫困减少成效的低估。事实上，官方的这些做法不仅可以在经济衰退时期减少实际贫困率（我们已经从最近的这次经济衰退中看到这一点），在长期也会大幅度降低贫困人口的比例。

但是，如果按照我所赞成的方式，让贫困线随着整个人口平均家庭生活水平的变化而相应变动，那么美国人口贫困率在过去的40年中可能会大大增长，并和经济的增长形成鲜明的对比。说得更宽泛些，从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成果被广泛分享。但70年代之后，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处在收入分配底层的人也再难以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战后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时间段：一段是增长相对较快且被广泛分享的时期，另一段则是经济增速放缓同时贫富差距扩大的时期。

世界其他各地统计贫困问题的方法，包括整个世界对贫困情况的统计，都和美国有类似的问题。如何划定贫困线，一直争议不断，而如何定义收入并对其进行统计，也是一个长期的技术性难题。变更贫困线是极为困难的事，因为各国存在思维或者政治上的差异，更因为对穷人定义的改变也就意味着某些福利的改变，有的人会因此获益，但也有些人会因此利益受损。任何针对贫困的计算方法变更，哪怕仅仅是修订一个明显且尽人皆知的错误（比如没有将食品救济券纳入统计），也会在政治上招致反对。对贫困的统计是国家治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进行收入再分配以及防止人们落入贫困等方面，都必不可少，它是社会公平体系的重要一环。对贫困的统计，也意味着国家将消除贫困及其后果视为自身的责任。正是通过对贫困的统计，各个国家才真正得以了解本国的贫困情况；同时，按照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的经典说法，这也使得我们可以“以国家的视角去看待它”。正如通常所说的那样，没有统计就谈不上统治，没有政治也就不会存在统计。统计中的“统”也是统治中的“统”，这不是偶然的。

美国的收入分配

收入的变化情况可以从发展、贫困和不平等这三个角度加以考察。发展事关人均收入及其变化，贫困事关底层人的生活，而不平等则主要是指家庭或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收入差距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基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科拉多·基尼创立的一项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其值在0到1之间。当基尼系数为0，意味着绝对的平等，即人人收入平等；反之，当基尼系数为1，则意味着绝对的不平等，即所有的收入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其余的人完全没有收入。这个指标所衡量的是收入偏离平均值的程度。（具体地说，基尼系数就是平均差除以平均收入的2倍，即相对平均差的1/2。举个例子，如果只有两个人，一个人拥有一切，而另一个人什么都没有，那么这两个人之间的差就是平均数的2倍，也就是说基尼系数是1，而如果这两个人的收入一样，则他们之间的差是0，基尼系数就是0。）

从“二战”结束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的基尼系数一直较为稳定，但此后开始上行。对于收入最高的那10%人口而言，这个现象也同样存在，而且税前税后皆是如此。在低收入者收入没有变化的前提下，平均收入却在增长，这只能说明穷人和非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拉大。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是却无助于我们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实际上，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对全部收入进行考察，弄明白它们为何增长以及是什么促进了它们的增长。其中存在很多问题，不是一两项统计数据就可以说清楚。美国人的收入就如同一条宽广的河流，如果我们只知道平均的水流速度，就无法弄明白那些旋涡或者平静的水面下到底在发生着什么。

图5–3显示了不同收入阶层的平均收入变化情况。这些数据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每年，人口普查局都会就前一年的收入情况展开家庭调查，最新的一次调查是在2011年3月进行的，收集到了87 000个家庭在2010年的收入信息。该图显示了所有6档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的平均收入（按2010年价格水平调整，并以对数标尺标示）情况，最上面的一条线表示收入顶端那5%家庭的平均收入。1966年，顶尖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是处在后20%的家庭平均收入的11倍。到了2010年，这个差距扩大到了接近21倍。这些都是税前与受到补贴之前的数据，并且不包含医疗保障等政府提供的各类津贴。这种计算方式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后面我们会谈到这一点。与图5–3不同，图5–1的收入数据中包含了这类津贴，这也是为什么从图5–1看，我们生活的改善情况似乎比图5–3所显示的要好。

这张图显示出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家庭收入分配情况的一个重要特征：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后期，所有类型的家庭收入都在增长，但此后的收入增长开始出现差异。通过之前关于贫困人口的讨论我们已经知道，处在最底层20%的家庭收入增长非常少。在过去的44年中，它们的平均收入年增长率不到0.2%。即便是在这次经济衰退之前，它们的真实收入也没有比70年代的水平高。而那些处在收入顶端20%的家庭，它们的平均收入却以年均1.6%的速度在增长。但这个速度还是比不上收入最高的那5%的家庭——这部分家庭的收入年增速达到了2.1%。当然，如果考虑到那些难以测算的质量改进所引起的生活变化，则最底层那20%家庭的收入增长实际上要比这里显示的情况要好。但即便如此，也改变不了收入顶层家庭和最底层家庭在收入增速上的明显不平等。

下面我们就会看到，这张图存在两个缺陷：首先是它的时间跨度不足；此外，调查样本太小，最富有的那部分人，例如盖茨和巴菲特就未被包含在内。在后面我会重点说一下这些缺陷，但还是想先把重点放在这过去的40年间，那些一年也挣不了几万美元的广大民众身上。

劳动市场的不平等

考察收入问题，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毕竟多数家庭的收入是靠工作得来的，因此工作和薪水在家庭收入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劳动力市场又并非家庭收入的唯一来源。很多人，比如家庭主妇、退休人员、儿童、失业者或者残疾人，都没有工作收入，他们的生存或是依靠家庭其他成员，或是依靠养老金以及政府补助。有些人以经营企业来生存生活，他们的收入一部分是劳动所得，一部分则是来自对企业的资本投入所产生的回报。还有一些人，他们的生存主要依靠自己或者家族累积的财富所产生的资本收益、分红或者利息。

很多家庭中经常有不止一位工作赚钱的成员，所以家庭的人员结构也影响了个人收入转化为家庭收入的方式。这就是收入分配的人口特性效应。有的家庭是男性在外工作而女性在家操持家务，他们的收入特点与那些拥有顶级收入的权势夫妻相比大不相同，这类人口特性的差异一直是不平等日益增长的组成部分。政府的政策也影响深远。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可以决定所得税的比重，制定社保、医疗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同时也会推行多种针对企业和劳动力市场的制度与监管举措。政治要解决的是收入分配之间的冲突，政府则是选民、利益集团以及维护代理人利益的说客们的必争之地。工会、老年人、移民，甚至囚犯群体的规模和力量大小，都会对收入分配的变化产生影响。而这一切的背景是，科技、国际移民与贸易以及社会规范都在不断变化发展。

收入分配绝不能仅仅依靠某一种机制的作用。比如，单纯的劳动力市场供需或者基尼系数这样的衡量指标都不能有效地解释收入分配。实际上，收入分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市场、政治、人口特性，包括历史也在起作用。

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简·丁伯根就认为，收入分配的演变不能从过去的经验中发现，也不取决于劳动力与资本的斗争，而是技术发展与教育之间的一场竞赛。哈佛大学的劳伦斯·卡茨与克劳迪娅·戈尔丁曾使用这一论断来描绘美国劳动力市场近来的发展情况：技术在工作中的运用要求劳动者必须具备相应的技能、接受相应的训练或者至少需要对这种技术进行适应，而要达到这些要求，就需要提高普通教育的质量。如果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落后于市场需求，教育的价格就会上升，而那些受教育水平更高的工人，其收入也会领先于其他工人，于是收入的不平等就会扩大。相反，有些时候，比如当越战导致不想服兵役的年轻人纷纷涌入大学时，受教育的需求就会跑到技术需求的前面，于是，技能的供给就增加了，技能的价格就会出现下降，这时候人们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就会缩小。

在20世纪初期，人们主要的教育水平差别不过是高中毕业与否；而如今，教育的平均水平已然大幅提高，现在的差别是看有无大学学历。生产技术的发展也使得高技能人才更受青睐，这种趋势被称为技能型技术进步。以前，技术的升级不过是从农场作业变成流水线作业，如今，技能升级看的是你有没有写代码的能力，有没有执行创新任务的能力。受教育水平更高的劳动者会更加善于利用新技术，而在新技术的适应、改进以及调整等方面，他们也有更强大的能力。

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美国人的受教育水平一直都在提高，因此，劳动力市场的技能供给也一直在增加。如果其他方面没有变动，这种持续的教育发展早就应该降低了教育的价值，并且会使大学生与非大学生之间的工资差距缩小。但是，真实的情况是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尤其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更是如此。当技能供应增加的时候技能价格还在上升，这只能说明社会对技能的需求度上升更快。经济学家认为，这种上升主要是因为新型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技能提升提出了持续不断的需求。他们相信，在过去30年中出现的技能型技术进步升级，是加剧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引擎。不断更新的技术变革，使得年轻人相信上大学的回报会越来越高，而平均教育水平的提高则说明人们已经对这种趋势做出了行动上的反应。

电脑、互联网以及信息产业等方面的快速变革，使得市场更需要能利用信息制定决策和从事商业活动的相关人才，但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起，教育的发展就无法跟上这种市场需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趋势不可能永久保持。一旦教育系统变得足够灵活，能够在技能培训方面实现与需求同步，那么这种不平等的增长就将被终结。

生产方式的变化，从来不是某种从天而降的科学突破所引发的，也不是某个孤独天才的灵光一现，它通常是对经济环境或者社会环境所做出的一种反应。有些时候，基础科学已经提供出研究成果，而其前景也清晰可见，但是如果企业家或者工程人员无法找到相应的商业模式与赢利机会，那么它们就只能被束之高阁。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就曾指出所谓定向技术变化的重要性，他强调说，只有具备充足的技能熟练劳动者，很多新技术新方法才可能得到采用和发展。他认为，不能说是“越战”所引发的技能提升催生了电脑的发明，而是早期技术变革所引发的技能溢价，激发了更多人去接受大学教育，而大量具备高学历的劳动者的出现，则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并进一步抬高了技能溢价。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只有在信息技术领域所有的革新都完成之后才会停止。但是，创新的焦点又会很快转移到其他的领域。就像以前我们的创新点从铁路转向汽车，又从汽车转向电子产品那样。不断增加的收入不平等不过是这一种创新机制的副产品，并在技能的供给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所以说，虽然不平等本身是非常不好的，但它又作为一个系统的组成部分提高了我们的整体生活水平。

我们可以用家庭激励为例来理解不平等现象。在家庭生活中，当父母对乱糟糟的房间终于忍无可忍时，就会采取将子女的零用钱数量与房间整洁度挂钩的激励方法。这样的办法一般都会奏效，结果是房间的确更干净舒服了，父母因此更舒心，孩子们也享受到房间井然有序所带来的益处。但是，这也会产生一些风险。如果一个孩子比其他孩子更容易得到物质奖励，或者有的孩子就是天生比其他孩子更爱干净，那么最初大家零用钱一样的情况就可能被打破，并变得不平等。在一个理想的家庭中，所有的孩子都会保持房间的整洁，并得到同样的零用钱。但是在真实的环境中，差异化的激励制度会造成零用钱数量上的不平等。有些父母或许不认为这是个问题，毕竟每个孩子都享受平等的机会，所以应该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但是有的父母可能对此敏感，他们知道每个孩子在整理房间、保持清洁度方面的天生能力并不相同，每个人也都会犯错，因此就可能认同某些孩子的看法，认为这种新的不平等其实并非公平；机会平等并不能保证结果总是完全公正。

如果这种家庭激励模式持续的时间足够长，而同时孩子们又会将自己得到的零用钱进行储蓄，那么，不平等就会进一步加大。即使所有的孩子都存入比例相同的零用钱，但因为各自零用钱的数量有别，有的孩子就会比其他孩子存得更多，逐渐地，他也会变得比其他孩子更为富有。储蓄扩大了因零用钱差异而产生的不平等，导致了财富的不平等，而这种新的不平等，会让最初的零用钱差别变得不值一提。真实的经济生活也是如此，财富的不平等会让收入差异看起来微不足道。如果那些天生就善于保持清洁的孩子，同时也天生善于积累财富，那么，不平等的发展速度就会更快。在真实的社会中情况也类似，如果那些着眼于长远且善于自我管理的人同时也善于学习且倾向于将知识收益进行积累，那么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发展速度也会因此更快。所以，无论是家庭还是整个国家，在激励与不平等之间，总是存在着深深的矛盾。

新技术的发明和进步是否真的让每个人都生活得更好了？对此持肯定看法的人，大概认为更好的生产方式意味着有更多的产出可用于潜在分配，所以即便是技术溢价增加了，那些没有掌握技术的人也不应该因此而收入降低。图5–3便显示，收入处在最底层20%的人群，其家庭收入并未出现下降，然而，这张图并未反映出个人最低工资在下降的现实。家庭收入一直在增长，是因为有更多的女性进入了劳动力市场，所以每个家庭能赚钱的人数实际在增加。那么，到底是什么引起了个人工资的下降？

全球化被认为是个人工资收入下降的一大原因。很多商品原本是交给美国本土的低技能劳动力来生产的，然而现在却被逐步地转移到了贫穷国家，许多公司甚至都已经将后勤服务工作（诸如索赔处理）和客户服务中心转移到了海外。移民和非法移民也经常被认为是低技能劳动者收入下降的原因，然而这样的罪名却充满争议。不少可信的研究已经指出，移民对这部分人收入的影响其实很小。医疗服务成本上涨也是大部分劳动者收入没有提高的重要原因。大部分劳动者的健康医疗保险支出是其总体收入支出的一部分，因此，正如很多研究所证明的，劳动者总体收入增加的那一部分最终并没有变成工资，而是转移到医疗支出上了。实际上，医疗保障支出增加得越快，劳动者的平均工资增长就会越慢，反之，如果医疗支出增加得较慢，则工资增长就会相对较快。1960年，医疗支出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5%，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一比重增加到了8%，而到2009年，这一比重则大幅增加至近18%。

低技能工作者的收入也因为他们具体技能的差异而不尽相同。收入状况最差的要数工厂里的打字员等，他们的工作要么已经被电脑取代，要么都外包给了更贫困国家的工人，因为那里的人工成本更低。不过，在收入处于底层的许多行业中，也有一些工作所提供的收入和吸纳的就业人数出现了提高或增加。零售餐饮服务以及医疗服务就属于这一类型，这些工作需要人际交往而无须高水平的认知技能，并且难以被电脑取代。依据传统，女性是这类工作的主力军，但这又的确进一步增加了男性的就业压力。那些在其他领域表现出色的富裕阶层也需要得到服务，其需求从餐厅服务员、托儿所保育员、家庭保姆、月嫂、遛狗工、清洁工、购物助手到私人厨师、私人司机、私人飞机机长等，多种多样。在古代欧洲的贵族制度下，大庄园主通常都雇有大量的随从侍者，从某种角度看，如今富人阶层所引发的服务需求便与此类似，只不过如今的“唐顿庄园”不是在英国而是在美国的汉普顿或者棕榈滩这样的新贵城镇。因为有如此庞大的服务群体收入仍然处在分配最底层，使得收入最顶层人群和最底层人群无论在收入还是工种上都越来越分化，而中间阶层，越来越空心化。

政治与不平等

政治对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也有影响。美国国会负责设定全国最低工资水平，在2013年，这一数字为时薪7.25美元或年薪14 500美元（一年按2 000小时计）。部分州有自己的最低工资水平线，其中18个州的最低工资水平高于联邦政府设定的标准。不过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联邦政府的最低收入标准并不是根据通胀与市场工资水平的增长而自动调整的，所以，尽管国会不时上调最低工资水平，劳动者实际的工资收入值还是一直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当劳动者的真实工资收入增长时，最低工资与平均收入之比下降得更快。

每次国家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都会引发争议，雇员和雇主各有其政治代表，也会因此陷入争吵。这样的情况导致最低工资标准经常多年得不到改变。1981年1月1日，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标准就已经是时薪3.35美元，但直到1990年4月1日，这一数字都没有变化。1997年9月1日至2007年7月24日的近10年间，美国最低工资标准一直维持在时薪5.15美元。如今的7.25美元最低工资标准是从2009年7月24日开始实行的。对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经常无法赶上通胀的速度。1975年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时薪2.1美元，其购买力要比如今的最低工资高出1/3。也就是说，在1975年，工资收入最低者一年可以赚到4 200美元，正好达到一个美国三口之家的官方贫困线；而在2010年，最低工资收入者一年可赚得14 500美元，但这已经低于17 374美元的官方贫困线。最低工资标准长年被压低以及仅仅得到偶尔的不完全修正这一现实，也反映出低收入群体在政治上的影响力逐步下滑。

最低工资标准的作用在政客和经济学家间一直饱受争议。过于简单化的所谓标准理论称，如果政府设置的最低工资水平高于劳动者的自由市场价值，雇主就会选择裁掉部分工资因此上涨的员工，因为这些人的贡献如今已经不及其所占用的成本。但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戴维·卡德与艾伦·克鲁格在20世纪90年代的实证研究显示，这样的情况其实并不存在，至少最低工资小幅增长不会导致这样的情况。这样的“异端邪说”遭到了激烈的批评，不仅仅是那些利益直接受影响的人对此予以责难，就连很多经济学家也恼羞成怒。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就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称，这些与标准理论相悖的证据如果得到支持，就证明了“经济学里连起码的科学内容都没有”，“经济学家除了写些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之外，乏善可陈”。在结尾，他恭喜多数经济学家“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

的确，经济学中没有哪项实证证据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当存在政治利益冲突的时候，意识形态偏见以及对科学信用的自我标榜却更为普遍。这在关于最低工资标准的争论中暴露无遗，而且绝不仅限于争论双方的某一方。但即便如此，普林斯顿大学两位学者的实证研究中有一部分却是绝对毫无争议的：对于所有的就业人员而言，最低收入的降低会导致不平等的加剧，因为它使得一些本不应该存在的低收入值出现了。这种效应对于那些收入相对较高的群体或者职业而言影响不大，但是对于低收入地区、低收入职业，或者妇女以及非裔美国人这样的相对低收入群体而言，影响深远。

如果真实最低工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不断下降是导致低收入劳动者真实收入总体下降的原因之一，那为什么相关部门或人士没有通过政治手段去进行解决？对于这个问题，工会组织尤其是私营部门工会组织的衰落是原因之一。1973年，24%的私营部门劳动者都是工会成员，但到了2012年，这一数字降低到6.6%。尽管20世纪70年代，公共部门劳动者加入工会的比例有所增长，但这种增长趋势到1979年就停止了。如今，工会的成员主要来自公共部门。而其他一些没有政治投票权的群体的出现加速了工会政治影响力的衰退。非法移民显然没有投票权，而那些合法进入但仍未成为美国公民的移民也同样没有投票权。1972~2002年，非美国公民占投票人口的比例上升了4倍，与此同时，相对总体人口，这些非美国公民也变得更为穷困。移民政策的变化使得合法移民的主流从相对富有的群体转变为相对贫困的群体，随着工会政治权力的衰退，他们发出的政治声音也越发难以为人所知。

另外一个重要的美国公民群体也同样被剥夺了投票权。在美国，只有佛蒙特州和缅因州允许重犯在监狱投票，但是剥夺重犯投票权终身的州却有10个，即便是这些重犯服刑完毕假释出狱，投票权也无法恢复。1998年，人权观察集团估计有2%的美国投票适龄人口在当时或永久丧失了投票权，其中1/3为非裔美国男性，也就是说，有13%的美国非裔男性没有投票权。在亚拉巴马州，超过30%的非裔美国男性丧失了投票权，在密西西比州也大致如此。即使是在相对自由的州，比如不会剥夺犯人权利终身的新泽西州，也有18%的黑人男性没有投票权。如此多的人没有投票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参与投票，这使得他们远离了政治生活，基本上不可能成为有效的政治力量，如此一来，政客们也就完全没有理由去关心他们的诉求。

退休人员的退休金与他们的工作年限、储蓄水平、雇主对退休金的支付比例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密切相关，这部分人不会立即感受到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不过，这部分资金是政客们和各种政治权力角逐的另外一个战场。老年人虽然并非特别富有，但是人数众多（随着“婴儿潮”一代步入老龄，老年人口在持续增长），他们会积极参与政治投票，而他们的游说组织“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则是华盛顿最有权势（也是最令人恐惧）的政治团体。

最低工资标准与社会保障情况的鲜明对比，显示出工会力量的下降以及老年人影响力的上升。此外，老年群体还从美国政府为其提供的医疗保障项目——国家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如果将这一医疗保险制度上的支出也算作受益者收入的一部分，那么老年人的真实受益程度要比其单纯现金收入所显示的要多得多。尽管其他的政治游说团体，比如为医疗保障提供商、保险公司以及医药公司利益代言的说客们都在各展其能，但是老年人强大的影响力还是在发挥重大作用，足以维护其目前的各种既得利益。

税收是政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累进所得税制使得富人虽然也有税收抵免，但交的税总要比穷人多，通过这样的设计，不同收入阶层的税后收入分配自然看起来比税前的要公平了许多。不过，累进制受到了持续的批评和质疑，比如大家一直在讨论，资本利得和股息收益是否也应该算作其他收入？此外，左派认为需要进行收入再分配来实现公平，而右派则认为每个人只要按其收入比例纳税就万事大吉了。

大约有一半的美国家庭无须支付联邦所得税，不过，20世纪70年代之后，税收在调节贫富差距上的作用其实并不大，因为贫富差距主要是由税前收入差距拉大所导致的。80年代，政府推行利于富裕群体的减税政策，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但在90年代，政府对顶层收入群体增税，同时扩大了对劳动收入所得税的减免，使得最底层收入群体真正受益。不过，2000年以后，减税的政策再一次让高收入人群获利。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称，1979~2007年间，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基于基尼系数测算，但做了微小的测算方式调整）比例在税前增加了25%，而在税后增加了30%（将老年人医疗保障计划计算在内）。税前税后如此大的差异，部分原因就在于在整个时间段内累进税制的执行效果不足。此外，用于收入分配调节的转移支付也存在问题，老年群体因影响力强大而获得了更多的转移支付，而政治影响力微弱的贫困人群却未能从这方面获得多少好处。

收入与家庭

上班族会把工资拿回家供全家使用，也有一部分人将收入完全用于个人开支；还有一些家庭则完全没有工资收入，包括那些依靠私人资助或者政府养老金的退休人员。除去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情况，家庭如何构成、如何运行以及谁在赚钱养家等进一步促成了美国家庭收入分配的现状。而某些发展趋势，比如女性工资相对男性工资的增长、1985年以前黑人工资相对白人工资的增长等，的确抵消了部分劳动力市场上工资差距的扩大。如果我们观察全体人口的工资收入，即不管他们是否就业也不管种族性别，则可以发现，相对于就业人口工资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而言，全体人口的工资收入差距扩张要慢得多。就业人口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在扩大，然而，由于很多之前不工作也不赚钱的人口，特别是已婚妇女进入了劳动力市场，这种差距的影响也被部分地抵消了。像全职白人男性这样的群体，其内部的工资收入差距在变大，然而伴随着女性工资收入相对男性收入的增长以及非裔美国人工资收入相对白人工资收入的增长，不同群体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却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缩小。

相对于工资收入，其他方面的改变实际上对家庭收入的分化影响更大。如今，高学历的男性更倾向于寻找一个高学历的女性作为伴侣。尽管这种趋势已经出现了很长时间，但是在50年前，高学历男性的妻子极少会和低收入男性的妻子一样频繁外出工作。这些女性尽管拥有高学历，然而多数会遵循当时的社会传统，主要做她们事业成功的丈夫的贤内助。今天，在婚配上，夫妻双方仍然在学历水平上追求门当户对，不过，以前或许仅仅是丈夫拥有高收入，而如今妻子自己也可能是高收入者。“最有权势夫妻”指的就是那些夫妻两人都有顶级收入的家庭，这样的家庭使得家庭收入的顶级水平大大超出了个人工资收入的顶级水平。要反证这个结论，一种办法就是将所有被调查的夫妻全部拆散（仅为统计意义上），然后随意重新搭配，组成新的夫妻，然后再计算家庭收入的分配状况。这样做当然不能消除家庭收入中存在的不平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重新组合之后，家庭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大大降低了。

权势夫妻组合使得顶级家庭的富裕程度大大提高，无所依傍的情况则让底层人口的贫困程度有所加深，其中尤以单身母亲家庭为甚。单身母亲家庭的数量在近年来大大增加，并且已经超过了普通夫妻家庭的增长数量，与正常家庭相比，单身母亲家庭更容易陷入贫困。

对于绝大多数美国家庭而言，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是对家庭收入影响最大的因素，也是对收入差距影响最大的因素；除此之外，家庭组成的变化也扩大了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而有权势的政治团体不断对政策制定者施压，也促进了家庭收入差距的扩大化。在劳动力市场上，技术与教育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全球化和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虽然较小但也极为重要。医疗保障支出的快速增长拖累了工资的增长速度。教育激励机制得到重视，忽视教育激励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因为那些放弃学校教育的个体，以及因为缺少能力与背景而没有接受教育机会的人群都因此受到伤害。如同在家庭中将房间的整洁程度与零用钱数量挂钩一般，激励机制也导致了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使得劳动力市场的最顶端和最底端都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被创造出来，然而中间阶层却出现了空心化现象。工会参与人数下降，政治影响力衰落，劳动力中无投票权且生活贫苦的移民数量上升，非裔美国人无投票权或被剥夺投票权，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贫困人口在政治影响力的竞赛中完全败下阵来。老年人在人数、选票影响力以及政治游说等方面的势力不断扩张，使得这一并不贫困的群体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分配。不过，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政治上，最成功的那部分人仍然是收入处在最顶端的群体，而这个群体正是我在下面要详细考察的。

美国的顶级收入家庭

巴黎经济学院的托马斯·皮凯蒂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伊曼纽尔·塞思两位经济学家在2003年的调查改变了收入不平等的研究方式。在此之前，人们都知道对于了解顶端家庭的收入，家庭收入调查意义不大，因为这样的家庭很少会经常性地出现在国家范围的大调查中，即便偶尔出现，也很可能不会对调查问卷做出回答。托马斯·皮凯蒂和伊曼纽尔·塞思采用了一种新的调查方法：通过所得税记录来研究收入不平等现象。这种方法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使用。和所有人一样，富人也毫无例外地需要进行纳税申报，如此一来，他们的收入情况自然就可以从所得税数据中一览无余。托马斯·皮凯蒂和伊曼纽尔·塞思得出的结果改变了人们思考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方式，尤其是改变了人们对顶端家庭收入的理解。后续的研究则考察了全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数据作为参照，这样，我们就可以对美国之外的情况也有所了解。

在这一章中，我之所以要拖到现在才谈这方面的问题，是因为想给它以特别的关注，同时也是因为它本身对于我们理解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以及政治上的变化极其重要。我也相信，仅仅是考虑到这些家庭所占有的财富数量如此之大，这方面的问题也值得予以特别的重视。

图5–4是皮凯蒂和塞思论文中一张关键图的升级版。图中的数据是从美国开征所得税的年份即1913年开始，到2011年大衰退时结束。这其中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大萧条时期的数据，前者以浅阴影标明，后者则以深色阴影标明。图中三条线分别表示纳税额处于前1%、前0.5%，以及前0.1%的税收单位，表示他们的收入占个人收入总额的百分比。图右边的美元数字，表示每个群体在2011年时的平均收入水平：纳税额位于前1%的税收单位，其年均收入为110万美元；纳税额处在前0.5%的税收单位，其年均收入为170万美元；纳税额处在前0.1%的税收单位，其年均收入为500万美元；纳税额位于前0.01%的税收单位（图中未显示），其平均收入为2 400万美元，占该年美国总收入的4.5%。如果将数字放宽，则纳税额处在前10%的税收单位，其年均收入为25.5万美元，这一群体在2011的总收入约占当年美国总体收入的47%。（一个税收单位不等同于一个家庭，以税收目的计算的收入也和为其他目的计算的收入不同，但是它们之间大部分是重叠的，因此总体的结论并无误导。）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过去一个世纪中，高收入者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呈现U字形走势。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争需要资金支持，税负多数落到了企业头上，导致富人所获得的股息出现了急剧下降，高收入者收入占全社会收入的比重也因此出现大幅下跌。此外，在大萧条时期，高收入者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也出现了急剧下滑。“二战”之后，这种下跌的趋势依然延续，但是跌势趋缓。到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情况出现了逆转。1986年，高收入者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出现了急剧上扬，并在此后持续增长。到了2008年，最富有纳税人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再次达到了“一战”前的水平。1986年，美国进行了一次重大税制改革，对课税收入标准做了重新定义，这导致当年高收入者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变化剧烈。

不但高收入者占总收入的比重在变化，获得高收入的人群也有变化。在早期，高收入主要来自于资本所得，因此最富有的那群人的收入主要来自股息和利息，正因如此，他们被皮凯蒂和塞思称作“靠剪息票为生的富人”。不过，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由于累进制收入所得税和房产税不断增加，人们以此获得的财富逐步减少，以前那些依靠自己或祖先的财产而生活的人逐步跌出最高收入的群体，而那些以薪酬作为收入的人，诸如大公司的CEO（首席执行官）、华尔街的银行家、对冲基金经理等，依靠年薪、奖金以及股票期权等收入，成了新晋的高收入人群。企业经营所得在100年前是高收入的重要来源，如今仍然如此，其在高收入者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直相对稳定。与那些靠剪息票为生的富人，或者说是“有闲的富人”被“富忙族”所替代的重大变化相比，这种收入来源的稳定性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对那些光芒耀眼的前0.1%群体来说，资本收益仍然是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但是，工资收入如今已经是占比重最高的收入来源。纳税额处在前10%的群体，有近3/4的收入来自工资，而处在收入前0.1%的人，其工资所占比重为43%。而在1916年，这类精英阶层的收入中只有10%是来自工资。股息和利息收益仍然占总体收入很大的比重，不过，由于现在很多股票为养老基金所持有，因此它们的分配更为广泛。

过去的30年间，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与最高收入群体的物质生活水平之间出现了极为鲜明的差距。自1980年以来，纳税额处在后90% 的人群，其扣除通胀之后的税前收入，年均增长率低于0.1%，在28年间的总增长率只有1.9%。这使得每一代新人几乎只能维持与其父辈相近的生活水平。如果以税后标准看，并且算上每个人所占的养老保险支出份额，那么这后90%人群的生活水平改善情况会更好一些。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指出，1979~2007年间，纳税额处在后80%的家庭，其税后收入增长了约1/4，年均增长不到1%。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项目，但是这项制度的好处多数都为老年人所有，对一般人来说，这些钱并不能用来支付房租或者购买生存必需的食物。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处在前1%收入的纳税人，其税前收入增长了2.35倍；如果在1980年和2011年，某个纳税人的收入均处在这前1%的范围之中，那么其收入增长是显而易见的。处在收入最顶端万分之一以内的群体，其收入增长则超过了4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数字都是税前的，若是看税后收入，则从2001年起，政府对高收入人群实施减税政策之后，高收入者的财富增长速度还要更快。大众与少数富人之间这种财富增长速度的鲜明对比，可以很好地解释本章图5–1和图5–2之间的矛盾——在经济增长取得如此丰硕成果的同时，消除贫困的工作为何会如此失败？此外，这些鲜明的对比同时显示出，生活条件没有出现大幅改善的群体并非只有穷人。

根源何在，为何急需解决？

富人变得更富，是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还是因为富人像那些高学历高智商的人一样，通过普惠大众的新型生产方式创造出了更多财富？如今的世界，人人都在努力奋斗，但一些人就是比别人更为富有——那些对贫富分化的抱怨是正当的，还是仅仅出于嫉妒？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关注不平等？如果人人享有平等机会，付出更多便得到更多，那为何这样的事还需操心？而如果人们不能享有均等的机会，那么我们应该担心的就不是结果的平等，而是机会的平等了。

我们常常被告知机会平等的重要性，并且被劝诫不要否定那些通过辛勤劳动而获得成功的人。不过与其他富裕国家相比，尽管人们普遍相信美国梦就是人人可以成功，但实际上，美国人所获得的机会并非特别均等。衡量机会是否均等，上下两代人之间收入的关联度是一个常用指标。在一个完全流动的社会，人人享有均等机会，你的收入和你父亲收入的高低不会有任何关系。而在一个阶级世袭的社会，工作岗位也是一代一代继承的，则父亲和儿子之间的收入关联就是100%。在美国，这种收入的关联程度大概为50%。这样的关联度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是最高的，在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以及一些拉美国家的这种收入关联度高于美国。事实证明，只有在收入极为不平等的国家，父子两代的收入高低才密切关联；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些收入不平等国家，其实也是机会极为不平等的国家。通常，机会平等而非收入平等才是我们最想追求的，但实际上这两者经常同向而行，收入不平等常常也伴随着机会不平等。

那么是否存在对富人的嫉妒问题？经济学家钟情于一个所谓的“帕累托法则”，按照这个法则，如果一部分人在变得富有的同时其他人的生活并没有变得更差，那么这个世界就是正在变得更好。所以，就不应该有嫉妒存在。有些人经常以这个法则来强调要关注贫困人口的问题，而不是去操心最富的人在做什么。用哈佛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的话说：“收入不平等并不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帕累托法则常常被视作真理，但是我们将看到，它并不能说明日益增长的贫富差距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过要证明这一点，我们首先需要更深入地了解近几年最顶端收入者收入快速增长的原因，及其导致的后果。

与其他人群相比，顶级收入群体的内部分化其实并无不同，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科技发展使得那些学历更高、创造力更强的人获得了新机遇，而那些最有学识、最具创造力的人虽不能全部发财致富，但至少他们中那些最幸运的人都赢得了巨额财富。这其中就有微软的比尔·盖茨、苹果的史蒂夫·乔布斯，以及谷歌的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如今，娱乐巨星和伟大运动员的发展都不再受到地域限制，因此能得到全世界的关注，与此同时，他们的收入也随着受关注度的扩张而增长。全球化使得那些成功的企业家可以同娱乐明星一样，在全球范围内开疆拓土，实现利润扩张。实际上，从整个世界来看，能够从自己的独特天赋中获益的人比以前大大增多了。

另一个颇有代表性的富人群体是银行高管以及对冲基金经理。他们接受了高等训练，并且利用受到的训练与自身创造性，生产出了很多新金融产品。不过，他们发明的这些新金融工具在产生大量利润的同时到底能创造多少社会价值？对此经济学家也无法达成一致。有时候我们很难不同意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的说法：ATM是最后一个真正有用处的金融创新。如果银行家和金融家的所作所为更多是出于个人目的而夸大了其社会动机，那么我们得到的银行和金融服务可能已经超出所需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他们所造成的贫富差距就绝不能说是无可非议。

在贯穿经济始终的金融创新中，金融服务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资金的有效配置是市场经济最有价值的任务之一，但是如今人们普遍质疑一些暴利的金融活动并未能让整体人群受益，反而威胁到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沃伦·巴菲特称这类产品为大规模杀伤性金融武器。如果真是如此，通过这些产品所获得的高薪酬就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对于其他的经济领域而言，大量最优秀的头脑都集中到金融工程领域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因为它使得其他领域的创新和增长潜能受到了抑制。政府隐性担保行为的危害则几乎成为一种共识：即便有金融崩溃的风险，即使成千上万的人可能丧失就业机会、收入下降或者陷入债务泥潭，政府也会对那些规模庞大且盘根错节的金融机构施以援手，这样的态度实际上是在鼓励过度的风险偏好。金融机构拿着自己或者客户的钱去逐利是一回事，政府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普通公众的钱，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这样的行为给社会造成了广泛的危害，那么政府的做法就绝对不能容忍。

薪酬大幅增长的群体绝不限于金融企业以及一小部分超级创新者，实际上，很多美国公司高管的收入也出现了大幅增长。有的人为这些高管辩护说，如今企业管理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企业的规模更庞大了，而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高管们可以管控更多的人。但是很多人对这样的解释有所质疑。首先，图5–4中所显示的财富增长变化实在是太快了，技术进步不足以对此做出全部解释。其次，不少西方经济体尽管也采用了新的管理技术，也同样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但是相比美国，其高管的薪酬增速非常缓慢，有的甚至就没有增长。有一种可能是，因为英语是全球通用的经济语言，因此英语国家的经理人在很多国家都会更受青睐，因此他们也就成为全球化最受益的群体之一。实际情况似乎也的确如此，英语国家经理人的收入增速远远超过其他地区。

一项研究指出，石油公司的高管薪酬会随着油价走高而增长。这说明，高管们并不是因为做出了什么成绩，而经常是因为公司的营收增长了，报酬也跟着水涨船高。当企业效益好的时候，高管们的薪酬就会增加，然而当企业效益下滑的时候，高管们的薪酬却没有相应减少。实际上，薪酬委员会的成员多是些有名无实的独立董事，他们经常会为高管们制定出天价的薪资。正如巴菲特等人所指出的，这些独立董事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是由董事会所决定的，而且，这些独立董事也完全在CEO本人的操控之下。巴菲特同样提醒大家注意这些薪酬顾问所扮演的角色，他戏称这些人组成的是一个“薪酬高一点，再高一点，对了”的乐于助人型团体，其所起到的作用不过是让一家又一家公司采纳了巨额薪酬的政策而已。聘用这些乐于助人的独董，加之各个公司的CEO又经常在不同董事会交叉任职，最终使得整个金融行业以及其他企业都采纳了巨额薪酬的政策。与此相对应，关于激进累进税制的共识与“二战”之后的平等化进程都在20世纪末遭到了破坏，相对于50年前，高管高薪酬现象变得更为普遍了。

政府的行为也推动了高收入者收入的快速增长。政府对大型金融机构做出“太大而不能倒”的承诺，并且让这些机构攫取了巨额利润，这无疑是监管失败的表现。经济学家托马斯·菲利蓬和阿里尔·雷谢夫的研究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金融部门的薪资收入非常高，但是由于大萧条之后的金融监管趋于严格，这些部门的收入出现了下降。不过，在近年尤其是1980年以后，金融部门的薪资又开始上涨。两位学者的研究显示，允许银行拥有多重分支、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分业经营、利率上限的设置以及银行与保险的分业经营——这四个方面的监管以及去监管举措恰恰与收入的涨跌变化相关。而《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在1932年的施行以及1999年的取消，可谓是高薪资涨跌的两个重要分水岭。

国会批准或者废除法律的决定也并非全然不受左右。在国会之外，潜在的赢家和输家所进行的游说从来没有停止过，那些资金充沛的利益群体知道如何利用金钱来操控政治活动。政治学者雅各布·哈克和保罗·皮尔逊认为，政治游说在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发现，在华盛顿代表不同企业利益的注册说客，从1971年的175人增加到了1982年的2 500人。这一数量的增长主要归因于政府提出的“大社会计划”在商业监管方面的新政策。对于某些特定的利益群体而言，那些事关市场运行、公司经营权限以及会计准则的法律条文虽然看上去晦涩难懂，但它们的任何一点变化都可能会引起牵涉数额巨大的利益变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取消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无论在大衰退之前还是之后，这样的事例都有很多。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半公共性房地产抵押贷款金融公司房利美。负责运营这个公司的政客们长袖善舞，他们以雄厚资本展开游说，对政策制定施展政治影响。这个公司逃开了监管，政客们自己和该公司众高管大发其财，然而这也导致了其在2008年次贷危机中的灾难性风险。

即便上述所说的只有部分正确，高收入者收入的快速增长也会因为金钱政治而自我强化。所有的政治规则都是基于富人的利益而定，而非公众利益；富人们利用这些规则又变得更为富有更具政治影响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高收入者收入部分增长最为迅速的国家，恰恰是对高收入者减税最多的国家。政治学者拉里·巴特尔斯和马丁·吉伦斯对国会的投票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发现，国会两党都对富裕选民的意愿极为敏感，而对贫穷选民的诉求则非常迟钝。

大量人才流入为社会所诟病的金融工程领域对整个经济都有害，同样，人才大量流入游说行业也对经济发展不利。人们早就认识到游说行业是“不直接产出收益的逐利活动”，在很多的发展中国家，它甚至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严重障碍。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所实行的许可证制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高额的薪酬和相对低廉的成本，使得大量人才脱离了经济增长所倚仗的生产与创新行业而转投游说行业。如今，总统选举的支出已经比不过汽车厂商一年的广告预算，然而政府的支出以及不断攀升的选举成本仍是一个被频繁议论的话题。毕竟，相对于潜在的收益，政治上的金钱投入简直不值一提。

有一次，我坐飞机从德里前往拉贾斯坦邦的斋普尔，身旁坐了一位制造商（我一直没搞清他是生产什么，只知道那是一种享受进口保护的产品）。这位老板向我详尽地描述了政府监管者的种种作恶行为，并告诉我他在申请许可证和获取监管宽容，以及获得有利解释规则上耗费了大量时间，包括这趟旅行也是为了这类事情而进行。他对这些监管者的厌恶蔑视情绪简直如洪水泄闸。在五星级的斋普尔皇宫酒店请我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后，他告别我前去会见那些他所鄙视的官僚，一边起身还一边小声对我说：“啊哈，迪顿教授，一切都是为了利润，利润啊！”我估计除了他之外，那位得益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撤销才创建花旗集团的桑迪·韦尔也会说出同样的话吧。

尽管政治学者和经济学家对于金钱与政治是如何互为因果这个问题都开始表现出强烈兴趣，这个问题还是未得到很好的解释。我们现在所困扰的是无法对各种因素的影响大小做出很好的分析。高收入中哪些部分是来自游说或者其他的政治活动，哪些是因为高收入群体本身的能力？有多少政治活动是这一利益群体针对其他群体，比如工会这种也在华盛顿拥有说客的利益群体所开展的？这些影响是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变得更有力量的？这些问题的答案非常关键，因为它们将决定我们是否应该担心高收入者收入的增长，以及证明为什么说关注富人变得更富绝不仅仅只是出于嫉妒。

如果民主政治变成了富豪统治，那就意味着非富有人群的权利实际上遭到了剥夺。大法官路易斯·布兰戴斯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认为美国要么就是民主政治，要么就是财富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这两者不可能兼得。实现民主政治的前提是政治平等，而政治平等总是处于经济不平等的威胁之下。经济越不平等，则民主政治所受到的威胁也就越大。如果民主遭到损害，则人们的福利就会遭受直接的损失。因为人总是会理性地判断自己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一旦这种能力受损，则其他方面的利益也有受到损失的危险。最富有的人对国家提供的教育以及医疗并无多少需求，因此他们会竭力支持减少老年人医疗保险基金，并与任何增税的行为做斗争。他们不会支持人人享有医疗保障，也不会为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忧心。他们会反对任何针对银行追逐利润的限制性监管，而绝不会考虑这样的监管会帮助那些还不起贷款的人，能保护公众远离掠夺性贷款和欺诈广告以及预防金融危机的重演。对极端不平等后果的担忧绝非是出于对富人的嫉妒，而只是害怕高收入者收入的快速增长会对其他人的福利造成损害。

帕累托法则并无过错，只要一些人的财富增长不会给另外一些人带来伤害，我们就不应该盯着这些人的财富。现在的错误在于，许多人仅仅是将这个法则用于衡量金钱多少，而金钱只是人类幸福的一个方面，人类幸福还包括其他一些内容。比如，拥有参与民主政治的权利，有受到良好教育的权利，拥有健康，不能变成他人发财致富的牺牲品等。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即便没有影响其他人群的收入，但只要损害了其他方面的福利，那么帕累托法则就不能成为为高收入者辩护的说辞。金钱和幸福绝不等同！

如果我们只将目光聚焦于收入问题，而不考虑收入不平等在其他方面所造成的伤害，那么对收入不平等是否公正进行判断的依据，就是看这些高收入者是做了造福大众的事，还是自己独占利润。乔布斯去世后举世哀恸，如果这个国家的某个大银行家也英年早逝，是绝对不会受到如此待遇的。

今日的美国就是阐述本书主题的一个极好样板。美国经济自“二战”以来持续增长，其速度虽然不是史上最快，但即使是以历史最高标准来看，这种增长也是值得赞叹的。经济扩张带来了丰富的商品和服务，提高了大众的生活水平。这当然不是一个脱离贫困与匮乏的过程，因为美国在1945年就已经相当富裕了。但即便如此，经济增长对于大众福利所产生的影响仍然不可低估。人们的居住条件变得更加安全优越；出行非常便捷，为先前所不能及；人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获取资讯以及进行休闲娱乐活动（在以前，这只是少数人的专利）。而在通信方面，如今人们的交流方式更是前人所不能想象。当然，和以往一样，经济增长也造成了分化，一些人做得比其他人更好，获得了比他人更多的财富。尤其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增长开始变慢，更缺少包容性。这种分化时常是有益的，因为它创造了新的机会，也对落后者产生了激励，物质收益也因此从惠及少数人逐步变为惠及更多人。在历史近期的美国，这体现在教育与科技的相互竞争中，受教育的美国人数量因此有了大幅增长。

发展与不平等之下落后者的追赶是光明的一面。不那么光明的是，落后者的追赶实际上受到了威胁，所以他们至今也没能真正追赶上来。在历史的长河中，1750年之后，西方迅速发展，而东方和南方却为什么没能做到？历史学家埃里克·琼斯对此有精彩的解释。他认为并非其他的世界没有出现发展，只不过是其他世界的发展总不能持续，而且经常出现倒退。在那些地方，一旦发展开始萌芽，掌权的统治者或者教会人士要么将其据为己有，要么直接将创新活动消灭，因为这些活动影响到了他们的地位。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持续的发展一直不能够实现，而那些本可以“下金蛋的鹅”也在刚降生之初就遭到扼杀。在这些社会中，权力的极端不平等致使经济缺乏持续稳定的发展环境，而一条走出贫困脱离病苦的道路也就此被切断。

关于不平等对发展的阻碍，经济历史学家斯坦利·恩格尔曼与肯尼斯·索科洛夫有另外一种解释。他们认为，在那些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国家，比如在种植园经济中，例如拉美或者相对于美国北部而言的美国南部，富人都会反对大众的解放，同时将受教育的权利限制在他们自己所属的精英群体中。这样就使得大众得不到政治权利以及受教育的权利，因此也就无法为广泛的经济增长创造出相应的机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较早地开展了具有普遍性的公共教育，而这正是美国经济能够长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维护精英利益的制度对经济增长有害，这也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与西蒙·约翰逊以及哈佛政治学者詹姆斯·罗宾逊的观点。那些为本国侨民创建聚居点的殖民主义者会将他们的制度也带到殖民地去（参考一下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国的历史），而在那些难以定居的地方（比如疾病横行的地方），殖民者往往会建立起以资源掠夺为核心的榨取型政权（比如玻利维亚、印度或者赞比亚）。在这里所存在的制度体系主要是为统治阶层服务的，而不会支持当地的经济发展。榨取型政权通常无心保护私有财产，也不会推进法治，而没有对财产的保护和法治体系，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也难以兴旺。在殖民时代，相对富裕的国家或者人口众多的地区，往往是征服者的目标。如此一来，财富就出现了历史性逆转。在所有被欧洲强权所征服的地方，那些原本富庶的国家现在都变成了贫穷国家，而那些原本穷困的国家现在倒变成了富裕国家。

这种财富的大逆转足以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所拥有的物质繁荣与经济增长并非是理所应当的，不是一旦拥有就不会失去。寻租行为会导致社会的每个群体为日渐减少的总体财富展开更为凶残的争夺，而这种两败俱伤的战斗最终会让经济发展终结。利益集团会以牺牲大众权益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私利，而对于大众而言，由于每个人的权益只是损失一点点，因此他们并不会组织起来进行反抗。众多这样的集团所产生的累积效应会从内部将经济掏空并且扼杀经济增长。掌握权势与财富的精英群体以前就做过杀鸡取卵的事情，而一旦经济广泛增长所需要的制度体系遭到破坏，他们也会趁机再次做出扼杀经济增长的举动。

第六章
全球化与大逃亡

“二 战”之后，现代国家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很多国家，经济增长使得亿万人民逃离了贫困。死亡率下降，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人的寿命延长，生活也变得更为富足。但一如既往的是，各个国家的发展步伐并不一致。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但这也使得它们和那些更落后的国家之间距离更远。亚洲那些曾经穷困的国家如今都成了中等收入国家，许多非洲国家与它们之间的差距因此而拉大。

死亡率的下降，尤其是儿童死亡率的下降，使世界人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一场真正的“人口爆炸”也因此出现。在人口大量增长的情况下，世界贫困人口却在减少，这令不少当年的评论家感到不可思议——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他们还声称日益逼近的人口爆炸会让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受到威胁。伟大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米德就曾经抱怨说，在20世纪有三大灾难：一是内燃机，二是人口爆炸，三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他那个时代，多数人认为人口爆炸是对整个世界的威胁；时至今日，仍有人坚持这样的观点。但实际上，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尽管这个世界上的人口又增加了40亿，地球上这70亿人的生活水平却大大提高了。

不过，对于那些相对更贫困的人口而言，平均值给不了他们任何安慰。从美国的例子我们已经看到，经济增长成果并未被平等地享有。美国并不是一个孤例，很多国家都存在收入差距扩大化情况。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是否也是如此？这几十年来，许多当年落后的国家都抓住了“后发优势”，充分利用了那些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知识与技术，从而节省了不少时间，少走了弯路。亚洲“四小龙”，即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台湾，以及后来的中国内地与印度都因此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并非每个国家都享受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许多50年前很贫穷的国家如今仍然无法追上中国内地、印度或者亚洲“四小龙”。

多少有些令人吃惊的是，尽管有的国家经济增长非常快，但是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并没有缩小多少。一个国家追赶上了发达国家的同时，另外一个国家也就因此更加落后，在今天，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平均收入差距和以前一样大。如果我们以平均收入为标准对所有国家按最穷到最富进行排名，然后将相对贫穷的国家（比最贫困国家水平高1/4的国家）与相对富裕的国家（比最富裕国家水平低1/4的国家）进行对比，会发现，1960年，相对富裕国家的平均收入约为相对贫穷国家的7倍，而到了2009年，它们之间的平均收入差距扩大到了8.5倍。

从“二战”结束到今天这段时间里，人类取得了有史以来最为辉煌的发展成就，堪称人类发展的奇迹。这段奇迹是如何出现的？它如何消灭了旧的不平等却又制造出新的不平等？这些是我们在本章要讨论的话题。我们将深入讨论相关数据，并辨别其真实性。要对全球的贫困以及不平等做出全面评估，要面对诸多困难。首先，在很多方面我们知之甚少；另外，面对那些随波逐流的观点与说法，我们本应有更多的思考，而实际上却未能如此。

如何评估全世界的物质生活水准？

要对物质生活水平进行评估并非易事，即使“收入”这个日常用词其实也非常难以确切定义。除此之外，贫困、不平等这些方面的评估标准，也未必比收入的评估标准更清楚；在进行跨国比较时这种困难会更为显著。怎样的收入水平就可以免于贫困？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居住的人对这个问题往往有不同的看法。即使是国家贫困线也无法确切反映在某个具体社会生活的基本成本，况且，不同的群体对于需求的理解也各不相同。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希望多数的公民和政策制定者可以将贫困线视为一个判断能否生存下去的合理数字。但如果我们要对全世界范围的贫困进行评估，就需要确立一条在全世界范围都合理的贫困线——既适合肯尼亚的内罗毕和厄瓜多尔的基多，也适合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和马里的廷巴克图。当然，它也需要适合发达国家的城市，譬如英国的伦敦和澳大利亚的堪培拉。要做到这一点，以便对全世界的收入状况进行对比，就需要能够对不同的货币价值进行等价换算。也许我们会将等价换算的实现寄托于汇率，不过，汇率本身对此无能为力。

一种货币如何才能等价转换为另外一种，比如美元如何才能变成印度卢比？这里存在一种每天都会变化的叫作汇率的东西，它表示在市场上1美元能够兑换到的卢比。比如在2013年4月，美元兑卢比的汇率是1∶54.33。这意味着，如果我从纽约飞到德里然后在银行柜台前进行兑换，将可以用1美元换得大概50卢比。当然，因为银行需要从中赢利，所以我换得的卢比可能比这个数字少。但是，当离开机场进入城区，我发现，即使是在当地最豪华的酒店里，我用50卢比能买到的东西也比在纽约用1美元所能买到的多得多；而如果是在德里经济学院的食堂，或者是在当地街头，50卢比能买到的食物和1美元能在纽约买到的食物相比简直是丰盛到叫人无法相信。

简单地说，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印度的物价水平要比纽约的低很多，如果将货币按照市场汇率进行换算，那么同美国相比，印度的大多数东西都会很便宜。事实上，根据最新的估算，印度的物价水平大概只有美国的40%。换句话说，如果美元兑卢比的汇率为1∶20，而不是现在的1∶50，印度和美国的物价水平才是相当的。这种让1美元在两地价值相当的“正确”的汇率，被恰如其分地称作购买力平价汇率（PPP汇率）。购买力平价汇率是以两地的相同购买力为基础换算两种货币的兑换比率。如果印度德里的价格水平比美国纽约的低，则购买力平价汇率会比外汇市场汇率低。多数贫穷国家的物价水平都比美国的低，因此，它们的购买力平价汇率都具有这种特征。

购买力平价汇率是怎么算出来的？世界上并不存在以购买力平价汇率为基准的市场，所以，计算这样的汇率只能靠统计与发掘。相关研究和统计人员从全球各地收集到数以百万计的物品价格，然后计算出每个国家的平均物价水平。最早进行此类统计的机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20世纪70年代，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欧文·克拉维斯、罗伯特·萨默斯和艾伦·赫斯顿首先对6个国家的平均物价水平进行了计算。多年来，艾伦·赫斯顿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本书中的很多数据都来自他那里。这些创新者改变了经济学家认识世界、思考世界的方式，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就不可能知道如何对人们的生活水平进行跨国对比。

在这种跨国研究对比中，我们首先会发现，印度这样的情况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都普遍存在；相对贫穷的国家，物价水平一般都比较低；国家越贫穷，物价水平也相应越低。很多人认为这个结论不可思议：一个地方的物价水平会比其他地方的低，这怎么可能？如果德里的钢铁或者汽油价格都比纽约的低，那为什么贸易商不去德里买进这些东西然后运到纽约出售？实际情况是，如果将运输成本、税费和补贴考虑进去，钢铁和汽油等物品在纽约和德里的价格差距其实并不太大；但并非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是如此。比如，德里的理发价格、曼谷的食物价格，放在纽约看绝对非常便宜，但是贸易商对这样的商品或服务却毫无兴趣，这其中是何原因？当然是因为这些服务只在德里或者曼谷提供而不能搬到纽约去。贫穷国家的人民相对穷困，所以这些国家的服务价格也相对便宜，但是，多数价格低廉的服务是无法转移的。

如果任何人都可以在国与国之间自由流动，那么富裕国家的工资水平将会下降，穷国的工资水平则会上升，如此一来，整个世界也会变得更为平等。不过，富裕国家的人并不希望自己的工资水平下降，因此他们反对人口的自由迁徙；而没有自由迁徙，上述结果就不会出现，穷国的工资水平就会继续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于是那里的服务，比如理发和饮食的价格也就持续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土地价格和劳动力价格也同样无法在穷国和富国之间进行对比。印度或者非洲的住房价格便宜，可是那里的土地不可能搬到美国按照美国的价格进行销售。廉价土地与劳动力的存在，是穷国物价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市场运用汇率手段使得钢铁、汽油、汽车与电脑的价格在各国基本一致，因为这些产品都能够成为且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一部分。但是，一般而言，决定平均价格水平的是那些无法交易的物品和服务，而这类物品和服务往往在穷国相对便宜，所以，国家越穷，其平均物价水平越低。

正因为穷国的物价水平更低，如果我们使用市场汇率来比较各国的生活成本，就会导致结果的谬误。新闻报道经常犯这种错误，而经济学家也时常会落入汇率的陷阱。2011年春，印度政府在印度最高法院（既不明智又显悭吝地）宣称，印度人，至少是印度的非城市人口，每天只需要26个卢比就能够摆脱贫困。这一说法随即被媒体大肆炒作，印度以及国际媒体都报道称，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是每天1.25美元，按照美元兑卢比1∶53的汇率，世行这个标准比政府所定的标准要高出两倍还多！不过，要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汇率计算，1美元约合20印度卢比，那么世界银行的1.25美元贫困线标准——也就是大概25卢比——就和政府所建议的差不多。即便是大名鼎鼎的英国《金融时报》，也使用了市场汇率来计算美元与卢比比值，声称印度政府所制定的贫困线标准实际上只有0.52美元一天，大大低于世行所制定的标准。但事实上，按照购买力平价汇率，印度政府制定的贫困线更为真实的数值其实是1.3美元，这虽然依然很低，但比起0.52美元这样的错误说法，这个数字已经翻了接近3倍。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多年来也在犯同样的错误，一直备受人为夸大贫穷国家人口贫困状况的指摘。当我们谈及贫穷国家人口的生活水平时，只要使用市场汇率，则不论是工资水平、看病费用抑或是交通与食物支出，都会被低估1/3~1/2。贫穷国家的工资水平当然较低，这正是穷国的一个特质，但是过分夸大它们相对于富裕国家的贫困水平却没有任何益处。

当我们对生活水平进行跨国对比，或者是统计全球的贫困状况与不平等状况时，购买力平价汇率永远是正确的选择。在这里，“跨国”这个词意义重大。当我们计算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时，会认为不调整地区之间的差异是正确的选择。以美国为例，在堪萨斯或者是密西西比生活的成本当然要比在纽约低，但是别忘了纽约的生活成本虽高，同其他地方相比它提供的便利也多。实际上，如果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那么大城市的高物价水平就意味着这里提供了更多物有所值的便利。正是基于此，我们在对比跨地域的收入差异时就无须做出价格调整；纽约市曼哈顿区的高收入人群绝对比堪萨斯州曼哈顿市的低收入人群生活得更好。但是跨国的对比，比如要比较印度和美国或者法国和塞内加尔，情况就大不相同，因为国与国之间的人口是不能自由流动的。即便与在印度生活相比，在美国生活可以享受到更多的便利（对于这一点我有所怀疑），也不能因此就认为美国和印度的物价差距是生活质量差距的真实反映。所以，当我们对印度和美国的收入进行对比并以此来评估国家间的差距时，就必须引入购买力平价汇率对物价进行调整。

进行跨国对比时，购买力平价汇率要优于市场汇率，但购买力平价汇率也远非完美无缺。对于不同国家的可比较项目，我们可以在各国收集其价格信息，然后进行计算。比如，我们可以收集计算河内、伦敦或者圣保罗地区1公斤大米的价格或者理一次头发的价格。但不是所有的项目都能够很容易地进行对比定价。比如，一个贫穷家庭在农村的自建房屋应该定价多少？在城市贫民窟搭建的一顶帐篷又该如何定价？富裕国家存在着多层次的房地产租赁市场，然而在贫穷国家，这样的租赁市场还没有形成，因此定价极为困难。在美国，老年人医疗保险等由政府提供的国民服务都非常难以定价，而要对这样的服务进行跨国对比就更是难上加难。国民消费中的很大一部分也是没有市场价格的，对于这样的项目我们只能靠估算——这虽然是一种理智的选择，但是其结果也有可能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应当回归通常的汇率计算方式，毕竟我们已经知道那种方法是错误的。我们只是要清楚，虽然购买力平价汇率更为准确，但是它也有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存在。

对不同国家可对比项目的价格统计，还有需要进一步反思的地方。以男士衬衫的价格为例，在美国，一个标准的统计项目或许是一个知名厂商生产的衬衫，比如一件布克兄弟（美国经典男装品牌）的牛津棉布衬衣。拿着这件衬衣与玻利维亚、民主刚果或者菲律宾等国家生产的男士衬衣进行对比，我们发现自己最终将陷入两种都无法令人满意的选择。在这些国家，一件标准衬衣的价格一般都会很便宜，但是质量也要比布克兄弟的差不少。因此，如果将两者进行对比，实际上并不是在对比两种同样的东西，如此一来，我们就会低估穷国的物品相对于富国的价格。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在这些国家费尽全力找出和布克兄弟类似质量的衬衣再进行价格对比。这样的衬衣，或许只在这些国家首都最好的商场里有售。但是这样的对比又会有相反方向的风险：我们能够在这些国家找到这样的衬衣，然而，这样的衬衣只在这些国家最贵最高档的商店中出售，且只有为数不多的权势人口才穿。这样，至少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高估了这些国家的物价水平。如此，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之间开始进行拔河比赛：是只统计国与国之间可对比项目的价格呢，还是只统计人们购买的有代表性的商品价格？极端情况下，如果在一个国家意义重大且使用广泛的商品，在另外一国全然不存在，那么这种对比就会失效。比如，画眉草是埃塞俄比亚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但在世界其他地区这种作物非常鲜见；豆腐是印尼人的日常食品，但印度人就很少吃；因为宗教因素，很多伊斯兰国家都没有酒类产品出售。

即便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可获得，不同国家的人对不同的商品也有不同的需求偏好，在不同商品上的支出也不尽相同。我在英国长大，如今却住在英国之外。这里就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在英国，有一种几乎可以归为生活必需品的食物叫作马麦酱。这是一种非常咸的酵母萃取物，是酿酒产生的一种副产品，最早由路易斯·巴斯德发现，随后被授权给一家英国的啤酒生产商生产。在英国，马麦酱价格便宜且消费量很大，卖的时候都装在大黑罐里；但是在美国，也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虽然马麦酱也能买到，但价格变得很昂贵，而且包装也换成了小的。马麦酱是一种定义明确并且可以进行精确对比的商品，在英美两国，它的价格也很容易统计，但是，英国人对马麦酱的消费量要比美国人多很多。所以，若是以英国人的商品消费习惯来计算对比英美两国的物价水平，就会发现美国的价格水平要比英国的高；反过来，美国人热衷的全麦饼干和波本威士忌在英国没什么销量，价格也相对要高，若是以美国人的商品消费习惯来对比两国物价，那就会得出英国物价水平高于美国的结论。

英美这类富裕国家之间差距较小，所以无论是使用美国的商品进行比较，还是使用英国的商品做比较，其结果都不会有太大差异。但是，马麦酱这个例子说明了进行跨国物价比较的一个基本问题：每个国家都会消费更多在其国内相对便宜的商品，而对那些相对昂贵的商品消费较少。因此，如果用国内“一篮子”商品的价格为基准来评价国外的消费水平，就难免有高估国外生活成本的风险。如果我们以国外的“一篮子”商品价格为基准，则又可能低估了国内的相对成本。在实践中，统计人员往往折中，以求出一个平均值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折中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当我们将英国的物价水平同西非国家喀麦隆的进行对比时，这一点就清晰可见。和很多非洲国家一样，在喀麦隆乘飞机旅行非常昂贵，因此使用航空旅行服务的人很少。但在英国坐飞机就很便宜，即便是相对不怎么富裕的人也可以乘飞机到国外度假。以喀麦隆的航空价格来衡量英国的价格水平，就会显得喀麦隆的物价极高。折中一下将对解决这个问题起到一定作用，然而无论如何，航空价格水平还是对喀麦隆的购买力平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虽然喀麦隆的航空服务近乎为零，但如果将航空价格考虑在内，则喀麦隆的物价水平还是会高出2%~3%。在包括贫困评估等在内的一系列情境中，跨国物价的对比常常要依赖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东西，这真是极为荒谬的。在这里，英国和喀麦隆的问题就在于两个国家的差别太大了，而英国和美国之间就没有这么大的差距。

不过，与中美之间的物价水平差距相比，英国和喀麦隆之间的差别绝对是小巫见大巫。依照世界银行的最新测算，2011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5 455美元，美国的则是48 112美元。也就是说，美国的人均收入大概是中国的9倍。但是，这样的收入差距是以市场汇率计算的，没有考虑中国的物价水平只有美国的2/3这个现实。如果改用购买力平价汇率这个更好的指标，我们将会发现，美国人的收入只有中国人的5.7倍，而不是8.8倍。对于军人或外交官，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更多是依靠其资源总量，因此他们更关心这两个国家的绝对经济总量。而要计算这一数值，就需要根据中国人口与美国人口的数量比例将中国的数值乘以4.31。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总量为美国经济总量的3/4。考虑到中国正在以比美国更快的速度发展并且会保持这种趋势，可以预测，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会超过美国。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速能一直保持比美国的高5个百分点，那么中国超过美国只需要6年。

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对于数据的使用建立在购买力平价汇率与市场汇率一样可获得的基础上。但是我们知道，马麦酱的问题、喀麦隆的航空旅行问题，以及对典型的可对比项目进行类比时所产生的不确定性，都会影响购买力平价数据，真实的购买力平价数据可能会比我们的数据更高或者更低。在与艾伦·赫斯顿展开合作研究时，我们发现，如果将类似马麦酱的问题考虑在内，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我们考虑用中国或者美国的“一篮子”商品来对价格数据进行平均，则计算所得到的购买力平价数据将会有大约25%的误差。所以我们只能说，2011年，按照国际元计算的中国人均收入为美国人均收入的13%~22%，而在总量方面，中国是美国的56%~94%。当然，这样的数据范围太大，如果做一些折中处理，得到的结果将更便于使用。但是我们需要清楚的是，折中毕竟是针对那些没有完美解决方式的概念性问题的一种比较武断的解决方案。

在中国这一特殊的例子中，还有其他问题影响着最终结论的准确度，其中最为重要的可能是那个长期存在并仍未尘埃落定的争论：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此之快，其数据是否可信？很多学者都有这样的猜疑。那么，如果数据真有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对这样的数据进行调整？

我不想给大家留下一种跨国对比难以展开的印象，也不想让结果总是存在太大的误差。1949年，我当时的导师——剑桥大学的理查德·斯通问我：“为什么我们要对美国和中国或印度等国家的相关情况进行比较呢？这里面有何可能的利益关切？谁都知道从经济层面看，一个国家非常富裕另一个国家非常贫穷，但它们之间具体的差距是30倍40倍还是其他，这样的事情重要吗？”时至今日，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水平已经大大高于1949年时的情形，不用说美国的五角大楼和国务院，就是大众媒体也一直在关注到底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超越了美国。此外，同我老师的时代相比，如今我们在数据收集以及思考方法上都有了极大的进步，所以，我们现在的确想知道，富国和穷国之间到底差距多大。当然，不确定性还是存在的，尤其是当我们将富裕国家和中国、印度或者更为贫穷的非洲国家进行对比时，这一点更为明显。而富裕国家之间的经济结构类似，相互对比时不确定性相对较少，因此下结论时较有把握。比如对于加拿大、美国或者西欧国家而言，市场汇率和购买力平价汇率的差别就比较小，因此在对这些国家进行对比时，我们的立论基础就比较牢固。

全球增长

“二战”使得很多欧洲国家陷入经济和社会的混乱，但在战争结束后，较为富强的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战争的创伤被抚平，新的更高水平的繁荣出现了。经济增长使得这些富裕国之间家的社会福利水平也越来越相近，和富裕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相比，富裕国家之间的相互差距已经变得非常小。图6–1显示的是24个富裕国家的国民收入变化（经过物价调整）情况。尽管目前关于国民收入的衡量标准远非完美，这些富裕国家的数据却相对可信，购买力平价汇率的计算也较为可靠。和第四章的图4–4一样，图6–1也是一个箱形图，其中，箱体顶部和底部到线须部分，分别表示的是收入水平位于顶端1/4和底端1/4的国家，而中间的箱体，代表剩下的一半国家；箱体中间的横线，表示收入中位数。线须长短表示的是数据的离散程度，而另外一些箱形图之外的小点，表示极端个例。

图6–1显示，同美国一样，世界其他地区的富裕国家也出现了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在20世纪60年代的“战后黄金10年”，这些国家的年平均经济增速超过了4%，这意味着只需要10年时间这些国家的国民平均收入就可以增长50%。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富裕国家经济增速普遍放缓，下滑至2.5%；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这一数字又下降至2.2%；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这一数字则只剩下不到1%。图中各国经济增速下滑如此明显，原因在于这一数据的统计始自战后你追我赶的经济快速增长期，而以这几年的金融危机作为结束。从废墟和混乱中走向复苏，虽然也非常艰辛，但和创造前所未有的收入水平相比，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人们知道如何从头再来，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只需要重操旧技，而无须从无到有地创新。不过，一旦重建完成，新的增长就需要依赖新的生产方式，而开垦处女地比翻一遍旧沟渠要复杂得多。当然，在一个相互联系密切的世界，创新会很快从一个国家传播至另一个国家，尤其是那些国情相似的，因此，发明创造的重担也就由多个国家来共同承担。这样的密切联系本身就有利于经济增长。

全球化使商品和信息的转移成本大大降低，商品和服务都得以在成本最低与效率最高的地区生产或完成；某个地区的新发现也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其他各地采用。吸烟有害健康这种认知，或者降胆固醇药和降压药等新医疗手段，都会在极短时间内国际化，从而使得富裕国家的人口在健康和收入水平上越来越接近。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尽管进度各有快慢，但是良好的政治制度、医疗制度以及经济体系都会保证新技术得到应用，于是，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就出现了一次显著缩小的过程。尽管近年来各国物质进步的步伐已然放慢，但新技术在实现了缩小健康差距的作用之后，仍旧在降低收入不平等方面发挥着作用。

但是，国与国之间平均收入差距的缩小并不能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内部的具体情况。从美国的例子我们已经看到，平均收入的增长其实并没有被广泛享有，国家之间的差距缩小，并不能说明富裕世界所有公民的收入差距也在缩小。比如有两个群体，原本是分离的，但如今融合在一起。如果这两个群体内部的成员都各自分化，那么这种内部的整体差距就会抵消甚至大于两个部分合并所引发的差距缩小效应。从整体上看，如果我们忽略国家之间的差别，将会看到，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呈增长趋势。后面我讨论全球整体的不平等时会再涉及这一话题。

对于我们而言，或者至少是对于生活在富裕国家、出生在1945年之后的人们而言，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经济不断发展，而国与国之间差距不断缩小的世界。我们会认为高水平的物质生活是理所应当的，经济也会持续增长下去，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和健康差距缩小，旅行变得更简单更便宜也更节省时间，信息也可以随时随地轻松获得。

但事实上，除了富裕国家，其他地方全然不是如此。图6–2也是一张箱形图，但与图6–1不同的是，图6–2不仅仅包括富裕国家的收入数据，还包括了所有贫困国家的数据。如预想的那样，当我们将贫困国家的数据包含进来时，平均收入水平的分布范围变大、所有的箱体部分变大、线须部分和小点所分布的范围也进一步变大。同之前部分国家的数据相比，整个世界范围的数据可靠性要低一些，而衡量标准存在的误差，也会导致收入的分布范围比真实情况要宽。一个不太明显却更为有趣的现象是，当观察全世界的平均收入分布时，我们发现，国与国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并没有随着时代前进而出现缓和。图中，20世纪50年代的箱体部分应该先忽略掉，因为当时很多国家没有相关数据，同时不少非常贫穷的国家被遗漏，造成这一时间段的箱体部分位置过高，长度也过短。1950年之后，每个年代的箱体部分长短也几乎没有变化，如果我们看下面部分的线须长度，会发现实际上收入分化扩大了，尤其对于世界上的贫穷国家而言，情况更是如此。

新的思想和新的生产方式推动了经济增长，新的思想理念也在世界范围内快速传播，富裕国家间的平均收入差距因此出现缩小。但是这一时期，一个更为让人迷惑不解的事情是：穷国的经济并没有借这个机会追赶上来，而这正是图6–2和图6–1看起来如此不同的原因。技术与知识是富裕国家实现高物质生活水准的基础，而这些技术与知识也同样为许多贫困国家所获得。但是，占有同样的技术与知识却无法保证所有的国家都获得同样的生活水准。要想让生产像富裕国家那样运转起来，穷国也必须拥有富裕国家那样的基础设施，比如公路、铁路、电信、工厂、机械等；也必须具备与富裕国家同样的教育水平。但是，对于穷国而言，它们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财力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当然，富国与穷国之间的鸿沟会给穷国无穷的激励，让它们在基础设施与设备上加强投资。罗伯特·索洛在论文中提出了一个经济学的经典论断：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平均物质生活水平肯定会趋向一致。但是，这样的情况为何到现在也没有出现？这仍然是经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对此最好的解释或许是：穷国缺少相应的制度体系，比如它们缺少有作为的政府部门，缺少可执行的法律和税收体系，缺少对知识产权的保障，缺少相互信任的传统等；而这些都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

贫穷国家的经济增速并不比这些富裕国家低，有些时候甚至比它们高。但是，当一些国家快速发展、日渐追赶上来之时，总有另一些国家被进一步地甩在了后面。各个贫穷国家间的实际发展情况差别巨大，一些国家能够抓住机会迎头赶上：从1960年至2010年，亚洲的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和泰国，以及非洲的博茨瓦纳，都在以每年超过4%的速度增长。在过去的50多年中，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国民平均收入增长超过了7倍。与此同时，中非共和国、民主刚果、几内亚、海地、马达加斯加、尼加拉瓜以及尼日尔等国，在2010年时的情况比它们在50年前的还要糟糕。还有不少国家也是这样，只不过我们找不到相关的数据（比如阿富汗、吉布提、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索马里等，20世纪60年代属于东欧集团的几个国家也是如此）。一些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本应不断缩小，但却又在其他方面出现较大失误，使得它们在缩小与他国收入差距方面以失败告终。

中国和新加坡是两个都在快速发展的国家，但是中国的人口是新加坡的300多倍。另外一个大国印度在发展速度上未能与中国比肩，但是自1990年以来，其经济增速也一直保持为世界平均增速的2倍。尽管中国和印度只是两个国家，但是它们在世纪末的快速发展意味着，世界上约40%的人口坐上了快速发展的列车。与之相反，在经济增速出现倒退的很多国家中，出现了不少小国的身影（当然有很多例外，比如民主刚果人口很多，同时经济发展也极其失败）。

如果不看世界上有多少国家出现了高增长，而看有多少人口享受到了高增长，那么全球的经济增长形势将更为乐观。在1960年以后的50年中，全球国家的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1.5%，但是全球个人的收入年增长率为3%。中国和印度人口众多，它们的发展速度也比一般国家的要快许多。

要理解这一事实，不妨把全世界的人口想象成一支队伍，队伍里每个人都举着各自国家的旗帜，如同在参加规模盛大的奥运会开幕式。他们纷纷以各自所在国家的收入增速速率前进。结果我们发现，印度人和中国人作为一个梯队走得非常快，而刚果人和海地人则在倒退。这时候我们观察整个群体，会发现其中2/5的旗子是中国和印度的，这一队人马一开始处在队伍最末的位置（在1960年时这两个国家都很穷），但他们稳步向前，虽然尚未到达最前方（他们离最前方的欧洲人和北美人还有很远的一段距离），但也已经到了队伍中间的位置。当然，并不是这两个国家的所有人都在以同样的速度前进，他们内部也产生了分化，一部分印度人走在了另外一部分印度人的前面，一部分中国人走到了另外一部分中国人的前面。但是，现实是，这两个国家很高的平均增速，还是让亿万的人民脱离了贫困。虽然全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的整体差距没有出现任何缩小，但是由于人口众多的中国和印度快速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这就让整个队伍，也就是全世界的人口看起来都一起向前了。

当谈到全世界人民的收入不平等差距是否缩小了这个比较宏大的议题时，我们经常因不确定性而给出模棱两可的回答。我们当然可以给出更确切的回答，但这需要解决很多关键衡量标准不确定的问题，比如中国的经济增速——有大量的专题文献试图解开中国国家统计那些令人费解的谜团。虽然多数作者都认为中国的官方数据被夸大了，但到底夸大了多少我们不得而知。对于中国的购买力平价汇率，我们也无法进行合理估算。中国的购买力平价受到太多不确定因素的制约，中国政府也没有参与任何相关的物价收集统计。如果世界不平等趋势的扩大或者缩小速度非常快且明显，那现有衡量标准的不确定性倒是无关大局。但实际情况是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至少在过去的1/4世纪里，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可以跻身于世界上发展最成功的国家之列。这是巧合，还是因为它们的人口庞大所以发展迅速？其他的一些大国，诸如巴西、印尼、日本、俄罗斯以及美国，在某一段时间的经济表现也会好于世界平均水平，然而却都不具备中印如此持久的增长动力。人口规模当然给“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以及中国）带来了一些优势，毕竟人口众多，杰出的外交团队、有能力的官员、训练有素的领导层、一流大学所需要的教工队伍等都有人才储备。如果是一个人口极少的弹丸小国，这些发展所需的人才不可能同时得到满足。此外，如果科学发现——或者对于穷国而言更确切的说法是，改造旧知识使之适应新环境——更多的是依赖科研人员的绝对数量，而不是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那么，显然人口规模大的国家更具优势。

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曾经问我现在的研究方向是什么，我告诉他是全球贫困的衡量与评价。非常有趣的是，他又问我研究的是哪个国家，我回答说“印度”。这时他跟我说：你在胡说八道，印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如果是以科研人员的总量而非人均收入或者贫困人口的数字计算，这位物理学家是对的；而如果科研工作的溢出效应可以让每位国民都受益，那么人口规模大的国家显然更具优势。但是，这种规模优势是否足以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人口多的国家经济增速快还有没有其他原因？这些都是尚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

至于为何一些国家增长速度快一些国家增长速度慢，这里仍有很多未解的谜团。事实上，世界上并不存在任何增长一直快或一直慢的国家。至少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在这一个10年增长较快的国家，到下一个10年或者下下个10年，往往未能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日本曾经被认为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永恒之地，但如今已风光不再。印度是现在增速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但是在其国家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它的增长一直维持在低速水平，甚至出现过零增长的局面。中国是当前的长跑明星，以历史的标准来看，中国当前的增长所持续的时间之长是极不寻常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以及其他的评论者都喜欢对几个高速增长的国家进行研究，试图找出它们的共同特征。这些共同特征会被列为“增长的秘诀”，只要未被证明失效，这些“秘诀”就会被一直大肆宣扬下去。同样，很多人也会盯住那些失败的典型（指收入处在最底层的那10亿人），然后总结出一些失败的特征来。这两种类型的努力，就像一个进赌场玩轮盘赌的人，刚上来就押注赔率极高的零号，除了掩盖我们根本上的无知之外毫无用处。

这些研究上的愚蠢，不禁让我回想起自己年轻时在苏格兰的一幕。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不太了解经济增长情况，当然也不关心这种事，我们更多关心天气的变化。苏格兰通常寒冷潮湿多风，但在1955年和1959年，苏格兰夏季出现了长时间的温暖天气。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尽情在林间与水上玩耍，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日子。是什么带来了那样的好日子？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有一阵子我觉得这是因为我当时还在上小学，童年烂漫才是我感到欢乐的关键。但是大我几岁的表兄戴维却提醒说，当时他已经上中学了，也过得很开心，既然这样，那我所认定的小学关键论自然就是错误的。后来我又记起来，1955年和1959年恰好都是保守党在台上执政，所以或许欢乐时光之关键，不是小学教育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当然，很明显我这样的推论是在胡扯，但那些基于巧合就想为某种成功或者失败做出愚蠢概括的人又何尝不是在胡扯呢。这跟伊特鲁里亚人和罗马的占卜师用鸡的内脏来预测未来是一样的。

经济增长、健康发展以及人口爆炸

“二战”之后的60年间，世界人口死亡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下降，而人均预期寿命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详见第四章），与此同时，人均收入也出现了快速增长。这些发展奇迹的出现，远远超出了此前人们的普遍预测，甚至可以说是和人们的预测大相径庭。

细菌致病理论的传播使得贫穷国家也获得了虫害防治技术、清洁水供应、疫苗接种以及抗生素，千百万人尤其是儿童因此得以幸存。儿童存活率的大幅提高带来了人均预期寿命的快速增长，也使得穷国人民的生存机会渐渐追赶上了富裕国家人民，千百万原本会死去的儿童得以幸存。预期寿命的大幅增加人人乐见，但是它带来的全球千百万人口增长却并非人人欣喜。世界人口用了几乎整个人类历史的时间，才在19世纪初达到第一个10亿。1935年左右，全球人口达到20亿，也就是说仅仅用了大概125年的时间，世界人口又增长了10亿。到1960年，即仅仅又过了25年，世界人口就增加至30亿。1960年世界人口的增速达到了历史最高的2.2%，而此后世界人口的增速并未出现下降，这样的增长速度意味着，世界人口在32年之后就可以翻倍。从这个角度看，人口正在爆炸性增长的说法并无任何夸大。

在20世纪60年代，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发达国家的普通大众、政策制定者、学术机构、基金会以及国际组织等都开始对人口爆炸问题产生警惕。人们对此的关心多数是出于人道主义，毕竟很多穷国已经很难养活自己的国民，而更多人口的出现，肯定会让现实更加雪上加霜。这就好比一户贫困人家，省吃俭用才能够准备上一顿粗茶淡饭，结果发现还有一堆没饭吃的亲戚等在大门外。大规模的饥荒似乎近在眼前。在那些游览印度的游客看来，印度人口实在是太多了，而当听说印度人口还会出现亿万数量级的增长时，他们惊骇无比。的确，对于那些第一次来到印度的西方游客，德里和加尔各答贫民窟里的穷苦潦倒和疾病蔓延，满街的乞丐、麻风病人以及伤残儿童，在街上随地大小便的人们，或者仅仅是如此密集的人群，就足以让他们震惊。如果未来还有更多的人口出现，那这地方岂不是会更糟糕？

国家安全也是一个为人所担忧的问题。日益增长的贫困肯定会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沃土，这种情况已经在中国出现，所以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竭尽所能避免其可能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此外，还有一些大众不太注意的问题，也引发了部分人士的担忧。比如，优生理论一直十分关注人口的“质量”问题。尽管纳粹德国失败之后，优生学的概念已经不太流行且不受重视，但还是有人担心贫穷而且未受教化的人口可能比富有且受教化的人口增长得更快，从而威胁人类的未来。更极端的是还有人以肤色问题为借口，要求对非洲和亚洲的人口增长加以控制，为此，不少国家制定外交政策，国际组织也发放贷款，基金会更是提供援助，它们这么做无非是为了让这些穷国少生点孩子，控制好人口规模。至于这些真正在生养孩子的贫穷国家是怎么想的，成了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

为什么人口越多就越贫穷这样的思维如此普遍？有一种看起来显而易见的解释是：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人口增加，那么人均所享有的食物和其他商品就一定会变少。不过，在经济学家看来，这种解释可谓是一种基于总量固定论的谬误：信奉这种理论的人认为，某种事物的总量是固定的，因此，人口的简单算术增长会引发匮乏的发生——这就像一个穷苦家庭吃晚餐时突然来了一群不速之客，必然出现食物不够分配的情况。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这些不速之客是带着食物来的，那么，这次聚餐很有可能无论是在营养还是社交方面都超出我们最初的设想。所以说，人口增加是否会引发贫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而是取决于人口增长所付出的成本以及收益对比。对这个问题做一个最简单的解释，那就是：多了一张嘴，但也多了一双手。这个解释虽然过于简单，但是与认定新增人口没有任何贡献的总量固定论相比，它还是更接近事实的真相。

我们还需要看到，亚洲和非洲在人口爆炸性增长期间所出生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是父母主动的选择。但在当年，即便是这样的说法有时候也会遭到质疑，亚非的人们被看作性欲的奴隶，而孩子就是这种欲望之下不幸而又不可避免的后果。尽管在那个时候并非所有人都知道如何方便而又低成本地避孕，但是有绝对的证据可以证明（如果这个还需要证据的话），即便不是每个家庭都是如此，总体而言每个孩子的降生都是父母理性思考后的主动选择。所谓无限的欲望不过是我们西方人的一个借口，利用这个借口，我们对穷国进行所谓的“帮助”，让它们的人口减少生育。实际上不是他们不想要孩子，而是我们不想要孩子。没有人能证明这些国家的人真的想要得到这样的帮助，也没有证据证明减少生育就能对生活水平的改善有所帮助。事实上，一切恰恰相反。

父母想要多生孩子，并不必然意味着孩子越多这个社会越好；多生孩子的有些后果，父母也不清楚，而有的即使他们清楚，也可能会忽略。一个家庭的孩子增多，其他家庭的负担也会增加。当生养一个孩子的成本都是由这个家庭自己负担时，我们相信，父母们会仔细衡量其成本和收益，而只有收益大过成本之时，他们才会做出生孩子的决定。孩子的出生或许会减少家庭中其他成员所享受到的资源，毕竟没有哪个孩子生来就能够为家庭经济做贡献。但是，如果考虑到未来的经济前景，以及为人父母的欢乐，完全可以说，多一个孩子就可以给家庭多增添一份幸福。我们或许会担心，一些父母生孩子不过是为了压榨或者虐待他们，即便有这个可能，也不能证明别人就能替这些孩子做出更好的选择。当多生孩子也会增加其他家庭的负担时，随之而来的是一些更为严肃的讨论：孩子多了，学校和医院可能更拥挤；公地、清洁水、能源会相对减少；全球变暖进程加快。这些被认为是由人口过多所导致的后果，通常被称为“公地悲剧”。而长久以来，是否需要以控制人口的方式来解决公地悲剧问题，是人们争论的一个焦点。

围绕着公地悲剧解决问题，人们提出了多种多样的方法。经济学家倾向于使用价格方法来解决此类的问题。有时候征税可以使人们关注某项活动的社会成本，而如果不征税人们就可能完全漠视这些成本的存在。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在全球范围内征收碳排放税，这项征税活动将非常有助于解决全球变暖问题。但是此类策略也存在问题，因为要确定这样的税种，其前提是要达成一定程度的政治共识，但实际上这是非常难的。而诸如能源的获取、公地的使用，以及水权的归属等地方性问题，也需要依靠地方性的政治协商来解决。虽然从来无法保证一定会有相适宜的制度建立起来以满足相关政治行动的需求，但是地方政府的政治商讨确实可以解决很多争端，同时阻止人们将成本转嫁给其他人。医院和学校的配给也可以通过地方或全国性的政治协商予以解决。一个恰当合理的政治体系，应当包含某种限制家庭规模的经济或者社会因素，而如果能以民主的方式进行人口控制，则可能是解决公地悲剧以及相似困境的较好举措。但是没有证据能证明外来者，包括外国政府、国际机构或者基金会等进行的人口控制会起作用。这些机构有自己的利益诉求，除此之外，对于那些所谓它们正在帮扶的人民的生活，它们的所知也经常极为有限。

很多以控制人口为名的活动都对穷国造成了伤害，甚至酿成严重的灾祸。印度就存在极为严重的滥用控制人口措施的现象。在印度，政府推行了所谓的自愿绝育政策，但事实上，这项政策常常变成强制性措施。虽然直接推行绝育政策的是印度的政客与官员，但是美国国际开发署和世界银行等机构不但鼓励这样的举措，还为之提供智力和财务支持，因此，对于这种人口控制手段的滥用，它们也负有很大责任。

尽管世界末日的预言弥漫，但人口爆炸性增长却并未让世界陷入饥荒和贫困，正相反，过去半个世纪的真实情况是，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导致了人口爆炸，但与此同时，全世界的人口实现了大规模脱贫。这样的结果是如何发生？我们最初的预测为何会错得如此离谱？

当然，当时也有正确的预测。经济学家及人口学家朱利安·西蒙当初就不断地挑战“末日说”，他所做出的预言今天看来都惊人的正确，其大量的论证今日也广为人们所接受。在其著作《最终的资源》（The Ultimate Resource ）中，西蒙称，土地和自然资源终有一天会被耗尽，它们都绝非繁荣的真正源泉，繁荣的源泉是人。每新增加一个人，虽然多了一张嘴，但也增加了一个未来的劳动力，从长期看，这将使得平均收入与人口规模失去关联性。不但如此，一个新人所带来的，还有创造性的思维。这些新增人口所带来的某些新理念，不仅可以为他们的雇主带来利益，也会造福全人类。如果说多了一倍吃饭的嘴同时多了一倍干活的手相当于什么都没有改变，那么这些新增头脑的新创意新理念，则可以提高每双手的工作效率。当然，不是每个新生人口都能变成爱因斯坦、爱迪生或者亨利·福特，也并非每一种新的理念都能够造福全人类。但是，理念可以共享，所以不必人人都是天才，只要一种有益的理念在各地得到实践，那么受益的就是使用它的所有人，而绝非仅仅是这种理念的创造者本人。更多的婴儿诞生，意味着人人都要承受新增人口的成本，比如拥挤的学校和医院。但是，人的增加却可以带来新的思维方式与生产方式，而这些都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基础，也是人类摆脱贫困与病痛的工具。这些新的益处累积起来毫无疑问将远远超过新生人口所需要的成本。如果这样的说法成立，那么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健康改善就为这个世界带来了双重好处：不但人均预期寿命增加，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也带来了全球知识与创造力的爆炸性增长。

经济学家兼人口学家戴维·林在美国人口学会2011年的主席报告中指出，过去50年是全球历史上人口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同时这一时期全球经济发展繁荣。这有赖于多种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就是生育率的下降：在儿童死亡率出现前所未有下降幅度的同时，家庭减少了生养的子女数量，而更关注生育的质量。在以前，那些可能生下来就死掉的孩子，如今再也“不需要”降临人世，这不但减少了妈妈生育的痛苦与危险，也使得父母双方都避免了可能的丧子之痛。之前我们总说，儿童死亡率降低的最大好处是避免了亿万儿童的死亡，但其实它也让人们得以有机会过上更好的生活。事实也的确如此，父母，尤其是母亲的生活方式因为养育子女的减少而发生了改变。她们有了参与其他活动的时间，比如接受再教育或者走出家门就业。她们也得以把更多的资源和时间投入现有孩子的养育和发展之中。

儿童死亡率下降意味着父母在减少子女生育数量的同时，其能够长大成人延续香火、继承财产的子女人数却没有减少，与此同时，父母们的付出和所经受的风险大大下降。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经过了大概10年的转变过程，否则也就不会有人口爆炸了。但也正因为生育率呈现下降趋势，所以人口爆炸也只是一个“历时较长的短暂现象”。这段历史大概是这样的：最初，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基本平衡，然后是出生人口大大超过死亡人口，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出生和死亡人口重新平衡，但是新的平衡是建立在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都比1950年大大降低的基础上。世界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在1960年达到了2.2%，到了2011年这个数字下降了一半。在死亡率大幅下降和生育率开始下降的这段时间差内，大量人口出生，世界人口大幅增长。一开始，这些人处在儿童期，需求远远大于产出，然后他们进入成年期，开始有生产力和创造力，最后他们进入老年阶段。如今，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已经退休。

林也强调，在人口增长的挑战面前，世界经济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也是本书一直在阐述的主题之一：社会本身会想方设法化解新问题。这一方面是依靠新的生产方式，毕竟人口爆炸性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创新的头脑；另一方面是依靠建立新型的激励机制。绿色革命以及其他的创新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并使得食物的生产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增长速度。全球化使得生产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有效配置，从而促进了全球的经济增长。有限的资源得到了保护，新的能源替代品也已出现。价格体系在建立激励机制过程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如果非再生资源变得极度稀缺，其价格就会上升，于是人们要么减少使用量，要么寻找替代品；或者是推动直接的技术变革，找到一种无须使用这些能源的新生产方式。

不过，经济学家指出，盲目地相信价格机制会贻害无穷，事实有时候的确如此。但是，不管是经济学家还是批评家都一致相信，如果重要的资源没有与其价值相适应的价格，人们无须成本就可以使用，那将是更为危险的事情。没有价格，就不会有动力减少对这些商品的使用。这方面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全球变暖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全球变暖将成为对全球经济持续性增长最为严重的威胁之一。

绝大多数当年的社会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对人口爆炸结果出现了误判，由此做出的错误决策给成百上千万人造成了巨大伤害。20世纪人类有许多重大的知识性和道德性错误，在人口问题上的误判与政策失误，是其中最为重大的错误之一。

避孕本身并没有错。避孕行为使得夫妻可以控制生育率，让自己和子女都从中受益。避孕用极低的成本实现了对生育率的有效管理，也让全世界女性受惠。和很多其他类型的创新发明结果一样，最早从避孕中受益的仍然是富裕国家的人们，而这也就同时带来了一项新的全球不平等。于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新的避孕手段以缩小不同国家之间的差距，就顺理成章成为一项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如同抗生素和疫苗接种的普及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进步，避孕措施也被认为有同样的作用。不过，那些建立在强迫之上、以牺牲千百万人的自由为代价的政策和手段是极其错误的。而那些富裕国家，也在帮助穷国的名义下做了帮凶。富裕国家本应该帮助穷国，将它们所造成的不平等消灭掉，结果却是在全球造成了更大的不公。有的伤害是由错误的判断所造成，很多的政策制定者和科学家都过于盲目地相信自己的诊断和处方的可靠性。但是，这些错误的根源恐怕还是在于富裕国家本身，它们惊恐于一个可能有更多穷人的世界，更担心人口爆炸会引发全球性的社会主义浪潮。

全球贫困状况

正如我们在之前的章节所见，国家的繁荣发展并未降低美国的贫困程度，至少在1975年之后的确如此。但是从整个世界来看，人类的确变得比以前更加富有，人均工资快速增长，其中，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最为引人注目，特别是在1975年以后，这两个国家为降低世界的极端贫困率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中印两国，尤其是中国，亿万民众摆脱了长期的的贫困状态，堪称有史以来人类最为伟大的逃亡。

这一段历史的发展过程大致上是清晰的，而由其所得出的结论也未遭受到严重挑战。但是我对这段历史的发展及其后果却有两方面的忧虑：一是对于全球贫困状况的评估和衡量我们缺乏明确有效的方法；二是我们还并没有搞清楚那所说的每天生活费用在1美元或者1.25美元以下的人群到底是哪一部分人。

在地方社区中区分贫富较为容易。持发展观点的实践者经常引入“参与式农村评估”的方法来对当地的生活水平进行评估。运用这种方法，当地的村民会被召集到一个地点——比如一棵大榕树下——由他们将村庄的基本情况：粮食收成、村民的主要职业和活动、村庄的饮水情况、主要的交通工具以及村民的构成等告诉数据收集者。如此，残疾人员以及孤寡老人就经常会被认定为是贫困人口。富裕国家的情况也类似，对于一个家庭需要多少钱才能生存下去，社区的民众总是乐于给出热情的答复。设立贫困线则要比这种数据调查更为复杂，因为贫困线的设立意味着某些人会得到特殊的对待，比如补贴之类就只会给处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不过，美国的例子已经告诉我们，贫困线是有办法计算的，同时经由政治辩论程序，也会得到定期不定期地修订或调整。印度的情况与此类似，在对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做出评估之后，该国的专业学者提出了最初的贫困线标准，后来这一标准被印度政府采纳，然后不定时地进行修改。在印度，官方贫困线由印度计划委员会负责管理，每当现有的贫困线显得过时或者不再为大众认可，印度计划委员会就会通过一个被称为“专家委员会”的机构对贫困线进行调整。

无论是印度的贫困线还是美国的贫困线，都是在民主体系中经由讨论产生的，此外，媒体和相关利益集团也会参与贫困线的制定。这些因素使得贫困线具备了非常高的国内合法性。然而，其他很多国家的贫困线，甚至大多数国家的贫困线，都不具备这样的合法性。对于很多政府而言，所谓减少贫困纯粹是一种口号或表面文章，这些国家的贫困线都是在世界银行或者其他国际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的鼓动下才设立的，并非是基于国内实际情况的商讨，而经常是出自世界银行善意提供的指导。

由世界银行所设定的贫困线或者依据世行的方法所设定的贫困线相对来说是可靠的，至少外部的专家对此非常认可。但实际上，依据这种方法制定的贫困线，通常表示的是一个普通家庭仅仅满足温饱所需要的收入水平。这样的贫困线所存在的问题，不是缺乏合理性，而是缺乏合法性。我们没有任何办法保证一国的国民会认可这种对自己贫困与否的划分，而贫穷人口对此的争议更大。实际上，国际机构设定这些贫困线的初衷，不过是为了统计方便，其对贫困状况的评价，也多是源于自身的需要。

世界银行确定的贫困线是这样计算的：首先从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中选出一部分代表，然后将这些国家的贫困线加以平均，进而得出全球贫困线。这个贫困线最初的标准是1美元一天，不过，2008年，世界银行将这个标准提升到了1.25美元一天。由于各个国家的贫困线都是以本地货币为单位制定的，因此在计算平均数时，这些贫困线数字就必须先换算为同一种货币单位，这就用到了我之前所说的购买力平价汇率。20年前，世界银行最早制定的贫困标准是一个人每天生活费用不超过1美元（以1985年美元计），或者是一个四口之家一年的生活费用不超过1 460美元。由于选取的国家样本变化等因素，最新的标准是每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超过1.25美元（以2005年美元计），或者是一个四口之家一年的生活费用不超过1 825美元。贫困线制定出来后，会再依据汇率换算成不同的货币，这样就可以采用与国际标准等值的本地货币来计算各国的贫困人口。依据这种方法，世界银行可以计算出各个国家“全球性”的贫困人口数量，继而算出一个地区的贫困人口数以及整个世界的贫困人口数。

1990年以后，世界银行的贫困线计算方法和标准基本没有改变，我们现在可以在世界银行查阅到1980~2008年的全球贫困情况变化数据。这一数据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提及。从第一章中图1–6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每日生活标准低于1美元的人口，已经从1981年的15亿人降到2008年的8.05亿人。由于同一时期，数据所统计的全球人口增加了近20亿，因此，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下降速度要比贫困人口绝对数的下降速度快许多，不到30年的时间，就从原先的42%下降到了14%。这一成就，可以说完完全全是由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所推动实现的。如果我们将中国的数据排除在外，那么在1981年时，全球每日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人口是7.85亿，到了2008年，这一数字是7.08亿。同样，如果不包括中国人口，这一时期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由之前的29%下降到了2008年的16%，相比于包括中国人口的下降速度，这一数据变化实在没什么惊人。

印度是另外一个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大国。同一时期，印度每日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的人口从2.96亿下降到了2.47亿，贫困人口比例则由42%下降到了21%。中印两国的经济发展非常成功，这两个大国的快速发展对减少世界贫困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在减贫问题上却遭遇了重大失败：2008年，每日生活费低于1美元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仍高达37%，而在1981年，这个数值为43%；并且由于非洲的生育率并未和亚洲的一样出现下降，这一地区的贫困人口总量从1.69亿增加到了3.03亿，翻了几乎1倍。

非洲虽然幅员辽阔，在地图上非常显眼，但是相比于南亚和东亚，其人口密度要低得多，因此，虽然在减贫方面相对表现较差，但是由于总人口少，其对全球减贫的拖累远不能抵销亚洲国家的正面作用。我们也要注意不能总是贬低中国的成就，不能老犯这样的错误。贫困问题的悲观主义者，尤其是援助行业内的人士经常说，如果将中国排除在外，则全球化和经济增长并未对全球减贫做出多大贡献。贬低中国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中国所发生的改变不是一出独角戏，而是一场涉及13亿人口的巨变，任何对中国减贫贡献的轻视不过是在说中国人没有埃塞俄比亚人、肯尼亚人抑或是塞内加尔人重要罢了。每一个国家都理应得到与其地位和价值相称的研究与评价，当我们在关注全球生活变化并试图做出评价之时，每个人，不论生于何地，其价值都是一样的。不能说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小国就应该得到褒奖，生在一个大国就要受到贬低。全球贫困概念本就是一个世界性的理念，对它的衡量与评价都必须建立在全球的基础上。

那么，这些贫困数据究竟是否可信？我之前已经简单介绍过世界银行的评价体系：除了缺乏各国当地的民主商讨意见之外，这个评价体系是基本可信赖的。当然，这种方法一直存在很多问题，我们中的很多人虽然参与了这些数据的创建，但对这些数据一直同时有所批评。和很多的数据创建者一样，在使用这些数据时，我们比绝大多数人都要小心谨慎。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我们对全球减贫总体性特征的把握是正确的。中国与印度的快速发展绝对真实，尽管这两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增速可能有所夸大，然而这绝不会影响到贫困减少的总体方向，尤其是在中国，贫困人口的减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非洲数据的真实性往往较差，不确定性非常多，但是其贫困状况并无好转的结论完全可以被我们所掌握的其他证据证明。例如，非洲国家的国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非洲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也较为缓慢。不过，除了这个大体的趋势，世界贫困状况的确不是一个可以明确说清楚的问题。

全球贫困评估体系的一个缺点是它过于依赖购买力平价汇率，因为购买力平价汇率存在“马麦酱问题”等多种不确定性，这就使得依赖这种汇率的贫困评估极易招致批评。另外一个缺点是每个国家对贫困线以下人口的统计都可能存在误差。贫困线本身是否合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对购买力平价汇率的统计计算并非每年都有，而是不定时地开展。过去的三次统计分别是在1985年、1993年以及2005年，最近的一次是在2011年，但结果尚未出炉。并非所有的国家都会参与这一汇率的统计。中国在2005年之前都没有参与到这一统计之中，而我们知道，以中国的经济规模而言，它参与与否对结果影响巨大。也就是说，前期的购买力平价估测是基于一个不完整的数据，虽然这比胡乱猜测要好很多，但可靠性还是远远不够。这些原因的存在，或者仅仅是评估方法本身的问题（对此我们无法确认），导致每次购买力评价汇率被修正时，全球贫困人口的数量都会产生一种令人警觉的趋势性变化。这种变化影响单个国家的贫困人数已经是够糟糕了，更何况它还会影响整个地域的数据。1993年的购买力平价汇率修正使得非洲国家显得更为穷困，而拉美国家的贫困程度则被降低。这引起的绝对不是无关紧要的变化：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贫困人口比例一下子从39%增加到了49%。

2005年，随着数据的再次更新，世界银行估算出的世界贫困人口又增长了近1/3，更多的亚洲和非洲人被定义为贫困人口。这主要是因为世界银行调整了贫困线。贫困线的变化也反映出贫困人口数字的不可靠，与此同时，世行将自己设定的贫困标准作为判断减贫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也引发了不满。当然，所有的变化都是统计上的，而不是事实上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因为统计口径的变化而变得更穷或者更富有。但是，这样的数据变化会使得国际组织或者非政府组织的行动方向与口号都转向新的为它们所“见”的最为贫困的地区；而这也是贫困数据统计之所以非常重要的诸多原因之一。在1993年数据更新之后，非洲成了新的最受关注的贫困地区。贫困数据的调整导致全球的贫困地图像一条变色龙，不断变换颜色，而所谓救助与注意力向最贫穷国家的转移或许只是在追逐一个完全不存在的幻象。

不过，基础数据的修订并未对全球贫困状况的发展趋势产生明显影响。尽管如此，中国和印度的贫困下降速度仍然可能因为数据的修订而被低估，真实的贫困人口比例下降速度可能比官方所公布的还要快。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其中既有技术原因，也有深刻的政治因素。

即便是贫困线已经划定，要弄清楚每个国家到底有多少贫困人口仍然是一件极难的事情。相关的统计往往采取家庭调查方式，即随机选取一些家庭样本，了解它们的收入与支出状况，然后得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人口数量。国民收入核算部门对整个国家的总体支出和收入有一个独立的估算，它们会将家庭调查得出的结果与其独立的估算进行对比。不过，在很多国家，对比的结果常常是两个数据大相径庭，家庭调查得到的总收入往往大幅低于统计人员所估算的数额；而更糟糕的是，这两个数据的差距正变得越来越大。换句话说，如果开展入户调查，人们会说，他们生活水平提升的速度并没有赶上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国民收入一直在增长，但是一般家庭的收入却增加很少甚至没有增加。之所以有此问题，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美国贫富差距的扩大，而对于印度和世界其他国家而言，不平等也几乎必然是问题的根源之一。但是，与美国有很大不同的是，印度的家庭数据一直和总体数据相互矛盾。这两种统计数据不可调和的问题不仅仅在印度存在，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

在印度，这种数据相互矛盾的问题所引发的讨论极为尖锐。政治偏右人士认为总体的数据是可信的，世界银行和印度政府所使用的贫困数据统计方法都低估了贫困人口的下降程度。他们称，调查者存在作弊行为，没有真正地深入调查，其所得到的数据，不过是坐在树下或者茶馆里胡编乱造出来的。政治偏左人士则更认可样本调查数据，他们称，如果被调查者不认为贫困减少了，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贫困真的减少了。这一派认为印度的国民收入核算存在多种缺陷，此外，也没有证据证明家庭调查的数据都是弄虚作假得来的。毫无疑问，这两派的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但是，他们的争论提醒了我们，关于贫困问题的讨论往往缺乏坚实与充分的事实基础，人们不过是依据自己的政治倾向而对事实做出了偏好选择。这一现象背后的事实是，印度政府至少在言辞上变得越来越亲近商业阶层而越来越疏远穷人。因此，印度政府必然要大力证明其经济增长使得人人受益，而绝非只是少数城市少数地区的中产阶级捞到了好处。而否认这些调查数据的有效性就可以使得富人们直接无视穷人的存在。

细微的变化可以有巨大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所熟知的一个印度事例就是极好的证明。印度统计研究所有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兼统计学家名叫P·C·马哈拉诺比斯，他在家庭调查的理论设计与实践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经过数次实验后，马哈拉诺比斯确定在进行家庭调查时，应当询问每个家庭在过去30天的具体消费情况，比如吃掉了多少米和面等。在20世纪90年代，印度的全国抽样调查一直沿用马哈拉诺比斯的30天调查规则，不过，其他很多国家将调查期缩短为7天，因为它们认为受访者很难准确记住很久之前的消费情况。不少人认定，正是由于30天的调查期过长使得很多人忘记了自己的一些消费支出，因此贫困的问题被夸大。这样的观点使得7天调查期得到认可采用，而结果果然如之前所料，依据这种方法统计到的家庭平均日常支出额增加了。这一微小的统计技术变化直接让印度的贫困率降低了一半，也就是说，有1.75亿人因为这个统计方式的变化而脱贫。但是，调查天数的变化肯定只能是让统计人员兴奋，因为受调查者报告期缩短可以让统计者获得更多的细节。像这样一个小小的技术问题就可以完全改变对贫困的统计与认知的确让人激动：只要改变统计手段就能实现减贫，这比靠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减贫要简单多了！

不过，7天报告期的调查手段在印度并未得到长期使用。马哈拉诺比斯后来又改进了30天报告期的统计方法，使其准确度有所提高，并且还经常优于7天报告期的统计方法，于是30天报告期又重新被印度采用，这也让左翼人士欢欣鼓舞。但对于印度这样的贫困人口占比较高的国家，还有比找到一种好的统计方法更为基本也更为重要的问题：在这样的国家存在着大量接近贫困状态的人口，他们可能是位于贫困线以下，也可能刚刚高出贫困线。若贫困线稍微往下降低一点，则就有千百万原先被计为贫困的人口脱贫，而如果贫困线稍微上调一点，则就有千百万人从非穷人变成穷人。也就是说，贫困线的任何变动，或者是贫困评估方式的细微改变，都会对贫困人口的统计结果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贫困线如此敏感，影响了整个贫困评价的效用。而正是因为这条贫困线的位置有如此重要的影响，我们也就不清楚这条贫困线到底应该设在何处。说得更粗暴一点，真实问题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把这么多重要的事情都交由贫困线这样一个数字来决定显然是一个错误。

在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米考伯对贫困线的作用有着自己的理解，他发现：“年收入20英镑，如果每年花销19英镑19先令6便士，结果是幸福。年收入20英镑，如果每年花销20英镑6便士，结果是痛苦。”这段话非常有名，有名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段话太蠢了。为什么我们要把那么多的事情寄托在如此细微的差别之上？为什么有些人的支出只是稍微比贫困线低了那么一点，就可以得到特别帮助或者是世界银行的关照？而有些人的支出只是比贫困线高出一点却完全得不到帮助，而只能依靠自己？当我们对贫困线到底是什么还不够了解时，当我们在收入的衡量上还有很多困难时，做出米考伯式的判断便是蠢上加蠢。我们应该关心那些更穷困的人，但绝不应该以任何的分界线为界，对处境相近的一类人给予截然不同的对待。

最后要注意的是全球贫困线问题。多数人认为生活在美国或者欧洲是不可能一天仅靠1美元生活下去的。尽管从来没有人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欧美也不在全球贫困统计范围之内，但认定人们不能以一天1美元的标准在欧美甚至其他国家生存，的确削弱了这条国际贫困线的权威性。毕竟千百万印度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过22卢比，以购买力平价汇率换算成美元还不足1美元。购买力平价汇率的意义在于，它表示在不同的国家同等价值货币意味着同等的购买力。所以，假使印度人可以一天靠22卢比生存，并且还不算是最差的境况，那为什么美国人不能一天只靠1美元生存？

对于这个问题，我也不确定是否存在令人全然信服的答案。在美国有三样重要而且价格昂贵的东西是印度的贫困线所未能包括的：住房、医疗以及教育的费用。此外，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基本不需要供暖，同时在穿着上的花费也较美国的少很多。在自己居所附近工作的印度人，其交通花费基本为零。如果在美国这三方面的花费都能排除，那么一个“没有水电通信与世隔绝”的美国四口之家，一年靠1 460美元也能活下去。当然，这些钱只能用来买足够便宜的食物，比如散装大米、燕麦、豆子以及少量的蔬菜。最近的一项研究还列出了一份“最低需求”清单，依照这个标准，一个美国人可以每天靠1.25美元生存下去，或者说一个四口之家一年有1 825美元就能生活下去。不过，全球贫困线的支持者也须注意，即便是在印度，一天仅有22个卢比也只能让人过着悲惨的生活，印度的穷人及其子女，即便能够靠这点钱维持日常温饱，却无法不成为世界上营养不良最为严重的人。

全球收入不平等

经常有观点认为，全球化让世界变得更加不平等了，富人抓住了新的机遇而变得更加富有，穷人却没有得到多少益处。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这些人运气足够好，能够生活在欧洲或者北美这样的发达地区，享受到这个崭新的、相互密切联系的世界所带来的种种好处；而与此同时，贫穷内陆国家的人们却无法得到良好的教育，健康状况也不佳。全球化的种种好处，完全没有在他们身上得到体现。

也有人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全球化使亚洲劳动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融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机会，即便他们无法移民至发达国家，以前那些只存在于发达国家的就业机会如今也已经大量转移到了亚洲地区。如果这种情况大规模出现，那么亚洲人的工资水平就会上升，而美国和欧洲人的工资水平则会下降，这样，世界整体上的工资差距将会缩小。全球化也使得资本拥有者获得了更多的投资机会。如果富裕国家资本相对丰盈，穷国资本相对稀缺，则世界的开放会使得富裕国家的资本家更为富有，穷国资本家的富裕程度则可能下降。而如果资本家变得更为富有、工人阶层变得更为穷困的话，在富裕国家内部，收入的不平等就会增加，在贫穷国家内部，不平等现象则会出现收缩。（当然，收入不平等不仅仅是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分化。）

在本章的开头，我所提供的数据就显示出各个国家间的平均收入差距正在扩大，或者说得温和点，各国的平均收入差距没有显示出任何的缩小趋势。因为几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发展迅速，全世界有几十亿人口的工资水平正在远离贫困向中产阶级的方向靠近。对于缩小全世界范围的贫富差距而言，这几十亿人口是可以降低全球贫富差距的重要力量。但是，我们不能仅仅用一个平均数来衡量全世界人口的贫富程度，因为这忽视了每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中国人和印度人平均收入的快速增长并不能保证中国和印度内部的所有人都享受到了快速增长的好处。用我之前奥运会的比喻来说，就是虽然中国人和印度人在从游行队伍的尾端向中间部分进发，但这并不能说明所有举着中国旗子和印度旗子的个体都已经走到了队伍的中间。印度高科技城市中的巨富可能早已经站在整个队伍的最前端了，但贫穷的农村劳动者可能还在原地踏步。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如果已经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就可能使得整个国家所取得的进步成绩黯然失色，而世界整体的收入不平等也会因此扩大。

第五章告诉了我们美国国内不平等的发展情况。虽然美国只是个例，但是一些影响美国国内贫富分化的重要因素，比如新科技和全球化等，也会在其他国家或者至少在其他富裕国家存在。另外有证据显示，在贫穷国家内部，并非所有的人都享受到了全球化所带来的新机遇。虽然我知道除了具有难以衡量的共同特性之外，全世界很难有两个国家的不平等状况全然相同，但很清楚的一点是，从总体的趋势来看，全世界的收入差距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尤其是近年来这一趋势更为明显。美国的情况有自己的特点，其贫富差距的总体水平以及近期贫富差距的爆发性扩大，尤其是顶端人群收入的快速增长等都与别国有不同之处。在其他一些富裕国家，顶端1%人群的收入占比在21世纪多数时候是在下降的，且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它们近期所出现的顶端人群收入增长现象在规模级别上也不及美国，出现的时间也较美国要晚。但即便如此，美国也绝非唯一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国家。

中国的经济增长存在地区不平等问题，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农村地区。城乡人民之间的差距推动了人口的迁移，这当然会有助于降低巨大的收入差距，然而由于中国严格限制人口迁移，有超过1亿的外来打工者为了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而不得不和家人分离。在印度，像南部和西部这样的地区发展得要比其他地方好很多，但其全国性的贫富差距扩张特征并不十分明显。对两个国家收入所得税的研究显示，中国和印度收入最高1%人群所占有的财富，虽然数额只有美国同类人群财富数量的1/3和1/2，增速却非常快。当然，有证据显示，其他几个大国都出现了贫富差距缩小的情况，比如阿根廷和巴西，这两个国家传统上都是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这样的情况使得整个世界的图景变得更为复杂。

在不少富裕国家，贫富差距也在近几年变得更为严重。在20世纪前半期，由于战争、通胀以及税收等吞噬了富人阶层的大部分财富，多数国家的顶端收入人群收入都出现了下降。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英语世界的几个富裕国家，比如美国，其收入最高1%人群的财富出现了迅猛增加，但是欧洲其他国家（除挪威外）以及日本却并未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收入最高的这1%人群变得越来越富有时，意味着其他99%的人的财富可能连国内平均值都没有达到。在不同的国家，收入最高1%人群所占财富的比例各不相同，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要对各国其他99%人口的生活水平进行排序，那么这个顺序可能与以全部人口平均收入为准所做的排序有所不同。

法国与美国的比较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近年来，法国的经济增长远不如美国迅速，但是如果对两国占99%比例人群的平均收入进行对比会发现，法国的增速远远快于美国。换句话说，除了收入最高的那1%人群之外，剩余的法国人日子要比剩余的美国人日子过得好。

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与以非英语为母语的人之间也出现了贫富差距，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是由于美国顶级薪酬的爆炸性增长推动了全世界薪酬市场的发展，而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可以在这样的市场中轻易谋职，法国、德国或者日本的管理者则无此优势。一个更为温和的解释是，全球化为顶级的英语国家人才创造出了一个庞大而多金的市场。比如，如今，歌唱家和体育明星也进入了CEO的全球俱乐部。按照这样的逻辑，美国以及其他英语国家人口的超高收入是他们开拓新的全球市场所获得的回报，而不是美国的CEO们拿钱太多以至于其他英语国家的人纷纷仿效所致。

对于所有的富裕国家来说，技术变革与贫穷国家劳动力低工资的竞争是它们要面对的问题。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有和美国一样的国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虽然最近有不少国家出现这种迹象，尤其是中位数以上的人群收入出现了极大的扩张。就业与收入出现两极化现象，并且在富国越来越普遍：很多中等收入的工作为机器所取代，或者被外包出去，而低收入的服务性岗位则大量存在。这种崭新的两极化限制了底层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扩张。另外，底层收入人群中单亲家庭增多，顶层权势人群中权势夫妻的数量也在增加，这些都是新的趋势。欧洲在税收体系和再分配体系方面较美国更为全面，也更注重限制贫富差距的发展，但是这些似乎都未能阻止不平等事实上的持续扩大。

这些国家各不相同的情况，对于世界整体的贫富差距而言意味着什么？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扩大是否会抵消几个人口大国在降低财富不平等中所取得的成就？如果各国的平均收入差距正在扩大，同时一般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是不是意味着世界在整体上变得更为不平等了？

这些问题，只有最后一个有确定的答案——世界并没有变得更为不平等。不同的国家大小规模千差万别，近些年来，几个人口大国经济迅速增长，增速超过了平均水平。当按照国别进行研究时，我们将几内亚比绍这样仅有150万人口的小国与拥有10亿人口的印度等而视之。几内亚比绍和很多其他的非洲国家整体表现不佳，这只能是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距在扩大，但我们要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否在扩大，因此，这种国家间的对比所产生的结论对我们毫无用处。

那么，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是否会影响世界整体的不平等？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是世界不平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尤其是对处在世界整体收入分配最顶端的这部分人而言。但是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而言，这并非决定性因素，因为世界上多数的不平等来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别而非这些国家内部的差别。比如我们再以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为例。相对于其他地区，这些国家的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这样的发展虽然也带来内部贫富差距的扩大，但更是一项巨大的成就，整个世界也因此变得更为平等。而只要中国的收入水平仍然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这个结论就会一直成立。详尽的估算以及多项证据都说明事实就是如此。尽管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距在扩大，尽管各国内部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但是全球贫富差距并未恶化，或者说正在缓慢下降。尽管还有很多东西我们不能全然确定，但这样的结论却极有可能是正确的。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就是中国和印度的增长数据是否真实，它们的增长是否真如其官方所宣称的那样迅速。而因为要对中印两国进行对比，以及将中印两国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这一不确定性也将再次被放大。

最后应该问问自己：我们真应该关注全球的贫富差距吗，如果应当，原因何在？就一个国家而言，内部的贫富差距事关公平：一个国家的公民，不管自己愿意与否，都要缴纳赋税、遵守法律、执行政策，他们理应得到与其义务相对应的合理回报。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曾经写道：“一个政治共同体要想对其公民实行统治，并要求他们效忠与遵守其制定的法律，就必须要对所有的公民采取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应当承认，对于收入分配如何才算公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而美国严重并且在持续扩大的贫富差距是否是一种不公平也是众说纷纭。但是在进行事关收入差距这样的讨论时，关注是否需要有所行动以及如何行动，应该是这类讨论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整个世界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世界上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为人们所拥戴的政府，对于全球间的收入差距，虽然也会有人认为不公平，但是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政府出面应对。对国内收入差距的评估可以为国内政策的制定提供数据参考，但是对于全世界的收入差距评估并不能为国际政策的制定提供数据参考。实际上，在全球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方面并无任何官方数据，而这样的话题或许有待对此感兴趣的个体学者进行研究。在这个领域，有很多共识，也有很多争论。虽然没有世界政府，但我们的确有世界贸易组织或世界银行之类的世界性机构。这些机构的政策会影响到很多国家民众的收入，它们也确实经常像一个政权一样，用行动支持那些公平权利受到损害的人。这些机构都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进行全球征税，也无法建立全球性的再分配体系，但是它们的确有行善或者作恶的潜能，而这足以使得它们至少对全球的收入分配情况进行持续监督。这个世界并非一个联合体，然而也绝不是由一些相互隔绝、毫无联系的国家所组成。